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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文国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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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语言论集试读：

编辑说明

本书是30多年来我关于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的一个结集，共分6辑。

第一辑是“

哲学语言学

第二辑是“建设中国语言学”，主要是对发展中国语言学一些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其中应该包括《汉语研究：跨世纪的思考》一文，但因收在《汉语论集》了，所以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辑是“字本位”，把这个内容放在《语言论集》而不是《汉语论集》里，体现了我一个想法：字本位不仅是一个汉语语法理论，更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而我致力于建设的“字本位”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实际上也是一个语言研究体系。

第四辑是“语言与文化”，这方面我的文章不少，但这里没有收关于理论探讨的，主要收了一些语言文化结合研究的实例，包括对老子、孔子某些论述的重新解释等，恐怕对于文化史、思想史也有点意义。最后一篇是应陆谷孙学长所邀，审读他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初稿的意见，以前没有发表过。

第五辑是“学人研究”，我的研究生涯中有幸涉及几位前辈名家或大家，其起因或是为了庆祝或纪念，或是遵嘱写序。因为写序必得“知人论世”，有时会对有关学者作一个整体评价，或侧重某一个领域的贡献。这些年写过的书序不少，但限于篇幅，只能先收这些。

第六辑是“附录”，其实是对我的两个长篇采访，一个是国内的一家出版社，一个是国外的一家杂志社，主要可以使读者了解我的学术生涯和研究历程，以及某些观点提出的背景。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潘文国学术研究文集》（2017）时，我附了一篇学术自传性的“我的古今中外之路”，作为“代前言”。这里的两篇就作为这套书的“代后记”吧。如果篇幅允许，拟再附一个“潘文国论著目录”，这是到2018年7月为止已发表成果的最新统计。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王焰社长、龚海燕副社长愿意为我出一套学术论文选集。这套书包括两本——《潘文国汉语论集》和《潘文国语言论集》，两者可说是姐妹篇，其大致分工是，一本以汉语研究为主，一本以语言学理论研究为主。其实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为讲理论必然涉及具体语言，那首先肯定是汉语；而讲汉语稍深一些时也必然会涉及理论。在上外社出的那本文集，尽管主要收“汉英对比”和“翻译研究”两个领域的文章，但有些跟这里的两本也会有交叉。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相互参看。

这三本文集加在一起，我这几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论文可说已大体在此。余下的还有为数不少关于教学方面的，包括古汉语教学、英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以及一些教辅文章。此外还有语言研究领域以外的文章如文学方面的，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100好几篇，就等以后再说了。作者2018年7月哲学语言学

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

近些年来，语言哲学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不仅哲学界谈论得热火朝天，语言学界也显示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语言学转向”、“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似乎已成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识。一些与语言学有关的专业（如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更是将之作为博士、硕士生的必修课程，乃至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这情况下，我们觉得有必要对“语言哲学”这个术语本身进行一番哲学的探讨，以明确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哲学”时的不同任务和目标。一、语言哲学与

哲学语言学

20世纪以前：对语言的系统思考；

20世纪以来：（广义）以语言为课题的哲学研究；

　　　　　　（狭义）分析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内容。

而“语言哲学”这个短语本身也颇有歧义，是指语言中体现的哲学（指内容）？从语言角度研究哲学（指方法）？语言本身的哲学（指语言的根本规律）？还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指过程）？可能各家各派乃至具体从事研究的人们理解也并不一致。

美国语言哲学家万德勒（Zeno Vendler）在他的《哲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实际上是四个，如加上该书标题则是五个）概念甚至是“学科”，并对它们进行了界定：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语言学哲学”）：“这门学科对意义、同义词、同义语（paraphrase）、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linguistic universals）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Vendler，1970/2002：8-9）

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包括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或多或少具有哲学性质的专著。”（同上）

Linguistic Philosophy（陈嘉映译为“语言概念哲学”）：“这门学科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的研究。”（同上）

Linguistics for Philosophy（陈嘉映译作“哲学语言学”，同上：16-1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哲学中的语言学”，该书书名）

最后两个概念的含义万德勒没有给出解释，事实上，把Linguistics for Philosophy译作“哲学语言学”并不妥当，从字面意义看，应该是“为哲学的语言学”，即可为哲学研究所用的语言学理论和知识。“哲学中的语言学”同样不很妥当，因为万德勒自己说，他的书明确地属于Linguistic Philosophy的领域（同上：9），也就是说，他讨论的是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因而，书名的本意应该是“语言学在哲学研究中的意义或作用”，中心词还应落到“哲学”上。

