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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8 06: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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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金锋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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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

默多克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那是1800年,爱尔兰裔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著作了《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他在该书中首次对“企业家”进行了定义,阐释企业家是专门承担风险的人。

后来,奥地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所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指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就是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方案,不断寻找新的意义所在,不断发现新的实现自我的途径。按照他的定义,企业家的内涵和外延要广泛得多,不仅包括在交换经济中通常所称的生意人,也包括公司雇佣人员,例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

美国著名企业家克雷格·霍尔在所著《负责任的企业家》中指出,企业家是做实事的人,是冒险家,是风险承担者,他们对朋友、商界伙伴和社会是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是社会革新者,更是社会责任与信用关系的维护者,并且致力于改进社会。

总之,“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他们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使得人们更加幸福。财富虽然只是一个象征,但它与人们的生活、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等息息相关。

企业家也创造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和服务等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这种企业家精神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共同特征,也是他们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是他们行动的理性超越和精神升华。

当然,企业家是在创造财富的实际行动中,在点点滴滴的事例中体现出伟大精神的。我们在追寻他们成长发展的历程时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成长发展的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生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则是殊途同归的。

这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同时,爱默生认为:“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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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1931年3月11日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的一个农场,毕业于牛津大学。

鲁伯特·默多克的父亲凯恩·默多克是澳大利亚《先驱报》和《新闻周刊》的董事长。1952年他父亲去世后默多克继承了阿德莱德的小报,也就是《新闻报》。短短的三四十年间将其发展为跨越欧、美、亚、澳几大洲,涉足广播、影视、报业等领域的传播媒介帝国。

在他的旗下,既有久负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也有美国电影界的大腕级电影公司,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他本人也成为新闻界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

他的事业还正在不断向全世界发展。他是新闻集团的主要股东,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以股票市值来计算,新闻集团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成就与贡献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澳大利亚已拥有悉尼电视第十台、墨尔本电视第十台和安塞航空公司50%的股权,并经营欢乐唱片公司和图书公司等。在国外几年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1983年首先在伦敦买下一家卫星电视公司69%的股权,接着在美国收购了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一半股权。

1985年又以15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电视集团“都城媒介公司”属下的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达拉斯和华盛顿六家地方电视台,从而以“默多克旋风”轰动了西方世界。

默多克的收购步伐4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现在他掌管的新闻集团净资产超过400亿美元,涵盖电影、电视节目、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广播、卫星电视和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以及数字广播、加密和收视管理系统开发。

默多克控制了澳大利亚2/3的报纸,英国《太阳报》《泰晤士报》等40%的报纸。他还拥有英国的星空电视台、美国福克斯电视网、香港亚洲卫视。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默多克与日本公司合办的用于拓展互联网投资的金融企业“软银”,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益。地位与影响

默多克和他建立的新闻集团在传媒行业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默多克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

默多克从来不逃避任何挑战,所有跟他竞争的对手都纷纷败下阵来,默多克经营的传媒集团影响深远。

默多克,这位传媒产业巨头,以他独特的执着强硬和精明圆滑、赌徒般的冒险精神和不服输的辛勤耕耘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在他被尊称为全球性媒体新闻集团首领的同时,更被许多人看作恶魔的化身。众说纷纭的背后是,人们想了解他,但同时人们又非常缺乏对他的了解,或许是默多克身上存在的多种因子,有偏执、有理性,还富于冒险精神,多方面的性格让默多克成为一个复杂的个体,默多克是多层次的,无法评价。

于是,为默多克写传记的作家威廉·肖克罗斯也只能用这么一句话评价:“他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人之一”。

事业的起步

报纸的高贵和善良是使读者感兴趣并满足他们的欲望。——默多克

来自家族的影响

1843年5月,苏格兰教会的450名牧师和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因不满英国王室对教会的控制,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查尔默的苏格兰福音派领袖的领导下成立了新教派。这个新教派就是福音派。它的势力发展迅速。

由群众捐款修建的新教堂高达220座,能够接纳更多的信徒使用,在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的牧师的领导下,福音派宣布同苏格兰教会彻底断绝关系,并组织成立了自由苏格兰教会,从而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在这些激进的“反叛者”中,有一位名叫詹姆斯·默多克的牧师,生于1817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叛”运动达到高潮时,他才26岁,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他也是与其他牧师一样,自愿放弃了薪金和教堂,住到了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所里的。在1843年那个寒冷难耐的冬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许多同伴先后死于贫困。

