作者：石舒清
出版社：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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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试读：
听来的事情
下面这几桩事情是经李春俊兄介绍，由深圳大浪村的两位客家老人讲给我的，一个叫谢月如，一个叫谢运来，讲的都是日本人的事。谢月如会说普通话，颇为健谈；谢运来则只会说客家话，普通话不要说讲，听也听不懂的。和谢运来老人交流时，虽然同为中国人，我们之间却需要有个翻译。两个老人，谢月如把日军叫日本仔，谢运来叫皇军。叫他们两个改口来叫，都似乎是不容易的。一件军服
那一次是国军和日军打了一仗，战斗很激烈很残酷。两方面都是拼了命打。国军是三个连，日本仔是一个连。刚开始是国军占上风，日本仔是边打边退，边退边打。国军是输在了不能团结作战上。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个连和日本仔打，另外的两个连一个在那边的山头上，一个在那边的林子里，观望着，枪在身上背着，就是不来参战。这个已经在战斗的连看来是让拖住了，脱不了身，他们也就不存指望了，拼命地和日本仔打。战斗结束了很久，有人去摸国军的一些枪，枪管子还有些烫手。一个机枪的扳机都给扳坏了。
长话短说，国军的这一个连，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日本仔也死了不少人。战斗就这么结束了。都纳闷，不是国军三个连么？那两个连为什么不来参战呢？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呢？这真是太奇怪了。后来猜测那两个连不是国军，是伪军，但是转念一想，又说不通，刚开始他们是一致对付日本仔的，一转眼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事情大家还是想不通。想不通的。大家几十年来都猜测着，但是觉着不管怎么猜测，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有些事情竟会奇怪到无法解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想，那些背着枪观望的人大概又是很容易解释这个事的，不然他们也不会那样心安无事地观望。但是那种解释究竟能说服多少人，如果说给我，能不能把我也说服，我就不知道了我这个人爱捉摸事情，我私下里想着怎样的一个解释才能把我说服，好像是没有。但是也说不准啊，不是三个连的人，有两个连已经给说服了么？我就觉着一是肯定有这个说服力，二是觉得这个说服力真是太可怕了。
还有那个始终参与战斗的连，它怎么没有给说服呢？或者是干脆就没有去说服它？不知道内情了。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内情。
我们都很清楚的是，那一次战斗，我们还死了一个乡亲。这个人是现任新围村村长的爷爷。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吧，总之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忠厚话少，在务果树方面有一些经验。他是怎么死的呢？我们这里你可能已经听说了，那时候多果园，我们这里的沙梨和绵柿都是很有名的。战斗打响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乡亲正在他的果园里劳动，拿铲刀在果园里给果树松土。战斗激烈的时候他一直在果园里没有出来。这是对的，给谁也会这样。但是枪声消停下去，他就在果园里待不住了，想出来看看情况。人都是有些好奇心的。他出来看，在他的果园门口不远，有一件国军穿的衣服，就扔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一件国军的衣服会丢在那里。他走上去拿起了那军服，还是新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就把那件军衣穿上了。可能是刚刚穿上，还没有试来合身不合身，就飞来一颗子弹，端端地打中了他。他就这么没了命。打枪的是日本仔。日本仔看到一个穿国军服装的人，就开了枪。那件军衣现在还在他的后辈手里。不是听说，我亲眼见过几次。都是我们一个谢姓的人么。衣服当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年拍一个电影，来了一伙人要看这件衣服，看是可以的，但是后来他们要求拿去拍电影穿，不仅是他的家人包括我们全村的人，都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同意。在这个事情上，好像不必商量，我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军马
日本仔一来，村里人就逃到山上的林子里去。等日本仔走了，我们再回来。回来时村子里已经很不一样了。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损失，有些是鸡鹅给捉走了；有些是猪羊给捉走了；有些是牛给杀了，煮在锅里，还没有吃完；有些是门窗给弄掉了，做了煮肉做饭的柴火。损失更重的人家，那就是房子给烧掉了。已经习以为常。回来了接着再置办。恨得朝日本仔的脚印上吐唾沫，把日本仔剩在锅里的肉也不吃，怎么能吃日本仔的口把子呢，倒给狗去吃吧。倒到茅坑里去吧。真是恨死了，恨一切被日本仔沾染过的东西。当然不吃日本仔留在锅里的肉也还有另外一份担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日本仔在肉里放了什么东西。
但是一次，日本仔也有了一个损失，乡亲们从山林里回来，有人很快就发现了情况，发现在村后的一个深坑里，掉下去了一匹战马。可能是觉着不好往上弄，或者是觉得弄上来也残废了，带上倒是不方便，日本仔走了，把这匹马丢在了深坑里。是一匹白马，额当间黑着一块，看上去肥健得很。坑深而窄狭，越往下，越窄狭，马并没有掉到最底，快到坑底时给卡在了那里。马的头和屁股在坑墙上蹶着，腰在中间可怕地塌下去，隐隐约约看见马肚子黑乎乎地吊在下面。马看起来已经有些变形。一匹马就是变形也不容易变成那个样子。马还活着，它的眼睛上像是蒙了一些土尘。拉出来的粪便有一些沾染在坑墙上。大家刚看到这匹马时都欢呼起来，一些人不由自主地拿土块石块打它。乱纷纷的土块石块让人把马都看不清了。一些砸到马身上的土块石块弹起老高。后来不知道谁阻止了这个事，但是看样子马已经给打得不轻。马卡在那里一动不能动，它的嘴唇蹭开在坑墙上，突突地冒着热气，牙齿几乎都排在外面。
