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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帆,杨建波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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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论坛试读：

卷首语

大学之需要“语文”，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一国文”是中国大学的必修课程，在高等教育中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现实的需要，“语文”自小学到中学均为必读课程，学生修读“语文”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对学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长期的应试教育所产生的弊端已日益明显，以考试为目的、以成绩为标杆，已深深影响了本来应为素质养成和能力培养的语文教育。而大学开设“语文”正避开了语文的“应试性”，让语文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语文的本然特性，大学之需要“语文”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无功利性”，它对国民素质的培养、母语水准的提升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学语文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有过坎坷、有过艰辛、有过生存的压力，假如这三十多年我们以每一个十年作为一个基数的话，那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起步和发展的十年，非常辉煌；第二个十年是痛苦的十年，大学语文课程逐步边缘化，大学语文老师的心态严重失衡，并且彷徨；第三个十年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们走出了危机，走向了成熟。而现在正处于第四个十年，我们“生存”的压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但我们仍然任重道远，未来还有许多工作值得我们去做。为此，我谨提三点建议：

第一，为了提升我们学科的实力，为了发展我们的大学语文，我们大学语文教师要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其实一个学科也好，一门课也好，真正发展的核心是我们教师，没好的教师哪来好的教学？我这里不提学术，我提学术素养，因为提学术的话，大家马上想到的是课题和论文。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去竞争，我们也要去获得。但作为一个大学语文教师来说，更重要的是素养，是学术的素养。大学语文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以一个二级学科来加以比拟，甚至我们也不能与一个一级学科来比。大学语文实际上超越了二级学科，也超越了一级学科。我们要读哲学，要读历史，要读艺术，要读文学，这些都应该融汇在我们的教学里面，都应该在我们教师的素养上体现出来。所以，要做好一个大学语文教师，我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提高自己的修养。我想，一个好的大学语文教师，无非应具备三方面的素质：是一个读书“种子”；有相应的专业背景；热爱教学、热爱学生。而做一个读书“种子”无疑是成为一个优秀大学语文教师的首要条件。

第二，我们要发展大学语文这一我们共同的事业，有好多的基础性工作可以做，如学术层面的，如资料层面的。比如说，从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到我们现在的大学语文，这中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梳理它的历史，而梳理它的历史，也是我们建立一个学科的必要准备。这些工作现在陆陆续续在做，但我们规模可以做得更大一点，我们还可以编文选，把民国以来留下经典痕迹的文章收集起来。再如教材研究，教材建设是大学语文三十年来成果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影响非常大。如果光从数量的角度看，三十年来我们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成果可以说是非常“辉煌”，甚至“辉煌”得令人瞠目结舌，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总数共1400余种，其中虽有不少好的教材，但确实良莠不齐、质量不一。教材是一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不要把教材捆绑在“功利车”上，要提倡精品、追求精品，让教材真正为教学服务，这是对学生负责、对教学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这么一个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值得我们好好去做。

第三，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师要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以教学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而把教学作为我们的生命事业来看待，实际上就是使育人成为我们大学语文教学的一种文化。有这么一个高度，有这么一种精神，我们就能够把大学语文做得更好。假如我们有了这么一种文化，有了我们高素质的老师，有了我们扎实的研究基础，我们大学语文的发展会是非常可喜的，我们大学语文的春天也一定会来的。

最后感谢以杨建波教授为带头人的湖北省大学语文学会的老师们，正是他们的不懈坚持和辛勤工作才使《论坛》顺利出版。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慷慨相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说与大学语文相伴而行，见证了大学语文事业的发展。谭帆

学科建设

构建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汉语文高等教育独立学科

汉语文高等教育（大学语文教育）独立学科建设研究，是近年来大学语文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五、十六届学术年会的主题聚焦点。探讨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问题，对于破解大学语文教育生态，推进大学语文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体大学生中的有效传播，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提高大学校园的文化品格，增强大学生的职场核心竞争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工程，有效支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等都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九条明确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教育大纲，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这将是推动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重要政策依据。本文将围绕“大学语文”是不是独立学科？为什么要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建设内涵是什么？怎样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等问题，抛砖引玉，与同行切磋，共同探讨推进汉语文高等教育独立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一、“大学语文”是不是独立学科？

