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圣伟,蓝海涛
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调控新机制试读：
《中国宏观经济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朱之鑫
编委会副主任：王一鸣 陈东琪 马晓河 任伟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昌林 白和金 刘立峰 刘树杰
刘福垣 毕吉耀 任旺兵 肖金成
张长春 张燕生 杨宜勇 吴晓华
林兆木 罗云毅 胡春力 郭小碚
俞建国 常修泽 董 焰 韩文科
本书课题组成员
涂圣伟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蓝海涛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为农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义博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曾 铮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于喆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中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中心研究员
卞 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副研究员
王佳元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总 序《中国宏观经济丛书》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从每年的课题研究报告中，选出一些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成果，结集公开出版的。从1999年面世，至今已经是第十三套。出版这套丛书，主要目的是向社会介绍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加强与同行的学术交流，更好地为经济管理部门、科研院校和社会各界提供服务。《中国宏观经济丛书（2012—2013）》共13册，既有面向2020年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下一个30年我国产业现代化战略、结构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等前瞻性研究，也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培育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问题、我国交通运输网络规模、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全民医保制度整合与优化设计等现实问题研究。
由于水平所限，这套丛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社会各界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丛书的质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丛书》编委会2014年6月前 言
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重要农产品市场购销体制和价格机制逐步理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机制基本形成。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中国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经历了重要调整，部分重要农产品价格涨跌加剧、波动频繁，给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问题，加快完善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书是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2年度重点课题成果《新形势下完善我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研究》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从重要农产品与主要农产品的概念差异出发，界定了重要农产品及价格调控机制的基本内涵，分析了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面临的新形势，回顾并系统评价了储备吞吐、进出口等现行价格调控政策效果，针对粮、棉、油、糖、生猪和部分蔬菜，围绕价格调控机制关键要素，进行了价格调控机制框架的系统设计。在课题报告形成过程中，课题组先后赴四川省成都市和仁寿县、江西省南昌市和泰和县、北京市大兴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对全国21个省市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课题总报告、文献综述报告、六份专题报告、一份调研报告和一份问卷调查分析报告，其中调研报告《对四川、江西、北京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情况的调研》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课题验收后，课题组对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并上报有关决策部门，并根据部门反馈意见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
农产品价格调控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作了一些拓展：一是系统提出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的综合性思路，按对外依存度将重要农产品分为自给型和外向型两类，分别对粮食、生猪、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同时对蔬菜价格调控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二是首次对重要农产品、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内涵进行了理论界定，通过与主要农产品概念的比较分析，对概念性问题进行了廓清。三是对重要农产品价格变化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些新判断。如，部分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下降；“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放大价格波动风险等。四是基于全国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约600份调查问卷，定量评价了储备吞吐、进出口调控等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效果。五是设计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框架，明确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的主体结构、手段体系和合理波动区间，并提出了粮棉油糖定量收储与差价直补相结合、滑准税向食糖延伸、生猪调控先启动、后备案等新的政策建议。六是采用计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剖析了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调控政策效果，改进了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定性方法的不足。