以什么作为中心词，其研究的出发点、方法和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如果中心词落在“哲学”上，语言或语言学就只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在这样的研究中，语言学往往被当成是个现成的东西。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语言学派别（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出发去研究，而很少有人对这些语言学理论本身进行质疑。哲学家们所争论的往往是语言学能不能用于哲学，或者哪一种语言学理论可用于哲学，而不会对语言学自身的问题感兴趣。把中心词落在“语言学”上，则情况恰恰相反，哲学成了研究的出发点或前提，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语言学而不是哲学，希望解决的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在这样的研究中，哲学往往是被作为一种现成东西而接受、而利用的。中心词的不同，实际会造成两类研究：以哲学为中心词的“语言哲学”或“语言学哲学”，以及以语言学为中心词的“哲学语言学”。前者指“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哲学”，后者指“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学”。译成英语，分别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或Linguistic Philosophy，以及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显然，后者并不包括在万德勒所论及的五个词语中。

但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两个术语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区别过。“哲学语言学”这个术语有人用过，但其语言学意义从没有很好地论证过。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尔（David Crystal）在其名著《剑桥语言百科全书》里，把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看作15个跨学科的语言学分支之一，说：“哲学语言学研究语言在解释哲学概念中的作用，以及哲学在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观察中的地位。”（Crystal 1997： 418），而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语言与思维，以及语义学问题，与一般“语言哲学”关心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李延福编写的《国外语言学通观》“哲学语言学”词条下在几乎直译了克氏的定义之后干脆加上了一句：“在哲学范围内，这一术语常被称作‘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 / Philosophy of Language）。”（李延福1996：770）我们觉得这是不妥的，因为这混淆了哲学家从语言角度研究哲学与语言学家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学两者的不同。对于哲学可能伤害并不大，但对语言学研究却会起误导作用，认为哲学语言学研究的也无非是语言哲学家感兴趣的那些内容，而对语言哲学家较少涉及的内容便认为在哲学语言学的范围之外。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语言学。

我们认为，为了强调与哲学家们不同的、语言学家的语言哲学研究，有必要明确建立“哲学语言学”这一新的学科，将之作为语言学而不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次，对“哲学语言学”一词我们还要细加探讨，因为这一词语同样有歧义：“哲学”一词既可指哲学家所建立的明确的思想体系，又可指哲学性的思考本身，因而“哲学语言学”一词既可指“从某派哲学角度研究的语言学”实即“哲学家的语言学”，又可以指“对语言的一般哲学思考”或“哲学性的语言学”。前者以某种哲学理论为前提，对语言和语言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例如阐释学派的语言学、认知学派的语言学、实证主义的语言学、唯理主义的语言学、解构主义的语言学等。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为指导，就是一种哲学语言学。而后者指的是从哲学角度对语言和语言学的方方面面进行思考，未必只循着某一现成的哲学理论对语言和语言学问题进行解释。例如洪堡特的语言学就是一种典型的哲学性的语言学。我们未必说得出洪堡特遵循的是哪一家的哲学理论，但他确实对语言和语言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对后人以极大的启示。而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的结果很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哲学。例如索绪尔对语言和语言研究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思索，最后除了形成独特的语言学理论之外，还形成了“结构主义”哲学，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学之外。

将以上所述加以归纳，我们可得出如下一个分类表：

这样看来，目前使用的“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了相当不同的意义，其中至少可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前者是哲学家研究的领域，后者才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领域。当然两者之间有共同点、有交叉，彼此之间有相互影响，不仅两者的研究对象同是语言，而且哲学家研究的成果可为语言学家所利用，语言学家研究的成果也可为哲学家所利用。尽管如此，两者的基本分野还是应当划清的，这有利于两者各自研究的深入。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对自身学科更有直接意义的是哲学语言学的研究，而且，如果我们不想专重于某家某派哲学，而更想关注对语言的一般哲学思考，则应在上述各种解释中取最后一种理解，即把“语言哲学”理解为对语言的哲学思考。

如果把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哲学定名为“哲学语言学”或“哲学性的语言学”，则其同人们一般谈的“语言哲学”或“语言学哲学”就会有较大较明显的区别。第一，这一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语言学而不是哲学；第二，即使在关于语言的问题上，哲学语言学关心的不光是一般语言哲学家所关心的那些语义和语用问题，还包括他们不甚关心的语音、文字、语法等语言学其他“平面”上的问题。其目的是对所有这些语言和语言学上的问题进行一番哲学性质的探索和思考。

为了说明这两种区别，我们先来举一些“语言哲学”或“语言学哲学”的例子。

英国学者哈理森（Bernard Harrison）编写的《语言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79）是迄今为止为人称道的一本比较简明的语言哲学导论著作，其内容共分四大部分：1）命名（Names）；2）意义与真理（Meaning and Truth）；3）交际与意图（Communication and Intention）；4）语言与世界（Language and the World）。

美国学者卢德娄（Peter Ludlow）编辑的《语言哲学读本》（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97）是较新、较全面的一本语言哲学论著选读本，其内容分成六辑：1）语言与意义（Language and Meaning）；2）逻辑形式与语法形式（Logical Form and Grammatical Form）；3）有定摹状词与无定摹状词（Definite and Indefinite Descriptions）；4）命名（Names）；5）指示（Demonstratives）；6）对意向和态度的报导（Attitude Reports）。

