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聆听李敖的睿智人生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墨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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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聆听李敖的睿智人生课试读：

李敖大师满腹经纶、学识渊博且著作等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仅如此，他的口才也极好，可谓喙长三尺，以旁征博引来舌战群儒对他来说那就是家常便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不管是读李敖的文章还是听李敖的演讲，都能够增长见识，不仅如此，还能从他不拘小节的文章中感受到畅快淋漓与回肠荡气，让人身上背负的压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宣泄。

李敖的学问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虚的，而是实的；不是假的，而是真的。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但却一针见血、看法独到。比起一些只会写莺燕之语或是只会做死学问的文人来说，有着天壤之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李敖前半生人生之路坎坷，有过失恋，被朋友背叛，作品被查封，甚至还坐过牢。可以说李敖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熬出了头，虽然遭受过如此多的打击，但李敖初衷未改，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该写就写，该骂照骂，气势是有增无减，相比之下，有些知识分子与李敖一样也有相似的经历，但两者的表现却完全不同，这些知识分子，有的失去了骨气、磨平了棱角，变得圆滑、变得胆小、变得怕事，一切以明哲保身为最优先；还有的则内心变得灰暗，只要自己过不好，也不让别人过好，暗地里损人或整人已成为人生一大“乐事”。这些人表面上衣冠楚楚，嘴巴里说尽仁义道德，内心却污浊不堪，损人利己起来面不改色，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李敖先生的生活被他过得是有滋有味，永远都不无聊，一直都有新想法、新举动，让人耳目一新。李敖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他在学问一流的同时也做到了生活一流，他的家庭与爱情都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看似放浪形骸实则脚踏实地。年轻时的李敖在生活方面与许多风流文人没有什么两样，都喜欢拈花惹草，但中年之后，经历过的事情多了，李敖开始想有个安稳的家，最终他寻到真爱并携手步入婚姻。他的婚姻状况一直是良好的，妻子漂亮贤惠且做人低调，在李敖的生活和工作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为李敖育有一子一女。在外人面前，李敖给人的印象通常是狂放不羁，甚至有时还咄咄逼人、狂妄嚣张，但据说在家里李敖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只能用“地位低下”来形容，因为他在家里只能排行“老四”，具体排序是这样的：老大是妻子，二把手则是女儿，儿子排在第三，李敖只能屈居最末。由此可见，李敖在家里可是一个标准的合格丈夫以及慈父。

做人就应该做李敖这样的人，不戴着面具生活，直面真实的自己，任何事情面前都敢爱敢恨，这样才能活得轻松而自在，洒脱而达观，才能对得起自己，大丈夫就应如此，当如李敖一般，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快乐故我在！语妙天下——李敖语录精萃

李敖不管说话还是做文章，从来都是字字珠玑，因此也创造出了不少名言警句。这些句子无不体现出李敖对人类、对社会、对生活的真知灼见，例如，“不做无聊之事，难度有生之涯”、“有人以为现代文明取消了牛马，代替以汽车。殊不知现代人要先做牛马，才能坐上汽车”、“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离婚”、“女人三十岁以前偷情，三十岁以后捉奸”、“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谈恋爱是以自欺始，欺人终；搞政治是以欺人始，以自欺终”、“有时解释是不必要的——敌人不信你的解释，朋友无须你的解释”等等。李敖大师的这些至理名言，充满哲理的同时，也不乏调侃幽默的成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俱全，寓庄于谐，不是那种常见的高高在上、板着脸孔、死气沉沉的说教，新一代文风由此开辟，可谓真正大师所讲的“人”话。

——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

——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我李敖来说，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

——你不知道我的性格吧？我一点亏都不吃的。我很像犹太人、以色列人。我反应是立刻的。我们中国人相信说“吃亏占便宜”，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去吃亏就是吃亏了，可是现在我要把便宜占回来。我这人就是这样，绝不吃亏！

——笨人的可怕不在其笨，而在其自作聪明。笨人做不了最笨的事，最笨的事都是聪明人做的。

——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后退的理由却要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是懦夫，却从不用一个理由证明他是勇士。

——报仇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比敌人活得久、活得好。

——奋笔争自由是争自由的第一步，也是争自由的最后一步。第一步在使今人觉醒，最后一步在使子孙觉醒。这两步都不可缺。顶礼那奋笔争自由的人，他们比起搞政治的，伟大得太多了。

——语词新义

棺：一所永远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良心：不近人情的东西？事前不禁止你去做，事后却责备你终生。