等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它从坑里弄上来时，它已经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它企图要站起来，但是它的腿已经像高跷那样不好站起来了。它就像一个刚刚生下来的马驹那样学着站立，但总是失败，一次又一次重重地倒在地上。它的嘴也是合不上了，不停地试探着要把嘴合上去。还大声地放着屁。尾巴扫来扫去，弄得土尘飞扬。让它再活好是不可能了。有人开始同情地摸着它变了形蹭破了的部位。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这匹马给宰掉了。剥皮后更能看清它真是伤得不轻。村里人排着队来分肉。有着一种喜庆的过年一样的气氛。兵荒马乱的时候，日子是很苦的，吃肉的时候是不多的。终于是吃上肉了，还是日本仔的肉啊。总之虽然村子里刚刚过了日本仔，但和往一回比较，乡亲们的情绪还是很有些不一样的。但是这时候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说这个马你不要看它给日本仔骑着，它并不就是日本马，它实际上还是咱们中国的马，给日本人掳去用了。已经有人认出这马是河北马就是说，中国的河北省出这种马。马肉很快就分完了。不管怎么说，那天夜里，全村的人都吃了一顿马肉。鹅柜
我们这里的人习惯于养鹅。喜欢吃鹅肉、狗肉。有很多种做法。就是焖焖法也有好多种。在我们客家菜里，鹅肉狗肉都是很有名的。我们养狗，与其说是为了看家守门，倒不如说是为了吃狗肉。正因为吃狗肉，我们客家人身体都强健得很。有人冬季可以穿单衫而不冷，就是因为吃了狗肉的缘故。鹅肉也是一样。当然鹅要比狗的品位高一些，比如婚丧嫁娶这些事情，要给女方送礼牲，要在自己家里招待前来吊丧的人，那还是鹅肉更上档次一些。和狗一样，鹅也是会看家的，来个陌生人，鹅看见了，就会叫起来，叫声和平时很不一样，就知道家里是来客人了。有些脾气不好的鹅，还会追了客人啄。小孩子是能叫鹅吓掉魂的。鹅要是暴怒起来，有时候连狗也不是对手。当然看上去是狗在容让鹅，但是狗为什么会容让鹅呢，鹅为什么胆敢在狗面前嚣张呢，这个想起来就有意思了。在我们这里，狗和鹅是很特殊的关系，也许是它们都会看门的原因吧。日本仔来的时候，鹅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因为有时候就是人也给日本仔服个软呢，鹅就不会服软。在鹅的眼睛里日本仔是太陌生了，还这么坏，鹅就拼了命追着啄日本仔。日本仔当然是不怕鹅的，他们高兴的时候，还会陪着鹅耍一耍，做了胆小的样子在前面跑，让气坏了的鹅在后面摇摇晃晃地追。要是日本仔没有好心情，鹅就倒霉了。日本仔折磨鹅的办法真是多种多样。射杀是最简单的了。有时候他们就用刺刀把鹅刺穿了，挑在头顶，离开村子老远了鹅还活着。日本仔就好像忘了刺刀上还穿着一只鹅似的。这是日本仔带走鹅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他们把鹅的扁扁嘴用胶带封了，看起来是很薄的胶带，看起来鹅嘴上好像是没什么，但是嘴已经给封住了，吃不成喝不成也叫不成，成了个哑巴。日本仔就把鹅嘴和它的爪子给捆在一起，有时候鹅嘴是在两个爪子中间，有时候是在两个爪子外面日本仔就把鹅像行李一样背在身上。一个日本仔有时候能背好几个鹅。从远处看，根本看不出来背的是鹅，看不出来背的还是些活物。所以说日本仔一来，人遭了难了，鹅更是遭了难了。相对来说，狗就要聪明一些。狗看见来的人少，而且来人也好像是没什么来头，才会咬上一咬，一见来的人多，狗就会躲得看不见。所以日本仔来了，羊也拉呢猪也拉呢牛也拉呢鹅也捉呢，就是少见他们对狗有兴趣。当然狗肉日本仔还是喜欢吃的。
说得有些杂。下面我说的这个事就是和鹅有关的。
我还是说简短一些吧，反正事情就是这么点事情，没必要说得太长。
从我爷爷说起，我爷爷老了，有气喘病，又有风湿病，加上日本仔这样子闹腾着，叫老人家总是睡不好觉。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就醒了。他自己为这个痛苦得很。睡不好觉人是痛苦得很。他老人家说他要是能无牵无挂地好好睡上一觉，就是突然死掉了也不后悔。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体会不到睡觉也是这么重要。一天夜里，我们正睡得颠三倒四，五迷六糊，就让我爷爷把我们给喊醒了。听声音是紧张得很。原来爷爷瞌睡轻，听到日本仔的机枪声了，嗒嗒嗒嗒嗒嗒地响着。日本仔来了那就只有快跑，哪里还有工夫细听。跟上爷爷我们一家子就向村后的山林里跑去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的人都从睡梦里起来了，往村后的山林里跑。反正大家也是跑习惯了，就算是睡梦中也知道往哪里跑的。有些手脚利索的人还顺手带着一些东西，也有牵了猪羊什么的，总之是乱哄哄地朝后山的林子里跑。我们的那个林子是很大的。只要跑进去，就不容易给找到。再说只要跑进深林里去，日本仔也是害怕的。他们也害怕我们的队伍呢。他们不知道林子里的情况，瞎猜呢。我们也正是利用了他们的瞎猜测。我们也讨厌那些逃跑的时候拉猪抱鹅的乡亲，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子啊。羊一叫鹅一叫，不是正好把我们自己给暴露了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对这些人说服是不起一点作用的。长话短说。我们跑进了林子里，在林子里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正是深秋，林子里湿漉漉的，连树皮都湿漉漉的，像是从冰层下面的水里捞出来的。就是身体再好的人也不敢坐在林子里休息睡觉，都是蹲着站着。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瞌睡得厉害。一会儿靠着我父亲的身子睡睡，一会儿再靠着我母亲的身子睡睡。当然是站着睡觉了。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女人在呻吟，原来她是要生孩子了，赶得就这么巧，实际这样的时候，怎么能生孩子呢。我睡了好几觉，醒来总是能听到那女人痛苦的生孩子的声音。