中国学者陈嘉映的新著《语言哲学》是国内第一部通论性的语言哲学教材，本书除头尾之外，共有十四章专题性内容，分别是：1）意义理论；2）真理理论；3）索绪尔；4）弗雷格；5）罗素；6）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及其转变；7）维也纳学派；8）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9）日常语言学派；10）蒯因及戴维森；11）乔姆斯基；12）专名、可能世界、语词内容；13）隐喻与隐含；14）语言与现实。

从这些章节内容来看，哲学家们关心的确实只是哲学问题，语言只是他们研究的切入点。语言哲学家卡茨（Jerrold J. Katz，1971： 174）曾把20世纪前半叶的语言哲学家归为两大派，一派以早期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一派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及莫尔等人为代表，是日常语言学派，但两派都致力于从语言切入，来研究逻辑和哲学的一般问题。从上述几本书来看，尽管这些书的出版已是20世纪下半叶乃至21世纪初，但其关心哲学问题、对语言问题本身甚少探索这一基调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钱冠连（2000）在研究了上一世纪西方的语言哲学之后，在其《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不妨将上述过程（语言分析何以成了哲学家的主题）简化为语言研究的哲学轨道三含义：（1）西方哲学研究两次转变方向，本体论搞不通了转向认识论，认识论搞不下去了转向语言论。（2）通过研究语言来撬开‘存在’，撬开思想与世界。人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交谈，哲学研究就是通过语词意义的分析将‘内在交谈’外化出来；用利科的话来说，就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也就是说，对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为了从词语的意义中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3）西哲认为，研究语言可以澄清一些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而解。”

而语言学家关心语言哲学，与其说是关心哲学，不如说是更关心语言及语言学自身的问题。语言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东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传统，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以前，语言学家们对理论的关注并不多，从索绪尔开始，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家们对理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兴趣，语言学流派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而语言及语言学上未解决和待解决的问题却不但不见其减少，反而呈越来越多之势。随着中国在新世纪的重新崛起，重新发掘、整理、总结中国乃至东方的语言研究传统，将之理论化和哲学化，以与长期以来视为当然、视为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西方语言理论、语言哲学平等对话，已越来越成为新世纪中国和许多非西方语言学家的自觉诉求。这也正是当代语言哲学研究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界兴起的广阔时代背景。而由于研究的旨趣的不同，我们不能完全指望语言哲学家们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只有依靠有哲学兴趣的语言学家们拿起哲学武器，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思索。而汉语语言学家的语言哲学兴趣，将不会仅仅停留在意义理论、符号理论、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逻辑形式与语法形式、话语理论等一些方面，更不会仅仅满足于介绍、引进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各种名词概念、理论流派，甚至也不会专注于对当代重要的哲学语言观如解释学语言观、解构主义语言观和认知主义语言观的介绍和引证，而将立足于人类语言、特别是汉语的事实，对从语言的本质，到语音、文字、语法、语义、语用等所有与语言有关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其研究思路主要是语言学的，因此，举例来说，一般语言哲学家所最感兴趣的意义问题，按照语言学著作的一般顺序，就不会放在第一章而会放到最后一章。

语言学哲学与哲学语言学的区别，从我们对一些学者的称谓上也可看出来：语言哲学家只是哲学家，而哲学语言学家可能被称作哲学家，但更多地被称为语言学家。如上面提到的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乃至塞尔、蒯恩、奥斯汀等人，我们都称之为哲学家，不大会称其语言学家；而对洪堡特，我们似乎又可称为哲学家，又可称为语言学家，也许后者还更多些。对乔姆斯基也是如此。对索绪尔，一般都首先把他看作语言学家，但从陈嘉映一书的章节来看，现在人们也开始把他看作语言哲学家。二、哲学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

如果说，哲学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旨趣差别较大，而其著作的章节安排更类似于语言学，那么，它同一般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的关系何在呢？这就同学科的分类理论有关。

