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匡存玖,郭芳丽,向丹,何飞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文艺基本问题的符号学阐释试读：
导言 话语共同体的建构与学科的形成
话语是人类使用的最大符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的说话做事中，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探索中，也存在于我们的书籍刊物中。话语离不了人类，人类离不开话语。
一、符号学视野下当代学科的本质：话语共同体“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将知识体系中具有内在联系和相同表现形式与运动规律的各个集合化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从符号学角度看，学科都是由话语建构而成的，而这些知识体系就是话语与话语共同体的集合。“最近二十多年，话语已经被泛化到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和人文学科，几乎所有的被语言所表达的都可以被指称为‘话语’，日常话语、政治话语、文化话语、经济话语等等，就连学术也被赋予了话语形态，比如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后现代话语等。”比如，哲学被看成一套有关理性逻辑话语的集合，数学被看作是一套符号公式话语的集合，物理学被看作是一套物质世界话语的集合，而文艺学则被看成是一套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的集合。这种观点，读者初次看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却涉及符号学最根本的理念。这构成了我们后面讨论文艺学若干问题的理论基础。
从学科发展史看，任何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称之为学科的东西虽然是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一门学科话语，或者准确地说，一种学术话语，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的言行、思想、探索、发现、发明、创造等，用话语的形式记录下来，丰富和发展着学科话语。进一步说，学科实质是关于人类以往知识经验的集合。历史上，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话语；有不同的知识门类，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学科作为一种话语的集合，是一种客观实在，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回避。符号学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学科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的建构和集合，这对于破除学科发展的神秘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下面以物理学科为例，初步探讨一下作为一种话语的物理学科的形成过程。物理话语建立在研究者对物理事实现象仔细观察的基础之上。可以设想一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时的情形：一次偶然，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现象，却引起他的深入观察及思考。在认真观察这种物理现象的基础上，牛顿在脑海里不断地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掉落下来？与哪些物理因素有关啊？掉落下来有什么规律可言呢？当然，他还会在思考中出现其他话语。总之，牛顿在观察思考苹果落地的过程中，头脑中产生了大量的话语。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在日常工作、科学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同样的状态。这至少说明一个道理：观察和思考离不开话语。在观察和思考中，牛顿引入了话语，同时也开始了他艰苦卓绝的研究过程。
研究是话语大量产生的过程。学科就是在持续不断与反复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研究过程中，牛顿经过大量思考与话语上的追问寻找答案，探索原因与奥秘。无数话语经过大脑的加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就构成了一种线性的话语链。线性特征是言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口头话语用文字写下来，就构成了书面话语。书面语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学术话语的形成，人类一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思想通过书面语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成为人类学术话语的源头。有的话语链太长、太复杂，就需要用更精练的方式来表现，于是出现了规律、定律，如万有引力定律；有的还是不便于记忆和运用，于是再作简化、抽象，常见的是用公式表示，实际上也成为话语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如万有引力定律公式。再比如，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一种在当时仅有3位物理学家才能看懂的理论，仍然采用的是语言、公式等进行推导，仍然体现为一种符号化、抽象化的过程。当代量子力学、天文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不管如何专业，如何抽象，如何让一般人难以理解，仍然是一套套话语的集合。物理就是在这种话语形成过程中实现了其学科的建构。当然，物理学科是无数的话语和话语共同体的集合，翻开任何一本物理学著作，其中有诸多像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一样的内容，物理学是由无数话语、话语链、公式、定律、规律组合建构而成的，在符号学意义上，这些都是话语与话语共同体的建构。
对学科而言，研究是一种话语大量产生的过程，教学、学习与阅读也是一种话语生产和建构的过程。比如，在教学中，围绕如何教授万有引力定律，教师在课堂上会产生大量思考和话语。比如，如何才能把万有引力定律学好？学好它的意义和目的何在？万有引力定律有哪些内容？如何用万有引力定律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教学中肯定会有这样的追问与回答，就会形成一系列的教学话语链，是学科中的理论话语与教学话语的有机结合。在学习、阅读中，也会产生如下一些话语：万有引力定律值得学习吗？有哪些内容？如何才能学好？牛顿是如何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这种思考与追问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也是一套理论话语与学习话语的结合。围绕万有引力定律，在研究、教学、阅读、思考等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话语。人们利用以往的知识、经验，对万有引力定律作进一步的论证、阐释和说明，每一次教学、学习、阅读都是一种再观察、再思考、再研究的过程，都是话语不断产生的过程。话语的再生产、再建构是一种不断重复生产、不断前进的过程。同一个人针对同一个论题，在研究、教学和学习中，产生的话语都各不相同。比如三角形内角和定律，要证明“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如拼内角和内错角定律、延长虚线等。话语在产生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却对话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话语无头绪地凑在一起，但却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如对万有引力定律的研究、教学、学习，都是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话语集合。
