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谷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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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莲小笺试读：
陈洪绶与周亮工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与周亮工相遇应该是在明朝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是在这一年的晚秋时节。南方的树木在这个季节，会特别好看，该红的红了，不红的还依然绿着。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中这样写着：“九月二十五日，赏红叶于诸暨苎萝山，得《红树》诗十首。此顷，周亮工以父官诸暨，省亲，与陈洪绶数游五泄山，成笔墨交。”
这一年周亮工十三岁。
周亮工从出生地南京随父亲来到浙江诸暨，是在上一年的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之“年谱”载：“癸亥十二岁，随封公赴浙江诸暨主簿任。甲子十三岁在诸暨时随封公游于五泄，便知爱恋山水。信笔成诗，多佳句，同游见者咸惊讶之。”可见，周亮工敏而早慧。
封公即周亮工父亲，名文炜。主簿一职为县衙掌管官府文书账簿的小官僚，属于较为低级的事务官。文炜主簿也是一位刚直之人，常施德于民，而抗令。小小主簿，常与县令对着干，自然混不下去，不日便拂袖离去。《赖古堂集》附录之“年谱”有载：“乙丑，十四岁。封公为县主簿，多所平反。邑人见公喜曰：‘高于门者，其在是矣。’封公以公事恒与令左，久之，左迁王府官，遂拂衣还白下。”
周亮工客居诸暨时间不长，却是有缘结交诸暨陈洪绶，并多次与陈洪绶结伴同游五泄。他们二人后来的诗文中对此均有记述。周亮工在《读画录》之“陈章侯”条下载：“家大人官暨阳时，得交章侯，数同游五泄，余时方十三龄，即得以笔墨定交。”《赖古堂集》卷三有《赠陈章侯》诗一首，题解一行：“甲子岁，予侍家大人在暨阳，即索友章侯。”全诗是这样写的：“浣纱溪上过，颇忆尔能文。热客纷相逐，闲鸥冷自群。伊人依白露，妙画攫红裙。清酒三升后，闻予所未闻。”
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中对此也有记述：“四年（1624），陈洪绶病体稍愈，就扫兴南归，养病诸暨。在家乡他结识县主簿周文炜之子周亮工，两人同游五泄山，观瀑布，谈诗文，趣味相投，许为笔墨之友。”
这一年，陈洪绶二十七岁，大周亮工十余岁，也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之交。说起来，两人也是有缘。上一年，也就是天启三年（1623），陈洪绶曾北上赴京赶考，或许是天时不济，或许是官场昏暗，陈洪绶不但考场失利，而且因内心郁闷，还染上了疾病，无奈，只好南下回到诸暨老家。如果陈洪绶当年考场高中，他与周亮工便有可能失之交臂，也就没有了这段传唱至今的文坛史话了。
陈洪绶与周亮工再次相聚，是在十七年以后的1641年，即是明朝崇祯十四年，陈洪绶时年四十四岁，而周亮工则刚满三十岁，地点是在北京。陈洪绶于上一年的秋天再次从诸暨进京，作画为生，一度被召入宫中作画，为宫中画师，名“舍人”。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中对此是这样写的：老莲“被命供奉不拜，后召入为舍人，因得纵观内府画，艺事益进，与顺天府崔子忠齐名，时称‘南陈北崔’。”
这一年，周亮工三十岁，在京“谒选”，意思是，官吏赴吏部应选，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去中组部听候任命，只不过当时是中央集权制，小小县令也需要吏部任命。周亮工被任命的结果是“入得山东莱芜州潍县令”。在京“谒选”期间，周亮工的心情是欣喜的，于是便与京城的一班文人墨客结社吟咏，眼界清高，指点天下江山。周终究还是记得自己是一个文人，膝下应有黄金的。在若干年的明清易代后，周似乎忘记了根本，做了清朝重臣，此是别话，再表。
陈、周阔别十七年后在京相遇，其欣喜不言而喻。时，周亮工的作诗水平已有大进，令陈洪绶刮目相看。此情此状，太遥远了，不过有两条，可以佐证。
一条是黄涌泉的《陈洪绶年谱》，是这样描述的：“是年，周亮工谒选来京都，先生雅好亮工诗，遂成莫逆交。”
一条是周亮工对此的自述，写在其专著《读画录》中：“辛巳余谒选，再见与都门，同金道隐、伍铁山诸君子结诗社，章侯谬好余诗，遂成莫逆交。”
周亮工离京赴潍前，陈洪绶作《归去图》相赠。周亮工在《读画记》中载：“余方赴潍，章侯遽作《归去图》相赠，可识其旷怀矣。”
陈、周再次相遇又在过了十年以后。是顺治七年，即1650年。时陈洪绶五十三岁，周亮工三十九岁。岁月沧桑，已是换了天地。周亮工已于易代后的顺治二年（1645）降清。《赖古堂集》附录之“年谱”有载：“乙酉三十四岁，王师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抚两淮，授两淮盐运使，以原御史衔改盐法道之设。”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也有载：“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四十八岁。……是年周亮工降清。”
这一年，周亮工任福建按察使。五月，周北上述职过杭州，与陈洪绶相遇，时陈洪绶寄居杭州。周亮工索画于陈洪绶，先“勿与”，屡请，次月陈洪绶则为周亮工作《归去来图卷》。
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对此有详述：“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五十三岁。五月，周亮工北上过杭州求画，勿与。六月，在林仲清家，请萧数青整理笔墨，为周亮工作《归去来图卷》于杭州定香桥畔。画分十一段。为‘采菊’‘寄力’‘种秫’‘归去’‘无酒’‘解绶’‘贳酒’‘赞扇’‘却馈’‘行乞’‘灌酒’。题款云：‘庚寅夏仲，周栎老见索。夏季林仲青所萧数青理笔墨于定香桥下。' ”
陈洪绶恐怕也是寓画于意。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中有这样的叙述：“故交周亮工降清，路过杭州向他索画，洪绶不应；后经屡请，才作《归去来图》，用心良苦地劝周亮工不要为清廷服务。图中《解绶》一幅，绘陶渊明傲然官禄，两眼充满着愤懑的神色，形象高大；而接印的书生，个子矮小，弯背荷腰，一副拘谨贪禄的猥琐模样。”
对此，周亮工在《赖古堂集》卷二十二之“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中也有所及：“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余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颖秃，弗应也。庚寅北上，与此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周亮工应该明了老莲当时的心态的。