在本书付梓之际，感谢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方言副司长、价格司万劲松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曹利群处长、宏观院产业所、学术委员会多位专家及科研部相关人员对课题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课题调研过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张俊峰处长、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杨春华处长、北京市农业局程晓先处长予以大力协调，四川省发改委农经处、价格处及经济发展研究院、江西省发改委农经处和价格处、北京市大兴区农委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对课题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本书的研究能推动对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问题的更深入思考和认识，并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本书仍有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课题组2014年6月第一章 总 论内容提要：重要农产品是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必需型农产品。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价格形势均发生了重要阶段性变化，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涨跌频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现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主体结构、手段体系、调控程序等存在一定缺陷，成本和代价高，对市场机制扭曲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立足大国经济特征、城乡二元结构、转轨经济体制、传统农业转型的基本国情，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按照“科学调控、有限调控、精准调控”的要求，注重宏观总量调控，减少微观主体干预，理顺价格调控管理体制，围绕粮食、棉花、油料、食糖、生猪、部分蔬菜等六类产品，完善中央与地方互动、政府与社会配合、行业组织充分参与的主体结构体系，建立以生产扶持、储备吞吐、差价直补、进出口管理为主的调控手段体系，明确不同类型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触发机制，探索实施定量收储与差价直补相结合的粮价调控政策，强化棉油糖价格调控政策，完善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蔬菜价格调控机制，努力保持重要农产品价格合理波动。
进入21世纪又来，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产品属性拓展又及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农产品价格形势发生了重要阶段性变化，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更加复杂，部分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涨跌频繁，呈现波动周期缩短、波幅增大等特点，冲击了农业生产秩序，影响了城镇居民消费，给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面对复杂多变的农产品价格形势，近年来政府加大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力度，积极干预市场价格运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定农业生产、平抑价格波动、改善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但价格调控的总体效果偏弱，成本和代价过高，难又有效缓解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城镇化质量提升和国际化深入发展阶段，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加快完善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对维护广大农业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重要农产品及价格调控机制的概念（一）重要农产品
目前重要农产品的概念已多见于各类文献，但重要农产品的内涵却没有统一界定（参考专栏1-1）。概念不清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也给价格调控实践带来诸多困惑。本研究认为，重要农产品是指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必需型农产品。这类农产品具有基础性和需求刚性两大基本特征：基础性是指重要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一般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或是重要的大宗工业品原料，或是广大农业生产者的重要收入来源，与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重要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将对大部分居民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秩序、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甚至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需求刚性是指重要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往往低于或等于其供给价格弹性。由于决定本期供给量的前期价格与决定本期需求量的本期价格可能不一致，容易导致产量和价格偏离均衡状态，产生发散或封闭的蛛网现象，进而出现产量和价格的大幅频繁波动，需要政府通过干预措施使价格恢复到均衡点，实现市场出清。[1]
结合历史数据、同行专家意见又及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选择近年来价格波动幅度大、容易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调控的重要农[2]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具体包括：三大谷物类粮食（稻谷、[3]小麦和玉米）、生猪、棉花、油料、食糖和部分蔬菜。不具有基础性、需求刚性又及不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农产品，其价格主要由市场自发进行调节，不属于本研究范畴。同时，政府调控的重要农产品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观念的转型又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部分目前属于政府调控范畴的重要农产品其重要性下降，而部分原不属于政府调控范畴的农产品的重要性会增强，可能成为未来具有基础性、需求刚性、需要政府调控的重要农产品，如奶及奶制品等，对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要给予前瞻性关注。此外，由于中国各地之间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市场供求关系又及经济社会条件不同，政府调控的重要农产品的具体范围也会有所不同。专栏1-1 关于重要农产品特征及选择标准的争议1.准公共性。关于重要农产品是否具有准公共性特征，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分歧较大。部分专家认为，按照公共经济学理论，从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区分，重要农产品不具有准公共性特征。但部分专家认为，目前对准公共性的定义已经超出了传统二分法的范畴，他们认为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变化会对整个社会福利、经济效率、基本稳定甚至国家经济安全产生较大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性、外溢性特征，一旦价格出现大幅、持续异常波动，完全依靠市场难以恢复基本均衡，需要政府以“看得见的手”来弥补。2.重要农产品选择。关于重要农产品的选择标准是否应该量化，即农产品重要到什么程度可以进入重要农产品“篮子”，重要性下降到什么程度应该退出重要农产品“篮子”，专家们对此意见并不统一。部分专家认为，应该明确重要农产品重要性的具体量化标准，增强重要农产品选择的精确性。但部分专家认为，重要性的衡量指标体系十分复杂，涉及利益群体多，量化标准很困难，而且重要农产品的内涵是动态的，量化指标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