直到第二天午后，我们才回到村里，你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村子里好好的，没有一点日本仔来过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日本仔没有来，是我爷爷听错了爷爷说，一点没错，机枪的声音他没有听过么？他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还怕不是，听差了，还爬起来侧着耳朵好好听了一听，听得出就是机枪的声音啊。一些人围在我家里议论着这个事，直到夜影落下来还没有散去。这时候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的爷爷神情古怪，他好像是又听到了什么声音，却不敢说的样子。这一次大家是都听到了，嘟嘟嘟嘟嘟嘟，真是像机枪的声音，就像是枪声还离得远，正从一个深沟里一路打上来。但是大家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不是机枪的声音，那是我家的鹅在啄鹅柜的声音。我们这里的人把鹅笼叫鹅柜。大家走过去看时，见我家的两只鹅在无所事事地啄着鹅柜，像是它们的扁扁嘴痒痒了，需要它们这样子挠一挠啄一啄。爷爷在这个事情上受了不小的打击，他蹲在屋地上什么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气。
听说那个生了孩子的女人也对爷爷埋怨得很，原来她还不到生养的时候，吃了这一惊，加上夜里那一气跑，就提前把孩子生了下来。那个生下来的孩子过了秤，才三斤多一点。爷爷气没处出，就想出在那两只鹅身上，想一想又作罢，鹅也是活得不容易，它们能有时间磨磨嘴，消消闲，也是很让人感到安慰的啊。我们家里商量着给那个女人送一只鹅去，这样子商量过，结果是没有送。爷爷赌气地说，以后就是日本仔真的来了，他也不会声张了，让别人声张去吧。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米酒
皇军进村的时候，都是骑着马。在马上可以看得远一些。都是穿着靴子挎着马刀，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记忆。他们来了，我就装扮成一个良民，可怜兮兮的。其实老子是民运队的，专门断他的路，拆他的电线的。他们来了老子也跟着说，皇军好，大大的好。老子心里头给他们是另外的一套。心里头硬霸的时候，表面上我就给他做得软弱得很，口头上我把他们表扬得很，他们也就高兴了。他们高兴地笑起来时，我也就笑了。我们好像是笑着一个事情，实质当然不是一个事情，各笑各的高兴呢。
我是村里的堡垒户。什么是堡垒户，就是最靠得住的力量。这得是个秘密事。就是我们村子里，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民运队的，更不要说是堡垒户。村里不少人以为我是个软骨头，见到皇军点头哈腰的，皇军皇军的叫个不停。我就是要叫皇军。我这样叫着，心里踏实得很。村里的一些人那样子看我时我也高兴得很。我这个人性格有些怪，就爱这样子。就爱表面上你们都把我看不起，这样于我好，我可以干得时间长一些。皇军要是晚上看到我在挖他们的公路，一定是一吓死，想不到啊，一个口口声声叫皇军的人原来在干这个事情。这就对了，皇军我也叫呢，皇军的公路我也往断里挖呢，电线对不起，搁到我手里我绝不会手软，一下子我就给你剪断了去，我让你在那边喂喂喂的白喊去。我的一个妹夫，有一次忍了几忍没忍住，就给我说，姐夫，说个头你不比我低，说肩膀也是你比我宽，你何苦着要那样作践自己呢，皇军实在没办法了也喊呢，可是怎么喊也不能像你那样喊啊，你喊起那个来就像是喊不够，这是你的个大毛病。我就怕日本仔以后失势了，你的日子不好过。我给我妹夫没有给好脸色，我说喊个皇军怎么了？皇军不就是个名字么？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呢，我就是这么个爱好。我装作十分生气地对妹夫说，但是装着装着就装真了，我好像真的是生气了。我觉得我的脸色很难看。这真是料不到的，原本是装样子生气呢，就真的生起气来了。也许妹夫是自己人的缘故吧。人对自家人就是更容易生气一些。我妹夫说，你要是对日本仔有这么个脸就好了。他连姐夫也不情愿叫我了。从那以后妹夫就对我不冷不热的。不光是妹夫，妹妹也是。我想人在世上只要是自己心里踏实，就可以对这些不在乎。
干过的事情多了，连皇军打过的交道多了，我给你挑着说一件吧。说起来也真是平平常常的。
一次村里来了皇军，你看我把个皇军叫惯了，不容易改口，什么东西一习惯都是个麻烦。我就这样子叫着吧，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皇军一来，村里人跑了个干净。我当时在地窖里收拾地瓜，跑是来不及了。我在地窖里听着皇军的动静。我心里也有些生气，有些难过，我家里的人是知道我在地窖里的啊，怎么就不来招呼上我一声呢？但是很快我就安静下来，我知道这不是生闲气的时候。我如果待在地窖里，也可能是保险的，但是也说不上，要是让皇军给搜出来，就是个麻烦，要费口舌解释，我不想费这个口舌，我想与其是让你把我给搜出来，倒不如我自己出去，再见机行事。我喜欢见机行事这个话。有时候也是有好机会的，你得胆大，稳，会计划。我拿着几个地瓜从地窖里出来，倒是把皇军给吓了一跳。吓了一跳的皇军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我忙忙打躬作揖，说着他们爱听的话，日本话我也是会说几句的，我发现说日本话比较管用。我说皇军来了，他们都不知好歹地跑掉了，我是不跑的，我留下来就是迎皇军的。一会儿工夫皇军就对我没有多少戒备了。他们还是有些慌张和盲目，事事都问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很可靠的人。皇军来的并不多，十二三个人吧。他们主要是饿了，寻吃的。我就从我家里找出一些东西来给他们吃。他们指点着我院子里的一只鸡，他们好像是礼貌起来了，在征求着我的意见。他们是想吃鸡肉。我就把鸡杀了给他们吃，还从别人家里找出一些馒头来。他们吃得高兴，也用中国话夸我，就像我用日本话夸他们一样。我知道这个夸和夸是不一样的。我心里清楚着呢。后来他们是想喝酒，这到哪里去找呢？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家去找。皇军很信任地跟在我的后面。后来就在谢凤生家找到了一盆酒。那酒还没有完全酿好，但已经是酒香扑鼻。我知道这是谢凤生的老婆为坐月子准备的。