第二年，顺治八年，即公元1651年。周亮工南下入闽，过杭州，再晤陈洪绶，还是在上年的定香桥畔。这次，陈洪绶满足了周亮工索画的要求，欣然落笔，并一气连续画了十多天，共作画四十余幅，算得上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桩隆重的画事。周亮工还记下了陈洪绶当时作画时的情状，传神得很。还是《赖古堂集》卷二十二之“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明年余复入闽，再晤于定香桥。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数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律、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自定香桥移余寓，自余寓移湖干，移道观，移舫，移昭庆。迨祖余津亭，独携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
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也有记述：“是年，周亮工入闽，途经杭州，再晤陈洪绶于定香桥畔，陈洪绶为之作《高士雅筵图卷》等大小横直四十二件。”
从中似乎可以看出，这次陈洪绶为周亮工作画，其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在周亮工滞杭期间，陈洪绶除了欣然作画，二人互有诗歌唱还，陈洪绶的诗题是《喜周元亮至湖上》，光看诗题，也是很能反映出陈洪绶当时心态的。全诗分二阙，其一：“独脱烽烟地，同寻菡萏居。半年两握手，十载几封书。人壮吾新老，兵销会不疏。此来难久住，一笑一唏嘘。”其二：“索画苍夫在，生俏伸丽人。云中车马日，桃叶大堤春。笔墨神霄谱，装潢鸾雀新。开看湖上月，萧鼓杂嘉宾。”还是能从中读出一些寂寥沧桑的心情的。
周亮工和诗一首，收《赖古堂集》卷三，题为：《章侯闻予将返湖上，预成一诗，次韵答之》：全诗为：“地入蛮乡去，谁留湖上居。相期强善饭，悔不早焚书。送别潮声阔，怀人雁影疏。赠予山怪甚，帝见亦医虚。”
接连两次杭州相会，前后也不过半年左右，而陈洪绶对于周亮工的索画要求，完全持两种态度，周亮工不免也是心存迟疑。
其实陈洪绶如此欣然态度，恐怕也是感觉到了自己心力难济，且世事无常，来日无多了吧。与故交周亮工这次做别，何日得以再见，茫然得很了。别后，陈洪绶还写诗一首《寄周陶庵》，有这样的诗句：“别后病三日，始成出处图。松栖处士迹，骑拥武侯躯。酷学高人笔，深摹伟丈夫。吾思易地语，子忍负之乎？”也有一种无奈之思。
第二年，即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逝世，享年五十五岁。陈洪绶的死因及去世的具体日子，至今仍是个谜。在老莲的年谱年表及简历中，只着一个“卒”字了结。研究者一般认为属非正常死亡。
顺治八年（1651），周亮工与陈洪绶杭州一别，竟是死别。不过，陈、周二位至交的最后一见，却是给后人留下了传世至宝，周亮工对陈洪绶传下的画作，更是视为珍宝，且秘不示人。还是《赖古堂集》卷二十二之“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有载：“岂意予入闽后，君遂作古人哉！予感君之意，既所得夥，未敢以一幅贻人。”毕竟至交，惺惺相惜，周亮工是懂得陈洪绶的传世价值的。
后来，周亮工在其多部著作中，多次论及陈洪绶，如：《读画录》《书影》《赖古堂集》等。可见陈洪绶在周亮工心目中一直难忘。周亮工在《读画录》专列“陈章侯”一章，为陈洪绶立传，传神得很，是传世经典，其中写道：“章侯性诞僻，好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贫不得志人作画，周其乏，凡贫士藉其生者数十百家。若豪贵有势力者索之，虽千金不为搦笔也。一龌龊显者诱之入舟云，将鉴定宋元人笔墨。舟既发，乃出绢素强之画。章侯科头裸体，谩骂不绝，显者不听，遂自沉于水。显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终一笔不施也。以此多为人诟厉。年五十六，卒于山阴。”
周亮工客居诸暨时日不多，数载而已，且是年少时光。但诸暨一地，也是留在了周亮工的心底，无法挥去，在后来不少文字中，时见关于诸暨的记述，读来颇有意味。《书影》卷一即有这样一则关于诸暨的文字：“仙游唐梅臣为诸暨令，既去，书‘浣纱’二字，付陈太学归，勒之石上，好事者谬传，以为右军笔迹。王季重争之为褚河南，又争之为唐宋高手所赝。”但又云“予侍家大人在暨时，邑中人言：实陈章侯书，予见梅臣书甚多，皆软媚无少骨气，二字断非梅臣手笔。然每晤章侯，忘问之”。
周亮工写道诸暨，似乎总是忘不掉陈洪绶的。
陈洪绶与张岱
一明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的晚秋或初冬，陈洪绶（老莲）与张岱同在杭州“岣嶙山房”读书，结下同窗之谊。时年张岱二十八岁，陈洪绶二十七岁。
岣嶙山房位于杭州灵隐韬光山下，为杭州李茇（号岣嶙）所建，依山临溪，古木蔽天，曲径通幽，是读书著述的绝佳处。
后来，陈洪绶与张岱对岣嶙山房均有追忆文字。
陈洪绶专有《坐岣嶙山房》一诗，收《宝伦堂集》卷五。写的是当年在山房读书的情状，诗意盎然。全诗如下：“山里坐深秋，寻居最得幽，老枫团曲径，修竹隐高楼。有句有人和，无时无妙讴，六桥诸画舫，数日出夷犹。”
张岱则更是在《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部笔记中分别专列“岣嶙山房”条，记述甚为详尽。《西湖梦寻》之“岣嶙山房”中是这样写的：“天启甲子，余与赵介臣、陈章侯、颜叙伯、卓珂月、余弟平子读书其中。”《陶庵梦忆》对“岣嶙山房”作了描述，寥寥数言，简洁且形象十足，不愧为“绝代的散文家”（黄裳语），是这样写的：“岣嶙山房，逼山、逼溪、逼韬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天启甲子，余键户其中者七阅月，耳饱溪声，目饱清樾。”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当年山房的风致。
黄涌泉《陈洪绶年谱》对此也有记载：“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先生二十七岁。秋冬间，先生至杭州，与赵介臣、颜叙伯、卓珂月及张岱兄弟读书于杭州灵隐韬光山下之岣嶙山房。”二
陈洪绶还在杭州一个叫“烟霞石屋”的地方读书，虽没与张岱同窗共学，但张岱对此还是有所交代。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有“烟霞石屋”一章并记：“由太子湾南折而上，为石屋岭，过岭为大仁禅寺，寺左为烟霞石屋，屋高厂虚明，行迤二丈六尺，状如轩榭，可布几筵。……王予安、陈章侯洪绶尝读书其中，余往访之。”
张岱在文中提到了王予安，就不得不说说陈洪绶与王予安的关系。老莲诗文集《宝伦堂集》能传世流芳，王予安功不可没。
王予安，山阴人，与陈洪绶、祁豸佳、董阳、王雨谦、王作霖、鲁集、罗坤、赵甸、张逊庵称“云门十才子”。
