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根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桂娟,江泳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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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根初试读：

前言

卷首题：“三订通俗伤寒论，绍兴陶里村俞根初遗著，绍兴长乐乡何秀山选按，孙何廉臣校勘，曾孙幼廉、筱廉同校，鄞县曹赤电炳章参订，绍兴市徐荣斋重订，嘉善连建伟三订平阳徐晓东参订”。

连建伟本保存完好。连建伟为了有别于其他传本，而名为《三订通俗伤寒论》。此书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2月1版徐荣斋再修订的《重订通俗伤寒论》为底本，以1934年5月上海六也堂书局铅印本《通俗伤寒论》12卷为主校本，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大增刊《通俗伤寒论》本为旁校本，1956年杭州新医书局《重订通俗伤寒论》为参校本进行修订。

连建伟对《重订通俗伤寒论》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引用中西汇通之说的一些偏颇之处，并校勘了误文、脱漏、衍文等。《三订通俗伤寒论》比徐荣斋版增加了7万多字，增入了连建伟的按语，内容更加完备，给后世留下一部理法方药齐全、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外感热病专著。学术思想一、学术渊源（一）源本《内经》《难经》《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卷五》解释说：“凡外淫之邪，始伤表阳，皆得阳气以化热，故曰：凡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亦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此处“伤寒有五”之“伤寒”，即泛指所有外感疾病。可见，《内经》《难经》均以“伤寒”之名总括外感疾病，俞根初谓“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并以“伤寒”立论，概论一切外感病证的因、证、脉、治，其本源是显而易见的。《素问·热论》还提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从经络的角度，以六经概括伤寒热病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证候表现特点及治则治法，这对俞根初“六经形层”“六经病证”等相关理论的形成也都有很深的影响。如俞根初认为，“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实际与《素问·热论》所论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有所发挥罢了。

除此以外，俞根初所倡导的外感病证“六经气化”辨治体系，其六经的内涵已非局限于《内经》所言之六经，其气化学说较《内经》亦有所不同，但无疑是据《素问》运气七篇所论五运六气和气化学说发展而来。俞根初的诊疗思想亦多源于《内经》。如俞根初根据《灵枢·大惑论》之“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的论断，在临床诊病非常重视观察目睛的状况，指出“凡病至危，必察两目，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故观目为诊法之首要”。再如，在治疗方面，对湿病的治疗，俞根初就依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湿淫于内……以淡泄之”之说，很明确地指出“湿宜淡渗”而立淡渗利湿法，以“二苓、薏、滑”为主药治之。

综上可见，俞根初之学源本《内经》《难经》，当然这与《内经》《难经》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是密不可分的，但同时也说明俞根初之学说是有本之木，而非无源之水。（二）学宗张仲景《内经》《难经》奠定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但其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病因病理、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并未与临床诊治具体结合起来。将医学理论与临床诊治有机结合的，当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创造性地把《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中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并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不断总结和升华，建立起了一套理法方药俱全、辨证体系完整、辨证思维灵活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因而被历代医家所重视和运用。自唐代开始《伤寒论》就被列为国家选拔医官考试的必考科目，且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俞根初作为享誉杭绍的中医大家，自幼熟读《内经》《难经》，对《伤寒论》的研习尤见功力，对伤寒感证的研究亦最有心得，因此对张仲景之学推崇备至，其唯一著述即冠以“伤寒”二字，且书中内容“篇篇以六经展开，法法与仲景相合”，可足资证明。

俞根初认为，“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提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在论述伤寒本证、夹证、杂证、复证时，均以六经为纲。当然，俞根初所论之“六经”与《伤寒论》之“六经”不尽相同，对六经病证的描述与《伤寒论》之六经病证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无疑都是在张仲景六经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体而言，俞根初对“六经”的认识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太阳主皮毛，阳明主肌肉，少阳主腠理，太阴主肢末，少阴主血脉，厥阴主筋膜”，把六经设定为机体的六个层次；二是提出“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将六经与三焦有机结合起来。这种认识拓展了张仲景“六经”的内涵，即把与脏腑经络紧密关联的皮肤、腠理、肌肉、四肢、血脉、筋膜融入六经之中，使六经与脏腑及其络属部分的生理病理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因而对外感病证的发生、传变及转归的阐释更加全面中肯。