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习惯，习惯于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酿些米酒，给月婆补身子。月婆一天只是饮两小勺儿。谢凤生给月婆酿的酒，叫我用来招待皇军了。一时管不了那么多了。皇军都能喝酒。把一盆酒差不多给喝光了。他们让我喝，我就指着脸说我喝不成酒，一喝脸就红，就不能为皇军服务了。皇军高兴地笑着，好像我的理由是很好的，很中他们的意。他们把剩下来的酒倒在院子里，呼鸡和狗来喝。先是两只鸡来品尝，后来狗也忍不住，一边眼神戒备地偷看着，一边就过来伸出舌头舔酒喝，一会儿鸡和狗都有些醉了的样子了，狗是摇摇晃晃地到一边去睡觉，鸡木木地站着不动，在它们身上推一推，才木木地动一动，马上又是木木地站住，看上去它们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皇军看着鸡和狗的样子高兴得很，大笑着。他们好像是把我给忘记了。我发现他们也有些醉了的样子了。我心里偷偷地计划着，抽空儿到厨房里去腰里别了一把切刀。到时候相机行事吧，能弄了就弄一下。皇军要走了，给我竖起大拇指来。可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走。我就说这里的路是多么的不好走路上是多么的危险，我要求给他们带路。我的样子是很诚恳的。皇军叽里咕噜了一通，说的都是我不懂的话，我不必懂那么多，只要允许我给他们带路就行了。我在前面走着，皇军骑马在后面跟着，奇怪的是，那一刻好像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太融洽了，我们好像是重新陌生了起来，好像是在互相地猜测着。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又变成了这样。但是这样子也行了，不可能互相间太信任的。我的想法是绝不把他们带到小路上去，让他们起疑心，没有这样的必要，把他们带到偏僻处去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白白搭上我的性命。我就想着见机行事，机会来了，不要错过就是了，没有机会，那么就算了。我带他们走上大路，走了很远，他们停下马，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我一点也没有要求再带路。分手的时候，我给他们打躬，他们也给我做友好的手势。就这样分手了。我赶紧就往回走，走了很远，回头一看，他们已经走得没影子了，我就在路边坐下来，把腰里的刀抽出来扔在旁边。我心里不好受得很，我想着他们喝了那么多酒，总会是有机会的。但是风一吹，骑在马上的皇军越走倒是越精神。一个计划就这样泡汤了，这让我心里头是不好受的。但是我成功的时候也是不少的，就先给你说这样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吧。
日久见人心，后来没必要再捂着盖着的时候，乡亲们也就明白我是个啥样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都选我当队长，选我我就当，我今年八十四，我六十六岁才从村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
凌伯
凌伯是我的邻居，我和老婆叫他凌伯，我的两个孩子称他凌爷爷。一墙之隔，已逾十年，我们两家的关系是很好的，既可相安无事，又还互有照应说来凌伯对我们的关照要更多一些。我虽出身农家，放牛放羊倒可以的，一到家务细活，比如给窗户上按个玻璃，给小院里的葡萄树搭个架什么的，我就不大做得来。虽只一墙之隔，但凌伯家的院子和我家的院子一比照，简直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凌伯的院子里总是亭亭如盖、郁郁葱葱，总是蔓长瓜多，繁花竞开。连蝴蝶蜜蜂也是清楚这一点的，在整个漫长的夏季，都集中在凌伯的院子里起舞鸣唱，很少越墙而过，到我的院子里来，偶尔有一只两只在我的院子里形影孤单，倒好像迷路了似的。看一看这两个院子，就好像不在同一个季节。我的院子里只有一株葡萄树，原是从凌伯的院子里移植过来的。我常常觉得对那葡萄树不起，想它还不如就留在隔墙的院子里呢，到我这里，可真是冷落它了。
春季到来，它也不得不绿上几片叶子，也会挂几串葡萄聊胜于无，使我有莫名的感动和惭愧。凌伯的院子里，每一条葡萄枝，每一片叶子好像都受到了关顾和安置，攀连舒伸在错落有致的葡萄架上，像在一个散漫的游戏和休闲中。我是不会给葡萄树搭架的，我没有能力安置好那么多的枝枝叶叶我心里也是有些难堪的，想当初凌伯好意把葡萄树移来我的院子里，不仅是糟践了这灵性的树，也还让我觉到一份难言的负担。我常常立在二楼的窗口，透过密密叠叠的枝叶，看到在院子里忙碌着的凌伯，老人总是在忙碌着他很早就起来了，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院子里忙活着了，好像有数不清的活儿需要他来做。有时候看见他拿着一只洒壶给枝叶浇水；有时候手里是一把特制的小剪刀，他把在手里，跃跃欲试，正在找寻着可以剪落的枝叶；有时候看见他拿着一条绵软的布条，正在那密实的枝叶间细致地缠裹着，好像在给小孩子包扎着伤口似的。
凌伯家里还有一个梯架，造型简单，但是结实，看来用的时间不短了。凌伯有时候就搬出梯架来，踩上去收拾枝叶或是摘果子。凌伯已经八十多岁了，这样子是让人看着担心的。他的孙女儿站在门内，只看见一只手在门前一扬一扬地招呼他下来，如此太危险了，但凌伯像是没有听到似的。的确常常看到凌伯立在梯子上做这做那，总是有惊无险。他没有从梯子上掉下来过。他只是一次不小心，坐倒在一辆自行车上，这一下可是跌得不轻。黄昏时分，凌伯会锻炼上一阵，他的锻炼方式是倒退着走路，其实像凌伯这样年纪的人，像正常那样散散步以作锻炼，就算是不错了，但凌伯是自负的，他要加些难度，于是就倒退走路。边走边小心着的，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看看是否会走出路面去。就是这样的小心着，也还是出了问题，不知谁的一辆自行车，在道边放着，凌伯就退到那自行车上去，其实在碰到的一瞬，凌伯已经是看到了自行车，他已经做出了避让的努力，但还是碰倒了车子，凌伯好像有些不得已似的，一屁股坐在了歪斜在一边，缓转着轮子的车子上。只有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才会像凌伯那样跌一跤。