通常谈学科的分类，都是从学科间横向区分的，如先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类，然后在三大类下分别分出数学、物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很少有人尝试进行纵向的区分。这样，在我们读到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如下一段话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些费解：“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不是人文学科大类下的一个学科吗？怎么又跑到两个学科大类之上成了一个“超学科”了？这里其实就涉及对上文所说对“哲学”一词的两种理解，一是形形色色的哲学家所建立的各种思想体系，一是人类的思考本身。对各种思想体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属于人文学科下的“哲学”，而思考本身则不仅属于“哲学”学科，也属于所有学科，正是在这一层面的理解上，“哲学”高踞于各学科之上，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毛泽东没有提到的人文学科这三大部门所有学科、所有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承认每一学科背后都有一个“思考”的层面，就促使我们对学科进行纵向的分类。我们认为，所有的学科都首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在一个学科内部，搞理论和搞实践的当然有分工的不同，但至少在心目中，双方都应该有对方的存在；只管理论不管应用，与只管应用不管理论，都是片面的。但光分为两个层面看来还不够，细究起来，这两个层面，还可以各分为两层。应用层面可以分为应用理论层面和应用实践层面（因而认为应用没有理论也是不对的），而理论层面又可分为学科理论层面和学科哲学（即思考）层面。学科理论是关于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而学科哲学则是对这一学科的本原问题的哲学思考。应该说，到了学科哲学层面，各门学科之间有许多东西是可以相通的，所谓“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而在学科理论层面，一般情况下各门学科之间是不可能相通的。例如文学理论不可能直接用于数学，物理学理论更不可能直接用于文学，等等。以前人们曾提出过“文化通约性”的问题，其实不是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之间有通约性，而是文化背后的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共同的兴趣或倾向，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各种文艺思潮，背后都有哲学思想的影子。反过来，哲学对各门学科的指导作用，也是体现在这个层面，也就是对学科本身的各种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否则，如果误把哲学家的各种著作、教材当作哲学本身，硬要将之与所从事的专业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就是“某某哲学”，那就大谬而不然了。

根据我们上面的解释，每门学科都可以分成四个层面：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这四个层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其间有相承的关系：应用理论是应用实践的基础，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学科理论是应用理论的基础，对应用理论的形成有着指导作用；而学科哲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是学科理论保持生气勃勃的关键。例如：

文学：文学哲学（或美学）——文学理论——写作理论——写作实践；

翻译学：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实践；

科学技术：自然哲学——具体学科理论——操作工艺——操作实践。同样：

语言学：语言哲学（实为哲学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实践。

哲学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同处于语言学科的理论层面，但两者还有层次的不同。其差异表现在：（1）哲学语言学更强调的是思索的过程；而普通语言学，是这种思索的结果以及借此而建立的各种语言学理论体系。理想的普通语言学家都应该是哲学语言学家，否则他就只会传递别人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声音。洪堡特是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哲学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乔姆斯基，都有他们的语言哲学。（2）由于哲学层面已进入了人类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而必须更广泛、更自觉地综合运用和结合其他学科中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把对语言现象的思考更自觉地放到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思考的大背景中去进行，而不应就语言而论语言。

由于一个强调过程，一个体现结果，因此哲学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著作的面貌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普通语言学著作往往体现为一家之说，只是提出某一方面（如语音或语法）问题的一种观点，而很少论证这观点得来的过程，更不指望对这观点引起争论。而哲学语言学著作要求能反映探索的过程，要有对同一现象的各种观点的争论，作者可以有所选择，或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但也可以只是摆问题，摆困难，不作结论，其目的是引起别人同他一起来思考。对哲学语言学研究来说，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觉得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开设的语言哲学或哲学语言学课程，应该是一门理论探索课，而不是知识课，不应以知识的传承为主要目的。广义地说，研究生、博士生的课程都应该有这种性质，但在这门课程中体现得更明显。因为所谓知识，指的就是书本上或前人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种种现成结论，这些东西当然有用，但是对于研究性学习来说，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们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亦即理论探索的过程，同时学会自己从发现问题开始进行思考。三、语言的哲学思考

那么，什么叫“语言的哲学思考”呢？我们知道，哲学（Philo + sophy）的本义是“爱智慧”，实质是“爱思”，因为智慧是思索的结果和表现，不爱动脑的人不会有什么智慧。但作为哲学的“爱思”又有更明确的指称对象，它不是一般的思考，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胡思乱想，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随机应变，按照我们的理解，它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它指的是对事物的本原问题的思考。

对所从事研究的对象从本原上、从最初始的问题上进行思考，这才是哲学的思考。这可以说是哲学思考的本体论。如文学的哲学思考要从探究什么是文学开始；语言学的哲学思考要从探究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语言学着手；对语音、文字、语法、语义等问题也是如此。所谓事物的本原问题、初始问题，就不是一般枝节问题或者局部问题，甚至也不是一般理论问题。即使对较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关心的也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一种理论时，我们更关心的还不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当然这也需要关心），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或者说，这个理论的“立论之本”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理论的价值，它的得失，也才能决定我们对待它的态度，是取？是弃？还是择善而从？如果缺少对“立论之本”的思考，就很可能被一种理论表面上的振振有词而被其牵着鼻子走。

