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田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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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医著集要试读：
前言
皇甫谧，晋朝高秀，著述颇丰。然幼年愚顽，至二十始受书，遂有高尚之志。性情沉静，重道轻权，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为务。因病习医而臻至妙。其学广涉文史医哲，因撰《甲乙》而名扬海外，及至今日千余年矣。
原中华文明自盘古开天辟地，历三皇五帝文武经世，迄今20余朝，遑遑五千余年。21世纪以来，华医递兴，针术尤盛，海内外莫不仰止。针灸经典《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自公元6世纪传至朝、日等国，随后渐及东南亚、印度大陆、欧洲各国，随着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各国对中医针灸学的关注和运用与日俱增，对《针灸甲乙经》与皇甫谧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祭拜针灸先师”的热潮在学术界悄然涌动。
为此，甘肃中医学院皇甫谧针灸研究所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组织编写本书，作为祭师拜祖的一份礼物呈献给各位读者。全书分上、中、下篇三部分：上篇主要讲述皇甫谧家族世系及其在医学领域里的主要学术成就，以及后世学者对他的研究概况。中篇截取《针灸甲乙经》中针灸核心部分，及后世医家关于《寒食散论》的两种传本，还录取了《晋书·皇甫谧传》中《玄守》、《释劝》、《笃终》三论，分析其中蕴含的养生学思想。其中《针灸甲乙经》现流传版本较多，编写组反复考究，认为黄龙祥主编的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针灸名著集成》收录《针灸甲乙经》文字校对尤为上乘，故以此本为蓝本。这部分是本书的核心部分，首次将皇甫谧医学成就归纳为针灸、论寒食散方及养生三个方面。除此之外，皇甫谧医学著作尚有《皇甫谧脉诀》、《皇甫谧依诸方撰》等，可惜已佚。下篇主要荟萃近现代以来学者对皇甫谧及《针灸甲乙经》的研究成果及特征，概括为校注、腧穴、专题及总体研究四方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大力支持，谨致诚挚谢意！甘肃中医学院皇甫谧针灸研究所2012年6月上篇皇甫谧及其医学成就概说一、皇甫世系及皇甫谧生平事迹（一）皇甫世系
关于皇甫姓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皇甫氏出自子姓。宋戴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汉兴，自鲁徙茂陵，改父为甫。”至此皇甫姓氏生焉。子姓，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建都于河南商丘。鲁，即今山东省。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建造于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茂陵在槐里县茂乡（今陕西兴平东南）。《元和姓纂五》：“后汉安定皇甫携生稷，始居安定，为著姓。”《长庆集·皇甫镛墓志》：“皇父氏……改父为甫，及汉迁安定朝那，其后为安定朝那人。”由此可知，皇甫姓氏出现于西汉中期（公元前139年以后），其祖籍生成地在陕西兴平茂陵，后汉时迁居于安定朝那。在朝那皇甫氏开始显赫并形成士族。因此皇甫谧生于望族，为将门之后。《晋书·皇甫谧传》：“皇甫谧……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后汉书·皇甫规传》：“（皇甫规）祖父棱，渡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新修固原直隶州志·人物志》：“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祖棱，渡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后汉书·皇甫嵩传》：“渡辽将军之兄子也。父节，雁门太守。”《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王隐《晋书》：“谧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曾孙也，祖叔献，灞陵令，父叔候，举孝廉。”
从所引史料来看，朝那皇甫世系的名人主要有：安定都尉皇甫俊；俊之子皇甫棱，为渡辽将军；棱之子皇甫旗，为扶风都尉；旗之子皇甫规，征为尚书。皇甫棱之兄雁门太守皇甫节；节之子皇甫嵩，为汉太尉；嵩之子皇甫叔献和皇甫竖寿，皇甫叔献为灞陵令；叔献之子，皇甫叔侯，仅举孝廉；叔候之子皇甫谧；谧生二子，长子皇甫童灵，生平不详；次子皇甫方回，曾为陶侃所器重，后被杀于四川。《晋书·皇甫谧传》记皇甫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威崇敬之……廙大行诛戮以立威，以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
朝那皇甫氏族中，皇甫规（公元104-174年）和皇甫嵩是重要的人物，此二人使皇甫氏族名声显扬。《后汉书·皇甫规传》记：“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西羌大寇三辅（指长安、冯翊、扶风），围安定……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举规上计掾。其后羌众大合，攻烧陇西，朝廷患之。规乃上疏求乞自效。……时帝不能用。冲质之间，梁太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古函谷关以西为关中）……规素悉羌事，志自奋效……志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朗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后）征拜渡辽将军……永康元年（公167年），征为尚书……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候，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谷城，年七十一。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皇甫规能征善战，足智多谋，他在抗羌护羌，安定凉州，护卫安定郡东迁的战事中，功绩卓著，称为西州豪杰，他的功就使皇甫氏族变得兴旺。
