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滟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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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相见，怎会相欠试读：
内容简介
若说民国，便逃不开爱情的话题。纵观民国爱情，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生死契阔。有人为了爱情，在擦肩而过二十年后，依然能冲破疾病的障碍与世俗的偏见，再续前缘，一如吴作人：有人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跨越国界，将他乡作故乡，饱受命运的摧折，却至死不悔，一如戴乃迭：有人为了爱情，独身半个多世纪，只因心中住亡灵，一如唐圭璋；有人为了爱情，不惜花费七年时间为爱人建造“人间天堂”，一如史量才……这乱世爱情，也许难免感伤，甚至几多悲情，但真爱本身，却可贵可敬，令人高山仰止。
作者简介
何滟，八零后，黑发黑眼眸，山城妹子。自幼爬坡上坎，野性十足；又经长江水浣发濯足，浪漫多情，乃冰火两重天的矛盾综合体。自金钗之年始，对文字走火入魔，信手涂鸦，无的放矢：至而立，笔耕不辍，文风从华丽煽情到简洁素朴……见字如见人。
序言
若说民国，便逃不开爱情的话题。那些被贴上爱情标签的名字，想必已在人们心中烂熟。试想，谁又不知张爱玲那段让她“低到尘埃里”的爱情？谁又不晓徐志摩那场有违“人伦道德”的婚姻？这些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俨然已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他们的故事，经人口口相传，笔墨渲染，平添几许风月几分趣味，徒增后人的想象和感伤……也许，这就是民国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的魔力，烂若披掌，却耐人寻味。
毋庸置疑，这是个蕴藉风流的时代，催生才子佳人；这也是个卓荦不羁的时代，盛产美女英雄。我们痴迷于玩味民国爱情，不仅仅因为爱情本身，还有那个大背景下的国恨家仇，是非恩怨，以及诸如兵戈扰攘、烟火传奇等关键词。这个时代不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专场，除却以笔代矛的文人多情的浪漫，还有力挽狂澜的英雄铁骨下的柔情，以及隐遁江湖的名士缱绻的风流。在品读爱情之余，我们研究他们的身世，评议他们的风骨，慨叹他们的际遇……这个时代所特有，都能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本书里，一起温习爱情，科普爱情。
民国之爱情，注定被赋予强烈的时代特色。当古典气质逐渐被现代风情所取代，当东西方文化逐渐融合，才子和佳人对自由式爱情的追求最先觉醒。他们对灵性合一的自我成全，往往以违背封建大家庭下的礼仪为前提，所有被挣脱的桎梏背后，都须承受来自世俗的蜚短流长，甚至千夫所指。然而，就爱情论爱情，他们的勇气是可嘉的。正如徐志摩，他的“离经叛道”终有陆小曼为他素服度余生来报答。
然而不得不说，在那样的时代，花前月下只是奢侈，而举案齐眉、患难与共、生死相随才是主题。纵观民国爱情，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生死契阔。有人为了爱情，在擦肩而过二十年后，依然能冲破疾病的障碍与世俗的偏见，再续前缘，一如吴作人；有人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跨越国界，将他乡作故乡，饱受命运的摧折，却至死不悔，一如戴乃迭；有人为了爱情，独身半个多世纪，只因心中住亡灵，一如唐圭璋；有人为了爱情，不惜花费七年时间为爱人建造“人间天堂”，一如史量才……这乱世爱情，也许难免感伤，甚至几多悲情，但真爱本身，却可贵可敬，令人高山仰止。
民国更多是多情。谁教这是一个活色生香的时代，才子佳人竞风流，免不了要留下几多香艳故事。他们至情至性，却“博爱”无边，背负一个多情名号混迹于世，要么情无所依，孤独终老，一如吴宓；要么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在晨钟暮鼓中了此残生，一如苏曼殊与李叔同。
总之，这是一个人物品藻、任诞风流的时代，并不是几句情诗就能描摹出它阳春白雪的风情，诉尽它沧海桑田的苍凉。然而，这些诗词中的人和事，却是精心钩沉、极具时代特色的，读后方知，民国自是有情时代。第一卷深情篇——情不知所起，往而深世间情之千万种，唯爱至真至纯。乱世中的爱情圆满，尤为难求。命运的车轮，碾过烽火楼台，碾过家门台阶，碾碎团头聚面。家国巨变，从此演绎几多悲欢离合。然而，因着那一抹深情，再远的爱人，都会聚合；再艰难的爱情，都能天长地久。昨夜人双笑——俞平伯与许宝钏《身影问答》俞平伯身逐晓风去，影从明镜留。形影总相依，其可慰君愁。颜色信可怜，余愁未易止。昨夜人双笑，今朝独对此。
1920年1月，19岁的俞平伯与北京大学的同学傅斯年一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可是，在浩渺的海上，俞平伯想起家中的夫人许宝钏，思念之情油然而生，遂提笔写下《身影问答》《庚申春地中海东寄》等诗，以遥寄夫人。而到了英国后，他对许宝钏的想念更是如同杂草般，缠绕于心，最后竟不顾同学傅斯年的劝阻，只在英国小住十多日后，便打道回府，回到他与她温暖的小家。
1900年，俞平伯出生于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春在堂，其祖籍为浙江德清。他的曾祖俞樾为清末著名的学者，父亲俞陛云则为探花，俞平伯从小便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之十分有感情。他15岁那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而就在他念北京大学期间，即1917年10月，便与许宝钏于北京东华门箭杆胡同寓所结合。
许宝钏是俞平伯舅父的女儿，她出身名门，其父是高丽国的仁川领事，她从小便随父亲前往高丽国，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回国后，许宝钏又随父亲一起在苏州定居，平日里常到俞家，与俞平伯姐弟一起玩耍，并与俞平伯的姐姐一起学琴，因此，她与俞平伯，可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俞平伯与许宝钏成婚的时候，俞平伯年方十八，许宝钏二十二岁，长他四岁。许宝钏的弟弟许宝驯曾撰文记录了姐姐与姐夫的结婚场景。结婚那日，许家父母将女儿许宝钏从苏州送到北京，年仅9岁的许宝驯和姐姐作伴。到了北京火车站后，他们姐弟俩分坐在一辆手推独轮小车的两边，一路咯吱咯吱，颤颤颠颠地驶向俞平伯在北京的临时寓所。婚礼上，俞平伯则按照岳父的意思，穿上衣彩绣袍，戴上红绒缨帽，帽子上插着金花，好不神气。而北京大学的教授黄侃，以及俞平伯的同班同学许德珩、傅斯年、杨振声等，都前来参加他的婚宴，见证他的幸福时刻。虽然当时的俞平伯尚在念书，但是，像他这样在读书期间结婚的人比比皆是。比如他的同学傅斯年，早在1911年便结婚了，而另一位同学杨振声，其长子当时也已经6岁了。所以，相比之下，俞平伯并不算早婚。
