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伦·霍尼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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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试读：
前言
本书旨在推动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它是一本基于我对病人和自己进行分析的经验之作。尽管本书中提到的理论已发展数年，但直到我着手准备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时，有些想法才最终成形。第一个讲座聚焦于这一课题的技术层面，题为“精神分析技术的若干问题”（1943）。第二个讲座囊括了本书涉及的问题，1944年宣讲时以“人格的整合”为题。其中的“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孤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tachment）和“施虐倾向的意涵”等部分，已在医学科学院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做过报告。
我希望本书能对那些认真致力于提升理论水平和治疗效果的精神分析学家有所帮助，希望他们不仅能将这些想法运用于他们的病人，其自身亦能从中获益。唯有全心投入、披荆斩棘，才能使精神分析研究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我们的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贫瘠和僵化。
不过，我也相信，一部超越纯技术问题或纯抽象心理学理论的著作应当令所有想认识自己、想不断提升自我的人受益。大多数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都深陷于本书所述的种种内心冲突，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需要请专家治疗，但我仍然认为，经过不懈努力，假以时日我们终将能够化解自己内心的冲突。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病人，是他们与我一起努力才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神经症。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包括年长的同事以及研究所培养的年轻人，他们既热忱，又富有同情心，始终理解和支持着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和我进行的批判性讨论，既有启发性，又卓有成效。
我还要提到三个人，他们来自精神分析领域之外，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帮助。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使我有机会把自己的观点提交给社会研究新学院，而在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分析学是唯一被承认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学派。尤其要感谢克拉拉·梅耶，她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文学系主任，几年来一直对我的工作表示出兴趣并不断鼓励我，要我将研究工作的点滴体会拿出来讨论。还有我的出版商W. W. 诺顿，是他的建议帮我完善了这本书。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表达对米内特·库恩的感激，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更好地组织素材，更清晰地表述我的思想。卡伦·霍尼
导论
无论从哪里开始，也不管前路有多曲折，我们终会达成一个共识：人格障碍是精神疾病的根源所在。这一点，几乎囊括了所有心理学发现，因此它其实是一个再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陷入精神错乱的绝不会是平静和谐的人，而是那些饱受内心冲突撕扯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表现为何种症状，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和治疗实践中必须更深入地理解神经症的人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创立的伟大理论不断在向这一认识靠拢——尽管他的发生学路径不允许他形成如此清晰的表述，但其他学者继承[1]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2][3][4]、威廉·赖希、哈勒德·舒尔茨-亨克，他们已经更清晰地界定了神经症性格结构，但对于这种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反应方式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特征的假设，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理解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我看来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弗洛伊德之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没能将文化因素考虑进去。我持续研究[5]这一课题十五年，与埃里希·弗罗姆的合作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的研究，他以其渊博的社会学及精神分析学知识，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意义绝非仅限于女性心理学研究。当我于1932年来到美国时，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的心态和神经症在许多方面都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不一样，只有文化差异能够解释这种差异。我的结论最终写进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其中的主要观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确切地说，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造成的。
在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几年里，我遵循的是从早期假说发展出的另一研究路径。它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即神经症的内驱力是什么。弗洛伊德最先指出那是一种强迫性力量，类似本能，追求满足，拒绝挫折。因此，他认为这种力量并非神经症专有，而是在所有人身上都起作用。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这种假设就不可能成立。对此，我的观点可以简述为：强迫性驱力为神经症所特有，它们因孤独、无助、恐惧、敌意之类的情感而生，表现为患者与生活的相处之道；尽管如此，它们着重追求的并不是满足，而是安全感；它们的强迫性来自潜藏在表面之下的焦虑。其中两种强迫性驱力——对温情与权力的病态渴求——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做了重点论述，并提供了大量细节。
虽然我那时还牢记着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最基本原则，但已经意识到为了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的研究已经不知不觉踏上了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那么多被弗洛伊德认为是本能的因素其实都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那么多被弗洛伊德确定为“力比多”的表现事实上都是对温情的病态渴望，是由焦虑引发，旨在追求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固然非常重要，但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应当换个角度去观察。推而广之，其他理论上的差异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有必要表明我在思想上与弗洛伊德的异同，澄清这一点的结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一书的诞生。