皇甫嵩，字义真，卒于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生年不详。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汉以嵩为左中朗将，与朱隽共讨张角，于颖川、仓亭（今河北威县一带）、广宗（今山东阳谷）、曲阳（今河北上曲阳县）等地，斩黄巾领袖张梁、张宝等人，斩黄巾将士十余万首级，俘虏十余万人。是汉王朝的大功臣，功拜车骑将军冀州牧，汉太尉，封槐里、美阳两县八千户。皇甫嵩功绩显赫，官居上品，使皇甫氏成为士族大姓。至西晋，皇甫氏族达到全盛时期。至隋时，有史书记载的皇甫氏名人已达到四十多人。（二）皇甫谧生平事迹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晋书·皇甫谧传》：“泰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岁。”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乙未，公元215年，出生，一岁。至魏文帝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七岁。为皇甫谧的少年时期。
魏文帝黄初三年，壬寅，公元222年，八岁。至魏明帝青龙二年，甲寅，公元234年，二十七岁，为皇甫谧的青少年时代。
皇甫谧在汉末战乱、疾疫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目睹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他在《帝王世纪》中写到：“及灵帝遭黄巾。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大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郭汜李傕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皇甫谧因处兵戈扰攘、民不安宁的乱世，整天东游西荡，“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有若习兵”（《说郛·玄晏春秋》）。《晋书·皇甫谧传》曰：“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皇甫谧自幼过继给叔父。因其游荡无度，叔父叔母甚以为忧。有一次，谧以瓜果敬叔母，叔母涕曰：“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晋书·皇甫谧》）
齐王曹芳正始元年，庚申，公元240年，二十六岁。《玉海书目》云：“晋，正始初，安定皇甫谧以汉纪残缺，博案经传，旁观百家，著《帝王世纪》并《年历》，合十二篇，起太昊帝，讫汉献帝。”
齐王曹芳正始九年，戊辰，公元248年，三十四岁。
司马懿在京城发动政变前，皇甫谧曾做噩梦。《汉晋春秋》云：“安定皇甫谧以九年冬（正始九年）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之梦乎!朝无公孙疆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是天机则离矣，何恃于疆，昔汉之阎显，依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为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户之，且爽兄弟乎？”称之为“曹人之梦”。
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己巳，公元249年，三十五岁。
掌权的司马懿在京城发动政变，制造了“高平陵事件”，趁皇帝曹芳和大将军曹爽离洛阳祭扫魏明帝高平陵之空，把曹爽兄弟和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桓范等诛灭三族。其时皇甫谧在河南患疟疾。
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甲戌，公元254年，四十岁。
掌权的司马氏诛杀了名士夏侯宏、李丰、许允等。皇甫谧丧后母还本宗。《晋书·皇甫谧》曰：“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生后母，遂还本宗。”
正元元年以前，皇甫谧没有生活在生地甘肃，而是随其叔父在新安度过。他的启蒙老师是叔母任氏，就学魏晋间儒者席坦，谧以著述为志，性情“沉静寡欲”，“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有高尚之志”。
高贵乡公曹髦甘露三年，戊寅，公元258年，四十四岁。《皇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开始编写。皇甫谧自序云：“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旨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元帝曹奂景元元年，庚辰，公元260年，四十六岁。
司马昭借心腹贾充的手杀了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为收揽人心，下诏征辟皇甫谧等三十七人，而谧不仕，作了《释劝》，以说明自己不愿意为官的理由。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五十一岁。《晋书·皇甫谧传》云：“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与疾困，不及国宠。”