婚后，俞平伯与夫人许宝钏情投意合，日子过得十分顺意。俞平伯从北大毕业后，回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携夫人居住在西子湖畔，在那一池春水旁，与她过着不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许宝钏不仅会写诗作画，工于书法，还精于弹琴，擅长昆曲。每次俞平伯进行创作，她便为他抄誊，二人的配合十分之默契。俞平伯发表于1922年的第一本新诗集《冬夜》，便是经过许宝钏抄誊两遍的心血。他醉心于研究《红楼梦》，她便为他研墨打扇，红袖添香。就是在这孤山俞楼中，他完成了流传后世的《红楼梦辨》，提出了许多关于《红楼梦》一书的独到见解与观点，成为了“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也因此被誉为“红学大师”。而另一方面，由于许宝钏喜好昆曲，俞平伯也受之影响，对昆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只可惜每次都是她唱他听。他也曾认真模仿她的唱腔，不知是不是因为有点五音不全，怎么也参不透其中的曲折奥妙，唱出的曲调十分怪异，常引得许宝钏哈哈大笑。后来，他拜师于曲学家吴梅，才最终在曲艺上有所精进。从这一小事可以看出，俞平伯对夫人许宝钏，当是动了十二分的心思，只为与她琴瑟相和，比翼双飞。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十分盛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此趋之若鹜。而俞平伯自然要赶一回这样的时髦，便也积极申请到了一个赴英留学的名额。然而，刚登上远行的邮轮，他便后悔了，因为他开始无比地思念起夫人许宝钏来。“昨夜人双笑，今朝独对此。”俞平伯与许宝钏
身在茫茫的大海上，虽有好友傅斯年相伴，但只因没有她在身畔，他便觉得周遭凄凉。他想起昨夜，她还与他在灯下吟诗唱和，与他探讨《红楼梦》，而只隔了一夜，他与她便无奈分离。此时的她，也一定在家中牵挂着他的旅途安危吧，一如他对她的牵挂。思及此，他不由一阵心酸，恨不得轮船能立即回头是岸。此时此刻，他只想回到家中，看她的笑颜，喝她泡的清茶，过着如常的平淡悠闲的日子。但同时，他也恨自己的不争，作为堂堂的七尺男儿，竟因眷恋起儿女情长而置学业与前程于不顾。然而，这样的可称得上是“理性”的想法，在他那里，最终没有占上风。当他到达英国之后，仅作短暂停留，便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西子湖畔的“孤山俞楼”。在他心心念念的家中，他朝思暮想的妻子早已为他泡好了一杯上好龙井茶。他安然享受着这一切，心想，能在现世安稳中，一生过着此般安稳恬淡的生活，又有何不可呢？志在四方是丈夫，恋家守土，难道就不丈夫了吗？
抗战期间，他们以唱曲自娱，以卖物维持生计，虽然清贫，日子却滋润温馨。“文革”时，70岁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她毅然与他相随。在干校，他们一边种菜、搓麻绳，一边继续着他们的“业余”爱好：品诗文、唱昆曲、议红楼，偶尔还会打打桥牌。别人眼中的“凄风苦雨”的日子，竟被他们过得有声有色。
1977年10月28日，是他们的六十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天，他们将居室布置成洞房的样子，如同回到新婚。而他更是在此前，花了一年的时间，几易其稿，写成了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将自己与夫人许宝钏“婉婉同心六十年”、“悲欢离合幻尘缘，寂寥情味还娱老，几见当窗秋月圆”的经历尽收其中。叶圣陶在评论此诗时，叹道：“此乃注入了（俞平伯）毕生情感。”
没过两年，许宝钏便因病住院了。在与她分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便写了20多封信给她，并在信中嘱咐妻子道：“只写给你看看，原信笺请为保存。”然而，年迈的她终究无法与命运抗衡，没过多久，她便痛别人间，离他而去。他的世界，从此黑白不分了。他为她写了无数的悼亡词，还把她的骨灰盒放在榻前，朝夕相伴。即使在他病重时，也固执地不愿离开存留她骨灰盒的卧室。
最后，他也去了，虽然与她的离去，隔了些流年，但他知道，她一定在那头等他，等不到他，她不会走。百年好合休嫌晚——吴作人与萧淑芳《题〈双骥图〉》徐悲鸿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接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峰。
1948年6月5日，40岁的吴作人与37岁的萧淑芳喜结良缘，恩师徐悲鸿送上一幅《双骥图》作为贺礼，并题下此诗作为贺词。不为人知的是，这“百年好合休嫌晚”一句，正是这对新婚夫妇爱情际遇的真实写照。
他与她，原本相识于二十年前，可是，在他们此番结缡时，已各自经历过一段婚姻。其间错失的一大段时光，又是怎样的令人扼腕喟叹呢？
二十年前，吴作人与萧淑芳都风华正茂。是时，吴作人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才子，才华横溢，风度翩翩。萧淑芳则是该系的旁听生，学习油画和素描，十八岁的她，明眸善睐，端庄娴雅，举手投足间，京韵十足，引来无数男生的注意，其中不乏一些爱慕的眼神。吴作人那时锋芒毕露，心高气傲，自然无暇去关注这位旁听生。直到有一次，他进到老师徐悲鸿的画室，看到了倚窗侧立的她。她窈窕的身材，美丽的侧影，典雅的气质，令他瞬间屏住了呼吸。电光火石间，他的心开始沉沦。萧淑芳户外写生
此后，在油画和素描课上，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眼光追随着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巧笑倩兮，她的凝眉静思，都令他心动不已。别人都在听老师讲课，他却一个人悄悄地画她的速写，起笔处，是他对她的深情，落笔处，是他对她的眷恋。这位曾经自恃清高的才子，顿时陷入深深的苦恼中。他没有追女孩子的经验，不知道该怎样向她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连和她说话的机会都是渺茫。
这天，机会终于来了。吴作人正在徐悲鸿的画室练画，萧淑芳推门而入。原来，她带来了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让老师徐悲鸿给她指点一下。吴作人故作镇定地凑上去，看了一眼画作道：“画中的鸡蛋是你买来的吗？”这无疑是很没水平的一句话，也是这位少年才俊在慌乱中的“口不择言”。如此俗气的搭讪，自然是遭到了佳人的一番白眼，萧淑芳没有理他。自尊心极强的吴作人脆弱而敏感，在遭到萧淑芳的白眼和冷落之后，他决定放弃对她的爱恋，不再关注她，即使见面，也不再和她说话。
之后的人生，自然是路归路，桥归桥。他们都成了画坛的新星，也都各自正常地结婚生子。
然而，命运也许是有意要与他们开个玩笑，他们彼此的婚姻，竟都不尽如人意。结婚后的萧淑芳，因一次盲肠炎手术而感染了腹膜炎，最后竟转化成结核病，一到傍晚便开始发烧，高达四十多度，每次发烧，都要持续到凌晨才能退烧。她遍求名医也未能治愈，只好卧于病榻长达三年之久。而就在她卧床期间，其丈夫也狠心弃她而去，她带着两岁的女儿艰难度日，时刻陷于一种人生惨淡的悲伤与落寞中。与此同时，已成为知名画家的吴作人，也遭遇了丧妻失子之痛。他在比利时留学期间，与比利时女孩李娜相恋并结合。婚后，李娜随他回国，来到重庆，饱受战乱之苦，并于1939年惨死于日本的飞机轰炸中。他们的儿子，也在一次意外中夭折。而他的作品，亦因日本飞机的轰炸而全部销毁。饱尝生离死别之苦的他，选择了离开重庆，只身到大西北采风……
1946年6月，吴作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展开了他的“旅边画展”。其画作中所展现的大西北的风土人情，给曾经沦陷多时的上海画坛带来了一股粗犷的健康之风，轰动了当时的大上海。病中的萧淑芳听说是吴作人开的画展，便决心前去看看。在她的记忆中，这位吴大才子为人极端傲慢，每次与她碰面，都目不斜视，从不理睬。后来，他还因为常常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活动而被学校开除。再后来，她听说在徐悲鸿的帮助下，他出国留学，之后便再没有听到过他的半点消息。
让萧淑芳没有想到的是，当她拖着一身病体走入画展的展厅时，便被吴作人认了出来。吴作人见是故人，而且是曾经心仪的女子，便十分热情地迎了上去。十多年后再见，前尘往事中的不快，皆被抛之脑后。他们相谈甚欢，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有着说不完的话。在得知了对方的不幸遭遇后，便都惺惺相惜起来。吴作人与萧淑芳新婚留念（1946年）