学科是话语与话语共同体的集合，不是单个话语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无数话语与话语共同体的建构参与。总体而言，学科话语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建构：第一层是单元学术话语，即研究、学习、教学和著作的字、词、句、一段话，学术术语、概念、公式、定律等，如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自然界中任何两个物体都是相互吸引的，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又如哲学的“主体性”“绝对理念”概念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话语单位整体出现的，称为单位学术话语。第二层是学术话语的共同体。由单元学术话语和与之相关的话语构建而成。如关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系列研究论述等，包括牛顿本人的研究、后人的研究，甚至后人的研究的研究等，都是以万有引力定律研究为中心形成的话语共同体的集合。第三层是学科话语。学科话语的建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以单元学术话语为中心，建构不同的学术话语共同体，相关的学术话语共同体又编织成更大的学术话语共同体；无数学术话语共同体又推动学科、学科门类的建构，比如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作为一门学科话语，又参与语言学这一更大学科话语的建构，形成更大规模的学科知识话语体系。
二、符号学视野下当代学科的发展：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变
学科话语走过了一个从学术话语到学科话语的历史演变过程，走过了一个由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逐步转变的过程，越发呈现出强烈的公共性与社会性。这是当代学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
个体话语建立在个人研究、阅读和学习的基础之上，最大的特点是对问题的一种理性的区分意识。这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区分旨在寻找问题、现象的差异性，如此物与彼物，此现象与彼现象，此问题与彼问题，进行原因、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差异化考察等。一般人在日常话语中经常表现出一种整体、感性、直观的思维模式，而科学研究则体现为一种理性的、分析性的、差异化的思维模式。研究者与普通人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是否具有这种自觉区分意识。这种区分意识可以通过后天学习逐渐养成。牛顿之所以从平凡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所以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识，就是一种自觉区分意识的呈现。区分意识推动了学术话语的生成。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从最初的观察、思考，到后来归纳成定律，这些都是牛顿个体研究行为的表现，呈现出一种个体话语的特征。
从上文看，学术话语看似是研究者的个体行为，却不是凭空而来的。许多话语的生成都是建立在研究者以往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人首先是社会的人，研究者亦是如此。即使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家，他们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极具原创性，如果他们没有一种对以往知识的学习了解，没有对所处特定时代研究状况的了解，没有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那么就无法创作出属于那个时代需要的学科话语。所以，一位研究者还必须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时代的需要进行了解。同时，学术话语的产生也不只是一个研究者的作用，同时代、同地区或许有许多潜在的人参与其中。学术话语的产生看似是个体行为，却有许多人参与其中。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两人独立研究，都是微积分发现者。而在教学、学习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对话、交流问答等，与日常话语有诸多类似的地方，也呈现出一种社会性、集体性的交流性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交流、跨学科交流日益频繁，这种从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变在当代更为明显。当代学科话语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整合态势，也体现在研究队伍、学术活动、学术组织等方面”。特别是在机械复制、数码复制的当代，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学术话语被写成论文、专著、教材等形式，通过专门的杂志、出版社刊发出版，广泛传播，甚至通过互联网、网络空间、论坛等多种方式传播，对此，当代任何一位学者要想像古代人一样，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搞研究，自说自话，完全不理会其他学者的研究、其他学科的发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时代的发展也为学术话语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辩论、论证、交流、传播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公共学术话语的生成，促进了学术话语和学科的蓬勃发展。当代学术话语在交流传播中体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社会性、公共性，也为从符号学角度研究当代学科话语的形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背景。
学术话语的历史性与其社会性密切相连。作为共时交流上的一种社会性，学术话语的历史性比较容易发现，而从历时角度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却不容易被发现。作为一种理论的、专业的学术话语，历史性的交流是客观存在的。学科话语的生产需要建立在对以往知识、经验的学习基础之上，要了解以往的研究成果、研究现状，就一定要有一种历史与文化因素积淀其中。比如，常见的数学公式、定律、规则的使用，先贤总结出来的知识、经验等，都包含一种习惯性的历史文化因素，也就有一种纵向的历史性交流。所以，作为一种符号，与日常话语、体态语言、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相比，历史的传承性无疑是学术话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无论是学术研究、交流、教学、阅读，都需要学者、读者、教学者等，利用以往的人生经验、知识经验参与阅读，才能顺利理解。这种历史性的交流特征就是这样被植入其中的。历史性在学科话语中的呈现有程度上的明显不同，比如文科与工科，前者历史性程度要强一些；而在学科内部，如历史、文艺、文学、新闻，历史学的历史性程度相对更强一些；在学术话语共同体中，如文艺学中的接受美学与形式主义，接受美学采取历史动态的角度进行研究，其历史性自然要强得多；在单元学术话语中，比如介绍作者生平、故事、历史沿革等，历史性也要强得多。
三、符号学视野下当代学科的特征：一套体制化、实体化的话语