教育：教学生所不愿学的，教家长所不能教的，教自己所不愿教的。

烟：失眠者的太太，失恋者的情人。

幸运：太太没有咒骂的一天。

肛门：生财之道，排出废物，收藏黄金。

表情：没有(不足)，人称你是木乃伊；有了(过度)，人称你是大明星。

稿费：是作者永远收不完的债。

爱情：是喜剧和悲剧的大导演。

——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生命力的跑野马。

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智慧极高、勇气十足。他的充沛的生命力，无法把他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碌碌一生。传奇人物不拘一格，他不是书生，也不是剑客，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一阵子军人、一阵子怪杰、一阵子作家、一阵子商人、一阵子投机者、一阵子情场浪子、一阵子赌台常客、一阵子热如火、一阵子冷如冰、一阵子老僧入定、一阵子顽若狡童……或整年在温柔乡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

传奇人物很像是阿米巴，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细胞，他是多才多艺多方面的化合物。从捕鲸船上的梅尔维尔到做小职员的梅尔维尔，从战场上的海明威到角力场上的海明威，从女人怀里的拜伦到客死希腊的拜伦，从挥剑南非的丘吉尔到从事绘画的丘吉尔……无一不是传奇人物的类型。

——“怀才不遇”被用做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吗？

——有训练的忍是一种阴狠、一种审度情势以后的冷静反应。冲动固然是小不忍，怄气和生闷气也不叫忍，同样乱大谋——因为会使自己生肝病。有训练的忍不是对自己强压，而是使自己进入化境。

——没有火炼，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会有。

一般人太脆弱，是禁不住火炼的。所以火炼之下，立刻就原形毕现，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对任何漂亮的事都不肯做，连弄假去做都不肯了。

关于真金不怕火炼，我的梦想是：对一般人来说，不炼比较仁慈。但这只是梦想，这只有在无灾无难的太平岁月里才容易出现。通常的情形总是“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患难见交情”……都是各种火炼的炉子。在火炼之余，固然我们得到了一二金童玉女，但得到了更多的是大批褪色的金光党和金甲虫，这真太难看了。

——我忧患余生，愈来愈觉得：我在对立的两类人中，只能选一类做朋友，左右逢源，是一种道德上的软弱，基于这种认识，我自己绝不做伪君子、烂好人、中立主义者。

如果我不能训练朋友如何做朋友，我愿训练敌人如何做敌人。巨人总是很寂寞的，因为他连个入流的敌人都碰不到。现在我比较了解为什么堂•吉诃德要同风车作战了——因为配称为他的敌人的朋友太少了！

——有的人制造问题的本领，远比他解决的多。这种人最好做敌人，别来做朋友。

——需要向他作太多解释的朋友，还是绝交了的好。

——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却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

——对伪善者的一个劝告：“爱眼前人就好啦，不必爱全人类啦！”

——我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想到水，想到老子的话：“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John Bullein却说：“水是很好的仆人，却是残忍的主人。”这都表示了水这一行，可大可小可利可害。而它最大最小最利最害的表演，就是做成女人。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比照创世记亚当肋骨造女人之说，后者当为不实。应该更正为亚当之尿过滤后造女人才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女人很骚，此无他，过滤得不彻底之过也！

——17世纪的人说：“上帝给你一张脸，你自己另造一张。”其实那时候的人，对另造一张脸并不在行，人类真正“给脸不要脸”而能另造一张，是三百年后20世纪的事。这种造脸，就是今天的所谓“美容”。

看看美容广告，我们就不得不惊讶人类在巧夺天工。什么“丰额丰颞”也、“印堂填平”也、“眉骨加高”也、“割双眼皮”也、“鼻头拉长”也、“美化下巴”也、“笑颜成形”也、“瘦面加胖”也，花样之多，令上帝叹为观止。《创世记》上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如今上帝看到人类如此美容，嫌他原始的形象与样式不中看，他在自惭形秽之余，真要感慨知人知心不知面了。