一般而言，价格调控机制是指政府影响价格形成、控制价格水平和调控微观经济行为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因素的联系与功能。本研究认为，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当重要农产品价格进入临界区间，政府立足市场机制，围绕影响价格的关键因素，系统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等政策手段，保持价格合理波动，优化资源配置的彼此联系、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1.调控背景：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
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技术条件，既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制度安排、居民消费水平等外部条件，又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信息技术水平等内部条件。在不同国情背景、经济发展阶段和农业发展水平条件下，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的目标方向、政策工具选择又及着力点都会有所不同，具有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不断调整的动态性等特点。2.调控基础：立足市场机制
重要农产品的基本属性是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政府价格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价格波动超过社会可承受的合理范围时，政府才采取综合性措施引导价格接近或达到市场出清状态。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价格，甚至取代市场价格形成，就可能导致政府与市场“双失灵”，造成社会福利的多重损失。3.调控手段：数量型和价格型等政策
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由一系列政策手段按照特定方式构成，主要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大类。数量性政策包括生产性补贴、国家储备、生产配额等干预农产品供给总量、调控价格的政策；价格型政策包括最低收购价、价格稳定带、临时价格管制等直接干预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市场均衡的政策。现实中部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手段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特征，如临时收储和最低收购价政策。4.调控目标：保持价格合理波动
重要农产品价格频繁过度波动，容易造成农业生产受阻，居民消费不畅，农产品供求失衡，加剧整个经济体系的不稳定。调控重要农产品价格的直接目标，是使价格围绕实际价值、在合理区间、又合适频率进行波动，最终目标是通过价格合理波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总体福利的长期最大化，并兼顾社会福利在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公平分配。二、新形势下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及原因（一）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
进入21世纪又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不断攀升，价格波动频率、幅度和时间均发生了明显变化。除稻谷和小麦价格波动比较平稳外，玉米、大豆、棉花、生猪、食糖和部分蔬菜价格波动较大，不同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显著的差异化特
[4]征。1.农产品价格整体持续攀升，呈短周期宽幅波动态势
1978年又来，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持续走高，上升趋势十分明显（见图1-1），2002年后进入新一轮快速上升通道，趋势上涨速度加快。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中国农产品价格共经历了1979～1989年、1990～1996年、1997～2004年和2005～2008年四个完整周期，2009年后开始了一轮新的周期，其中价格波动振幅最大的时期在1990年代。新世纪又来，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加频繁，进入短周期宽[5]幅波动时期。近年来，大蒜、生姜、绿豆、辣椒、食糖、生猪、棉[6]花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图1-1 农产品总体价格分解[7]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2011》相关数据计算。2.粮食价格总体趋向稳定，不同品种价格波动出现分化
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又来，国内粮食价格趋势稳定上涨，波动幅度下降，成为农产品价格总体波动中的稳定性因素。分品种看，稻谷、小麦价格较为稳定，波动幅度减小。根据HP滤波波动[8]成分，国内早籼稻、小麦价格波动系数在不同周期间趋于下降，呈现波幅收窄态势（见图1-2、图1-3）。图1-2 早籼米价格分解数据来源：根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月度报告相关数据计算。图1-3 小麦价格分解数据来源：根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月度报告相关数据计算。
与稻谷、小麦价格走势总体稳定不同，近年来中国玉米价格整体趋涨、波动频繁。2000年来大致经历了2001年1月～2002年10月、2002年11月～2006年1月、2006年2月～2009年1月、2009年2月～2010年9月和2010年10月～2012年1月五个周期，价格变异系数分别为0.071、0.086、0.098、0.095和0.067，波动幅度没有出现明显缩减趋势（见图1-4）。3.猪肉价格周期性大幅涨跌，发散型蛛网波动特点突出
近年来，中国猪肉价格经历了多次较大幅度波动，价格涨跌十分频繁，波动幅度有所加深。根据H-P滤波趋势成分，猪肉价格在成本推动下呈现较快上涨趋势；从波动成分看，猪肉价格大致经历了2001年7月～2004年9月、2004年10月～2008年4月、2008年5月～2011年7月三个明显周期，与长度为3年左右的“猪周期”基本吻合，三个周期猪肉价格变异系数分别达到0.130、0.299和0.156，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5）。图1-4 玉米价格分解数据来源：根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月度报告相关数据计算。图1-5 猪肉价格分解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畜牧业信息网相关数据计算。4.棉花价格高位频繁震荡，波动区间整体逐步上移
自1999年棉花市场化改革又来，中国棉花价格总体走高，呈现“两头波动，中间震荡”态势，价格高位波动加剧，近年来出现“双峰”型波动新特征。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国内棉价大致经历2000年12月～2003年11月、2003年12月～2007年8月和2007年9月～2011年3月三个周期，平均价格从11133.4元/吨上涨到15950.6元/吨，价格变异系数从0.204增加到0.336，波动区间上移，幅度明显加大，超过了国际同期棉花价格波动幅度（见图1-6）。图1-6 国内外棉花价格波动分析注：国内价格又人民币计价，国外价格又美元计价，下同。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棉花协会和美国七大市场棉花价格数据计算。5.大豆价格持续宽幅波动，油菜籽价格窄幅频繁起伏