第二，它指的是一种怀疑精神。

如果说“哲学思考”的第一要义是探索本原，则其第二要义便是敢于怀疑，特别是敢于、善于从无疑处生疑。这可以说是哲学思考的价值论。马克思在回答他小女儿燕妮提出什么是他的座右铭的问题时，说：“怀疑一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非常有名，到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社会上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是心有余悸吧，以后就不大再有人提起了。其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岂但没有错，而且确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要是马克思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没有这样一种气概，横空出世的马克思主义能在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潮的重重包围中诞生吗？问题出在“文革”初那些引用它的人。“怀疑一切”本来是指进行理论思考时的一种质疑精神，而“文革”初的那些人把它世俗化、庸俗化了，见到什么人、什么事不合自己或自己那一派的胃口就祭出这一法宝，胡乱怀疑，甚至进而付诸行动，多方罗织，必欲将怀疑对象置之死地而后快。今天我们应当把马克思的话放回它本来的环境中去，在进行理论思索、哲学思考的时候，提倡“怀疑一切”的精神。所谓“怀疑一切”，就是我们在进行理论思考时，不抱任何先入之见；我们尊重前人、古人、洋人的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种种理论、主义，但是这种尊重是历史主义的尊重，不是盲从。我们是把这些理论和主张放到其所产生的环境中去，承认它所取得的成果和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相信有什么包打天下、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相信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殊对象而提出的理论或主张能够不经过修改和调整，而适用于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任何对象。没有这样一种怀疑精神，见到洋人就纳首称臣，碰到“权威”就两腿发软，甚至见到进了教科书的、成了众人目为“常识”的东西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我们在学术上就永远不会有创新可言！

第三，它更强调的是思索的过程。

对于爱思考的人来说，重要的往往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当然，思考得出一个结果是令人愉快的，但思考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可能更值得回味。这可以说是哲学思考的方法论。

我们一贯主张，哲学语言学不管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作为一种学问，它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最高目标，不在于知识的传授，而在于思索本身；它不应该是一门知识课，而应该是一门启发人思考的课；是“渔”而不是“鱼”：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哲学语言学要求对语言和语言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提出种种问题，自己思考，也启人思考。它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便是这一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在这一思考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方法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谓“辩证”，就是力求全面地看问题，既从正面看，也从反面看；既从有利的方面看，也从不利的方面看；既从积极的方面看，也从消极的方面看；既从己方的立场看，又从对方的立场看。所谓“唯物”，就是实事求是，既尊重事实，又尊重历史；既不有意贬损，也不有意拔高。而在辩证地思考语言问题时，最需要认真对待的还是个别与一般的问题、共性与个性的问题。语言有个别与一般的问题，语言理论也有个别与一般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时时将这个问题放在脑子里，对具体问题的思考才会真正有价值。

第四，永远不抱穷尽真理的态度。

上面我们反复强调，哲学语言学重在思考过程而不在结论，其原因就在此。这可以说是哲学思考的认识论。

当然，在思考过程中可能也必然会得出一些结论，有对前人某种意见的肯定，也有对前人一些成见甚至“常识”的批评，还可能有自己通过观察、比较得出的一些前人没有提到过的新看法。但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哲学的眼光看，任何结论的真理性都只是相对的，都只能代表人类在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发现前人的谬误既不值得夸耀，一己之得更不值得沾沾自喜，因为人类的认识本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人类认识世界、社会和自身是无止境的，因而哲学的探索也永远不会有止境。对每一个研究者来，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发现了什么，而是他还能发现什么，这是科学研究永远的动力。

参考文献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延福（主编），1996，《国外语言学通观》（上、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钱冠连，2000，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Crystal，David，1997，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Language，secon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Bernard，1979，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Katz，Jerrold J.，1971，Linguistic Philosophy： The Underlying Reality of Language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ort，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udlow Peter（ed.），1997，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Massachusetts： MIT Press.

Vendler，Zeno，1970，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为（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陈嘉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哲学语言学——振兴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1]

2004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1）区别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哲学，关心的是哲学的问题，要解决的是西方哲学的本体问题，是哲学家关心的课题，语言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学的问题，是语言学家应该关心的课题，语言在这一学科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笼而统之称为语言哲学容易使语言学忽视自己研究的根本目标（David Crystal在《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把哲学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十五个分支之一，但其内容与语言哲学无异，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哲学语言学）。

2）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学也有两种，一种是“哲学家的语言学”，是从某家某派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实际上沦为某家哲学的附庸；另一种是“哲学性的语言学”，不从特定的哲学流派出发，而是对语言的方方面面进行哲学性的思考。所谓“哲学性”，就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对涉及语言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思考。

3）由于哲学性思考是所有学科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属于语言学的，从这个理解出发，提出了对学科进行纵向分类的思路。也就是说，学科除了可进行横向分类（先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门类，再在下面细分）外，还可从理论到实践分成纵向的四个层级：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其间有相承的关系：应用理论是应用实践的基础，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学科理论是应用理论的基础，对应用理论的形成有着指导作用；而学科哲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是学科理论保持生气勃勃的关键。各门学科都有学科哲学层级，在这一层级上，所有学科之间都有着通约性，其研究原则、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都可以彼此借鉴。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哲学语言学就是这一最高层级的研究。

本文就是在上述认识和主张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重点讨论研究哲学语言学对当代中国语言研究的意义，以及中国语言学家所面临的历史使命。如果说上一篇文章主要讨论“什么”的问题，这一次的重点可以说是在“为什么”上。一、哲学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