此后，吴作人成了萧淑芳愚园路寓所的常客。在当时，结核病如同瘟疫，人们对它唯恐避之不及。可是，吴作人却不管不顾地陪在萧淑芳身边，照顾她、鼓励她，事无巨细，还与她一同切磋绘画。同时，他还十分疼爱萧淑芳两岁的女儿萧慧，日子久了，两人情同父女，萧慧甚至叫吴作人“爸爸”。对吴作人所做的一切，萧淑芳是十分感动的，而且，在经过长期的相处之后，她彻底改变了以往对他的看法，此时的他，不再孤傲，而是一个温情而极富责任感的男人。若说没有对他心动，那是骗人的。可是，她也有着自己的顾虑，总觉得配不上这样好的他。吴作人当然知道她的心事，便一边细心地开导他，一边耐心地等待。
终于，在两年之后，身体已经康复的萧淑芳打破了心中的坚冰，答应嫁给一直照顾和深爱着自己的吴作人。于是，在老师徐悲鸿的见证下，这对历经磨难的艺术家结为了夫妻。“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接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峰。”
爱是什么？是否一如婚礼上的誓言，不管贫穷还是疾病，永远不离不弃？对于萧淑芳来说，她曾经是不幸的。她那曾经给了她誓言的前夫，因不堪忍受她的病痛拖累，弃她而去。然而，她又何其有幸，在她陷入绝境，病病歪歪的时候，曾经被她无心伤害过的男人，竟不计前嫌地爱她、照顾她，给她重生的勇气和希望。所以，在真爱的世界里，誓言是没有用的，所谓的山盟海誓，花前月下，都不如一次倾心相遇后的毫无保留的付出。爱，也不分早晚。即便他们曾在最美好的韶华相遇，也因为年少轻狂，错失缘分。而今，他们虽然都到了而立之年，可是他们的这份爱，比起那些青春时代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不是更加深沉与厚重吗？能够排除万难而勇敢结合的两个人，真正是“百年好合不嫌晚”啊！晚年时期的吴作人和萧淑芳
婚后的二人，因为志趣相投，在绘画艺术上相互提携，相互指正，彼此的绘画热情都空前高涨。新中国成立后，吴作人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务长和油画系主任，萧淑芳则担任水彩老师。徐悲鸿逝世后，吴作人先后接任了副院长、院长的职务，工作十分忙碌。但是，因为有了萧淑芳作为后盾，他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激情饱满，正应了徐悲鸿送他们的“茂实英声相接攀”那一句。而吴作人对萧淑芳，更是深情依旧，哪怕是小别几日，也要写信给她，相思之情满溢。
1997年，美术巨匠吴作人因病去世，享年89岁。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盖在他身上的白缎上，是萧淑芳特地绘制的《寿梅图》，只因他小字“寿”，她小字“梅”。一幅《寿梅图》，是他们爱情的最后绝响，从此，他们合为一体，生死不离。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与许广平《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的一生，饱经风霜，饱受争议。只因他笔力遒劲，便有人说他尖酸刻薄，毫不留情。然而，真实的鲁迅又是怎样的呢？是否一样有血有肉，儿女情长？也许唯有他身边的人，最有发言权。
在认识许广平之前，鲁迅身边却是没有人，确切地说是没有女人，尽管他早有家室。1906年，在日本仙台的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奉命娶了山阴朱安女士为妻。然而，作为一位激进青年，他自然是不迷糊的。成亲后没几天，他就回日本继续求学，而在此期间，他与朱安完全是相敬如宾，洞房之事，一搁就是一生。而那个名叫朱安的女子，一生都以“鲁迅原配”的身份活着，除此之外，只是默默无闻。
此后的十多年里，鲁迅以笔代矛，一直孤身战斗着，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他一直保持独身，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也或者说，只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
直到许广平出现，鲁迅这个以不苟言笑的面孔示人的铁汉，才渐渐生出柔情。
许广平比鲁迅小17岁，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毕业于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并于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后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1922年，许广平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便认识了北京大学的青年李小辉，二人很快展开了恋爱。然而，天不遂人愿，许广平不幸得了猩红热，并传染给了探视她的恋人。更戏剧化的是，最后许广平得到了康复，而李小辉却不治身亡。这件事给许广平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陷于悲痛而无法自拔，直到鲁迅出现在她的世界中。
那是1923年秋天，鲁迅接受好友许寿裳的邀请，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当时，身材高大的许广平总喜欢坐在第一排，所以，她对第一次见鲁迅的情景终身难忘。多年后，她回忆说，当时鲁迅给她的最初印象，便是那过长的头发，又粗又硬，笔挺地竖立着，很有“怒发冲冠”的味道。他的衣服、裤子和皮鞋上，全是补丁，娇小姐们甚至暗自称他为“乞丐的头儿”。但他教授起课来，却是十分吸引人的，以至于没有人逃课。就这样，许广平喜欢上了鲁迅讲课，并格外注意起他来。
1925年3月，在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之后，许广平忍不住想要给这位严肃又亲切、熟悉又陌生的先生写信。其实这个念头动了很久，只是一直没有鼓足勇气。但眼看学校正处于动荡的局面，又恰逢毕业在即，她一方面确实有些问题和苦闷想向先生请教和倾诉，一方面她也怕毕业后就失了机会。总之这一次，她的勇气完全来了，便在同学林卓凤的壮胆下写好了信。
3月11日，她打完草稿后，又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直行书写认真地抄了一遍，并想方设法在第一时间送到了鲁迅手里。信的开头，她这样写道：“鲁迅先生：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首期盼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她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捺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寄出后，许广平坐立难安，她不知道鲁迅先生会有何反应。26岁的她生平第一次失眠了，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自己信中的内容，不断揣测鲁迅看信时的情绪。她想，也许先生根本不会当回事呢！然而，3月13日，焦灼中的许广平一大早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信的开头，鲁迅称她为“广平兄”。信中，他对她三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等，洋洋洒洒也有几千字了。看到鲁迅如此“亲切”的回信，许广平的不安一下子都散了。鲁迅、许广平和友人