此外，俞根初所立“六经治法”——汗、下、和、温、清、补六法，未出张仲景治法范围之右，只不过俞根初善解张仲景经旨并结合临床实际，活学活用而已。如治疗风寒表证，俞根初只取张仲景辛温发汗之法旨，却不用麻、桂二汤而另拟苏羌达表汤治之。其中之道理如其所言，因为“浙绍卑湿，凡伤寒恒多挟湿，故予于辛温中佐以淡渗者，防其停湿也。湖南高燥，凡伤寒最易化燥，仲景于辛温中佐以甘润者，防其化燥也。辛温发汗不法虽同，而佐使之法则异。治正伤寒证，每用以代麻桂二汤，辄效”。故不难看出，俞根初之学术是取法于张仲景，又立足临床，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有所创新和发展的。（三）旁参寒温诸家

俞根初生性慧悟而手敏心灵，终其一生精究外感病的辨证治疗，学富五车，博闻强识，不仅对经典烂熟于心，亦擅于汲取后世寒温诸家之精粹，汇集众长，创造性地熔寒温于一炉，提倡寒温宜统一，以灵活辨治外感病。对俞根初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寒温医家主要有以下几位。

1.朱肱、陶节庵、方有执

以上三位都是有名的伤寒学派大家，各自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伤寒论》进行过阐发。其中，朱肱秉持《难经》对伤寒的广义、狭义之分，认为广义伤寒为外感病证之总称。俞根初亦曰：“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朱肱在诊治疾病时主张病证结合，强调“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并谓：“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若识其名，纵有差失，功有浅深，效有迟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温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危，危于风烛。”因此，根据脉证与病因，勘定了广义伤寒中各种疾病的名实，详论狭义伤寒、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等12种病证的鉴别和辨证施治。俞根初则受此启发，把伤寒感证的病证类型分为五大类，伤寒本证、兼证、夹证、坏证、复证，将朱肱所列的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湿温、痉病等归于伤寒兼证，即将寒温统一起来，以便于索骥运用；但同时又各列具体的病名，诸如热病伤寒、风温伤寒、湿温伤寒、热病伤寒、暑湿伤寒等，以示彼此区别，教人同中辨异，避免混为一谈。

陶节庵所著《伤寒六书·伤寒家秘的本卷之二》云：“夫伤寒二字，盖冬时天气严寒，以水冰地冻而成杀厉之气，人触犯之，即时病者，为正伤寒……其余春夏秋之时，虽有恶寒身热、头痛，亦微，即为感冒非时暴寒之轻，非比冬时气正伤寒为重也。如冬感寒不即病，伏藏于肌肤，至春夏时，其伏寒各随时气改变为温为热者，因温暑将发，又受暴寒，故春变为温病……其伏寒至夏，又感暴寒，变为暑病。”俞根初在论述伤寒本证时，分为小伤寒、大伤寒（即正伤寒）、两感伤寒、伏气伤寒等，与此论不无关联。其所论伤寒兼证，即寒兼他邪或他邪兼寒，也多是受此启发。另外，在伤寒诊法中，陶节庵主张“先观两目……次看口舌……后以手按其心胸至小腹，有无痛处……再后问其大、小便通利若何，有何痛处，及服过何药，方知端的。务使一一明白，证脉相对，庶得下药无差”。其论述虽简，但伤寒的诊断要点已囊括其中。俞根初诊治疾病时重视观目、按腹，并形成较为系统的观目、按腹诊病法，受此影响不可谓不深刻。

