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飞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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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2011(第1期)试读：
序一
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学者，很高兴代表学校向这个会议致辞。我虽然不从事传媒研究工作，但也知道数字技术扩散以后，传媒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已在所难免，不仅如此，数字媒体时代的社会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我们能够组织和承办这样一个主题的研讨活动，既感到荣幸，也感到责任重大。
首先，让我代表学校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杭州来说，现在这个季节应该不算是最好的季节，但今天的天气却如此之好。满目清新，艳阳高照，空气里似乎还残留一丝桂花的余香。仿佛自然界也为这样一次重要会议的召开而高兴。
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社会。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天天都感受着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那句名言里的意味：“万物皆数。”不过，虽然毕达哥拉斯讲“万物皆数”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人类似乎还没有为全面生活在数字时代做好真正的准备。眼下的我们，已经离不开数码产品，但数字构建的虚拟世界与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之间该如何相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到数字时代人类社会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人类将向何处去，小到我们个人如何正确地为真实情感和虚拟情感划界，如何确立数字生活的意义，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都需要我们学术界认真面对。
浙江大学是目前国内学科最为齐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之一。最近几年来，我校紧紧地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和重大战略性需求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通过“985”工程这个抓手，在各个学科和重要领域实施新的建设计划。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制定了“4+1+X”的建设规划并逐步付诸实施。学校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将其纳入“985”工程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拨出专款对教学科研条件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行重点支持。学校尤其关注数字社会和新媒体这个领域的动向，在这次“985”工程建设当中，学校重点支持的项目就是“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我们希望浙江大学在这个领域中能够更早、更整体并且更深入地进行学术探讨，也衷心希望海内外相关行业和学术界的朋友一起为探究数字未来和媒介社会的基本规律做一些工作。我觉得，因为这个领域的覆盖面广，涉及的因素多，情况复杂，仅仅是学术界一个面相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联合政产学以及社会各界组建学术的战略联盟，这样才能使这个研究变得更加全面和可持续，也可使研究成果能够对相关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名人名家辈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工业增长率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都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位居全国第四，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就是浙江；浙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也在不断创新，形成了很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引起关注的经验和模式。我相信，在数字未来和媒介社会这个领域中，浙江仍然是具有全国领先的素质的。我说这些，是要提醒学术界的朋友，作为领先发展的一个区域，问题也是最先暴露的，这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浙江大学在这样一个走在前列的省份办学，常常是冷暖先知，不缺问题意识的。事实上，在基层民主、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建设等多个新的领域，浙大的学者已经介入实践并开展了较为领先的学术探索。我希望，我们的学者在数字媒介和社会发展的领域也利用地利之便进行认真调研。
这次会议群贤毕至、名家云集，我相信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达成预定的目标。
祝各位代表在杭州期间健康愉快！
最后也特别感谢各位会务组的老师和同学，感谢你们默默无闻的奉献！2011年12月
[本文系作者在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杭州）上的开幕欢迎辞，整理自录音材料。]
序二
吴飞这无疑是一个极速变革的时代，西方几百年前逐渐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被压缩到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来进行，所以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国社会现在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机会，但同时也充满了风险。而新媒体的出现无疑使这种机会与风险得到了更广泛的彰显。
今天各路学术精英和业界领袖欢集一堂，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我们将共同探讨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新议题，表达我们对这样一个极速变革领域的深度关注。浙江大学非常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各位能参与这次盛会，就当前社会尤其是我们新闻传播亟须关注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借用网上一个非常流行的语词，那就是各位的到来使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学术论坛很给力，我也相信这次学术论坛必将很给力一个全新的数字未来。
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Web 2.0、数字电视、卫星广播、智能手机、iPad以及这些新媒体与技术的结合对人类的感官作用比例和行为制度进行了有力的重构。有一位智者曾经讲过一句话“计算不止和计算机有关，而是决定了我们的生存”。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无论是在公共领域、商业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新媒体都改变了个体、群体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形态、方式和效果，新的经济形态、商业模式、政治结构、文化身份、社交渠道以及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数字未来已是大势所趋。