当代学术话语逐渐走向了一套体制化、实体化的建构。体制的建构使得学术话语的生产、传播、接受等环节更加明显，越来越彰显出符号交流传播的特征。学科的英语单词discipline，在英语中既有学科、学科领域之意，也有规范约束的意思。旷新年认为，学科是知识与权力结合的制度和体制。现代学术体制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学科建设与权力、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代学科话语接受政府或权威机构的指导，在话语生产、传播、接受环节都体现为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过程与行为。从生产环节看，它有专门的话语生产机构，如大学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创新机构等，也有专门的话语生产个体及团队，如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研究团队等。在组织形式上，国家出于对学科发展与研究的需要，从课题项目立项、设计、研究、评估、结项等方面，都有专门的机构或组织负责，越来越体现出一种体制和权力结合的特征。即使研究者出于个人兴趣，也无法离开这种体制的规范。比如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出版社出版图书，在思想内容、话语表达、注释、参考文献等方面，也必须要符合学术规范。另外，从传播角度看，传播载体更加丰富，除学术专著、论文、教材等，还有论文集、报纸文章、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报告、专利等形式；传播平台与方式也更加多样，如学术交流会议、教学、讲座、出版社、杂志社、报社、互联网平台等，这些加速了学科话语在公共领域的传播。从接受角度看，接受者范围较广，既有专业领域的研究者、阅读者，也有兴趣爱好者；既有国家学科体制建设的需要，也有事业企业团队创新发展的需要。从现代学科话语建构看，这三个环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当代学科话语在不断地生产、传播、接受、循环、交流中向前推进。
这套体制化的话语形式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烈的组织性、社会性和公共性。当代学科话语从个体话语上升为一种公共话语，从公共话语又上升为一种体制性话语，政府以宏观方式介入其中，加以引导和推动，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性、组织性和公共性。二是分工的专业化和研究的精密化。在政治体制的介入下，生产、传播、接受三个环节既分工又合作，呈现出专业化、精密化的特征。生产环节既有专业的学术机构，也有属于专业学术机构之下的编制内研究人员；传播环节既有专业的传播机构，也有一套套严格的规范章程来规范整个传播过程，如国家对出版物的规定、研究课题的申报程序、论文的撰写要求、论文的成果目标等；接受环节也有专门的读者群，如国家、企业、研究机构、民间团体等，作为受众参与这套体制话语的建构。学科话语的体制化进程还在不断加快，学科精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社会、人文等各类学科的分化更加频繁。各国对学科的分类各不相同，就中国而言，据统计，中国现有五大学科门类，下设62个一级学科，573个二级学科，近6000个三级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为3000多门，交叉学科总量有2600余门。近年来，边缘学科还在不断出现。三是学科话语的市场化、资本化发展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资本化、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学科话语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环节作为一种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生产、传播和接受的速度越来越快，符号化传播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综上，学科是一套话语与话语共同体的集合。研究、教学、学习与阅读产生出大量学术话语，学术话语和学术话语共同体的系统组合，建构了学科与学科门类。当代学科话语走过了一条从学术话语到学科话语、从个体话语到公共话语、从普通话语到体制话语的演进过程，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公共性、实体性、专业性、传播性特点，为从符号学角度审视当代学科发展提供了研究的基础与可能。第一章符号学视野下的文艺学科本质第一节文艺学——话语共同体的建构
作为一门学科，文艺学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前文提到，一切学科都是话语与话语共同体的集合，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文艺学不外乎也是一套话语与话语的共同体。但是，毕竟话语与话语之间千差万别，所以，更为具体地说，文艺学是一套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性话语体系。对此，陈汝东早在2008年就指出，“文学本身是以话语为表现形态的，所有的文学研究都难以摆脱话语范畴”“文章学、写作学也都可以纳入话语研究的范畴”。在文艺话语研究中，近年来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命题的专著和论文，比如周宁的《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1993）、曹卫东的《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2001）、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2005）、杨安翔的《现代散文话语形态与审美》（2006）、曹顺庆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1）、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1994）、胡学常的《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2000）等。
文艺学科话语是一套系统的学术话语建构，包括三大学术话语共同体：“狭义的文艺学是指文学理论，而广义的文艺学定义是：文艺学，一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艺学科是三门子学科话语共同体的集合。文学理论是一套关于文学理论形态的话语共同体，涵盖文学的本质、存在方式、类型体裁、创作接受等方面的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抽象性、概念性。文学批评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流派进行研究的话语共同体，是利用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和应用，体现出鲜明的目的性、倾向性、价值判断等。文艺史是从历史角度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进行研究的话语共同体，涵盖文学历史沿革、文学规律等方面的研究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其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建立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基础之上，文学理论为文学批评提供理论分析上的借鉴指导，文学批评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经验和研究方面的素材，而文学史则对两者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提供历时研究上的参考。此外，从文艺学科的话语构成看，还可分为三大层级体系，最底层是单个的文艺话题，如期待视野、审美、张力等，其次是由若干相关的单个文艺话题组建的文艺话语共同体，如关于期待视野的话语共同体，包括期待视野的定义、理论内容、现象描述、研究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作者、研究拓展等。最后，无数的文艺话题建构了文艺话语共同体，无数的文艺话语共同体又建构了文艺理论，如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等，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文艺学科正是在这种层次构造过程中一层一层组织建构起来的。
艾布拉姆斯认为，历史上各种文艺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如何分析“世界、作者、作品、读者”这四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各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表现在“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上，呈现出演变的趋势。对此，可从这方面将自古至今出现过的文艺话语梳理为以下四类：一是以现实为核心的“再现论”话语共同体，其话语关联模式为“作者＞作品＞现实世界”。二是以心灵为核心的“表现论”话语共同体，其话语关联模式为“作者＞作品＞心灵”。三是以“作品”为核心的“本体论”话语共同体，其话语关联模式为“作品”。四是以读者为核心的“接受论”话语共同体，其话语关联模式为“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一、“再现论”系列话语共同体
