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与市场(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新雨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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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公共性与市场(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试读：

前言

当然，稍经提醒，几乎所有人都能同意，这是事实。未能解决的难题是，这样的“时候”，还有多少？爱情不能买，最好是两情相悦，也就是在分享中彼此趋向于完善。然而，还有哪些价值不能在市场上，经由价格的中介及买卖的行为完成呢？很多。亲情、友谊、人与人的沟通是明显的例子，依照不同的理解，（有些）公平正义也不（完全）能够通过市场，取得让人满意的“供需”水平；甚至，当事人只要知晓这些价值或行为，是从市场买来或透过金钱的交换而产生，顿时就会致使这些价值变形，不再是价值，等而下之，还可能成为痛苦的来源。爱情、亲情、友谊、人与人的沟通行为，以及公平正义等价值，若要运用市场机制的相关语汇描述，会出问题。不但如此，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不同类型的商品，出于不同的原因，就其实务的运作来说，市场化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差别。“商品”可以粗分为三类：政府对其干预的力道，强劲微弱有别，效能高低不等。

干预最多的是“劳动力”商品，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跨国，任意前往他国受聘，他国人民，亦同，无法尽兴入本国工作；很多国家对于工作时数、最低工资或工作环境，也是高度规范。相比之下，“资本”商品比较自由，不但多数国家原则上欢迎外来投资、买卖股票，资本也自己另找出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资本自由逃避海外，不让本国课税的资金。据说一年就有11.5兆美元，世界各国为此短收的税金是2500亿美元。“劳动力”与“资本”之外，我们可以将第三类商品，称作是“一般”商品，虽然其构成仍很复杂。其中，对于维持生计的农产品，各国都不敢掉以轻心，不愿意完全让市场决定农产品价值，因此常有大额补助。比如，相对富裕的“经济合作暨发展国家组织”（OECD）之34个会员国，都是大量贴补农产品，2011年的额度是2520亿美元，平均“只占”所有国家之农产总值的19%，但是，在人口较少或地狭人稠的挪威、瑞士、日本与韩国，这个比例是50%—60%。相对于口腹所需的农产品，人的“精神食粮”，也就是本书的主题，传媒，各国对其规范，亦远高于对制造业商品的管制。“传媒”的意思浅显明白，主要就是指书报杂志、收音机、电视、电影，以及因特网（互联网）。手机与（平板）计算机是终端接收设备，是制造业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本书所说的传媒。对于这些社会效能不同的传媒，各国政府介入规范的程度也不相等。即便在号称汇流、全球自由化的现在，无线广电执照的所有权人在一般称之为相当自由化的美国，还是受到严格的管制，如外国人控股必须低于25%。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何以美国政府听任外国人购买其汽车厂、电影公司等，但不容许外国人购买无线广电公司，美国作此规范，不是着眼于“硬件”，不是禁止外国人拥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制造公司，而是收音机或电视机传载的“内容”，这是真正注意的规范对象。但假使广电“内容”要受这个规范，除了国籍考虑，再没有其他因素吗？甚至，国籍以外的因素，不能是同等或更重要的规范理由吗？再者，同样是传媒所负载的“内容”，何以美国人对无线广电的“内容”有更高的规范力度，报章杂志与电影或有线及卫星频道不也负载“内容”，何以美国及他国，对于后面这些传媒的产权与内容，规范少些？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相关提问，就是本书各章所要探索。也是本书名的由来。如果“传媒公共性”是指，值得社会大众知道、攸关公共利益的现象、事情与议题，能够全面充分与稳定持续地得到曝光的机会；那么，“市场”机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是些什么？“谁”又有权，或虽然不应该有权，但事实上已经在决定“公共利益”的内涵？

这里的“谁”，不处理“个人”。我们作为个别的人，有各种身份，是消费者、是生产者、是公民，但我们不一定是“股东”；再者，即便我们是持有特定公司股票的人、是偶尔或经常进出股市的人，大多数有钱购买这些股票的“我们”，对于公司的决策也没有实质影响力，这样的“我们”，最关注的事情，通常就是明日、下周、来年的股市行情，会不会高一点。

这里的“谁”是“集体”，仍有多种可能身份。他也许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创立的公司行号，可能是公民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产生的政府及其文官体系，可能是政府依据公民授权而立法创设的公法行政法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也可能是这些身份的不同组合。“市场”是什么呢？比较复杂。这里不谈市场的结构，究竟是一家厂商的独占，或是数家厂商的寡占，或是接近充分竞争的市场。这里是要借助英国学人冈恩（Nicholas Garnham）的提醒。

冈恩1960年代在剑桥大学修习英格兰文学，曾在BBC工作十余年，一度对BBC疾声批评，亦对某些文化研究很有意见。大学期间，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献，其后，是英语世界重要的左翼文化政经学人。1970年代末，冈恩创办了标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刊物与学系，双双是举世首创，但他提醒人们，自由派经济学对市场的分析，如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等概念，仍然值得参考。1980年代，法国米耶（Bernard Miege）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以及德国哈贝马斯（Jürg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观，陆续进入英语传播研究者的视野并渐得重视、终成显学的过程，亦有冈恩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引荐的贡献。