与此同时，我对神经症内驱力的研究还在继续。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的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其中的十种表征。这使我再次认识到，神经症的人格结构是问题的核心。当时，我认为它是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小宇宙构成的一个整体，每个小宇宙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一神经症理论颇具实际效用。如果精神分析不再着重于将我们目前的困扰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是去理解我们目前个性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只需借助很少的帮助，甚至不需要专家就能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将变得完全可行。鉴于心理治疗有着的广泛需求而大家能得到的帮助又极少，自我分析似乎有望满足这种需要。因为那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及操作方法，我将其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我并不满足于对个体倾向的呈现。尽管我对这些倾向本身进行了精确的描述，但总觉得简单的罗列令它们显得太过孤立。我看得出对温情的病态渴望、强迫性的谦卑、对“伙伴”的需要其实是一体的。我没有看到的是，它们都代表了一种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态度，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我所界定的“亲近人”（moving toward people）型，其核心就是这些倾向。我也看到，对权力和威望难以抑制的渴望与神经症的妄想颇为相似，它们大致构成了我称为“对抗人”（moving against people）型的要素。不过，对赞美的需要与对完美的追求虽然都有神经症的特点，并且影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似乎主要还是与他和自身的关系有关。而且，对利用他人的需要似乎并不像对温情和权力的需要那样基本，也不像后者那样无所不包，就好像来自某个更大的整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的质疑已经得到了证实。随后几年里，我的兴趣点转向了神经症冲突的作用。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提到，神经症因不同神经症倾向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在《自我分析》中我也指出，各种神经症倾向不但能互相强化，还会制造冲突。然而，冲突一直被当成次要问题。弗洛伊德早已意识到了内心冲突的重要性，但视之为受压制者与压制力之间的斗争。我所认识的冲突则是另外的类型，它们来自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虽然最初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有关，最终却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以及对立的性质和对立的价值观。
逐渐深入的观察使我视野大开，明白了这些冲突的意义。最令我震惊的是，患者对他们内心如此明显的矛盾竟然视而不见。当我向他们指出时，他们变得难以捉摸，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如此反复几次之后，我意识到这种逃避表明患者对于解决矛盾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最终，他们在突然认识到冲突时表现出的那种恐慌让我明白我是在玩火。患者有很好的理由逃避这些冲突：他们害怕冲突的威力会让自己崩溃。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他们居然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与智力，不顾一切地努力去“解决”那些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否认冲突的存在，以制造虚假的和谐。这些试图解决冲突的努力主要有四种，本书将根据它们出现的顺序依次展开讨论。最初的努力是遮蔽部分冲突，让对立面占上风。第二种是“避开”他人。如今我们对神经症的自我孤立功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它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一种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也代表了一种解决冲突的努力，因为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会阻断冲突的发生。第三种努力则截然不同——患者不是逃避他人，而是逃避自己。对他来说，他的真实自我变得不再真实，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取而代之，冲突的各部分在这个“我”身上不再表现为冲突，而是被美化成一个丰满的人格的诸多层面。这一观点有助于阐明我们迄今仍未能理解也无法治疗的许多神经症难题，并且正确地定位先前抗拒整合的两种神经症倾向。现在看来，追逐完美就相当于塑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的一种努力，渴求赞赏可以看作患者对外界认可的迫切需要，即认为这一理想化形象就是真实的他。这个理想化形象离真实越远，这种需要就越贪婪。在解决冲突的所有努力当中，理想化形象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影响深远。但是反过来它也导致内心出现新的分裂，因此需要更多的修补。第四种解决冲突的努力主要是设法消除这种分裂，当然它也会偷偷抹去其他所有冲突的痕迹，通过这种我称之为外化的行为，患者的内心活动诉诸外部体验。如果理想化形象意味着从真实自我向外迈出一步，那么外化就代表与自我更激进地分离。它再次制造了新的冲突，或者严重放大了原有的冲突，即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我之所以称上述四种尝试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部分是因为它们似乎在所有神经症中极为常见，尽管程度不同；部分是因为它们导致了人格的深刻变化。但它们绝非解决冲突的仅有途径，其他不那么普遍的策略还包括：武断的自以为是，其主要功能是消除内心所有的疑惑；严格的自我控制，可凭借绝对意志将分裂的自我捏合在一起；还有玩世不恭，贬低一切价值，以此消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所有未解决的冲突造成的后果在我眼前逐渐清晰起来。我看到了由此产生的种种恐惧，被浪费的精力，不可避免的德行受损，因感到无法自拔而生出的深深绝望。
只有在我了解了神经症无望感的意义之后，才最终领悟了施虐倾向的意涵。如今我知道这些行为代表了一种尝试，由于一个人无力保持自我，便企图通过替代性生活方式求得补偿。当这个人贪得无厌地渴求报复性胜利时，我们常常可以从中观察到这种毁灭一切的激情，即所谓的施虐式追求。由此我明白，沉迷于这种破坏性自利行为实际上并非一种孤立的神经症，而是更复杂的整体病症在不懈地表现自己，因为没有更好的名词来指称这个整体，我们便称之为施虐狂。
一种神经症理论就此形成。神经症的动力核心在于“亲近他人”“对抗他人”“逃避他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神经症患者一方面害怕自我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行动，所以就不顾一切地企图解决这种冲突。即便患者能成功地制造出某种虚假的均衡，新的冲突还是会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地需要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平息。在这场追求人格统一的斗争中，每一步都会使神经症患者变得更有敌意，更无助，更恐惧，更加疏远自己和他人。其结果是，引发冲突的那些问题日益加剧，而真正的解决之道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最终，患者会走向绝望，就算试图通过施虐行为寻求补偿，得到的也只是更多的绝望和新的冲突。