如何认识这一趋势，如何应对这一变化，无论对新闻传媒、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还是普通民众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仅仅是回顾刚刚过去的2010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新媒体条件下一系列的事情，无论是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虚拟论坛，还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的各种博客和微博；无论是新媒体技术的变革与采纳，还是新媒体产业的交叉发展；无论是在中国语境下，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间，新技术都昭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各种发展的可能性。
从木子美、芙蓉姐姐、贾君鹏到小月月，应该说网络创造的传说极大地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从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杭州市飙车案到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网络在当今中国热点事件中所展示的智慧和力量极大地推进着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面对新媒体时代这种极速的社会变迁，我们不得不承认，学术研究虽然已经广泛地开展，但是我们的行动是滞后的，成果是不足的，甚至可以说是苍白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这次学术论坛举办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不为过的。因为传播学界的思考将不仅仅是对既往新媒体诸多变革的总结与评估，更是对未来路径的一种探究。
当然几次学术讨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可能穷尽新媒体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所有可能性。但这是一个开始，不仅仅是一个在座各位见证的开始，还是一个在座各位共同创造的开始。
在浙江大学校方，尤其是我们罗校长的大力支持之下，浙江大学的“985”创新平台——“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正式成立于2010年的7月份。研究院立足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全面聚焦于新媒体时代的变化，积极推动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本土化；强化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我真诚地希望以此次学术论坛为起点，在座学界和业界的精英共同缔造浙江大学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的未来，浙江大学以此为荣。
此次论坛可以说得到了浙江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我在这里表示深切的感谢。要感谢百忙之中来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专家，我们知道12月份是学术会议非常繁忙的季节，这样一个时间各位能够抽空到我们浙江大学来是对我们浙大的一种勉励，实际上对我本人，对我们的研究团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持，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还要感谢会务组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们，有些在会场里面，有些在会场外面，应该说这4个月的时间里你们非常辛苦。谢谢各位，也希望在座各位在杭州过得开心，讨论得精彩热烈。2011年12月
[本文系作者在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杭州）上的开幕欢迎辞，整理自录音材料。]
主题发言
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
尹韵公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中午好。首先，我要感谢浙江大学，感谢吴飞教授对我的邀请，使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在座各位学术界的朋友们见面，有一个和大家互相了解的平台。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向本届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我要趁机多讲几句，因为我跟吴飞老师请示过，能不能把致辞和主题发言稍微结合在一起，但是不会超过10分钟，这样我就不用另外安排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新议题”，实际上这个主题本身选择得是非常好的。我最近一两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当了世界老二，但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好受的。对中国来说，可能也是相当尴尬的，因为她是在无意当中、不经意之间当了世界老二。中国从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至2002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2008年突破30万亿元。21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太快了。从2002年以来，实际上从十六大以来，我们一直说是新的历史起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突破了10万亿元。我们都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这个了不起朝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向前发展，几年之后突破了20万亿元，再过几年又突破30万亿元，从2008年到现在变成了世界老二。我们从老五、老四、老三、老二，飞速变化，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也不断地站在新的平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当了世界老二，实际上世界也不知道怎么中国突然成了世界老二，美国人更不理解。美国人心中的老二是什么，过去老二是苏联，后来老二变成了日本，但是突然美国要同中国这个世界老二打交道，美国人适应吗？我想美国人不适应。中国人适应吗？中国人也不适应。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来当好这个老二，美国人不知道怎么与这个老二配合，实际上这是我们国家真正面临的问题。你们去看看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评价，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介，所有新闻媒介报道的事实实际上都跟世界上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文化格局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不用说，在座的都是行家。所有发生的一切都跟这个有关系，而且关键是还有背后的。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前不久，我们所有个研究员，叫杨瑞明，去英国参加一个会，题目就叫“在伦敦开会”。伦敦讨论什么问题，讨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外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他们讨论。然后还没出门之前，杨瑞明碰见一个大概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说你们中国怎么跑到那儿去参加这样的会？实际上，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有多少了解外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那种关注程度，而我们自己又了解多少？