詹姆斯·默多克和他的儿子帕特里克都是19世纪后半期自由教会的成员。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依靠世界各地长老会支持者的捐赠,建立了数百座教堂和学校,另起炉灶创立了一个长老派教会。他们挑战处于统治地位的苏格兰教会和英国政府并取得了胜利。

帕特里克成长的文化是加尔文主义的,非常民主,讲究实际和充满活力。他成为伦敦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传道士的助手。

1878年,帕特里克被委任为阿伯丁郡一个小渔村克鲁登的牧师。1882年,当了4年牧师后,帕特里克与安妮·布朗成婚。他在1884年接受澳大利亚墨尔本自由教会的邀请,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活动。当时,苏格兰向南方大陆的移民活动正方兴未艾。

1884年10月,他随着移民的大潮,举家迁移到墨尔本。这时距英国的第一批囚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正好100年。

随着19世纪的结束,世人已逐渐习惯于使用电话和收音机,这一类比较先进的通信工具。但是,澳大利亚作为新开拓的殖民地,才刚刚通过电报与北半球连接起来。

在通电报之前,各家报社在悉尼港的入口处索思赫德设立瞭望哨,等待船只的到来,争抢海外最新的新闻。各家报社常常发动着一艘捕鲸小艇,飞快地驶到进港的轮船旁抢夺邮包和海外报纸。这些东西用马驮着匆匆运进城里,然后尽快地将收集到的新闻进行加工编写和出版。

帕特里克·默多克的蓝砂岩石教堂位于威廉大街和朗斯代尔夫街的街角处,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布道者,不喜欢冗长的布道。在到此地3年后,他迁往墨尔本的郊区坎伯韦尔的三一教堂,继续当牧师直至1928年12月31日退休。

12年后帕特里克·默多克去世了。

帕特里克·默多克是个世俗之心很重的人,他沉醉于教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帕特里克是新闻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他把它称之为“暴政可能最强大的敌人”,并说:“没有哪一个独裁者能够容忍他的人民对他的行为进行自由的议论和广泛的宣传。”

帕特里克和安妮·布朗生有7个孩子。凯恩是第二个儿子,排行第三,生于1885年8月12日。由于这个孩子口吃厉害,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经常被伙伴们嘲笑。这让凯恩感到非常痛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也因此而很不幸福。

中学毕业后,凯恩决定不上大学了,他告诉父亲他有从事新闻业的强烈愿望。他的父亲没有表示支持,但他还是与教区的一位知名人士墨尔本《时代报》的老板戴维·赛姆提起儿子想从事新闻行业的这件事。赛姆很给朋友面子,他给这个叫凯恩的小伙子安排了一份采访莫尔文中产阶级郊区的工作。

凯恩工作勤奋,他发现他的口吃赢得了他采访人的同情。他生活节俭,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清苦。为了能够在伦敦的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治愈口吃,他努力节省每一分钱。

至1908年,他终于积攒了500英镑,足够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和支付一年的生活费。

到伦敦后,凯恩对伦敦的环境感到非常失望。他特别想家,别人给他写的引荐信毫无帮助,而且他发现根本无法跻身英国新闻界或治愈他的口吃。他孤身一人生活,自己在环形轻便煤气炉上用袖珍折刀烤面包吃。他越来越想念他的家人。

1910年,凯恩回到墨尔本,他依然口吃。1912年,他成为悉尼一家活泼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议会的记者。他对政治的兴趣日渐强烈。

1915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两个师在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的一个荒凉的岩岸登陆。他们遭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的土耳其军队的沉重打击,伤亡人数约16000人。谁应该承担责任?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人难辞其咎。这是传说的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是,只有凯恩·默多克准备说出事实真相。

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这么说的:年轻的凯恩·默多克是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他奋不顾身地来到加利波利海滩,不禁被士兵们的痛苦和英国人的指挥无能惊呆了。

他公然违抗英国的新闻检查,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结果,英国的总指挥官被撤职,与土耳其的战争被停止并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此次战争。有时候人们甚至说,凯恩·默多克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

诺斯克利弗成了凯恩·默多克的好朋友,他对凯恩的生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情同父子。诺斯克利弗让凯恩担任了联合电报公司的伦敦分部的编辑,年薪1200英镑,合同期限是3年。

