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知道你错得离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小理查兹·J.雅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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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知道你错得离谱试读：

前言

大约18年前，我第一次读到雅探长的作品，它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令我至今难以遗忘，当时，我大约正处在情报分析师生涯的中间点上。现在，我又增加了15年的职业经验，而且，在过去几年之中，我有机会研究了来自前苏联政权和华约组织的档案资料，了解了很多历史性的案例，此时阅读雅的最新作品，在我心中引起的共鸣愈发强烈。

从我与中情局很多官员的直接接触中，我知道，大家对分析学认识论方面的论文，倾向于报以怀疑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类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在于，提出问题以后列出一个模型，以此算作解答。这些模型，在情报分析中看来非常缺乏实用价值，因为情报分析并不是发生在学术研讨会上，而是在迅速发展变化的政策世界之中进行的。但是，那并不是雅主要讨论的问题。

雅清晰而有效地考察的问题是，人类的思考过程是如何建立起那些我们借以处理信息的模型的。建立模型并不是情报学中独有的现象，正如雅的研究向我们展示的，它是人类认知过程的自然功能的一部分，它也发生在从医学到股票市场分析的广阔领域之中。

分析过程本身，强化了人脑的自然功能。分析通常要涉及建立模型，即使它们有时没有被贴上模型的标签，建模也在发生着。我们提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特定理解与预期，然后用这些模型去处理和解释信息，就好像用筛子过滤信息一样。

我认为，第5章所讨论的关于限制额外信息价值的因素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特别是值得情报组织注意。这部分讨论说明，新获得的信息，往往只在现有的分析模型之中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而未能被用来重新评判模型本身的前提是否可靠。这种思考方式是人类自然的倾向，但情报机构如果用这种思考方式来处理信息，就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后果，因为情报机构生来的任务就是要获取那些只能通过秘密方法获得的特殊、关键的信息，并将这些特殊信息与普遍知识基础相整合，生产出分析结论。

我怀疑，没有哪位退休的情报官员，在通读这本书时而不会回忆起雅所描述的心理过程对分析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案例。有多少次，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所基于的前提看上去完全合情合理，运用的专业技术也扎实可靠，由此构建出逻辑上站得住脚的预测——几乎人人都同意这个预测，但是结果却错得彻头彻尾？有多少次，发生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以事后之明，发现问题并不在逻辑上，而在于最初的一个前提——无论它当时看起来多么无懈可击，实际上却是错的？有多少次，我们被迫承认，那条错误的前提并未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一个由模型（有时称为一项假设）本身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又有多少次，我们在事后认识到，我们早已拥有了关键的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本来应该质疑一项或更多项前提，而更改了有关前提之后，整个分析模型本可以改变，并指向完全不同的结果？

对于情报分析和预测的缺陷，人们通常给出的补救方法，是大力提高专业能力——这种要求在分析“失败”之后尤其嘈杂不休。雅的调查以及他所引用的研究，对这一常规智慧提出了重大挑战。数据显示，专业技能本身，并不能确保我们免于落入人类思维过程中内在的常见分析陷阱，这一点，在情报分析之外的很多领域也已被证明。

回顾最恶名昭著的情报失败，我们就能发现，专家落入分析陷阱的几率，就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事实上，数据表明，当专家落入这些陷阱中时，其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对他们的专业技能给予了巨大的信心——无论在专家自己眼中还是在别人的感知之中，莫不如此。

这些观察绝不应该被理解为贬低专业技能的价值，相反，我自己从事情报分析三十多年的经验，使我更倾向于赞同这样的观点：尽管人们不断地提醒信息过载的危害，信息和专业技能其实依然是多多益善的。据我观察，中情局分析师与公众知名的专家同桌议事时的表现，让我强烈地相信对于专业技能的攻讦是非常偏颇的。这两类人的主要不同在于，一批人能够有机会在期刊之中提升自己的声誉，而另一批人则在封闭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主要读者是情报界最有质疑精神的评论者——政策制定者们。

雅的作品中所传达的要旨在于，信息和专业技术虽然必要，却不能够充分保证情报分析成为它应当成为的独特产品，我们必须在分析科学方面做出相称的努力。这一努力的起始点，必须是要清晰地认识人类大脑的内在优势和弱点，以及它处理信息的方式，因为人类的大脑是主要的分析机制。

我相信，分析师对自己的界定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我们是中央情报局雇佣的研究实际问题的专家，还是以迅速适应多样的话题和问题并有效分析它们为专长的职业分析师和情报官员？在这个世界上，总体来说，研究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比起分析科学和人类处理信息的心理过程方面的专业技能要更加丰富。雅探长指明，人类心理过程对分析师造成的隐患是不可能消除的；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做的是训练人们学会寻找和辨认这些心理上的阻碍，并开发旨在抵消这些阻碍的程序。

考虑到分析科学在情报任务中的中心位置，雅的这本书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与我们职业中的其他领域相比，我们是否为职业所要求的分析科学研究付出了相称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倾注于这个领域的努力和资源，与给予分析师在写作技能方面的支持和许诺相比，是否相称？

雅的这本书，并未试图伪装成在此领域给出最终答案的作品，我们希望它会激发更多作品问世。引言改善中情局的情报分析：雅探长对情报分析的贡献杰克·戴维斯

中情局情报研究中心决定发表小理查兹·J.雅关于情报分析心理学的作品，以使新一代的情报从业人员和学者有机会从中获益，我对此鼓掌赞同。

雅探长关于如何改善情报分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帮助分析师弥补人类大脑在处理复杂问题方面的局限，这些复杂问题往往涉及模糊信息、多方参与和多变的环境。在冷战过后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像这样在复杂多面的条件下进行预测的挑战迅速增加。

雅想要向分析师们传达的信息，可以用本书第4章中的两句话概括：

分析师应该对自己的推理过程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应该思考自己是如何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而不是仅仅思考判断和结论本身。