南非总统祖马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其中就谈到新殖民主义问题。我估计中国的很多学者不一定了解，为什么祖马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利用中国这么一个讲坛来谈非洲的新殖民主义问题。其实，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个和西方大国发展过程中同样的问题。西方大国曾经遇到过，现在中国已经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他怎么把自己的问题、矛盾、麻烦通过与别的国家合作而消化掉。因为在20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实际上是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一个可怜的、一个可悲的，甚至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危机承担者。但是现在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也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所以，有一次我去意大利访问的时候，见到意大利最大的一个民间资本家、金融家，他拥有意大利最大的银行。他的银行大到什么程度？梵蒂冈惊人的财富，就由这家银行帮它理财。这个金融家对我们说，因为会谈的时候我在场，他就说“你们中国”。谈到中国的时候、中非关系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在非洲没有投资经验，我们有。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跟你们分享”。我听了都非常吃惊。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报道达尔富尔的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吵了多少年？达尔富尔问题是怎么来的？无非就是苏丹。苏丹大家也知道，非洲第三大国家，面积约188.6万平方公里，但是出现问题恰恰是由于苏丹有石油。谁发现了苏丹有石油？美国一个公司。美国公司不愿意去开发，因为那个地方条件太艰苦了。最后，苏丹政府找到了中国，中国表示愿意帮助开发。因为中国，我刚才说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问题、矛盾、麻烦，我们也需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恰恰苏丹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石油问题。中国缺石油，苏丹有石油需要我们帮助开发，我们何乐而不为？但是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是，中华民族很厚道。我们在帮助苏丹开发石油的时候，中国人做了一件西方国家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帮助苏丹建立了大型石化联合企业，帮助苏丹培养了一批石油工程师，培养了一批石油技术工人，所以中国在非洲的声誉马上播散起来。一批非洲国家跑到北京，要求中国政府在非洲推广苏丹模式。大家知道中国的影响，就像奥运会前后我们开了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非洲52个国家，一下来了4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韩国也开了韩非合作论坛，只去了20来个国家。你们可以想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2003年，美国当时的那个黑人将军鲍威尔，五星上将，时任美国国务卿。他访问了苏丹。我真是佩服这个鲍威尔。鲍威尔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美国战略家。他到苏丹一访问之后，马上就意识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苏丹模式已经上升为中国和美国在非洲大陆的角逐。而且他预言，如果苏丹模式在非洲大陆成功推广的话，不需要10年，欧洲和美国的势力将会被中国赶出非洲大陆。所以他回到美国以后，也就半年，达尔富尔问题开始出来。所以我说，美国人可以出钱，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出钱出人，然后世界媒体就开始炒作达尔富尔问题。中国人在达尔富尔的问题上吃的亏太大。
我今天跟大家讲，我是想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实际做了很多事情，世界并没有注意，而恰恰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宣传这些事情。但是中国要发展，一些国家肯定会阻碍，这也是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一个很重大的新议题。就像2008年，大家看到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巴黎受到阻挠。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跟一个事情有关系，就是中国政府和非洲某个国家签订了一个20亿美元的石油订单。因为该国正好是法国原来的殖民地，按照欧洲人的说法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中国为什么要一脚插进去”。欧洲人非常看重他们的前殖民地，他们有种前殖民地情结，他就认为“这是我的势力范围”。中国要发展，必须改变这种经济格局，改变这种文化格局，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将来怎么应对？我是希望我们的媒体、媒介和新媒体都要有一个很大的世界眼光。
我注意到我们的话题里面曾经谈到了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这种国际传播，我想还是处于传统意义上的，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世界老二的位置来思考我们的媒介问题。我们真的需要更新一种观念。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形势会遇到很多问题。而这恰恰非常需要我们媒体去研究怎么样关注这些事件，怎么样报道这些事件，除了把这些事件表面上的东西报道出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介绍给中国人，就像达尔富尔问题一样。所以，我想我今天的主旨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个世界眼光来报道和研究成为世界老二的中国，以及中国怎么样处理好和世界的关系，因为这最终关系到中国未来五年时间的发展。（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有删改，特此说明。）
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影响
张国良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盛会非常高兴。刚才韦路博士讲到了这次会议的几个亮点，我想亮点还很多，比如说我自己也感觉到，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组织方，比如说吴飞教授、韦路老师都十分年轻，这也是一个特点，新媒体时代的特点。我注意到在座的也有很多年轻老师，有很多是近些年来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高兴。再有，就是觉得无论是吴飞教授领导的研究院，还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都非常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我们新的时代。那么，在限定的20分钟时间来给大家谈一谈我的体会。
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由很多因素交织而引起的，包括制度、习俗、人际关系、文化传承、生活态度，还有国际环境等很多因素。这当中，让我们这些传播学人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传播技术。事实上传播技术在这之中，已经当之无愧地构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传播技术的代表就是互联网技术。传播技术或者互联网技术，现在引起了许许多多的变化，在我看来以下一些现象最值得我们注意。
我想说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媒体的个人化。所谓媒体，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发布信息的技术，以及有时候也不单是技术，还包括技术背后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专门的机构。那么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这种发布信息的技术越发达，它的使用就越脱离个人。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技术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的大众传播。这种大众传播的主体当然就集中于组织或者团体、各种各样的机构，而不可能是个人，尤其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个人。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这种常识被颠覆了，这种局面被改变了，而且正在，在我看来，朝着彻底被改变的方向前进。