明清易代后，陈洪绶避乱于绍兴城外的秦望山脉，“无可消遣”，便修订由儿子小莲所录的陈洪绶诗文集，并得名为《宝伦堂集》，后交王予安是正，时王予安在诸暨西安乡江藻村钱氏来园开堂授课。
陈洪绶在向王予安寄呈《宝伦堂集》稿本的同时，附函一则。黄涌泉在《陈洪绶年谱》中有载：“明永历元年，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夏秋间，先生在山中（避乱）无可消遣，将四子小莲平时所录己诗，稍加裁删，定名曰《宝伦堂集》，寄送诸暨西安乡江藻村王予安是正，并致一信云：‘悔迟雅不以诗鸣，儿子鹿头，私将生平所作编次成帙，展阅一过，可删者十七，昼长如年，山中无可消遣，即将鹿头所编次者删录呈政，知予老见之，必有教正。' ”鹿头为小莲乳名。《宣统诸暨县志》卷四十九《经籍志》在记述陈洪绶《宝伦堂集》渊源时，有载：“枫桥陈氏授经堂藏有洪绶手录稿本，乃江藻来园故物，末无《避乱诗》”。
来园钱氏后裔钱洪裘在予安师《宝伦堂集》辑录本有跋，云：“……是岁予安师设帐物予家之来园，寻先生归道山，此稿流落余家者三十年，今秋解组归，得见稿。想见两先生诗酒风流，聚首来园，小步芳径，村父老莫不以为神仙中人，追溯及之，不胜梁木之恸。”三
陈洪绶、张岱虽所治各异，却是同出一域一代，老莲诗画，张岱文史，自然相互影响，彼此浸染，并晚明双峰，且流风至今，不绝如缕。近人黄裳视张岱为“绝代的散文家”。
张岱在《琅嬛文集》中曾说：“……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书画，则有陈章侯、姚简叔为字画知己。”
张岱晚年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将陈洪绶列入“妙艺列传”，其中写道：“笔下奇崛遒劲，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则李成范宽，花卉翎毛则黄荃崔顺，仙佛鬼怪则石恪龙眠。画虽近人，已享重价……自题其像曰：‘浪得虚名，穷鬼见诮，国亡不死，不忠不孝。' ”李成范宽，黄荃崔顺，石恪龙眠，皆卓然大家。
康熙十九年（1680），张岱撰《越人三不朽图赞》。赞陈洪绶：“善作画，下笔有生气。晚号老莲，名重一时。赞曰：跌宕章侯，聪明桀骜。字画出入，掀翻窠套。术动王公，四裔名噪。鬓少心存，自为写照。”可谓是盖棺定论。
陈洪绶对张岱的才情也是极为叹服。张岱写了一出揭示时弊的杂剧，名为《乔坐衙》，陈洪绶以为极是，“乔”，装腔作势之意，时为俗语。便专门写了题辞，写得大气而到位：“吾友宗子才大气刚，志远博学，不肯俯首牅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闲置。吾宗子不肯俯首而今俯首之，不得闲置而今闲置之。宗子无能无言田亩乎？《乔坐衙》所以作也。……然吾观明天子在上，使其人得闲而为声歌，得闲而为讥讽当局之语，新辞逸响，和媚心肠者，众人方连手而赞之美之，则为天下忧也。”陈洪绶《张宗子〈乔坐衙〉剧题辞》一文，收《宝伦堂集》卷三。四《水浒叶子》是陈洪绶人物画（版画）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一经面世，便风靡天下，风华绝代，以致后世绘写《水浒》英雄很难脱出老莲的笔意。当今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片尾人物造像，依然沿袭陈洪绶笔法。
李一氓曾为陈洪绶的《水浒叶子》版画集写过“序”，其中写道：“陈老莲，名洪绶，浙江诸暨人。明末名画家，以画人物著名，也画山水、花鸟。研究中国版画及版画史的作者，在涉及明代时，都不会不提到陈老莲及其所作的《水浒叶子》等等作品。我们今天看这些版画，《水浒叶子》也好，都会被画面的工致所吸引，赞叹刻工的精巧技术，简直登峰造极。同时，也不会忘了陈老莲这个画家，怎么画得这么精巧，这么流利，也为人物的精神状态，个个都奋发有为的样子所吸引，赞叹画家构画融浑，使笔锋利，真是气象万千。”
经典的《水浒叶子》，其实是在张岱的敦促下完成的。
那是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陈洪绶与张岱共同的朋友、姑苏读书人周孔嘉客居绍兴，住在绍兴古轩亭北面的民宅中。闲来无事，张岱常去周家聊天喝茶，志趣相投，便“剧谈竟日”。周孔嘉一家八口，以抄书卖文为业，别无来源，生计艰难，朝不保夕，最后几乎沦落到临街乞讨的地步。张岱见状，便请陈洪绶（老莲）画酒牌行销集市，以助周孔嘉一家生计。在张岱的敦促下，陈洪绶便欣然命笔，花了四个月时间，共绘《水浒叶子》酒牌四十张，所谓叶子，乃是行酒令的纸牌。每张一位《水浒》人物，旁注令辞。
当时，张岱为《水浒叶子》初刻印行写了序，按现在的说法，写得有些煽情，应该是起到了广告促销的效果。序是这样写的：“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余为作缘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掞天，笔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清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有索必酬，无求不与。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贾耘老之贫，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伯益考著《山海》遗经，兽毨鸟氄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清气。收掌付双荷叶，能月继三石米，致二斗酒，不妨持赠；珍重如柳河东，必日灌蔷薇露，薰玉蕤香，方许解观。非敢阿私，愿公同好。”
或许时兴酒令酒牌，或是陈洪绶画技深得百姓喜爱，或张岱的广告效应，不一而足。《水浒叶子》一经面市，十分走俏，不但助解了朋友周孔嘉一家的生计，而且广为流传，深得画界赞许。时年陈洪绶二十八岁。
崇祯六年（1633）及崇祯十四年（1641），分别由新安派木刻名手黄君倩和黄一中为其镌刻出历久不衰的木刻版画，以致流传至今。救荒之作，成就了中国画界（版画界）的经典，从而也奠定了陈洪绶人物画大家的地位，怕是出乎陈洪绶与张岱的意想的。
后来，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老莲《水浒叶子》的人物技法给予了评述：“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芋芋，积于笔墨间也。”五
关于陈洪绶与张岱为姻亲一说，由来已久，且说法不一。
最早见载于《山阴志》:“张尔葆字葆生，松江人。弱冠即有名画苑，写生人能品，后善山水，与李长蘅、董思白齐名。其婿陈洪绶得其画法。”
陶元藻笔记《越门见闻》也存此说：“张尔葆字葆生……，婿陈洪绶，自幼及门，颇得其画法。”
张尔葆为张岱之叔，如此，陈洪绶与张岱是为姻亲。
后来一些史志似乎也承此说。如：《浙江通志》“张尔葆”条载：张尔葆，山阴人。明末画家。十六七岁即善写生，称佳品，弱冠有画名。后善山水，与沈石田、李长蘅、董思白诸大家齐名，其婿陈洪绶得其画法。
俞剑华编，上海美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张尔葆，字葆生，松江人，仕扬州司马，是陈洪绶的岳父……