雅的观点适用于任何分析类的工作。在这篇引言之中，我集中讨论他——以及情报分析界其他思想先锋，在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是雅和他的前辈们，以及我本人，最为了解的机构，我们将自己情报生涯的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

提高分析质量的主要贡献者

分析师以做出明智判断为自身追求目标，他们始终面临着来自两大方面的挑战：一是他们所应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二是需求方对于分析的及时性和数量方面的要求。过去数十年中，关于如何应对挑战、提高分析质量，情报局有四位成员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因此脱颖而出。

我列出了一份非常简短的名单，记录了对中情局情报分析工作最具积极影响的四个人，他们是谢尔曼·肯特、罗伯特·盖茨、道格拉斯·麦凯钦和小理查兹·雅。我的选择方法很简单，我问自己：在我情报分析实践、教学和写作的40年经历中，谁的智慧对我影响最大？

谢尔曼·肯特

仅仅几个段落，远远不足以公正地评价谢尔曼·肯特对情报分析的开创性贡献，我建议读者们去别处寻求更为充分的解说。这里，我仅仅讨论他给情报分析这一职业留下的总体遗赠。

肯特是耶鲁大学的欧洲历史学教授，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研究与分析分部工作。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在国家战争学院时，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题为《战略情报：为美国环球力量服务》（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wer）。1950年至1967年，他历任中央情报局理事会下辖的国家预测局副主席和主席。

肯特对于情报分析质量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分析师确立了一个可敬的身份——周密地“应用推理工具和科学方法”的思想者，这在当时以及现在被收集者和操作员所主导的情报世界之中非常重要。在《战略情报》第二版（1965年）中，肯特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电脑时代，以及人工和技术性的情报收集方法，并声明分析师才具有中心地位：

无论我们力图解开的谜语多么复杂，无论我们用如何精密的方法收集和储存信息，深思熟虑的思想者作为至高无上的情报设备的地位永远不可能被取代。

更具体地说，肯特提倡将关于“科学”地研究过去的技术，应用于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复杂情形的分析，以及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测之中。他主张，正如严谨、“不偏不倚”的分析，能在久远的过去事件的信息缺口与模糊之处取得突破一样，批判性思维的力量也能够应用于尚未发生的事件，判断出最可能发生的发展趋势。

为此，肯特发展出了分析金字塔的概念，其特点是由事实信息构成宽阔的基底，侧面则由合理的假设构成，它们指向金字塔尖，即将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境。

在他的劝导和实践过程中，肯特极力反对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认为它们阻碍明智的情报分析；他还反对不精确的预测词汇，认为它们有碍于清晰地向读者传达信息。尽管他能够觉察到现在我们所说的认知偏差，他在写作中却仅仅敦促分析师“做出决断”，而没有充分讨论如何克服人类大脑的局限性。

如今，中情局的分析师中，仍然在阅读肯特作品的人为数不多，但是他对最早的几代分析师和情报主管影响深远，而且，他的工作仍然间接地影响着情报分析行业的从业者。

罗伯特·盖茨

罗伯特·盖茨曾担任中央情报理事会副理事长（1986—1989）及理事长（1991—1993），但他对中情局情报分析质量做出的最重大的影响，则是在1982—1986年他担任情报副理事长的任期中。

起初，罗伯特以政治科学家的身份学习，在乔治城大学获得了苏联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同时也在中情局做分析师。20世纪70年代，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对政策制定者如何运用情报分析获得了深刻的理解。他非常聪明，异常勤奋，而且擅长官僚工作艺术。盖茨被中央情报理事长威廉·凯西任命为情报副理事长，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凯西发现，在何为情报局分析师的显著缺陷这个问题上，盖茨是内部人之中极少数和情报理事会观点一致的人之一。1982年，盖茨在担任情报副理事长时的“就职演说”上，对情报分析的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凡是听过这段演讲的分析师和情报主管，很少能够忘怀。

关于盖茨与中情局情报分析的公开评论，都围绕着关于他将情报局政治化的指责，以及1991年在参议院为确认他能否担任中央情报局理事长而召开的听证会上，盖茨本人针对这些指责的辩护。这场辩论非常激烈，它在中情局分析师之中造成的余波，过了很久才消散，这在《情报研究》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情报研究》是谢尔曼·肯特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中央情报局期刊。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文章曾经回顾过盖茨对中情局情报分析的贡献。我之所以能认识到其情报分析思想的巨大价值，主要是因为在设置和运行一门叫作“情报成败研讨课”的中情局培训课程时，与他有过密切合作。在他担任情报副理事长期间，如果你与分析师或者情报主管聊天，几乎没有哪次不会听到关于盖茨对中情局分析工作改革的额外意见，这些意见或是深思熟虑，或是随口一说，但总会提到。

盖茨认为，中情局分析师做出的许多论证褊狭、松散，缺乏连贯性与完整性。他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必须着重区别分析师知道的事情和他们相信的事情——也就是说，要说清楚什么是“事实”（即有可信报告的信息），什么是分析师的观点（必须要用广泛证据给予有说服力的支持）。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强调必须寻求中情局以外的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包括学术专家和政策官员，以分析展示未来的多种可能发展走向。

然而，盖茨最重要的影响则来自于他的实践——他亲身实施自己的主张。运用自己作为情报副理事长的权威，对于几乎所有的深度评估和当前的情报分析文章，他都在发表之前进行了批判性评审。在他的副手和从新秀初级情报主管中挑选的两位轮值助手的帮助下，盖茨大幅提高了情报副理事长的评审标准——本质上说，评审发生了从“看起来不错”到“向我展示你的证据”的改变。

被盖茨拒绝的大量文稿，都会退回之前认可了这些文稿的情报主管手中——但是还加上了情报副理事长关于文章如何前后不一致、不够清晰、严重偏颇、缺乏证据就做出判断的评价，因此，整个评审链都变得更加严格了。分析师和情报主管们都提高了自己的标准，以免遭受被情报副理事长退稿的痛苦，毕竟，他们的职业前景和自尊心都受到了威胁。