媒体的个人化，这个很奇妙，倒过来说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媒体的个人化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媒体化，每个个人都媒体化了，所以就引起第二点，全民的媒体化。这个也可以倒过来，就是媒体的全民化。举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大家都清楚的。江西有一个地方叫宜黄，宜黄的强拆事件，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之一，钟如九。这个强拆事件，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悲剧，一人死亡两人重伤。钟如九是这个家庭里最小的女儿。这个事件就凸显了个人媒体化或者全民媒体化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新媒体已经开始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利器。过去我们都很正常地接受那种局面，传受是割裂的，媒体是垄断的，话语权是独占的，这种局面正在成为过去。钟如九的微博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相信在座很多老师同学都看过。她的微博上有一句话是：“我是钟如九，谢谢你们的帮助。”这个女孩还是很知道感恩的，微博确实帮助了她的家庭，虽然遭遇了悲剧，但结果就不一样了。她现在最新的记录是689个关注，29347个粉丝，508个微博。我看到她的微博就在想，它是一个微博，但是类似于比方说钟如九日报、钟如九电台、钟如九电视台，对不对？因为微博上面各种形式都有，内容也确实非常丰富。请大家看一条她最新的微博，这是钟如九在描述她的妈妈和二姐的治疗情况：妈妈现在左耳还是有点肿，每天换药；二姐身上、左手很多水泡，变成疮面，动一下都很疼；然后钟如九这个小女儿小妹妹就很不忍心，等等。
中国GDP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位，但人均GDP还在106位。而且，人均的背后还有贫富差距、国企垄断、环境破坏等许许多多问题。继续看看这个钟如九报告受伤家人的情况。11月17日，二姐过生日，中间应该是那个二姐在吹蜡烛，护士长、护士都来祝贺，给她鼓起生活的勇气。但是，钟如九的微博，它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比方说，有这样一条微博，说的是上海的大火，微博里讲，数万市民井然有序，排队献花，没有喧哗，没有吵闹。大家再看烧焦的那栋楼下面都是花，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景观、新的表达，这也是发在钟如九微博上的。再比如说，11月23日有一条微博，就是著名教授蔡定剑先生逝世了，非常可惜。他比我还小，54岁。
这个全民的媒体化或者说媒体的全民化又带来第三个变化，叫做虚拟的真实化，也可以说是真实的虚拟化。互联网出现以后，我们一直都觉得网民的人数毕竟是少的，代表性是不强的，意见是偏颇的、极端的、不值得重视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比方说2009年12月，我做过一个网络民意和现实民意到底有多大差距的调查。这个调查起源于我上课时，跟同学们讨论有些什么研究项目可以做，同学们就提出来比方说虚拟民意和真实民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同或者相异？拍脑袋是不行的，那我们去做一下调查。其中有一个调查就是围绕着当时在上海、在全国很多城市热播，后来广电总局下令要禁播的电视剧《蜗居》。我们做了一个什么研究呢？一方面，我们做了一个内容分析，包括新浪、天涯、人民网这一个月之中，对《蜗居》的所有评价；另外就做一个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在上海市民当中抽了208个样本。最后我们发现，两个结果之间细部是有差异的，但总体趋势一致。因此，我们的结论就是，网络民意虽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民意，但越来越接近了，必须高度重视。事实上，这个背景就是网民在中国超过了4亿，而且还在快速地增长。我做了几个表格，这里面的数据就是现实民意调查中对《蜗居》的评价，认为“很成功”、“比较成功”的加起来，成功的正面评价是将近60%；而网络内容分析做出来的“喜欢”、“比较喜欢”加起来60% 多一点，所以两者很接近。因为《蜗居》主要讲房价，所以我们民意调查大家对房价的态度怎么样，现实民意中认为过高的是百分之九十几，网络民意当中还要高一点，认为高的占99%。我们同时也问了这些抽样调查中的市民：认为网络民意能代表现实民意吗？他们的意见还算保留，但认为不能的也只有25%，偶尔的是10%，所以64% 的认为网络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
虚拟的真实化或者说真实的虚拟化又带来第四个变化，叫做社会的网络化，或者说网络的社会化。我这里讲的网络有双重含义，一个网络是指本来社会就有的人际传播网络、人际关系网络，另外一个网络就是互联网络。这两张网络重合度越来越高。所以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关于新浪微博的调查，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对象就是第一门户网站，也是在微博方面走在最前列的新浪。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想了解，目前新浪的微博用户到底有哪些特性。我们在线抽样调查1000多个样本，主要发现了一批创新型的群体，他们现在正在积极地利用社会网络。大家知道社会网络是社会学里面的理论。因为现在变化巨大，我经常感到很多原来的传播学理论现在已经有心无力了，解释力已经明显不足，所以需要向跨学科借一些资源。甚至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大好时机，是创新理论的一个大好时机。图片显示，新浪微博现在排在第一位的人气明星就是姚晨，她现在已经是600多个关注，400多万粉丝，有2000多条微博。我们发现新浪微博活跃用户的一般特征如下，男的少一点，女的更多。女的更喜欢说话，女的也更善于说话。本科学历最多，16到25岁最多，所以这些大部分都符合前面提到的钟如九，“80后”。他们上微博很活跃，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创新型。他们自己评判自己，非常创新加上比较创新达到了86%。创新量表我们有5个维度来衡量，如果都符合或都持肯定态度的话，这种类型的人确实是我们社会非常需要的类型。
再讲一讲社会资本的需求特征。因为网络包括微博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社会资本，像钟如九那么一个弱势群体，谁认识她？但是有了微博，一下子就有了成千上万的粉丝来帮助她，来支持她，这种社会资本是非常丰厚的。那么，我们有一些测量发现，记录个人生活，发布新闻，还有追逐时尚，跟用户写作的满意度相关。因为上微博有的主要写，有的主要看，喜欢写作的用户就非常愿意发布新闻，以看为主的用户就非常愿意用微博快速获得新闻。越是女性，越是年轻，创新性越强，关注人群和粉丝人群就越多，越多就越依赖微博。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社会非常有前途、有希望，因为“80后”、“90后”成长起来，他们之中这种创新类型的人十分多。我们作为传播学者，责任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是我们要深入社会实践，不能关在书斋里；第二是我们要关怀弱势群体；第三是要更新知识结构，尤其像我这样的“50后”；最后，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为社会贡献一些真知灼见。屏幕上这张照片是哪一位大家认识吗？对啊，就是钟如九。前面是一张很发愁的脸，因为遭遇巨大的灾难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这是发生灾难之前的笑脸。所以我衷心希望，我们国家的人民，包括年轻人能够永远保持这样的笑脸，我们的责任就在里面。
新媒体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的
陈怀林谢谢吴飞院长，谢谢各位专家和同学。首先声明，我这个主题发言套用一句网络俗语，我是“被主题”的。本来吴飞教授是邀请我主持一场新媒体对传播研究影响的下午场，昨天他告诉我已经被安排到主题发言，这个是“被主题”。那么，我今天这个发言跟下午要主持的新媒体对传播研究影响是相关的，题目就是“新媒体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的”。这是本人做的一个以1995—2010年华人地区传播学刊论文有关学术规范的数据为依托的研究。这个研究主要着眼于论文写作的体例规范，如导言、文献回顾、研究假设、本研究的设计、研究方法、结果（包括结论以及讨论），等等。