从古至今，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这种关于文艺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话语大量存在。我们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三种关联话语。首先是文艺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话语。比较有代表性的话语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达·芬奇的“镜子说”、现实主义的“反映说”等，这类话语的主要特征是以模仿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承续关系的话语共同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文艺作品看作是对理念世界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开启了唯心主义的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立足于朴素唯物主义，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月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模仿”，把文学看作是对真实世界的模仿，开启了唯物主义模仿说。文艺复兴以来，古希腊模仿说在文学家、艺术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达·芬奇的“镜子说”把文艺当作是映射自然现实的一面镜子，与左拉的实验主义、自然主义文论要求以实验的态度来反映客观现实有些类似，与古希腊模仿说相比显得有些绝对，反映了自然科学对文艺发展的重要影响。18、19世纪以来，西方现实主义揭开了继承古希腊模仿说“本真”的一面，主张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要求作家通过创作透视隐藏的社会生活本质，强调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能动反映和再现。这些以文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艺话语，涉及看待文学问题的本质，以其继承关系建构了一种以模仿说为核心的文艺话语共同体。
其次是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联话语也经常被提起。我国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献诗讽谏”说、“观诗知政”说、孔子的“诗教”说、孟子的“与民同乐”说，后来还出现了《毛诗序》中所说的“讽谏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等。《国语·晋语六》记载的“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提出了著名的“献诗讽谏”说、“观诗知政”说。顺着这条路线，孔子又提出了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艺观，注重诗歌在政治外交中的作用，以及诗歌和音乐对社会政治的教化作用。《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孟子则在孔子“仁政”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入手阐述其民本思想。西方也有大量关于文艺与政治方面的话语，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原则、现实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古希腊的柏拉图从理想国角度出发，提出文艺要服从于城邦政治的需要，充分发挥其有益和规范的社会作用。亚里士多德从适度的道德原则出发，提出艺术要充分发挥教育、娱乐、操修心灵等方面的作用，“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8世纪俄国的杜勃罗留波夫把民族性、人民性引入文学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物化、异化”“文化领导权”等引入文艺研究之中，使文艺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现代时期，“全球化”“第三世界经济”“文明冲突”“贫富分化”“性别歧视”“后殖民主义”等，越来越成为文艺研究的焦点，文艺与政治、权力、体制等结合在一起，成为文艺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再次是文艺与哲学、美学之间的系列关联话语。哲学、美学与文艺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十分密切，历史上的许多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美学家、文艺学家，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德罗、康德、黑格尔、卢卡奇、哈贝马斯等人。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人，分别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美学现象进行了解释。文艺复兴以来，狄德罗从其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出发，提出了“美在于关系”的理念，把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探讨了审美普遍性、判断力等问题，至今在欧洲美学、文艺学话语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黑格尔关于“美的艺术哲学”的探讨，运用辩证法研究美学，是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另一座高峰。而在当代，哲学、美学、文艺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文艺美学等学科，诸多文艺理论都从哲学高度来审视文艺问题，产生了大量关于文艺与哲学、美学方面的关联话语。二、“表现论”系列话语共同体
这种文艺话语偏重于从作者内心入手探讨文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与“表现论”本体相关的话语。中国古代主要有“诗言志”“诗缘情”两大传统话语系列。《尚书·尧典》记载：“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首次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汉代文论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出“温柔敦厚”“美刺说”等观点。与此同时，《毛诗序》还看到了情感在诗中的作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随着西晋自觉创作时代的到来，文人个人的情感得到了自由抒发。在这种历史语境下，陆机提出“诗缘情”的美学思想，在文艺创作上掀起了一股清风。稍晚的钟嵘、刘勰，分别在《诗品》和《文心雕龙》中提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情者，文之经也”，把“情”提到更高的地步，为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在西方，情感自文艺复兴以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康德、托尔斯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创作流派或文学批评流派，都非常重视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托尔斯泰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甚至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情感，在《艺术论》中认为“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19世纪的浪漫主义把情感归结为创作思维的唯一动力。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则进一步强调通过现实扭曲和抽象化来表现直觉与内心的情感，二者在文艺与情感问题上把情感强调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产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文艺话语。