谈及“大学语文”学科问题，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一方面，作为行内人的多数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由于缺乏对大学语文教育的深度研究与认识，故没有学科自信，认为“大学语文”不是一个学科，也不能成为独立学科；另一方面，作为中文学科学术领域主流的专家学者，对“大学语文”学科问题缺乏关注，研究不够，对“大学语文”作为学科发展多不认同。这就是“大学语文”学科发展面临的内部瓶颈。因此，要谈“大学语文”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有必要先澄清“‘大学语文’到底是不是学科”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早有定论，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首先，从“学科”一词的概念看，“学科”一词主要来自于西方，其英译名为discipline，它有多重含义。国外一些辞书对discipline一词进行了多种注释。一般指科学门类或某一研究领域、一定单位的教学内容等。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学科”的解释：其一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其二是指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其三是指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我国《辞海》第6版对学科的界定：①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②教学科目的简称。指按一定逻辑顺序和学生接受能力，组织某一科学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构成的课程。归纳以上两个方面的定义，我国教育界通常从三个层面上去定位与甄别什么是学科：一是学问的分支；二是教学的科目；三是学术的组织。从上述“学科”的定义看，“大学语文”教育是符合学科定义的。与中文学科底下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八个二级学科相比，“大学语文”有其相对独特的学科属性，如教育目标的独特性、教学对象的全面性（面向中文专业外的所有专业的大学生）、教学内容的跨学科性与通识性、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的专业性，等等。作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术分类，“大学语文”完全符合二级独立学科的设置条件。

其次，从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看，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一个教学科目，大学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当然，其最初的科目名称并不叫“大学语文”。一个多世纪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等校在预科就开设了“经学”、“诸子”、“词章”等科目。“1903年，张之洞等人共同制订《奏定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中学堂、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均设‘读经讲经’等科，此外，中学堂还设有‘中国文学’科。”“清末的‘中国文学’科，学习内容主要以文言为主，包括文章与文学，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正因为它所讲内容不限于文学，所以，蔡元培和梁启超等在辛亥革命前就提议将‘中国文学’改名为‘国文’。并率先在各自学校将‘中国文学’科改为‘国文’科。”从1904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国文科为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必修科，大学堂（本科）“随意科”（选修课）开始算起，“大学语文”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至今已存在和发展了112年，堪称“百年老课，经久不息”。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大学国文”为预科必修课，在师范科“大学国文”则为本科四年必修课。1929年，民国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大学国文”由此演变成“大一国文”。1952年，大陆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大一国文”从此停开（仍有极少数高校开设），中断了近三十年，但“大一国文”教育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并没有中断。所以，整体看，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百年史并没有中断一说。1978年，南京大学等高校率先恢复了“大一国文”教育，不过此时的课程名称已不叫“大一国文”，而改叫“大学语文”了。其后几年里，国内部分高校也相继恢复大学语文教育，并设为必修课。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21世纪初，大学语文教育发展还出现了几次高潮，此后，大学语文教育便是在潮起潮落的反复中缓慢发展，一路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从“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一门持续百余年的教学科目看，“大学语文”作为学科，不容置疑。

再次，从国家对“大学语文”的现实政策安排看，“大学语文”是有隐含的学科归属的，只不过不是把“大学语文”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是作为一个附属性的学科方向归并到教育学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底下了。在这里，“大学语文”只能算四级方向了。很显然，放在这个学科底下谈大学语文教育问题，“大学语文”的学科特性与学科地位，基本弱化，难以彰显，故不可能形成学科与独立学科。况且，“大学语文”主要依赖的学科背景也与现实严重不符，其学科归属也不科学。因为学科是按照知识内容分类的，而不是按照教学方法分类的。目前，根据教育对象不同，我国中文教育可分五类，一是面向国内少数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二是面向国内全体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大学语文教育（汉语文高等教育）；三是面向国内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文教育；四是面向海外华人的华文教育；五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国际教育。在这五类中文教育中，为什么只有“大学语文教育”至今没有成为独立学科？为什么把“华文教育”学科和“大学语文教育”归属到教育学科，而不是中文学科？为什么又把“汉语国际教育”归属到中文学科而又不是教育学科？为什么把“大学英语教育”归属到外国语言文学而不是教育学科？等等，这种学科安排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学术反思！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在教育学学科设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机构，在中文学科下也设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学术机构，这两个学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有何不同？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是把“大学语文”归属于中文学科，其学科地位又在哪里？是二级独立学科还是附属于学科底下的方向？实际情况是，在“大学语文教育”没有成为二级独立学科的背景下，“大学语文”是隐含附着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二级学科底下作为四级方向存在的，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这个学科底下做大学语文研究的硕士与博士论文（如李君有关大学语文的博士论文《大学语文教材研究》和笔者的硕士论文《基于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论》）。而在南开大学中文一级学科底下自主设置的“中文高等教育（大学语文教育）”的博士点，实际上是按照二级学科设置的，在这里，“大学语文”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