在激动、感动参半的心情下，许广平很快又给鲁迅写了第二封信，而鲁迅也很快就回信给她了。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的通信竟未曾断过。从这年的3月到7月，二人通信达40余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两地书》。
在通信过程中，他们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对社会和人生的诸多问题也有着同样的见地，就这样，他们变得无话不谈，从国家到生活。两颗心也越靠越近，最后燃烧起爱情的烈火。当然，不管是从年龄还是身份地位的悬殊来看，他们的感情都注定要受到一些保守派的质疑和抨击。之于鲁迅，他有着中年人久经磨炼的冷静与忧思，既渴望拥有志同道合的爱情，又不能不理性地考虑对方的周全。他既享受着沉湎梦幻般爱情的欢愉，又承受着梦醒后左右为难的痛苦。他知道，他们的感情，势必要经过重重的障碍，诸如社会传统道德的束缚，人言的可畏，尤其是原配朱安的存在，及自己与许广平的年龄差距……凡此种种，令他瞻前顾后，犹疑不决。而许广平在这个问题上，则显示出比先生更强的胆魄来。她始终坚定地拉着先生的手，“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为此，她甚至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铿锵有力地为她的爱情宣誓。她庄严地宣称：“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可以说，正是有许广平这种无畏精神的推动，才促成了他们最后的结合。1927年10月8日，在冲破世俗的阻力之后，46岁的鲁迅和29岁的许广平在广州正式结为夫妻。“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两年后，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据周海婴后来介绍，母亲许广平曾经告诉他，他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由于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而鲁迅和许广平又经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所以婚后二人一致决定暂时不要孩子。可是，既然孩子来了，他们便决定生下来。
然而，到许广平生产的时候，却不幸难产。紧急关头，医生问鲁迅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保大人。好在终归是虚惊一场，结果大人小孩都得以保全。
对于这个意外得来的孩子，鲁迅很是疼爱。但是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的父爱则彰显在对孩子成长的绝对民主上。在给孩子取名字一事上，他对许广平说：“这个孩子出生在上海，就先取名叫‘海婴’吧。等他长大懂事了，如果愿意用，就继续用，不愿意的话再改再换都可以。”就这样，这位伟大的民主战士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终于得以享受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鲁迅、许广平与儿子周海婴
1934年12月，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为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原刻极为难得，故此翻本亦无比珍贵。鲁迅将它赠给许广平，并将此诗题写在扉页上。此时，距离他们1925年通第一封信整十年，即“十年携手共艰危”。在这十年间，许广平跟着鲁迅从北京转战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定居于上海。在这极为动荡的十年中，他们亲历了北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以及国民党长达十年的“围剿”。而鲁迅从始至终一直与革命者们站在同一阵线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战斗，为中国的文化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作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一直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默默地支持他、关怀他，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艰难，她从不畏惧，从不退缩。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亲人，又是战士。“以沫相濡亦可哀”则是借用了《庄子》中的典故：当泉水干涸，鱼儿们便吐沫来互相润湿，以维持生命。而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于安危时相互扶持相互支撑的关系呢？
鲁迅虽然一心致力于革命事业，但是妻子的付出，妻子的忍辱负重，他又何尝不知？所谓“倦眼”，所谓“甘苦”，其实都渗透着他对她的无限感激与怜爱。因为他深知，与他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许广平，为了让他更好地投入战斗，从来都是把生活的苦难和重压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所以他写下了“此中甘苦两心知”的感言。他们二人之间的相互体恤与慰藉，令后来者读之无不深受感动，甚至为之泣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十年后，许广平以一篇《十周年祭》来回首当年往事：
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跨越十年的一诗一文，饱含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理解与体谅，关怀与支持，思念与疼痛，象征着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情谊，实在是哀感天地。两情一命永相怜——张伯驹与潘素《鹊桥仙》张伯驹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张伯驹因即将与爱妻潘素小别，遂写下此诗赠与潘素。此时，他与她已结合40年。
初相见，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张伯驹其时已经有三房妻室，因元配李氏和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养，便娶了三夫人王韵香。当时的他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因其父张镇芳为该银行的总经理，所以他的事务算是比较清闲了。于是，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令他醉心不已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上。但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的工作，他是必须要做的。