分析师和情报主管变得更加重视以充分证据来支持具体判断，他们在这方面注意力增加之迅速与显著，在中情局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然而，强化评审过程的长期收益比较有限，因为，那些能够使情报分析更为明智的情报技术，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不止一位参与者观察到，因为缺乏准则来指引分析师达到盖茨的标准，所以出现了很多事倍功半的现象。

与肯特的影响一样，盖茨的影响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方面，盖茨就分析技术所写的作品，如今没有几篇还有人在读。但是，即便盖茨的继任者废止了他的发表前评审程序，被他批评过的许多情报主管和分析师，仍然能长期地铭记他所建立的标准，在草率地跳过论证得出结论之前，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分析过程。

道格拉斯·麦凯钦

1993年至1996年，道格拉斯·麦凯钦担任情报副理事长。他的目标是找出一个关键要素，希望只要有这个要素，就能够确保恰当的分析标准得以执行，即：面向分析师的全体共通的情报技术。这种新的情报技术有一个尤其重要的目标，即在评估复杂问题的过程中，确保认知方面的挑战得到足够的关注。

在《分析情报技术：中央情报局的挑战与变化》（The Tradecraft of Analysis: Challenge and Change in the CIA）这本书中，麦凯钦阐述了他关于情报局的分析错误和改正方法的观点。在1994和1995年之中，我与麦凯钦有过一系列交流，从这些沟通中获得的信息，也使我能够更好的评价麦凯钦对于优质情报分析的贡献。

麦凯钦在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但他在哲学方面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与盖茨一样，他在情报局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一段被任命于一个负责政策制定的办公室。从这段经历中，他对什么样的情报便于政策制定者使用并能够带来“附加值”有了新的见解。后来，作为中情局担任武器控制问题方面的高级情报主管，他经常与作风强硬的政策官员们打交道，这些官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什么情报能够有效地支持政策制定，什么情报不起作用。

1993年，当麦凯钦成为情报副理事长时，盖茨制定的由情报副理事长办公室预先审核几乎所有将要发表的情报理事会分析文章的政策，已经被搁置。麦凯钦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他——通常是利用周末时间，阅读并反思很多已经发表的情报理事会分析文章，结果，他对于自己的发现并不满意。用他的话说，在意图协助政策制定过程的论文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中找不到清晰的论证来增加情报判断的可信度，而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论证有缺陷。麦凯钦的这种体会，再加上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到，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方面，中情局负有“情报失败”之责，因而使中情局面临提高分析绩效的巨大压力，这促使他决定做出一次新的重要尝试，提高分析标准。

麦凯钦倡导采用一种叫“轮辖分析”的方法来使论证结构化，他用了很多直观有力的词汇来表达这个方法中的关键概念。他选择直观词汇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中情局很多专业人员对于学术用语的厌恶。标准的学术用语“关键变量”变成了驱动力。关于驱动力的“假说”变成了“轮辖”——论证之中隐含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必须要详细地阐释出来。麦凯钦还敦促分析师和情报主管更加注意情报分析的过程，以便提醒政策制定者们注意那些可能导致其他发展走向可能性增大的环境变化。

因此，麦凯钦的工作，为判断分析师是否有效地履行了批判性思考的责任确立了一套系统而清晰的标准。为了增进对这些标准的理解和实施，他命令为情报主管们开设关于轮辖分析的研讨课，并编写印发一系列关于分析性情报技术的笔记。他还要求追踪情报理事会在达成情报标准方面的表现，并表彰模范性的评估分析工作。还有一项行动或许可以说非常雄心勃勃：他着意保证有关情报分析标准的说明被纳入新的培训课“情报2000”之中。1996—1997年间，情报理事会几乎所有的情报主管和分析师都学过这门课。

直到撰写这篇文章时（1999年初），麦凯钦在情报方面的创举有怎样的长期影响尚无清晰的定论，但他倡导的事情大多延续至今。情报理事会下属的很多分析师运用轮辖概念的变体，做出了具有有力论证的预测。在培训领域，“情报2000”被一门新的课程替代，但新课程仍然给新分析师教授同样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仍然会看到被麦凯钦称之为论证乏力的分析。显然，必须要保持警惕，才能够阻止这样的分析混入情报理事会的工作成果中。

小理查兹·雅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雅探长在中情局都不如肯特、盖茨和麦凯钦著名。他不像肯特作为专业分析之父享有广泛的声誉，也不像盖茨和麦凯钦那样能够运用情报副理事长的行政权力。但我强烈地认为，他对中情局情报分析质量的影响至少与他们一样重要。

1950年，雅在威廉姆斯学院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他记录道，在威廉姆斯学院，他开始对根本的认识论问题产生了兴趣：“真相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它？”1951年，当他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时，恰逢中情局因朝鲜战争而扩大规模，雅由此被招募进入中情局。负责招聘的官员是理查德·赫尔姆斯，战略情报办公室退役工作人员，也是中情局机密服务中的新锐人物，后来成为中央情报理事长。根据雅的回忆，赫尔姆斯当时正在威廉姆斯学院新近的毕业生中寻找中情局工作人员的候选人，赫尔姆斯自己也是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的。除了是校友之外，雅还有另一项优势，他曾经担任院报的编辑，而赫尔姆斯在大约15年前也担任过同一职位。

1975年，在运营理事会工作了24年后，雅被调到情报理事会工作。他在早年对于人们如何知道真相的学术兴趣，被下面的两段经历重新点燃了。其一是，他曾参与了充满争论的苏联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诺先科一案。其二则是，他在南加州大学的欧洲校区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时，学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新方法。

1979年，当雅退休时，他领导着情报理事会政治分析办公室的方法论研究部门。1978到1986年间，他首先以独立文章的形式写作了这本书中的大多数章节，其中很多都是他在退休之后为情报理事会编写的。在这本书中，他更新了这些文章，并包括了一些新的材料，将其收录于本书中。