凌伯跌得不轻，听说断了几根骨头，因此住院两个多月。我和老婆去医院里看望时，凌伯正躺在病床上看报纸，立即招呼我看一则老新闻，是关于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凌伯参加过抗美援朝，对那段往事记怀颇深。他也喜欢看书，尤其国共历史方面的书籍，尤为喜欢，常到我家里来寻书看。这一跤让凌伯的髋骨那里装了两块钢板。除过可报销部分，凌伯自费近两万。凌伯感慨地说，太贵了，两块钢板，放在外面也许不值一百块，然而植入人的身体，却昂贵如此，可见人的珍贵。吃一堑，长一智，想着凌伯自此会有所收敛，换一种安全的法子锻炼了吧，但是不然，黄昏时分，凌伯还是倒退缓行，只是伸开两臂，游泳似的划拉着，好像借此保持着平衡。至于梯架，他还是照上不误。他还常常骑自行车自己去买米面。见到熟悉的人还停车打招呼。凌伯身材高大，停车对他来说是容易的，车子稍一倾斜，他一只脚踩实在地上就行了。
对于我院子里葡萄树的境况，凌伯大概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然而别家的生活是不可干涉的。我们两家的隔墙，墙头那里是有着好多个通风的小方洞的，老婆说，凌伯有时候就通过那些洞口，看我家院里的葡萄树。凌伯个头高大，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我则看不到。凌伯看着我家的葡萄树，不知心情如何。后来他到底忍不住了，就过来给我做葡萄架。老婆说，凌伯给咱们弄葡萄架呢，你赶紧帮忙去。我去给凌伯当下手，看见他的口袋里装满了绵劲的小布条，这里缠一下那里绑一下，一个葡萄架的雏形慢慢地就出来了在我看来，那就是出自老人之手的一件艺术品，实用又美观。看似无所用心这里搭一根棍子，那里衬一片枝条，但组合成形，就看出匠心来。真是成竹在胸啊。对于凌伯做葡萄架一类手段，我佩服之至，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劳动里不但有着种种学问，也还有着种种道理，格物致知，益乎身心，这也正是凌伯长寿并且老而尤健的原因吧。有时候和凌伯做着这些劳动，我会感慨起来觉得由于自己的懒惰，失却了多少体会和感悟。我觉得只有凌伯这样侍花弄木的劳动才是劳动，具体实在，滋味深长。但人的想法总是此一时彼一时，我的感慨也总是彼时彼事而已，难得持久。凌伯每年都要给院子里的花木放水几次。给自己的院子里放完水，他总是意犹未尽，水管子又拖拉进我家的院子里，给我们的葡萄树放水，他蹲在一边看着，乐在其中似的。我常常希望这样的时候我最好是不在家。这真是不好意思的。水我们自然是会放的，只是不知为什么，总是落在凌伯的后面。我陪着凌伯给院子里放水时，倒好像让凌伯不安起来，让我忙我的去，不要管他，他是个闲人。倒好像不是他给我帮忙，而是我来帮他的忙了。凌伯在院外靠墙的地方，又修整出几片课桌大小的菜地，种着土豆、西红柿、辣椒等等，在凌伯的精心侍弄下，菜们长势良好像是相互之间有着竞赛一样，土豆把沃湿的地皮撑开许多裂口，像是被谁胳肢着笑个不住似的；西红柿沉甸甸地垂下来，拉弯了树身，就用网兜兜着它们，给西红柿树减轻些压力；辣椒则成串地悬吊在阳光里，热闹得要着火似的。不要看只是这么几小片菜地，凌伯老两口自然是吃不了它们的，凌伯的儿子女儿不时就带一些回去，取之不尽似的。
近水楼台，我也沾光不少。凌伯隔两天就把他的菜给我们一些。凌伯把菜装在小塑料袋里，放在我门侧的窗台上，敲敲门，不待我们开门，他已经走出院子去了。有时候门也不敲，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只有塑料袋里的菜静静地摆在窗口。凌伯家里的一些冬瓜信马由缰，延枝伸蔓，竟越过隔墙，把它的果实沉甸甸地悬吊在我家的院子里，好像来这边躲着一份心闲似的。来我家的人看见那样子总忍不住要笑一番。后来到了摘果的时候，我们就不知拿这些自由散漫的冬瓜怎么办。老婆的意思是摘下来，送还凌伯就是了，就像送枣子一样。凌伯的一株枣树也是这样，一小半树冠在我家的院子里，每年果熟之际，一些性急的枣子就主动掉落下来。自然一部分就落在我家的院子里，每天都要落满一小塑料袋。老婆拾起地上的枣子，送到凌伯家去，一会儿又拎回来大半袋。就此凌伯说过多次，再不要把枣子提过去了，不必要打这个麻烦。的确是个麻烦事。凌伯说，落到谁院里的枣子就是谁的，我们就不再互相给了。这桩小事总是解决不好。如今冬瓜又来凑热闹了。不知道拿那几个悬吊在墙下面的冬瓜怎么办。终于在隔墙洞口那里看到凌伯的脸了，老人显得着急，示意我们赶紧把冬瓜摘掉去。看老人的样子，好像他实在不知怎么说才好了，好像他在说，你们还让我怎么说呢，不就几个冬瓜嘛。好，跑到我们的院子里了，就是我们的冬瓜了。我们就摘了冬瓜，看得出凌伯因此高兴了许多。有时候老家带来一点什么特产，我们也会送上凌伯一点，老人家看到宝贝似的，欣然收下。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一晃我们做邻居已十多年了。凌伯习惯于在我眼前用手指做出数字来，表明自己已经是八十五了。我想，就算是再健康，年岁不饶人，凌伯一定是和我做不了多久邻居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换一个邻居，就好像是换了一样人生。
此后我还可以和凌伯的儿子做邻居吧。凌伯的儿子也已年近花甲。也许因为父母健在的缘故，使他显得相对年轻。他就住在后面不远的大学里，每天至少都会来看一次老人。这是让我羡慕又惭愧的，我一年也见不上我的老人几次。和他相比，说实话，我是更愿和他的父亲为邻居。自然凌伯的儿子也是不错的，忠厚热心，常常爱给我们出谋划策，让我干什么什么，让我老婆干什么什么，他对我的鼓动是，我不应该这样离群索居，应该像张贤亮先生那样，不但写东西，也能挣钱。写东西就写好东西，挣钱就能挣大钱。给我老婆给出的方向是去开出租车。也许他太热心太喜欢出主意了，倒使我对他敬而远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带着我见了不少他认为我应该见见的人，其中有倒腾古董的，有不很知名却极自负的书画家等等，他说作家就是要广于交游，不可以像我这样闭门不出，他多次看着我的眼睛困惑地问，那么你没有生活你写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没办法写。他是喜欢来和我坐坐的，一旦坐下来，又是久坐不走，使我心里发急。对他竟是有些害怕的。有几次他来了，我百思无计，只好装病，手按在胸口那里不放开，脸上也是有病的样子。