凯恩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把新闻业务扩展到了印度和南非。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热情奔放的澳大利亚人。

至1920年,凯恩引起了墨尔本《先驱报》和《泰晤士周报》公司总裁的注意。公司总裁给他提供了《先驱报》编辑职位,年薪2000英镑。诺斯克利弗敦促他的门徒接受了这一职位。《先驱报》最初是一份早报。1869年,戴维·西姆买下了它。将其改为晚报后又卖掉了,因为他自己有一份早报,名叫《时代报》,这样一买一卖,就等于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

当凯恩接手时,《先驱报》的发行量达到约10万份。这份报纸没有多少竞争力,它的版面设计很差劲,文章缺乏特有的风格,让人读起来很枯燥,不充实,并且不重视新闻版面的内容。

在凯恩·默多克到来之前,记者们被报纸行业的老板认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人,几乎是与“吃闲饭的”画等号。凯恩的到来改变了这些不正常的状况。他认为,记者应当是绅士,而且他自己也试图这样对待他们。

很快,他开始张贴公告,每天批评或表扬某人,让记者们知道,记者的工作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当他担任主编后,开始加强《先驱报》商业方面的管理,并按照诺斯克利弗的建议,开设了一个妇女专栏,建立了竞争机制。他压缩了评论的篇幅,使文章灵活、明快。

出于对墨尔本正统势力的蔑视,他甚至进行了一次漂亮的进攻。在他就任编辑的几个月后,在墨尔本的小科林斯大街,出现有一个年轻姑娘遭强奸后,被残忍杀害的事件。《先驱报》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用大标题,甚至悬赏,要求人们提供破案的线索,这一系列举动极其吸引读者眼球,使报纸的发行量大增。

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竞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但凯恩使《先驱报》成为具有竞争实力的一份报纸。

诺斯克利弗到墨尔本拜访了凯恩。在《先驱报》董事会的成员面前,高度地称赞他“为该报纸找到了赚钱的唯一途径”。他说:“你们必须支持他,这个年轻的默多克是值得你们支持的。”《先驱报》集团的董事们非常高兴。

1926年,他们让凯恩成为董事会成员。两年后,凯恩又成了执行董事长。

20世纪20年代末,凯恩开始扩张《先驱报》集团帝国。这个集团发行或收购了许多杂志,包括《全球体育》《飞机》《美丽的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住房建筑》等。

1929年,该集团又买下了《先驱报》的对手《太阳新闻画报》,这份报纸也成了《先驱报》集团中最盈利的报纸。《先驱报》集团收购了SBD电台,因而也使《先驱报》集团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家进入广播事业的报纸出版商。他还引进了新式的印刷机械,出版了第一份广播画报。

凯恩注意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报纸“连锁店”经营方式,他也决心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这样的网络。在他的领导下,以《先驱报》为基础的一个辛迪加,先是“接管”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又在阿德莱德发动了新的“战争”。

经过残酷的竞争,他先是买下了《记事报》,然后“劝降”了早报《广告商报》和晚报《阿德莱德新闻》。他成了《广告商报》的总裁,《广告商报》成了他的传媒界的领地。

漫长的求学生涯

1931年3月11日,午夜,在墨尔本埃文赫斯特私人医院,一个婴儿的哭声让寂静的黑夜变得生动起来。等待在产房外的凯恩爵士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急忙跑进去想看孩子。当护士告诉他生了一个男孩时,凯恩欣喜若狂。

1931年3月14日,《世纪报》头版刊出了这则广告:

凯恩·默多克之妻于3月11日午夜在墨尔本埃文赫斯特医院产下一子。

凯恩的这个尚未取名的儿子第一次登上报纸头版,预示着他的一生都将与报纸业难舍难分。他沿用父亲和外公的名字,得名为凯恩·鲁伯特·默多克。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凯恩爵士和外祖父鲁伯特·格林两家的后代。但人们为避免与他父亲混为一谈,一般称他为鲁伯特·默多克。

因为鲁伯特·默多克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凯恩·默多克从小就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随着凯恩·默多克在报业的成就与日俱增,默多克从很小就注意到父亲的权力,荣誉也随之自然增长。