新媒体究竟对我们的传播学研究有哪些影响？过往的观点第一是强调新媒体的技术特性，然后是新媒体对社会各领域广泛的渗透，还包括新媒体对大陆社会的特殊影响。比如，新媒体造就了一个某种程度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使弱势群体有了某种表达意见的渠道等。还有新媒体对传播研究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一些合理的推测，比如像新媒体风行之后，学生的论文当中抄袭的现象大量发生。还有学者忧虑所谓的人文精神，原来可以在书斋里静静地把玩学术的乐趣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会不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荡然无存等。这是过往的一些观点的论述，而且这些视角已经有很多人讲了，即新媒体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新媒体对我们的传播研究究竟已经带来了什么影响说得并不多。
我想强调的是，新媒体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它便利了国际或者跨境的学术交流，也扩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那么它对传播研究的影响，首先包括对领域和内容的影响，对传播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影响，对传播研究学术规范的影响。其中，哪些是即时的和表层的影响，哪些是深层的和累积的影响？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论文特别是主要传播学刊的发表论文，是代表了某一个学界的方向，代表了某一个学界评判的标准。所以，我采用的数据是具代表性的华人地区传播学刊全部的原创论文，收集的数据和分析涵盖的范围包括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写作体例、写作风格、作者个人背景等。这个分析也涵盖了比较长的年代，是从1995年到2010年，就是从新媒体崛起之前，一直到现在的整个时段。在研究领域里我的研究假设是：新媒体在传播研究领域里的份额应该是与时俱增的。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新媒体的特性，它将会促进某一些特定研究方法的消长。在学术规范方面，它的虚拟的跨境交流，便利了学术规范评价体系的国际化。比如，在新媒体之前，大家都知道要订一份海外的学刊杂志，但从经济代价来说，对每个图书馆都是不能承受之重。现在有了电子的传媒，我问了一位浙大传播的博士生，她也说浙大的图书馆里海外期刊的纸质版不太多，而且电子学刊已经比较多了。那么还有跨境的学术交流，真的能每年参加特别是美国、欧洲等学术年会的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学术上进行跨境交流的还是比较多。像SSCI也开始成为主要的，至少是“211”院校中的新闻传播院系学术评价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同时，我觉得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带来的变化包括表层的变化和深层次的变化。
具体来说，我的研究抽取了四份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期刊。首先是《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这两份期刊能否代表中国大陆学术最高水平，可能会有争议。我主要考虑它们都是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中的权威期刊，权威期刊中被引用率和影响率又是最高的。我国台湾地区选了《新闻学研究》，这是台湾地区出版历史最长的期刊，是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院出刊的。还有就是《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这是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是亚洲目前为止新闻传播方面唯一的SSCI期刊。
那么选择哪些论文类型呢？首先是原创型研究论文。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其实在海外的期刊没有非原创性的研究论文，但是在我们的期刊上有大量的领导讲话、一般学术理论的介绍、政策法规的阐释等，就是把这些排除在外的纯粹的原创性论文。分析单位是单篇的论文。那么研究变量以下2个：第一是论文发表的年份，第二是论文发表涉及的主要领域，一共是16个主要领域，当然吴飞老师把它分成22个领域，我们这16个领域是根据美国国际传播协会的分类，它实际上和吴飞老师的是高度吻合的，看其中新媒体研究所占百分比的变化。
然后是论文采用的特定的研究方法。我这里主要是列出两种，第一种是内容分析法，大家都知道新媒体最便利的就是内容分析的方法。比如，新任的亚洲传播学刊的主编说，他现在收到最多的论文是框架分析。框架分析是什么呢，是传媒内容的框架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呢，特别是大量在海外念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你只要在网上一搜，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比较中文的《苹果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这些数据的获取易如反掌。还有思辨方法是长期以来大陆学刊上经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没有对它进行定义，其他方法一般有定义。孙旭培老师在1999年的一篇重要的关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分析上，对它作出了一些描述。我把这个方法简单地定义为，主要采取逻辑推理的方法，主观选取例证，同时不设证伪的条件。就是说不设定如果某个情况出现的话，我就承认我的观点被否定。它是不设立这样一种条件的，这是思辨方法。我把思辨方法的百分比也列入。
另外是论文的学术规范。为什么提这个论文的学术规范？我觉得国内和海外的论文的学术规范最直接的区别就是，在虚拟交流大大便利的情况下，在普通的学子都有机会接触国际学术论文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术规范有没有变化呢？其中跟海外的学术规范差距最大的，历来一个是文献综述，一个是研究方法论。对文献回顾的评定就是看你能不能做到以下四点：① 总结过往研究；② 评析过往研究；③ 提供同本研究的相关性；④ 列出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在这四点里面，如果你能做到三点，我就认为你是完整的，给满分4分，做到两点给3分，做到一点给2分，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是最低的1分。对研究方法论部分的评定也是四点：① 明确具体的研究方法；② 陈述该方法执行的基本过程；③ 方法的概念化或操作化；④ 方法的效度和信度。同样是达到三点或以上给4分，依次类推。然后是参考文献的引用，我这里把它简化成两项指标：第一，引用了31篇以上参考文献的论文的百分比；第二，全部引用中文参考文献的论文的百分比。我们要看在新媒体提供了便利的情况下，上述指标产生系统的变化了吗？
这是1995—2011年一共16年来四本期刊的论文总数。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16年按照每4年为一个时期划分，一共四个时期。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呈现一个正增长。看一看新媒体在全部研究领域中所占的比率，在1995—1998年的第一个时期，新媒体论文仅占8.9%，到了2007—2010年的第四个时期，它已经超过了1/4。
在研究方法的采用方面，内容分析法从14.7% 也稳步增加到1/4以上，成为同受众调查并列的主流研究方法。具有完整文献综述的论文的比率都有一个极大的增加，从11% 到超过50%。具有完整研究方法的论文也从17.4% 剧增到43.8%。相比之下，《新闻学研究》和《亚洲传播学刊》两份学刊是一如既往稳定的，都是在70%～80% 这个范围内。总体的进步大部分是由《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两份学刊所取得的。参考文献引用数量在31篇以上的论文的比率，也从最初的20% 左右增加到将近50%。前面这五个指标，我认为是新媒体对我们传播学研究带来的表层方面的影响，它们是能够短期地、迅速地上手或者仿效的。
