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毓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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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试读：
出版前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经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蓬勃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感召，1908年冬天，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学生课外阅读丛书。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国学大师钱智修。他们都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材料，予以整合，编写成册。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少年儿童的欢迎，每册前后加印达几十次，若整套书累计，恐怕达到数百次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中堪称罕见。《少年丛书》前后出版了近三十余种，每一册传主为一位中外历史名人。我们在全国各地经过多方的搜寻，共得二十八册，其中中国名人十五位，外国名人十三位。每篇先叙述名人的生平传记，后加以作者的评论，根据时事，启发少年，借以激励少年树立远大志向，明确奋斗目标，成就健全人格。著名作家茅盾在阅读这套书后曾评论说：“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这套出版之初即为砥砺少年志向的书影响了当时无数少年儿童由此走上振兴中国之路。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都曾深受这套书的影响。《少年丛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通儒，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非凡眼光。撰写本套书册数最多的孙毓修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年丛书》，他还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童话丛书》等，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字经宇，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他在学时，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他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他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第三位作者林万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报人，原名獬，又名白水，字少泉。他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为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后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新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帝制取消后，林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过多份报刊。
鉴于每位作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每位编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孙毓修所撰写的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名人，而且写作的视角也非常独特，如其所写的《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现代的普通读者对玄奘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西游记》等小说，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鲜有人知——玄奘取经并非唐太宗支持，相反还受限于当时的法令，他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出境。这就需要有人为读者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还原真实的玄奘，而不是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茅盾先生对孙毓修所写的《玄奘》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再如《苏秦》，作为一位著名的辩士，《史记》必然为之列传。孙毓修在写苏秦游说各国发言的时候采用了《史记》中记载的史料，而在后面的评论部分对苏秦的表现作了恰当的点评，分析苏秦游说秦、燕、赵、韩魏、齐楚的过程，阐述了苏秦辩术策略的不断提高。对于国外人物的选取，孙毓修也是偏爱励志型的，如德谟士，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演说家；彼得大帝，从受制于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皇帝。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等，这些都是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十分崇仰的外国名人。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写法却不做作，更没有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更改史实。