雅的核心思想

雅探长的作品指出，情报分析师所面临的认知挑战有以下三个根本特点。·大脑天生的“硬件”并不能够有效地处理内在的不确定性（复杂、模糊的情报问题周围包围着天然的重重迷雾）和人为导致的不确定性（人们通过否认和欺骗的操作精心制造出种种谜团）。·即使分析师能够更充分地意识到认知以及其他方面“无意”的偏见，例如，人们更容易很鲜明地注意到支持自己已有判断的新信息，而相对不容易注意到反对自己已有判断的信息，但是就这些偏见的察觉本身而言，对于帮助分析师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作用不大。·帮助分析师的头脑运用更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维的工具和技术，能够有力地改善关于复杂问题的分析，这些复杂问题中，信息残缺、模糊，而且往往被人有意歪曲。这类智力手段，有如下几个关键实例：组织信息的技术，挑战假设的技术，以及探索其他可能解释的技术。

下面一段话摘自雅在1980年写的文章，《知觉：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该看到的事？》（Perception: Why Can’t We See What Is There to be Seen(四)）。这段话表明，雅的观点与麦凯钦的轮辖分析的概念是相似或相符的。

既然人类在处理复杂信息时有着固有的困难，一个审慎的管理系统就应该做到：·鼓励具有以下特点的情报分析产品：（a）清晰地描述它们的假设和推理链，同时，（b）明确说明结论中涉及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来源。·重视那些能够揭示和详述其他备选观点的程序——分析性的辩论，“魔鬼代言人”，跨学科头脑风暴，竞争分析，对产品进行办公室内部同行评议，以及寻求外界专家技术支持。

雅特别强调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也叫思维定势）的价值和危险。在本书的第1章“关于思考过程的思考”之中，他写道：（分析师）根据感官提供的信息，构建他们各自独有的不同版本的“现实”。但是他们的感官输入，还受到复杂的心理过程的调节，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他们关注什么信息，如何组织信息，以及对信息赋予什么意义。人们感知到什么信息，他们感知信息的难易，以及接收到信息后如何进行处理，都受过去经验、教育、文化价值观、角色要求和组织规范乃至于接收到的信息自身细节的强烈影响。

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类比成通过镜头或屏幕来感知世界，镜头与屏幕能够引导与汇聚光线，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可能是歪曲的。例如，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尽可能清晰的图像，分析师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理解，中国人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镜头来接收信息的。这些镜头在专业语言中有不同的术语表达——心理模型、思维定势、偏见，或者分析假设。

从本质上说，在雅看来，依赖心理模型来简化和解读现实，对于分析师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概念机制——这种机制经常很有用，但有时也可能是有害的。他认为，分析师必须要致力于质疑、改进、再质疑他们自己的心理工作模型，因为这些步骤，恰恰是对复杂模糊的问题做出明智解读的主要工作。

对于令人不满意的分析表现，传统的弥补方案是获取“更多更好的信息”，但在整本书中，雅始终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要求分析师更多地去注意如何精细地利用手头已有的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质疑和修正他们的心理模型。

雅提出，镜像思考（mirror-imaging）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认知陷阱的例子。无论分析师在解读他国实体的价值体系时应用了多少专业技能，一旦用尽了确凿的证据，分析师将自己的思维定势投射到解读过程中的倾向就会占据优势。在第4章中，雅讲述了他的观察所见：

为了像外国领导人那样看待他们所面临的选项，我们必须要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假设，甚至于他们的错觉和误解。若没有这样的洞察，那么解读外国领导人的决策，或者预测他们将来的决策，往往并不比一知半解的猜测高明多少，他国的行为屡屡让我们觉得“非理性”或“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结论往往表明，分析师将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概念框架投射到了外国领导人身上和外国社会之上，而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形势。

竞争性假设

分析师不可避免地会借助镜像思考，由此带来决策风险。为了解决这样的风险，雅建议，将分析师关于他国信念和行为的预测视为需要质疑的假设。分析师必须仔细考虑多种备选假设——特别是那些仅根据已有的信息不能够被证伪的假设。

雅提出的“竞争性假设分析”（Analysis of Competing Hypothesis, ACH）概念，是他对情报分析方法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竞争性假设分析的核心观点是，让一系列起初看起来合理的假设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判断哪些假设在经受住多方批评检验后，仍与已有的信息相容。这些留存下来的假设——即尚未被证伪的假设，仍要经历更进一步的检验。雅承认，竞争性假设分析并不是总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但它能够帮助分析师克服他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认知局限。

有些分析师在使用竞争性假设分析时，完整地采用了雅提出的八个步骤，而更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只运用竞争性假设分析的某些成分——特别是其中用现有信息质疑假设这个步骤。

否认与欺骗

本书中并没有列出一个单独的章节来探讨雅在对抗否认和欺骗（Denial and Deception, D&D）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即便如此，仅仅是他所进行的简略讨论也很有说服力。

例如，他提到，分析师常常因为没有看到欺骗的证据而认为欺骗不可能发生。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充分理由断定不存在欺骗。只要欺骗行为具有周密计划而且执行得当，我们就不应该预期能从自己手上轻易找到欺骗的证据。过早地拒绝一个合理但缺乏证据的假设，容易使之后的分析发生偏差，因为之后分析师就不注意寻找那些可能支持这项假设的证据了。因此，对于存在欺骗行为这个假设，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地证明它不成立，就不能拒绝它；或者，至少要在系统性地寻找支持证据而未得之后，才能够拒绝该假设。

雅的影响

从雅发表的最初几篇文章开始，他就对分析性情报技术产生了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的情报副理事长盖茨要求提高情报分析水平，中情局官员们创办了培训课程，他们的课程计划中有一些部分就是以雅的发现为基础的。在这些课程之中，有一门研讨课探讨情报工作的成败，另有一门课讨论情报分析。这些课程影响了情报理事会的大量分析师，其中很多人现在担任情报主管级别的职位。而“情报2000”的阅读材料选择、案例研究和课堂练习则反映出，这门课程的设计者和教师也受到了雅的影响。