首先我们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在十来年前对中国语言学家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即使提到的时候也只像是一个符号，但在今天却已几乎家喻户晓，许多比较深刻的语言理论探讨都会出现他的名字；甚至有人提出，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之父”，现代语言学应该从他而不是晚于他近一百年的索绪尔讲起。这个人就是19世纪初的德国学者洪堡特。我说他的名字像一个符号，是指在中国的普通语言学或西方语言学史教科书上，他的名字总是与“普通语言学创始人”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说他是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他又是怎样创立“普通语言学”的，他创立的“普通语言学”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系，是否就是我们现在课堂上学的那种“普通语言学”，诸如此类的问题教科书上却是语焉不详，仿佛只是忽地闪了一下，然后就“神龙见首不见尾”，“普通语言学”也就一下子跳到20世纪的索绪尔了。

而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除了“普通语言学创始人”之外，洪堡特日渐还多了一个头衔——“哲学语言学家”，而他的学说也被称为“哲学语言学”。这样两个头衔汇集在一个人身上意味着什么？“普通语言学”和“哲学语言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认真阅读了洪堡特的著作，首先是他作于1810-1811年的《普通语言学论纲》，因为这是他从事语言研究的一个总体思路。读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洪堡特所主张的“普通语言学”与我们今天几乎已成老生常谈的“普通语言学”恐怕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学概论”教材，新老也许有些区别，但格局差不多：老的往往在开始时讲了一下“语言的性质”、“语言与思维”之后，就转入了不厌其详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的分析，最后是“语言的分类”；新的呢？中间那些内容变成了“音系学、语汇学、语法学、语义学”等，更新的还会加上“语用学”。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教材会告诉你关于语言和那些分支学科的完整的知识。而在洪堡特的《普通语言学论纲》里却完全没有那些内容。当然我们可以说在洪堡特那时候这些“学”都还没建立。但仔细研究却发现问题不在此，而在于两者的旨趣根本就不同。洪堡特的《普通语言学论纲》（Thesen zur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据译者姚小平先生说，是从洪氏一部未刊的著作《总体语言研究导论》[2]（Einleitung in das gesamte Sprachstudium）中辑选出来的。可见，在洪堡特看来，“普通语言学”就是“总体语言研究”，其任务是：

我所说的“总体语言研究”，是指所有起着主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历史叙述，它们是有序的、成系统的，有助于语言研究的进行，并可以修正、扩展和丰富语言研究。（洪堡特2001：4）

可见他的普通语言学要研究的是“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历史叙述”，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语言研究的进行，并可以修正、扩展和丰富语言研究”。也就是说，他的“普通语言学”是为了指导语言研究，而不是代替语言研究，更不是和盘托出语音、语法、语义等等的现成结论，因为这种种结论除了作为“知识”，供人死记硬背之外，未必能帮助“语言研究的进行”，更谈不上“修正、扩展和丰富语言研究”。洪堡特提出的“普通语言学”的任务，更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哲学语言学的任务。这样看来，对于洪堡特来说，普通语言学就是哲学语言学，两者是合而为一的。因此他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两种语言学的创始人或主要代表。

然而问题来了，既然洪堡特想创建的是哲学语言学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教科书中的普通语言学，那今天的“普通语言学”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是谁创立的呢？答案还是洪堡特，但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却不是他的责任。

此话怎讲？原来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我们从法国学者贝罗贝论[3]《马氏文通》来源的一条注里面看出了问题的端倪。不错，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最早是洪堡特提出的，他用的术语是德文的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但德文中的Allgemeine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总体”的意思，一个是“普遍”的意思。洪堡特的“普通语言学”又称“总体语言研究”，显然用的是“总体”的意思。但“普通语言学”一词译成法语成了Linguistique générale，而在法语里générale却只有一个意思，即“普遍的”，著名的法国17世纪Port-Royal修道院的《普遍唯理语法》其原文就是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1660）。因而如果按照法文的意思去理解，“普通语言学”就成了“普遍语言学”，相当于Universal linguistics。英语的General linguistics是从法语来的，但英语的General意思与法语又不完全相同，除了“普遍”的意思外，还有“普通、一般”的意思。汉语译成“普通语言学”，“普通”一词里有“普遍”、“一般”二义，但却很难有“总体”的意义。结果除了德语之外，各种语言的“普通语言学”都更倾向“普遍”这一意义，从而把普通语言学理解成了“普遍语言学”。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就成了构建一种普遍适用的人类语言理论的努力。我们现在所见的各种各样普通语言学教科书，几乎都是按“普遍语言学”的路子在编，因而总企图教给人们“关于人类语言的最普遍的知识”。由于各家各派对“人类语言的普遍知识”理解不一，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普通语言学”流派。由于“普通语言学”都在各说各的，于是对语言的深入探索就成了另一门学科的任务，这就是哲学语言学。