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和钱智修的作法大致相近，即在第一章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后文谈及传主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其行事风格，并进行了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关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评论，以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而不是一味盲从。《少年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记事简明，议论正大”。书中除了记叙人物的生平故事之外，作者的评论也让这套书大为增色。其议论宏富，既能够结合少年的成长特点，指明如何学习书中人物的优良品质，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引导少年如何立志修身，大有裨益。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语言凝炼，文笔流畅，保持了中国传统作史传的鲜明特色。当时，白话文风已经悄然兴起，而作者能够不从时髦，采用文言写作，甚为难得。以至我们今日再读此书，依然能够体味到文言笔法的无穷魅力。然而考虑到近百年来，国人的文言文水平已经一落千丈。今日的大部分少年，阅读文言文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人员，将全套书进行了白话翻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文言文的神韵依然是难以用白话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体会文言文的独特魅力，进而热爱和学习文言文。《周易》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多学习古人的嘉言懿行，对我们修身立德至为重要。古人尝言：“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壮年养德。”少年时期是人生至为关键的时候，这个时期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成就。而一个人少年时期读的书，也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在今日少年课外读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少年丛书》堪称鲜有裨益少年的优秀读物。若今日的少年，能够认真研读这套《少年丛书》，对于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情操将大有裨益。或许，今日的风华少年，即是将来成就伟业的千古豪杰、泽被世人的大圣大贤。勉哉！勉哉！
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少年丛书》白话语译序
我从小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身处偏僻山村，小的时候却无书可读。那个时候，家中只有父亲买的一本《古文观止》，儿时翻阅过无数次，虽看不太懂，却记忆深刻。有人说，儿童时期读的书，一生也难以忘记。此言确实不虚。
没有想到的是，儿时无书可读的我，日后竟然投身于出版业。今天，我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给少年儿童读的书也非常多。可是，若细心寻求，真正的好书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给少年儿童介绍历史文化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与这套百年前的《少年丛书》结缘，这套当初专为少年而写的中外名人传略，让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百年前的前辈们，竟给少年们创作出如此优良的传记读物。要知道，给少年儿童写作，比给成年人写作更难，尤其是给人物作传，既要符合历史史实，不可随意编撰，又要注意引导青少年如何取其长，避其短，以免误人子弟。因为，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处处皆堪为今人楷模。这就需要作者要极富有爱心、责任心和严谨精神，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纯净的人生智慧。可以说，目前各种写给青少年的人物传记，很少能与这套《少年丛书》相提并论的。