晋泰始三年，丁亥，公元267年，五十三岁。《晋书·皇甫谧传》云：“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皇甫谧以病上疏自称草莽臣：“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于是著《寒石散论》。
晋泰始四年，戊子，公元268年，五十四岁。《晋书·皇甫谧传》云：“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与之。”
咸宁元年，乙未，公元275年，六十一岁。《晋书·皇甫谧传》云：“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笃终》。
晋泰康三年，壬寅，公元282年，六十八岁。《晋书·皇甫谧传》云：“泰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岁。子童灵、方回等尊其遗命。”附：《晋书·皇甫谧传》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成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硁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疢，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颓，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闼，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二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日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
臣以尫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熿（麦黄），糅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环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
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谧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戋戋’，《易》之明义，玄纁之贽，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何？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开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扬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唅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粗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袝。袝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竞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二、皇甫谧医学成就概说
皇甫谧在医学领域里的成就应该至少包括针灸学、论寒食散方和养生思想。由于《针灸甲乙经》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使人们对皇甫谧在其他医学领域里的学术成就重视度相对较少。（一）针灸学科的开门立户之作——《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是我国最早最多地收集和整理古代针灸资料的重要文献，也是系统化、规范化的针灸学专著，因此由晋到宋，许多针灸专书，诸如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载穴位和适应证基本上没有超出《针灸甲乙经》的范围，其他如《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中有关针灸部分，也和本书基本一致，尤其《外台秘要》几乎完全取材于本书。《针灸资生经》等针灸专著，也无一不是参考遵循本书编辑而成。在明清两代的针灸著作中，如《针灸聚英》、《针灸大成》、《针灸集成》、《医宗金鉴·针灸心法要诀》等，也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说：“考《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唐志》有《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今并亡佚，惟赖是书存其精要，且节解章分，具有条理，亦寻省较易，至今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盖有由矣。”可见《针灸甲乙经》在保存历代针灸重要文献资料方面尤有重大贡献。
从《针灸甲乙经》看，皇甫谧对针灸学术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保存了针灸古文献资料《针灸甲乙经》最早最完整地收藏和整理了自黄帝始至魏晋以前针灸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保留了《明堂》的基本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云：“考《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唐志》有十三卷……杨元孙《黄帝明堂》三卷，今并亡佚。惟赖是书有其精要。”又《黄帝内经明堂》黄以周叙云：“顾《黄帝明堂》之文，多经后人窜改，而不见其旧。自皇甫谧刺取《甲乙》而后秦承祖增其穴（杨注引其说，《千金方》亦引之）甄权修其图，孙思邈之《千金》，王焘之《秘要》，又各据后代之言，损益其间。今之所行《铜人经》，非王惟德所著三卷之文，今之所传《黄帝明堂经》，尤非杨上善所见三卷之旧。古之《明堂》，其文具及于《甲乙》。”使得《明堂》珍贵价值的针灸资料在该书中得以完整地保存，并且节解章分，具有条理，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针灸文献价值。2.弘扬了《内经》针灸学术思想《内经》是中医基础与针灸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始云：“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针灸甲乙经》一书，是由皇甫谧以《素问》、《灵枢》、《明堂》三书为蓝本撰集而成，就弘扬《内经》针灸学术思想的贡献是极其伟大的。