以上的叙述解释了下面这些事实：（1）为什么在洪堡特那里，哲学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是二而一，但今天却要分作两门学科。（2）为什么哲学语言学是“一”而普通语言学是“多”，因为按洪堡特的原意，“总体语言研究”重的是过程，是对语言研究的指导意义；真正的“人类普遍的语言学”应该只有一家，不应该有那么多家的。而现在的普通语言学却以结论代替过程，因而有多少结论就有多少“语言学”；出现那么多的“普通语言学”流派实在是对“普通语言学”的“普遍”性的嘲弄。（3）为什么在我们的纵向学科体系里，“理论语言学”和“哲学语言学”会处在两个不同的层级。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迫使我们要重新把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区分开来。种种语言学理论应该说是人们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得出的一些结论，它们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也适应了一定的需要，但无论如何，结论不能取代思考本身。对于普遍性的追求，不能保证其结论一定具有普遍性。（4）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强调哲学语言学，因为这是对思考精神的回归，是对现今已被用滥了的“普通语言学”的超越，回到洪堡特主张的真正的普通语言学，或人类语言的“总体研究”。二、以哲学语言学的精神考察古往今来的语言学研究

如果我们理解了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对语言的哲学思考，在于哲学语言学，我们就会占据一个非常高的制高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俯视”以往出现过的种种语言学理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已不仅仅在于这些理论本身，而在于这些理论背后体现的语言学思想、特别是语言观和语言研究方法论。这也是理论语言学家和理论语言学史家的真正任务。

用“俯视”这个词，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过于狂妄，其实不是。这是走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是研究境界的一种升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曾说到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4]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个境界反映的是对事业、对学问的执着追求和豁然开朗的过程。如果要描写理论研究从起步到超越的升华，也就是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这三种境界，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三句诗，都在杜甫的一首《望岳》诗里：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前两联是“仰视”，感叹于现有理论的博大精深（“青未了”），“造化钟神秀”更是对现有理论的顶礼膜拜，视若神明，“阴阳割昏晓”则是自感在这些理论的笼罩之下。“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是“平视”，眼界和胸怀大大开阔，大山已不在话下，也开始容得进各种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就是“俯视”。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能举重若轻、居高临下地来平等看待已有的各种理论，心平气和地观察和分析各家的优劣，进而提出新的、更能综合各家之长的理论和观点。对于创新型的研究来说，学习只是手段，而超越却是根本目标。没有这样一种追求；各项“事业”和“学问”就不会有所前进。以前我们喜欢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肩膀上”就必然包含着“俯视”的含义，此时你不能再抬着头去看巨人，哪怕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从俯视的角度来考察古往今来的语言学研究，我们觉得就有理由对以前的一些学科史研究表示不满。

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学术”文体，即学科史，这在20世纪以前是很少见的。几乎各门学科都是如此，文学、哲学、语言学，乃至语法学，都是如此。学科史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是学科思想发展史。但以往的学科史多数都做不到这一点，结果就成了作家作品的编年史，按年代排列有关学科历史上著名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代表作或者作品选读，然后加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述性的文字。这样的学科史对普及学科知识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学术的角度看，其含金量是不高的。这种情况直到八九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因而国内外都开始出现了一些学科思想史的著作。如Roy Harris、John Joseph等主编的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 I、II。这实际上就是哲学语言学思想的觉醒。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对大量的“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学概论”之类的著作表示不满。同学科史类著作泛滥一样，“概论”类著作泛滥也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大景观。应该说，概论类著作的出现适应了20世纪教育大普及、学术大普及和知识走向民间的需要，本身并没有错。但使我们忧虑的是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即把结论代替过程，把生气勃勃的探索过程变为生硬僵化的教条。本来，任何学术问题经过研究得到某些暂时的结论是必然的，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但可怕的是，许多“概论、通论”之类的编写者往往都略去了这些结论得出的过程，（也许是这类书的性质使然？）也回避了在这些问题上尚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净化”的结果是使许多本来具有争论性的问题或仅仅是一家之说以“定论”的面貌出现，久而久之更成为这一学科的“常识”。如果编写者恰好是位权威或该书由于各种原因发行量较大，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发生。结果本来为普及这门学科的著作反而束缚了学习者的思想，成了学科发展的桎梏。这一现象可说还没引起人们包括教育者和相关责任部门的足够重视。