这套书中的二十八位中外名人，大多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许就知之甚少了。读了他们的传记，方知欲为圣贤豪杰，需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资质，然而虽有圣贤之资，也需后天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一番伟业。所以，这一套书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一下名人轶事，而是以伟人的事迹启迪和激励少年朋友，树立人生的志向，汲取这些英雄豪杰的人生智慧，修身立德，练就自身本领，最终成为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少年看的，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大人阅读。大作家茅盾就曾大力推荐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乃至家长、老师，若能读读这套书，对于人生事业，教育子弟，也是大有益处的。可以说，这是一套老少皆宜的好书。《少年丛书》在当时之所以大受欢迎，销量巨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套书每册文字量不大，文笔流畅，史实可靠，评议精彩，这都是许多普通名人传记所不具备的。因此，这套书深受读者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名人传记，重在学习名人的智慧和经验。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求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智慧，而不浪费光阴？《少年丛书》中的这些圣贤豪杰，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身上伟大的人格，比如孝友、善良、爱心、坚毅、勇敢等等，这些人性的光辉，都是我们的学习之处。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一套书作了白话语译，希望今天的少年们，能够喜欢阅读并且从中汲取智慧。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不负当初写作这套书的三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而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做了。
这一套书规模宏大，在校对和语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少年丛书》语译小组主编萧祥剑第一章总论
唐宋以前，东方之大国，惟吾中华人主之国也。西部则如印度，象主之国也；如波斯，宝主之国也；如土耳其，马主之国也。虽声名、文物不逮中华，皆泱泱乎有大国风，比之于吾，犹兄弟也。
试披舆图，五天竺国（古称印度为天竺，其义不可考。盖胡僧初至，称其国为天国，其书为天书，聊自夸大，非有他义）尤与吾为近邻，宜乎交通频烦，汉梵诸族亲如一家。乃自张骞奉使以来（《汉书》：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奉使西域，通三十六国，封博望侯），介子立功之后（《汉书》：博介子，北地人也，西凤中使大宛，以计杀楼兰王，威震西域，封义阳侯），西方诸国，通于中国者多矣。而远识之士，终以和戎为大戒，远交为非计。其通使之故，不外二道：彼之来也，常以朝贡；我之去也，恒以兵事。此外海舶南来，驼队东至，仰杖见于大宛（注详批评中），团扇供于师子（《法显佛国传》：显在师子国，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货贿流通汉晋已然。顾其志仅在商贩，其事不由政府，故亦不闻有他种之发展也。
若夫以个人之冒险，作域外之远游，亲陟须弥，身瞻舍卫（须弥，印度山名。舍卫，印度城名，皆佛在世时讲经处），神州学术，蒙其影响，东亚坤舆，资夫实验。此等大事，乃出自佛教中之信徒，而史传不详其事，学者莫究其书。惟彼教之中，尚守其故书雅记，不至湮没无闻。元时意大利国有马哥博罗者，行滕履跷，来游中土。西人至今称之，重译其书，侈为美谈。而吾国僧人，遵陆西迈、仗策孤征者，其数匪一。彼有一马哥博罗而语之惟恐不详，吾有无数马哥博罗而讳之惟恐不深，岂不异哉？
汉永明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傅毅言：“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北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中天竺，遇见胡僧摄摩腾竺法兰，乃要还汉地。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州立白马寺处之（事在明帝永平十一年，民国前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西历六十八年）。
此为汉地有佛法之始（案：《朱士行经录》云，秦始皇帝之时，沙门宝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汉武故事》云，汉武帝元狩中，伐匈奴得金人，帝香华礼拜，祭之于甘泉宫。刘向《列仙传序》云，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又考自古寻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见佛经。《魏西戎传》云，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景宪等使月支国，日受浮图经。是汉明以前佛教早已东渐，群书言汉明始者，从其盛也），亦即中印人士沟通学术之始。当日蔡愔、秦景之往来，取道何所，经历几年，及其所至之国，与所见之风土如何，人情如何，书缺有间，今皆不可知矣。
汉桓帝时，安息国王太子安清，灵帝时，月支国人支娄迦识（亦云支识），游方弘化，并来洛阳。三国时，魏有中天竺人昙柯迦罗，亦至许都。吴有康居国人僧会、维祗难并来江左。降及六代，来者尤多。自晋至唐，吾国古德高僧，游历印度者，亦得五六十人，然仅达葱岭之东而止，或至印度之一处而止。若夫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四语皆唐太宗赐玄奘圣教序中语），则惟唐僧玄奘一人。高据论坛，折服五千余众，受各国王者之优礼，此诚足为吾国增光者也。其坚忍之心，强毅之力，不避险阻，不辞劳瘁，不畏濡迟，均可于其所述之《西域记》想见之。【批评】