我们再看深层的变化。为什么我以思辨方法为例呢？由于历史的关系，我们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新闻学转到传播学研究有着继承的关系。内地的传播学刊的论文，相当程度上还是依赖思辨的方法，即我先前所讲的逻辑推理，主观取证，不设证伪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更接近于随笔，或者我们说的议论文。我们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采用思辨方法比例开始减少，近年来以思辨方法为主的论文出现了较大幅的下降。我认为这种变化中累积了对国际论文的观察，到参考，再到仿效。同样，引用文献全部为中文的期刊在这四本期刊里面，近年来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当然里面是包括了如果你引用翻译的参考文献，也算是引用非中文的。一方面学外文并非一日之功，还有就是翻译过来也需时日。所以说，深层的、累积的影响现在也开始显现。
结论：第一，在表层方面，新媒体研究在传播研究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内容分析方法平稳增加且已经成为主流的方法，具有完整文献综述的论文不断增加，具有完整研究方法的论文迅速增加，引文在31篇以上的论文的比例也是稳步上升。第二，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具体来说，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的比率在常年徘徊后今年大幅下降，完全使用中文引文论文的比例常年居高不下，近年也出现了下降。
现在作结论与讨论。这个研究是跨时间、跨地域，系统地分析华人地区有高度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发表的大量的原创性传播论文，实证地探求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已经发生的影响。浅层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深层的影响已经开始积累。新媒体大致可以说在1998年之后，包括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开始渐成气候，经过积累之后近年的深层影响也开始显现。不过，尽管新媒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仍然无法取代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当然，在从网上取材做内容分析也需要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或者深入不毛之地做人类学研究也是如此。严谨的理论创新都来自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
数字媒体时代的两个转向
李杰各位好。简单来说，现在数字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已经被关注到了。在表层变化以外，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关注一些深层的变化，比如关于数字媒体时代的审美经济和数字媒体时代的社会正义问题。我把它概括成一个向内转的过程，我们新闻传播的研究最容易走向表面现象的浮光掠影，如果我们完成了一个向内转，一方面可以增加深刻性，另一方面可以明目扩胸，增加一点大气。
所以我首先想讲，变化本身有表层的变化和深层的不变。关于数字媒体的一些类型，我在思考它的时候想，人性的这种变化，人的发展有一个时间性，同时也有它不变的东西，就是人的内在本质和它对灵性的追求，而我们现在所实现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人性自然的一个反应。比如网络化，我们社会的网络化从来如此，而现在数字时代，它按照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又比如互动性，也是植根于我们人类内在需求的一种特点。再者就是个性化，这也是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就其表层来看，我们可以概括成很多东西，比如数字媒体和技术形态的革命。我们在服务层面，在传输层面，在终端层面，在引领主题层面有很多种，但不是今天我想讲的重点，只是做一个回顾。另一方面就是数字媒体和媒介形态本身的革命，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东西。另外就是数字媒体与政治形态的革命，比如我们现在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运用数字媒体来完成社会动员、社会沟通、政治传播。那么在经济层面，数字媒体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现在讲媒介经济的变化，还有就是媒介融合与产业的融合，这也是我们学术界关注比较多的。
在这些表层变化中的深层的不变，比如以产业融合为例，现在我们IT、电脑、传媒、娱乐、家电、旅游这些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了，而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外延和内涵至今没有能够明确地界定。一方面是我们产业的边界难以界定，而另一方面新兴的东西让我们既有的格局有所错乱。那么文化的崛起是作为一种新的形态，还是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竞争和文化发展的新的形式？我更看重后者，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讲，我们固然把文化产业当成一种新的GDP的支柱动力是不错的，同时我理解目前的国际竞争，包括我们十六大、十七大以来这么重视先进文化的一个推动力，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定义，一定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
所以我今天要提的两个向内转，一个向内转是数字媒体时代的审美经济。审美经济这个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讲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的第三种价值。这第三种价值——审美价值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称它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样一种新经济形态我认为它不是简单地换一个概念，或者说做一个更新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一个向内转的情况。它是重新回到一个古老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它是一种全面理解人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升级价值，这也是德国人率先提出来的。我们想一想，从霍克海默到阿多诺的文化理论再到后来的审美商品理论，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贡献，看起来非常新，但是实际上回归了一个主题，就是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如果不以人的最高幸福为目的，那么它什么也不值。可惜当我们把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就是理性人的这么一种假定推到极致的时候，似乎我们忘记了这么一些。传播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看也是社会和谐发展与人的最终幸福，如果我们把某些借助于经济学的概念引入传播学的时候，它也在偏离我们的基本主题。所以我看到的变化之中我更注重回归，比如在审美经济中，人类梦想的重新登场。在审美经济中，商家售卖的重点已经不是物质产品，而是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一种梦想。那么，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它是以数字技术来实现的。又比如对于数字互动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接受模式已经由过去的单向传播变成这种双向的互动，形成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我看来它也是对人性古老需求的一个回归，就是个人由规范的控制回归至向自由的获取。我们经常讲的社会那种爆炸，那种舆情的爆炸，不过是这种获取过程中的一个信息的引爆过程，所以审美经济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其中有两段，一个是文化本身产业化的发展，另一个是经济的文化化。这一个前提，就是说把理性经济人的这个假设，它的异化了的东西重新回归过来。所以我认为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他是一个革命性的标志，他证明了有钱不等于快乐，他把我们重新引向了对人最根本需求的思考。那么，审美经济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国际范围内文化产业的兴盛，另一个就是物质生产本身符号价值的增加。就是说，我们吃饭也不仅仅是进料，而是要吃得有意义。