最后，从中文学科主流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的观点来看，对“大学语文”是不是学科、能否成为独立学科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派认同，一派否定。认同派认为，“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匡亚明、徐中玉等教授。早在1986年发表的《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一文中，他们已经明确指出：“大学语文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必须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作为独[1]立学科存在、发展下去。”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上，“200多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大学语文应尽快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光明日报》1986年11月22日第1版）。2009年，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与李瑞山教授在《“大学语文”应有明确定位——目前大学语文教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中文学科担当的使命与功能有两个：一是中文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二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母语教育。”“涵盖面这么宽，影响如此之大的一门课程，与其背后相关学理的支撑在学科目录上得不到体现，是个严重的偏失。所以，‘大学语文教育’方面的学科建制和学位授予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应该积极研讨的。”“‘大学语文’应逐渐形成有独立内涵和特定研究对象的一个专业”，并发展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底下的独立二级学科。[2]2014年，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人文学科部部长张福贵教授在《大学语文教育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一文中认为：“大学语文的学科归属应该从教育学科转为文学学科，从‘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转为中国语言文学的‘大学语文教育’专业。”“‘大学语文’不是中文专业各个二级专业的简单组合，而是广泛涵盖并且高度提炼各个二级学科精髓，并与其专业并立的独立专业，或者[3]说是中文学科专业教育的简约化和经典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谭帆教授认为：大学语文要专业化，大学[4]语文教师要学者化。并在多次年会的讲话中，提出过“‘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学科，甚至成为超越一级学科的学科”等观点。杭州师范大学何二元副教授经过多方考证后认为：“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的固有学科，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大学国文最早的一本教科书，是1904年由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林传甲编写的《中国文学[5]史》。此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王步高教授和湖北大学杨建波教授等都提出过相关学术观点。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成为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相信经过我们大学语文学界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目标定会实现。二、为什么要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

从学科的基本定义看，“大学语文”作为独立学科，是符合条件的。但从国家学科设置的具体政策看，某一分支领域的知识，能否设置成为独立学科，还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需要的影响与制约。如“国学”、“华文教育”、“海外华文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等学科都是在国家近30年的对外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国家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并上升成为国家核心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述几个学科才被设置为独立学科，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求。从目前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发布的国家学科目录来看，“大学语文”是作为一个附属隐含的四级学科方向而存在的，够不上独立学科，况且，在学科建设上，还分别属于教育学与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无论归属于哪一个学科，“大学语文”的战略意义与学科地位都无法凸显。要改变“大学语文”的现实生态，更好地满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必须进行“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只有“大学语文”成为了与“国学”、“华文教育”、“海外华文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一样的独立学科，“大学语文”的发展生态才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而目前正是“大学语文”作为独立学科建设的有利时期，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学语文”的学科特性与战略意义已经凸显。所谓大学语文学科应该是全体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主要以民族优秀文化、文学经典文本为载体，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全体非中文专业大学生进行的以高级思维、阅读和写作能力培养及汉语文化素质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汉语文化高等教育，它是一个横跨文学、语言学、哲学、史学、艺术学、教育学、国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边缘交叉学科，是一个以传播汉语言文化为使命的人文学科。这种特性使对“大学语文”进行独立学科建设成为了可能，大学语文不应该是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附属性学科。“大学语文”学科独特的跨学科文化品性，为其参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从根本上讲，“大学语文”是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母语高等文化教育，是语文学科初等、中等与高等完整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是汉语文化教育的高等形态。习近平主席最近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6]，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又必须以汉语文化教育为基础。母语文化既是民族的基因血脉，又是人民的精神依归，还是民族与国家的独特身份标识。以母语文化传播为核心使命的大学语文教育连接着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全民族文化素质培养，公民、社会与国家语言能力提升，建设语言强国等涉及国家软实力的诸多核心战略指标。由此看，我们可以认为，“大学语文”学科是全体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向全体大学生进行汉语文化传播的基础工程学科，是一个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文化传播事业。“大学语文”学科的这种特性，为其自觉地担当起传承母语文化的特有使命，更好地对接和参与国家文化大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语言强国等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大学语文”进行独立学科建设提供了可能性。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程，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先战略。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增加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人才比重，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将提升语言能力作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加强语言能力建设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前沿科学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这些都为“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把“大学语文”建成独立学科，既是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更是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归属。