唐初声威极盛，进兵西域，不止一次。如李靖进兵至吐谷浑，侯君集进兵至高昌，郭孝恪进兵至焉耆，阿史那社尔进兵至龟兹，苏定方进兵至贺鲁，又进兵至阿支那属部，王方翼进兵至伊丽，元庆进兵至大勃律。惟王元策由西藏进兵入天竺，直抵恒河流域之科普尼尔城而返。至此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之路开矣。而其事多在玄奘西行之前，故其旅行极艰险也。
印度或称婆罗门国，意谓婆罗门神所造之国土。婆罗门或曰梵天，故又称梵土，而其国语，乃称梵语。印度之异名，或为月氏、月邦、月明、月支、天竺、身毒、贤豆、天豆、天真。《汉书·张骞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观此知中国与印度汉时已有商业，骞谓“从蜀宜径”，盖由四川入藏，逾雪山而通道也。论者不察，多谓中印两国，山川阻隔，古时不通往来。良由欧美人士多喜至中亚细亚探险，自诩独得，土苴前人。彼于吾国之史传，本非所悉，何吾国人士亦沿袭其说而不一考耶？《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奉诏撰，其弟子辩机润辞。记载翔实，今东西诸国，均有译本。盖考据印度古事与李唐之声威者，惟此为可信。金山钱氏守山阁刻置丛书中，跋其后云：“唐释玄奘作《大唐西域记》，明西洋人艾儒略作《职方外纪》，皆以自张其教。然外纪于各国山川风土，犹能略举其概。元奘所记，则惟侈述灵异而已。其弟子辩机雅擅文辞，故虽极荒诞，尚不至令人掩卷欲睡也。”此等评语，诚可谓之荒诞。
马哥博罗之书，名《Marco Polo Travels》，原书用拉丁文。今各国皆有译本，并加详注。吾国亦有译本，名《马哥博罗游记》，宁波丁氏谦注其地理。
在唐宋以前，东方的大国只有我们中国。在西方，则有如以大象著称的印度，以宝物著称的波斯，以马著称的土耳其等国。这些国家虽然名声、文化、物产比不上中国，却也气魄宏大，有大国的风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兄弟之国。
且看一下地图，五天竺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它的含义已经不可以考证了。大概是胡僧刚到中国的时候，称自己的国家为天国，他们的书为天书，只不过是自我夸大罢了，没有什么别的含义）距离我国特别近，因此来往也频繁一些，汉族和印度各个民族互相亲近，好像一家人一样。从张骞开通西域（《汉书》：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奉命出使西域，开通三十六国，被封为博望侯）和傅介子立下大功以后（《汉书》：傅介子是北地人，西凤年间出使大宛，用计谋杀了楼兰王，从此威震西域，被封为义阳侯），西方各国往来中国开始较以前增多。那些目光长远的人，始终认为与外族通婚和好是大戒，与远国交好不是长久之道。两国之间互派使者的原因，只有两种：一是外族前来朝贡，二是我国发兵攻打。除此以外，从南方来的船队，来到东方的驼队，大宛国中的仰杖，供奉在师子国的团扇（《法显佛国传》：法显在师子国，忽然看见一位商人把山西一柄白色团扇供养在玉像面前），说明汉晋时期就已经有货物流通了。只是这些行为只存在于商贩之中，没有政府参与，也没听说有什么别的发展。
如果一个人孤身冒险，到国外去远游，亲自爬上须弥山，瞻仰舍卫城（须弥山和舍卫城，都是佛在世时讲经的地方），回来以后中国的文化都受其影响。这样的大事，却是由佛教徒来完成的。但史书中却没有详细的记载，求学的人也没法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只有在佛教典籍中还留着一些记载，不至于被埋没。元代的时候有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西方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多次加印他的书籍，并传为美谈。我们国家的僧人，心怀着理想，孤身踏上征途的并不少。西方有一个马可波罗，他们唯恐说得不够多，我们有无数的马可波罗，却闭口不提，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汉朝永明年间，明帝晚上梦见有位金人从空中飞来，于是召集大臣们来解梦。傅毅说：“西域有位神仙，名字是佛。陛下梦见的难道是佛吗？”明帝认为是，就立即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北子秦景等人，去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等人在中天竺遇到胡僧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他到中国来。他们跋山涉水到了洛阳，明帝对他们奖赏有加，在城西修建白马寺安置他们（这件事发生在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民国前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公元68年）。
这是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注：《朱士行经录》中说，秦始皇的时候，沙门宝利防等十八人带着佛经来到中国传教，秦始皇认为他们行为怪异，就把他们关了起来。《汉武故事》中说，汉武帝元狩年间，朝廷征讨匈奴，俘获了金人，汉武帝用香花礼拜，把金人供奉在甘泉宫。刘向《列仙传序》中说，刘向在天禄阁整理书籍，经常见到佛经，又考证古代寻仙的人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中出现。《魏西戎传》中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景宪等人出使月氏国，带回浮图经。所以汉明帝以前佛教早就已经往东方传播了，史书中说从汉明帝时期开始，是表示佛教的大量传播），也是中国和印度两国文化交流的开始。当时蔡愔、秦景的往来交通，路过了什么地方，经过了多少年，以及到了哪些国家和途中的风俗人情怎样，史书中都缺漏了，现在都无法知道这些了。