我们还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以往的语言学发展史，对历史上各种学说的功过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许多主张，在当时也许曾轰动一时，但时过境迁，有时觉得不过尔尔。例如19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关于“科学”的争论。最早把自己标榜为“科学”的是比较语言学，1808年施勒格尔发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文，其理论基础是“比较”，认为只有运用了比较方法的才是“科学”，并进而把之前的语言研究贬为“语文学”（这一观念至今深入人心，认为“科学”的语言学始于19世纪；“语文学”则代表着陈旧、落后、“前科学”）。接着起来的是历史语言学（今人常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看成一件事，其实在当时是针锋相对的两大派），他们批判前期的比较语言学是“生物学自然主义”。而“科学”的标准是“历史”。保罗于1880年发表的《语言史原理》（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一文中强调，“历史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其他方法之所以能成为‘科学’，也因为使用了不完整的历史方法”。到了20世纪，连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这些大师也走上了轻易否定前人的旧辙，索绪尔本人出身历史比较语言学，但在自己观点转变以后，却反过来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称为“前科学”，说：“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真正的语言科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注意为他们研究的研究对象下过精确的定义。”而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则在《语言学基础》（Hjelmslev，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aeggelse [On the Foundations of Linguistic Theory]，1943；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53，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一书中提出在他以前的语言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它们研究的是关于语言的物质的、生理的、心理的、逻辑的、社会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唯独没有研究语言本身。而要把语言学变成真正的科学，就必须研究语言本身，必须把语言看作独立配套的自足体系。布龙菲尔德则在其名著《语言论》（1933）里批评历史语言学说：“为了描写一种语言，人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实际上，凡是让历史知识影响他的描写工作的人，一定会歪曲他的资料。”至于乔姆斯基“革命”之全盘否定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更是众所皆知的了：“自然科学关心的主要是对现象的解释，那些与解释无关的精确描写对我们毫无用[5]处。”站在哲学的高度，我们有时会觉得这些说法都有些可笑。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想树立自己的新观点的迫切性，但又觉得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前人，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分地看重了自己研究的结果，而没有从哲学语言学的高度，认识到前人的研究固然有他们的局限，但在当时却也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样，自己的研究可能有胜过前人之处，但那是因为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前人的成就和不足中吸取了营养；但从历史的长河看，自己的成就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历史还要发展，学术还要前进，后人必然会超越自己。“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研究过程，而不是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结论。因而，我们今天视为普通语言学“原理”、“常识”的那些结论，比起哲学语言学的思索过程来，可说是无足轻重。

我们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审视国内外的种种语言学理论。当前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繁荣，新理论、新体系、新观点、新视角层出不穷，简直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但如果有了哲学语言学的立场，我们就能站在高处看待这“芸芸众生”，不会在眼花缭乱的理论中惊惶失措，迷失自己。我们会掌握一杆标尺，即，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是具有哲学精神的语言学家，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具有哲学观支撑的语言学理论。凡真正一流的语言学家都应该同时是哲学语言学家，例如索绪尔、乔姆斯基、莱考夫等；凡真有价值的语言理论都有明确的语言观和方法论的背景。那些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为批评而批评、为立论而立论的“理论”根本不值得重视，也许它们很快就会成为“明日黄花”。三、以哲学语言学的精神回顾中国语言学的借鉴和引进

站在哲学语言学的高度，我们还可以重新评估一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所走过的引进和借鉴之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引进和借鉴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学也是如此。拒绝引进是错误的，但盲目崇外又是大可不必的。其间的界线在哪里？

经过反复思索和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引进”分层次的观点。引进是需要的，但什么时候、什么层次，以及引进什么却是需要研究和把握的。我们可以以经济建设为例。

20世纪60年代有过一个口号，叫“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文化大革命”时遭到了批判，说是反对自力更生，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平心而论，从建立自己的船舶工业体系的角度出发，光租船、买船是不行的；但对于两手空空，一无技术、二无资金，而又需要发展远洋运输业的中国来说，买船租船却未必不是一条出路，可以以此来学习技术、积累资金。但如果永远靠买船租船，则永远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中国造船工业。

由此我们想到，经济技术的引进其实有三个层次。

第一是产品层次。例如现成的轮船、现成的机器。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买来先应付急用。

第二是图纸层次。例如轮船、机器的图纸，某项发明的核心技术，某一技术的关键数据等，许多是今日受到所谓“知识产权”保护的东西。在我们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进行有偿技术转让，引进这些东西。至此我们可以自己仿造跟人家一样的东西。

第三是思路层次。即某项发明、某项技术背后的思路。如果说机器及图纸还可以花钱购买的话，这些东西却是在设计人员或技术人员的头脑里，是花钱也买不来的，然而却是所有技术和发明的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思路没法直接“引进”，但它却体现在产品及技术里，只有靠自己的思索才能得到。而只有有了自己的思路，才能有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

因而这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作疗饥解渴之用，第二个层次也许可使你与被引进者并驾齐驱，只有第三个层次才使你有可能赶上并超过被引进者。

中国语言学的借鉴和引进也有这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现成的语法体系的引进，这是马建忠、黎锦熙阶段的事；

第二个层次是语言学理论的引进，这是从20世纪40年代“三大家”到现在还有人在不断鼓吹的事情；

第三个层次即哲学语言学的层次，即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立论之本，从中思索建立中国语言学的思路。

第一个层次的引进使我们从无到有，开始了“现代的”中国语言学；

第二个层次的引进使我们的语言研究不断繁荣，人家有什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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