显然，这些关于神经症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论述听起来有些凄凉。那么，为什么我仍然认为我的理论充满建设性呢？首先，它消除了那种不现实的乐观看法，即以为我们能用极其简单的方式“治愈”神经症，而又不会因此陷入同样不现实的悲观主义情绪。我说它有建设性，是因为它第一次引发了我们去思考并解决神经症的无望感问题，最重要的是，尽管它认识到了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却依然提出了积极的看法，不但有助于患者缓和潜在的冲突，还能够真正地解决冲突，从而有助于我们帮助患者建立真正统一的人格。神经症冲突不可能单凭理性解决，神经症患者为解决冲突付出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有害。但是，通过改变个性形成的条件，这些冲突是能够解决的。到位的分析工作其每一步都会改变这些条件，使患者感到不那么无助、恐惧，不那么疏远自己及他人。
弗洛伊德对治疗神经症持悲观看法，因为他极度怀疑人性有善的一面，怀疑人能够成长。他认为，人注定不是受害就是去害人，这种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多“被升华”。而在我看来，人类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体面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这种能力就会退化，这种愿望就会变质。我相信人是会改变的，人只要活着就会不断改变自己。随着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对此愈加坚信不疑。[1]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1891—1964），美国内科及精神分析学家，曾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1932年，卡伦·霍尼受其邀请，离德赴美担任该所副所长，任期两年。——译者[2]奥托·兰克（Otto Rank，1884—1939），犹太人，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信徒之一。——译者[3]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生于奥地利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译者[4]哈勒德·舒尔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1892—1953），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分析治疗师。——译者[5]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生于德国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译者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首先，请允许我说明一点：并非患了神经症才有冲突。我们的愿望、兴趣、信仰总会在某些时刻与身边的人发生碰撞，就像我们自身与周围环境产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大多受本能支配。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避险或多或少都事先规定好了，个体无法选择。相反，能够选择而且必须做出决断是人类的特权，同时也是负担。我们可能不得不在各种背道而驰的愿望之间做出决定：例如，我们既想独处，也想有朋友相伴；我们既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我们的愿望和义务之间存在冲突，比如想与爱人消磨时光的时候，偏巧有人遇到麻烦需要帮助；我们可能会左右为难，既想赞同别人，又想反对他们。最后，我们可能处于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例如，我们相信战时理当挺身报国，但又将守护家庭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些冲突的种类、范围和强度主要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明。如果这种文明是稳定的、坚守传统的，选择的种类就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冲突的范围也比较小。即便如此，冲突也并非没有。一种忠诚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忠诚，个人的愿望也许与集体的责任相对立。但是，如果社会文明正处在急剧转型时期，高度对立的价值观和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并存，那么个人要做的选择就会既复杂又困难。一个人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拉帮结派，也可以隐逸遁世；可以膜拜成功，也可以嗤之以鼻；可以坚信子女应当严加管教，也可以放手让他们自由成长。一个人可以认为男女之间存在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坚信两者应当一视同仁；可以认为性关系是亲密程度的表现，也可以把爱的成分从中剔除；可以怀有强烈的种族偏见，也可以坚信人的价值与肤色或鼻子形状无关，等等。
毫无疑问，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常常面临这样的选择，因而遇到上述冲突也是家常便饭。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的存在，所以也就不会采取任何明确的手段解决它们。人们多半会随波逐流，任由事情摆布。他们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常常做出了妥协还一无所知，陷入矛盾却毫无察觉。此处我指的是正常人，既不平庸，也不理想化，而是没有患上神经症的人。
那么，想要认清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断，必须具备四个前提：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感受如何。我们是真心喜欢一个人，还是因为应该喜欢他就自认为喜欢他？父母去世时，我们是真的伤心还是仅仅走个过场？我们是真心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还是仅仅被它们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所打动？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孩子幸福独立，还是唱唱高调而已？大多数人会发现回答这些简单的问题其实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愿望。
由于冲突经常与信念或者道德观有关，所以若想认识冲突，我们必须先发展自己的整套价值观。从别人那里接收到的信念还不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基本上不足以导致冲突，也难以成为做决断时的指导原则。当新的影响占上风时，这些信念很容易被抛弃。如果我们简单地接受了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本来以我们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冲突也就不会产生了。比方说，如果儿子从未质疑过思想僵化的父亲，那么，当父亲想让他选择某个他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时，他内心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冲突。一个已婚男人爱上了别的女人时就真真切切地陷入了冲突，但是如果他自己并未建立起对婚姻的信念，他就只会顺势做出阻力最小的选择得过且过，而不是正视冲突，快刀斩乱麻。
即使我们意识到了这样那样的冲突，还必须愿意并且有能力放弃矛盾双方中的一个。但是，头脑清楚有意识的放弃是极不常见的，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会纠缠在一起，也许归根结底在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难以舍弃。
最后，做决定的前提是有意愿和能力为此承担责任。其中包含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愿意承担后果而不怪罪他人。决策者会这么想：“这是我的选择，是我自己的事。”还有一个前提是，这个人内心的力量和独立精神必须远远超过今天的大多数人。
尽管太多人被冲突勒得喘不过气来——但对冲突一无所知——我们还是会带着嫉妒和艳羡去看别人，他们似乎过得顺风顺水，丝毫没有受到内心任何骚动的干扰。这种羡慕也许不无道理。他们也许就是那种强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已经在经年的冲突中找到了安抚内心的办法，在他们那里，做决定的需要就失去了摧枯拉朽的威力。然而，外在表现会有欺骗性。多数时候，因为冷漠、顺从或者投机取巧，我们嫉妒的人并不能真正面对冲突，或者当真基于自己的信念来解决冲突，其结果只能是随波逐流或者被眼前利益左右。