——讲到吃素，一般人以为是佛门的道行，其实它是中国吃素文化的一种流派。《论语》中，就讲究“齐(斋)必变食”(吃素的时候要改菜单)的规矩；《汉书》里记周泽吃斋吃病了，他太太怪他何苦来，他火了，立刻把太太关到牢里去，罪名是“干犯斋禁”。干犯斋禁，在当时是大罪；当时“坐斋不谨”，是要杀头的。佛教入中国后几世纪，中国吃素的风头被信佛的抢去，大家把“吃斋念佛”等量齐观，于是佛门人物，就说他们不吃荤，吃素了。其实究竟什么是荤，他们知道的并不落实。荤是指“臭菜”，葱、韭、蒜等都算，吃了这些，被认为耗散人气，使人精诚有问题，难以通于神明，所以要查禁。至于大鱼大肉，实在叫“腥”，不叫“荤”。可笑的是，大吃素家整天吃葱、韭、蒜，却声言他不吃荤，以吃长斋自豪，这种自豪，用传统文化一检查，就该打屁股。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好事，吃长斋，其实都白吃了，都不算。——可见书没读通，就想复兴固有文化，谈何容易！照固有文化，这是典型的“吃斋不谨”，是要杀头的，这些多爱固有文化却少看古书的人儿，提倡来提倡去，全不知道固有文化的厉害！

——明星人物只是“人生如戏”，她们只能做戏、演假戏，假戏真做，演得神龙活现；但是，一旦她们面对了真实的人生，她们本人，却变得一片脆弱与虚假，她们平日被社会的奉承与捧场，已经使她们退化了面对真实人生的能力，而变得骄纵、变得不知人间甘苦、变得不知人我之间的基本道德关系与对等关系。结果呢，她们最后变得已不是一个真的人，只是一个会演真的人的画皮而已。

——情书是萧伯纳所谓的“纸上罗曼斯”。罗曼斯施诸纸上，自然写实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的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

——“战争”这个东西，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它老哥。古时候人类打仗，你丢一块石头过来，我抛一块石头过去，结果是“你死我活”；后来慢慢“进步”，武器发达，你开一辆坦克过来，我冲一辆坦克过去，结果是“你们死我们活”。可是更“进步”的时候，武器更发达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你丢一颗原子弹过来，我再丢一颗原子弹过去的时候，结果就是“大家死大家不活”的场面了。那时候，全世界一切东西都毁灭了，剩下的，只该是海明威一部小说的名字，那就是——“胜利者一无所获”！

——一个人如果有十分力量，他只做九分事，这就算失职，如果有一分力量，却做两分事，就算伟大。中国人赞美那些妓女从良的，却责备守寡改嫁的，就是因为对两者的要求标准不一样。

——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

——在卡莱尔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诗人、文人也不失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20世纪，“英雄”的定义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么神明、帝王，早该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该代以美人、戏子、电影明星、TVA的设计者、沙克疫苗的发明者、航天员、潜水人、试飞人……他们这些，才是新时代的“英雄”，他们比旧时代的所谓“英雄”要高明一万倍、伟大一万倍。旧时代的所谓“英雄”们，他们要整天砍别人脑袋、切别人指头才能成为“英雄”，然后发动大量的文警，制造宣传，使人们对他们“爱戴”、“崇拜”，误以为他们是“英雄”。但是新时代的“英雄”们，他们却不这样，他们直指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不再砍杀流血，也不需要断头台。他们只凭他们的智慧、好心、灵巧和美丽，再加上对人无害的成名欲望，交织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和平式的发展抱负，运动会式的公平竞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的操守，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时代的“英雄”们，使人们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务、不靠强迫、也不靠鞭子。他们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爱、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温煦的手法。新时代“英雄”的造型，绝不像旧时代的横眉怒目、胡子乱撇；他们极像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张良，面如“妇人好女”，并且可能就是“妇人好女”。

——亚当、夏娃因为吃了苹果，所以四只眼睛发亮，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小两口儿当时采取的初步行动是：抓起无花果的树叶，胡乱编成裙子，他们并没有服装设计。当时他们生长的地方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没生长在夏威夷，所以，他们虽然会用树叶，却不会编草裙。所以，当时他们所穿的，一定很难看。上帝把这一对男女驱逐出境，除了奉送一大堆报复和诅咒外，唯一一件善举，就是妙手“天工”地“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无疑的，上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服装设计家，从此以后，亚当夏娃的子孙所能施展的，只是“巧夺”上帝的“天工”而已，因为上帝忘记了申请专利，忘记了办个“衣服公卖局”来公然敛财，他只是把衣服造成了一种“人类众恶天性的标记”。

——清朝的大奇人龚定写诗宣传说：“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综观古今历史，不论英雄奸雄狗雄鬼雄或是什么雄，在其“垂暮”之日，凡是最后能抱住女人大腿而不抱住“万国坤舆图”的人，我都认为是孺子可教的人，是可能改过迁善的人。换种说法，凡是一个能最后被女人征服的男人，他最后一定不会是一个最坏的男人，最坏的男人都是不听女人的话，而又不跟女人结婚的人。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作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人好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走官方路线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韩孔厂的诗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男子？”看了目前台湾这种软体动物的芸芸众生，我真要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好人？”