其次是“表现论”创作方式关联话语。中国古代形成了“凝思”“应感之会”“神思”“兴会”“妙悟”等与“表现论”创作方式相关联的话语。陆机《文赋》描述了作家凝思创作的过程：“伫中区以玄览”“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此外，陆机还看到了“灵感”的作用：“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进一步探讨了创作思维与灵感的问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南宋严羽引禅入诗，认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之说影响深远。西方同样产生了大量像“灵感说”“迷狂说”“天才说”“酒神精神”“激情理论”“无意识”“白日梦”等“表现论”的话语。柏拉图的“灵感说”认为，诗人写作不是靠知识智慧，而是神助与天赋。康德提出“天才说”，认为“美的艺术必然作为天才的艺术来考察”，天才被作为创作的心灵禀赋对待。尼采的“酒神精神”强调一种酒神般的梦境与神秘的忘我之境，对后世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是与创作状态相关的话语。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是老子、庄子及其后学者的“虚静”系列话语。《老子·十六》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在创作上要求“涤除玄览”，排除一切主客观干扰，忘掉一切，顺应自然，达到与万物同一的状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艺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则进一步提出“虚静”“物化”等主张，以及“心斋”和“坐忘”两种方式，要求“无知无欲”“绝圣弃智”，达到一种“天籁”“大明”的境界。中国古代甚至现当代仍受到这些传统话语的影响。道家讲虚静，儒家也谈过虚静。《荀子·解蔽》云：“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这里强调的是认知上的一种静的状态。道、儒两家在虚静问题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家主张贴近自然，逍遥无为，在观察万物中保持一种虚静状态，似乎更贴近用一种恬静的心理来审美；儒家主张内省观照，积极入世，探索新知，在学习上保持一种宁静，似乎仅侧重于静的一种认知态度。这两种对“静”的探讨，在刘勰那里得到了高度融合，《文心雕龙·神思》中的“陶均文思，贵在虚静”明确提出在构思、创作中要保持一种静的状态，“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宁静专一，除去杂念与主观偏见。三、“本体论”系列话语共同体
作品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很早就有作品方面的话语研究。首先是在文体上有大量的话语讨论。中国古代，商周时就有“誓”“诰”“命”等文体出现，春秋卫国卜商在《诗序》中有初步的研究与探讨。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诗赋欲丽”的审美标准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文体界限。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第一部按文体区分的文学总集，其在序文中专题探讨了文体流变，第一次将辞、赋分开，于诗赋外另立骚类，影响甚巨。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又专列文体论，对“有韵之文”中的诗、乐府、赋，以及“无韵之笔”中的史传、书记等进行了专门论述。唐宋以降，文体话语研究更加繁盛，如宋初李昉的《文苑英华》和南宋吕祖谦的《宋文鉴》、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都对文体进行了深入探讨。西方文体话语出现得也很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系统探讨了悲剧、喜剧、史诗等文体。古罗马的德米特里厄斯还撰写了《论文体》一书，集中探讨了文体问题。20世纪初以来，法国文体学家巴利（Bally）创立文体学，立足于语言学研究，推动文体研究更加深入。
其次是与作品风格关联的话语讨论。中国古代出现了文质论、气神论、虚实论、雅俗论、意境论、韵味说等诸多话语讨论。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出了文质论：“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强调文质并茂，才能称得上是好文章。后来扬雄、刘勰、王夫之、方苞继续发展文质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老庄“气神论”引入风格论，对当时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品评，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将风格分为八种，初步建构了一套风格论体系话语，而钟嵘《诗品》则探讨了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后世还出现了“意境”“韵味”等与风格相关的文艺话语，融合儒释道，为中国诗歌风格鉴赏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西方的作品风格出现得也很早，古希腊文中就曾出现“风格”一词。18世纪法国的布封写作了《论风格》，并提出“风格即人”的名言。黑格尔持同样的观点：“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
再次是与文学语言相关的话语讨论。中国古代的代表话语理论有“言意论”。《易传·系辞上》就已提出“言象意”“言尽意”的思想：“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庄子》的《天道》《外物》进一步阐释了“言不尽意”的思想，并认为“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深化了语言与思维间的话语讨论。魏晋南北朝时的言语之辩更甚，分成了以荀粲、欧阳建、王弼为代表的三大派别，对后世影响甚大。在语言修辞上，中国古代也早有涉及，如《毛诗序》《文心雕龙》《诗品》对赋比兴作过专门的讨论。严羽的《沧浪诗话》专列《诗法》一节讨论修辞手段。同时，随着古音韵、训诂学的兴起，文学话语呈现出更加自觉的状态，“四声、八病”、唐宋“格律诗”的出现，说明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辟专章探讨了文学语言的问题。在《修辞学》一书中，亚氏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艺术，促使西方诗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与修辞学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出现了许多流派，如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一直到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对文本语言、风格、修辞等各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含混、多义、张力”“能指、所指”“文学性与陌生化”等大量亮点文艺话语，一度主导了西方文论研究的发展格局。四、“接受论”系列话语共同体