有意地体验冲突尽管会带给人痛苦，却不失为一笔人生财富。我们越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寻找解决之道，内心就会越自由、越有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冲击时，才能接近我们的理想：做驾驭自己人生的舵手。虚假的平静其根源在于内心的迟钝，根本不值得羡慕，而且还必定会使我们虚弱无力，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缴械投降。
当冲突集中发生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上时，面对并解决它们将会难上加难。但是只要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教育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建立自己的信念。当我们认清人生选择中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后，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找到生[1]活的方向。
然而，一般人认识并解决冲突时普遍会遇到的困难，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会无限增加。我必须指出：神经症，一直都是个程度的问题。当我提到“一位神经症患者”时，我指的是“这个人所得神经症的程度”。在他身上，觉察自己情感和愿望的能力处于低谷。通常情况下，他能清醒体验到的感觉只有害怕和愤怒，那是他脆弱的内心遭到打击时的反应。但即使是害怕和愤怒，也可能会被他压抑住。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患者，完全受制于强迫性的标准，丧失了确定方向的能力。他在这些强迫性倾向下摇摆，不但无力放弃什么，就连为自己负责的[2]能力也消失殆尽。
因为同样复杂难解，神经症冲突可能会与正常人普遍面临的问题相混同。但两者分属的类别是如此不同，以致学界质疑使用同样的术语进行讨论是否欠妥。我认为这未尝不可，但必须清楚两者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征是什么呢？
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某位工程师参与了一项机械研究工作，其间常有阵发性疲倦感和烦躁感。有一次发作的起因是这样的：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他的意见被否定，而其他同事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久，大家又在他缺席时做出决定，随后也没给他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认为此事存在程序不公并奋起抗争；或者欣然接受大多数人做出的决定。这两种办法都是协调性反应，但他哪一种都没选。尽管他深感自己被人轻视，却不作反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激怒了，可是心底深处的愤怒只在梦中发泄。这压抑的愤怒其实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对别人所作所为的狂怒，也有对自己懦弱的狂怒——由此导致他身心疲惫。
他之所以未能做出协调反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一直自视颇高，而这种自大心理是需要他人的尊敬才能树立起来的，但当时他对此是毫无意识的。其行为的出发点一直是：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人像他那样有天资和才干。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会使这个出发点岌岌可危，从而挑起他的愤怒。此外，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要指责别人，羞辱别人。这种行径当然是他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过分的友好掩饰起来。此外他还有种无意识的内驱力，即为了利己而利用他人，所以让他觉得自己必须在别人面前保持风度。迫切需要他人的赞许和喜爱，再加上他忍气吞声、避免争斗的态度，更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冲突就出现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倾向，以狂怒和虐待的冲动为特征；另一方面是完全相反的对喜爱和赞许的需要，力图让自己看起来平和而又通情达理。其结果就是，内心不被察觉的冲突大大激化，而外表则是倦怠无力，整个人的行为陷入瘫痪状态。
看一下这个冲突中包含的各种因素，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协调。实在很难想象比这更极端的对立了，既高傲地要求别人尊敬自己，又讨好地屈从于别人。其次，他对整个冲突是无意识的。不是去认识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而是把它压抑在内心深处，内心即便波涛汹涌在外部看来不过是冒了几个小气泡而已。他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些貌似合理的说辞：这不公平；这是对我的蔑视；我的想法更好。再次，两种相悖的倾向都具有强迫性。即便患者理性地觉察到了自己的非分要求，或者看到了自己依赖行为的存在和性质，他也无法自觉地做出改变。改变它们，需要基于大量的分析。他被两种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强力驱使，根本无法拒绝内驱力发出的任何要求，但这些无一代表他自己真正的需要或追求。他既不想去利用别人，也不愿逆来顺受，实际上他鄙视这些想法。不过，这个例子揭示的这种状态，对理解神经症冲突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神经症患者无法做出任何可行的决定。
在另一个例子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景。一位自由职业的设计师从他的好友那里偷了点钱，这一行为无法用他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解释。他的确需要钱，可他的朋友若知道定会欣然把钱给他，就像过去必要时所做的那样。他的偷窃行为尤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他其实是个体面的人，非常珍视友谊。
接下来要讲的冲突才是这件事的根源。这个人对温情有着明显的神经症需求，尤其渴望随时得到别人的照顾，其中还夹杂着一种利用他人的无意识倾向。而他达到目的的方法就是：讨好与威胁双管齐下。这些倾向本来会使他愿意并渴望接受帮助和救济，但也养成了他一种无意识的极度自傲，实际上脆弱得不堪一击。他觉得，别人应当以能够为他做点什么而倍感荣幸，去求人帮助则是丢脸的事。心中对独立自足的强烈渴望，强化了他对不得不求助他人的厌恶。对他来说，承认自己有所需要或者靠受人恩惠过活是难以容忍的。因此，他可以主动去拿，却不能被动接受。
这个例子中的冲突内容上与前一个例子不同，但关键特征是一样的。所有神经症冲突都会显示出冲突驱动力的不协调以及冲突的无意识和强迫性，因而总是导致患者在矛盾中无法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假设一条模糊的界线，以此划分正常人的冲突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那么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正常人冲突的两个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如神经症患者的大。前者是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在一个统一完整的人格结构中都是可行的。用一个图形来打比方，就是正常人冲突的两个方向只相差九十度或更小的角度，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则可能达到一百八十度。
此外，两者的意识程度也有差别。正如克尔恺郭尔（Søron [3]Aabye Kierkegaard）所指出的：“真实的生活纷繁多样，仅仅展示一些抽象的对比，例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与完全有意识的绝望，根本无法描绘生活本身。”不过，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正常的冲突完全能被意识到；典型的神经症冲突则总是无意识的。就算一个正常人没察觉自己的冲突，只要稍加点拨他就能意识到。相反，产生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会被患者极度压抑，要克服巨大阻力才能将它们发掘出来。