是时，他又到上海查账，工作之余，与一帮朋友相约去见识这里的“花花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十里洋场，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四马路一带，是名伶们的聚集之地。而最风光的，莫过于天香阁的“潘妃”潘素。她冷艳高贵，素手弹琵琶，如天外来音，令听者无不为之倾倒。见过各色奇绝女子的张伯驹，亦不能幸免。他见她，一袭黑丝绒旗袍，身材曼妙，表情清冷，艳绝无比。她的一曲《平沙落雁》弹毕，他的心已沉沦大半，竟痴傻地叹道：“真是天女下凡。”纵然他满腹诗情，此刻竟也词穷到俗透。话已出口，自是覆水难收，为了挽回他堂堂“民国四公子”的面子，他紧接着又作了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将她的声、色、形一一糅于诗中，可谓妙绝。而他的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使她不由注意到他。当她看到对联的落款为“张伯驹”时，她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潮，双颊绯红。
鼎鼎大名的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她又怎会无所知晓？在当时，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与袁世凯内弟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并称“四公子”。而张伯驹又与袁克文并称“中州二云”，只因他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而袁克文号寒云主人。这位张公子不但诗词才学了得，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其声名早已远扬。此时，面对他的赞赏有佳，“潘妃”亦是做不张伯驹到故作清高。曲终人散后，他与她端坐于窗前，把盏言欢，没有生疏，没有隔阂，熟络得一如久别重逢的故人。徐徐晚风里，二人各自心湖难平。
她告诉他，她原名叫潘白琴，为逊清名流潘世恩的后人。其母从小就延请名师，教她绘画、音乐与诗文。不幸的是，她十三岁时，母亲去世，继母待她极为刻薄。其父潘智合又是个不争气的浪荡公子，不久便将庞大家业挥霍一空。于是，继母给她一把琴，叫她卖艺为生。她流落到上海后，因才貌出众，很快便在天香阁张帜迎客，但卖艺不卖身。
张伯驹听了她的坎坷身世后，对她更生爱怜之意。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想方设法呵护她一生一世。“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
然而，相爱简单，相守却难。原来，此时的潘素其实早已名花有主，她与当时的国民党中将臧卓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而潘素在认识张伯驹之后，心中的天平很快就倾斜于他，她决定跟随张伯驹。臧卓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地将潘素“软禁”在西藏路的一品香酒店里，不许她踏出租房半步。潘素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哪里抵抗得过，便只好每日以泪洗面，寄希望于张伯驹将她救出。而张伯驹闻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而对方又是个国民党中将，怕是软硬不吃的。末了，他只好求助于世交孙曜东，趁天黑时，买通了看守潘素的卫兵，将潘素营救出来，第二日一早便火速逃回北京。就这样，这一对痴男怨女，在北京结合，正应了那句“柳暗花明有路”。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嫁给张伯驹之后，潘素的人生，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张伯驹知她喜爱绘画，又有绘画功底，便想让她展露出自己的才华，不只做一个旧社会里的“花瓶”。他不惜重金，为她请来名师朱德甫、夏仁虎、汪梦舒等，教她画花卉山水、习诗文。同时拿出自己精心收藏的潘素书画真迹，让她潜心观摩。而潘素亦是用功之深，加上悟性极高，竟渐渐钻研出隋唐两宋的工笔重彩画法。在张伯驹的陪伴下，她走遍名山胜水，终成一代花卉、山水画家。
而张伯驹对潘素的感情，更是历久弥新。在他们婚后，他的绝大多数诗词，都是写给她的。袁克文的诗词，赠与了他的诸多红颜，而张伯驹，却只为潘素这一个女子写诗。其用情之深，情之所专，实在是感人肺腑。“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而潘素对张伯驹，亦堪称内助之贤。张伯驹对文物爱之如命，在收藏之路上，往往是一掷千金，甚至不惜举债。对此，他的亲朋好友都极力反对，只有潘素永远持支持态度。当年，有人愿意以二百四十两黄金将展子虔的《游春图》卖出，此时正值日本人大肆搜刮中国文物，张伯驹担心国宝落入敌人之手，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豪宅——李莲英旧墅以二百二十两黄金的价格卖给辅仁大学。而潘素则毅然将自己的首饰卖掉，凑足那二百四十两黄金，使国宝得以保住。并历尽千辛万苦，将它平安带出北平。
1941年，张伯驹遭到汪伪政府绑架，对方向潘素索要三百万赎金。而在张伯驹家里，除了那些珍贵的文物，几乎是一贫如洗。虽然只要卖掉一件文物，就能救回丈夫的命，但潘素深知，文物决不能卖，因为对于丈夫来说，这些文物胜过生命。危难面前，她以她特有的聪慧与沉稳，一边周旋于匪徒，一边四处求助，最终在友人们的帮助下，筹集到了四十根金条，赎回了已遭绑架八个月的张伯驹。张伯驹被放回家的时候，已是骨瘦如柴的她，一时悲喜交加，晕倒在他怀中。“文革”时，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年逾古稀的他被送往偏远的吉林舒兰县插队。由于他一无户口，二无粮票，竟被该县拒收。好在有潘素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地照顾他，才使他最终得以活着回到北京。
1982年1月，已年过八旬的张伯驹因感冒住进了北京什刹海西南的“北大医院”，与七八个重病患者挤在一间病房里。潘素怕他产生不良情绪，便向院方申请，能否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然而，却被院方以“不够资格，不能换”为由，将他滞留在重症病房中。两天后，一个病友去世，而张伯驹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开始变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吵着要回家。无奈之下，潘素再次向院方申请调换病房，仍被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又过了两天，又一位病友去世，张伯驹的情绪变得更坏。但是，此时他已经无力抗议，因为他已经从感冒发展到了肺炎。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伯驹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他一连几天不思饮食，只靠输液维持生命。此时的张伯驹，也许预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所以写下“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鹧鸪天》）这样的诗句。他的前半生，虽然也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由于身处乱世，他的下半生，尤其是他的晚年，几乎都在动荡中度过。所以，在临终前，他唯一的祈愿，便是能够天下太平，让物我同春，即人、环境与社会，能共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没有打击、没有战争，也没有黑暗。对于这位伟大的收藏大家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理想，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启示与训诫。