在情报理事会面向全体新分析师的培训课程，以及关于分析中的注意事项和如何对抗否认与欺骗的课程中，雅的作品一直在阅读书单和课程计划之列。那些通过阅读雅的文章或培训课程而直接接触了他的思考的资深分析师和情报主管们，仍继续将雅的智慧传递给新的分析师们。

建议

雅对中情局领导者、情报主管和分析师的建议非常有针对性：为了确保在评估复杂问题方面的表现不断进步，就不能仅仅将分析看作是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组织层面的过程，分析师还必须注意运用技术和工具来应对自身心理机制固有的局限。他要求中情局领导者采取行动达成以下目标：·建立理想的组织环境，提倡并奖励雅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例如，在分析困难问题时，要鼓励对一系列有可能正确的假设进行深入思考，而杜绝把想到的第一个看似可靠的假设视为正确答案。·扩大研究补助，要研究这类心理过程如何塑造分析判断。中情局的工作有赖于分析师敏锐的认知表现，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掌握大脑工作机制中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亦即理解分析师们如何得出结论。·促进辅助工具的开发，协助分析师评估信息。在棘手的问题上，要为分析师改进心理模型、从已有信息中推导出深刻的发现来帮助自己进行分析，分析师对于这些帮助的需求绝不逊于对更充分信息的需要。

根据雅的发现，并考虑到情报工作者面临的艰难取舍，我提出以下几点评论和建议作为结语：·根据这本书中的见解形成一套统一的情报标准，并不遗余力地坚持这套标准。在分析师提交其判断、为之承担组织级别的责任之前，领导者需要知道分析师是否做好了认知方面的功课。虽然每一个分析问题都很独特，可以看成是自成一类，但是我怀疑，如果按照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对政策的敏感性这两个维度划分出一打模式，那么这些问题几乎全都可以看作是这些模式的重现。对于这些模式中的每一个类型，都要建立整个组织通行的标准。而如果某项分析任务必须偏离标准，情报主管应当承担解释其合理性的责任。我坚信，如果能建立统一而透明的情报标准，就不再需要对那些转圜过快、立场不清的分析（比如说，“我觉得这样的话读起来更对劲”）逐个进行针对性评审，由此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重新投入到对抗认知陷阱的战斗中（“关于第3点，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你的假设”），使这项工作更有效。·对“怀疑”给予更多的尊敬。由于一些认知障碍的存在，完美的分析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情报工作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当认识到，他们应当建立一些基本规则，鼓励分析师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分析清楚问题之后，公开地说出他们仍然存有的疑问。应该鼓励分析师列出信息中的断层以及其他导致分析判断的把握不充分的障碍所在，像“我们不知道”或者“关于这个问题，现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它们都可能是正确的”这样的结论，不应该看成是分析师玩忽职守，反而应当看作是分析可靠的标志。·寻找一些能够继承雅探长的工作的人，资助他们的研究，注意他们的成果。第一部分我们的思维模式第1章关于思考过程的思考在有损于准确分析的诸多问题中，人类心理过程中固有的内在问题必然是最重要也最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信息分析在根本上是一个心理过程，但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大脑如何运转缺乏有意识的察觉，理解信息分析过程也受到了阻碍。人们不能够有意识地体验到人类大脑之中发生的大多数事情，这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发现。与知觉、记忆、信息处理有关的很多功能，在有意识控制之前就已经发生，并且不受到任何有意识的控制。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自发出现的不是思考过程，而是思考的结果。人类思考过程中固有的弱点和偏差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呈现出来。通过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工具和技术，我们可以减轻这些弱点和偏见。这些工具和技术，应当成为每一位分析师分析工具箱中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讨论如何精进我们的头脑时，我们通常是在说要获得信息或知识，或者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思考模式，而并不是头脑实际运转的方式，我们很少花时间去监控我们的思考并且将其与一种更精密的理想形式做比较。”

当我们讨论改进信息分析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写作的质量、分析产品的类型，分析师和信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分析过程的组织，我们很少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析师的思考方法上。

和木工、开车一样，分析性地思考是一种技能，它是可以被传授也可以被学会的，也可以随着练习而提高。但是，和其他的很多技能，比如骑自行车也一样，它不是坐在教室里听人讲要怎么做就能学得会的，分析师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大多数人在完成学业之外稍稍有意识地努力一下，就能在分析方面至少达到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然而，通过大量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分析员才可以超越自然而然能够达到的程度，并提升到非常杰出的水平。

经常跑步能够增强耐力，但是如果没有专家指导，跑步技术并不会提高。类似的，达到分析工作的最完美境界，可能也必须要有专家指导来调整长期养成的分析习惯。若能有一位分析方面的教练来帮助年轻的分析师磨炼分析技术，这将成为课堂教学之外的宝贵辅助。

学习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动力。中情局里一些最好的分析师，之所以能训练出卓越的技能，是因为他们职业生涯早期有过失败的分析经验。失败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自我认知，并使他们的思考过程更加敏锐。

这本书的目标是帮助分析师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它向人们展示如何根据不完整的、模糊的信息做出判断，并提供简单的工具和概念来提高分析技能。

本书的第一部分指出人类心理过程中的一些固有局限，第二部分讨论分析性技术——用于克服这些局限、使思考更加系统化的简单工具和方法，第8章“竞争性假设分析法”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一章。第三部分则展示了关于认知偏差的信息——认知偏差这个术语，指的是简化的信息处理策略所导致的可预测的心理错误。最后一章则展示了一份提供给分析师的清单，并且对分析的管理者如何创造适当的环境，以使卓越分析不断涌现提出了建议。

赫伯特·西蒙首次提出了“有边界”或曰有限理性的概念，他主张，因为人类心智的容量是很有限的，所以人脑不能够直接处理整个世界的复杂性。于是我们采取了替代方法，建立了简化现实的心理模型，然后运用这个模型来工作。在这个心理模型的限度之内，我们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但这个模型并不总能充分适应现实世界的需要。现在，有限理性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到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程度，但大多数人都承认它。人们认为它准确描述了人类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也是对人类大脑运转方式中固有局限的合理调整。