对于“接受论”文艺话语，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零星讨论，如诸子百家的论道辩名、两汉诸儒的宗经正纬、魏晋名士的谈玄辩理、隋唐高僧的译经讲义，许多方面都蕴含了阐释、理解方面的思想。比如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要求读者在理解作品时，如果想要了解得更加深入，就需进一步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品德、遭遇等。孔子《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指出了诗歌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四种作用。唐宋以来的谈禅说诗，讲究诗中的悟道参禅，意境升华，对后世诗歌鉴赏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清时期才子们的批诗评文，清代学者们的探微索隐，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文学阅读接受的方法。而在西方，狄尔泰曾指出，文字的理解和诠释是最基本的阐释活动。施莱尔马赫把阐释学的工作归结为复制作者的“本来创作之时”，认为“作品意义”就是“作者的愿意”。但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接受话语讨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的提出，读者被放在了文学活动中的首要地位来考察，使接受话语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英伽登从读者的角度提出了“未确定点”“空白”“图式化理论”；姚斯和伊瑟尔两位接受美学的双子星座分别创新性地提出了期待视野、文本召唤结构等理论，使当代文艺话语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斯坦利·费希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继续把读者视为能积极、能动地参与阅读的主体，甚至参与文学本身意义的创造，在接受话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综上，我们认为，文艺学科话语是一套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性话语体系，是三层话语的体系建构，第一层是单个的文艺话题，第二层是由若干相关的单个文艺话题组建的文艺话语共同体，第三层是由无数的文艺话语共同体建构的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科话语。根据艾布拉姆斯“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要素框架，笔者将整个文艺学科话语分为四类，即以现实为核心的“再现论”话语共同体，以心灵为核心的“表现论”话语共同体，以“作品”为核心的“本体论”话语共同体和以读者为核心的“接受论”话语共同体，其话语关联模式为“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第二节符号学视野下的文艺学科话语概况
学术话语和学科话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学术话语指向一种自由自在的研究话语，而学科话语则指向一种体制、传播、交流的研究话语。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没有学术话语，学科话语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学科话语，学术话语也无法成为一门学科体系。从古至今，文艺话题、文艺话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学术话语的创造者；而学科话语越来越成为专业机构统摄下的一种体制化、专业化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学科话语日益走向了一条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的发展之路。一、文艺学科话语的演进：从个体话语到学科话语
文艺学科话语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个人抒写到团队抒写，从私人话语到公共话语，从民间传播到官方承认的一种体制化，甚至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历程。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文艺话语萌芽阶段。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了口头、零散的文艺话语。这些文艺话语大体为个人有感而发，有时只是纯粹表达个人看法，与他人交换意见，只言片语地记载于典籍之中，类似于日常口头话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诗听乐时，发表了一些“观诗知政”的评论，如他认为，《周南》《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小雅》“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郑》“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这些季札口头说出的话语实际上已体现出当时一种较高的文艺鉴赏水平。在西方，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就提出了一些文艺方面的主张和看法。如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是对体现数之和谐的“天体音乐”的模仿，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就是模仿自然，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是模仿禽兽的行为。这些观点大多是当时对艺术的一种原始猜测，体现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次是文艺话语的活跃兴盛阶段。这个时期，文艺话语有了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出现了一些系统的理论主张。文艺话语逐渐从口头走向书面，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业余走向专业，从民间走向社会，有时也呈现出团队流派的萌芽。《论语》是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的一本先秦著作，孔子在其中提出了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艺观，对文艺与道德、文艺与政治外交、文学批评标准、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内容形式都作出了诸多的论述。尽管话语仍以语录形式为主，很多还是随感而发，论述也略显零乱，但随着同时代及后世学人的阐发，《话语》在文艺话语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各种学说精彩纷呈，频繁涌现，比如老子、庄子就提出了“大音希声”“虚静”的道家文艺观，从哲学角度建构文艺理论，同样为后世文艺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此外，还有孟子、荀子、墨子等人的主张也对当时的文艺研究产生了影响。这个时期，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文艺从个人逐渐走向社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成为时代的关注点。先秦甚至出现了学派、团队研究文艺话语的萌芽。学派内部的交流明显增加，不同学派的交流也在增加。比如孔子与弟子间的问答交流，后世扬雄、司马迁、班固、郑玄、王充、曹丕、曹植、三陆等参与的文艺讨论，以及《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对一些重要文艺观点的系统论述等。这些讨论都进一步把文艺话语推向了社会。特别是齐梁刘勰写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第一部“体大虑周”的著作——《文心雕龙》，具体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文学本体论，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为文体论，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为文学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为文学史论及批评鉴赏论。通观《文心雕龙》的创作历程，文学活动在当时受到空前关注，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文学创作及探讨为荣。这种历史语境为刘勰探讨文学理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交流语境。同时，刘勰通晓儒释道三家，受哲学、佛经因明学影响至深，《文心雕龙》能成为一部逻辑严密、体系严谨的著作，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作为一本集大成的著作，刘勰广泛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次在书中强调原道、征圣、宗经，追求“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基于前人研究而不拘泥于前人囿见，在体例、文体、修辞、言语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使中国文艺话语研究达到了一种个人学术话语研究的顶点和辉煌。此外，汉魏六朝以来，文艺活动有时甚至上升为一种官方活动，国家置五经博士，设翰林院，科举考试开考格律诗、理学文章、八股文等。但总的来说，文艺话语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长期以来作为经学附庸存在，且由于时代所限，文艺活动尚未走出一条学科化、体制化的道路。