方有执深究《伤寒论》，对六经的认识颇有见地。他认为“六经之经，与经络之经不同”，将六经称为“六部”，其《伤寒论条辨》开篇绘“阳病在表自外而内之图”“阴病在里自下而上之图”，以区域来阐释六经涵义，将五脏、六腑、四体、百骸，周身内外都囊括其中。这对俞根初“六经形层”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此外，方有执在书中指出《伤寒论》六经辨证不独适用于伤寒，而是适用于所有疾病，并提出六经纲领说，即所谓“经为纲，变为目，六经皆然也”，认为六经又以太阳为纲，其余五经为之变皆统属于太阳。这对俞根初启发颇多，乃提出“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通俗伤寒论》首列太阳诸病证，然后再述其余五经“或火化，或水化，或水火合化”之变，说明其所论亦是以太阳为纲的。

2.张景岳、喻昌、吴又可、叶天士“绍派伤寒”萌发于《景岳全书·伤寒典》，故俞根初受张景岳的影响尤为深刻。如张景岳在《伤寒典·伤寒总名》中说：“凡病温病热而因于外感者……皆谓之为伤寒。”其将“伤寒”作为外感百病之总名。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开篇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张景岳把温病、暑病统属于伤寒总名之下，又从六经的角度对伤寒热病发斑、发黄、发狂、风湿、下利、温疫等症加以阐发。俞根初则直接将上述病证分别定名为“发斑伤寒”“发黄伤寒”“发狂伤寒”“漏底伤寒”等进行论述。再如，张景岳反对“伤寒无补法”之说，他在《伤寒典·论虚邪治法》提出：“凡临证者，但见脉弱无神、耳聋手颤、神倦气怯、畏寒喜按、言语轻微、颜色青白、诸形证不足等候，便当思顾元气。”即细辨虚损之在阴在阳，采用扶正祛邪的治法和方药，而不可“任意攻邪”。俞根初宗此并结合临床实践，创制了加减葳蕤汤、九味仓廪汤、参附再造汤等多首滋补祛邪的方剂，至今仍广为临床所用。此外，张景岳、俞根初对伤寒的六经传变规律，均认为既可传手亦可传足，也是一脉相承的。

喻昌穷经皓首，精究《伤寒论》，从中析出温病的证治思想，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尚论篇·卷首》指出：“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则三焦相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治疗上与“治伤寒表里诸法”皆不相同，“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气不能入……邪既入，急以逐邪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开创了温疫的三焦分治法。俞根初受此启发，根据疫症传变常疾如迅雷，感则流布三焦，难拘一隅的特点，治法上融汇了喻昌三焦分治兼以解毒法，采用分步逐邪法，总以驱邪外出为要；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出“以三焦赅疫证”，成为其辨治温疫“变通之捷诀”。

吴又可是温病学派的奠基者，他认为“温疫”与张仲景所论“伤寒”有天壤之别，批判当时盛行的“伏寒化温论”（即把风寒论作温病的病因），乃从“杂气”立论，全面阐述了温疫的致病原因、感邪途径、病变部位、传变规律、治则治法、传播流行等；提出“邪自口鼻而入”，创“邪伏膜原”说。如《瘟疫论·卷上》谓膜原“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所以“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因“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只宜疏利透达，“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创制了达原饮。俞根初继承了吴又可“邪伏膜原”理论，但并非简单拿来，而是通过亲历临床，结合地域气候、人体禀赋、饮食风俗等因素，针对浙绍地区之人禀赋嫩弱、恣食生冷油腻、地居潮湿，“上吸秽气，中停食滞者甚多”的特点，以吴又可达原饮为基础，巧思妙构，加减化裁，创制出熔宣上、畅中、达下于一炉的柴胡达原饮，用药偏于芳香透达，宣畅三焦气机，恢复三焦功能，使膜原伏邪自然外达。较之吴又可用药重于逐邪，使用辛燥之品直捣疫邪盘踞之所，是俞根初三因制宜、活学活用的体现。