关于知觉、记忆、注意广度和推理能力的许多心理学研究，都记录了西蒙指出的我们的“心理机器”的局限，很多学者将心理学的这些观点应用到对国际政治行为的研究当中。关于情报失败和战略意外的一些作品，也是基于类似的心理学观点撰写的。

本书与那一类作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其一，它从分析师而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其二，它所记录的心理过程的影响，大多数是以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而非外交和军事历史来支持的。

这本书的一个焦点，是指明了观察者在决定观察什么和如何解读观察所得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人们根据感官提供的信息，构建他们各自独有的不同版本的“现实”。但是他们的感官输入，还受到复杂的心理过程的调节，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他们关注什么信息，如何组织信息，以及对信息赋予什么意义。人们感知到什么信息，他们感知信息的难易，以及接收到信息后如何进行处理，都受过去经验、教育、文化价值观、角色要求和组织规范乃至于接收到的信息自身细节的强烈影响。

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类比成通过镜头或屏幕来感知世界，镜头与屏幕能够引导与汇聚光线，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可能是歪曲的。例如，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尽可能清晰的图像，分析师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理解，中国人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镜头来接收信息的。这些镜头在专业语言中有不同的术语表达——心理模型、思维定势、偏见，或者分析假设。

在这本书中，心理模型和思维定势这两个术语，在使用上基本可以相互替代，尽管有个微小的区别：心理模型可能会比思维定势更为成熟，并能够更清晰地表述出来。分析性假设，则是心理模型或者思维定势的一个部分。本书中讨论到的偏见，是大脑工作方式带来的结果，它独立于任何具体的心理模型或思维定势。

精神分析师在获得执业许可之前，自己必须作为客户接受精神分析，以使自己能够更好的意识到自身的人格如何与他们观察他人的过程交互影响，并决定他们观察他人的方式。精神分析的实践没有成功到让情报界和外交界必须去模仿其工作程序的程度，但这个类比，强调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分析师只有理解了自己，才能够理解其他人。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a）提升人们对于感知国外事件并做出分析判断时出现的普遍问题的自我认知；（b）为克服这些问题提供指导和练习机会。

目前，在这个方面的培训还不充分——也就是内部针对分析师自身思考过程的培训。分析师的培训，总体上是指组织程序方面的指导、方法论层面的技巧，或者具体的实务话题，我们需要对思考和分析的心理行为给予更多的培训时间。人们只是简单地假设，分析师自己知道怎样做分析，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这本书，就是为检验分析中涉及的思考和推理程序的培训工作提供支持的。

正如下一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思维定势和心理模型是无可避免的。本质上，它们是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关于一个主题全部信息的浓缩。问题在于，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如何确保自己的大脑始终保持对其他可能解释的开放性。

思维定势的缺点在于，它能够影响和控制我们的知觉，这种影响和控制力可以很大，甚至于，当某一事件发生未能预料的新的转折时，富有经验的专家，反而可能是最后才看清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员之一。当面对主要的典型的改变时，关于某一主题经验最丰富的专家，需要消除的认知内容也最多。例如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似乎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德国的一些专家们一直不愿接受东德与西德正在走向统一这一事实，直到职责更广泛、相对不那么专业的长官们加以提醒，他们才认识到那些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的重要性，以及东德与西德即将统一的事实。

思维定势的优点，则在于它们能够帮助分析师及时得出结论，并使他们能够在那些成为历史书中章节标题的分水岭事件之间，有效地工作并跟上节奏。

在上一代人中，很少有分析师，能够有意识地认识和反思他们进行分析的过程。当时公认的智慧的观点，是知识的“常识”理论——也就是说，为了准确地感知事件，只要睁大眼睛，观察事实，去除自己所有的预设和偏见，就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而今天，人们却更深刻地理解到，分析师在着手处理他们的任务时，并不能够使大脑保持空白。他们总是首先从一组假设开始自己的工作，这些假设，概括了他们所负责的领域里，事件通常发生的规律。虽然，这种改变后的观点逐渐成为常规智慧，但是，关于它对情报工作的意义，情报界才刚刚开始产生初步理解。

如果分析师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他们借以感知这些事件的思维定势或心理模型的重大影响，那么，通过更多的研究来探索和记录不同心理模型的影响，难道不应该吗？

即使在很多情况下，分析师拥有的信息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处理能力，但情报界对很多问题的反应，却仍然是收集更多的信息。分析师需要的是更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特别是了解内情的内部人士提供的可靠的人工情报，来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他们需要更准确的心理模型和更好的分析工具，来帮助他们整理、理解、最有效地利用手头拥有的模糊而自相矛盾的信息。

心理学研究还为分析师提供了更多的智慧，但这些智慧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畴。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师感知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分析师的工作常常在小组中进行，并总是在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背景下发生。在个人、小组和组织这三个层面的工作过程中，都存在着固有的问题。这本书，仅仅聚焦于分析师心理过程中固有的问题，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最为隐秘诡诈的问题。分析师能够在小组及组织层面的工作过程中观察并略微体会到这些问题，但要在自己大脑的运转过程中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即使可能，也非常困难。第2章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知觉过程将人们与他们的环境联系起来，它对我们准确地理解周围的世界至关重要。准确的信息分析显然需要准确的知觉，然而，对于人类知觉的科学研究表明，知觉过程布满了重重陷阱。而且通常来说，信息分析开展的环境恰恰也正是最难以准确感知的环境。本章将总体讨论知觉，然后运用这些知识来阐明信息分析中的一些困难。