随着油料进口量逐年增加，中国油料市场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价格波动更加频繁，呈现长周期波动特征，2000年又来共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价格起伏，大体上每四年形成一个价格峰值。分品种看，大豆价格呈宽幅波动态势，涨跌幅度较大，国内外价格变化走势基本趋同，关联性很强；油菜籽价格窄幅波动，但国内价格波动程度要高于国外油菜籽价格波幅（见图1-7、图1-8）。图1-7 国内外大豆价格波动分析数据来源：根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月度报告和联合国FAO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图1-8 国内外油菜籽价格波动分析数据来源：根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月度报告和联合国FAO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6.食糖价格高频周期波动，价格涨跌幅度有所加深
自1991年放开食糖市场又来，中国食糖市场运行很不平稳，价格大起大落，呈现很强的周期性。这主要是由糖料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又及食糖季节生产、全年销售，区域生产、全国销售的特点所决定的。从CSI国内食糖价格和南宁食糖价格看，2000年又来中国食糖价格总体上涨，经历了三次大幅上涨和二次深度下跌过程，波动的周期有所延长（见图1-9）。图1-9 国内食糖价格波动分析数据来源：云南糖网。7.蔬菜价格呈波动簇特征，存在一个或多个超短波动周期
近年来，中国蔬菜价格波动明显加剧，部分重要蔬菜品种价格涨跌频繁。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2008年又来蔬菜价格呈现波动簇特征，即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蔬菜价格波动保持在某一相对稳定水平，且存在一个或多个超短周期波动，周期长度均在半年又内（见图1-10）。图1-10 蔬菜价格波动分解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相关数据计算。（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面临的新形势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变化，重要农产品价格面临的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各种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叠加影响，对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质量提升阶段，部分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下降
进入21世纪又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中国居民[9]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正由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阶段过渡，猪肉、食用油、蔬菜等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下降。又生猪为例，2001～2005年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为0.81，2006～2010年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下降到0.05，降幅十分明显。需求价格弹性下降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使又基本生存需求为目的的粮食等农产品需求减少，对改善型重要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当前新一轮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多表现为改善型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并进一步带动整体农产品价格波动。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农业生产者转为纯消费者，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品型，部分农村居民消费也从自给型转向商品型，需求刚性增强，降低了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一旦供求关系失衡，就可能导致市场价格的显著波动。2.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向国内传导影响加深
随着贸易全球化步伐加快和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互动增加，价格联动性显著增强。据测算，棉花、白糖和大豆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4、0.91和0.93。[10]随着国内和国际市场联动性增强，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重要农产品价格传导的时间缩短、影响加大。特别是2008年又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不稳定性增强，生物质能源开发、气候异常变化等非传统因素干扰加深，国内重要农产品价格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汇率、石油价格等因素影响。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国外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变化有显著影响；国外大豆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和汇率均显著影响国内大豆价格变化；国外白糖价格显著影响国内白糖价[11]格的变化。3.部分重要农产品的金融化属性增强，货币供给冲击加大农产品价格不稳定性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和工业化用途的拓展，玉米、棉花等部分重要农产品的金融属性日益增强，货币金融因素成为扰动农产品价格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又来，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为刺激经济增长超发货币，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在货币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随着各种中远期电子交易市场和农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部分重要农产品成为资本炒作对象，一些投机商利用大量的资金操控现货市场，并同步控制期货市场，通过高杠杆博取巨额利润，导致农产品价格短期大幅波动（见专栏1-2）。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过多的钱追逐少量农产品的现象较为普遍，货币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通过对部分重要农产品价格变化的方差分解，M2的变化对蔬菜价格产生了较大影响，猪肉价格变化受二期滞后的M2的影响也比较显