凯恩爵士经常带默多克到弗林德尔大街《论坛报》的办公室去玩,默多克每次到那里都很兴奋。

新报纸散发出浓浓的油墨气味,印刷机发出隆隆的响声,整个报社的气氛高度紧张。小默多克随意地走动,总能发现新奇的事情。默多克置身其中,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简直是妙不可言。

凯恩要花费许多气力才能劝说他回家。每当回到家,默多克就向他的姐妹炫耀他的经历,眉飞色舞地描述报社的情景,并充满向往地说:“出版商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只要小孩子接触它、了解它,毫无疑问都会被它吸引。”

这样的话,引得他的姐妹们经常抱怨父亲偏爱他,姐妹们也缠着父亲要去报社玩。

一到周末,小默多克喜欢躺在他父亲的床上,看他父亲认真地读报纸、做标记、评出好的和差的文章。默多克在他日后的报业生涯中,也学习父亲的好习惯,喜欢通过做标记来区分一些文章的优劣。

1941年,10岁的默多克被送到了寄宿学校。默多克的父亲表示反对,但默多克的母亲却坚持这样做。基隆语法学校的精神对默多克没什么吸引力。没有想到的是,他遇到的人都不喜欢他的父亲。

默多克在学校觉得孤独,这很可能是由他父亲的影响造成的。年少的默多克没少受人欺负。在学校受到排斥对默多克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让默多克认识到,如果你要做一位出版商或者传媒的首领,就得靠自己。

默多克渐渐觉得,这种见解正慢慢发生变化。它使默多克认识到,人们不是把自己仅仅视为另外的一个成功的商人或者农民。

在学校里,马斯特曼、克拉克和赫希菲尔德这3位教员成为默多克的良师益友。为了逃避父亲并正在寻找自我的默多克,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默多克同马斯特曼的友谊最初是通过马斯特曼的妻子玛格丽特建立起来的。她为默多克修改作文,默多克一直很受老妇人的喜欢,玛格丽特就是其中一位。

一次,马斯特曼要外出休假,默多克赶到他们家,表示为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说着便打扫起洗澡间和厕所的卫生。

克拉克使默多克对历史产生兴趣,这种师生关系延续了数十载。克拉克后来一直是《澳大利亚人报》书评专栏的自由撰稿人。

赫希菲尔德把默多克引入艺术和戏剧的殿堂。1946年,默多克在他导演的《暴风雨》中扮演艾里斯。

在这几位老师的影响下,默多克开始参加校园活动和学生社团,并逐渐成为学校里令人瞩目的风流人物。他担任了校报《科利欧信使报》的编辑。

1947年,默多克完成了他在基隆语法学校的学业,但他留下多学了一年,并成了一个创办报纸的人。他创办了他的第一份刊物《假如复生》,作为原文学社团刊物《如果》的续刊,这本杂志在后来发展得很不错。

默多克的办报宗旨是:让所有人畅所欲言。《假如复生》的撰稿人多为学生中的精英人物,他们撰写的文章题材广泛,包罗万象。杂志刊登有关“教育免疫”的专论,有介绍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的论文,有倡导现代艺术的评论,有批判白人种族歧视主义政策的文章。

在前两期刊载的专题中,有一篇未署名文章《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学校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这篇文章可能是出自默多克的手笔。杂志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由于成绩优异,他荣获了“德兰西传播知识奖”。从基隆语法学校毕业后,默多克在《论坛报》做了一名见习记者,专门与警察局和法院打交道。这时父亲的朋友为他在沃瑟斯特学院争取到一个入学名额,父母听说后十分高兴。

凯恩爵士希望他的儿子默多克去牛津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学成归来后投身于自己创办的报业,继承家族的事业,开创新的报业生涯。

默多克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叫罗哈恩·里韦特。默多克在牛津读书期间几乎把里韦特的家当作是自己的家。里韦特很赏识默多克的性格,在他看来,默多克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他非常愿意陪伴默多克。

凯恩为了让儿子适应英国生活环境,便让儿子到英国伯明翰的《伯明翰新闻报》当实习记者。

默多克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报社让他主持“闲话栏目”,他没有感到工作特别困难。工作之余,他热衷于参加跑狗比赛。