出版于1997年的《绍兴市志》三十四卷载：“张尔葆，名联芳，号二酉，山阴人，少时已名于画坛，先工花卉、折枝、兰竹、草虫，后工山水，与董其昌等齐名。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人，张尔葆之婿。曾师蓝瑛，后又求学刘宗周，善画人物、仕女、花鸟、山水，晚年作品突破前人陈规，自创面目，有太古风。”
黄涌泉在写作《陈洪绶年谱》时，对此作过考辨。据“宅埠陈氏宗谱”及陈洪绶墓志铭均云陈洪绶娶萧山来氏，继娶杭州韩氏。还有来宗道撰写老莲父陈于朝墓志铭，其中记述更为详尽：“洪绶，邑诸生。娶予兄工部主事斯行女，继娶杭州卫指挥同知韩君女”。来宗道为老莲妻叔，应为实情。
据此，黄涌泉以为陈洪绶为张尔葆婿一说，应是误传。
后来，在编撰《诸暨县志》时，编者也从《陈洪绶年谱》说。“章侯初娶萧山来氏，续娶杭州韩氏，妾胡氏，无娶于张者。《松江志》云云，系谬传耳。”
看来，《松江志》也是将张尔葆之女许配给陈洪绶的。
老莲书事
陈洪绶《宝伦堂集》第九卷中，有《京邸除夕书示三表叔》一首，全诗如下：“黄鸡碧酒拥寒炉，湖海相逢度岁除。但愿明年吉祥事，各人多读数行书。”
根据黄涌泉在《陈洪绶年谱》中推证，老莲此诗写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老莲时年四十四岁。第二次进京。
题意便很直白，这首诗是老莲在除夕之夜写给三表叔的。除夕之夜，漂泊在外，写的东西不要太多，老莲写的竟是读书。新年吉祥事，在老莲看来，还是读书数第一。在熟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再读老莲的这首诗，是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的。
金性尧在其《不殇录》一书的“后记”中，对老莲的这首诗有评述，是这样写的：“他（陈老莲）生于丧乱之际，只得把多读书看作吉祥事，我们能于温饱之余，安定之中，多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更是无双的福缘了。山不在高，水不嫌深，书不厌多。墨气所及，袖角添香。当我还没有挤进祠堂时，就得向书堂走去，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不殇了。”
老莲称得上是一位真读书人。以为只有读书，才能不枉岁月而“不殇”。
老莲有《雨中读书》一诗，收在其《宝伦堂集》第八卷中，全诗如下：“春雨难禁吾发狂，残书残史也飞扬。十年有恨千秋业，一日无书百岁殇。社燕于巢林木近，野棠唱曲女儿伤。金陵绮丽思刘览，虽其忘情不敢忘。”
老莲此诗，写于明亡不久，避乱之际。全诗写得沧桑，似有欲说还休的意味，当是遗民的复杂心态吧，该放弃的都放弃了，坚持的还是读书。真读书种子。其中三、四句，尤其着意。上一句抱恨自己未竟遗民志业。下一句的意思很直白，如果一天不读书，活到一百岁仍然是白活一辈子。
老莲还有《晓起》一首，收《宝伦堂集》卷五。写的也是书事。全诗如是：“晓起篝灯读，非图升斗荣。已知愚足效，莫信任犹轻。一日无书读，千秋有愧名。时哉勿可失，羞见雁南征。”
老莲笔法，完全是冲着趣味与内心的快乐，与做官与虚荣无关。诗中写得明晰：“非图升斗荣。”
读书的紧迫感，诗中写得十分明畅。天还没有亮透，便挑灯晨读，一天不读书的话，便是虚度了时光，待到雁南飞去，又是一个四季逝却，内心是要感到羞愧的。“一日无书读，千秋有愧名。”
老莲还有《雨中读书》三首，收《宝伦堂集》卷八。第二首尤其精妙，写的也是读书的紧要性：“天晴试马借长杨，风雨翻经学晦堂。生活糟丘难老计，沉酣笔札猎名忙。千秋莫看如弹指，一卷休轻论簸扬。满架故书非旧识，少年半面暮年忘。”
还是明崇祯十四年，老莲客居京城。这一年的正月十五，老莲自然入灯市闲逛。京城的元宵灯市是热闹的，琉璃厂一带，自然多了书肆旧摊，在此，老莲搜到了《吴草庐先生外集》一种，是宫中散出的旧藏，喜出望外，“爱而购之”，并写下《买书记》一篇，收《宝伦堂集》卷二。老莲竟以读书秀才自誉。其中有记：“绶，秀才也。敢读中秘书乎？即黄金散尽，礼不当僭收皇帝所藏之书。辛巳上元之灯市，见吴草庐先生外集一本，上有文澜阁图书，为小儿所售，爱之而不敢市，谋之张弘之，弘之曰：‘此书魏当时所盗出，千万本市之不为罪。' ……脱秀才不收，小儿持以易果饧，而为收退纸者所获，或妇女剪作袜材，则又不若为秀才收之，以学为良臣、为良士、为良民为愈也。况此书绶不收，当今之世，鲜有秀才能收之者，嗟夫！”
是一篇独别又趣味盎然的访书小记，写出了其时鲜活的内心情状，还有那么一点幽默，不失为一篇美文。
老莲爱书，心态是开放着的，秘而示人。以为好书需要与好友共分享。有《失题》一首，收《宝伦堂集》卷八。其中有句，写得明白：“与子山堂中会约，静修十日一相过。好书买得当分读，疑义商量贵不多。”
还有《借书》一首，收《宝伦堂集》卷九。写的也是这样的一种藏书心态。老莲好交友、善结缘的耿介心性从中亦见一斑：“贫士传从吴客借，逸民史自越山来。讽咏朝朝三五页，神交日日四三回。”
老莲课子的心态也是开放着的。既是父子，竟又师生相从，有同好，尤其读书意味，相映成趣。老莲有《示鹿头》一诗，收《宝伦堂集》:“无处耕田且读书，师生父子杏花居。先将贫士书深读，父子恩深孰过予？”
鹿头是老莲四子，名儒桢，小名鹿头，号小莲。喜吟诗作画，深得乃父笔意真传。时，画名已广播远近，且为老莲所爱。杨士安先生著《陈洪绶家世》载：小莲“读书追摹字画，书画笔墨脱作家习气，画人物花草，迥别寻常。鼎革后，承父志，绝意进取。以画名于时，得之者宝惜如老莲……游迹所至，远近倾接。”
非但承志，小莲还广搜父亲诗文，累年不辍，积集成帙。
据载，老莲吟诗作文，往往一挥而就，便随意流散坊间，无意积藏。黄涌泉先生在《陈洪绶年谱》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记述：“明永历元年，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夏秋间，先生在山中（避乱）无可消遣，将四子小莲平时所录己诗，稍加裁删，定名曰《宝伦堂集》，寄送诸暨西安乡江藻村王予安是正，并致一信云：‘悔迟雅不以诗鸣，儿子鹿头，私将生平所作编次成帙，展阅一过，可删者十七，昼长如年，山中无可消遣，即将鹿头所编次者删录呈政，知予老见之，必有教正。' ”老莲对小莲的喜欢之情溢于言表。
如此说来，坊间流传的《宝伦堂集》，当是鹿头功劳。否则，老莲的大多诗篇也就会散失于流逝的时光中了。
明清易代之初，老莲避乱于绍兴云门寺并秦望山脉深处薄坞一域，远离尘烟，而且一家生活陷入困顿之中，依靠朋友资助聊生。如此避乱生涯，依然是不忘读书，读书情结深重，却是无书可读。《山谷》一首，收《宝伦堂集》卷四。写的便是此中心境：“山谷好读书，我已无书读。鲁生贻我书，将读于灌木。买书当入城，行将远山谷。读书终无缘，我生太鹿鹿。侯王与将相，我固无此福。跌宕文字间，窃名得书簏。书簏名尚难，老景预可卜。”
老莲身处明清易代的离乱时际，藏书散佚被毁那是一条必然的道路，老莲的藏书也是无法例外。黄涌泉在《陈洪绶年谱》中对此有简述：“先生（陈洪绶）爱书若命，所藏一度曾遭散失。”
失书的伤痛是痛到心底里的，并溢于诗文，且铭刻终生而不弃。《宝伦堂集》中至少有三首“失书”诗，失书的伤痛，写得真切，似有切肤之感。简直视书如命。《失书自慰》一诗，收《宝伦堂集》卷九。是这样写的：“老夫性命几橱书，兔角龟毛一卷无。若究老夫真性命，问渠那得此工夫？”是不可能聊以自慰的，只是诗家之言而已。