皇甫谧将《内经》原文篇序重新编排，使事类相从，便于查寻。《针灸甲乙经·序》谓：《素问》、《针经》，虽原本经脉，论病精微，其文有理。“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故不易浏览。所谓“称述多而切事少”，即以经文所论，理论说的多，临床实用者少。皇甫谧将《内经》中有关解剖、生理、病理、体质、脏腑、经络、诊断、治疗等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整体观指导针灸理论与临床，发展了《内经》的针灸学说。皇甫谧发展了《内经》的腧穴学，由《内经》确定腧穴160个，发展到官定348个。在《内经》循经布穴的原则上，创立了划线布穴法，实现了腧穴和经络在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扭转了临床取穴不统一、不准确的局面，大大方便了临床应用而具有实用性。
皇甫谧集《内经》经络学说之精要，在经络内容、经络循行、经络的生理、经络的主病、经络与腧穴的关系、刺灸法、刺灸禁忌、刺灸适应证等方面均较《内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临床诊断与治疗方面，《针灸甲乙经》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卷，介绍了针灸的临床应用，从诊断方法到治疗原则，到特殊穴位的应用，到具体病症的辨证配穴施治，使针灸学在临床各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对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3.集西晋以前腧穴学之大成（1）系统整理十四经腧穴
各穴位包括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何经脉气所发、禁刺、禁灸、误针误灸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针刺深度、留针时间、艾灸壮数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为针灸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2）提出了分部划线布穴的排列穴位方法
皇甫谧把人体的腧穴，按头、面、项、肩、胸、背、腹、四肢等体表部位，划分为排列穴位的35条线路，例如：背自第一椎循督脉下行至脊骶凡十一穴，这是正中线；背自第一椎两旁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这是第一傍行线；背自第二椎两旁侠脊各三寸行至二十一椎下两旁侠脊凡二十六穴，这是第二傍行线。这样寻找腧穴，便利而准确。且皇甫谧所记载的每一腧穴，都注明了属于哪条经脉，如：“天鼎，在缺盆上，直扶突、气舍后一寸五分，手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三壮。”这种方法，方便实用，是针灸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后世唐·甄权《明堂图》、孙思邈《千金方》以及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均沿用此法排列穴位。（3）记载经穴别名70多个
穴位的别名，晋以前文献记载很少，但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却记载有70多个，个别穴位甚至有3～4个名称，如攒竹又名夜光、员柱、始光、明光，石门又名利机、命门、精露，承扶又名皮部、肉郄、阴关。既对腧穴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又对理解穴位的位置与作用提供了方便。（4）补充完善了《内经》的未备内容
不少穴位，《内经》仅有其名，未说明取法和部位，《针灸甲乙经》对其作了补充，如风府，“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取下关，“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昆仑，按之有“细脉动应手”等。有的根据患者的口腔动作取穴，有的根据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大大提高了定穴的准确率。（5）记载交会穴80多个
晋代以前的针灸文献，记载交会穴的很少。皇甫谧记载完整的交会穴有80多个，既扩大了腧穴的主治，又为考订提供依据，还方便临床选穴治疗，拓宽了选穴思路。如大椎为三阳经之会，不但能治督脉“脊强反折”等病变，而且能治疗所有三阳经病变；中极、关元为足三阴经任脉之会，既能治疗任脉疾患，又能治疗足三阴经病变。（6）提出“脉气所发”穴100多个
如兑端（督脉穴）为手阳明脉气所发，大迎（足阳明经穴）为足太阳脉气所发。（7）增补完善了五输穴的体系或内容
关于五输穴，虽《难经》对《内经》所述有所补充，但仍欠完整，《针灸甲乙经》进一步增补了手少阴经五输穴，使之得以完整。4.确立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1）规定身体各部位针刺深度，保证针刺安全《针灸甲乙经》以前，有关针刺深度的记载很少，《灵枢·经水》篇仅有某经针入几分的原则叙述，而《针灸甲乙经》则一一作了具体说明。如一般头面部诸穴3分，肢末、背部、胸胁处3～4分，肩部5～7分，腹部8～10分。这样分别不同情况的针刺深度，既保证了针刺的安全，又给后世学者确立了针灸操作规范。（2）规定了200多个穴位的留针时间《灵枢》关于留针时间的论述是原则性的，而《针灸甲乙经》却补充了近200个常用穴的留针时间。一般每穴平均留针时间6～7呼；少商诸井穴只留1呼，最多者为环跳、公孙，为20呼（约1分钟）。（3）规定了艾灸的壮数