在当时,跑狗比赛是伯明翰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全城男女老少都对它着迷。他经常看见人们仔细阅读报纸中对跑狗比赛的报道。他逐渐注意到体育版是这家当地小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1950年10月,默多克离开伯明翰,去了沃瑟斯特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就去军队服役,然后其中的一些人在战后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社会的磨炼使他们成熟了。对于这个离开学校不久、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与同学们交谈,总是话不投机,似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

默多克认为跟他们在一起实在是太乏味了。与默多克共同毕业于基隆语法学校,又一起来到牛津读书的罗德·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大部分英国人对远离家乡的澳大利亚人“一点儿也不热情”。

在牛津读书期间,父亲把有关他们家报纸的发展情况陆续写信告诉默多克,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而这段时间,凯恩爵士对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担心,总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因而极其关注的是安排好身后的一些事情,给他的妻子和儿女留下一大笔钱,足够他们日后生活,尤其是要给默多克留下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报业帝国。

最让凯恩不安和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他一直担心默多克贪玩,在牛津大学不好好学习,害怕他浪费时间。有一个学期,默多克的学习不用功,考试成绩相当糟糕。凯恩听到后,生气了好几天。

后来凯恩和妻子商量,告诉她,决定把儿子叫回来,让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的报社工作,他自己亲自管教。妻子反对凯恩的这个决定。

母亲的坚持挽救了默多克。尽管母亲以严厉著称,但是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她还是有长远的打算的。

父亲事业继承人

1951年夏天,凯恩爵士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做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环球旅行。尽管他的夫人、医生和朋友从他的身体着想,劝他在澳洲走走就行了,但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

为了去伦敦参加路透社托管人理事会议,默多克的父亲最先飞到了美国,并在华盛顿得到一个机会同杜鲁门总统会见了两分钟,对杜鲁门政府产生了恻隐之情。

凯恩爵士买了一辆崭新的福特牌轿车,并告诉儿子默多克说,他可以驾着这辆车做一次横贯欧洲的旅行,然后在中东地区将车装船托运回澳大利亚。他本人也将随后乘飞机与默多克在某地会合并参加一段路程的旅行。

起初并非一帆风顺。在计划起程之前半小时,默多克前往澳大利亚大使馆去取他的护照,结果却发现,移民处的那帮“大傻瓜”把他去南斯拉夫的签证给取消了!

因为畏惧凯恩爵士的巨大权势,使馆官员们尽快重新办理了默多克的证件。尽管如此,在这一危机被解决以后,默多克和他的朋友们仍是怒吼着绝尘而去。

当凯恩爵士在墨尔本进行着他最后一次精彩的旅行报道时,默多克的旅行仍在继续。他又去了地中海他热爱的克里特岛,然后在雅典再次与马斯特曼、阿萨·布里格斯和哈里·皮特组成旅行团,他们4人驾着那辆已备受折磨的福特车开往土耳其。

在土耳其这辆车终于再遭重创,只勉强蹒跚到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为了将车装船运回家还给他的父亲,默多克四处找人希望把车的外壳砸平,结果是徒劳无功。当这辆车最终抵达墨尔本时,凯恩爵士只能把它当作一堆废铁卖掉。

他们4人从贝鲁特乘船到了埃及的塞得港,并在那儿赶上了一班从澳大利亚返回的英国远洋船。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些对澳大利亚不满的不列颠移民,他们由于在澳大利亚境况不佳而决定回老家。

默多克先是对这些人表示出极端轻蔑,继而厌烦得无法忍受与他们同船一起走了。他说服了哈里·皮特与他一起在法国马赛港弃船改乘火车。

当他们到达巴黎时已穷得一文不名了,而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拒绝借给他10英镑的路费,默多克气得暴跳如雷。

回到牛津以后,默多克决定要生活得更自由些,这恐怕是旅游在他身上留下的后遗症吧!他决定住到校外,摆脱大学学监的控制。

他和另一个澳大利亚中学的同学约翰·皮普尔一起搬到了黑丁顿山的一间顶层的阁楼房中去居住。据说他让房东降低了房租,好像是从每周4英镑降至1英镑。

1952年,默多克决定参加牛津大学劳工俱乐部部长的竞选。在牛津大学,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觉得一位候选人不应该公开地进行游说活动。候选人只能用一种温和的、纯粹的英国式的方法,就是通过朋友们的推荐争取那些潜在的选票。默多克十分蔑视这种“伪善的”方式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为默多克加油”是这一运动的口号。