其二，“大学语文”科目进行了百余年的建设，虽然发展缓慢，但经过近30余年的改革发展，在学术理论研究、学术组织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资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大学语文”成为独立学科做了一定的学术准备与组织准备。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从论文看，30多年间，各类刊物发表了大学语文研究论文6436篇（以“大学语文”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16年8月13日10：40的检索结果），研究内容涉及大学语文教育的各个领域，正向纵深拓展；研究专著从无到有，目前已有大学语文研究专著8部，研究内容与研究水平不断深化与提高；研究成果不断获得国家级最高成果奖，以大学语文教育研究领军人物陈洪、王步高、谭帆等教授为团队负责人的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纷纷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学术组织建设方面，“大学语文”从单一设置的一门课程，到形成大学语文教育研究的专门结构“大学语文教研室”、“大学语文教研部”，到建立国家级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省级大学语文研究会等专有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形成定期规制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学术年会、各省级大学语文学术年会，再到以南开大学为核心的“全国大学语文教学协作体、学术共同体”和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发起，陕西、福建、浙江等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大学语文论坛”等区域性学术组织，近期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与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决定联合筹办出版“大学语文论坛系列丛书”，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向前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南开大学在全国首设“语文高等教育”的博士点，更是把“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推向了新高度。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自2007年以来，以陈洪和王步高教授为代表的两支大学语文教学团队，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授权下，对全国大学语文骨干教师进行了培训，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大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当然，“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最突出的成果，应该还是在教材资源建设方面，大学语文课程恢复开设30多年来，已经编写了1400余种大学语文教材，这是2006年的数字，到现在可能早已突破这个数字。虽然大家对这么多的教材评价各异，但其中毕竟也不乏有高水平的教材。如20余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7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当然还有部分编写质量高、有创新特色的校本教材。还有课程体系建设方面，30多年来，建成了近10门国家级大学语文精品课、精品资源共享课、慕课，这些都有力地支撑和推动了“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其三，新形势下，中文学科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为“大学语文”进行独立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强大力量。2009年，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中文学科发展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文学科所担负的使命和功能有两个，一是中文学科的专业人才培养，另一个就是对全体大学生的母语教育。最近两年，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多次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研讨在当前中文学科专业教育已经饱和及学科发展收缩的情况下，中文学科的发展与出路问题。多数专家认为，中文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应用性学科、转向对全体大学生的母语教育领域。如果这一转向能够顺利实现，中文学科主流领域的高水平专家将会更多关注和研究大学语文教育问题，彻底扭转多年来中文学科内形成的“重文学，轻语言；重语言研究，轻语言教育”的偏见与痼疾，这将会进一步增强“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力量，促进“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实际上，近年来，中文学科主流领域的一些权威专家和学者都已经主动参与或投身到大学语文学科、教材建设和研究中来，如陈洪、温儒敏、谭帆、齐森华、丁帆、曹顺庆、尚永亮、邢福义、汪国胜、何锡章、朱万曙、蒋述卓等。还有像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陈平原等著名学者经常撰文，研究大学语文问题。还有近些年来，在大学中文学科师资力量已经饱和的情况下，一大批年轻的中文专业的博士都已经加入到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中来，这进一步加速了大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年轻化与专业化，也极大地提升了大学语文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增强了大学语文学科的力量。三、“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建设内涵是什么？