我想只要他在我身边，我装作有病的样子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果然引起他的警觉了，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着哪里哪里，他就说出许多疗治的方子来。只要他来，我总要出一身汗。凌伯就完全不是这样，凌伯也常到我家里来，他喜欢看书，我常逛旧书摊，书是比较多的，而且知道凌伯喜欢看国共两党方面的史料书，这个我也是有兴趣的，就着意收了不少。凌伯来借书，书拿到手里，即刻就走，留也留不住的。有一段时间，凌伯写关于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写有七八万字，拿给我看，我颇感新鲜，其中所写，和常见的此类文字相比，大有不同。凌伯的字写得很好，所追忆的事情也很有生活情趣和历史感，我竟有了和凌伯合作的心思，说与凌伯，他很高兴，稿子交我，由我处理，只是于事实不要稍有增减即可。我想着我有可能会因此写出一部有价值的书来。可惜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真是对凌伯不起。那段时间，因为要和凌伯一起商量稿子，核对细节，凌伯便多来我家，即使如此，也不久坐，一旦说完正事，即刻起身离去，性格如此，我意也好，如此可得两便。
在回忆录里，凌伯说到战时物资紧缺，不得已，他们也在韩国人那里弄过粮食的，韩国人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千方百计地藏掖着，一次他们看到一家死了人，正围紧在一个坟堆边咿咿呀呀地哭着，他们觉得蹊跷，冒险挖开了那个坟墓，里面果然没有什么死人，而是不少粮食；还有一次，凌伯和一战友押解着四个俘虏到某个地方去，过一条小河时，敌机正好远远地飞过来，俘虏们立即躁动起来，挤眉弄眼地要干什么，果然他们发一声喊，分头跑起来，溅起很大的水花来，情急之中，不容多想，凌伯就开枪了，当场就打死了两个，两个见势忙忙停住跑，规规矩矩地走过来。头顶的飞机显然是注意到了他们，在头顶盘了好几个圈儿，不知为什么还是飞走了，虚惊一场。这一段记述让我难忘。
自此看到凌伯，总是不由得就想起他扣动扳机，向两个逃跑中的俘虏射击的事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已经很难和凌伯联系起来，从凌伯身上，看不到他征战沙场的痕迹了，我所见的凌伯，更多的时候是在津津有味地侍弄他的花木。除却花木，凌伯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读报了，书报也多集中在国共历史一块，他还自己订阅了几份这方面的报纸杂志，有时候看到什么好文章，他会推荐让我也看看。他看过的文章总是批满了文字，好像于此他有许多感慨和观点似的，有几次他看到关于毛主席的几篇文章，就拿来让我也看看，他说这些文章说的难道是真的么？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能够这么干呢？都是一起并肩作战，打江山的弟兄啊。看来凌伯虽已年近耄耋，但让老人家难以平静，感慨系之的事情还多着呢。
凌伯是山西人，十三岁就开始吃粮当兵。他说作家二月河是他的本家弟兄，在同一个村子里，系同一个血脉，这个话题凌伯说过多次，一天凌伯就拿来一封信，原来是他写给二月河的，他觉得二月河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知道家里的历史，他只长二月河几岁，有义务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知二月河，这是他写信的缘由。凌伯让我看看信写得怎么样，该不该寄出去。我意该寄出去。凌伯的信是手写稿，我在电脑上帮他打了一份，凌伯就寄出去了。此后我问过多次，有回音否？凌伯说再等等，他寄到了南阳文联，不知二月河收到收不到这封信。但愿二月河先生收到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写的信吧。
对凌伯，我也有过不敬的地方，好在凌伯自己并不知道。凌伯耳朵背得厉害，他晚上看《新闻联播》，电视的声音总是很大，我这边不必开电视，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于是就借他的耳背哄骗过他。有时候凌伯到我家来，问我在家否。我想他不是推荐着让我看什么就是向我借书，多年来他找我说来只这两样事情。要是我手头有一个活儿，腾身不开，我就会在二楼向老婆高喊，让老婆说给凌伯，我没有在，我听到老婆给凌伯说，他不在，老婆说时一定还辅以手势的，这样凌伯就走掉了。我的声音再大凌伯也是听不到的。我们就是面对面说话他也听不清。我们常用的一个办法是，我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给他看。
有好几次我在楼上，听到老婆按我的授意说我不在时，我听到凌伯还在大声地说什么，我竟然听到他对着老婆在夸我，说我是好样的，干的是辛苦活，让老婆要好好支持我呢。这时候我躲在上面也是不好受的。
凌伯已是长寿之人，我只祝凌伯在世之时，日日健康。
附凌伯给二月河先生的信：解放老弟：
来信首先问你父母好？你好？全家好？
你不知我是何人，为何来信。我先作一简介。我是咱村凌从文的孙子，凌尔运的儿子，名凌振方，奶名铁头。我出生于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后的二十多年，都是残酷的战争年代，小学没上几天就辍学和土地及铁厂打交道。日本鬼子投降后我被招至八路军太行兵工厂造炮弹。四七年又参加刘邓三纵七旅侦察连当兵。曾参加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斗，五六年转至西安，六五年调三线宁夏国防厂。七七年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机关工委搞纪检。八六年退下来，现身体还好，家中除老伴外，还有一子二女及孙女等，均好。
光阴似箭几十年，你父在七十年前同兄弟几个共同参加革命，奔向抗日战场。一九四一年冬我从河北赞皇县看我大姑返家，你父在县东山区根据地政府工作，我们在邵铺李家庄见面话别，从此再未见面。现在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老弟，过去几十年我回乡数次，村中健在的长辈关心后辈，曾说你著了不少历史书，不愧是凌家的文人子弟，我在书报上也见过你的名字，现正读你的著作《乾隆大帝》，心有所感，也有所牵，因此冒昧来信问好。