1979年保守党取得英国中央政府的权位后，冈恩在1983年为工党执政的伦敦市政府绸缪，发表了《文化诸概念：公共政策与文化工业》。他说，左派人士不能因为反对资本主义就一起反对市场，二者不是同义词，不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运用市场。冈恩说，流行传媒的市场运作，若无国家的宏观调节，往往无法产生合适的结果，因此，政府应该“对广告提出特别税捐……广告……将文化生产与发行纳入其结构，却不直接响应听众与观众的需求……课征……特别捐……藉此支持广告不支持的文化”。

冈恩理解，因此主张运用市场，但不迷信而是责成政府宏观介入，以求在合适范畴与水平，驾驭而不是为市场所役使，抽取广告捐只是调节手段之一，从来不是全部，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从文化与传媒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没有社会不需要在领会世界通则后，因地制宜，进而转化抽象的原则与概念，使成具体能够操作的手段，务实但并不放弃以进步的愿景图谋未来。通论第一章　传播：自由使用、平等分享、不论疆界一、前　言

知识的散播乃至于创造，离不开媒介；学科、学门或学术领域的建构与确认，没有期刊无法推进。但是，何以要创造知识？何以要建立学科？这些并不是不证自明的问题。对于以上一体两面的提问，大致可以有“致知”与“实用”两个方向的响应。

致知是指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记录、兴趣、好奇与认知而创造知识。实用则可分作两种：一种是“学术的实用”，可以再分作两类，一是表明，相比于其他学科、学门或课题，本学科同样也值得作为安身立命的领域，这是出于营造学术正当性的驱动力。它又经常同时带有，或衍生不同学科在相互比较时，经常浮现的社会尊敬、地位高低与公共部门资源分配的问题。第二种可称之为“社会的实用”，主要是期望知识与学科的创造，对于社会的变化及进展方向，能够产生或迟或速、或直接或迂回的正面与可预见的作用。

本文分作三个小节：（1）讨论新闻传播学术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相对特征。笔者认为，面对这些特征，中外传媒学界大致提出“认知”与“学术实用”等两种方式的响应。但单是如此仍不足够。（2）西方学术期刊知识的商品化现象，给予我们线索思考如何兼顾“学术与社会实用”。（3）本文指出华人学术社群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借鉴西方期刊商品化积重难返的殷鉴，通过自由且免费的（free）近用模式，建立更具规模与系统的“华文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迈向后出转精的远景。科技的进展事实上是在召唤“新闻传播期刊”率先示范，因为自由近用学术社群论述在内的文化产品，正是因为传播科技的发达而产生落实的契机。二、新闻传播学科的相对特征

纵观中外，新闻传播作为高教体系的一环，特征似乎有二：一是它的出现时程比较晚，因此构成了一种新兴的知识领域，以至于必然有相当长的时间，本领域会存在定位的暧昧现象。相对于语文、哲学、政经、社会等“人文”科目，或是相对于医学法学等“职业”科目，新闻传播学科与两者的差异都很明显。其次，新闻与传播可能还有一些更为本质的属性，以至于在求其定位时，似乎另有独属的特征。

先看新闻与传统文史学科。1990年代以来，虽然随高教增长，传媒教育也跟随蓬勃发展，唯欧日的传统大抵不变，少有大学设置职业导向的新闻与传播科系。美国以其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拥有举世最称发达的新闻传播科系，但是，最早设置这类学科的机构，并非传统精英学府（如美东的长春藤盟校），而是更强调实务操作的中西部州立大学。美国最早的新闻学府，设置于密苏里大学，新闻以其实务取向，对于启蒙、对于现代化的可能贡献，正是上世纪初吸引了中国许多知名文人（如胡适）的重要原因；半出于他们的重视，密苏里的新闻学及其操作遂尔引入中土，到了现在，密苏里在中国还是拥有相当大的名望，影响力高于哥伦比亚或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等大学的新[1]闻学府。不过，正也因为新闻传播的“实用”色彩，从半世纪前至今，传统人文学科对它似乎都欲迎还拒，如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在1950年代以新闻并非学术为由，无意在台大设置新闻系，至1990年代台大是有了新闻学科的设置，但不设于大学部而仅提供硕士学位，[2]且仍有彰显特色的困难。在中国大陆，2005年在北京举办的人文学科教育研讨会，还是有如后（未必全然公允的）印象：“人文学科招生量近年增长不是很大，最大的是法与商……人文这边比较大的是新闻传播……人文……就业人数……要把新闻传播分开，那个不是什么正[3]统的人文……是读不到什么东西的。”新闻传播与往昔已经大不相同，确实不是“正统的人文”，而是必须有人文精神，跨及更多人文、社会、财经乃至于（传播）科技学科的知识领域。

其次对比“职业”（专业）取向的学科，法律、会计、医师护理与建筑等行业的资格，惯例是由国家举办考试，报考人在通过认可后，才能取得从事该行业的证照。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从事新闻传播业（如记者）并没有、也不应该有这道程序。毕竟，新闻传播重视“沟通”彼此的“差异”，从中才能协调与凝聚社会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共识；这与医学等倾向有成套操作技术或程序可资遵循，并由国家通过考试等手段加以督促，并不相同。其次，传媒的职能之一在于监督重要权力的运作，政府如同资本，都是这类权力的一环，如此，假使允许被监督对象能够授予记者执照，则如同球员兼裁判，将因角色混淆与冲突，造成赛局不能公正进行，也难以有效运作。新闻传播业是专业，但国家无须通过考试来协助其专业质量，而是要通过宏观传播政策，为传媒及其从业人员营造合适环境，协助其完成传媒的专业宗旨：公共服务。