叶天士是温热病学之一代宗师，他在深研经典、继承前贤学术精粹的基础上，总结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正确揭示了温病的感邪与传变规律，被后世称为“温病证治之总纲”；对于温病辨治，叶天士《外感温热篇》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确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这对俞根初认识伤寒感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俞根初虽以“六经钤百病”“三焦赅疫证”，但同时也融入了叶天士的卫气营血理论。例如，他认为伤寒“入阳经气分，则太阳为首；入阴经血分，则少阴为先”，而且提出“凡病伤寒而成温者，阳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气，可归于血；阴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血，不归于气”。此外，俞根初在外感病诊法上重视辨舌审苔、验口察齿，治疗用药上主张小量轻灵，注重宣畅气机，善用芳香淡渗之品等，受到叶天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俞根初之学，源于《内经》《难经》，法宗张仲景，兼取寒温诸家。可见，俞根初既长于宗法经旨，又擅于拾散金碎玉，且勇于推陈出新，在熔铸己身的同时而有所建树。其《通俗伤寒论》一书，汇集寒温两派之精髓，创立六经气化辨证体系，使寒温统一，故被称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俞根初也因此被推为“绍派伤寒”的领袖。二、学术特色（一）统一外感病命名和分类《素问》中以病名作为篇名者，如《痹论》《痿论》等多篇，并列治病之十三方；而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则更是明确以“辨××病脉证并治”作为篇名，提示临床诊治疾病当首辨病名，再据病辨证，最后施以对病对证的方药治疗，才能快速起效，及时地阻止疾病的恶化。

俞根初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外感病证与杂病相比，传变多难预测，死生常悬反掌之间，故要求辨治必须迅速缜密、准确无误。张仲景以辨病为辨证之先决，《伤寒论》以六经病名总括伤寒虽可执简驭繁，但由于时代局限，其论终究详寒略温，未能概全外感病的证治规律。随着外感病学术的发展，尤其是温病学说的发展，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提出，充实了外感病的辨治理论，但同时又因此辨治体系不同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便形成了寒、温两大学派，因而对外感病证的命名就呈现出了门类众多，甚至病名、证名交叉混淆，纷繁复杂的局面，临证之际则常令人莫衷一是，这对外感病的快速准确辨证和及时正确救治无疑造成了一大障碍。

基于上述情况，俞根初乃从统一病名入手，开篇就提出“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有小证，有大证，有新感证，有伏气证，有兼证，有夹证，有坏证，有复证”，然后再从感邪与发病途径的角度，将伤寒本证分为小伤寒（四时感冒）、大伤寒（正伤寒）、两感伤寒、伏气伤寒（肾伤寒，伏阴、伏阳）、阴证伤寒（直中）。其次，根据邪气兼夹主次的不同，立“伤寒兼证”专章，详细介绍了21种伤寒兼证的病因、证候、舌相、脉象和治法方药。其中，以寒邪为主导兼他邪者，有伤寒兼风、湿、痧、疟、疫等；以他邪为主导兼寒邪，或二邪兼发者，有风温伤寒、风湿伤寒、春温伤寒、湿温伤寒、热病伤寒、暑湿伤寒、伏暑伤寒、秋燥伤寒、冬温伤寒、大头伤寒、黄耳伤寒、赤膈伤寒、发斑伤寒、发狂伤寒、漏底伤寒等。再者，依据“其病内外夹发”的差异，还论述了16种伤寒夹证的病因、证候、舌相、脉象和治法方药。最后，分述失治、误治令病情恶化之坏证以及调摄不慎使病情反复之复证。如此一来，不仅使病名统一，分类明晰，纲举目张，切合实用；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已经把属于温病范畴的风温、春温、湿温、暑湿、秋燥、冬温、大头瘟等病证归入了伤寒之中，从而使外感病在命名方式上实现了伤寒与温病的结合，亦使外感病在分类体系上达到了伤寒与温病的统一。俞根初的这一做法，可令医者对名为“伤寒”的外感百病，“其间寒热杂感，湿燥互见，虚实相混，阴阳疑似”的复杂情况，有比较清晰和系统的了解，对这些病证的治疗难易有比较正确的估计。此正如俞根初所言：“治伤寒何难？治伤寒兼证稍难，治伤寒夹证较难，治伤寒复证更难，治伤寒坏证最难。”总之，统一外感病命和分类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更加直接地体现了寒温融合的特色。（二）创六经气化辨证体系