汉桓帝的时候，有安息国的太子安清，灵帝的时候有月氏国人支娄迦识（也叫支识），游历四方，一起来到洛阳。三国时期，魏国有中天竺人昙柯迦罗，也来到许都。吴国有康居国人僧会、维祗难一起来到江左。到了六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从晋代到唐代，我们国家去往印度的高僧大德，也有五六十人，但他们都只是到达葱岭东就止步了，或者是到了印度的某一处便止步了。至于不怕艰辛、怀着挚诚的心愿长时间游历西域各国的，只有唐代高僧玄奘一人而已。他开坛说法，折服五千多人，受到各国国王的礼遇，这确实足以为我国争光了。他那种坚忍、强毅，和不避险阻、不辞劳瘁的精神，都可以从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想象出来。【评论】
唐朝初期的时候国家比较强盛，不止一次进兵西域。例如，李靖进兵吐谷浑，侯君集进兵高昌，郭孝恪进兵焉耆，阿史那社尔进兵龟兹，苏定方进兵贺鲁，又进兵阿支那属部，王方翼进兵伊犁，元庆进兵大勃律。只有王元策从西藏发兵进入天竺，抵达恒河流域的科普尼尔城方返回。到此中央亚细亚和天山南路的道路就开通了。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玄奘西行很久以前，所以他的西行之路极其艰险。
印度也叫婆罗门国，意思是婆罗门神所造的国家。婆罗门也称梵天，所以印度又叫梵土，他们的语言就叫梵语。印度的别名，有月氏、月邦、月明、月支、天竺、身毒、贤豆、天豆、天真等。《汉书·张骞传》中张骞说：“我在大夏的时候，见到有邛竹杖和蜀布，就问他们这些是怎么来的。大夏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商人从身毒国贩卖的。身毒国在大夏国的东南方，大概有几千里，他们风俗习惯跟大夏基本相同，只是更为湿热，人们驾着大象打仗，国家靠近大河。我猜测，大夏离汉朝一万两千里，在大汉西南方，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而且有蜀地的东西，那肯定距离蜀地不远。现在我出使大夏，从羌中走的话会比较危险，羌人比较凶，稍微往北边一点就会被匈奴抓获。还是从蜀地走吧，没有盗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在汉朝时就已经有商业往来，张骞说“从蜀地好走”，是因为由四川进入藏地，需要翻越雪山打通道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说中印两国由于山川的阻隔，古代的时候没有来往。后来欧美人大多喜欢到中亚细亚探险，自以为有独到的发现，看不起前人。他们对于我国的史书传记本来就不熟悉，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也沿袭他们的观点却不考证一下呢？《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由玄奘奉皇命编撰，他的弟子辩机加以润色。书中记载比较翔实，现在东方和西方各国都有译本。大概考证印度以前的事和大唐的盛况，只有这本书最为可信了。清代金山钱氏编纂的守山阁丛书，在其书的后面有一篇跋写道：“唐代释玄奘作《大唐西域记》，明代西洋人艾儒略著《职方外纪》，都是想着光大本教。但是《职方外纪》中对各国的山川风土还能够大略一提，玄奘记载的就只有大量叙述灵异之事了。他的弟子辩机非常擅长文辞，所以书虽然荒诞，却不至于让人看了昏昏欲睡。”这样的评语，确实是很荒诞的。
马可波罗的书，名为《Marco Polo Travels》，原书是用拉丁文写的。现在各国都有自己的译本，并且加上了详细的注释。我们国家也有译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宁波丁氏为其中的地理状况作了注释。第二章唐以前之西游者
当玄奘之前二百年，乘危履险径行印度，增吾国历史之光者，有沙门法显焉。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也。出家于江陵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安帝隆安三年（西历三九九年，民国前一五一三年，《佛国记》作弘始二年，岁在己亥。弘始是后秦姚兴年号，即当隆安三年。显发迹长安，长安，今陕西西安府，时为后秦所据，故以弘始纪年也），与同学慧景、道真、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
法显尝撰《佛国记》一卷，以纪行程。盖初发迹长安，度陇（陇山，在秦州，时乞伏乾归在陇西称西秦王），至乾归国。前至耨檀国（即南凉王秃发耨檀，时降秦为凉州刺史，镇姑臧，今凉州府），至张掖镇（今甘州。《十门国春秋》是年，沮渠、男成等叛吕光，推段业为主，攻张掖，克之，段业为张掖王），复进到敦煌（在嘉峪关外，今为县）。敦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即党河，以河在沙碛中，故名）。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山中冬夏积雪，有毒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险，壁立千仞。昔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谓绳桥也。今云南等处尚有之）过河，如此者历数十余处。
既越雪山（今名喜马拉亚山），度新都河（即印度河），便入北天竺界。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次度小雪山，寒风景起，同行者多道死。法显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出恒水（即恒河，印度中部诸水总称，其源有五，显所度者为乾吉思河也）之岸，游中印度，又寄附商船，到狮子国（即锡兰岛，又名僧伽罗，以昔有僧伽罗者，能制伏狮子故，又称执狮子国）。