人过花甲之后，常思念去世的长辈，想起战场上牺牲的战友，过去几十年的耳闻目睹和所经见的大事常在脑里闪现，使人不能安宁。如四十年代村里搞土改，那时我恰巧临时回家，得知了你一家及东西两院及你姨父两家的不幸，男女老少，二十余人都是很悲惨的结局。不知你对这段往事有无了解若无了解，下次来信，我可尽我所知告你。
现在家人的情况，大致和全国各地雷同，前两年两家后人来宁夏看我都说日子好过了一些。
我们同辈同宗，虽然远隔千里，总是多有念想。我的邻居也是一个作家笔名石舒清，获过鲁迅文学奖，我也介绍你的书给他看。
一纸七十年，想说心里话。时光东流水，你我总一家。
谨祝你阖家安好！老兄：振方
借人头
看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周养浩写给中共的一份交代材料，材料写于1965年，内容是关于军统头子戴笠的。周养浩系戴笠的得意门生，受戴笠所命，在贵阳主管有名的熄烽监狱时，为戴赢得不少光彩，戴因此认定周是办理特务监狱的杰出人才，在军统集会上戴对周从来都是不吝赞词。二人关系密切，自不必说。因此出于周养浩之手的这份有关戴笠的资料，其可靠性应是不容置疑。
其中一节说戴笠“借人头”以“振特工纪律”，读来颇感震悚，不知为“振特工纪律”，戴老板（戴笠喜欢部属如此称呼他）统共借得多少人头，只周养浩的交代材料中，这样的头颅就有好几颗。我看过这份材料很长时间了，不知为什么，总感难得释怀，于是就从这样子被“借”去的“人头”里，选出两颗，录照于此。冯若菊
冯若菊，女，贵州熄峰人，苗族，被枪决时年仅二十二岁。冯出身贫苦，父亲是剃头匠，剃头匠视女儿如掌上明珠。虽家境贫苦，他还是供养冯若菊读书。若菊也争气，后经层层选拔，考上了国民党军统黔阳训练班，毕业后又幸运地被分配至军统所属的贵阳邮电检查所任检查员。剃头匠为此摆过两次家宴，请亲戚邻里来以表庆贺，虽说只是家宴，不是下馆子，也一定花去了剃头匠不少剃头所得。材料中虽没有详说，然而可以想见，那自然是剃头匠一生中最为风光得意的瞬间了。
军统管理严苛，一旦进入军统，即属献身党国，毫无个人自由意志可言。军统有一个特别的训练班，常常在夜半更深之际，把睡得昏昏沉沉莫辨东西的学员们突然唤醒，集中在一个穴洞似的屋子里，先使灯光昏暗，特意营造出一种阴森神秘的气氛，给受训人员特殊的影响和暗示，然后要求学员们刺破手指，滴血盟誓，表达对事业和领袖的不二忠心，也还有誓词，誓词是：“余以至诚，拥护领袖，实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团体命令，保守秘密，做一个无名英雄，不成功就成仁，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制裁。”受训期间，不得与亲朋有丝毫联系，不得将受训事稍有外泄，受训人员丁继曾、卓承宝、章微寒等外出时不过和熟人点了点头以示招呼，不知被谁的眼睛看见，密报上去，该三人便得到各蹲禁闭室两周的惩戒。军统规则多如牛毛，有一规定是，抗战期间，属国难之时，凡军统人员，均不得在此期间结婚成家，所谓国已至此，何以为家？重庆稽查处检查员鲁东辞，就因犯了军统不准结婚的“家法”，被处以徒刑三年。听起来好像只有清教徒或自甘受虐者才可以在军统这个环境里工作的。冯若菊虽不曾参加过这样洗脑式的训练班，但是朝夕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不受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道这个苗族姑娘为自己不慎落入如此一个环境后悔过没有。然而一旦到这里面，后悔也总是来不及的。即使深有悔意，也只能甘苦自尝，不能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对剃头匠的父亲说让被剃头挑子压弯了腰的父亲继续沉浸在他的得意和欣慰里吧。也许老人早有察觉，只是不愿说出来而已，他实在没有从已经出息了的女儿那里得到多少孝敬钱的。这倒罢了，连见个女儿也不容易，要预约，要定期一见，这不是和蹲大牢一样么？但是公家的工作，总有其特殊性和神秘性，是不能妄猜更不可埋怨的。剃头匠从没有问过女儿月薪多少，但是，看状况，比他这个剃头匠多不了多少的。
当然女儿刚刚参加工作，未来是可期待的。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操心我们，你看我还能跑几年。这样的话，剃头匠一定给女儿讲过。有限的几次见面里，剃头匠一定和女儿说过不少话。谁的耳朵听到过那些话呢？也许没有任何一双耳朵听到过。关于女儿婚姻大事的话，即或不便言说，即或遮遮掩掩，但是，总是涉及过这方面的话吧。但是军统却不许所属成员结婚成家不准结婚，即不许恋爱，但暗恋总是可以的吧。暗恋是一种隐秘情感，无把柄可资获取。正是怀春时节，冯若菊也暗恋着一个人的，这个人叫鲁其圣，系军统贵阳站报务员，斯文寡言的一个年轻人，像总是在心里暗暗破译着什么密码。冯若菊一见他就喜欢上他了，精心为他准备过几样从来也没有打算送出去的礼物。也只能这样而已。谁都不能说，只是自己心里的事，连剃头匠的父亲也不能说。要是剃头匠再说起有关婚姻的话题来，想必她一定是情愿听的了。但是鲁其圣显然没有这个意思，他连好好看过她一眼也没有。他好像是一个对异性没有多少兴趣的人。也许正是这一点在吸引冯若菊也未可知。每次集会，人都不少，冯若菊喜欢在乱纷纷的人影里看到鲁其圣，看到鲁其圣的种种样子，每一种样子都让冯若菊动心和满足。真是太好了，可以在纷乱的人影里看自己心仪的人，而又不被对方知道。尤为可喜的是不被任何人知道。要是给鲁其圣看到冯若菊看他的眼睛，那不是完了么？那就完了。这样子最好。冯若菊满足于这种一厢情愿，不求更多。即使每次集会，冯若菊都清楚鲁其圣不会对自己有所留意，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收拾一下自己，衣服啊发型啊立坐言动的样子啊等等，都会多些用心。如此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使自己心里更多一些底气，使自己更好地在一种心境和仪式中。恋爱是一种饱含激情的仪式。暗恋更是。但是，仅此而已。而且冯若菊觉得能够这样子真是好极了。她觉得自己心里活跃着一个宝贝，是别的任何人都没有的，她觉得这个宝贝，连鲁其圣也没有。她有时看着那显得孤寡落寞的鲁其圣，甚至禁不住有些怜惜他了，觉得他只知道低头想事情，不知道抬头看风景，真是太可怜了。