那么，第二个向内转就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正义，这也是一个主题。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美国大片《阿凡达》，它引起了全世界各地的这种心理上的冲击，除了它那种立体的效果，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据某位导演说，我们的影视制作技术已经落后美国多少多少年了。我看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表层的变化。更深层的变化是什么呢？比如说在美国，美国的观众想起了对印第安人，对他们土著人的犯罪。而中国人想起了什么？他们想起了《阿凡达》的启示，要誓死捍卫家园，人要活得有尊严。所以我们如果跟西方媒体竞争，一下就看到了技术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只盯住了技术，那么显得我们还是肤浅。还有我们这个公民社会，在数字媒体时代实际上是民众和政府共同学习尊重生命的一个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传播正义论——基于普适正义的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已经发表在邵培仁老师的《中国传媒报告》上了。我就想，这个情况下也是一个向内转的具体的行动，我们想提出来的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价值理性在我们传播学界正在失落。在一个功利主义观盛行的时代，争议的普遍性受到了广泛的怀疑，而很多人就在公开地批判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用权力话语来取代话语权力。所以，要在传播理论中确立传播正义论的根本地位，确立正义论的优先原则。我想回忆一下刚才尹韵公老师非常重要的发言，这个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在国际竞争中，是否能够真正掌握话语权。我们的文化竞争，它的内涵是一种价值的竞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正义观念的建构，我们只是用功利主义去对付，那显然在精神上是输人一筹的。在这里面，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努力，我想提到的是罗尔斯的影响在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著名的学者，在正义论发表之后对西方学术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所以称为罗尔斯的时代。那么怎么样来建立传播正义论呢，我给出了原理论、制度论、应用论这么一个基本的设想。由于时间原因，这个留待以后与诸位再探讨。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经济
张力奋大家早上好！第一个我想谢谢吴飞教授、韦路教授的邀请。我算是两栖动物，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做实务，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也非常希望能够到校园里面来待一个阶段。今天就是谢谢吴飞教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
刚才演讲的张国良老师是我们主题演讲的第一位，张老师也是我大学时的老师。他刚才说看到很多年轻老师，我10多年没见张老师，他现在还是一位年轻老师。所以，我觉得做学问做得好已经很不容易，同时又能够越做越年轻，这是一件非常给力的事情。
我现在就职于英国《金融时报》。1988年我离开复旦大学，到英国留学，在做完博士研究以后，一直在媒体工作。前10年是在BBC，过去的7年是在英国《金融时报》。
很高兴来到浙江，其实我祖籍也是浙江，所以回到浙江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我曾在浙江待过2年，小学也是在浙江念的，所以我觉得要感谢吴飞教授给我回老家的机会。
今天，我们讲的是数字未来和媒介社会，我想讲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题目。现在不管是新媒体发展，还是对整个媒体，对它的社会功能，对它本身背后的economics，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我在过去的10多年中很少谈这个问题。在国际媒体工作，我跟我的CEO，跟我的总经理之间，我们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作为总编辑是花钱的，作为总经理是赚钱的，所以我很少去关注我们的年度报表，我也很少去关注我们经营和盈利的情况。但是我想在两年之前，我作为总编辑开始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基本模式，就是刚才张老师所讲的，已经面临一种本质上的生存状态的挑战。所以其实我做讲座的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跟经营相关的问题，但是我今天非常乐意谈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你现在是做总编辑，是做记者，还是做总经理，现在面临的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统的媒体是不是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因为这个问题在两三年前可能还是个问号，那么在进入2010年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现在得考虑我们作为媒体人，在经过100多年的媒体进化以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行业，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的媒体也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行业。今天我想谈的就是全媒体时代。为何这个绕不开？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简单，在进入全媒体时代，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我们到底靠什么来生存？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我们在内容面前所面对的两条路线，到底是free还是for pay？我想先问几个问题，想问在座的媒体界的学长同行，今天是星期六，本周用自己的零用钱买过报纸的请举手。这里大概总共不超过15位。这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公家给你出钱订阅的报纸，也不是图书馆里面的公共品，我们自己掏钱去买报纸，即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场合，应该都是媒体界人士，这个比例也非常之小。我们目前在座的老师和同学用手机阅读新闻的大概占多少？这个比例显然是刚才自己掏钱买报纸的3倍。在座手上现在已经有自己的iPad的有多少？希望拥有iPad的有多少？就算只是这样一个非常不科学的小型的民意调查，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们媒体行业目前所处的一个环境。所以前两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短消息，说我们这个F T的CEO给我们每个同事300英镑，补贴我们每人买一个iPad。我这两天收到不少国内老总的抗议，说你这个东西发了以后，他们受到很多的压力，说他们的员工、记者、编辑都跑去跟他们老板吵，说这个F T有300英镑的补贴，我们为什么没有。
那显然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新媒体的环境，是我们在2年、3年、5年前，完全不可预料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默多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候，最早提出在数码时代，可以continue to be free。他的一个判断是认为在多媒体时代，还是可以运用广告来全部支撑多媒体时代的运营。现在看起来他当时这个乐观的估计，应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比较certain，当时他的判断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多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完全根据我们传统的，将受众完全变成商品，把受众卖给广告商来运营的方式可能是is not working。所以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的F T，还是S is ter Publ ica tion Economis t, New York Times, Washtion Post，英国的Daily Telegraph，包括默多克本人现在拥有的，不管是《华尔街日报》也好，还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包括他自己老家澳大利亚的一些报纸，现在都开始create pay wall。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支付的方式进行收费阅读。这已经是一个trend，并且我认为目前已经基本上成为传媒业，不管是新媒体业还是传统媒体业的一个共识。因为默多克在他的半个世纪的媒体生涯中，他基本上在所有的时候都作出了非常好的判断，包括当时引入电脑，最先进的印刷科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他现在改变了主意。