显同旅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惟己，常怀归想。即载商人大船，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值大风，舶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舶，小舶上人恐人来多，即砍絙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如是大风十三昼夜，到一岛边，补船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所准。当夜暗时，大浪相搏，但见怪鱼，海深无底，又无下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即爪哇）。
复随他商人，附舶东行，赉五十日粮，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加以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盐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两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长广，晋郡，治不其县。今山东即墨县地），牢山（即劳山县，即墨县南）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历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舟，入浦觅人，欲问其处，乃是青州长广郡界（今山东益都县），牢山南岸，统属晋家。
法显自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度，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履，共三十国。还时，岁在甲寅，晋安帝义熙十二年矣（民国前四百十六年）。自云：“顾寻所径，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自古以来未有冒险如显之比（显至荆州寺，卒年八十六），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好，无功业而不成。显之后，又有魏僧慧生。《魏书》：熙平中，明帝遣王子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与偕行，三年而还。所著游记，今已不传。唐高宗咸亨二年（民国前一二四二年），沙门义净亦发中国。航南海，入印度，游历三十余国，携归经典四百部，则又在玄奘之后矣。【批评】
唐以前吾国僧人之西游者，仅达葱岭之东，至于于阗而止。惟法显竟达印度，而昙无竭、智严、宋云、康法朗、惠生、玄奘、又须、不空等继之。诸人著述存于今者，仅法显《佛国记》、玄奘《西域记》。其《宋云家记》及《道药传》均佚，赖《洛阳伽蓝记》摘录大概而已。义净之《南海传》，闻日本尚有之。
法显《佛国记》，英国牛津大学中文掌教（James Legge）有译本，名《A Rc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于地名辨证颇详。
法显之书，仅止一卷，所叙可分三节，一叙由长安西行出塞，渡沙河，逾葱岭，抵北印度及西印度边界各国事；二叙游历中印度，自摩显罗至摩竭提诸国事；三叙游王舍城诸地，及自多摩梨帝航海，还至青州事。
我国游记之最古者，莫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二书，但按诸今地，多不可考。惟法显、惠生、玄奘之书，皆得之亲历，不同凿空，非但吾国之瑰宝，抑亦印度之信史也。
西人皆不信有龙，然吾国最古之书，莫如《易》，而《易》之言龙，彰彰也。《春秋左氏传》言，夏时有豢龙之官，其事当非诬。法显玄奘之西游也，亦往往言有毒龙，则不但出没于亚洲之东，且为害于亚洲之西矣。
在玄奘之前二百年左右，有一位叫法显的出家人，冒着千难万险游历印度，在我国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法显俗家姓龚，是平阳武阳人。他在江陵寺出家，常慨叹经文的错误残缺，便立志要去寻求完整的经律。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民国前一五一三年，《佛国记》作弘始二年，岁在己亥。弘始是后秦姚兴的年号，即隆安三年。法显从长安启程，长安便是现在的陕西西安，那时被后秦占据，所以《佛国记》以弘始纪年），和同学慧景、道真、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
法显曾著《佛国记》一卷，记载他到西方的行程。他们从长安出发，越过陇山（陇山，在秦州，当时乞伏乾归在陇西称西秦王）到达乾归国。又前行到达耨檀国（即南凉王秃发耨檀，当时降秦做了凉州刺史，镇守姑臧，今凉州府），再到达张掖镇（现在的甘州，《十门国春秋》记载，这年，沮渠、男成等背叛吕光，推选段业为主，攻占了张掖，段业为张掖王），然后前行到达敦煌（在嘉峪关外，今为县）。敦煌太守李浩，给他们提供了物资，度过了沙河（即党河，以河在沙碛中，故名）。沙河中，常常有恶鬼热风发生，遇到的人都死了，没有一个生还的。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想要找到穿越的道路，只有以死人的枯骨作为标帜。从这里向西行走便是北天竺。他们走了一个月，穿过了葱岭。葱岭山中无论冬夏都是积雪，常有毒龙吐出毒风毒雨。沙砾遍地，山路艰险，山壁高耸达千仞。过去有人凿穿石壁，作为通道，并在道傍安置了梯道。像这样的地方有七百多处，然后又得经过悬絙（即索道，现在在云南等地还有）过河，像这样的地方也有几十处。