另有《慰失书》一首，收《宝伦堂集》卷九。写的也是这样一种无奈的痛楚：“领袖儒林不可期，父书徒守亦难之。此身已悟非吾有，安用芸香卧架为？”
还有《失书叹》一首，收《宝伦堂集》卷四。失书遣恨，苍天可叹：“垂老发始知悔，学古拾饴馀。小儿强解事，不求甚解书。已又学嗜酒，书理日益疏。十年婚嫁事，中藏日空虚。人生有本业，名是则何居。下地见祖父，思为老囊鱼。家难书尽失，仰天一唏嘘。稍购数十卷，卖书买衣裙。闭门藤花下，泛滥而甾畲。庶几养老废，护惜玉不如。兵来复尽失，岂非天丧予。老儒有何好，祖父岂慰诸。爱书书尽失，将我爱根除。岂非天祝我，无乃不喜欤。”
老莲藏书，有家传，并代有所承，藏于故家老宅藏书楼“七樟庵”。
七樟庵为老莲祖父陈性学所建。明万历五年（1577），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陈性学告老还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诸暨枫桥长道地，“性学为官三十年，威德并济，所至多政绩，善著述，喜藏书”。
据陈炳荣先生《枫桥史志》载：七樟庵在陈氏家园“涉园”内，“西临枫溪，有水道相通，池岸修竹成荫，石径幽曲，芳草似茵……”
涉园是老莲幼时读书处。老莲曾作《涉园记》，有述：“取‘日涉成趣’之义也已。……日爱园有七樟树，经纬之以桑柘，绮绾之以蔬果……余十岁，兄十五岁时，读书园前之搴霞阁”，园内尚是亭阁错落。园内的七棵香樟，排列若星辰，绿荫蔽日，又楼中设观音像，故称七樟庵。
七樟庵藏书，代有所增，到了老莲之辈，藏书达到最富。据陈炳荣先生《枫桥史志》载：“七樟庵藏书之富，与宁波范氏天一阁相埒，而环境之清幽，构筑之精致，实胜天一阁多矣。”
老莲晚年有《七樟庵帙书》一首，收《宝伦堂集》卷八。追忆家藏旧帙，有悔早年岁月，当是自谦：“竹坞蕉园成敝庐，笔妆缃帙具皆余。大夫薄傣留田宅，先子遣风存史书。已悔从前虚岁月，未知已后惜诸居。梦回酒醒常深计，未得幡然一叹嘘。”
七樟庵最后毁于兵灾。是在清顺治五年（1648）。黄涌泉《陈洪绶年谱》载：“清顺治五年，先生年五十一岁。四月，祖陈性学故室被毁。……寇劫枫桥陈氏，毁明陕西布政使陈性学居室。”陈炳荣在《枫桥史志》中也有沉痛一笔：至此“七樟庵藏书遂亡佚”。
陈洪绶的情感生活
关于陈洪绶的情感生活，要追溯到他的幼年。
最早关于陈洪绶情感（婚姻）的文字记载，见于清朝学者朱彝尊的《曝书亭集》“陈洪绶传”一节，有这样的记述：“年四岁，就塾妇翁家，翁家方冶室，以粉垩壁，既出，诚童子曰：‘毋污我壁。’洪绶入视良久，给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画汉将军关侯像，长十尺余，拱而立。童子至，惶惧号哭，闻于翁，翁见侯像，惊下拜，遂以室奉侯。”
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也曾提及此事，只是将四岁陈洪绶壁画的关侯像从“长十余尺”改为“八九尺”。
说的是陈洪绶敏而早慧的故事，还有些传奇与夸张的意思，从中却也点出了陈洪绶婚姻生活的些许端倪。陈洪绶四岁，即已在“妇翁”（岳父）家就读私塾，说明那时其家庭已经替其订下了终身大事。时在明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娃娃亲、甚至指腹为婚都是可能的。
关于陈洪绶“妇翁”的归属问题却是颇有些争议，史存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陈洪绶的岳父为张尔葆。
最早见载于《山阴志》:“张尔葆字葆生，松江人。弱冠即有名画苑，写生人能品，后善山水，与李长蘅、董思白齐名。其婿陈洪绶得其画法。”
陶元藻笔记《越门见闻》也存此说：“张尔葆字葆生，仕扬州司马……婿陈洪绶，自幼及门，颇得其画法。”
后来一些史志似乎也承此说。如：《浙江通志》“张尔葆”条载：张尔葆，山阴人。明末画家。十六七岁即善写生，称佳品，弱冠有画名。后善山水，与沈石田、李长蘅、董思白诸大家齐名，其婿陈洪绶得其画法。
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也写道：“陈洪绶……张尔葆婿也，甫四龄，过妇翁家，见新垩壁，登案画关壮缪像长八九尺，盖绘事本天纵也……”还是俞剑华先生，在上海美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张尔葆，字葆生，松江人，仕扬州司马，是陈洪绶的岳父……”《绍兴市志》三十四卷载：“张尔葆，名联芳，号二酉，山阴人，少时已名于画坛，先工花卉、折枝、兰竹、草虫，后工山水，与董其昌等齐名。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人，张尔葆之婿。曾师蓝瑛，后又求学刘宗周，善画人物、仕女、花鸟、山水，晚年作品突破前人陈规，自创面目，有太古风。”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莲的岳父为萧山来斯行。此说渐趋归一，已被史家所认同。
诸暨枫桥陈家与萧山来氏为故交。
陈洪绶的祖父陈性学，神宗万历时陕西布政使，与同时期任福建右布政使的萧山长河人来斯行交往甚密。因为同职，个性相近，又为同籍，诸暨、萧山又为近邻，且彼此在公务、诗文等往还唱和频繁，遂建立了恒久的情谊。
陈洪绶的父亲陈于朝和萧山来宗道有同窗之谊，且交情颇深。来宗道为来斯行胞弟，进士，官至大学士。“历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入阁为相。”陈于朝将女儿陈胥宛（陈洪绶妹）许配给了来宗道的儿子咨诹。
陈于朝因病早逝，来宗道曾为之撰写了《陈于朝墓志铭》，彼此情意之笃，即见一斑。
来宗道在《陈于朝墓志铭》中也写道了老莲与来斯行的关系，是这样写的：“洪绶，邑诸生。娶予兄工部主事斯行女，继娶杭州卫指挥同知韩君女。”来宗道为老莲妻叔，说的应为实情。
黄涌泉先生当年在写作《陈洪绶年谱》时，对此做过考辨。据“宅埠陈氏宗谱”及陈洪绶墓碑均云陈洪绶娶萧山来氏。还有来宗道撰写《陈于朝墓志铭》，其中记述似为铁证。据此，黄涌泉以为洪绶为张尔葆婿一说，应是误传。
后来，在编撰《诸暨县志》时，编者也从《陈洪绶年谱》说。“章侯初娶萧山来氏，续娶杭州韩氏，妾胡氏，无娶于张者。《松江志》云云，系谬传耳。”看来，《松江志》也是谬将张尔葆之女许配给老莲的。
故交加姻亲，似是古代最为得意的亲上加亲之事，当无可厚非。王璜生著的《陈洪绶》一书中也写道：“来宗道跟陈于朝相交甚厚，其子来咨诹娶陈于朝之女而为亲家关系。来家是官僚门第，根据陈来两家当时的关系，陈洪绶自小便同来斯行之女定亲是可能的事。来宗道的记载也应是可信的。因此，有理由排除陈洪绶为张尔葆之婿的说法。”一
陈洪绶与来斯行之女来氏成婚的时间，应是在陈洪绶十七岁那年，这一年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其父陈于朝已在其九岁那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初夏病逝，祖父陈性学也在上年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病殁。