学科建设是中国高校的核心工作，最近中央提出的建设“双一流”大学战略，其中之一就是一流学科建设。开展“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必须搞清楚何谓学科建设以及学科建设建什么这两个关键问题。所谓学科建设就是指建设学科和发展学科，是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规律，结合客观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语文”作为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内涵应该包括：确定科学的学科名称，明确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构建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选拔学科领军人才与组建学科建设团队，建立完备的学术制度与权威的学术组织，搭建高水平的研究平台或基地，争取并设置学科研究重点、重大研究项目，建立完整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一）确定科学的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必须科学地反映学科属性与学科内涵，如果学科名称不科学，则可能会引起更多纷争（百年“语文”论争就是一例），干扰和影响学科建设的顺利发展。目前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名称的形成，就经历了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对外汉语推广→对外汉语教育→对外汉语传播等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学科属性与内涵的认识逐渐接近与达到了科学阶段。今天的“汉语国际教育”名称可以说基本准确地体现了这一学科的属性与内涵。大学语文教育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其课程或学科名称也经历了：经学、诸子、词章→中国文学→大学国文→大一国文→大学语文（大学文学、大学汉语、大学人文、高等语文、大学母语教育、大学公共母语教育、中文高等教育、语文高等教育、母语高等教育）等多次演变，在这些名称中，究竟哪一个名称能够准确、科学地揭示“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属性与内涵，值得我们深刻研究。就目前情况看，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虽然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但如果用“大学语文”作为学科名称，也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南开大学设置的博士点，用“语文高等教育”作为学科名称，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用“母语高等教育”来表述大学语文教育。故笔者认为，采用“中文高等教育”或“汉语文高等教育”作为“大学语文”学科名称比较恰当，因为它既体现了母语教育的高等层次，又体现了母语教育以汉语为主的属性，还体现了以中文学科为学术支撑并区别于中文各二级学科的学科属性。（二）明确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作为独立学科，必须有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大学语文”学科研究方向应该包括“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学论”、“大学语文教材研究”、“大学语文相关理论研究”、“国别大学语文及中外大学语文比较研究”等学科研究方向。“大学语文教育史”是研究“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它是大学语文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之所在。“大学语文”学科的本体研究任务就是要通过学术研究，揭示出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升全体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汉语高级表达能力与文学审美能力的教育规律与文化传播规律。“大学语文教学论”、“大学语文教材研究”、“大学语文相关理论研究”与“国别大学语文及中外大学语文比较研究”则是围绕这一本体研究任务而设置的学科研究方向。（三）构建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作为独立学科的“大学语文”，必须有自身独特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课程体系。“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知识体系是一个由主干支撑学科与其他支撑学科组成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它包括文学、语言学、国学、教育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知识。在“大学语文”独立学科体系中，中文学科是“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主干支撑学科，“大学语文”独立学科要以文学、文化经典文本为载体，依托文艺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规律，凭借传播学与信息技术的传播理论、方法与手段，开展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高级汉语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课程体系是开展学科人才培养与教育的基础，完善、科学的“大学语文”独立学科课程体系应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以大学语文教育师资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另一个是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大学生开展大学语文教育（汉语文化传播）的通识课程体系。之所以存在两种课程体系，这是由“大学语文”学科的通识性与专业性特点所决定的。作为培养大学语文教育专业人才的课程体系，应该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支撑理论三大部分组成，大学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不需要从本科教育做起，而应直接从硕士阶段开始，直接从中文学科其他各二级学科本科毕业生中，招收培养大学语文教育硕、博士人才。基于这种设计，所以大学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应设置为：主干课程有“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学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理论”、“文学经典著作导读”、“语言学经典著作导读”、“国学经典导读”等；支撑课程有“国别大学语文与中外大学语文比较专题”、“中国文化专题”、“传播学理论专题”、“教育学理论专题”、“认知心理学理论专题”、“信息技术专题”等。作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大学语文通识教育体系设置，应构建以大学语文必修课程为核心，外加多门选修课的大学语文课程群。目前各校结合自身实际开设的课程群有：大学语文必修课、说写能力系列（如演讲学、应用写作、汉字书法等）、文学欣赏系列（如诗词欣赏、戏曲欣赏等）、经典导读系列（如《诗经》导读、《楚辞》导读、《论语》导读、《孟子》导读、《老子》导读、《庄子》导读等）等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四）选拔学科领军人才与组建学科建设团队。学科领军人才与学科团队是一个学科能否存在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一个学科领军人才的加入，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团队的形成和一个学科的发展壮大；一个学科领军人才的流失，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学科团队的崩盘与一个学科的垮掉。“大学语文”学科建设同样也是如此。目前，我国部分高校或地区的大学语文教育生态发展得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团队的存在。如以陈洪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南开大学大学语文教育团队，以王步高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东南大学大学语文教育团队，以徐中玉、齐森华、谭帆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华东师范大学大学语文教育团队，以杨建波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团队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故加强“大学语文”学科领军人才培养与学科团队建设，是“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五）建立完备的学术制度与权威的学术组织。学术制度和学术组织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备的学术制度和高水平的、权威的学术组织，学科建设就没有凝聚力和保证。完备的学术制度是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保证。目前，“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明确而又有权威的学术制度作保证，才会出现诸如大学语文教师课题申请难、论文发表难、成果认定难、职称评审难、晋升通道窄、地位待遇低等众多尴尬现象，造成诸多尴尬现象的本质性深层次原因就是“大学语文”学科的学术制度缺失。“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可以依赖的权威学术组织有两个，一个是有官方背景的“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另一个是咱们民间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前者是我们开展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的权威专家指导机构，对“大学语文”能否建成独立学科，具有权威性与决定性的影响；后者是我们开展“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学术之家与凝聚力之所在。“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和依赖这两个学术组织的作用。所以，加强“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学术制度建设和学术组织建设是“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优先方向。（六）搭建高水平的研究平台或基地，争取并设置学科研究重点、重大研究项目。高水平学术平台建设、高层次重点重大研究项目，既是学科建设的物质保证，又是引进和留住学科人才的用武之地，还是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如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学科的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凝聚学术团队、争取重点重大研究课题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发布学科研究课题、并获取学科建设经费的物质保证。离开了学术平台和重点重大项目支撑，老师们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处于一种离散状态，学科人才难以引进，学科团队难以形成，学科方向难以凝聚，学术成果难以汇集。所以在学科建设中，学科带头人的引进，研究团队的建设，必须“先筑巢后引凤”。我们“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的软肋，就在于研究平台的缺失。目前，全国还没有建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学语文”研究机构。分布于部分高校的大学语文教研室、大学语文教研部，多半是“教而少研”或“教而不研”，有些教师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多年，居然没有一篇有关大学语文的研究文章，“大学语文”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自发、离散的游击状态。所以，“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必须在这方面优先突破。（七）建立完整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标志。任何学科都有比较完善的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大学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可以突破常规，直接从中文学科本科生中招收大学语文教育硕士和博士，走高端人才培养之路，这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国情与校情。而这一人才培养机制其实早已开始，如2004年吉林大学在教育学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培养大学语文教育硕士，2007年南开大学设置全国第一个“语文高等教育”博士点，安徽大学在2016年自主设置全国第一个“高等语文教育”（大学语文教育）硕士点等。四、怎样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