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行业似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此即新闻传播是最容易成名，或者，反过来说，动辄得咎的特殊行业，其影响力及能见度很大，远超出其实际的社会地位与职业想象（最夸张的称[4]呼是“文化流氓”）。传媒所负载的内容越来越像是世人日夜浸淫于其中的空气与阳光，也就是一种“环境”，无时无地不与人同在。[5]这就使得其好坏必定逐日逐时摊开在人们眼前，供人体验与审视，而任何人都有能力、也都有权力对于传媒表现，提出个人的观感与看法。人们对传媒产生臧否的印象、动力或频次，远远高于人们对于法律、商学等科系所对应的职业之表现的赀评，根源在此。传媒再现或误现百行百业，人人时时刻刻接触，必生意见乃至于怨怼，政商法等等弊端丑闻，即便见诸传媒，终究乍现不久长。

对于新闻与传播的特征及其学术如何定位，似乎可以分作两个层次讨论：一是学术行政，二是学术知识。以华人社会来说，海峡两岸[6]似乎有相类的发展。中国从1982年起办理第一届，至（含）今大陆已（将）召开10次传播学年会；台湾地区的“中华传播学会”虽然创办较晚（1996年），1999年（含）起已经每年举办论文研讨会，具有相当规模，今年（2008）也是即将进入第十届。1997年（另一说是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1998年7月，中国教育部重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列[7]为11个学科门类之文学门类的二级类。

相对于学术行政的自我肯定与提升，学术知识应该说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在1970年代以前，许多研究传播但任职其他科系的学者常见惊呼或警示。其中最知名者应该是1959年行为科学[8]家贝勒森（Bernard Berelson）审视当时的学界动态，认定传播研究行将凋谢，以及1972年社会学家甘斯（Herbert Gans）说：“大众传播一度活跃于学院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9]后却急遽进入贫瘠状态，迄今尚未看到回春的迹象。”

当然，其后的实况演变并非如此。历经纷扰的197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进入危机之后，必有新的商品领域出现，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传播科技本身的商品化，以及借助传播科技而让商品体系得以扩张，这些发展的趋向有许多沉淀，其中之一是“信息社会”的术语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流行。作为英语世界第一本、首发于1979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季刊，也就是《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的创办人（之一）冈恩（Nicholas Garnham）对于不到10年的这股转向，曾在1983年有生动描述：

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剎那之间，我们仿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西方强权政府与财经精英们正想方设法，促使我辈为推动世界进入所谓的“信息时代”奔走呼号……传播学者的研究领域，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所产生的议题数量及其重要性都与日俱增……社会赋予我们重责大任，但我辈是否足堪承担，却又端赖提问与作答，是否中肯切题……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10]怎么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

传播科技确实创生机会，让传播学门得以更正当的存在，也略有合宜的学术地位，相应于此，新闻传播教育的宗旨，理当从职业教育，向人文与通识教育回归与创新，从而有“媒介素养”的提出与倡导。[11]但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哪些贡献？本文呼应冈恩的看法（注意传播所进行的社会脉络）并进而主张，我们务须与时俱进。技术不发达致使人们沟通与传布知识受制于地理空间，也受制于表达形式，更受制于市场的价格模式，这已经是明日黄花。今非昔比，传播科技特别是因特网（互联网）正在向世人招手，它让人们特别是学术知识的流通，得到绝佳的超越机会，并且，比起西方，华人社会的学术知识更有客观条件可以落实这个机会。以下继续讨论这个观点，从西方学术出版的商品化谈起。三、西方学术期刊商品化的现象及其反应

在商品化过程随着资本文明的进展而卷入越来越多的对象与地理空间之际，学术工作及其知识创造也时常难以回避，160年前的早熟预言，有越来越浓厚的成分成为真实的情境：“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2]

高等教育是优质财（merit goods），事涉现代公民素养与能力[13]的培育，更涉及社会公正与阶级流动，即便在美国这个号称西方最为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价格原则的国度，高教学费也无法完全支撑[14]高教机构的所有支出，除少数例外，教育机构不仅依法不能，而且也无法是营利事业。就此来说，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成为产业，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对于取自纳税人的预算之分配，承担自基础至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绩效原则[15]（principle of performativity）没有渗透至高教单位，也不是说有些[16]高校没有商业行为。刚好相反，要求知识的创造与传授直接以学生就业机会或教研创收（通过争取科研基金或转化本身研究项目为商[17]品）等形式，证明自身价值的大小，而在此过程通过各种评鉴排比，将教研人员的高低等地分门别类，以至于引发非议，指责大学已[18]成知识工厂、已仿效企业财团而商业化，并且业已引发高教人员[19]的反抗（如，集结为工会运动以求抗衡），堪称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高教的最大特征。