我们绕不开这个“pay wall”。“Pay wall”我现在还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比较好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支付墙。第一，我想谈一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interesting discovery，即便在全媒体的信息爆炸时代，其实我们发现优质的信息是短缺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在2005年到2008年，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3年前，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基本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危机明确作出warning的，不管是学者还是记者，在全球不超过10人，严格意义讲，全球不超过5人。我们的判断到哪里去了？我们的专业训练到哪里去了？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学界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F T有两位记者是在2007年的时候对整个created bubble，他们做过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测，但是当时也没有引起全球范围的一个比较大的关注。另外就是纽约大学的一个economist Nouriel Roubini，他的绰号叫做“doctor goop”，就是中国人讲的乌鸦嘴。他是在2006年开始，连续不断对美国因为高杠杆率所引起的可能created bubble做了一系列的预测。所以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有这个abundant information，但是我们缺少优质的high quality information，特别是缺少好的判断。所以FT在这个过程中，在2006、2007、2008年，特别是2008年到2010年的3年中，我们的circulation，我们的发行量，我们的广告，包括整个品牌，在全球的关注程度，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在想一个问题，这不是信息短缺的时代，而是一个优质信息短缺的时代。
那么第二点就是，大家往往会认为多媒体非常贵，但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电讯传播，特别是international connection，就是这个国际线路的传播。在过去的20年中，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以欧洲市场做统计的话，20年前从伦敦打给中国的电话，和现在伦敦—北京，伦敦—上海之间的国际线路通话，大概现在价格是降低了100倍。由于网络科技的成熟化，现在在传播技术这个成本上，零成本几乎成为可能。它已经少了原来传统媒体需要有的circulation cos t，需要有的print cos t，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大家来想，在多媒体的这样一个经营生态中，到底什么是最贵的？最贵的就是新闻和优质的内容。从FT和《华盛顿邮报》这些全球大报的情况来看，我想这是我们运营中的最大的一个成本，并且这个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新闻和内容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不能保证结果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能要把多媒体时代对技术的关注程度重新回到我们传统，就是刚才有一位老师所讲到的，传播媒体的正义。到底什么样的一种公共品应该由我们什么样的媒体来提供？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下面的一点就是有关内容的去平台化。我自己因为可能也是过来人，我们当时叫多媒体，于是在BBC也好，在F T也好，比如说让一个印刷的、让一个纸媒的记者同时可以去拍video，同时可以去做audio interview。但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我认为可能是革命性的，也就是内容的去平台化。我们所做的内容本身来说，是个platform nurtrue，这个内容本身跟平台是完全脱离的，至于最后，这个内容是以video，还是以paper，还是以其他的形式来表达，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如何创造内容，而这个内容本身来说是independent。这个platform，刚才我提到的就是iPad的话，如何加速这个pay wall的一个现实？
那么，最后说一下我们FT目前到底是怎么来做这个事情的。第一就是FT在1997年的时候，是极端的少数派。在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有关pay wall的尝试，但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没有概念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information能够成为capital？另外，第二点我讲的就是危机阅读的问题。所谓危机阅读也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发现的，也就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一定会有价格的，这一点跟默多克当时的想法正好是想反的。我们认为一定has to have price for something which people can value。那么下面一点，就是我们在整个新媒体的新闻运作化中，我们改变了我们从1884年之后的一个以传统的新闻史，一个固定的deadline为标志的一种老的新闻运作的模式。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改成为我们的new news room，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它没有一个起点也没有一个终点，一切的一切都是以新媒体的本身运作作为我们运作的轴心，所以它是周而复始，它没有一个s tarting point，也没有ending point。
下面就是我们在2009年1月到2009年5月期间，我们这份报纸的价格。当时我们的CEO做了一件事情，当时我们觉得很疯狂，就是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把我们报纸的价格连续涨了三次，从原来的1英镑一个copy，到我记得是1.3英镑，到1.5英镑，最后到了2英镑，在3个月的时间中把我们报纸的价格翻了倍。那么，我们的周末版，其实是涨了150%。我们发现在涨价以后，我们的circulation除了在初期有一个比较小幅度的下调，基本上很快又恢复了。所以，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有价值的、好的判断本身来说其实是一个prime product。
那么，下面两点可能也是我们FT跟别的媒体做得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就是纸媒和多媒体并存。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放弃我们的纸媒。从我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讲，我们现在报纸的每一位读者，每一年能创造的价值基本还是一个网络读者所能创造价值的4倍。所以从整个经营模式来讲，我们现在希望的是把纸媒和多媒体作为一种并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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