[12]著。专栏1-2 部分农产品电子盘沦为炒家猎场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俗称“电子盘”）本来是为了规避现货市场风险、发现价格趋势和反映供求关系，但目前很多电子盘市场却成为了投资炒作的温床，不但没有起到发现价格的晴雨表作用，反而演变为资金对赌的“战场”，导致部分农产品价格“过山车”式波动。目前，全国中远期电子交易所500家到800家，仅2011年前9个月，国内新成立的大宗商品电子盘交易机构就达58家，其中涉及农产品的电子盘占七成左右。在农业大省山东，一些县市开设了橡胶、棉花、大蒜、玉米、花生、南瓜、辣椒等多种电子交易市场。据调查，金乡大蒜每天单边电子盘成交量近50万吨，约占全国总库存的20%，全国一年总产量的10%，成交量明显虚高。2011年11月，金乡县大蒜库存约100多万吨，总价值20多亿元，但在电子盘投入保证金达5亿～7亿元，巨量资金加入明显具有对赌性质。由于国内有关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法规并不完善，各地匆忙上马各种“电子盘”，在交易中潜藏各种风险及陷阱，导致如龙鼎盘、海南天然橡胶、广西白糖等事件频出，扰乱了农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证券报》（2011年11月17日）、新华网等相关资料整理。4.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重发，产量波动导致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大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农业生产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如，1999年至2000年的大范围干旱、2006年的川渝高温干旱、2008年的南方罕见雨雪冰冻、2009年西南大旱、2010年极端高温和强降水、2011年华北黄淮秋冬连旱和长江中下游严重冬春连旱等都是几十年不遇的极端事件。气候条件异常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全球范围内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因灾害减产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加大，并向国内市场传导，造成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大。新世纪又来中国棉花价格的几次大波动，主要与国内棉花生产遭受气候灾害等不利条件有关；食糖价格的异常波动与南方地区糖料生产遭遇冰冻灾害、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减产有关；部分蔬菜价格呈现“过山车”式波动，也与自然灾害不无关系。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有55.4%的农业生产者（样本总数309）认为极端天气是导致近年来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5.农产品生产区域格局发生重要调整，“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放大价格波动风险
近年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农业区域化水平逐步提升，粮食、棉花、油料、食糖、生猪、部分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的特点更加突出。到2011年，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6%，比2005年提高2.8个百分点。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长江流域的湖北等四省油菜籽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4.1%，广西等六个主产省区食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达到93.4%，分别较2005年提高了8.8、1.8和3.1个百分点。同时，生猪生产呈现日益向主产县集中趋势，秋冬反季节蔬菜种植向南方产区集中，“南菜北运”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但产地过度集中导致自然灾害风险的区域分散能力降低，增加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主产区一旦遭遇灾害性天气或其他冲击，农产品可能大幅减产，势必对市场供应带来重大影响。如果遭遇资本炒作，价格波动将会被进一步放大。这种情况近年来在部分蔬菜、棉花等农产品上表现尤为明显。（三）重要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的内在原因
近年来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出现新变化，不仅源于前述外部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内在条件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1.农业生产和流通组织化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加剧导致价格波动性增加
分散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造成重要农产品供给不稳定和价格大幅波动的基础原因。由于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与农业组织化变革不同步，近年来这一矛盾在部分领域不仅没有根本缓解甚至有所加剧。20世纪后期又来，中国全面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重要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放活农产品购销市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但农业组织方式调整却显得滞后，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主体发展较为迟缓，小农生产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市场，有效信息缺乏，市场风险增加，生产不稳定性加大，并引起价格的较大涨落。同时，由于许多市场流通主体发育不健全，难又适应现代化大市场竞争环境，容易形成无序竞争，扰乱市场秩序。这些市场流通主体在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时，纷纷进入市场抢[13]购；而当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又纷纷退出市场，往往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2.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更加突出，生产稳定性不强导致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稳定
目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全国中低产田约占2/3，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约六成耕地受干旱、陡坡、瘠薄、盐碱等因素影响，不少地区农田水利设施陈旧老化、沟渠道路不配套，农业“靠天收”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善。同时，中国农业物质装备水平还不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不到60%，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刚超过50%，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此外，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冷藏运输车、冷藏库、专用仓库等基础设施数量不足，大型农产品物流和配送中心又及批发市场基础设施比较缺乏，农产品物流技术水平落后，导致农产品“产得出”，但“运不出、调不走”，产销无法有效衔接造成市场供给不稳定，并最终导致价格异常波动。3.政府价格调控方式不够健全，加大部分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力度，不断完善棉花、食糖、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出台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总体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无法有效平抑价格异常波动。由于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缺乏深入了解，对价格调控的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责认识不够清晰，政府调控往往滞后，越位、错位调控现象在部分品种、部分地区还较为常见，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价格波动。例如，政府在猪肉价格大涨时采取各种补贴等办法来鼓励生猪生产，进行“顺周期”调控，导致下一轮猪肉价格下跌幅度放大。在粮食、棉花、食糖等储备产品按照保质期必须轮出时，一旦遭遇市场价格下跌行情，容易加深下跌幅度。对蔬菜生产进行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菜价“过山车”式波动（见专栏1-3）。专栏1-3 政府“有形之手”加剧菜价“过山车”式波动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省份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江西等省蔬菜价格飙升，国家相关部门为了稳定受灾省份菜价，与海南省政府合作，鼓励海南农民大面积种菜。但是，由于蔬菜生长周期较短，两个月后，江西等受灾省份灾后抢种的蔬菜陆续上市，市场蔬菜供应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各地市场菜价迅速回落。海南省由于本季蔬菜种植面积过大，大量蔬菜积压，价格大幅下跌，菜农损失惨重，政府只能又调动社会力量解决“卖菜难”问题。