人们倾向于认为知觉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刺激物冲击我们的感官，然后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尝到、触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采取客观态度，我们所记录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可以证明，知觉实际上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并不是记录现实，而是构建“现实”。知觉中不仅有感觉，还隐含了理解。这是一个推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基于五感所提供的信息，构建他们各自不同版本的现实。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分析师，他们感知到什么以及感知的难易，都受到过去经验、教育、文化价值观和角色要求以及他们的感受器官所记录的刺激本身的强烈影响。

很多实验都证明，一个观察者所获得的信息，强烈地依赖于他本人的假设和预设。例如下图：图1

当你看着图1时，你看到了什么？现在，请参考脚注的描述，看看它们实际上是什么。你对图1的知觉是正确的吗？如果你做对了，那么你要么有超常的观察力，要么运气很好，也可能在别处见过这幅图。这个简单的实验证明了关于知觉的最根本原理之一：

我们倾向于感知到我们预期感知的东西。

这条原理的一个推论是，比起识别预期之中的现象，在识别预期之外的现象时，我们需要更多的、模糊性更低的信息。

一项经典的实验用扑克证明了对知觉的预期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实验使用的一部分扑克进行了特殊处理，它们当中的“黑桃”是红色的，“红桃”则是黑色的。这些卡牌的照片在屏幕上短暂地闪现，毫不意外地，被试辨认正常卡牌比辨认异常卡牌的速度更快也更准确。在告知被试存在一些红色“黑桃”牌和黑色“红桃”牌之后，他们辨认异常卡牌的表现有所提高，但还是无法达到辨认正常卡牌的速度和准确度。

这个实验表明，预期模式能够深植于我们的知觉过程，以至于即使人们得到提醒、尝试将不符合事前预期的新信息纳入考虑时，这些原有的预期模式还是会继续影响知觉，努力尝试做到客观并不能保证准确的知觉。

实验中辨别扑克牌的被试所处的位置，与分析师或政府领导人在试着理解他们桌面上往来如流的文件时所处的位置是类似的。分析师在文件中实际上感知到了什么，以及被感知的信息将得到何种处理，至少都部分地受到分析师预期模式的影响。分析师不仅对红桃与黑桃的颜色有预期，他们对人类行为的动机和他国政府的流程都有一套假设和预期。与这些预期相符的事件，能够很容易地得到感知和处理，而与主导预期相悖的事件，则倾向于在感知过程中被忽略或歪曲。当然，这种歪曲是潜意识或前意识的过程，就像你很可能无意识地在观察图1时忽略了三角形里多余的词的那种方式一样。

人们感知他们预期感知的东西的这种倾向，比感知他们想要感知的任何倾向都要更加重要。事实上，可能没有一种思考倾向真正指向自主的思考。总的来说，人们常常引述的关于人试图感知自己想要感知的事情的证据，用预期的观点来解释也同样合理。

预期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过往经历、职业培训，以及文化和组织规范。所有这些影响因素，都使分析师预先倾向于对特定类型的信息格外关注，并用特定方式来组织和解读这些信息。知觉还受到它在何种情形下进行的影响，不同的情形激发不同的预期。当人们在夜晚的小巷中行走时，比起白天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要更加容易听到背后的脚步声，他们对脚步声赋予的含义也随着情形的不同而改变。类似地，一位军事情报分析师可能也更容易感知到潜在冲突的征兆。

预期模式在潜意识层面告诉分析师要寻找什么，什么重要，以及如何解读所见的信息。这些模式组成一个思维定势，后者令分析师倾向于以某些方式思考。思维定势就好像是一个屏幕或一副眼镜，人们透过它感知世界。

有一种趋向是将思维定势看成坏的东西，必须避免。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要有开放的思维，不受任何先入之见的影响，而只受到事实的影响！但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所谓“此情此境中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庞大的信息总体中经过深度筛选的子集，这个子集包含了一个人曾接触到的、被这个人当作事实而且认为与当前问题有相关性的信息。

实际上，思维定势既非好事也非坏事，它们无可避免。如果没有某种简化的先入之见来预测什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与什么相关，那么人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想象出来的方法，能够应对冲击他们感官的大量信息，也无法分析他们要分析的数量庞大、极端复杂的数据。“人们普遍相信开放的头脑表示空白的头脑，这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致命的缺陷。”分析师并不是通过避免先入之见来实现客观分析的——那将是无知或自我欺骗。达成客观性的真正方法，是将基本的假设和推理尽可能清晰地表述出来，这样，其他人和分析师本人才能够检验这些假设和推理是否可靠。

思维定势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

思维定势形成很快，改变却很难。

图2阐释了这一原理。

图中展现的是一个更长的图画系列中的一部分，在整个图画系列里，一张男性面孔以难以辨别的缓慢速度变成了一个女人。其中第一行最右边的图画在单独看时，被知觉认定为男人或女人的几率相等。若一张一张地给被试呈现这些图片，他们对在中间的这张图片的认知，会受到从图片系列的哪一端开始看图的影响。那些从明显是男性的图片开始看图的被试，倾向于在“客观观察者”（例如，一个只看过一张图片的观察者）辨识出女性形象之后还继续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男人。类似地，从显然是女性的那一端开始看图的被试，则倾向于持续看到女人的形象。一旦观察者脑中形成了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一旦观察者就正在观察的现象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或者预期——它就为此后对这个现象的知觉确立了一个基调。图2 印象难以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另一个普遍的知觉原理：

新的信息会被已有的图像同化。

这个原理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会忽视逐渐发生的演变，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对一个话题或国家进行了10年研究的富有经验的情报分析师所忽视的深刻见解，却能由刚刚被指派到这个领域的新手准确地提出来——新鲜的视角有时非常有用。过去的经验对于分析来说既可能是帮助，又可能是阻碍。“信息越模糊，行为人对自己脑中形象的可靠性就越有信心，他也越忠于已经形成的观点”，将新数据资料同化纳入事先已有的图像的倾向就越严重。

图3中的绘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亲身检验已形成的印象是多么难以改变。请看图3。图3 从不同视角看待相同信息非常困难