——一个人一只脚插到泥里，拔不出来，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但是这种聪明，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如果有，早就不会来“卢沟桥事变”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吃下东北，还没有消化掉，又要吃华北。宇垣看出这种危机，他说：“满洲建设还没完，又发生中日危机，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最后一个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却是抓第三只兔子，并且用短脚大竞走。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然后向上面摊牌，不批准，就辞职。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结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虎！虎！虎！”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谁想到这个代号，却一语双关，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

——虚己以游世，虚心以应人，虚左以待同志，虚无以迎死神。

——胆小的伪君子把白的说成灰的；胆大的伪君子把黑的说成灰的，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没有了黑白。

——上帝给你两只手的意思是：报仇不能靠他，你要亲自动手。

——死后下地狱的可怕不是更下一层楼，而是你不能用死解决问题。——你已经死了，你不能再死了。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

——我要写一两部《刁民传》、《好讼学大纲》、《打官司典范》、《司法黑暗史》等类的小书，用作普遍的宣传。我要使人知道传统中“戒讼”的言论，乃是真“法治”的大敌，是敷衍不求真的民族病，是不讲求是非的混哲学。中国人要有进步，必须从“认真”、“不罢休”、“争个明白”、“不让人”等类型的进取观念开始。换句话说，中国人必须练习放弃退缩的观念；如“得过且过”、如“让人三分”、如“讼则终凶”、如“相忍为安”，等等等等。因为有这类观念并且成为习惯的人，绝不是工业社会里的人，他们该退到用牛耕作的农村去，去做任人宰割的“顺民”！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猥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多徒托空言，无异于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

——所谓“脱衣舞”三个字，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真是一种怪结合。中国古书中有“脱衣”两字，见《国语》中的齐语“脱衣就功”；古书中也有“舞”一字，见《礼记》中的乐记“舞动其容”。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5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乃至6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并不为过。

——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

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又十，它还是不倒，它真行！

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元，就凭它，一百七十五高，一股“斜气”！

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越重的东西降落得越快，越轻的东西降落得越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

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

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的时候，也会捞到天鹅。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地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的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以至于此！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逃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了，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法，有个专门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要舍得骂自己人，才有资格骂别人；有气魄骂党外，才有脸骂国民党；有风度对内互相破口，才有可能对外一致大骂。自由民主就是“人骂我我也骂人”，只骂人不许人骂，这不是自由民主，这是秦始皇。我是不做秦始皇的，我是会写文章的“孟姜女”，并且不会哭的。如何在谈笑之间，摧毁敌人的长城，是我天降的大责任。

——花花公子型人物对女人最能占上风，他们不用鞭子打女人，只用鞭子缠身而已。他们能主动地仅受女人之利、不蒙女人之害，而女人也因他们的熟练、从容与自如而委身相向、而皆大欢喜。我相信最后解决亚当夏娃以来男女纠缠不清问题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哲学家。花花公子可以说你的是我的，女人可以说我的是你的，但哲学家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他妈的。

——学文史的男人一般说来，比那些学理工医农的傻男人们灵巧得多，他们会摇唇鼓舌、会花言巧语、会自杀表演、会讲殉情故事。他们是最好的情人，但却是最坏的丈夫。他们既没出息，又不可靠，一方面相轻，一方面把对方的东西偷来偷去，他们唯一的本领是写又长又超越的臭文章、说混话、做屁事。更下流的是跑到法院去厚着脸皮告人诽谤，同时暗中施用毒计，使别人失学失业。

——如果“真”、“善”、“美”三者不可得兼，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不做善女人，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女人宁愿是个假女人、坏女人，也要是个美人。

这就是说，女人的本质是唯美的，女人实在不适合求真、不适合责善，女人把感觉当做证据，这种人，怎么求真？女人把坏人当成好人，这种人，怎么责善？所以女人追求真相，真相愈追愈远；女人择善固执，善恶愈择愈近。

——订婚是什么？你何不去看一看画展？画展中许多画的下角，常常贴上标签：——“张先生订”、“李生生订”。那就是说，你只能看，不能摸了！

——就是长在墙角旁边的那棵玫瑰，如今又结了一朵花——仍是孤零零的一朵，殷红的染色反映出它绚烂的容颜，它没有牡丹那种富贵的俗气；也没有幽兰那种王者的天香，它只是默默地开着、开着，隐逸地显露着它的美丽与孤单。