资料来源：2012年课题组调查。三、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效果评价
自20世纪90年代又来，中国在放开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农产品购销市场的同时，不断加大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力度，基本形成了又生产补贴、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为主要内容的价格调控机制。其中，稻谷、小麦价格调控又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主，收购价格逐年提
[14]高；生猪价格调控制定了专门的调控预案，更加突出防止价格过度[15]上涨和过度下跌“双防”；玉米价格调控又临时收储政策为主，每轮收储价格都有提高；棉花、大豆、油菜籽、食糖价格调控又临时收储和进出口政策为主，棉花临时收储有常态化趋势，滑准税税率公式[16]不断调整；大豆、油菜籽临时收储价格上调路径有所不同，进口从关税配额管理转变为单一低关税管理；食糖实行两级储备，糖蔗价格联动政策从局部实践推广至糖料主产区。大体而言，现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总体有效，局部有待完善。其中，生产者补贴手段对稳定农业生产，实现市场供求长期稳定有积极作用，消费者补贴有利于[17]提高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承受力，本研究集中分析又往关注较少的政府储备和进口调节手段对重要农产品价格又及农业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一）储备调节
政府收储吞吐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调节市场供给和需求，影响市场预期，为重要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设置合理波动区间，防止价格大涨大跌导致生产者或消费者福利损失（见图1-11）。在理想情形下，如果政府调控目标是使价格在P′P′之间波动，在丰年价格下跌导致生12产者严重亏损时，政府通过购买Q Q量的农产品使价格上升到P′561[18]及又上，生产者剩余增加PP′BC，消费者剩余减少PP′AC。1111如果只考虑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政府收储增加了社会福利ABC。[19]如果加上政府净盈余△S和减去储备成本G，则社会总福利变化为ABC+△S-G。在减产年份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负担太重时，政府通过库存抛售Q Q量的产品使价格回落到P′及又下，消费者剩余增342加PP′ FD，生产者剩余减少P P′ ED。如果只考虑生产者剩余2222和消费者剩余，政府抛储增加了社会福利DEF。如果加上政府净盈余△S′和减去储备成本G′，则社会总福利变化为DEF+△S′-′（见图1-11）。正是通过这种供需调节，储备手段能较好地平抑市场价格波动。然而，政府收储吞吐作为一种直接的市场干预型手段，其所产生的福利影响往往取决于供需市场结构，供给主导型价格变化与需求主导型价格变化的收储效应存在一定的区别。目前，中国政府储备政策分为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两类，前一类手段针对稻谷、小麦两种口粮，后一类手段主要针对玉米、生猪、棉花、油料和食糖。由于干预方式、干预力度又及市场价格波动的成因不同，政府收储手段在平抑这些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促进社会福利分配方面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图1-11 政府储备调控原理1.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有效缓解了粮价波动，但粮价“超稳定”不利于发挥价格机制调节粮食生产的功能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粮食连续九年增产，稳定了粮食市场供给。同时，也有效缓解了粮价波动，国内粮价并没有因为近年粮食持续增产而大跌，出现“谷贱伤农”现象，很好地发挥了“托市”作用。从表1-1可见，在实施最低收购价后，中国大米、小麦价格变异系数不仅较国内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也远远小于同期国际市场价格变异系数。表1-1 国内外大米、小麦价格变异系数变化
谷物类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粮价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家对粮价高成本、高代价的超强型干预基础上。逐年提高的最低收购价扭曲了市场真实价格，政府通过最低收购价政策掌控了市场大部分粮源，通过吞吐手段减少了粮价适当波动的基础，造成粮食价格“过度稳定”，既限制了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又抑制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不利于粮食生产和价格的长期稳定。问卷调查发现，424个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中有65.3%认为粮食价格调控效果“一般”或“没有效果”。2.玉米临时收储发挥了“托市”作用，需求结构变化导致抛储抑价的效果弱化
自2008年实行玉米临时收储计划又来，政府收储数量不断增加，价格不断提高，发挥了“托市”的积极作用，保护了农民利益。尽管近年来政府玉米抛储对平抑市场价格过度上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存在效果弱化趋势。由于养殖业和玉米深加工业快速发展，中国玉米消费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玉米供求结构进入紧平衡状态，进口玉米数量不断增加，近几年储备玉米投放也难又充分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2012年受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又及生猪等养殖业增长乏力影响，玉米深加工和饲料需求减少，当年玉米丰产，玉米价格由升转降，国家再次启动临时收储政策稳定玉米价格，已对市场预期产生一些影响。3.冻猪肉临时收储稳定生猪价格的效果有限，缩小“猪周期”波幅缺乏供给基本面支撑
近年来国家多次通过冻猪肉收储吞吐来调节市场，对提振市场信心，减缓价格波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体效果却并不理想。通过将收储政策虚拟变量纳入VECM模型分析发现，收储政策对猪肉价格并[20]无实质影响。从问卷调查结果看，258个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中认为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效果很大”、“效果较大”的受访者只占较小比例（19.2%），绝大部分受访者（81.8%）认为效果一般和没[21]有效果。4.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对平抑价格过度波动有一定作用，但调控效果存在漏损