推进“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联动，长期跟进。必须深化“大学语文”理论研究，增强“大学语文”学科自信；必须科学规划国家语言教育，加强汉语母语高级能力建设；必须加强“大学语文”学科规划，做好“大学语文”学科发展顶层设计；必须构建“大学语文”学科发展平台，汇集专业化、学者化的师资队伍。（一）深化“大学语文”理论研究，增强“大学语文”学科自信。理论是实践的指南，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的理论研究作支撑，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学科认识，也就不可能有学科自信，“大学语文”学科建设也就很难推进。当前，大学语文教师普遍缺乏学科自信，就是因为没有深化“大学语文”理论研究，缺乏对“大学语文”学科特性的深度认识，不可能自觉地参与学科建设。“大学语文”理论研究基础薄弱、成果不多、质量不高，难以为“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已经成为“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短板。因此，加强“大学语文”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大学语文”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二）科学规划国家语言教育，加强汉语母语高级能力建设。语言既是传播文化的工具，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随着“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教育、语言能力、语言安全、语言强国等研究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语言强，则国强”。“语言强国”已经成为“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工程。没有语言的强国，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强国和民族的复兴。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建设语言强国，离不开大学语文教育的参与。“强根必先固本”，必须优先发展民族语言教育事业，尤其是涉及全民族公民文化素质提升的汉语文高等教育事业。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科学规划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中，设置大学语文研究专项，发展汉语文高等教育，鼓励中文学科实力强的高校自主设置大学语文教育硕士点与博士点，促进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与大学语文教育协调发展。根本改变重外语教育、轻母语教育，重汉语国际教育、轻大学语文教育的现象。只有母语水平提高了，我们接受外语的能力、对外传播汉语的水平才能提高，才能输出高质量的汉语文化，建设语言强国目标才能实现。（三）加强“大学语文”学科规划，做好“大学语文”学科发展顶层设计。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是中文学科建设的权威指导机构，是“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者及权威咨询机构，“大学语文”能否建成独立学科，这个机构影响重大。我们必须充分依靠这个专家机构，开展“大学语文”学科规划与学科建设。目前，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领导，都与大学语文关系密切。教指委主任陈洪教授既是直接从事大学语文教育的著名专家，又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顾问，一直以来，对大学语文教育非常重视；教指委副主任张福贵教授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副会长；教指委副主任魏贻教授、蒋述卓教授以及教指委委员谭帆教授、徐兴无教授、朱晓进教授、曹顺庆教授都分别主编了《大学语文》国家级规划教材，直接参与了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专家的作用，同时还要做好教指委其他专家的工作，让他们更多地关注、研究、了解和支持“大学语文”学科建设。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是我们开展大学语文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要阵地，是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的精神家园和学术之家。研究会可以通过两年一次的学术年会，系统设计和全面规划大学语文理论研究议题，建立全国大学语文学术命运共同体，组织协同攻关，研究与解决“大学语文”学科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大学语文”学科建设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与理论支撑。（四）构建“大学语文”学科发展平台，汇集专业化、学者化的师资队伍。研究平台既是一个学科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一个学科聚集人才的阵地，还是一个学科建设水平的标志。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必须建设好学科发展平台。目前，“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大学语文”学术研究平台，全国没有建成一家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语文”专门研究机构，“大学语文”研究处于自发、松散、无序状态，难以汇集专业化与学者化的教师队伍，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向分散、零散，“大学语文”学科建设需要的系统理论与重大问题得不到有效建设与解决，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难以提高。笔者对中国知网发表的论文成果进行统计后发现，目前，大学语文研究成果范围不宽、领域较窄、水平不高，一些涉及“大学语文”学科建设需要的重大理论问题得不到研究解决，而一些重复、无效、低层次的研究成果却大量涌现。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根源就是学科研究发展平台的缺失。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设好学科发展平台，通过平台建设凝聚专家团队，明确学科方向，组织协同攻关，解决重大问题，汇集重大成果，以推动“大学语文”的学科化发展。（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经济学院教授 彭书雄）

[本文为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和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大会主题交流论文]

[1] 匡亚明，徐中玉.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N].文汇报，1986-3-9.