俞根初学识渊博，擅于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推陈出新。其创立的六经气化辨证体系，就是在张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的基础上，将后世许多有关六经的新观点，以及温病学派的学术思想，融入其中而形成。

俞根初首先将经络与脏腑、血脉、皮腠、肢体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拓展了既往对六经的认识；其次，把传统的气化学说与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气血辨证有机结合起来，层层递进，细腻入微，辨证结果前后互参，以便总体上把握疾病发展和转归；最后，总结外感疾病的演变规律，以寒热为纲，创造性地提出“三化”学说，从而形成了辨治外感病证的六经气化辨证体系。在该辨证体系里，俞根初提倡寒温统一，熔寒温两大辨证体系于一炉，建立了外感病证的统一辨证模式，对外感病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丰富六经内涵，创立“六经形层”

张仲景《伤寒论》开创六经辨证体系后，历代医家都对六经的内涵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其间各家认识不尽相同，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六经，《素问·热论》所言六经，系指经络之经，对六经证候的阐述也是以经络的循行部位及生理病理特点为主要依据。宋代朱肱以此为据，认为《伤寒论》三阴三阳就是指经络，而以经络论三阴三阳。其《活人书》卷首即谓“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仍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毙”。明代方有执则反对朱肱之说，认为六经之经与经络之经不同，将六经作六部解。其后，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说：“夫人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以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其创“六经地面”说，提出“腰以上为三阳地面，三阳主外而本乎里”“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阴主里而不及外”，将六经看作全身的六个分部或者分区。

基于上述诸家对六经的认识，俞根初进一步拓展六经的范围，丰富六经的内涵，并且他认为六经是外感疾病传变的六个层次，故提出“六经形层”说：“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又言：“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这种认识，使六经不仅包含六经之经脉，还包含脏腑及与各脏腑紧密相关联的四肢、血脉、肌肉、皮毛、腠理、筋膜等络属组织，将整个人体内外上下全部包含在六经形层之中，从而加强了经络与脏腑及络属于各脏腑的各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加强了六经之间的纵向联系，使得经络、脏腑、四肢百骸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充分阐述外感疾病对人体损害部位的关联规律以及病证的传变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俞根初通过拓展六经的内涵，使六经涵盖了经络、脏腑及脏腑络属部分；提出“六经形层”说，为气化学说与脏腑经络之有机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俞根初扩大了六经之内涵，密切了六经与脏腑及各脏腑络属部分的联系，使六经气化辨治体系能够概括一切外感疾病而无遁形。此正如何秀山按语所说：“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而六经形层这一概念，也是六经气化辨证体系的理论基础。

2.丰富六经气化学说

气化学说，肇始于《黄帝内经》的运气七篇大论。其中，《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提出六气化生三阴三阳并为之主，即火化少阳，燥化阳明，寒化太阳，风化厥阴，热化少阴，湿化太阴；亦阐明了六气标本中见的气化组成及其规律和程序，为后世的六经气化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时至东汉，张仲景有感于当时伤寒病的肆虐，“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等，将《内经》的气化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尽管张仲景并没有明确提出六经气化之说，但其运用和发展了《内经》的气化理论。自张仲景《伤寒论》传世以后，便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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