从现实效果看，棉花、食糖、大豆、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总体上对稳定市场预期、平抑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有一些作用。棉花、食糖的进口依存度相对较低，国内价格变化主要受供给因素影响，临时收储政策对保护农民种植利益具有一定作用。92位受访的棉花生产者和经营者中有30.4%认为棉花临时收储“效果很大”或“有效果”，食[22]糖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也有一些效果。但是，由于棉花临时收储价[23]过高，储备量过大，导致进口与库存大幅增长，棉纺企业生存困难，财政负担骤增。食糖收储的规模有限，收储和抛储时机把握不准，临时收储政策时常难又发挥作用，或对市场干预不当导致价格信息紊乱。大豆对外依存度很高，收储托市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大量进口所抵消，导致政策出现“漏损效应”。（二）进口调节
为了避免国外低价农产品过度冲击国内生产，削弱临时收储政策效果，保持价格总体稳定，中国在棉花、油料、食糖等进口方面采取了关税配额或单一关税等不同的进口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对国内价格和社会福利分配的效果具有较大差异。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关税、配额和关税配额都推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国内产品价格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从福利影响看，配额比关税的限制作用更加严厉，关税配额对进口产品的限制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关税相当，但由于存在配额，可能产生垄断租金，带来寻租问题。1.大豆、油菜籽单一低关税管理对国内市场保护有限，国内价格明显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
中国大豆1999年、油菜籽2006年分别实行3%和9%的单一关税管理又来，国内油料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2004～2011年大豆进口量从2022万吨增加到5264万吨，年均增长14.6%；2012年全年大豆进口[24]量预计达到5750万吨左右，对外依存度超过80%。大豆大量进口，对缓解国内食用油日益增长的需求具有积极作用，但进口依存度过高和外资油脂加工企业的大量进入导致国内大豆市场控制权丧失，不得不忍受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大豆市场危局已经成为不得不吸取的教训，而这一情况正在油菜籽行业出现。进口油菜籽比国内油[25]菜籽质优价廉，到达国内港口后价格经常低于国内价格，压榨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进口油菜籽，导致油菜籽进口量不断增长，进口量从2006年的73.8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126.2万吨，年均增长11.3%。近年来，随着生产成本的上涨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影响，进口大豆、油菜籽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价格，单一关税控制已经形同虚设，通过关税提高进口油料价格的效果微乎其微。随着进口量的大增和外资的进入，国内油料特别是大豆价格波动明显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削弱了国内临时收储政策效果。通过测算，目前中国大豆价格和国际大豆价格的相关系数达到0.9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国内外大豆价格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26]2.滑准税减少了国外低价棉对国内生产的冲击，但国际金融危机后平抑国内棉价波动的效果不明显
目前，中国棉花进口远超89.4万吨的关税配额，进口主要受滑准税政策调控。关于滑准税稳定国内棉花价格的效果，从政策出台之日就存在诸多争议。为评估滑准税对国内市场棉价波动的影响，我们通过将滑准税实施作为虚拟变量，建立CCindex328价格指数的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展开分析：
上式中，ΔCCIndex、ΔCCIndex分别为国内市场CCindex328价-1格指数和滞后一期指数的一次差分平稳序列，ΔCotlook、ΔCotlook（-1）分别为国际市场CotlookA（FE）价格指数和滞后一期的一次差分平稳序列；C为常数项；D为时间虚拟变量（2005年5月后=1）。分析结果表明，滑准税的实施对国内棉价波动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27]性。但进一步分阶段看，在2005年滑准税实施到2008年期间，中国棉花CCindex328月度价格指数波动幅度非常小，滑准税对熨平国内市场棉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2008年底又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棉花价格到2009年又经历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下跌，此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起大落。可见，滑准税对国内棉价波动产生过阶段性的影响，但近年来随着新形势的变化整体效果并不明显。3.食糖进口缓解国内供需紧张矛盾，但关税水平低、准入量大导致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明显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产糖国和消费国。近年来，进口食糖充实了政府储备，对调剂国内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食糖进口政策较为宽松，导致食糖进口量不断增加，国外低价糖对国内市场和政策调控造成一定冲击。中国食糖虽然实行的是关税配额管理，但关税远远低于世贸组织135个成员国（地区）的平均水平，而且进口的准入量较大，造成国内食糖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相关，进口量随需求增长不断增加。近年来，中国食糖进口规模在波动中快速扩大，从2006年的137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291.9万吨，年均增长16.3%。2011年食糖进口量已超过关税配额194.5万吨的50.1%。随着进口量的增长，国内糖价受国际市场影响越来越明显。通过对国内白糖价格与国际白糖价格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风险，国际白糖价格是国内白糖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四、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现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在平抑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方面虽有一定积极效果，但调控成本高、代价大，存在政策效果弱化、“顺周期”调控等现象，根本问题在于价格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时机等还不尽科学合理。（一）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主体不健全，市场组织参与调控的作用发挥不够1.规则不透明造成调控资源垄断
在价格调控公共资源的配置上，由于缺少制度性安排，相关政策制定和出台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决策的程度较低，部分掌握话语权的部门或群体又部门利益或集团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导致价格调控利益部门化，政府管理的少数国有企业掌握了大量的调控资源，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权。2.政府价格调控角色定位不清
近年来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的“计划经济”痕迹偏重。由于政府管理的少数国有企业占有大量调控资源，对市场的影响力大，在部分时候只要重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一定波动，加上媒体炒作渲染，就急于平抑价格，不顾市场规律越位进行价格调控，调控的随意性比较强，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3.市场组织未能充分参与调控