吊诡的是，大学固然不是商业机构，但是高教机构的重要产品，这里是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也就是绩效原则还不那么明显的时代：“可能”就已经是西方出版资本集[20]团的重要商品，并且，那些所谓不符合绩效原则的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包括批判色彩浓厚的知识：“可能”也已然是其据以牟利的商品。这里的吊诡可以分作三个步骤说明：其一，如前所述，除了少数私立精英高教机构，几乎所有（特别是欧洲）大专学府的经费都是（全部或部分）得到政府部门的挹注，但是高校的学术雇员钻研有所得，并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期刊时，在西方乃至于大多数国家，论文作者均无法，并且也不期待从刊物取得金钱酬劳，有时甚至还得缴交论文的审查、编排、印刷与发行费用。再次，刊物的最大费用如同任何文化产品，就是生产者（论文作者）长期的培育、历练与维持再生产能力所需的投入，这部分的刊物成本已经由高校肩负，生产之外的编辑与审稿工作很多时候，可能也是由高校人员主司（而有很多审稿工作是无偿劳动），其余的技术编排、印刷、发行与管理工作，才是由出版商负责，而这部分占刊物的总成本是最低的。第三，出版商从这些期刊取得丰厚利润，且归为私人占有，而西方出版商通过兼并以占有更大份额的学术期刊市场，从而使其资本有更大的增殖，相比于其他产业，并无两样；如2001年荷兰出版巨子Reed Elsevier以45亿美元购并美国出版商Harcourt General，仅以科学与医学期刊为例，合并后它控制全球此类刊物市场的20%，获利率达35%（其他出版品是20%），旗下刊物从1200种立刻增加至1700种，至2007年则是2000多[21]种，其电子数据库年营业额达80亿欧元。

这种集合众人（纳税人，含学术人）的无偿劳动，却为增殖私人资本而作的吊诡乃至于荒谬的格局，至少在西方（以及图书馆经费过半用来采买英文为主的图书、期刊与电子数据库的高教机构，如港台等）是日甚一日的。如1986至2004年间，学术期刊的订阅费用增长220%，如果只看科技及医学期刊，则1982至2002年订价增加超过600%；1986到2002年，美国的研究图书馆期刊经费增加227%，但只能增加订购数9%，且图书种数下降5%。有人因此预测，假使图书馆经费增长幅度不变，并以2020年为界，则期刊经费可比1986年多[22]12.44倍，但所能购买的期刊种数会比1986年少16%。面对资本增殖的不合理走向，世人是有反弹的。其中，最知名者包括了2001年的维基百科运动、2002年的“创用CC”（Creative Commons）运动，虽然两者不是全部从事于学术知识的普及。除此之外，在世界许多角落另有学术人及政治人不肯屈就，面对这种不仅为他人作嫁，而且瘦了自身的怪诞景象，大约从2003年起，他们纷纷起身响应，以[23]下是部分记录。

2003年德国、法国与瑞士等许多研究单位签署“科学及人文学知识开放近用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吁请让社会各阶层能够无偿使用其研究成果，签署单位之一，德国的Max Planck Society甚至改变雇佣契约，要求其研究人员将其著作权归公于社会。

2004年夏天，英国下院委员会建议，英政府应该要求其所有研究论文可无偿供在线取得；同年8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草案，要求美国健康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所有出版的材料在发表6个月后，放置在网站数据库供人无偿使用；其后，该议虽因出版商游说而延迟于2005年5月才开始适用，且公开使用的期限也由半年延长到了1年，但NIH也同时宣布，它1年将投入200万至400万美元，[24]协助创制电子档案库，使这些论文得到合适的储放及流通。

2005年夏，OECD发布研究报告，主张政府出资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为论文时，应该以公开让人使用为主；该年，美国的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也转了向，2005年，其最重要的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出版了565份开放使用的论文，占总数大约1/5。

2006年6月，美国共和党德州参议员Cornyn与康涅狄克民主党参议员Lieberman联合提案，要求联邦政府研拟“政策，使其所属机构之雇员所执行的，或是该机构经管之资金所执行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公共所使用”，若通过，所有美国机关若年授权研究1亿美元以上，其成果在被接受而要出版时，必须同时开放，让所有人下载使用。[25]

2006年，举世第二大医疗研究赞助单位（2005年投入了8.79亿美元）、英国的Wellcome基金会强制所有受资助人在论文发表后6个月，无偿提供其作品供人公开使用；英国8个研究组织当中，有3个跟进，他们资助的任何研究成果，未来在被期刊接受后，必须立即在线供人免费使用，另5个组织并非不赞成，他们只是说，并无强制的权力。先前：“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曾以标准会降低为由，反对开放使用，但在该年6月21日改变了，它宣布在其所属期刊接受，以及他们收费后，将作者的作品，立刻放至网站（目前，接受与纸本出版之间，得等上1年）。

2007年，台湾大学图书馆期刊组主任张素娟联合台湾140多家院校，集体与荷兰出版社Elsevier电子数据库Science Direct议价，促使出版社同意降价8.6%，每校平均可省下百万元订费，同时各校图书[26]馆可弹性删除期刊，有更多选择权。

2008年2月12日，美国哈佛大学人文和科学学院730多位教研人员投票决定，除非自动退出，否则该校所有论文将上网供人无偿阅读，[27]这个决定显然重挫了出版商。四、华文（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契机

资本积累自有内在动力，总是以席卷更多对象及地理范畴为原则，唯正反相生，资本的增殖过程同时也必然引发抗拒，从而资本逻辑及其反动，也就辩证进行。如果要将学术期刊彻底去商品化，各生产者在完成作品后，可以利用晚近10多年才兴起的技术条件，也就是因特网（互联网），同时将这些作品自行公开上网，任人通过CC授权条款，以非商业方式，自由且免费运用。然而，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媒介也在发生“组织”的功能，也就是它在作为沟通与传输信息与论述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其形象与声誉，向读者说明、也争取读者的信赖，表示在其间出现的文论，其主题值得探索，而其质量具有一定的水平（包括经由合适的内外审查推荐，虽然这里也得注意，评审即便[28]公正，也不必然代表最佳或良好质量），从而也远比散落一方的孤零零之个别文章，更为值得青睐。于是，期刊所能够产生的凝聚议题，以及推进知识前沿并促其实践的作用，应该还是理当肯定；特别是在读者时间越来越有限，但各色知识生产频繁而数量濒临爆炸的临界点时，期刊作为知识的组织者与推广者的角色，仍然有其必要。