与分别后风风火火的小默多克完全不同,凯恩爵士在回到澳大利亚后病情更重,焦虑也越深。他为先驱集团创建了整整一个王朝,到老却不能确认是否能留下足够的钱财供他的家庭在他去世后舒适无忧地生活。他和妻子伊丽莎白都觉得先驱集团亏待了他。

在给银行经纪人、会计和小默多克的信中,他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一再表露了他对家族资金的决算,尤其是透支金额的清算方面的忧虑。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想给默多克留下发展一个报业实体所必需的基础。

凯恩爵士竭尽全力地提高他在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股份。1951年年底,他出售了更多先驱集团中他所拥有的小公司的股票。他写信给默多克说,他尽可能地争取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去购买更多新闻公司的股份。

默多克不赞成父亲的做法。

默多克后来说:“他从来没有尝试创造一个王朝,但他也清楚,在他持有微不足道的股份的先驱集团中,没有我施展的空间。我猜想他在报界极力为我争取好的机会。”

然而,集团内各种权力斗争迅速公开化,家族资产不断减值,默多克继承的公司也麻烦重重,举步维艰。“我还不能死。”凯恩在1952年曾说道,“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孩子羽翼丰满,绝不能丢下他像羔羊般让这些人宰割。”

与此同时,凯恩爵士制订了另一个秘密的计划,他劝说先驱集团去购买墨尔本的《阿格斯报》,经营它与集团所有的报纸竞争。《阿格斯报》属于伦敦的镜报集团,出现了严重亏损。

1952年年初,伦敦《每日镜报》的卡德利普访问墨尔本时,凯恩爵士发现卡德利普是一个人才,便带他观看墨尔本战争纪念馆。

一路上,凯恩不停地谈论,在着手办理这些事的同时,凯恩爵士还有另一个非常秘密的计划,即完全退出先驱集团而买下墨尔本的《守卫者报》,并将它投入与先驱报及时代周刊集团的竞争当中。他所打算的一切都是在为儿子今后的事业扫清障碍、做好铺垫。

让凯恩最焦虑的还是儿子默多克,他担心孩子不能继承自己的传媒事业。他写给里韦特的信中说:

默多克给家里的信写得太少,对此我很不放心。他刚走的时候还能做到按时写信,也挣得了学分。他必须知道与每个人的关系,包括同他的家庭的关系等,都要时刻维持、修补,为此付出再大的努力和代价也是值得的。

默多克这时刚结束了一次在欧洲的旅行并写了一封长达9页的信给里韦特。信用洋红墨水写成,内容也同墨水一样热情奔放:

我的感觉是你或许需要某些巨大的东西。为什么不用那种巨大、新奇标题下的真正的世界独家内幕新闻去大力改善被你称为“洗碗布”的头版呢?

这段话中默多克用了3个“大”字,足以表明他这时雄心勃勃的状态。他还建议他自己可以作为工党年会上的特邀通讯员去驳斥早晨的战争贩子制造的荒谬而有害的谎言。

默多克的这次旅行是在迪奥维尔结束的。在赌场他第一晚就输掉了全部的法郎,只剩下一些不能兑换的意大利里拉,而他那时住在一家昂贵的法国饭店里。

他写信给父母说:

我一边等着英国银行松松手寄钱给我,我已积累下一堆数目庞大的账单,一边研究轮盘以精通这一系统,同时还要用一只眼盯着地板看有没有谁落下的筹码。

一次一个年老的女士掉下一个1000法郎的筹码,没有察觉就走开了,我扑过去把它抓在了手里!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5000法郎。

这使我得以拍了一个电报回伦敦、喝了点酒、修了修面,还买了一本色情小说,剩下的不足100法郎筹码我用来碰运气,但命运与我作对。最后我回到牛津时只剩不到50英镑。

1952年10月5日凌晨,默多克的父亲接到他的来信之后不久就在睡梦中去世了,他把自己这一个家族的命运交到了年仅21岁的儿子手里。

默多克接到电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马不停蹄地往家赶。接到电报的3天后,他顺利飞回了家。他筋疲力尽,情绪极度低落。