[2] 陈洪，李瑞山.“大学语文”应有明确定位——目前大学语文教育的若干问题[N].社会科学报，2009-7-23.

[3] 张福贵.大学语文教育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J].中国大学教学，2014（1）.

[4] 夏斐，吴天明，戴红贤.如何教好大学语文课[N].光明日报，2004-4-26.

[5] 何二元，黄蔚.母语高等教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3—24.

[6]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01.

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

大学语文教育方面的资料研究，应该包括四大部分：一、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资料研究（1904—1922）；二、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1922—1949）；三、港台大一国文资料研究（1949至今）；四、大陆高校大学语文资料研究（1979至今）。本书先研究一、二两个阶段，为了叙述方便，合称时称作“民国大一国文”。

中国现代教育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1]正式发布并实施的学制。“癸卯学制”高等教育为三级制，即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本科）和通儒院（研究生院），修业年限分别为预科3年、本科3至4年、通儒院5年。设置大学预科，一方面固然是照搬日本学制，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新学制伊始，高等教育缺少合格的生源。民国成立后，教育部推行“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仍保留大学预科的设置，但明令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即取消高等学堂，预科附设于本科大学，这更明确了大学预科为高等教育的属性。时人曾作“癸卯学制”和“壬子学制”系统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学预科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且以“壬子学制”图为例（见后页）：“癸卯学制”和“壬子学制”大学预科均有大学语文课，不过在“癸卯学制”中这门课叫“中国文学”（除了初等小学叫“中国文字”外，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均叫“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和今天的“文学”意思不同，是“文章之学”的意思。把“语文”叫做“文章”，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常见的，现代学制语文科命名之初，亦为首选。譬如“癸卯学制”的制定者之一张之洞在给张百熙的电文里就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2]就是说的语文课的设置。有时也并用近似的词语，如“词章”、“文辞”。“癸卯学制”之前有个颁布而未实行的“壬寅学制”，就把这门课叫做“词章”。“癸卯学制”的重要文件《学务纲要》中有一条“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则是“中国文辞”和“中国文学”并用。不过“中国文学”这个名称终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加以文科大学也有专业性质的“中国文学”课，容易混淆，所以到了民国“壬子学制”，就把小学、中学、大学预科的“中国文学”全都改为“国文”。至此，大学预科国文的课程性质就更为清楚了。[3]壬子学制图示（局部）

1922年实行新学制（壬戌学制），取消大学预科，延长中学教育年限，希望由中学教育承担大学本科的预备，但是事实上做不到，所[4]以1923年12月教育部又令各大学仍暂依旧制设置预科。直至1930年，教育部才重申废止大学预科令，大学预科的废止也才得到彻底执行。然而由于生源质量问题，1938年、1945年教育部又两次下令特[5]设大学“先修班”，其实还是预备科的意思。所以大学预科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至1949年）。有研究者认为预科为非常态，所以预科国文不能算正式的“大一国文”，这是过于拘泥“大一国文”之名，而忽略了“大一国文”之实。

民国“大一国文”的正式命名，是在1929年教育部再次颁布的《大学规程》，明确规定“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置本科目”，以及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之特别规定：“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有研究者忽略了上述史实，而仅根据中国大陆高校1979年重开大学语文课时有补中学课的意思，就说这是一门后起的补课性质的临时课，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二、民国“大一国文”论文概述

本书搜集“大一国文”资料时段从1904年至1949年，而且绝不排斥大学预科国文研究资料。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以民国学者的论文为主，兼收少数其他形式相关史料。有100多篇，从中精选30篇。下面概述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

1.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

这些年，“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早已传为佳话，但是几乎还没有人提到过“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这或许是比大师“教”大一国文更重要的史实。为了证明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先来检阅一下与民国大一国文相关的论文作者的身份——

经学大师唐文治，作《国文大义》（并附函）（1913）；

国学大师钱玄同，作《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1916）；

语言学大师刘半农，作《应用文之教授》（1917）；

国学大师闻一多，作《中文课堂秩序底一斑》（1921）；

文学大师梁实秋，作《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1922）及《再论清华的国文问题》（1923）；

国学大师陈柱尊，作《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及《大学的国文教育问题》（1933）；

著名教育家孙俍工，作《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1931）；

现代散文大师周作人，作《杨柳》（1935）；

史学大师吕思勉，作《论基本国文》（1938）；

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作《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1939）；