完全个人化的学术论述之网络发布且读者无偿使用，这是学术出版模式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模式则是更为传统，也是大多数学术刊物采用者，即纸本期刊为基础而在纸本出版一定周期后上网，并由读者付费使用。前者最符合知识作为一种“公共财”的特性（论文完成后，阅读者1人或千万人，与论文作者已经投入的生产成本无关），而更接近理想的模式则是减少期刊纸本的印制量与成本，但同时无偿开放使用，且由合适机制总和所有定期出版的期刊，纳编为全文数据库的部分。第一种模式随技术进步而在扩张，理想模式还无法大规模存在，但两者显然依旧无法望第二种，也就是传统模式的项背，原因多端，试举其四：（一）完全个人化则学术沟通的有效度将大为降低，假使业余“公民”记者完全取代专职记者，则社会通过新闻而及时且全面“沟通”似乎难以想象，若还能进行的话；（二）对于作者不一定有利，作品未得到期刊推荐，因此有可能如同璞玉浑金，得到应有的重视时间，或许可能延长或竟至隐没不彰；（三）现有学术与期刊的威望及权力的消极抵制或积极防堵，如果完全任由个人取舍发表与否，则作为学术权力表征的期刊及学术优势社群，也就无从行使权力；（四）发表与流通知识的观念变化缓慢，我们对于纸本仍有感情的依恋、感觉纸本刊物的物质存在仍是较高的权威。

除了以上四类暂时的归因，这里所要讨论者，是相当（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权且称之为第五类因素。在西方，这是指出版商的抗拒（如前所引，毕竟学术期刊是巨大的商品市场，是他们重要的利润来源），以及学术社群（特别是由于历史等因素而掌握更大威权的学术单位）与掌握高教资源分配权力的相应政府单位是否具备足够的认知，在业已承担“生产”学术知识的成本之后，另再匀拨仅及生产所需的小部分经费，投入于这些知识的编辑与流通。

第五类因素是同一个问题（期刊出版品生产以外的成本，谁来提供）的正反面向，虽然其意涵完全两样：假使出版商出资编辑并使其流通，则其动力总体来说来自于牟利；假使不使其出资，则必须另有给付来源，而无论给付来源是作者本人、作者工作单位挹注、社会捐赠或是政府预算，则为牟利而牟利的动能会低些或减至零，因此就更能使学术知识有更具效能的流通。

关于这个一体两面的因素，这里提出以下考察，或说假设。西方[29]（英语）学界受害于出版商更早，其制衡的起步也比较早而规模也比较大些，但出版商必然不肯雌伏，已如前引，双方拉锯之战持续进[30]行，还在未定之天。就港台来说，除了少数一两份刊物，不仅新闻传播期刊未曾获利，其实是所有人文理工期刊均无获利的例子，[31]且其编辑至排印与发行大多是学术单位所提供。在数据库方面，台湾以私人出版商经营为主，其营运及盈亏材料有待查访，但这里的重点是，数据库赖以存在的原初期刊，从生产至编印与发行，迄今还是各大高教机构出资所完成，彼此所欠缺者，只是相互串联结合成为，比如，暂且命名为“华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之类的组合。中国期刊本身似乎也更是如此，而其免费使用的中华传媒学术网及付费的中[32]国期刊网，在组织效能与论文搜集的广度，比起港台，应该是更为全面，流通也比较宽广。在一定范围内，数据库既然已经存在，则另起炉灶而创设自由且免费使用的学术数据库，还是会遭遇阻力，公与私的利益冲突还是在所难免，但相比于西方，华人学界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舒缓或解决？

通过市场付费方式使用学术期刊，最终仍然是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也就是政府预算所编列加以支付，但市场付费方式致使政府（国民整体）所须承担的总额，显然高了许多：（1）出版商的利润通常只增不减；（2）使用机构对于使用者的管制成本继续存在，非如此，无法防止非本机构的人在授权地理范围或配分网址以外，使用期刊；（3）出版商也必须投入更高的管制成本，如制作加密的版本以防止“侵权”等等。除了这些成本，市场价格方式还将致使学术知识的流通无法达到最有效与宏大的水平，这是因为“内容”本身是公共财，刻意以价格排除其使用，是刻意以付费意愿及能力作为是否能够使用的门槛，是刻意以国家支持知识财产权的创造而后制造人为的稀有性，这完全违反经济的最大效益原理。或者，饶舌套句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信服者或迷信者很有魅力的“交易成本”概念，在互联网的年代，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流通学术期刊的交易成本，必然远远超过非市场机制。近年来，由美国传入中土的“软实力”说法，那么，如果放弃市场价格机制，也就是允许任何人，只要有需要、只要有相应的硬件设施（时间、电力供应、计算机与互联网），就能使用而不需再于接收使用时，按次、按期刊或按套装组合，于期限内另再付费，那么，显然这些内容就会因为价格为零，是以更有畅行的机会，于是等同有了更大的软实力，足以更大方地展示、招摇或炫耀于世人眼前。