这一年，陈洪绶离开老家枫桥，入住萧山来氏妇翁家，跟着来斯行研习学问，诗书画皆长进很快，颇得来斯行赏识。后来陈洪绶撰写《槎庵先生传》一文，其中写道：“洪绶十七岁即侍先生几杖，多能诵说，似非洪绶不可传。故作《槎庵先生传》。”
黄涌泉先生在《陈洪绶年谱》据此分析而得：“陈洪绶娶来斯行女，或即在此际。”
来氏是来斯行的第二个女儿，深得家传，聪慧而贤淑，擅诗而丹青，婚后，夫妻情感颇深，得一女，是为陈道蕴，“幼成闺训”，颇得家法，自然书画出众。长成以后，“遂以书画擅名越中”。黄涌泉在《陈洪绶与萧山来氏的婚姻》一文中说：“婚后相处甚好，并生了一个女儿。”
好景不长，或是红颜薄命，来氏于明天启三年（1623）病逝，是年陈洪绶二十六岁。屈指算来，陈洪绶与来氏共同生活不足十年。来氏病重期间，陈洪绶陪侍其旁，一旦逝去，陈洪绶甚是悲伤，写七绝一首，题为《内子嘱以旧服殓及殓简衣涕而作》，哀悼亡妻，全诗如下：“翠袖红绡满箧藏，缕丝摺叠怨俱长，当时桩束为侬饰，今日披将归北邙。”大家权贵之女，竟有如此心境。来氏贤惠一生，诗题中即已概全。
黄涌泉在《陈洪绶年谱》中对此也有记述：“明天启三年（1623），先生二十六岁。春，妻来氏卒。临逝，嘱以旧服及简衣殓，先生有感而作七绝一首。”二
陈洪绶续弦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的秋天。这一年，陈洪绶便一直在杭州游历，与张岱兄弟、赵介臣等文友吟诗作画、饮酒唱和。后经人介绍，陈洪绶继娶杭州卫指挥同知韩君女。与原配来氏出身名门不同，韩氏则出身行伍，其父任杭州卫指挥同知，是为武尉。据杨士安所著《陈洪绶家世》一书所谓，此职相当于“管理五千六百人军队的副长官”。
虽非名门，韩氏亦是贤淑风雅，擅诗文，并教习陈洪绶与前妻来氏之女陈道蕴吟诗作文。深得陈洪绶喜爱，婚后感情甚笃，陈洪绶外出游历，情牵家室，时有诗书飞鸿往返。现存陈洪绶诗文中，时见“寄内”“寄妻”之作，且写得婉约而悠长。其中《舟泊南旺·寄内诗》五首当属此类，录其中二首：“饥来驱我上京华，莫道狂夫不忆家，曾记旧年幽事否？酒香梅小话窗纱。”“莫把归期盼断肠，且将归日细思量，柳边马嚼金环响，粉扑啼妆出曲房。”
陈洪绶与韩氏先后生六子。这六子分别是：长子义桢、次子峙桢、三子楚桢、四子儒桢、五子芝桢、六子道桢。另有两女。
其中四子儒桢，小名鹿头，字无名，号小莲。喜吟诗作画，深得乃父笔意。时画名已广播远近，且为陈洪绶所喜爱。杨士安先生著《陈洪绶家世》载：小莲“读书追摹字画，书画笔墨脱作家习气，画人物花草，迥别寻常。鼎革后，承父志，绝意进取。以画名于时，得之者宝惜如老莲……游迹所至，远近倾接。”非但承志，小莲还广搜父亲诗文，累年不辍，积集成帙。据载，陈洪绶吟诗作文，往往一挥而就，便随意流散坊间，无意积藏。明清易代之际，陈洪绶避乱山中，才将四子儒桢搜集的诗篇有意编册为集，并定名《宝伦堂集》。
可见，因为小莲有意，才有了现在坊间流传的《宝伦堂集》。否则，陈洪绶的大多诗篇也就会散失于流逝的时光中了。三
陈洪绶一生先后两次离开诸暨北上京城。第二次从北京沿运河南下返家，经扬州，娶胡净鬘为妾，是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黄涌泉先生《陈洪绶年谱》载：“明崇祯十六年，癸未，公元1643年。是岁，先生年四十六岁。至扬州，先生娶胡净鬘为妾，尝伴之往来铁佛寺赏红叶。”
关于陈洪绶与胡净鬘冶游情事，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有载：“铁佛寺在堡城，木杨行密故宅……。内有梅三株，中一株兼三色，远近多红叶，诸暨陈洪绶，字章侯，尝携妾净鬘往来看红叶，命写一枝悬帐中，指相示曰：此扬州精华也。”当时陈洪绶所说的扬州精华，并非妾所绘的、悬于帐中的那枚红叶，而是妾胡净鬘本身。可见陈洪绶当时的得意心境。
尚在扬州，陈洪绶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些许诗句，自赞本次艳遇，喜形于色。抄《桥头曲九首》中的三首：
其三：“所欢在何处，江水荡荡来，为欢惜身命，有船不敢开。”
其四：“闻欢下扬州，扬州女儿好，如侬者儿人，一一向侬道。”
其八：“桥头多浪子，愿欢不交游，但看侬出时，许多望桥头。”
胡净鬘，扬州名妓，又名华鬘、净德，小名小宝。不仅风流秀美，且擅绘事，通佛理。从现存记载的文字看，胡似乎更擅长草虫花鸟。清代王士禛曾在《池北偶谈》中，专列“闺秀画”条，其中写道：“……胡净鬘，陈洪绶妾，草虫花鸟，皆入妙品。”
妾胡净鬘自然受到喜形于色的宠幸。双双回到诸暨枫桥长道地，陈洪绶在故居“宝伦堂”一侧，即自己寝室“团栾居”旁，独辟一室供妾居住享用，取名“曼殊室”，与陈洪绶爱女闺秀陈道蕴“写经室”相邻。因为同好，这一期间，胡妾净鬘与陈道蕴接触频繁，相互切磋画艺，各有长进，尤其道蕴，深得“六法”。对此，《宣统诸暨县志》有载：“道蕴幼承闺训，又与父妾胡净鬘讲究六法，遂以书画擅名越中。”看来，胡不但擅画，且很会生活，侍妾身份，竟与陈家上下颇为融洽。
陈洪绶对侍妾胡净鬘更是宝爱有加，视为红颜知己。且将其入诗入画。《自笑》诗中有句：“文词妄想追前辈，画苑高徒望小妻。”《种蕉》诗云：“老去争书媚，情深怯妇娇。”《无题》诗：“锦带桥边照白发，定香桥畔忆红裙。”
以上诗中所及“小妻”“妇娇”“红裙”均指侍妾胡净鬘。宝爱情怀，溢于言表。
据研究家言，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中的十五《缥香》一叶，所绘即是其妾胡净鬘。女子削肩，身形狭长，衣纹屈曲萦回，线条干净清爽。若研究家言成立，“妇娇”一角便跃然纸上。《隐居十六观》作于顺治八年（1651），为陈洪绶晚年的得意之作。
陈洪绶与胡净鬘曾联袂涉笔作画，是为双璧。现藏苏州市博物馆的《山水梅花合册》即是一双联合所绘。水墨，四开画梅，款署：“净德”“华鬘”“净德氏”，钤有“胡氏”“华鬘”“青园”“小字小宝”等印。《宣统诸暨县志》载：“老莲侍姬胡净鬘，善画解禅，人比之为东坡、朝云。老莲自笑诗云：‘文词妄想追前辈，画苑高徒望小妻。’韵人韵事。与梅墅祁氏抗艳一时。”
吴敢等的《丹青有神：陈洪绶传》中也写道：“胡氏不但人长得美丽，而且还擅长绘画，兼通佛理，在艺术上称得上是他（老莲）的知音。人们羡慕地把他们两人比作苏东坡和朝云（苏氏侍妾）。”
时间已经过去了数百年之久，读着这样的记述，还是能感到古文士红袖添香的风流意韵的。四
婚姻生活以外的不少女性，也在陈洪绶情感生活中留有无法挥去的一席。如董飞仙。
董飞仙，杭州著名的歌妓，不但好歌喉，还弹得一手好弦乐，才子佳人，一见如故。二人首次相遇，是在明泰昌元年（1620）。首次相遇，陈洪绶即作七言绝句一首纪之，诗收《宝伦堂集》卷九，题目是《赠妓董飞仙》，全诗如下：“桃花马上董飞仙，自剪生绡乞画莲。好事日多常记得，庚申三月岳坟前。”从诗中可知，首次相遇，陈洪绶还应董飞仙之邀，作莲花图一幅，还是点墨在董飞仙一块香艳的生绡上的。
这则画坛故事后来被朱彝尊写入《静志居诗话》，便在诗画界流传。
陈洪绶对董飞仙情意颇深，后来每到杭州，尤其在坊间听到悠扬的弦乐，自然要想起这位意中人。陈洪绶一次在杭州替朋友作画，题款中写道：“时闻筝琶声，不觉有飞仙意……”董飞仙一手好弦乐，令陈洪绶挥之不走。《宝伦堂集》中还有一首诗写道董飞仙，诗题是《梦故妓董香绡》，全诗如下：“长安梦见董香绡，依旧桃花马上娇。醉后彩云千万里，应随月到定香桥。”居然在京城游历时，竟还梦见了杭州的董飞仙，可见情之深切。诗也写得情趣盎然。五
陈洪绶逝世于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