正常的冲突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切实可行的选择。两种可能性都是决策者真正的愿望或信念，都是他真正看重的。因此对他来说，做出一个可行的决定是很有可能的，尽管这也许非常艰难，并且需要有所舍弃。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却无法自由选择，他被背道而驰的强迫性力量驱使着，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想去，所以他是不可能做出通常意义上的决定的，只会陷入困境，无路可走。只有分析他的神经症倾向并以此改变他与己与人的关系，才能让他完全摆脱那些倾向，冲突才会得到解决。
上述特征表明了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这些冲突不但难以辨识，而且令人无助，更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令患者倍感恐惧。除非我们了解这些特征并时刻铭记在心，否则将无法理解患者为解决冲突所[4]做的绝望尝试，而这恰恰构成了神经症的主要内容。[1]正常人则因外界压力而麻木。参考哈利·爱默森·弗斯狄克的《做一个真实的人》会大有裨益。——原注[2]参见本书第十章《人格尽失》。——原注[3]索伦·克尔恺郭尔，《致死的痼疾》，哈佛大学出版社，1941年。——原注[4]本书中我将用“解决”这一术语探讨神经症患者处理其自身冲突的尝试。因为他无意识地否认了它们的存在，严格地说，他就没有试图“真正解决”它们。他无意识努力的目的是“求解”自己的难题。——原注第二章 基本的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极大，大到远远超过人们的估计。不过，要发现它们却并非易事——原因之一是它们原本未被意识到，但更多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往往想尽一切办法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是什么迹象使我们怀疑存在潜在的冲突呢？上一章所举的例子中，有两个相当明显的因素表明了冲突的存在。一个是冲突引起的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是倦怠，在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每种症状差不多都是某种冲突的直接结果。我们将逐渐看到未解决的冲突对人的影响，看到它们是怎样使人陷入焦虑、沮丧、犹豫、迟钝、孤僻等状态的。对其成因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紊乱之表象转向紊乱之根源——尽管还不能揭开根源的确切性质。
表明存在冲突的另一个迹象是自相矛盾的行为。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自己遭到了不公平对待，却并没有表示异议。第二个例子中，那个人非常看重友谊，却偷了朋友的钱。有时候，处于冲突中的人会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但更多时候，即便一个未经训练的观察者都能对矛盾一目了然，患者本人却茫然不觉。
自相矛盾的行为就像身体不适时体温升高一样，能确切地标示出冲突的存在。我们再举几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姑娘比谁都想结婚，却躲避所有向她求爱的男子；一位溺爱子女的母亲，却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某人总是对别人很慷慨，却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点小钱；某人渴望独处，却从未尝试远离人群；某人对他人宽容忍让，对自己却挑剔严厉。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做出试探性分析。例如，严重的抑郁仅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此人陷入了某种困境。但是，如果一个看上去很心疼子女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这位母亲更热衷于塑造一个好妈妈的形象，而不是关注孩子本身。我们甚至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她作为好妈妈的理想与她无意识的施虐倾向——让孩子失望、受挫——正在发生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显现在表面，也就是说能被有意识地体验到。这似乎与我之前的结论——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矛盾，但实际上这是真正冲突的变形或扭曲。因此，尽管一个人能有效地施展回避策略，但还是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重大决定，这时他可能就会处于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他无法决定该娶这个女人还是那个女人，或者该不该结婚；无法决定该选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是保持还是解除某种合作关系。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奔忙于对立的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做出任何决定。苦恼的他可能会求助于精神分析专家，指望后者来厘清这些问题。但他随后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当下的冲突是内心矛盾的最终爆发，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不认清遮蔽在问题之下的冲突，他眼下的困扰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其他例子中，内部冲突可能会外化，并显现在患者的意识层面，表现为他自身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没来由的恐惧和压抑妨碍着他的意愿时，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纠结有着更深的源头。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充分，就越能识别那些导致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解释患者的症状、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表面的冲突。甚而这个人由种种矛盾交织而成的内心世界也会越复杂。因此我们要问：在所有这些冲突之下，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它是造成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绘制出冲突的结构图，以此观察——比如说，在一桩水火不容的婚姻中，因朋友、孩子、财务问题、用餐时间、仆人而起的无休止的、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争论和吵闹，都表明这段关系本身存在某些根本矛盾？
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人的性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而且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光明与黑暗的交替，上帝与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对峙，正是这种信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界，弗洛伊德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一如他在其他许多论题上所做的。他最先提出假说：基本冲突是介于我们盲目渴求满足的本能冲动，与令人生畏的环境——社会和家庭——之间的矛盾。这种环境在人幼年时内化，之后一直以可怕的“超我”面目出现。
这个观点值得认真讨论，但不太适合在此展开，因为这需要重述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所以，还是先不去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让我们试着理解这个观点本身吧。这样就只剩下一个论点，即原始的、利己的驱动力和令人敬畏的良知之间的对立，正是各种冲突的根源。一如稍后将要揭示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在我看来与此大致相同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对它的基本性质持不同看法。我认为，虽然它是个主要冲突，但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却是继发性的，是结果而非根源。