关于艾灸的壮数，《针灸甲乙经》规定一般为每穴3～4壮。其中头部、颈部、肩背等处多为3壮；胸、腋、腹部多为5壮；最少者为1壮，如井穴；最多者灸9壮，如大椎；个别甚至灸到50壮，如环跳。与现代临床肌肉丰厚处多灸的原则基本一致。（4）指出了误刺误灸的不良后果《针灸甲乙经》载有误针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13个，误灸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29个。如刺人迎过深杀人（误伤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令血压急速下降，致晕厥）。刺云门等胸部穴过深，“令人逆息”（出现呼多吸少，胸闷气短，损伤肺叶产生血胸而逆息）。（5）最早应用化脓灸《针灸甲乙经》卷三云：“欲令灸发者，灸履遍熨之，三日即发。”对后世各家强调“用灸必发灸疮”的主张影响很大，如宋代王执中即主张：“凡著艾得疮发，所患即差，不得疮发，其疾不愈。”《外台秘要》卷三十九：“灸则不发者，灸故履底，令热好熨之，三日即发也，得发病愈矣。”5.汇集丰富的针灸临床经验（1）归纳了不同疾病的选穴经验
重点是从卷七到卷十二的四十八篇中列出了内、外、妇、儿各种病症的配穴方法。《针灸甲乙经》不仅对各种病症指出了主治和有效的穴位，而且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针灸大法。（2）记载了500多个处方
其处方的内容是晋以前的其他古籍中从未记载过的，特点有：①单方多，即一病一穴或一症一穴，如“骨痹烦满，商丘主之”，“足下热，胫痛不能久立，湿痹不能行，三阴交主之”。②较少称取某某经脉，多指明具体穴位，如治疟，《内经》谓间日疟不渴刺足太阳，而《针灸甲乙经》则指出：“疟，不渴，间日疟，飞扬主之。”③处方内容较少提到用补或用泻，如“身肿皮痛不可近衣，淫泺瘛疭，久则不仁，屋翳主之”。虽有“腹满不能食，刺脊中”，“肠中常鸣，时上冲心，灸脐中”，“凡唾血，泻鱼际、补尺泽”等记载，但未言补法或泻法。④处方近取穴多，远取穴少。如《针灸甲乙经·手阳明脉动发口齿病》一篇，对龋齿齿痛，先提到目窗、正营、浮白、完骨、颧髎、兑端、耳门、龈交、颊车、上关、下关、角孙等近齿部穴位，然后述及合谷、三间等远端穴位。（3）论述了200多种病症的治疗
①内科病症：外感热病、伤寒、脏腑病、黄胆、溏泄、癫痫、水肿。②外科病症：包括痈疽、厉风、浸淫、脱疽、痂疥等。③妇科病症：妊娠病、带下病、月经病、不孕症等。④儿科病症：惊痫、泄泻、脐风等。如：“惊痫，筋缩主之。”⑤五官科病症：论述了近十种小儿科病症的针灸疗法，如“咽喉肿痛，天柱主之”，“暴喑不言，支沟主之”，“耳痛聋鸣，上关主之”等。（4）重视妇科和儿科
中国针灸古典医籍中，《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列出“妇人杂病”专项的医书。在《针灸甲乙经·妇人杂病》中论述了妇女的经、带、胎、产等二十余种妇科疾病的针灸疗法。《针灸甲乙经·小儿杂病》中，论述了十余种小儿科病症的针灸疗法，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6.使针灸学传播到国外，在对外医学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南北朝开始，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医学传到了国外，《针灸甲乙经》即是其中之一。公元7世纪初，日本仿唐医事制度，制定医药职令，规定的医生通用教科书中就有《针灸甲乙经》，之后朝鲜也仿效之。《针灸甲乙经》也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流传至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文献，《针灸甲乙经》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在对外医学交流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抨击药弊的警示洪钟——《寒食散论》《寒食散论》或称《论寒食散方》，是皇甫谧的另一部重要医学著作。可见除针灸医学之外，皇甫谧在药物医学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寒食散论》可谓窥豹之斑。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关于寒食散中的“五石”，葛洪所述为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认为是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五石”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皆燥热烩烈，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传说何晏耽声好色，服了五石散后，顿觉神明开朗，体力增强。在其影响下，五石散广为流传。然而，许多长期服石者都因中毒而丧命，至唐代孙思邈则呼吁世人“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然早此之前，皇甫谧对此曾有过深入的探讨。
生活在魏晋时代的著名学者多有厌世情结，但他们厌世并不厌生，学者们多从药石、山水、音乐、宗教等当中寻找更多的慰藉。由于玄学的发展，使得彼时养生之术、服石之风盛极一时。皇甫谧也在不知不觉间卷入了服石之风。中年之后的皇甫谧，罹患风痹，且病耳聋，更兼服石召祸，苦不堪言。既有一定学养，又精通医道的皇甫谧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深刻反思自己服食寒食散后身体所发生的反应，广泛考察历代医家之学术言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完成了《寒食散论》，在当时也很有名望。如《医心方》云：“皇甫唯欲将冷，廪丘欲得将石药性热。多以将冷为宜，故士安所撰，偏行于世。”可惜《寒食散论》原著早已亡佚，其相关内容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及日人丹波康赖之《医心方》中有部分保存。考两部著作收录《寒食散论》遗文，其主要学术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1.考察服石渊源