我还记得初次在花圃里看到它的情景。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子夜的寒露刚为它洗过柔细的枝条，嫩叶上的水珠对它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娇小的蓓蕾紧紧卷缩在一起，像是怯于开放，也怯于走向窈窕和成熟。

在奇卉争艳的花丛中，我选择了这棵还未长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来，用一点水、一点肥料和一点摩门教徒的神秘祝福，种它在我窗前的草地里。五月的湿风吹上这南国的海岛，也吹开了这朵玫瑰的花瓣与生机，它畏缩地张开了它的身体，仿佛对陌生的人间做着不安的试探。

——这是谁说的？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可能影响一生，可是一个男人之于一个女人，离开后，她不是为他立刻自杀，就在一个月后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地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鉴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处世篇·做第一流的人

传奇人物自有他的弱水三千，而不止于一瓢；自有他的取舍，而不同于世俗的得失。传奇人物最大的特色表现是不安于环境(一年三年，三年五载)。他要找新的环境去浪迹人生。传奇人物不怕任何遭际，任何遭际对他都化为教育与磨炼，然后铸成他丰富生命的一部分。传奇人物亦刚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于神机莫测。女人抓不住他，男人伤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敌人又被他烦死。他的生命力有一股力量、一团火，永远折腾没完。传奇人物是勇士，是艺术家，是快乐的人，并且也给人不少快乐。传奇人物是豪迈之士，传奇人物是大丈夫。——李敖

李敖的这段话貌似在介绍什么是传奇人物，说传奇人物怎么怎么样，实则在说他所欣赏的各种做人原则，而李敖本人也在努力让自己朝这些“传奇人物”的标准靠近，如今也算做到十之八九了。

李敖的人品以及性格，完全可以用惊世骇俗、个性鲜明或者特立独行等词来形容。他是一个敢于想前人所未想，思前人所未思之人。宁做“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他敢在独裁者的独裁统治下痛骂独裁者，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性情，敢于做勇士。李敖的这种人格可以说受到他父亲的很大影响，不委曲求全、不曲意逢迎、不低三下四、不媚上、不傲下，让人敬仰。当然，李敖也因为他的性格以及为人方式被人整过，吃亏不少，损失也很大。他曾两次入狱，总共写了一百多本书，却有九十六本被查禁。就算如此，李敖依旧乐观，笑对一切，嬉笑怒骂谁人管。仍然不抛弃原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骂自己想骂的人，不管对不对得起别人，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可以问心无愧了。李敖将他这种类型的人称为“新时代人物”：“任何有点方法训练的新时代人物，都该清醒地觉察到‘智慧愈多，烦恼愈多’的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烦恼愈多’的原因乃在于智慧的不足与不真，并不在于智慧之多；同样的，‘娱乐无用’与‘人生乏味’之论，也都属于没有开阔心胸的反动，都属于胃口不好却责备食物的愚蠢，而与娱乐等等本身的功能无关。”所以，人们要做对得起自己的人（先要对得起自己，然后才能对得起别人）；要做“新时代人物”；要让自己充满智慧（就算充满不了至少也要有那么一点）；要会娱乐；要能给自己找乐子使生活不致乏味；要能“开阔心胸”……总之，既然人生在世，就要做第一流的人，就要做智者，就要做大丈夫，就要会寻乐。一、第一流人的境界

李清照有诗云：“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在这句诗中被形容为“第一流”的就是被称为“冠中秋”的桂花。只要是在桂花盛开的季节里，无论你是悠闲，还是奋进，抑或是苦闷，都能感觉到一种“情疏迹远只香留”的畅快。那么，第一流的人又是怎样的呢？李敖曾描述过第一流的人的境界：“第一流的人会忍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趣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第一流的人认定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能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第一流的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也不能过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一定是个珍惜时间、不浪费生命的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他只知道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时间对他来说极为宝贵，他的目标通常是如何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最大的价值。

第一流的人也一定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古往今来，善战者、善治国者莫不以大局为重、为要、为上、为本。所以第一流的人也应该是做大事且不拘小节之人。他善于从整体出发，善于从长远计量，然后全力以赴，最终改变大局。

第一流的人也是无情的人，他只站在真理一方，为了捍卫真理他可以抛弃各种人情。他也是一个讲究原则的人，为了原则他也可以不要所谓的“良心”，他不会“良心上过意不去”，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所以第一流的人做事都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第一流的人也是能保持本色以及真性情的人。他不会溜须拍马、不会曲意逢迎，也不会勉为其难。他按照自己的“心”来生活，不隐瞒自己的真实需要，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不为别人而活，他是非分明，待人接物公正公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的人生信条。