我持异议的理由稍后将渐次呈现。这里只说一个：我不认为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一个神经症患者内心分裂的程度，或者能够解释足以毁掉某人一生的有害结果。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状态，意味着神经症患者还保持着全心全意追求某种东西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因恐惧的阻碍而产生挫败感。依我看，冲突的根源是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达成愿望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本身是四分[1]五裂、背道而驰的。由此造成的状况要比弗洛伊德所设想的严重得多。
尽管我认为基本冲突的分裂性比弗洛伊德所说的要大得多，但对于最终解决基本冲突的可能性我要比他乐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基本冲突无处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达成更多的妥协，或者更好地加以控制。而我的观点是，基本的神经症冲突不一定最先出现，如果出现了也有可能解决——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极大的困苦。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区别，而是我们不同的理论前提得出的必然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解答相当有哲学意味，让我们再次把种种有关他思路的讨论搁置一旁，只看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他将生死本能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但并不想深入探讨这一观点与冲突的关系，更感兴趣这两种力量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例如，他看到了解释受虐狂与施虐狂内驱力的可能性，认为那是性本能与破坏本能的聚合。
将我的这一观点应用于对冲突的研究，还需要引入道德观的讨论。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道德观是科学王国的非法入侵者。他依循自己的信念，努力发展着一种摒弃道德观的心理学。我认为，这种“忠于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努力恰恰限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及相关疗法，是造成这两者过于狭隘的原因之一。更确切地说，这种态度似乎导致了他没能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尽管他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
荣格也相当重视这种相互冲突的倾向。实际上，他深感于个体的诸多矛盾，由此总结出一条普遍规律：任何因素的出现必然暗示着其对立面的在场。外在的阴柔暗示着内在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深藏的内倾；外表上偏重思考与理性，内心则偏重于感性；等等。可见，荣格似乎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本质特征。然而他接下去却说，这些对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其目的是接纳彼此，从而接近理想中的那个完整的自我。对荣格来说，神经症患者就是一个陷入某种片面发展的人。荣格将这些观点归入他所谓的“互补法则”。现在我也认识到，那些对立倾向中包含着互补的因素，在一个完整统一的人格中两者缺一不可。但在我看来，这些倾向已然是神经症冲突自然发展的结果，它们紧抓患者不放，因为这代表了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比如，如果我们把那种内省、孤僻、更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忽略他人的倾向看作是个人的真实意愿，也就是说，它是先天形成并由后天经验强化而来；那么，荣格的推论就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向此人展示他潜藏的“性格外倾”倾向，指出两种倾向之中任意一个片面发展都是危险的，然后鼓励他接受并实践这两种倾向。不过，假如我们将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的自我孤立）视为逃避因与他人亲密接触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的任务就不再是鼓励他更加外倾，而是去分析那些潜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可能迈向心灵和谐的目标。
现在让我展开我自己的观点。我从神经症患者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里看到了基本的冲突。在详细论述之前，我要请大家回忆一下《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情节，其中戏剧化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男主人公杰基尔医生/海德先生既是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又是残暴、冷酷、自高自大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的分裂总是遵循这个故事的模式，只是想指出它生动地表现了那种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
为从遗传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去讨论我称为“基[3]本焦虑”的概念，它指的是儿童在潜藏着敌意的世界所体会到的孤独感和无助感。环境中大量的不利因素会导致儿童产生这种不安全感，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漠不关心、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儿童的需要、不给予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分的赞赏或无视、缺乏温情、不得不在父母的争执中站队、承担太多或太少的责任、过度保护、与其他儿童隔绝、偏袒、歧视、不守承诺、带有敌意的氛围，等等。
这里我唯一要特别强调的因素，就是儿童感觉到周围潜藏着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的宗教慈善活动、诚实、慷慨等可能都是假装的。儿童感觉到的有一部分的确是虚伪，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只是对父母行为中矛盾之处的反应。不过，限制因素通常都结合在一起，有的显而易见，有的深藏不露，因此我们只能在分析中逐渐认识其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这些令人不安的状况使得儿童不得不自己摸索成长的方式，并想办法对付这个可怕的世界。尽管他们势单力弱又心存忧惧，但还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应对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有了临时性的策略，还形成了有持续性的性格倾向并成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作“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知道冲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就不能把注意力局限于个别倾向，而应全景地审视在上述环境中儿童可以和实际做出的主要反应。这样做虽然暂时忽略了细节，却能得到更清晰的透视图，了解儿童为对付环境所采取的关键行动。起初看到的可能是一幅相当混乱的画面，但最后我们将从中提炼出三条主要线索：儿童会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者逃离他人。
当他亲近别人时，是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助，尽管内心恐惧，想疏远别人，却还是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喜爱，好依靠他们。只有这样做，他与别人在一起时才有安全感。如果家庭中存在不同阵营，他就会依附于那个最强大的人或群体。通过追随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使自己感觉不那么弱小和孤独。