从《寒食散论》遗文看，寒食药不局限于石类药，亦有草类。寒食药始于何人，无人能确切其实，有言华佗者，有云仲景者。皇甫谧认为，华佗于中医学术思想钻研得更为深入精微，用方施药比较单省；而张仲景之经方中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等，都是多味药物参合出入组成的大方剂。因此，寒食草、石二方，出自张仲景，而非华佗。皇甫谧云：“仲景虽精，不及华佗。”指出以华佗之精微，是不会应用这种具有严重毒副作用，且临床不太好把握的配方的。仲景虽然也精于医道，然其精明尚不及华佗。
传世《金匮要略》载侯氏黑散方为：
菊花四十分，白术十分，细辛三分，牡蛎三分，桔梗八分，防风十分，人参三分，矾石三分，黄芩五分，当归三分，干姜三分，芎三分，桂枝三分。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止。
从服用法中“常宜冷食”、“冷食自止”等语观之，当为寒食药无疑，方药组成以草药为主，则侯氏黑散为寒食草药之属。
又有紫石寒食散方，或许即皇甫谧所说紫石英方，药物及用法为：
紫石英十分，白石英十分，赤石脂十分，钟乳（煅）十分，栝楼根十分，防风十分，桔梗十分，文蛤十分，鬼臼十分，太乙余粮十分，干姜、附子、桂枝（去皮）各四分。上十三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
与侯氏黑散相比，此方以石药较多，少量配以草药，但总以温热立法，仅以栝楼根相佐，方名“紫石寒食散”，当为寒食石药。
由此二方可见皇甫谧对于寒食散方渊源考察是比较严谨的，其“出自仲景，非佗也”之论是可信的。《针灸甲乙经》序中有仲景见侍中王仲宣“令服五石汤”的记载，此五石汤或许即五石散。
对于石药和草药，皇甫谧还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吾观诸服寒食散者，咸言石药沉滞，凝着五脏，故积岁不除；草药轻浅，浮在皮肤，故解散不久。其违错草石正等。今之失度者，石尚迟缓，草多急疾，而今人利草惮石者，良有以也。石必三旬，草以日决，如其不便，草可悔止，石不得休故也。然人有服草散两匕十年不除者，有服石八两终身不发者，虽人性有能否，论药急缓，无以异也。”2.指明服石危害
皇甫谧在其《寒食散论》中明确指出了服食寒食散造成的严重危害。有舌缩入喉者，有痈疮陷背者，有脊肉烂溃者。总之“暴发不常，夭害天命”。服石之风如此盛行，是因为当时的尚书何晏，耽声好色，服用此药后，心情开朗，体力增强，于是“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由于人们只喜贪近利，而看不到远期后患，因此在何晏去世以后服石者与日俱增，于时不辍，就连皇甫谧本人也参与其中。尽管当时就出现了因服石而招祸的不少事例，但人们还是不能引以为戒。3.批判医患之过
既然服食寒食散祸端百出，人们为何还竞相参与？侯氏黑散、紫石英方出自医圣，后世传用，服食寒食散却出现如此之多遗患，原因何在？皇甫谧指出这是因病乱投医，盲目源自无知。寒食药是至难之药，首先它有比较难以驾驭的较为复杂的药物配伍关系，虽侯氏黑散、紫石英方后世传用，但人们竞相服用的并不是此二方，而是一成不变的“五石散”。皇甫谧指出，服寒食药亦当辨证配方，不能千篇一律；同时服用寒食药后还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自我调理方法，而世人怠惰，多不遵循。他批判道：众人喜于近利，未睹后患；而医者精方不及华佗，审治莫如仲景。将至难之药，视为普食之方，岂有不招祸之理？4.制定服散量法
由于皇甫谧在当时已是饱学名士，服寒食散后找他救治的人不在少数，更兼他也参与服石，身自苛毒，于是开始琢磨服散之法。“咸宁四年，平阳太守刘泰，亦沉斯病，使使问余救解之宜。先时有姜子者，以药困绝，余实生之，是以闻焉。然身自荷毒，虽才士不能书，辨者不能说也。苟思所不逮，暴至不旋踵，敢以教人乎？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匪曰我能也，该三折臂者为医，非生而知之，试验亦其次也。”
经过深入研究，皇甫谧制定出了服散剂量和服用方法：“服寒食散，二两为剂，分作三帖。清旦温醇酒服一帖，移日一丈，复服一帖，移日二丈，复服一帖，如此三帖尽。须臾，以寒水洗手足，药气两行者，当小痹，便因脱衣，以冷水极浴，药势益行，周体凉了，心意开朗，所患即瘥。虽羸困著床，皆不终日而愈。人有强弱，有耐药。若人羸弱者，可先小食，乃服；若人强者，不须食也。有至三剂，药不行者，病人有宿癖者，不可便服也，当先服消石大丸下去，乃可服也。”当然这也是一个大致的法度，皇甫谧是很注重辨证的，“若老小不耐药者，可减二两，强者过二两”。5.明确将养之法
寒食散不但服用方法有一定规矩，服散之后，也有一套严格的将养调理之法，大致而言宜寒衣、寒饮、寒食、寒卧、冷浴，极寒益善。但皇甫谧又反复设案举例特别强调仍须遵循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如药势未散者不可冷浴，否则会药噤不发，使人战掉，此时应换为温酒饮食，并配合活动出力，令人体温热即可。还应使服散者多次饮食，不分昼夜，因为饥饿亦会使人感觉寒冷，进食则会温热。又如，“凡服药者，服食皆冷，唯酒冷热自从”。
此外，服石将养还须十忌：第一忌怒，第二忌愁忧，第三忌哭泣，第四忌忍大小便，第五忌忍饥，第六忌忍渴，第七忌忍热，第八忌忍寒，第九忌忍过用力，第十忌安坐不动。6.详述解救之法
若服散后将养失节，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应当遵循辨证论治原则予以治疗解救。皇甫谧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提出了“违人理，反常性”的解救总则，总结出“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等解救特点。
六反：重衣更寒，一反也；饥则生臭，二反也；极则自劳，三反也；温则滞利，四反也；饮食欲寒，五反也；痈疮水洗，六反也。
七急：当洗勿失时，一急也；当食勿忍饥，二急也；酒必淳清令温，三急也；衣温便脱，四急也；食必极冷，五急也；卧必衣薄，六急也；食不厌多，七急也。