母亲没有因他没到来而推迟葬礼,凯恩爵士在10月7日安葬。凯恩·默多克的葬礼成了墨尔本名流的一次大聚会,场面蔚为壮观。

从托拉克长老会教堂缓慢移往斯普灵威尔公墓。10位抬棺材的人是联邦及州政府代表,送葬队伍中走着报界、金融界、工业界的首脑人物,500多个花环环绕墓地周围。

凯恩·默多克的妻子伊丽莎白是主要的送葬者,陪伴她的孩子有女儿海伦、安妮、珍妮特,以及凯恩·默多克的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主要遗产继承人默多克因还没回到澳洲而缺席葬礼。

凯恩爵士生前最后几年的商业运气一般,他留给默多克的遗产不多,只有一笔昆士兰新闻公司的股票以及克鲁登投资公司,克鲁登投资公司是一个控制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新闻报》两家小公司股票的家庭公司。

在默多克回到阿德莱德镇前,他母亲伊丽莎白把布里斯班《信使邮报》的股票卖给了墨尔本先驱集团,原因是他母亲担心他的家庭无法支付他们的运营费用。

旷日持久的官司

默多克其实并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他的集团一直对政府都恭恭敬敬的。但是他还是在朋友的影响下“藐视”了一下政府和掌权者。这次他险些被送进监狱。

在澳大利亚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竞选演说时说,其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

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韦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评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人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因为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

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如果选民按照《新闻报》的要求去做,那么澳大利亚将因为没有总理和内阁而成为无政府的国家。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

在所有的政治风浪里,只有老朋友里韦特始终坚持与他风雨同舟。但是政治观点的一致却不能保证他们在经营报业的观点上也一致。在如何经营报业的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在“斯图尔特案”爆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韦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备受关注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牵扯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鲁伯特·斯图尔特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居民。他受雇于一个马戏团,被指控在1958年年底在距阿德莱德800千米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白人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这是一件公开审理的凶案,报纸对它进行报道也无可厚非,本来案件很快就应该湮没在新鲜的新闻事件中。可是里韦特的介入却改变了事情之后的发展情况。

1959年7月24日,里韦特认识了一个名叫托马斯·狄克逊的牧师,狄克逊是斯图尔特案的中心人物,他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狄克逊说,斯图尔特被定罪的证据,来自于警方的一份关于斯图尔特的口述笔记,但狄克逊说,斯图尔特连英文都说不好,他认为那份供词不是斯图尔特提供的。

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辩护律师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之后,狄克逊接到线报,说斯图尔特曾经待过的杂耍团在昆士兰北部,他决定起程前往,并找到杂耍团的老板,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

从这个时候开始,新闻报道的角度就开始转变,从“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转变到了“一个来自阿德莱德的牧师的故事”,好像狄克逊才是这次案件的主角。里韦特开始操作这个极有新闻价值的题材,决定全程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给《新闻报》独家发表,里韦特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在狄克逊找到杂耍团老板后,《新闻报》的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么一个新闻:在“牧师说:斯图尔特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耍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证明斯图尔特没有作案时间,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

这篇报道引发当地司法界和政界的强烈震动,当天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

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仗。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可能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剔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州总理普莱福德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韦特所希望看到的。

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3名成员中有2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

第二天,在《新闻报》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这起案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真实一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人们舆论的攻击。

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在舆论界,伦敦《新闻记事报》称里韦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因为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察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

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做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

此后,当时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

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访问。

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访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威信的彻底败落。

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至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特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

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旁听。《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州总理普莱福德从此对里韦特和默多克恨之入骨,因为正是他们的《新闻报》让州政府和自己的名誉扫地。

1960年1月19日,由皇家检察官出面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韦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正式指控:被告人接连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的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

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勒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长官。

这次皇家检察官起诉的具体罪状是:被告说法官对某人“不公平”,这是对法官的严重诽谤和污蔑,说委员会“瓦解”了,而实际情况是委员会只不过是休会,为斯图尔特寻找新的辩护律师;说尚德“怒斥”皮内尔,事实却并非如此,这证明其险恶的用心是企图诋毁法院的诉讼制度。

第一个接受检察官询问的证人是《新闻报》办公室主任,由于他拒绝回答一长串问题,结果被依法拘留;第二个证人是默多克的私人助理肯·梅,接下来是报纸的新闻编辑。

第五天,默多克本人也被传讯接受讯问,但他对一系列问题保持沉默。

于是在1960年3月7日,组成了由一名法官主持并由一个陪审团出席的审判庭。里韦特和新闻集团分别由各自的律师代表出庭。检察官再次对作为证人的《新闻报》工作人员提问。