越过雪山（现称喜马拉雅山），渡过新都河（即印度河），便进入了北天竺境内。这里百姓的衣服、饮食也与中国一样。接着穿越小雪山，寒风呼啸，同行的人大多死在了路途中。法显独自奋力前行，越过了山中险地，穿过恒水（即恒河，印度中部诸水的总称，其源有五处，法显所度的是乾吉思河）之岸，到达了中印度；又通过顺道的商船，到达了狮子国（即锡兰岛，又名僧伽罗，因过去有个叫僧伽罗的，能制伏狮子，所以，又称执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与法显一起出发的十多人，有的留在别的地方了，有的死在路上了。回头看看，只有法显自己一人了，因此他常生起回国的念头。于是他便搭乘了一艘商人的大船，可以载二百多人。商船后面系着一艘小船，因为海上航行很艰险，以防备大船遭毁坏。商船选择了一个好天气出发了，向东航行了三天，便碰上了大风，船舶上漏水了。商人想转移到小船上，但小船上的人害怕上来的人太多，便砍断了缆绳。商人很是害怕，能否活命便在须臾间。就这样大风刮了十三个昼夜，商船到达了一处海岛边，他们将船修补好后继续前行。当时海中经常有抢劫的海盗，如果遇上了则没法保全。而大海又弥漫无边，无法分辨东西方向，只有根据日月、星宿的方位前进。如果碰上阴雨天，船被大风吹走，也是说不准的事。当夜晚天黑后，海上大浪相搏，只见怪鱼出没，海水深不见底，又没有停船休息的地方。到天晴时，才知道哪是东哪是西。就这样走了九十多天，到了一个国家，名叫耶婆提（也就是现在的爪哇）。
法显又跟随其他商人，搭乘小船向东航行。他们准备了五十天的粮食，向东北方向驶向广州。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鼓二更时分，他们遭遇了黑风暴雨。商人们都非常恐慌，加上天气连续多天阴沉，驾驶海船的师傅面对这种情况也是你看我我看你，认不清海路。历经七十多天，粮食和水都快用完了，他们只得取用海盐水来做饭，饮用水如平均分配，每人可得两升，于是便想把饮用水分了。此时商人们商量，按正常行驶，正好五十天便可以到达广州。现在已经超过多天了，应该离广州不会很远了。于是他们便向西北方向航行寻找海岸，经过十二昼夜，终于到了长广郡境内（长广是晋的一个郡，治理不其县，即现在山东的即墨县），牢山（即劳山县，在即墨县南）的南岸，顺利获得了好的水和菜。虽然经历了险难，忧惧担心了几天，忽然到达了这处岸边，见到了藜藿菜，知道是到了汉人居住地，然而他们却没有见到人以及人活动过的行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还没到广州，有人说已经过了广州，没有定论。于是便乘坐小舟，到河流入海的地方去找人，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问后才知道这是青州的长广郡（今山东益都县），牢山的南岸，统属于晋。
法显从长安出发，用了六年的时间到了中印度，在这停留了六年，回国时用了三年时间到达了青州。他所游历过的国家共有三十个。回来时，正好是甲寅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二年（民国前四百十六年）。他自己说：“回头看看自己所经过的地方，不觉心有余悸，汗流直下。之所以愿意乘危履险，不顾惜身体，是因为心存远大志向，为达目标不顾一切，所以不惜身经必死之地，以求实现理想的万分之一。”自古以来，从没有冒险者像法显这样的（法显到了荆州寺，终年八十六）。通过法显，我们知道，只要真诚所至，没有什么困厄是克服不了的；只要心怀愿望，没有什么功业是不能成功的。法显之后，又有魏国僧侣慧生到西域取经。《魏书》中记载：熙平年间，魏明帝派遣王子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去往西域访求佛经。当时有个沙门叫慧生的与他们一起西行，三年后回国。他所写的游记，现在已经失传了。唐高宗咸亨二年（民国前一二四二年）时，另一个沙门义净也从中国出发了。他坐船经南海进入印度，游历了三十多个国家，最后带回了四百部经书典籍，这又在玄奘之后了。【评论】
唐代以前我国的僧人向西出国游历的，仅到达葱岭东面，到了于阗就停步了。只有法显最终到了印度，而昙无竭、智严、宋云、康法朗、惠生、玄奘、又须、不空等人，又相继西游。他们的著述留存到现在的，只有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至于《宋云家记》和《道药传》都散佚了，幸好《洛阳伽蓝记》中还有摘录的大概内容。义净的《南海传》，听说在日本还有留存。
法显的《佛国记》，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James Legge）有译本，名为《A Rc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在地名方面的论证很详细。
法显的书只有一卷，书中所讲叙的内容可以分为三节：一是叙述从长安往西走，渡过沙河，翻越葱岭，抵达北印度和西印度边界各国的事；二是叙说在中印度从摩显罗到摩竭提等国的经历；三是叙说游历王舍城等地方，以及从多摩梨帝归航，回到青州的事情。
我国最早的游记是《山海经》、《穆天子传》两本书，但现在来看，其中的内容往往不能考证。只有法显、惠生、玄奘的游记，都是他们亲历，不是凭空而写，不但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也是关于印度的如实记载。
西方人都不相信有龙的存在，但我们国家最早的书，就是《易经》，《易经》中清楚地提到了龙。《春秋左氏传》中说，夏朝的时候有豢养龙的官员，这事应该不是假的。法显、玄奘游历西方的时候，也经常说有毒龙，那么龙不但在中国出没，而且还出没于亚洲西部害人。第三章玄奘之家世
法显、惠生，均可称为吾国之探险家。但法显所历，仅西中东三印度，惠生仅至北印度，踪迹更隘，皆不能与玄奘同日而语也。玄奘，本名祎，后住大慈恩寺，故又称慈恩法师。俗名陈氏，世居陈留，汉太丘长仲弓之后也。因祖康仕齐，食邑周南，遂家焉，故又为洛川缑氏人（陈留，今河南县，缑氏在今偃师县东）。父慧，早通经术，长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隋大业（隋炀帝年号）中，解组而退，生四男，奘其第四子也。年八岁时，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儿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之。
仲兄长捷（初名素），于东都净土寺出家。携玄奘至寺中，俄而有敕于洛阳寺度僧（按：明以前僧人皆经官司给以度牒，不得擅自为僧）。玄奘以经少不预所限，立于公门之侧，徘徊不去。时主其事者，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人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曰：“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善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其后果如所言。