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作《大学一年级国文》（1940）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1949）；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作《比较的读文法示例》（1940）、《谈大学一年级国文》（1946）、《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及《从大一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1948）；

国学大师钱基博，作《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

语文教育家阮真，作《先修班国文教约》（1941）及《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

语言学大师黎锦熙，作《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

美学大师朱光潜，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

现代文学大师朱自清，作《论大一国文选目》（1942）及《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1945）；

国学大师高亨，作《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1942）；

国学大师姜亮夫，作《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

语言学大师魏建功，作《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3）及《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1947）；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作《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1943）；

新文学作家、教育家杨振声，作《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1944）；

著名作家丁易，作《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

宋史专家刘子健，作《建国人才“最后一课”的国文》（1946）；

周易专家李镜池，作《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1947）；

国学大师季羡林，作《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1948）；

文学理论家徐中玉，作《国文教学五论·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

……

这就是“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的超强阵容。

今天研究者常常反思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今天为什么没[6]有大师？其实还有比这更为严峻的问题，即：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大师？大师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大师的生命是和他们的著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杰出成就融为一体的，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大师就永存于我们时代。大学语文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今天有没有大学语文的“大师”，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继承“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的研究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题为“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也是可以的，这也正是笔者不辞艰辛编撰此书的最根本动因。

最后要说明的是，“大师”只是一种尊称，而非正规的学术称谓，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譬如某某究竟够不够大师？由谁来评大师？），本书提到他们，将更多采用“民国学者”这样的称谓。

2.关于大学语文的起点

本书选入（或引用）的最早几篇史料，主要为了追溯大学语文学科的历史源头。

第一篇是张之洞《致京张冶秋尚书》，其中曾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1902）。张之洞是“癸卯学制”拟订者之一，学制酝酿阶段，他就提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这就确定了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学科思想。

第二篇是“癸卯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1904）中的一段，“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其中提到“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

第三篇是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的序言和说明，这是最早的大学语文教材，但因书名用了“中国文学史”字样，引起人们对教材属性的争议。笔者仔细研究后确定其为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时间是1905年。

第四篇是交通部关于高等国文讲义的公函，内含唐文治关于《国文大义》的论述，主要意思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绝不可忽视大学国文。也有人认为该讲义是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时间是1913年，已经进入民国。

第五篇是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1917），一般都视其为关于应用写作的论文，笔者仔细研读后，确定其为民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实验报告。

上述五则资料在大学语文史上都占有“第一”的位置。

3.大学语文是最重要的公共必修课

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重要课程，这一点不但有“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学制”以及其后的民国教育部《大学规程》、“整理大学科目”、教育部《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等制度层面的明确规定，也有学校一级大量教学文件可以证明，如《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钱玄同、马裕藻，1916）、《拟请教育部招集国文教授会议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张渲，1919）、《大学普通科国文教学之计画》（孟宪承，1925）、《本校预科国文教学大纲》（陈本，1929）、《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陈柱尊，1930）、《先修班国文教约》（阮真，1941）、《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黎锦熙，1947）、《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魏建功，1947）等。

这一内容在民国学者们的论文中也不断被强调。

唐文治任南洋公学校长期间，高度重视大学国文，在全校各年级开设国文课，还亲自编写国文教材。他对于当时只重视实学不重视国文的现象深恶痛绝，说“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国文大义》附函，1913）。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杨振声主任主持编写校本国文教材，并作序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反过来说，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新文学在大学里》，1944）胡山源说：“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为各系所必修，就因为恐怕其他各系的学生，一旦毕业，学有专长，却连自己民族的‘古今书籍’都不能阅读，也不能‘作通顺文字’，非但使他们自己在发表或运用其所学时不方便，更使他们不能作一个充分的民族成员。”（《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1946）

正因为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民国时期不仅普遍开设“大一国文”课，很多学校还有大二、大三甚至大四国文课，因此这门课在更多时候常常不是称“大一国文”，而是更恰如其分地称为“大学国文”、“基本国文”或“高等国文”。陈柱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一文提议学校要开设“基本国文”课，并且“自大学一年级起至三年级止”都要开设，他回顾亲身经历说：

今上海之大学，如交通大学，在十五年以前（指1915年以前），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国文，此柱所亲历者。闻今之四年级，则尚有国文也。此工科之大学，尚犹如此，况其不为工科者乎。……光华大学，则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基本国文。柱去年曾代课三月，所代者为三年级，观其各生作文，程度均颇整齐可观。

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3）说：“我记得民国九年（1920）以后的北京大学预科的国文分为四部分：（1）模范文；（2）作文；（3）文法；（4）学术文。讲授时间合起来一星期有八小时以上。”

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指出：“大学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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