在写下《鹧鸪天》十一天后，一代爱国收藏大家张伯驹永别人间。临终前，他自挽一联：“求凰一曲，最堪怜还愿为鹣鲽，不羡作神仙。”道尽了他对这一生的满足，对夫人潘素的感激，只因有她，不管他是富贵一生还是清贫一生，都不如与她做一双平凡的鹣鲽来得真切幸福，让他眷恋。天若有情天亦老——杨宪益与戴乃迭《悼亡妻》杨宪益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1999年11月，妻子戴乃迭因病去世，杨宪益的生命也似乎随之被带走。对于他来说，余生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已，再无欢喜。
戴乃迭在去世之前，已经重病好几年。也许是因为早年生活留下的阴影，她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她不再识人，但总是微笑着，去看望她的人，都无法忘记她满头银丝下的红通通的脸，是个慈祥又可爱的老太太。而在他眼中，她从来是，且永远是最美好的人儿。尽管她已不认得他，也不再认得女儿、女婿和外孙，但他知道，潜意识中，她知道他是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人，所以，她永远微笑着，从不发脾气。而八十岁的他，更是对她呵护备至。每次餐前，他都会给她戴上餐巾，像哄小孩那样喂她吃饭。有时候，他还会向她说着那一生也说不够的情话：“鲜花搬进屋子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她依然只是微笑，目光澄澈。后来，画家郁风前来看望她，给她画了一幅肖像，他认真地给肖像题词：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在他心中，世界上哪里还有人的心，比她的心更高贵的呢？
然而，命运并不怜他，还是将她带走了。他便把她的肖像放在案头，整日与她默默相对，在喷云吐雾间，回想着他与她的这一生。“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他们相遇在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大学，那时，她的名字仍是格莱蒂丝。他是来自于中国的富家子弟，是天津银行行长唯一的儿子。他于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而她则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之女，出生在北京，7岁时便跟随父亲回到英国。但她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极大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所以，当她在法文课上第一次见他时，便钟情不已。当然，她喜欢他，并不只因为他是中国人。那时的杨宪益，眉眼纤细，才华横溢，聪明幽默，浑身散发着古典的艺术气质，且激进爱国，是系里的风云人物。她喜欢他的气质，更倾慕于他执着而正义的爱国情怀。于是，生性活泼的她开始邀约他一起读书、划船，一起享受美好的牛津生活。而他那颗原本排斥英国女孩子的心，也在她的开朗天真，她的率性有趣，她的清新脱俗，她的一颦一笑间慢慢融化。时日渐长，他们都感觉到了对方对自己的喜欢，便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她为了能与他更好地交流，成为他的最佳搭档，甚至改学中文。要知道，中文在当时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根本无人选修。而她，勇敢地成为了牛津史上第一个攻读中文学位的人。
在牛津的两三年，因为有她的陪伴，时光飞逝。在此期间，他们成为了牛津校园里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情侣。他们早已约定，毕业后，她要随他回国，他们要一起把屈原的《诗经》翻译成英文，她愿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英文化的交流。
转眼间已是1940年，毕业在即，他们筹备着回国事宜。她向父母摊了牌，并且表示自己心意已决。可是，对于她的母亲来说，她的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位传统的英国主妇，曾经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她清楚地知道，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太大，女儿要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难于上青天的。于是，她极力地反对女儿的决定，并锥心彻骨地预言道：“你要是嫁给这个中国人，你会后悔的！你要是和他生了孩子，孩子也会自杀的！”可是，热恋中的女儿哪里听得进母亲的劝慰呢？最后，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随恋人回到了中国他的家中，临出发时，他们身上所有的财产一共五十英镑。但是，因为有爱，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当他们历经艰难跋涉回到家中时，他的家人却因为他带回的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子乱作一团。他的母亲捶胸顿足，坚决反对儿子娶这个“洋人”，并因此而病倒。而他的姑妈在听说此事之后，也痛哭流涕。对于他们来说，娶个洋媳妇，比天塌下来还恐怖。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和洋人生的孩子是遭人嫌弃的。面对此情此景，千里迢迢随他远走他乡的她，心中自然是十分委屈的。可是，她骨子里本就是个善良的女人，对他家人的反应，给予了十二分的理解和包容，因为她爱他，所以不畏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能与他在一起。
最后，他的无计可施的家人同意了他们的婚事。结婚那天，她穿着中国式的大红旗袍，嫣然巧笑，幸福满溢。她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戴乃迭”，与“杨宪益”三字，成双成对。
婚后，戴乃迭先是在各地任教，最后才随同杨宪益一起，在重庆国立编译馆担任翻译。他们夫妻联手，将中国文学翻译成了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文学，从《离骚》到《红楼梦》。他们这对“中西合璧”的才子佳人，真是羡煞旁人。杨宪益与戴乃迭风华正茂时“文革”期间，他们经历了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夫妻双双入狱，儿子自杀。出狱后，她变得沉默寡言，还时常暗自流泪。而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他来说，“中途失健翎”，一样是痛心疾首的事，可是，他知道，她的心，比他更加百孔千疮，如果当初她听了母亲的话，也不致遭此一劫，更不会受他牵连，一起“陷身囹圄”。可是，就在他自责的时候，她却含着泪水安慰他道：“我从不后悔嫁给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我的一生。”晚年的杨宪益与戴乃迭“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太平的日子没过太久，她便因为积郁成疾而患了老年痴呆，并在20世纪的尾巴上辞别人世，离开了她心爱的丈夫儿女，离开了这片她深情热爱的土地。自从嫁到中国之后，她此生只回过一次英国娘家。几十年来，她已经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也不曾想过要离开这里。