日子就这样暗流涌动，风平浪静地过着，一些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冯若菊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天下午，邮电所所长，她的头儿洪深志，走到她跟前悄悄说，下班后不要走，有任务。她就没有走。下班后洪深志让她先回宿舍收拾一下，最好能穿上民族服饰。民族服饰自然有的，然而远在熄烽老家。不过她还是换了一身衣服出来。去干什么？这个是不能问的。却原来是去陪客吃饭。来了一个大人物视察工作，过后吃一个工作餐。陪客有何志正、洪深志等七八位，其中女性包括冯若菊计有三人。冯若菊觉得那个大人物真是威严而又亲和，好像满桌的人无一个在他的眼里，但是又一个也不曾从他的眼里漏掉。席间还为大人物出了两个节目以为娱乐。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冯若菊出的。冯若菊唱了一段苗族民歌，洪深志像是对她深有了解似的，让她不要光是唱，要载歌载舞，这个对冯若菊来说也是容易的，她就载歌载舞了一番。大人物因此开颜鼓掌了几下，显然是给洪深志争得了面子，这从洪深志的脸上看得出来。冯若菊是那种初看也平常，但是如果你愿意看，用心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越看越好看的姑娘。其实许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姑娘都有这个特点。宴席过后，众人一一散去。但是已经回到住处，并已解衣睡妥的冯若菊，又被洪深志悄悄叫起来，说是另有任务。冯若菊就跟去了。她被领着走了不少曲折神秘的路径，最后是被推进了一个有些奥深的套间。套间门在冯若菊进去后神秘地关上了。屋子里黑洞洞的没有开灯，有一种刚刚洗过澡似的好闻的气息。后来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冯若菊连他的面目都没有完全看清。她知道那个人是谁。她后来又被送出了那个屋子。她没有在那个屋子里睡到天亮的权利。在深夜里她被送回到她的住处。如此而已……
让冯若菊惶惶不宁的是，她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她发现自己被许多奇怪的眼神看着。冯有了一个决定，既然结婚无望，那么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总是一个孩子。肚子里既然有了就一定要把它生下来才是，要不拿它怎么办？一旦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冯若菊就不在乎那些奇奇怪怪的眼神了。而且所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啊，你那样奇怪地看我，我还要以更为怪异的眼神看你呢。谁也比谁好看不了多少。冯若菊发现洪深志对她的大肚子视而不见似的。洪深志看上去心情也不好，满下巴黑白相杂的胡子使他显得潦倒，也许他的苦心白费了，并没有因此捞到多少好处。冯若菊发现洪深志看自己的目光尤为奇怪，他总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她，像在困惑中求索着某个难以捉摸的答案似的。管他呢，冯若菊才管不了那么多。她开始一心为生孩子做准备了，她置办婴儿所需的一应东西，她也在加强着自己的营养，好使自己的体力和信心都更足一些。但是，开销多起来，有些捉襟见肘。怎么办？是不能和人借钱的。这时候借钱，必会受人奚落。冯若菊想着可以挣钱的法子她已经不大容易想起那个叫鲁其圣的人了，觉得没有多余的力气想那个人了。冯若菊那时候想得最多的是怎么能弄到一笔钱，好使孩子生下来后有个保障。她终于有了一个不必和人借，还可以得到钱的法子，她不是邮电所的检查员么？就借这个方便，她把客户的一份面值50块（一说200块）的汇票据为己有。但还没来得及置办任何东西，就被军统督察发觉，报告了戴笠戴老板。戴笠命军统司法科判处冯若菊死刑，签请蒋介石批示。同时把冯若菊拘拿至熄烽监狱收监。
冯若菊还不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她还在考虑着孩子生下来该怎么抚养。她发现肚子里有个小生命后，她考虑自己因此少了许多，一切考虑都是孩子作前提似的。然而死刑很快得以照准。那是夏季的一天，虽是清晨，但是天地间好像已有了某种让人气闷的热力。冯若菊正在给婴儿准备什么，监牢的门开了，监狱负责人何志正走了进来，何志正和气地笑着，拿起冯给婴儿准备的东西看了看，口气温和地说，可以不必在监牢里做这些了，可以拿回家消消停停地做了，何宣布，已得上峰命令，冯若菊监禁时间已满，从此要痛改前非，好好为党国出力效劳。冯若菊的喜悦自不必说。她禁不住给何志正鞠躬再三。何也给她微微鞠躬以示还礼。然后就催促她梳洗打扮一下，穿上新衣服，以便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去见同事上级。这个说得在理。冯若菊就麻利地收拾着自己，梳头洗脸，整理行头，穿上了新衣服，然后向何志正笑着，表示已收拾齐整，可以走了，自然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了。这时候何志正戴上了墨镜和白手套，突然间换了一个人似的，说既已收拾齐整，那么就留照一帧作纪念吧。冯若菊顿时脸色大变，她明白原来不是放她出狱，而是自己的死期到了。她不照相，哭闹不已，但还是被照了相。冯若菊于是提出请求，指着自己的鼓起来的肚皮说，死刑可以接受，但是等孩子生下来再执行好不好？孩子在她的肚子里活了已经七个多月了。但是请求没被同意，刑警们赶时间似的，上来一边一个，架了冯若菊就走。熄烽监狱的后面，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岩洞，距离监狱大约半华里，一向罕有人迹，冯若菊就被拖拉到那里枪决了。她给婴儿所做的那一系列准备当然都属白费心思。
冯若菊哭着照相的样子使整个行刑的程序有了一点小变故，原本定好的行刑者到岩洞后临时改意，不做行刑者了，何志正脱下白手套来给了那人几个耳光，他才对着冯若菊跪在洞壁下的背影连开两枪。
冯若菊被枪决的当天中午，太阳暴晒着，得到通知的剃头匠就带着两个帮工来到熄烽监狱，把他的女儿冯若菊拉回去了。他还不知道女儿已被秘密地带到了熄烽自己的家门口，还以为女儿在贵阳好好地上班呢。冯若菊被执行死刑是十时左右，也许那一刻，剃头匠正在给某人剃头，并且不无自豪地说到了他的女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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