陈洪绶墓在绍兴谢墅官山岙横棚岭下。
当年，黄涌泉先生为撰写《陈洪绶年谱》，曾多次到诸暨、绍兴等地，追踪陈洪绶事迹。为寻觅陈洪绶墓地，先后曾五次来到绍兴。黄涌泉先生在《陈洪绶年谱》中有翔实记载：“作者先后到绍兴凡五次，1955年5月在绍兴县文化馆蔡绿畦同志及南池乡五艾村同志的协助下，方始调查到。墓在绍兴城南十余里香炉、秦望两山间，即今南池乡第五村所在，碑文是：‘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裔孙允绅立，明翰林陈章侯公暨德配来氏宜人韩宜人合墓，光绪辛丑花朝裔孙司事重修”。
这一碑文，是陈洪绶情感（婚姻）生活的最终一笔。
老莲之死
黄涌泉编著的《陈洪绶年谱》“丛考”篇中专列“陈洪绶的卒年”一篇，是因为作者在陈氏后裔所藏《宣统辛亥重修宅埠陈氏宗谱》中，看出了问题，是关于陈洪绶的卒年。在此以前，各家均持一说，“他（老莲）死于顺治九年（1652）。”而陈氏宗谱却说，陈洪绶“卒于辛卯（顺治八年，1651）十月十六日”。对此异说，黄涌泉以为不确，有老莲《壬辰八日过曲池，叔翔叔属书壁》一首为证，诗是这样写的：“城中无处无山水，兼有修篁与老梅。无始因缘曾结得，曲池七日第三回。”此诗所见，老莲卒年，与宗谱有出入，明显硬伤，黄涌泉由此推定：“所以，我在编写年谱时，仍是根据向传一致的说法，止于顺治九年壬辰。”这一年的年谱中是这样写的：“明永历七年，顺治九年，壬辰（1652），是岁：先生年五十五岁。先生忽归故里，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未几即卒。”
问题还是存在的。宗谱为何会有如此硬伤，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后人误笔，一是另有隐情。黄涌泉对此不着一字。按理，老莲死于故家，又是名满天下的丹青高人，且有老莲诗作佐证，还有同代学者所撰的小传，后人误笔的可能性怕是极小。此外，或许是陈洪绶死因的特别，且影响到了整个宗族的利害，族人便故意改写了陈洪绶的卒年。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的话，宗谱中陈洪绶卒年异说的背后，应该是隐伏着一个关于老莲之死的谜团。
其实，这种可能性在古今众多关于老莲生卒典籍中已现端倪。除了极少数点明陈洪绶以疾而终以外，如秀水朱彝尊《陈洪绶传》载：陈洪绶“以疾卒”。如周亮工《读画录》载：陈洪绶“年五十六，卒于山阴”。
更多的典籍，关于老莲之死，则是语焉不详，或旁顾左右，或曲笔隐晦。
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是这样写的：“岁壬辰，忽归故里，日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床篑，瞑目欲逝，子妇环哭。急戒无哭，恐动吾挂碍心。喃喃念佛号而卒，年五十四。”写的是一种决绝的自绝情状，似乎早有预感，竟与昔日友朋做出了交代。描述也是从容到位，不像是空穴来风，似可信。后来，黄涌泉在写《陈洪绶年谱》中引的也是孟远说。
问题照样留着，为何自绝，也是语焉不详，没能点破。或许病痛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而自绝？也是难圆其说。
早一年的顺治八年，即公元1651年。故友周亮工，南下入闽，过杭州，晤老莲，并索画于定香桥畔，老莲满足了周亮工要求，欣然落笔，并一气连续画了十多天，共作画四十又二幅。周亮工记下了老莲当时作画的情状，传神得很。收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二十二，《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文：“明年余复入闽，再晤于定香桥。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数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律、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独携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落笔之意，客疑之，予亦疑之。岂意予入闽后，君遂作古人哉！”
从中可以说明三点：一是说明老莲精力充沛，竟一连欣然作画十数日，未见病态。二是老莲的“急急落笔”，这是有悖常态的，“客疑之，予亦疑之”。老莲一向惜墨慎言，即使老友也不例外。周亮工同在《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一文中也写道：“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余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颖秃，弗应也。庚寅北上，与此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这只能说明，老莲弃世决心已下，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似有偿还老友画债之意。三是说明老莲于次年作古，作为神交已久的老友，周亮工深感突然。
老莲的弃世情绪其实由来已久，源自明清易代。老莲有着很深重的遗明情结，清兵过江后，老莲曾一度削发为僧，改名易服，一表民族大节，同时，对自己的苟且偷安，深表悔意。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有载：“大兵渡江东，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话言，昔日之皆非也。”尤其业师刘宗周（蕺山先生）抗清举事失败，绝食而死后，老莲更是深陷悲恸及对先师的追念之中，还有偷安的自责。老莲将亡师蕺山先生的遗像，悬于正室居中，每天朝晚两次祭拜。清邵廷采先生在《思复堂文集》中的“宋遗民所知传”之“陈洪绶”条中有述：“先生（刘宗周）既没，朝夕仰礼遗像，题壁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自题生像云：‘浪得虚名，山鬼窃笑。国亡不死，不忠不孝。' ”可见自责深重。
即便如此，老莲弃世决心仍未下定，或仍是停留在言语之间。作为一位绝世画家，老莲有着诸多可以照常存世的理由。美国汉学家高居翰在其专著《山外山》中对此亦有充分论点：“他（陈洪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以身殉明：他共有六儿、三女、一妻、一妾，全家计都仰赖他一人。再者，在我们接受中国人心态，以及很不利地拿陈洪绶来跟殉身的烈士相比之前，我们应该回想一下，如果陈洪绶在1645年时，就壮烈成仁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珍惜的陈洪绶画作，势必就有绝大部分是看不到的了。针对此一命题，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比较好的论点来说，一位伟大画家最主要的责任，终究还是求生存地作画，至于英雄主义，还是留给别人可也——历史有明断，舍身成仁毕竟没有那么必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老莲痛下弃世之心，且是在明清易代后的顺治九年（1652）。按照正常推测，在顺治九年，老莲定是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弥天大祸。