八不可：冬寒欲火，一不可也；饮食欲热，二不可也；常疹自疑，三不可也；畏避风凉，四不可也；极不能行，五不可也；饮食畏多，六不可也；居贪厚席，七不可也；所欲从意，八不可也。
三无疑：务违常理，一无疑也；委心弃本，二无疑也；寝处必寒，三无疑也。
还详细列述了服石失节的各种症状及其相应的解救措施，内容涉及普通内科、眼科、耳鼻喉科等，非常全面细碎，此处不便列举，参后文相关篇章。（三）谈玄论道崇尚养生
古代的文人多数都崇尚养生之道，亦广涉医学知识，皇甫谧也不例外，尤其以尫弊而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而致辛苦荼毒，不堪忍受时，在玄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他更加重视养生之道。
玄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悄然兴起的社会主流思想。它不是道家学说的变种，也不是儒家学说的延续，而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其典型特征是一方面以儒家经义解释《老子》、《庄子》，另一方面又把《周易》道家化，从而使儒道两家学说在玄学中融为一体。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儒道之学本来就是养生文化的变种，而崇尚清谈的玄学更与养生思想和目的密切相关。
皇甫谧多次婉然拒绝帝王的征召，固然是魏晋时期著名学者的一种心态，也与他“沉静寡欲”的个性有关。在饱览文史哲学各家学术思想，专于治经的同时，皇甫谧也花费大量精力，专门研究医学养生之道。他曾遗憾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扁鹊、华佗等古代名医，但自黄帝始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中医学术体系，驱使皇甫谧感到莫大的快慰。毫无疑问，皇甫谧是先儒后医的。皇甫谧成为一代著名的医学家是在他中年以后，那时他早已在经学界声名显赫。夙好医学，久慕养生之道的皇甫谧自然会在他的玄学思想中流露出养生的旨趣。
比较能反映皇甫谧玄学思想的著作首推《玄守论》。其文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人们多以此段文字作为评价皇甫谧“轻权重道”的依据，其所重之道无非养生而已。
此外，《针灸甲乙经》中也不同程度地收载了《内经》中具有养生学意义的文字，如《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邪僻不生，长生久视。”亦可视为皇甫谧养生思想的组成部分。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皇甫谧的医学成就基本赅全了。三、历代研究勾勒
后世医家对皇甫谧医学成就的传承与拓展主要在于《针灸甲乙经》。的确，《针灸甲乙经》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刊行之后立即得到了医学界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一向被认为是学医必读之书。《针灸甲乙经》成书于魏甘露年间（公元256-259年），而最早记载《针灸甲乙经》的书目是梁·阮孝绪编于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的《七录》，最早引录《针灸甲乙经》的医书是5世纪中叶陈延之的《小品方》，在《隋书·经籍志》中亦记有“黄帝甲乙经十卷”。唐朝时尤其广泛流行，如孙思邈《千金方·大医习业》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诸部经方。”
但至《隋书》并未注明该书的作者是谁。就连同一时期成书的《晋书·皇甫谧传》中列举了皇甫谧的很多著作名称，也唯独没有这本在当时已经有极大影响的《针灸甲乙经》。最早指出《针灸甲乙经》作者是皇甫谧的是隋唐医家杨上善、杨玄操。如《太素》任脉、冲脉篇杨上善注文两处称引“皇甫谧录《素问经》”文字；杨玄操序《八十一难经》云：“皇甫玄晏总三部为甲乙之科。”唐、王焘在《外台秘要·明堂序》中说：“夫明堂者，黄帝之正经……又皇甫士安，晋朝高秀，洞明医术，撰次《甲乙》，并取三部为定，如此则《明堂》、《甲乙》是医人之秘宝，后人学者，宜遵而用之，不可苟从异说，致乖正理。”可见，隋唐时期人们已经认定皇甫谧就是《针灸甲乙经》一书的作者。唐以后似乎也并无人怀疑皇甫谧是《针灸甲乙经》的编著者。现存目录学著作中，最早注名《针灸甲乙经》为“皇甫谧撰”者系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经籍志》。
宋臣国子博士高保衡、尚书屯田郎中孙琦、光禄卿直秘阁林亿等在《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中称：“晋·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得风痹因而学医，习览经方，遂臻至妙。取黄帝《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撰为《针灸经》十二卷，历古儒者之不能及也。”不但肯定了皇甫谧是《针灸甲乙经》一书的编著者，还高度评价了皇甫谧在针灸学上的贡献及其伟大的人格。
本书问世以后对国外医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和朝鲜影响较大。自南北朝开始，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医学就传到了国外，《针灸甲乙经》即是其中之一。公元7世纪初，日本仿唐医事制度，制定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规定的医生通用教科书中就有《针灸甲乙经》。至平安朝时代（相当于唐德宗至宋孝宗时），他们的医学也都是根据大宝律令，以学习我国的医学为主，其《大同类聚方》百卷，就是以我国的《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脉经》、《本草》、《小品方》等为蓝本编纂而成的，在学习针灸治疗方面则以《针灸甲乙经》为主要参考书。朝鲜也仿效隋唐设医学，置医博士，以我国医书为教本，用《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经》等教授学生。其针灸学的孔穴部位则与《针灸甲乙经》基本一样。