当然，由高教与研究机构编列政府提供的预算，然后由这些机构决定生产与流通哪些期刊，也就是自主地决定哪些类型的论述及其意见倾向，必然得经由公共政策加以创设。但是，这并不是政府直接提供与生产，并且也不妨碍政府自行创设期刊以生产及流通行政权力所想要提倡的（学术）知识。当然，学术社群与政府直接办理的刊物，两种资源的投入与规模，应该呈现何种比例，仍是一个问题，但这里无法再申论。

这就是班克拉（Yochai Benkler）所说，在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直接提供与分配之外：“分享”作为存在既久的资源分配机制，更要因为传播科技的发达，而要发扬光大：“早先的那些安排也许曾经是最有效率的，或也许是当时生产体系所绝对必须的。然而，在新出现的这些科技条件下，早先的那些安排可能就折损了、破坏了，而不是改进了新科技条件所能生产并提供的财货、资源或功能，社会政策[33]应该以此作为分析对象。”这段话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语，不无神似之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当然，这两段话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即班克拉将人的动能、政策的动能，召唤了进来：在1995年以前，互联网还不发达，或说还不曾以今日的面貌存在，传统的技术形式（纸本期刊）是学术信息与论点最有效与实时的传播管道，忽焉10余年，光景迥异。学术社群，特别是华人新闻与传播期刊的生产机构是否应该在庆贺于上天掉下来的科技礼物，将我们簇拥到了社会质变的转折点之余，付诸行动，改进当前已经局部而系统尚不完整的学术知识之自由流通规模，使其扩大与系统化？物质的进展总是把意识的变化，抛在老远之外。“根绝一切认知的犹豫”，这是重要的时刻，华人新闻传播学术社群是否能够迎头赶上，采取有效行动，响应传播科技的挑战与实现科技的许诺？五、结　语

上海《申报》在1872年5月1日刊登《申报馆条例》，它说：“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概不取值”，也就是任何文人或要在申报版面发表文字，报社不向作者收取刊登费。当时的英商美查（Ernst Major）看中了流行文学市场即将兴起，于是一反惯例，准备借此招来更多文稿，吸引读者，形成人潮而后向广告客户收费，[34]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取广告作为利润来源，已经成为常态，而非广告的内容生产者，则通常可从业主取得稿酬。

相比于大众传媒，学术期刊依其定位，不可能流行，也就（幸而）无法从广告取得充分的资金，但学术期刊却是西方出版商的丰厚获利来源。这种学术知识成为私人占有利润的对象，其实更有不堪的成分，因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华文世界，论文生产者大部分还是没有稿酬，却在很多时候，无论是不怎么合理地由作者自己、或者有时是作者可通过机构支持，生产者及其机构在承担了“生产”成本之外，也[35]都另行负担“发表与刊行”的成本。

但在华人社会，学术期刊本身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无法获利。这不但不是坏事，反而可以成为后出转精的契机。本文即在铺陈这个看法，指出新科技进展之际，扩张及深化了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新闻传播学界有此认识之后，正可以率先示范，以本学门之力，或投入资源，或责成公共政策的拟定，或两者并行而建构比现在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化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并充分开放之，让社会各界无偿使用我们的知识创造活动。这是真正符合本行知识的特性。这是更为接近于利己利人、相得益彰的志业；并且，对于华人新闻传播学界来说，由于并没有期刊商品化的积重难返之制度牵引，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逆反商品化的努力，或许更足以号召工业后进的地方，至少在学术期刊出版这个方面，达到超越前进的蛙跳（leapfrog）效果，也就是学术知识的更民主化，经济上更有效率，文化上则让软实力更有发挥的空间。

[1]李金铨，张咏（2008）。李金铨2008年3月13日在政治大学讲演稿。

[2]参见台大新闻所网站：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about/about1.htm。该网站提及的聂维斌之文字（新闻教育创举，前途堪虑），发表在《自立晚报》1994年3月23日至26日，4版。

[3]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的发言，收于甘阳、陈来、苏力编（2006:469—470）。陈光兴提供本书，在此致谢。

[4]大约2002年以来，台湾地区渐有一群人戏谑与自虐地称记者为“妓”者，这里不引于正文，因“妓权”运动的部分主张并非无理，若引用，除强化社会既存的不公允污名，或也有流于谴责受害者之虞，似无必要。

[5]林文刚（2008）。

[6]明安香（1999:1—17）。

[7]吴廷俊（2001）《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2001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于香港浸会大学举行（2007年6月5日下载自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505_1.pdf）；教育部社政司（2001:84）。展江（2004b:1）说：“至今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归属尚有争议”。

[8]Berelson (1959:1—6).

[9]Gans (1972:697—705).

[10]Garnham（1983b:314—329），引自邱家宜译文。

[11]陈世敏应该是华人社群最早提出且至目前仍在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的学者，有关何谓媒介素养及其在华人社会的扼要发展，见冯建三（2006:181—198）。

[12]Musgrave (1959).

[13]关于美国统治阶级同样“善用”精英高等教育的近作，参见Golden（2006）.