当他对抗别人时，是接收到了周围的敌意，而且觉得敌意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反击。他内心里怀疑别人对他的感情和意图，便使出浑身解数去反抗；他想成为强者并打败这些人，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逃离别人时，他既不想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也不想与之对抗，而是只想保持距离。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没什么共同语言，这些人根本不理解他。他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用大自然，用他的玩具，他的书，还有他的梦。
在这三种态度中，每一种都过分强调了基本焦虑所包含的一个因素，依次为无助、敌意、孤立。但实际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儿童的心灵，因为在形成上述态度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而我们从全景图中看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行为。
现在，如果我们进而探讨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种状况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们身上突出表现了上述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与此同时其他倾向并未停止发生作用。在一个典型的依附追随型人格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性倾向和独处的需要；一个典型的敌视他人者，也有顺从的品质和独处的需要；而一个不合群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者不渴求友爱。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反映的是一个人最得心应手的对付他人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一个不合群的人自然会采用所有无意识的手段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他在任何需要与人亲近相处的情境中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并不总是）患者的意识层面最易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太显著的态度就没有力量。例如，我们经常很难确定，一个表面上依赖、俯首帖耳的人，其支配欲是否不及对温情的需要那么强烈，只不过他表达攻击性冲动的方式更隐蔽而已。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潜力巨大，许多例子已经证明它会取代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这种反转，但成人阶段也不乏其例。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位思特里克兰德（Strickland）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女性的病史常常表现出这种转变。一个本来像假小子一样雄心勃勃、桀骜不驯的女孩，在坠入情网之后变成了个百依百顺、小鸟依人的女人，也不再想什么雄心壮志。或者，在遭逢重大变故之后，一个原本不合群的人会变得病态地依赖别人。
此处应该补充一点，即这类变化给了我们某种启发来回答一个被频繁提及的问题——后天经验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早在童年就被环境定了型，永无改变的可能？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给出一个较通常看法更为充分全面的解答。有这样一些可能：如果童年环境对自然成长的限制不那么大，后来的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能够影响人格的塑造。但是，如果早期经历的影响强大到已经塑造出孩子僵化的行为模式，那么任何新的经历也不能打破它的桎梏。原因之一是他身上的僵硬死板导致他不能敞开心扉接纳任何新经验：比如说，他的孤僻倾向可能太强大了，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或者他的依赖性根深蒂固，总是被迫扮演一个受人支配的角色，招致别人的利用。另一个原因是他会用已有模式的那套语言来解释所有新的经验：比如说，攻击型人格在面对友谊时，要么将之视为愚蠢的表现，要么认为那是别人企图利用自己；新的经验只会强化他业已形成的行为模式。当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时，似乎是后天经验带来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彻底。实际上，是内外压力的结合迫使他抛弃了自己内心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转而支持另一个极端。但是如果没有冲突首当其冲，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对别人让步，也能奋起反抗，还能独来独往。三者可以互补，走向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成为主导，只能说明它在单向度上发展过头了。
但是对于神经症而言，这些态度的不可调和是有原因的。神经症患者不会变通，被迫去顺从、对抗、疏远他人，而不考虑这一行为在特定环境中是否恰当，并且一旦自己不按模式行事就会惶恐不安。因此，当三种态度以同样的强势出现时，他就会陷入严重的冲突。
另一个极大扩展了冲突范围的因素，是这些态度不再局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而是慢慢侵入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机体那样。最终，它们不但支配了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还完全控制了他与自己、与整个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完全了解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忍不住用绝对的字眼去看待冲突的结果，像爱对恨，屈从对违抗，随和对强势，等等，就会误入歧途，这无异于只抓住一个问题上的对立特征来分辨法西斯与民主，比如它们对信仰或权力的不同态度。这当然是它们的区别，但是过分强调这两点而忽略其他，就会混淆问题的关键：民主和法西斯分属不同的世界，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随后影响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际关系是如此重要，必定会塑造我们的品质，影响我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以及我们信奉的价值。反过来，所有这一切又会影响我们与他[4]人的关系，双方就这样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我认为，冲突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它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必须称之为基本的冲突。还要补充一点，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在喻示它的重要性，更是要强调一个事实：冲突是神经症发散开去的动力中心。这一论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该理论的内涵将在下文逐步呈现。宽泛地说，这一理论可视为我早期观点——神经症是人[5]际关系紊乱的表现——的细化。[1]参见弗朗茨·亚历山大，《结构性冲突与本能性冲突的关系》，《精神分析季刊》第11卷第2期，1933年4月。——原注[2]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1907年开始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作，发展及推广精神分析学说，后二人理念不和分道扬镳。——译者[3]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柯根保尔出版社，伦敦，1937年。——原注[4]既然与他人的关系和对自我的态度不可能截然分开，那么，有一种不时出现在精神病学著作中的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该观点认为，这两种关系中总有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中是更重要的因素。——原注[5]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后在《精神分析的新方法》和《自我分析》中进行了详述。——原注第三章 亲近人