这样的推测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顺着古今典籍的脉络，由此及彼，渐渐梳理出一些头绪，或许老莲之死的谜团也会随之得以清晰。
问题首先是由邓之诚先生揭开的。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选入了清诗人丁耀亢一诗，诗名《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全诗如下：“到处看君图画游，每从兰社问陈侯。西湖未隐林逋鹤，北海难同郭泰舟。鼓就三挝仍作赋，名高八尺莫登楼。惊看溺影山鸡舞，姑信才多不自谋。”诗后有邓先生写的按语：“此诗作于顺治九年，陈洪绶以不良死，他书未及。”邓先生定下了陈洪绶“不良死”的基调，也就是说陈洪绶属非正常死亡，或是死于非命。
丁耀亢在诗中也是用典说事。“黄祖之祸”出于三国祢衡之典。祢衡因性刚傲物，以《渔阳三挝》击鼓骂曹，曹便借当时江夏太守黄祖之手，将其处死。孔融北海犯的是与祢衡同样的毛病，竟“鼓就三挝仍作赋”，终被曹操诛杀。诗题即已点出了老莲的死因，诗中用典更影射并透露了老莲之死是得罪了当朝权贵，而“不得不死”。虽是用典说事，在文字狱酷烈的清代，丁耀亢一诗已经算是相当大胆了。正是有了丁耀亢《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一诗，才有了后来邓之诚先生老莲“不良死”的按语。
这是有可能的。老莲本是磊落畸士，刚直不阿，放浪不羁，以酒当歌。尤其清兵过江后，更是志愤气郁，每及离乱，便纵酒狂言。
孟远在《陈洪绶传》中说：“甲申之难作，栖迟吴越，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朱彝尊在《陈洪绶传》中也写道：“既遭乱，混迹浮屠。醉后语及身世离乱，辄恸哭不已。”《清史稿本传》中也有同样记述：“鼎革后，混迹浮屠间。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老莲生前好友张岱在《越人三不朽图赞小叙》之“陈章侯”题赞，更是将其卓然性状跃然纸上：“跌宕章侯，聪明桀骜。字画出人，掀翻窠套，术动王公，四裔名噪……”
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当年老莲得罪触怒了哪位当朝权贵，以致“不良死”。以陈洪绶文名，必是不可一世，且握着生杀大权，如三国之曹操。
还是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中的“宋遗民所知传”之“陈洪绶”条中有所点破：“晚岁在田雄坐尝使酒大骂，雄错愕而已。”整个过程虽已无法复述，但可以想见，必似三国当年，祢衡在朝堂之上，个性发作，击鼓骂曹，入骨三分，畅快淋漓。且可信，合符老莲性状。寥寥数语，定下了老莲“不良死”基调，也使老莲下了弃世的决心。
田雄何许人也，竟使老莲惹下“黄祖之祸”。《清史稿列传》:“田雄，直隶宣化人。仕明至总兵。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督兵截江断道，雄缚福王及其妃来献，授雄杭州总兵，得功镇江总兵。三年（1646），擢浙江提督。六年（1649），加左都督。八年（1651），授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
田雄不但炙手可热，权倾杭州，且是明朝降臣，是列入“贰臣”的，还不是一般的“贰臣”，是将南明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及其妃子缚了后献给清兵的叛将。
据史料记载：当田雄背缚朱由崧降清时，朱由崧在田雄背上恸哭哀求，田雄竟大声斥责：“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情急之下，弘光帝竟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征衣。朱由崧痛悔之情，由此可见。田雄将弘光帝作为见面礼贡献给了清军，以此博得了清廷的信任。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次年五月，这位南明天子，在北京被凌迟处死。
田雄挨老莲酒后痛骂那是必然。终究田雄还是需要保持自己附庸风雅的脸面，杀心虽起，老莲经世文名也使其不得不暂时放下杀机。
田雄对老莲性状在此以前也曾有所领教。对此，孟远在《陈洪绶传》有涉：“归命侯田雄，建牙浙中，势焰赫奕，冠盖习慑，而拥帐郊迎，则一憔悴布衲；田执礼愈恭，绶辞气益脱率；环持者，莫不动色错愕，而雄则喜若登仙焉。”由此也见田雄城府之深，陈洪绶当廷“使酒大骂，雄错愕而已”。看来也合田雄脾性。
公堂纵酒痛骂田雄后，老莲自知惹下杀身大祸。弘光帝都可以作为见面礼献给清廷，何况一介画匠。老莲明知，田雄在公堂上有杀心，也不会下杀手的。田雄给了老莲足够的时间，让老莲自己了断。
这才有了后来黄涌泉在《陈洪绶年谱》中所言：老莲“忽归故里，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虽然弃世决心已下，其实到了那一刻，老莲还是不想死的，还保持了一种“流连不忍去”的心境，并写下了伤感怀时的《偶题五首》，其中有这样二首，一首是：“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羞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一首是：“故山已筑髑髅城，梦去犹然打马行。行到枫桥杨墅里，白头兄弟笑来迎。”
老莲便步其师蕺山先生后尘，在“子妇环哭”的情状下，“喃喃念佛号而卒”。绝粒而逝。逝去的日子也是老莲自己选定，老莲同乡后人陈炳荣先生在《枫桥史志》“人物”之“陈洪绶”条下写道：“顺治九年（1652）忽返故里。在家，预制一棺，焚香晏坐。及期，趺坐床篑，瞑目举佛而逝。”从容死去，也是一代画家的荣耀。
田雄阴毒一面亦是在此可见。既保住了自己儒雅的脸面，也逼迫绝代画家在“流连不忍去”的心境中死去，是较“黄祖之祸”更为阴毒的一手。
老莲之死的悬念，由此似变得明晰起来。
这样的梳理，似可以成立，还有两点成立的理由。
一点是老莲死后，竟未见生前好友，如张岱、周亮工辈的追悼文字，如非“不良死”，则是不可能的，时朝文网密布的缘故。
二点是老莲死后，为了避免朝廷株族的手段，族人便改写了老莲的卒年。也能够说通族人为何不（1652）将老莲的卒年顺延而是提前，目的是为了消除老莲在顺治九年的一切印痕。便有了后来黄涌泉先生在看了《宣统辛亥重修宅埠陈氏宗谱》后提出的关于老莲卒年的问题。黄裳在《关于周亮工》一文中也提及了老莲之死，说：“老莲大约是死于某一显宦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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