总之，第一流的人做第一流的事，他有高远志向，他乐观，他宽容，他有智慧，他只做实事，他正直，他谨慎……这些标准，你又能做到几条？第一流的人不易做，但却不是不能做，先从做第一流的事开始，日积月累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也在向“第一流”的道路迈进。

◎大德不可忘

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细行”，在小的行为上，小心翼翼，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来看他，他就不及格。以日本的广田弘毅为例，他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在东京大审时被绞死。死前他的太太先自杀殉情，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上断头台。——李敖

这句话中李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光注意细行是不够的，还要注意自己的大德，甚至可以说大德比细行要重要。中国人一直以来在道德问题的看法上似乎都有些矛盾。看法之一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问题，那么在道德上也是不足取。另一种看法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只要把道德上的大的方面把握住，小的方面也就可以不必苛求了。李敖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日本战犯广田弘毅作为例子，先阐明在他上绞架以前，他的太太先行为他自杀殉情，这说明在“细行”上广田弘毅完全符合作为一个好先生或是好丈夫的条件。但他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这一点也是不可否定的，他对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他在“大德”上是不及格的，也是不足取的。这里再举另一个例子，明朝有一个破山和尚，有感生灵涂炭，于是为民请命，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杀无辜。而张献忠命令他的手下拿出牛羊猪肉，然后对破山和尚说：“你只要吃了这些肉我就封刀。”破山和尚大义凛然道：“老僧是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毫不犹豫地就把那些肉吃了。从和尚戒肉这样的“细行”来看，破山毫无疑问是有瑕疵，但是从为了百万生灵这方面来看，破山可以被称为“大德”方面的楷模。

李敖想要表达的这种大德重于小德的想法颇有一番道理。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生而为人是不可能完全尽善尽美的，因此有了“人无完人”这一说法。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区别看似很明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者之间似乎也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两者的界限并不分明。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好人做了一件影响很坏的坏事，而因为这件坏事引出了许多世人所不能容忍的恶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这个好人当做坏人来对待，这就是所谓的“失大德”。由此可见，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差别只有一步，要跨过这一步，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上文中提到的“小德出入可也”是想说明那些时不时有所出入的小节是不影响一些君子或是有德之人的为人。比如，精忠报国的岳飞，颠沛流离却至死不屈的文天祥等，这些人在少年时代都做过一些被道学家划分为“离经叛道”的事，但这些事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不失大德的君子。相比之下，有许多古代的君王，比如南唐后主李煜、唐玄宗李隆基、明朝崇祯帝等，这些都是极有才华之人，李煜的词，唐玄宗对音律的贡献，崇祯帝在画工以及陶瓷方面的才华，都由于他们的亡国或统治不力而完全被抹杀。许多帝王将相都是如此，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仅限制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还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身份虽然富贵但是福是祸谁也说不清。再看看另一种类型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汉高祖刘邦都可以被称为一代名君，说其名垂千史也不为过，然而他们也有兄弟相杀的“玄武门之变”以及“背信弃义，杀戮功臣”的名声，这些可以用“坏”来形容的名声并没有遮掩了他们的“日月之明”，反而更能显得他们光明磊落，有帝王风范。这样想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如果当上皇帝的是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当时的秦王李世民，那么还会有贞观之治的出现吗？说不定大好的江山会完全毁在李建成的手里。汉高祖和明太祖都有诛杀功臣之名，清朝的傅以渐就说过这样的话：“汉有韩信，明有蓝玉，读史至此，诚可感叹。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伊始，若无约束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功劳，骄纵横暴，民生凋蔽，也不能立国长久。明太祖，汉高祖，诛杀功臣，虽千古叹为寡恩，其实也是明，汉开国之功，所以能够速就的原因。”说到这里就能看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可谓极有道理。而为了能更进一步地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以及重要性，李敖再次显示出了自己善于考据的特点，又再接再厉地举出了更多的例子：“再以德国的史匹尔为例。他也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帮助希特勒侵略的元凶。纽伦堡大审时，他看到集中营犹太人惨死的照片，他自认有罪。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被判了二十年。他的太太一直等他出狱，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坐二十年牢。“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逾闲’的。”“大德”与“小德”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大局”与“小节”，注重“大德”就是顾全大局，不拘小节。所谓大局，通常指人们所作出的决定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为整体利益着想，而不是为个人谋利。可以说，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顾全大局，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必须要做到能以海量的胸襟去作一些常常被人们认为是“过分理性”的决定，或者是抛开自己的自尊忍受他人的侮辱。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就是说想要顾全大局，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不拘小节，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鸿门宴》中就有类似的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句话的具体意思就是做大事之人不必顾忌细枝末节，行大礼之人也不必计较一些小的谦让。因此，想要成就大事，必须善于取舍。