[14]美国是有高教营利公司！占高中后学生人数7%—8%，2009年平均学费约1.4万美元，但纠纷多，占全美高中后教育纠纷案70%，其财务、毕业率及就业资料缺如。（Economist,2010.7.24:40）

[15]Lyotard, Jean-Francois, 1979（1984）．其大意与批评可参考Webster（1995／冯建三译，1999c:315—321, 326—327）。

[16]如哈佛大学以校务资金投入股市，名曰保值或增值，但当然也有血本无归的时候。又因美国大学属于不营利机构，有免税优待；以至于有些大学反而倒用这个地位，借钱投入于可赚钱的项目（如借钱来盖体育馆、人工岩场等）。美国大学在2000年总计有432案例发行校债，价值约100亿美元，至2005年已有665例与280亿美元（Economist,2006.5.20:79）。

[17]不过，学院高墙也会以其“神秘氛围”或说符号象征的尊荣，自设相对自主于绩效原则的教研人员等级划分。

[18]Aronowitz (2000). Bok, Derek (2003).

[19]Johnson, Kavanagh & Mattson (2003)．依法，台湾教师不能组织工会，但仍有集体反弹之例，见反思会议工作小组编（2005）。2010年5月《工会法》修订后：“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已经在2012年2月成立。

[20]我还没有研究西方学术出版的商品化历程，因此说“可能”；下一个“可能”也是推测。

[21]Economist, (2001.5.12:66,70)；自由时报（2007.12.31）。

[22]转引自李治安、林懿萱（2007:39—52）。黄鸿珠（2003）《解铃还须系铃人—谁能为学术期刊订费高涨的困境解套？》，http://www.lib.nctu.edu.tw/news/hwang.htm

[23]除另有说明，这些材料整理自以下日期与页码的经济学人报道（Economist,2001.5.12:66,70; 2004.8.7:68—69; 2005.2.12:71; 9.24:81; 2006.7.1:80—81）。其后的情况见（Economist,2011.5.28:68—69; 2012.2.4:66—67）

[24]NIH一年以300亿美元资助研究，一年出版约6万篇论文，占医药部门11%的出版量，若就本部门所出版的最重要论文来说，其中30%—50%是由NIH资助的。NIH的做法有可能开创标准模式，其他资助研究的机构可能跟进，如英国的Wellcome Trust本身就很支持open access，目前它（得其资助之研究，一年约发表3600篇论文）已在与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讨论联合的全球论文网，是否可行。同前注。

[25]在美国，核心科学出版品市场估计在70亿至110亿美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说，全球有2千家出版商专精于这些领域，一年在1.6万种期刊出版120万篇论文。

[26]自由时报（2007.12.31）又称，Science Direct在各美国加州大学系统共有超过3万8千多名专职教员使用，收费一年900万美金，但台湾140多所大专院校只有3万5千名专职教员使用，原收费却高达2200万美金。

[27]王丹红。哈佛大学首试网上开放阅读，挑战学术期刊权威．科学时报，2008年2月27日。

[28]有研究指出，由于因特网的便利，美国是有不少优秀的经济学者直接通过网络发布其研究成果，而不是通过同侪评审的方式，见Glenn Ellison (2007) “Is Peer Review in Declin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272, July（瞿宛文提供数据，在此致谢）。

[29]应该也是受害更重，也就是西方学术期刊出版已经完全商品化，其他（含华人）社会则未必，唯（“第一章　传播：自由使用、[28]平等分享、不论疆界”注）所示若为真，则是大警讯，显示居然台湾受害于英语期刊商品化之害，更重。

[30]如《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88年创办，该刊大致维持由台北唐山出版社支付排印与发行费用，期销500至1千余册，近20年来可能大致损益平衡或有小利，编辑委员会自筹编辑费用（大致也是由学术资源转用），笔者1993年起参与该刊部分编务，其间曾先后主编四年。

[31]《新闻学研究》自1967年发行以来，主要均由政大校方及新闻系挹注；《中华传播学刊》初期由世新大学补助，近两三年转由台北五南出版社肩负；两者平均售量应该不大，平均期售或在百本之内，唯《新闻学研究》寄赠各大图书馆与个人，每期超过5百本，2007年1日起并已经网络与纸本同步发行。除这两份及“第一章　传播：自[32]由使用、平等分享、不论疆界”注提及的期刊亦常发布传播领域的论文，台湾另有10份名列传播学门的刊物，见熊瑞梅、杜素豪、宋丽玉、黄懿慧（2007）。2006年创办的香港《传播与社会》由中文及浸会大学联合出版，据悉也是由校方提拨经费。

[32]应该还有其他单位提供类似服务，这里所引的两个网络组织出资者与动机，得另探询。

[33]Benkler (2004:331)．作者总述这方面的思维，近已成书：Yochai (2006)。本书可在多个网址无偿、自由下载。

[34]鲁湘元（1998:42—45）。

[35]肖国忠。情况愈演愈烈学术期刊该不该收取版面费？。光明日报2006年6月7日；马爱芳，王宝英，董丽波，段玮虹。我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作者费用研究。编辑学报2006:4期；有关西方期刊（含电子期刊）向作者收费的情况，另见李治安、林懿萱（2007）；以及张晓斌（2007）。第二章　[1]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