只描述基本冲突在诸多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能把基本冲突说清楚的。因为它极具破坏力，神经症患者就在它周围建起了防御机制，不仅遮蔽起来不让人看到，还将它深埋下去，使之无法以单纯的形式被提取出来。其结果就是从表面上看满是解决它的努力，却看不到冲突本身。因此，只关注病史细节将无法突显冲突的内涵和精微之处，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会过于就事论事，无法让人洞彻全局。
此外，前面章节中的概述还需充实。要理解基本冲突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先逐一研究对立的因素。而要达到一定的成效，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仔细观察，每种人格类型由某一因素主导，且该因素对患者来说代表着更易接受的自我。为简便起见，我将把它们分为屈[1]从型、攻击型和孤僻型三种。在每个案例中，我们将聚焦于患者本人更愿意接受的态度而先不考虑隐藏的冲突。而每个类型中我们都将发现，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制造或至少培养了某种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还有特定的价值观。
这种研究方式可能存在缺点，但肯定也有优点。首先要考察各类型中比较突出的一系列态度、反应、信念的功能和结构，这样一来，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病例中时，我们就更容易辨认出来。不仅如此，观察此类没有夹杂其他表现的症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三种态度内在的水火不容。让我们再回到民主与法西斯的类比上来：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应该不会以这样一个人为例——此人既有某种民主思想，又暗地里向往法西斯手段；相反，我们会首先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字宣传和实际行动中得出总体印象，然后将其与最具代表性的民主生活方式作对比。这么做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种信念之间的反差，并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折中点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组——屈从型，显示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表现出对温情和赞赏的明显需求，尤其需要“伙伴”，即一个朋友、情人、丈夫或妻子，“他（她）能够满足患者对生活的所有期望，承担所有[2]的责任，他（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成功操纵屈从者”。这些需要与所有神经症倾向有着相同的性质，即具有强迫性和随意性，一旦受挫便会产生焦虑和沮丧。这些需要起作用时，几乎不依赖“他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患者对他们的真实感觉。不管这些需要的表现方式是如何千差万别，它们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渴望与人亲近，渴望“归属感”。因为屈从型人格的需要具有盲目性，所以容易高估自己[3]与别人在兴趣爱好上的共同点，而无视那些分歧。他对人的这种误判不是出于无知、愚蠢或者不会观察，而是受他的强迫性需要左右。他感觉自己——一如某位患者在其画作中描绘的那样——就像个婴儿，被奇怪而可怕的动物包围着。在那幅画里，一个小得可怜的女婴无助地站在中间，旁边一只巨大的蜜蜂，正准备叮她；一只狗，可能会咬她；一只猫，可能会扑过来；一头公牛，做出要顶她的样子。很显然，对他（她）来说，其他生物到底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有攻击性，越令人害怕的，就越有必要去讨其“喜欢”。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被别人喜爱、需要、渴望、爱慕；需要感受到别人的接纳、欢迎、赞同、欣赏；人们——尤其是某人——离不开他，认为他至关重要；需要别人帮助他，保护他，照顾他，引导他。
在分析过程中，当医生向患者指出这些需要的强迫性特质时，患者很可能会坚称所有这些需要都是非常“自然”的，并且他当然有理由在此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断言：除了那些全身心都已被施虐倾向扭曲（下文会讨论），对温情的渴望已经被压抑到无力回天的人，其他人都希望被人喜欢，有所归属，能获得帮助，等等。这些患者的错处在于，他们宣称自己对温情和赞许不顾一切地渴望都是真实的，但实情是，真实的那部分被他对安全感永不知足的渴求彻底遮蔽了。
对安全感的渴求是如此迫切，以致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奔它而去。在此过程中，他形成了某种品质和态度，并由此铸成性格。其中一些可以说是讨人喜欢的：他对别人的需要很敏感——当然是在他情感上能够理解的范围内。例如，尽管他可能无法察觉一个孤僻者想要独处的愿望，却时刻准备着满足别人对同情、帮助、赞同……的需要。他自觉地尽力满足别人的期望，或者是他以为的别人的期望，常常因此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他变得很“无私”，乐于自我牺牲，不苛求别人——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对于温情的无尽渴望。他变得顺从，不仅过分善解人意——当然是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溢美之词脱口而出，轻易就感激涕零，还过分慷慨。他刻意对自己屏蔽了这个事实：内心深处的他其实并不怎么关心别人，在他看来别人都是虚伪而自私的。但是，（假如我可以用意识方面的术语去描述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他说服自己相信他喜欢所有人，这些人都是那么“好”，那么值得信赖。这个谬论不但会导致令人心碎的失望，还会增加他整体上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像患者本人以为的那么珍贵，主要是因为他根本不顾及自己的感觉或判断，只是盲目地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想得到同样的回报。如果没得到，整个人便会陷入严重的不安。
伴随着这些特性而来并与它们交叉重叠的是另一种倾向，即避免跟别人怒目相向，避免争吵，避免竞争。他会自甘从属位置，退居次要让别人去出风头；他会心平气和，与人无争，而且心无怨怼（至少在意识层面是这样）。任何报复或求胜的愿望都被压抑得如此之深，连他本人都经常会诧异自己竟然那么容易妥协，而且绝不会耿耿于怀太久。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倾向于主动承担过错。这仍然是一种严重无视自己真实感受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管他是真心觉得自己有错还是无辜——他都会自责而非责怪他人，而且面对明显的无理指责和有预谋攻击时，他会自我反省甚而直接道歉。
不知不觉间，这些态度就转化为明确的抑制机制。因为任何攻击性行为都是他的禁忌，我们发现这里的抑制机制涉及独断、爱挑剔、苛刻、爱发号施令、爱出风头、好高骛远。而且，因为他的生活完全是以他人为重心的，他的抑制机制就会常常阻止他为自己做点什么或者培养点什么个人喜好。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会变成这样：他的任何体验——不管是一顿饭、一场演出、音乐还是自然风光——只要不与人分享，就会觉得毫无意义。不用说，如此严格地限制自我取悦，不但使他生活乏味，还让他愈加依赖他人。[4]
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理想化品质之外，这种类型的患者对自己的态度还有某些特点。其中之一是那种无处不在的，觉得自己孱弱无助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我是小可怜”。一旦需要他自己拿主意，他就不知所措，好像脱离了缆绳的小船，或者离开了仙女教母的灰姑娘。这种无助有一部分是真的，一个人如果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抗争，肯定会真的变弱。此外，他对人对己都坦陈自己的无助，这种感觉还会在他的梦中强化。他经常将此当作吸引别人或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谅解我，不能抛弃我，因为我是如此孱弱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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