古往今来，有多少成大事者都是因为善于取舍且不拘小节而获得了成功。矛盾随时存在，现实存在的事物中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个人是不可能将所有事情都全面顾及，做到面面俱到的，因此只有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上，确定“大事”、“大德”的重要地位，做到不拘泥于小节，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完全投入解决事物的主要矛盾上。一句话，要想更快地获得成功就要减少细枝末节等小事的阻碍。曾国藩就坚持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定准做事的方向，不要把心思都花费在小事上，做事情时一定要抓住根本，搞清主要矛盾，从大局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次，曾国藩的《曾氏家书》中就有许多信条被后人们奉为经典。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与吴国斗争失败后在吴国甘当奴隶这点可以看做是“小节”，之后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十年之力，最终一朝灭吴，成就立国大事。类似这种不拘小节、最终成就大事的例子还有很多。韩信不拘胯下之辱这样的“小节”，最终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爱因斯坦不拘不修边幅、衣衫褴褛这样的“小节”，最终提出相对论……这些成大事者都志不在小，他们看得更远，从大局出发，不拘小节，最终获得巨大成功。而一些过于注重细节之人，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可以说是事必躬亲，“军中罚二十以上必亲览”，他要管理太多的琐事和小事，完全没有做到区别取舍，没有搞清楚国家的“大事”与军中的“小事”之间的关系，最终因为劳累过度而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果。这些事例说明的道理仍旧是要想成大事，就要不拘小节，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分散精力在完全不必要的小事之上，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达到最终目标。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企业管理当中，一个企业管理者若想取得成功，也要做到不拘小节。德力西集团的总裁在谈到如何管理好企业时就说过一定要从各种繁琐的管理事务中脱离出来，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来为企业把关，而德力西集团正因为坚持了这个原则，才能多次进入全国民营企业的前十强。所以说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想要成大事，就必须要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大局为着眼点，善于取舍且不拘小节。唯有如此，个人才能达到最终目标，企业才能在市场领先，国家也才能飞速发展。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上面提到了顾全大局以及不拘小节的问题，又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是一句充满了科学哲理以及辩证法的话，完全值得借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它讲的是“全局”与“一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局与小局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域”服从“全局”，“小局”服从“大局”。如果一个人只能看到眼前这块小小的局部，只能看到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利益，也就是“一域”蔽眼，不见全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样做不但会影响大局，就是小局也会被搞砸；相反，如果能做到从宏观或全局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你一定会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怀以及气势，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扩展自己的胸襟，打开自己的视野，在更宽广的空间范围中寻找并把握更大的机遇，只有谋全局者，才能因势而上，最终赢得发展。而“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讲的则是“万世”与“一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所谓发展其实指的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指的就是“万世”，也就是长远，经得起考验。如果不谋“万世”，竭泽而渔，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想要发展当前，就必须着眼长远。

总之，小德与细行固然重要，但大德亦不可忘。虽然想要达到“大德”的难度比达到“小德”要难得多，但是，谁又不想被人们称为一个“大德之人”呢？

◎原则性问题无情面可讲

我一生中，因为我的质直与坦白，得罪的朋友颇有几位，我都顾不得了。我爱护朋友，但我更爱护真理。当朋友背离真理的时候，我会修理他，无奈下笔时分，未免眼中含泪。诸葛亮斩马谡，是眼中含泪的，诸葛亮的伟大不在公事公办，他的伟大，在可以徇私却不肯徇私，他当时要徇私，大家也没话说，但他不肯，所以有挥泪之斩。诸葛亮的挥泪之斩，表现出来的，是公私既分明又兼顾，也就是真理友情既分明又兼顾。这种作风，我最欣赏。——李敖

李敖的确很能得罪人，那是因为原则与真理对他来说尤为重要，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触碰了他的底线，哪怕是朋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提笔而战。李敖也认为，捍卫真理、保持原则也是一个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形态的、批评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像李敖这种公私分明到不讲情面的人现在已经相当少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品格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古人就非常讲究铁肩担道义，而今人则讲究主持正义，古往今来这些都是检测社会是否公正的必要法则。烟云变幻的历史，沧桑莫测的人世，只有正义与正气能够长留人间，正义一直是人心所向，正义也一向是公私分明，不会因私废公，更不会因公废私。