而随着她的去世，时间在他那里，也似乎完全停滞了。他停掉了所有的翻译工作，因为他不愿任何一本翻译作品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面对所有的邀约，他漠然地拒绝说：“她不在，我不出现。”自从她改了名字，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手上时，他就暗暗发誓，他与她的名字，将永远相系。她走后几年，他曾对人说：“我现在就感觉到头了。”然后有人问他：“是因为您的夫人不在身边了吗？”他想也不想地答道：“对。”对方又问他：“如果她还在您身边，您还会有这种想法吗？”他干脆地摇着头说：“不会。我也许会再活一百岁也说不定……”原来，她就是他生存的意义，他只恨自己没有随她而去，没有“白首同归”，“负尽卿意”。对他来说，在那些青春时的同伴和爱妻纷纷离世后，他唯一的等待，便是去向另一个世界赴一场约会。
十年后，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09年11月23日，95岁的他安然离世，到那另一个情深之地，与等待已久的他的至爱，团圆了。长记心头人影——唐圭璋与尹孝曾《鹊桥仙·宿桂湖》唐圭璋昏灯照壁，轻寒侵被，长记心头人影。几番寻梦喜相逢，怅欲语、无端又醒。字盈凤纸，粉沾罗帕，往事重重谁省。红栏老桂散幽香，只不是、桐阴门径。
夫人尹孝曾去世的时候，唐圭璋36岁，此后，他未再续娶，直至90岁离世。
出生于1901年的唐圭璋，终其一生，专治词学。他不仅在词学上造诣精深，同时也工于填词。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甚为多见。
唐圭璋是满族人，出生于南京光华门一位穷塾师家庭。在8岁丧父，12岁丧母后，他寄居于舅父家中，靠姐姐做针线活、摆小摊艰难过活。后来在奇望街小学校长陈荣之的资助下就学，并以南京市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在六合西门平民小学任教一段时间，后来又考入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拜吴梅为师，学习词曲。
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唐圭璋每天步行去学校上课。而大行宫是他上学的必经之路，一来二去，他被利济巷六十三号尹家花园的老夫人相中，老太太有意将自己的孙女尹孝曾介绍给他认识。尹孝曾乃清代名臣尹继善之后，念过家塾，才华出众。两人相识后，彼此都看对了眼，便由老夫人做主，定下了终身。由于唐圭璋没有家，二人婚后，他便住到尹府，夫妻二人志趣相投，感情甚笃。尹孝曾端庄秀丽，知书达理，在学术上对唐圭璋的帮助很大。唐圭璋的一些著作，比如《南唐二主词汇笺》和《全宋词》等，都由尹孝曾誊录。在唐圭璋的《梦桐词集》中，记录了这段辛苦却美好的时光。
然而，1937年，在他们结缡十三年后，尹孝曾就因为骨髓炎恶化而不幸离世，撇下了她深爱的丈夫与三个年幼的女儿，以及年迈的祖母尹高氏。妻子的离世给唐圭璋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他一生也未能走出这场伤痛。在尹孝曾入土为安很久之后，每逢节假闲暇，唐圭璋都要到她坟头吹箫，聊表相思之痛。他往往只带一支箫、几本书、几个馒头或烧饼，便能在尹孝曾坟前待一天，箫声呜咽，孤影绰绰。他的这个习惯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追随所供职的中央军校西迁入蜀，才暂时告一段落。
尹孝曾去世后，她的祖母尹高氏帮唐圭璋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尹高氏年轻时便开始守寡，虽然识字不多，却行事果断而有魄力，且独具慧眼。她不但将自己最宠爱的长孙女尹孝曾嫁给穷学生唐圭璋，还让唐圭璋住进尹家花园，并资助他完成大学学业。尹孝曾去世后，中央军校西迁在即，但学校规定教员不准带家属前往，把唐圭璋急得全无主张。他怎么忍心置家里的白发老人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于不顾呢？他不忍心将这件事告知尹高氏，只好愁得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后来，尹高氏从别处获悉校规，便主动担当起养育重孙女的重任。此后，她带着三个孩子辗转于老家仪征、南京等地，在动荡中艰难度日，直到抗战胜利。后来，尹高氏以94岁寿龄辞世，唐圭璋每年都要到其墓前扫墓，对老人满怀感恩与歉意。唐圭璋、尹孝曾夫妇合影（1924年）
唐圭璋随中央军校西迁后，在蜀地一待就是八年。在此期间，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远方的孩子们。自从夫人去世后，孩子们便成了他唯一的念想。在四川，他在《鹧鸪天·铜梁中秋》中写道：“烽火侵寻忽一年。窜身西蜀几时还。花飞叶落增萧瑟，白发孤儿总系牵。香易爇，梦难圆。安排肠断历尘缘。今宵独卧中庭冷，万里澄晖照泪悬。”诉不尽对女儿的牵挂之情。同时，他也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九泉之下的妻子，如他在《浣溪沙》中写道：“经岁分携共渺茫。人间无处话悲凉。三更灯影泪千行。袅娜柳丝相候路，翩跹衣袂旧时妆。如何梦不与年长。”字字悲情，令人不忍卒读。“昏灯照壁，轻寒侵被，长记心头人影。”
本首《鹊桥仙·宿桂湖》，亦是唐圭璋在四川时，因思念妻子而作。
虽然，他与她，只有十三年的夫妻之情，可是之于他，这一生，他的爱人，只她一人。不管她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她都是他心中永远的牵绊。他对她的爱，何其真切；他对她的思念，又何其蚀骨。在她去世五十多年后，他还眼含热泪地对他的学生王兆鹏说：“李清照对赵明诚的痛悼之情，极其诚挚，而我亦是最能理解。我与你师母结婚时25岁，她23岁。那时我尚在东南大学学习。每天深夜，她怕我劳累过度，总会故意把灯吹灭，不让我看得太晚。我看书时，她总担心我会受凉，便常悄悄地在我身后给我披上衣服。时至今日，那些画面还清晰如昨，教我怎能忘记？只是，如今的我，‘寒深谁复问添衣’。她去世的时候我36岁，本可以续弦。可是我无法做到，因为我对她的感情实在太深，无从解脱。所以，这些年来，我也只好以泪水来冲刷悲苦，以词来排遣心中思念。”
写下此句的时候，他尚在四川，远离南京那个他们共同的家，远离他们可爱的女儿和慈祥的祖母；写下此句的时候，时局混乱，普天之下，多少人过着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而他，依然是就着昏灯一盏，看书作词，却再也没有人担心他劳累，千方百计为他把灯吹灭。即使以薄被取暖，也无人怜惜。思及种种，他不禁百感交集，只恨心中那个温柔的人儿，早已变作恒久的回忆，平添一生惆怅。那时能记今生否——王国维与莫氏《蝶恋花》王国维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遣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1927年6月2日，颐和园的昆明湖畔，风动柳枝，水动荷影，游人快意。而他，却选择在这一片旖旎中结束自己的一生。那一日，怀抱自杀意愿的他，一贯的不动声色。如常地吃过早饭，到书房小坐，去公事房，然后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借了两元钱，雇了一辆人力车去了颐和园。在颐和园湖畔稍作停留，便从鱼藻轩石阶跃身一头扎进水中，头埋入淤泥，窒息而死。他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此中“事变”，当指的是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之事（后者之死，实为谣传）。