你看到了什么——一位老妇人还是一位年轻女士？现在再看一次，看看你是否能够从视觉和心理上重新组织图像信息，以形成一个不同的形象——若你最初的知觉是一位老妇人，就尝试看到一位年轻女士；若你最初的知觉是一位年轻女士，则尝试看到一位老妇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参考脚注中提供的线索，以帮助你识别出另一个形象。这个练习再一次阐释了思维定势形成很快，却难以改变这个原理。

当你能够从两种角度看图3之后，试着在两种角度之间相互切换，你是否注意到刚开始时这种切换比较困难？将一套熟悉的数据资料在视觉上或心理上重新组合并从新的角度感知，是一种更加困难的技能，然而这正是分析师必须不断进行的工作。为了理解国际互动，分析师必须要站在对抗中每一方的立场上，以他们的角度分别理解形势。分析师在试图透彻地理解每一方如何解读不断发展的互动时，还要不断地在不同的视角之间来回切换。有时候，分析师在感知美国对某些事件的影响时，还要努力做到同时感受美国的对手对于同样的国际事件的理解，这就好像要在图3中同时看到老妇人和年轻女士一样困难。一旦人们以一种方式感知事件，对于其他视角就天然地产生了抗拒。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观点，阐述了不良状况下的知觉所具有的影响。这一基本原理是：

如果最初接触到的刺激是模糊或有歧义的，它就会干扰准确的知觉。即便此后得到了更多也更好的信息，干扰也不会被排除。

一项实验证明了这种效应。实验者把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投影到一个屏幕上，例如站在草丛里的狗、消防栓，或者四叶苜蓿状的立体道路交叉点鸟瞰图。最开始的投影具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随后图像逐渐缓慢地聚焦，以观察被试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正确地辨认它们。

这项实验表明了两件事。其一，比起起初见到的图像不那么模糊的被试来说，起初见到的图像失焦最严重的被试，在图像逐渐变清晰的过程中辨别事物的困难更大。换句话说，初始的模糊程度越高，人们辨认事物时要求的清晰度就越高。其二，人们观看模糊图像的时间越久，他们能辨认事物时要求的清晰度也越高。

在这项实验中发生的事，很可能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情况。虽然接收到的刺激是模糊的，人们还是对他们看到了什么做出了试探性的假说。他们接触模糊图像的时间越久，对这种可能有错误的初始印象就越有信心，于是这种初始印象对后来的知觉的影响也就越大。在一段时间里，虽然图像逐渐变得清晰，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新的信息被同化纳入之前的图像中，一直到新信息带来的矛盾明显到迫使我们必须意识到其存在之前，初始的解读都一直能够继续保持。

早期的错误印象有保持不变的倾向，这是因为推翻假说所需要的信息数量远远大于建立初始解读所需要的信息数量。问题并不在于理解新知觉或新想法有什么固有的困难，而在于已建立起来的知觉非常难以改变。人们根据很少的信息就能建立印象，而一旦印象形成，除非获得非常确凿的证据，他们就不再去否定或者改变它。为了限制这种倾向的负面影响，分析师可以试着在获取新信息的过程之中，尽可能长久地推迟判断。

对于信息分析的意义

理解知觉的本质对于理解信息分析的本质与局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最难进行准确知觉的环境，恰恰也就是信息分析通常进行的环境——分析师身负尽快做出判断的压力，一点一点地处理新增信息，在这种信息的基础上处理非常含糊不清的形势，这根本就是一份形成不准确知觉的配方清单。

信息工作追求的是阐明未知。几乎可以说，信息分析从定义上讲就是要处理高度模糊的情境。正如前面提到的，外界刺激越模糊，期望和预先存在的印象对于感知这一刺激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即使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追求客观性，分析师本人的先入之见还是很可能对他的分析产品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比起分析师在其他领域工作、处理不那么模糊也不那么自相矛盾的信息时，影响要更大。

不仅如此，分析师是最早接触新问题的人之一，此时问题仅发展到早期阶段，相关的证据也实在是非常含混。接着，分析师跟进这个问题，逐渐接收到更多的证据，所见的图景也逐渐清晰——这就像证明了最初接触的模糊刺激，即便在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之后，也会干扰准确知觉的那个实验中被试遭遇的情形一样。如果这个实验的结果能够推广到分析师身上，那么这个实验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分析师从较早也较不清晰的阶段开始观察一个存在潜在问题的情境，而其他人，比如政策制定者，首次接触这个情境时很可能已经到了有更多更好信息的较晚的阶段了，所以相比之下，分析师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一点一点地逐渐接收信息，使得分析师更容易将新的信息同化纳入已有的观点之中，可能没有一条信息足以独力促使分析师改变之前的观点。很多条信息累计包含的总的信息可能是明显的，但当分析师分别审视它们时，核心信息就被弱化了。情报界在对其自身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前表现的回顾中写道：

逐步增加的分析——特别是当它应用在当前的情报过程中时——所具有的问题，在交战发生之前也出现了。根据分析师们自己的叙述，他们经常根据当天收集到的信息开展工作，匆匆忙忙地将其与前一天收到的材料相比较。接着，他们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得到分析产出，这些产出，可能反映了知觉方面的直觉，但并不是对整合之后得到的一批累计证据整体进行系统化思考之后的结果。

最后，分析师所在的工作环境还对他们施加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过早完成”的压力。客户对解读性分析的要求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三天最为强烈，信息系统要求分析师给出几乎实时的判断，此时尚且无法获得足够的可靠信息，或者无法获取好的观点产生所需要的广泛的背景信息，缺少了这些信息，就不太可能做出证据充分的判断。所以，分析师只能依据自己关于某个给定社会中事件通常如何与为何发生的先入之见，做出判断。

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更多信息流入，重新看待所有证据时可能会得出一个不同的解释。然而，知觉方面的实验表明，早先的判断对将来的知觉形成有不利的影响。一旦一名观察者认为他知道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这种知觉就会倾向于拒绝变化。逐步获得的新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嵌入分析师先前的印象之中。同时，组织层面对于前后一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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