在西方，文艺活动同样很早就开始活跃兴盛。古希腊的柏拉图也同中国古代的孔子一样，以语录体的形式在《理想国》中深入探讨了文艺的本质、道德作用、社会作用等方面的问题。此外，他还与孔子一样，创办学院，与学生一起，经常就哲学、文艺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但孔子与柏拉图不同，孔子立足于朴素唯物主义探讨文艺的本质与功能，而柏拉图立足于客观唯心主义探讨文艺的本质与功能。稍后的亚里士多德，在继承与辩驳柏拉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诗学话语理论的建构。在《诗学》中，他不但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及意义，而且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悲剧理论及规则。作为一名集大成者，他的学术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学、美学、修辞学、哲学、逻辑学、物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而且他还是古希腊第一个运用科学观点审视文艺问题的人，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古希腊文艺话语在专业性、知识性、系统性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并呈现出一种逐渐走向社会、走向团队的趋势，为后来的文艺研究开启了良好的开端，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仍不足以成为一套体制化、实体化的话语形式。
再次是文艺话语的体制化建构阶段。这个时期，文艺话语的社会化、公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逐步转化为一套体制化、实体化的建构。西方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等待，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文艺话语再次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活跃时期。文艺话语的生成环境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西方科研的主战场逐渐由私人处所转到了大学、学院，这里也逐渐成为文艺话语的主要生产、传播场所。特别是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的出现，专门的杂志社、期刊社、出版社的建立，又极大地强化了文艺话语的传播环节，潜在地扩大了文艺话语的接受对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市场扩大的需要，国家出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进一步扩大了受众的范围。而在中国，伴随着学院、大学体制的引进，传播手段方式的更新，以及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观念的熏陶，使得文艺话语的实体化、体制化进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一切既强化了文艺话语的学科化、体制化进程，也极大地强化了文艺学科作为符号学功能的实现。对此，下文将专辟小节予以论述。二、文艺学学科：作为一套体制化话语的建构
文艺学科作为一门体制化、实体化的话语共同体，贯穿于文艺话语生产、传播、接受、消费全过程。这三个环节相辅相成，使文艺话语的生成成了一个系统的有机的整体。
从文艺话语的生产环节看，文艺话语生产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既受一套机构实体的制约，也受传播、接受两个环节的制约。文艺复兴以来，大学、学院等机构逐步代替个人，成为文艺话语的主要生产场所，众多研究者加入其中，形成了学术研究的主战场。在大学、学院的体制下，文艺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分设在哲学院、文学院、人文学院等院系下面，院系下面或许还设有研究所、研究室、文艺协会等机构。这一点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文艺学科逐渐成为大学、科研院所的一个容器或组织细胞，上升为国家、社会意志的一部分，承续多重体制的领导。而古代的文艺活动是经学或文艺活动的附属物，很少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很少接受一种体制的领导，因而经常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即使有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文艺话语代表，仍然未能像当代文艺学科一样，取得一样独立和体制化的地位。
作为实体或机构的文艺生产部门不仅具有一个个的研究团队，而且还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大学院校设有助教、讲师、教授等职位，科研院所也设有助研员、研究员等职位，即使像协会、研究会等一些看似虚的机构，也有研究主体的存在。现代大学、学院体制促使文艺话语研究也走上一条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的生产道路。大学的教职、研究员等成为文艺话语研究的生产主体。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文艺理论家要么在大学任教，要么毕业于大学，构建了一个以大学为核心的话语圈。新古典主义的布瓦洛毕业于巴黎大学，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为法兰西学院“40个不朽者”之一。编撰《百科全书》的狄德罗也曾就读于巴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曾提出“风格即人”的布封，26岁时就在法兰西学院工作，15年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康德、黑格尔、华兹华斯，以及其后的如新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几乎都与大学、学院之间有无法分离的关系。反观中国，近现代在文艺话语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陈寅恪、唐君毅、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高亨、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季羡林、饶宗颐、钱锺书、朱光潜、蔡仪、范文澜、蒋孔阳、宗白华等人，无一不与当代大学体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与古代文艺话语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文艺机构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来运转，这些规章制度本身又是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话语。比如，文艺学科的建立需要一层一层地报批、审批，文艺研究的推进需要以一种课题申报的形式来推进，文艺课题的选题申报也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文艺话语的写作采取的论文、专著、教材等形式也有明确的规范要求。此外，像研究中心、协会等也有一套章程、协会宗旨等。所以，机构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话语的建构。这与古代个体研究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当代文艺学科话语是在一种体制化、公共化的空间中实现的，它借助大学、协会、科研院所这类机构，使文艺话语不再是一种自说自话，而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其结果是文艺话语的研究不能随便“想怎样说就怎样说”，而必须符合一套体制的规范和约束。这套体制的规范和约束是一种上层意志和倾向性的体现，作为机构和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就不能不按照这种体制和规则来运转，否则就不符合生产规范和要求。