公私、义利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传统道德、人格以及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私关系上，通常要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甚至是公而忘私。而在义利关系上，通常要做到舍利取义或者是重义轻利，也就是说为了道德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第一要义就是人们要如何摆正公私义利等方面的位置。想要公私分明有几点是必须要做到的。其中一点就是必须具备一个独立的人格意识。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这点，没有具备独立的人格意识，那么他就不会用理想状态下的那些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就算要求了也会很难做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一直着重强调拥有集体主义的人格意识，从小就教育人们一定要把集体的、全局的利益放在任何事情的首位，这样一来“天下为公”的传统氛围就这么形成了，这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典型的一例：遏制甚至抹杀个人对私利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追求私利也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抑制，但是必须正当地发展。如此想来也是，凡事都要对比才能出结果，如果没有私利，哪里又有公义？可以说私利就是公义的根本，但是这样说并不代表人就应该先满足私利再满足公义，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保障公义这个大前提下，正当且有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可以说大公无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状态，是被人们普遍憧憬的，但要清楚，想要达到这种状态也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要做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公私分明。中国是一个重视人情，甚至可以说是讲尽人情的国家，李敖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一切要靠‘拉关系’、要靠人际关系好才能办事的现象，是可耻的！因为它把‘人情’高过‘是非’，又违反公平原则。中国人最易犯此病。结果人的精神、时间都花在做公关、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面，一切都讲关系才能过关了，这成什么话啊！”可以说在中国人情第一，在这里人情会成为一个人所有行为的重要基础以及行动原因。在现实背景之下，谁有关系谁就能活得自在。当然，在这里并不否定那些靠自己本事单打独斗闯天下并且成功的人。但是谁又能做到有关系不利用，只靠本事吃饭呢？这样的人恐怕很少，不过也确实让人佩服，但是心中的苦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总之，在现实社会无论你要做什么，总是会习惯性地先捋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研究一下这个关系能起的作用有多大，这恐怕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有关系，我们在做事方面就会有信心得多，一旦没有什么关系，在做事方面总会感觉单薄无助，无人依靠。这不能怪任何人，同样做一件事情有关系的成功率比没关系的要高得多，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且古今通用，皆是如此，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例如清朝时期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是靠长辈介绍才能成为军机大臣穆章阿的门下，而晚清的重臣李鸿章也是经人介绍才成为曾国藩的门生，再接着，没啥本事的袁世凯也是靠他叔父的介绍才到了李鸿章的门下做事，特别是这个袁世凯，无论是学习还是科举，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如果不是李鸿章的提携重用，他最后能凭借位高权重搞出那么多鸟事吗？如果不是有人情关系，袁世凯很有可能还要在不得志的黑暗中徘徊很长时间。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尽管对于人情关系的约束开始增多，但是也不能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仍然是生活高下、前途逆顺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个道理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所以不管是谁，大概都会拿出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人与人之间相互攀比，关系硬不硬也成了一个项目。关系广大、认识“有用的”人多的，通常都会被认为是能力非凡、有本事，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一些钦佩、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情绪，如果有可能，就会立即上前将这人拉为自己能够依靠的力量。总之就是认识的人多了，办事能相互有个照应，就好像走了个捷径，比靠自己走弯路要省力多了。官员们对这个道理更是认识透彻，实际操作水平也会更高，能够很有技巧地处理工作方面以及与领导联络感情方面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只是干好工作是不够的，与上级搞好关系才是双保险。关系好了，工作有点儿失误没关系，关系不好，工作上只要出了一点点问题，也能让你倒大霉。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这与西方的许多国家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种状况呢，归根结底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曾长期处于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结构下，人们生活艰难，大部分人都处于弱势地位，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照成为必须，一直到现在，这种必须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处处需要别人关照、需要感情的时代。这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一个潜规则，这也是中国社会运转的一个根本因素。那么，在这种几乎到处都是“讲人情”的社会背景下，李敖是如何保持他维护真理、公私分明的态度而不动摇、不改变呢？那就是“没良心”，这里说到的“良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良心”，李敖是这么解释的：“所谓‘良心’，是古今中外人士最爱谈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十分不通的大题目。我所以说这个题目不通，乃是因为‘良心’是根本不存在的。一般人误以为人类先天性有‘良知良能’、有‘是非判断’……其实这些都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统统都是后天习俗与教育的产物，标准也因时空环境而不同。例如：中国的女人，会因丈夫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是沙特阿拉伯的女人呢？却会因丈夫没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见‘良心’云云，实在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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