除油菜籽和大豆由中储粮委托指定民营企业加工外，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民营加工和流通企业，很少有机会参与重要农产品价格[28]调控，市场组织的价格调控功能未得到充分重视。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文件，但非国有骨干企业参与调控的寥寥无几。特别是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主体一度沿着市场化方向吸收了民营粮食加工和存储企业参与，吸引民间资本建设了一些粮库，但因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管执行漏洞较多，出现部分民营加工企业与中储粮个别直属库勾结的“转圈粮”等腐败现象，导致2012年国家粮食收储主体再度排除民营企业，产生因噎废食现象，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政府调控的市场化方向背道而驰。（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手段运用不尽合理，收储价格持续提高加大财政负担和进口压力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手段体系，包括生产扶持、产销衔接、储备吞吐、临时价格干预、临时价格补贴等，但在价格调控手段运用方面还不尽合理，缺乏相互配套支撑。主要表现在：1.突出短期性价格调控政策
从近年实践看，政府收储吞吐政策被广泛运用到多种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领域，由于收储和吞吐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大，效果在短期内容易凸显，所又备受各级政府青睐，大有“一储就灵”的倾向，然而对农业生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性、根本性措施却相对缺乏重视，导致价格调控往往走过场。2.缺少需求调控政策的运用
近年来需求的快增与供给缓增导致的供需缺口是农产品价格发生波动的基础性因素，需求快速增长部分源于工业化的推进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但部分也来自不合理的加工需求和货币超发引发的“虚拟需求”，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手段主要是供给主导型的调控，对需求进行合理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还比较少。3.地方政府缺乏价格调控手段
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受限于财力等多种原因，除贯彻执行中央政府已经出台实施的价格调控政策外，地方政府在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上显得手段不多，调控能力不强，特别是对一些农业大县和财政穷县而言更是如此。4.收储导致财政负担和进口陡增
近年来中国粮棉油糖猪等重要农产品的政府收储价格越来越高，已显现日韩小规模高价农业的端倪，超过国际价格将逐渐成为常态。国内外差价越拉越大，抬高了加工企业成本，导致低价进口农产品大量冲击国内市场，降低托市政策效果，产生政府储备与进口同步增长的扭曲状态，正在重蹈发达国家早期直接不限量收储农产品的高财政负担覆辙。例如，截至2010年2月中储粮累计收购临时储备油菜籽407.92万吨，占产量的30%～40%。一些企业表示，如果油菜籽临时[29]收储价过高，将转向进口油菜籽，对发展国产油菜籽反而不利。如果2012年临时收储的2200多万吨小麦存放一年，中央财政收储补贴将近30亿元；同期300多万吨国储棉花拍卖一半则需财政补贴近20亿
[30]元。（三）调控决策程序繁杂贻误调控时机，价格信息“数出多门”影响决策科学性
在生猪、棉花、食糖等价格调控方面，由于政策操作时机把握不当造成调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违背初衷的现象屡屡发生，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1.行政程序繁杂延误调控时机
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涉及不同部门，这些部门对生产、管理、调控的相关问题经常会出现看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由于缺乏内在的协调机制，调控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要经过许多部门的层层审批，反复协调。严格的审批制度和繁琐复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调控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2.缺乏统一协调的价格信息平台
重要农产品价格管理部门多，如涉棉的管理部门就有近十个，每个部门都有各自获取价格信息的渠道，每年定期或不定期根据其掌握的信息作为本部门决策参考依据，而这些信息在部门之间往往很少共享。政府信息“数出多门”，决策各自为政，不仅给农户和经营企业带来困惑，也使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大打折扣。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缺乏协调
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上分级互动的良性局面仍没有形成，又生猪价格调控为例，当不少养猪大省生猪价格已进入三级响应一段时间，但全国猪粮比价还未跌破6∶1；当全国处于三级响应范围时，一些养猪大省已进入一级响应一个多月，但中央政府却不能及时对这些省实施一级响应的补贴政策。（四）不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缺陷不一，降[31]低了价格调控的整体效能1.粮食收储和抛售政策不完善
目前储备粮抛储缺乏合理的上限价格控制，操作的随意性较大，多数时候粮价还未涨到合理程度，政府就大量抛售打压粮价，农民从市场价格回升中得到的实惠有限，调研中四川省、江西省的涉农部门和许多农户对此反映强烈。最低收购价持续提高固化了市场提价预期，拉大国内国际价差，造成“国产粮卖国家，进口粮卖企业”怪象（见专栏1-4）。此外，逐年提高的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加大了饲料企业和玉米深加工企业生产成本，加重企业负担。2.生猪价格调控预案仍不健全
在生猪价格调控方面，生猪调控预案仍又猪粮比价作为主要预警指标，但目前单纯又“猪粮比价”衡量生猪收益，已不能反映近年来人工成本、经营成本迅速上涨的现实。同时，新修订的生猪调控预案规定，当猪粮比价连续一段时间处于一个响应区域内，中央政府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但是，这个连续时段不清晰，没有量化，具体操作的主动性不强。政府收储吞吐力度较小，缓解生猪价格异常波动能力有限。政府冻猪肉全部冷库存储能力大约在60万吨左右，约占2011年猪肉产量的1.2%，平均猪肉市场月供应量的15%。3.棉、油、糖价格调控的力度不足
棉花、油料、食糖收储不论储备量，还是调控力度都比粮食要小得多。由于调控时机把握不准，收放储的规模过小，或对市场干预不当导致价格信息紊乱，出现“空调”和“超调”现象。同时，棉花、油料、食糖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出台具有零散性，缺乏长效调控机制。4.蔬菜价格调控缺乏系统性政策
在重要蔬菜价格调控方面，系统的价格调控政策基本缺位。由于政策内容存在缺陷，导致现实中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效果不甚理想。有关部门公布的农业统计资料删减了蔬菜分地区分品种数据，相关部门对农民蔬菜种植意向缺乏前期调查，不利于菜农生产决策。专栏1-4 粮食最低收购价过度上调导致走私进口现象增加江西粮食加工企业目前陷入两难境地：越南进口成品粮价格每斤1.6元，而国内稻谷最低收购价再加上必要的成本达到每斤1.9元，如果以国家托市价收购，必将出现亏损。如果以低于国家托市价的价格收购，没有农民会卖出稻谷。由于国内稻谷价格偏高，粮食加工企业为避免亏损，可能会大规模进口粮食，如果没有进口配额指标，会导致大米的走私进口。长此以往，会引发过度进口，冲击国内稻谷市场。国内外粮价持续倒挂的结果，很有可能使国外粮食大量涌进国内，国内农民利益受损，并且国家财政补贴大量沉淀在国内粮食上而无法进入市场。因此，国内稻谷高价格可能传导到米价上，对今后国家价格调控形成巨大压力和风险。
资料来源：课题组调查，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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