《针灸甲乙经》也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流传至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文献，《针灸甲乙经》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在对外医学交流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尽管《针灸甲乙经》在唐朝已被高度重视，《千金》、《外台》诸书也都大量引录了该书的内容，但那时尚无人对该书进行任何辑校与注疏。由于在传承习诵过程中，“简编脱落，文字错乱，义理颠倒，世失其传”，于是自宋代开始国家政府组织官员对《针灸甲乙经》进行重新校正。实际上，自宋代开始我国辑注中医典籍之风才逐步形成，尤其宋徽宗赵佶还亲自主持编定了方书《圣济总录》。在这一学术气氛的影响下，政府才开始组织一大批儒臣担任辑校官，首次对《针灸甲乙经》进行校注，开校注《针灸甲乙经》之先河。林亿等在《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中言：“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令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经》、《千金方》及《翼》、《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玉成缮写，将备亲览。”自古以来，辑注古典医籍文献者可分为两家，一为辑经家，一为注疏家。注疏家长于医理，疏于考证；辑经家长于考证，疏于医理。像《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这类著作多为辑经家之作。宋臣校注《针灸甲乙经》的序例仍依皇甫谧之旧：“诸问，黄帝及雷公皆曰问。其对也，黄帝曰答，岐伯之徒曰对。上章问及对已有名字者，则下章但言问言对，亦不更说名字也。若人异则重复更名字，此则其例也。诸言主之者，可灸可刺，其言刺之者，不可灸，言灸之者，不可刺。”但是宋校本到明清之际已经失传，现所能见到者为明代以后的刻本。
宋校原刊本《针灸甲乙经》刊行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以后传播刊行的过程中又有不同的传本。现今看来《针灸甲乙经》传本主要有四个体系：一是明·万历吴勉学刊《医学六经》本，简称“六经本”，此本是现存最早的《针灸甲乙经》刊本，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收入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全书》，后者的前六种书即《医学六经》。由于《医统正脉全书》多次重印，流传甚广，以致《医学六经》反而鲜为人知，故明以后所刊之《针灸甲乙经》多出自《医统正脉全书》，简称“医统本”。人们也认为“医统本”是明以后各类《针灸甲乙经》的祖本。二是明蓝格抄本，简称“明抄本”，因其行格线为蓝色，而名为“蓝格抄本”。清代藏书家陆心源收有此本，后来陆氏藏书为日本购去，此本也在其中，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三是“嘉靖刊本”，简称“嘉靖本”，余云岫曾于1949年据此本校勘“医统本”《针灸甲乙经》。经考，《四库全书》录《针灸甲乙经》以此为底本。四是“抄正统本”，简称“正统本”，题记刊于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仅存一至三残卷。曾一度认为这是宋以前之古本，但据当今针灸文献学大家黄龙祥氏详究细考认为，此乃后人据“六经本”或其底本改编的伪本，不足作为校注《针灸甲乙经》之对校参校本。
除了直接传抄原著之外，古代医籍对《针灸甲乙经》内容的引录也非常普遍。唐以前引录《针灸甲乙经》一书的医籍有：《集验方》、《小品方》、《太素》杨注、《千金要方》、《新修本草》、《外台秘要方》、《素问》王冰注、杨玄操《八十一难》注、《脉经》等书。其中《外台》与《千金》二书引录文字最多，也最有价值，而《脉经》一书所引用《针灸甲乙经》之文字均为后人所增。
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时非常重视《针灸甲乙经》，这也可以反映出《针灸甲乙经》在隋唐时代影响极大。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开卷即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显然，它已被列为习医之准绳了。《千金方》大量引录了《针灸甲乙经》的内容，但其引文多不注明出处，仅有四处著引《针灸甲乙经》篇名，即《千金》卷六上、十一、十三、十九引有《针灸甲乙经》“足太阳阳明手少阳脉动发目病”、“经络受病入于肠胃五脏积聚发伏梁息贲肥气否气奔豚”、“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发卒心痛胸痹心疝”、“阴衰发热厥阳衰发寒厥”等四条。除此之外，根据《针灸甲乙经》特有的腧穴主病条文形式，《千金方》中如果见有“××（病症），××（穴名）主之”这种形式的条文，一般就可以认为引自《针灸甲乙经》，如果其文字及腧穴排列顺序与《针灸甲乙经》相同，则无疑系录自《针灸甲乙经》。若《千金》中某些文字既见于《素问》或《灵枢》，又见于《针灸甲乙经》，如果符合《针灸甲乙经》特有的体例，并用《针灸甲乙经》条文顺序去验证相符者，即为《针灸甲乙经》条文。《外台》引录《针灸甲乙经》之文主要集中在第三十九卷“十二身流注五脏六腑明堂”，这一部分腧穴部位、灸法等内容录自《针灸甲乙经》卷三，腧穴主治病症录自卷七至卷十二。因王焘所据乃唐代传本，对于校勘《针灸甲乙经》有关《明堂》之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除第三十九卷外，《外台》第五、七、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八卷也引录了《针灸甲乙经》文字，这些引文的特点是注明了卷数，为考察唐代《针灸甲乙经》传本卷数，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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