然而，对于他的死因，人们诸多猜测，有殉清说、还债说、丧子说、惊惧说、绝世说等等。众说纷纭无果，最后竟成了“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事实上，不管他为何而死，之于他，死真真是一件不足为惧的事情。因为早在三年前，他就“死”了一回。当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帝溥仪驱逐出宫。他不堪这一场奇耻大辱，便愤而与一些前清遗老相约投河殉清，后因家人阻拦，才未能成行。
他是谁？他是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越的学术巨子；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者；他还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融合的第一人。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有人说，王国维的悲情人生，其实是一种性格悲剧。他从小就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成年后，在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并受到叔本华悲观人生哲学的影响后，其悲观主义思想更加深重。因此，他的赴水而死，其实是一种必然的宿命。
然而，王国维骨子里的悲观，也并不是无来由的。除了先天的遗传素质外，还与他不幸的人生遭遇有关。
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其祖上战功显赫，为汉族大家，到其父亲一代，家道已经中落，十分清贫，只能一边经营洋杂货店一边治学。王国维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7岁被送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为当地的庠生潘紫贵，后入州学，读前四史，兼治骈散文。16岁时，他便中了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一同被誉为“海宁四才子”。然而，中了秀才的王国维，却在此后的乡试中屡试不第，遂在戊戌风气变化之时弃绝科举。
1896年，由于深受甲午战争的刺激，20岁的王国维决定去日本留学。然而，其父却坚决反对，并说，男人的第一要务是成家，成家后方可立业。并直言，王国维的当务之急是“求度衣食”。孝顺的王国维顺从了父亲的意愿，不但结了婚，还到海宁城中的一沈姓人家当塾师。“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王国维娶的这位妻子姓莫，据说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比王家自然要好些。而且王、莫两家早就定亲，当年王国维以“海宁才子”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未来岳父便倍感骄傲，逢人便夸。然而，这位莫氏却红颜薄命，婚后十余年，便抛下丈夫和幼子，撒手人寰。
莫氏的死，对王国维打击甚大。他向来是个情感不外露的人，但这一次，却真的是悲痛欲绝。此后，他常常一个人徘徊在江边，面对那汹涌壮阔的江潮，默默地凭吊妻子。不仅如此，他还为妻子写下了大量的悼亡词，他在《浣溪沙》中写道：“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在《清平乐》中写道：“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而本篇这首《蝶恋花》，亦是他对妻子的思怀。王国维像
此阕中，王国维塑造了一个流亡他乡的人急匆匆归来看望病人的场景。“落日千山啼杜宇”，何等凄凉。“杜宇”出自望帝啼鹃的典故，尤表哀伤沉重之意。归人在落日杜宇声中来到病人榻前，却“不遣居人住”，意即家里的病人留不住了，因为她“自是精魂先魄去”。此情此景，让归人心神俱碎，无语凝噎。
这一幕，正是王国维妻子临终前的情景。王国维与妻子婚后不久，便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于两年后到上海《时务报》馆打T。这对感情甚笃的夫妻，从此两地分居长达七八年。身在异乡的王国维时常思念家中的贤妻，还因此而写了许多温柔缠绵的词作，一解相思苦。
在外谋生的王国维，极少有时间回家，而他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是1906年8月为去世的父亲“守制”。当时，家乡父老都劝他留下来担任海宁州劝学所的学务总董，被他婉拒。8个月后，他又匆匆离家回到北京。岂料，回北京三个月后，便接到妻子莫氏病危的消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看望妻子。半个多月后，莫氏还是不治身亡了。
王国维从北京赶回家中，见到三个月前还对他嘘寒问暖的妻子，此时已缠绵病榻，不由悲从中来。他想对她说点什么，可是，那些安慰的话，却说不出口了，因为此时他的心中被巨大的悲痛与恐惧填满。他想起结婚后这十多年来，自己在外四处辗转，留妻子一人在家中赡养父母，照顾孩子，不由得愧疚满怀。所以，那些往事还是休提吧，不要让病重的妻子再添伤感。而所有的山盟海誓，也不要再说吧，以免误了他生。虽然他二人在今生里情深意长，可是来生，来生她是否还能记得今生与他的牵手呢？这真是让王国维无尽的感慨和伤怀。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变得更加沉默。他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3岁）托付给继母照料，自己则暂时回到北京。然而，几个月后，连他的继母也不幸去世了。于是，在亲戚们的劝说下，他只好续弦，娶了前妻莫氏的表甥女潘丽正。潘氏也是贤惠之人，虽然后来她又生了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前两个女儿夭折），但对莫氏留下的三个孩子，一直视如己出。
王国维沉湖自杀之后，潘氏坚强地独自支撑起这个不幸的大家庭，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而她自己，则在半个多世纪后，病卒于台北医院。第二卷柔情篇——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爱情，是他（她），是家，是乱世中的安稳，是风雨中的扶持。爱情不论早晚，不论身份地位，亦无关生死距离。哪怕时乖运蹇，哪怕颠沛流离，哪怕穷困潦倒，哪怕阴阳永隔，爱情亦不会走向泯灭，归于尘土，因为住在心中的那个人，是永恒。卷帘人对牡丹开——史量才与沈秋水晴光旷渺绝尘埃，丽日封窗晓梦回。禽语乐声通性命，湖光岚翠绕楼台。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案上横琴温旧课，卷帘人对牡丹开。——史量才
作诗时，他正在他为她专门而建的秋水山庄里休养。这一日，天气晴好，望着身畔她不老的容颜，他已然忘记身体的不适，兴致盎然地吟出这一首七律诗。她则当即为他度曲抚琴，深情弹唱。琴声悠扬中，二人恍若回到最初的相遇。
彼时，沈秋水还是沈慧芝。这位上海的雏妓成年后嫁给一名贝勒爷，并随之移居京城。几年后，贝勒爷病故，她便携了巨额遗产回到上海。
一路辗转回到上海后，沈慧芝第一时间去寻找曾经的好姐妹。好姐妹此时已是大上海当红的交际花。二人相见，格外亲热，好姐妹还把她介绍给身旁的一位朋友认识，而这个人就是当时上海滩的新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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