本文的论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向来没有致力于分析大众传播体系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重要性；本文企图开启这一方面的辩论，而不是就此立定结论。历来，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援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激进社会批判人士，对于大众传播体系的重要性并非没有着力，只是，他们总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大众媒介生产“意识形态”的能耐，这两路人马认为，资本主义的体系之所以能够聚合而不崩析，仰仗的正是意识形态这样隐而不见的胶着剂。以此主观之情，则已脱离历史物质论之立场，先前在类如“以太”等等的概念，我们也曾见识过类似的说法；也就是说，类似的概念是否存在，唯一的证据是因为此等研究人员，认定它们必须存在，否则无以解释某些现象。因此，抱存此一立场，实乃观念论者，他们提供的解释，还停留在“科学尚未诞生之前的阶段”，而不是“不符合科学原则”。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如此的解释理念，让人心存不满。自诩为历史物质论的人，在研究大众传播体系之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它们替资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性服务”，以此进阶，再图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复制过程当中，大众传播体系扮演的角色。基于前举考虑，本文乃凸显这个问题，并力求理出架构，提出若干答案。以下所谈论到的题旨，很多注定是要引发争议的，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只是关于马克思亡故以后，资本主义所生的变化为何；尤有进者，在某些情况里，它对于迄今多为人接受之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类目，是否能够合宜地分析这些变化，也提出了质疑。然而，这么做有其必要，这就如同列宁在另一个时空中所说，欲作蛋卷而不打破蛋壳，殆无可能。

大众传播媒介及其相关社会制度与现象，如广告、营销研究、公共关系、产品之包装与设计等等，总加起来，就是欧洲，美国与加拿大这些地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这些制度与现象，与消费者意识、需求、休闲时间的运用、商品崇拜、工作与异化，密切相关。我们将在后文指出，如果从物质论者的立场，则我们将会发现，举凡价值的劳动理论，流通费用：“特定商品”的价值（劳动力），垄断资本主义之条件下，无产阶级与阶级抗争的形式为何等等，均与这些制度与现象的研究，息息相关。纵观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以物质论立场，解析所谓“意识工业”这些繁复制度之功能的数据，实在非常之

[2]少。

马克思主义者未能体认意识工业之角色，其原因可以上溯于此：尚未有人以物质论者立场，研究各种类型传播问题。一般性质的经济财货，尤其是传播性财货，由来已久，早于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虽说大量生产传播讯息的“特定”制度（亦即报纸与杂志），18世纪之时已经出现于资本主义；但要直到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阶段，这些媒介才发展到了成熟地步，亦即它们的主要经济收入，在19世纪末叶，已经转移至广告。

马克思主义之理论，未能善加廓清大众传播的现象，实乃相当严重的文化差距。如果我们考虑大众媒介之产品的质性为何，则欧洲（包括东欧）在这方面显现出来的差距，比起美国所显现出来的差距，还可让人理解。因为，以欧洲的情况而言，广告兴起，然后支配报章杂志的政策，在官税与法律的限制之下，较迟出现。再看收音机与电视的例子，相比于美国与加拿大，国家承担了重任，抗拒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进袭。但最近的发展趋势显示，西欧传统上的抗拒，在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从核心发出的绵密压力下，再难持久。阅读本文的欧洲人士，应当将它看成是今日美国情势的反映，并且，或许这也是他们明日所要面对的现象。

以马克思主义省思资本主义，首要之务就是界定一个客观的实体，就此而言，亦即以客观的标准，定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商品”。那么，这些大量生产，由广告出资支应的传播，其商品形式是什么？这是扣关第一问。假使以资产阶级的观念论探讨，得出的答案或许会是“讯息”、“信息”、“影像”、“意义”、“娱乐”、“意念导向”、“教育”以及“操纵”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主观的心智臆测，都是事关“表象”而已。擎举此世界观的理论家，对于垄断性资本主义之下，寄生而存的文化工业市场，如“新闻”与“娱乐”等大众传播之商品形式为何，可曾致以片言只语？没有。以观念论研究传播之商品形式，并不是没有，大多数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至少在权宜之下，都采取了这样的视野：列宁、韦伦、马尔库塞、阿多诺、巴兰与史威济，以及高不来士与正统的经济学者。另外，我们可以再找出类如北安权、安参士堡、黑默林、许勒、默多克与高丁等人，也包括在本文发表之前的我自己，他们多少都是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传播学者。此外，圣智出版社的许多作家（译按：西方出版大众传播学门书籍与期刊最多的公司），以及那些把传播现象，解消为“媒介”之表象的理论家，如麦克卢汉，都是观念论的大将。明白了这么些情况，无怪乎李凡特如是说：“传播领域，乃是观念论的丛林”。

我以物质论者的立场，就下列问题——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这些大量生产，由广告出资支应的传播，其商品形式是什么？——所提出的答案是，阅听人与读者群（以下简称为阅听人）。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大多数人在非睡眠以外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这样的工作时间，是用来生产一般意义之下的商品（包括了人们可以得到薪资的工作，以及作为阅听人的身份），以及用来生产与繁衍劳动力的（给付这方面工作的薪资已经包括在收入了）。职业以外的工作时间，最大宗的要算是卖给广告商的阅听人时间。卖的人并不是工作者本身，而是大众传播媒介。谁人生产这个商品？大众传播媒介，借着外显与暗藏的广告与“节目”素材，这些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家所醉心的市场。不过，虽然大众媒介在意识之生产面上，扮演了主导的角色，但阅听人却是支付了比大众媒介还要多的费用，才得以使他们成为阅听人。以加拿大为例，1975年的费用支出概况是，阅听人的直接开[3]销，是电视广播业者加上有线电视经营者的3倍。在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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