玄奘出家后，与兄同止，见儿戏者意辄鄙之。时年止十三，而芳声从兹发矣。其后隋氏失御，天下沸腾。乃启兄曰：“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死守？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太原。十一月入长安，立恭帝。明年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恭帝亦为王世充所弑，隋亡），愿与见投也。”兄从之，即至长安，时武德（唐高祖年号）元年也。
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之僧，皆是高行。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巴蜀（四川古为巴蜀地）。玄奘又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韪其计，乃经子午谷（在西安西南，为入蜀径道），共入成都。
诸僧既集于成都，乃大建法筵。玄奘精勤不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惟蜀中安静。故四方僧侣，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然无出玄奘右者。其兄亦丰神朗俊，学识宏通。至于匡振颓纲、包挫殊俗，则不逮玄奘也。然昆季二人懿业清规、芳声雅质，均足多焉。【批评】
出家人与在家人，形迹虽殊，事理则一。观玄奘少时，受《孝经》而避席，可知其孝；奉兄命为行止，可知其悌；见同辈作儿戏者，辄鄙其人，不与为伍，勤习经典，寸阴是宝。虽在少年，已有成人之度。吾道中之圣贤亦莫不如是，岂得以彼教而外之耶？
唐僧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玄奘之事，得传于后世者，幸赖此书。慧立言玄奘至长安，以丧乱饥馑，复避地成都。《续高僧传》言以沙门道基，开化益州，玄奘闻而慕之，故与兄偕往。此可补慧立之遗。
俗有《西游记》一书，托玄奘取经事，敷衍而成，大约成于明世。考宋人先有《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二卷，名曰诗话，实章回体也。《西游记》盖以此为蓝本，玄奘之事正史不详，幸有小说，至今流俗皆知耳。
法显和惠生，都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的探险家。但是法显仅仅到过西、中、东三印度，惠生只到了北印度，行程更少，都不能跟玄奘相提并论。玄奘，本名是祎，因为后来住在大慈恩寺，所以又被称为慈恩法师。他俗家姓陈，世世代代住在陈留，是汉代太丘长陈仲弓的后代。因为祖父陈康在齐地做官，食邑在周南，就迁居了，所以又是洛川缑氏人（陈留是现在河南的一个县。缑氏在现在偃师县东面）。父亲名陈慧，擅长经学，身高八尺，眉目清明，任江陵令。隋朝大业（隋炀帝年号）年间，辞官退休，有四个儿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玄奘八岁的时候，父亲坐在桌子旁，给他讲解《孝经》。听到曾子避席那里，玄奘忽然整理好衣服站起来。父亲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曾子听到老师的命令会离开坐席，我现在蒙受您的教诲，怎么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呢？”父亲听了很高兴。
玄奘二哥陈捷（原名陈素），在东都净土寺出家。他带玄奘到寺中居住，不久官府奉诏到洛阳寺度和尚（明代以前的僧人都需要经过官府考察然后发放度牒，不能够擅自出家）。玄奘因为年纪小学习少不能考试，就站在官署旁边，徘徊着没有离开。那时候官署中主事的是大理卿郑善果，他善于识人，看到玄奘觉得他很奇特，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玄奘回答说是陈家子弟。郑善果又问：“为什么出家呢？”玄奘回答说：“我想要继承如来，光大佛法。”郑善果对他的志向很赞赏，又觉得他的相貌奇特，所以破例答应了他，并且对同僚说：“念经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佛的风骨的人难得。如果剃度了这个孩子，必将会成为佛门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
玄奘出家以后，跟兄长一起作息，看到玩乐的人心里就很讨厌。那时候他只有十三岁，美名却从那时候就传扬了开来。后来隋朝无道，天下大乱，玄奘对兄长说：“这里虽然是我们的故乡，但是死亡祸乱纷纷，怎么能死守在这里呢？听说唐王率领晋阳的人民，已经占据了长安。天下人争相归附，就像归附父母一样（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十一月攻入长安，册立了隋恭帝。第二年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恭帝也被王世充杀死，隋朝灭亡），我希望咱们去投奔他们。”兄长答应了，他们就到了长安，那时候是武德（唐高祖年号）元年。
那个时候唐朝刚刚建国，还有好多战事，大家急需的是兵法知识，儒家释家这些理论就没有人顾及，所以长安城中也没有开讲的地方。当初隋炀帝在洛阳建立了四个道场，召集天下的高僧。召集而来的僧人，修为都很高深。后来国家动乱，朝廷停止了供养，僧人们大多去了巴蜀。玄奘又对兄长说：“这里没有地方讲经说法，但是时光不能虚度。我希望游历蜀地增长见识。”兄长同意他的说法，于是他们经过子午谷（在西安西南方，是进入蜀地的路径），一起到了成都。
僧人们在成都汇集，于是大兴经会。玄奘一直认真钻研，两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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