从传播环节看，文艺话语的传播也体现为一套规范化、体制化、实体化的过程。从传播方式看，文艺话语传播经历了从私人传抄到出版社印刷，由个人传播到大众传播，由非经营性到市场化、资本化的发展历程。宋元之前印刷术还未全面推行之时，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文艺话语一直是采用传抄的方式传播的。在东汉“蔡侯纸”未出现之前，大多采用竹简、木简等方式传抄，如《论语》《毛诗序》《老子》《庄子》《文心雕龙》《诗品》等经典著作，都是通过一代代人手抄传播的。这种传播方式耗费时间不说，还经常出现错字漏字。在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印刷术未传入欧洲之前，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传抄中出现许多错漏，后代学者不得不利用许多精力来考释。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错字漏字的发生，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出版社、杂志社、文学社等，又使得文艺著作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中国现代意义的出版业产生于民国初年，五四时期就已有专门进行文艺讨论的报纸、杂志等，例如《新青年》《湘潭评论》等。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已达到比较发达的地步。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学科正是在出版社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传播途径中建构起来的。当时，文艺学界翻译了大量国外文艺著作，如鲁迅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新潮社出版，引发了国人对“什么是文学”的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这个时期的翻译出版也不少，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曾亲自参与翻译、出版马克思理论著作，并指导国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作为文艺话语传播链条上的一环，出版社也呈现出一种实体化、体制化的发展过程。在文艺话语呈体制化、实体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文艺话语在生产环节中上升为一种国家或集体意志，对文艺话语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出版机构，还是出版过程、文本介质，甚至是互联网出版等，都有一套明显的运行规范。比如文艺著作的出版必须符合出版要求，例如国家对出版物的规定，出版社、杂志社的出版要求等，出版过程也要经过专家审稿、编辑审稿等各种规范程序，这其中明显体现了一种强制性的规范约束。所以说，文艺话语的传播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也是一种规范化、体制化的过程，具有专业化、职业化、精细化等特点。同时，文艺复兴以来，出版业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自始至终与市场、资本、经济等联系在一起。出版社作为一种商业机构，与作为生产机构的大学、学院有许多不同之处。出版社要面向市场，对接资本、消费者，因市场经济效益的推动，在文艺话语传播环节呈现出一种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影响了文艺话语的生产和接受环节。一方面，传播媒介实体化、规范化、多样化，使文艺话语的生产者有了更多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和机会；另一方面，为了迎合消费者，文艺话语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商业化、产业化的趋势，如一些电视影评、网络小说评论等。同时，在文艺话语接收上，当代读者更加能动地参与消费过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对文艺话语的生产、传播环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中国文艺学学科的体制化、实体化进程
18世纪中叶，鲍姆加登创立了“美学”，并将其作为哲学的一部分，为文艺学学科的创立提供了生存语境。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学派的麦登在《现代文学史》一书的绪论里首次提到和使用了“文艺学”这个概念。随后，“艺术学”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美学中独立出来，它的先驱被认为是“艺术学之父”的菲德勒。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的文艺学，却是更晚的事。
中国近现代学科体制是在大量借鉴西方教育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开设文学、经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科目，开启了中国的学科建构之路。文学作为一门体制化的话语获得了国家制度层面的承认。1906年，清政府又建立分科大学，开设经科、法科、文科等七科，把经科纳入文科系列。1911年，民国政府又在文科之下的国文学类设文学研究法、中国文学史、美学概论等科目，并下设学科研究所。随之而来的是学科讲义和教材的编写。最早的文学史著作是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参照日本文学著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义。1914年，姚永朴在北大讲授文学研究法，并在出版社印刷出版。1922年，张黄在北大开设文学概论、戏剧论等课程。1930年，严锲在北大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徐元庆、范文澜、郁达夫等人也在北大开设过文学理论相关课程。此外，文艺界的鲁迅、郁达夫、巴金等也时常发表自己的文艺话语理论。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前，文学学科更多地关注经典作品、小学等话语的建构，但利用现代学科思维研究现当代文艺现象的还不多。30年代以后，关于文学理论的争论越来越多。1950年，文学理论被正式纳入我国大学课程，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得到了确认。1953年，查良铮从苏联翻译引进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文艺话语研究以俄为师，成为文艺学学科建构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十余年，国内文艺界从苏联引进了大量教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加快了文艺学学科的建构，推动文艺话语走上一条更加体制化、专业化、实体化、学科化的发展之路。
综上，文艺话语经历了从私人话语到公共话语，从民间传播到官方承认的一种体制化、实体化的过程，最终发展成为一套学科话语。作为一门体制化、实体化的话语共同体，它体现在文艺话语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全过程，在当代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专业化、职业化、精细化，甚至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和特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