但这些人提供的都是对其老板默多克和主编有利的证词,例如:报纸通常使用引号来概括一件事,尽管用的不是说话人的原话,在新闻上“怒斥”几乎是“批评”的同义词等。

几天后,法官通知陪审团说,被告不是恶意煽动,但是否发生了诽谤则由陪审团来裁决。

在审判庭前,里韦特在被告席上还做了一席不宣誓的供述。经默多克许可,他透露了他的老板在那些引起争议的出版物背后所扮演的角色。里韦特的辩护律师则在总结发言中暗示,检察官的指控具有政治背景,起源于政府的报复。

最后,陪审团裁定,被告没有犯知情故意诽谤罪,但他们对“尚德退场……”那条标语是否具有诽谤性质看法不统一。这样,九大罪状只剩下一条了。可以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

6月初,诉讼正式终结,这场官司告一段落。

几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数量不足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诉讼这一规则有灵活执行的必要。这篇社论与《新闻报》之前火爆的标语漫画相比,这无疑是自甘示弱的大倒退。

报纸发表这样的观点,无疑有点“打自己的脸”的意思,成为新闻界一时的笑柄。当时在悉尼的默多克大怒,他认为“都是里韦特惹的祸”。这预示着,默多克与里韦特分道扬镳的时候不远了。

默多克认为,正是里韦特太具有鲜明的新闻人特点,使得新闻集团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去应付这场旷日持久、令人疲惫的官司。

当时正在悉尼打新闻战的默多克认为,他需要一个稳重的人,而不是一个经常有着新观点、创意十足的主编,他认为这样很可能在“后方着火”,会拖垮他的理想。他需要的是一个兢兢业业、任何时候都会让他放心的主编。

默多克知道,这时,必须跟老朋友说再见了。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里韦特在办公室收到了默多克的信,信中的语气很生硬,要求他第二天离开报社。

里韦特虽然早知道有此一天,但他还是觉得非常愤怒,他召集了下属,并阐述了自己的新闻理念,之后便离开了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新闻报》。

整个事件给默多克最深的教训就是:只有强大的报业主可以攻击政府而绝不是通过攻击政府而强大。默多克决定进军悉尼,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报纸办到整个澳大利亚。

第一次面临挑战

在经历了与政府之间的官司之后,默多克心有余悸,他跟老朋友里韦特分道扬镳,选择了新的主编。

热衷于扩建自己王国的默多克此时已经厌倦了鼓吹式的报道,钞票这时候比冲突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利益也比政治地位更能抓住他的注意力。他在扩建他的王国,他所需要的主编是稳重可靠但不需要那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

罗恩·博兰成为《新闻报》的新主编,他是一个办事认真、更注重实际的人。在他的主持下,《新闻报》远离了倡导社会改革之路,进入了稳妥的发展时期。

悉尼的新闻报业一直是报纸领域最残酷的战场之一。

当默多克进入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末,它被3个集团所主宰。费尔法克斯家族和帕克家族仍然是两家最大的集团,第三家小得多的集团由诺顿家族控制,他们拥有《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

半个世纪以来,这3家报业集团持续着或明或暗的斗争,但也相对平静地保持了生态平衡。

悉尼报业意识到,这里是任何一个想做大蛋糕的报业集团将垂涎的地方。当费尔法克斯得知诺顿家族有意停业改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将其名下的《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买下,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免于落入墨尔本论坛集团之手。该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者。

当然,默多克也一直在关注悉尼的市场,尽管他急于在悉尼谋取一席之地,但悉尼的媒体大亨对入侵者的高度警惕,让他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的方式。他让朋友在悉尼的郊区购买了一个叫坎伯兰的报业公司。

几天后,默多克作为真正的主人出现,这让费尔法克斯及墨尔本先驱集团感到恐慌,他们特别担心默多克会利用此作为基地,大举进攻悉尼。

一开始,默多克便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让他们无法小视这个年轻人。

默多克来到报社后,第一个面对的就是比他更强大的阿德莱德的《广告商报》,该报属于他父亲的老公司墨尔本先驱集团。

默多克当时的处境是:一个默多克家族拥有的小报要和大公司的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支持的《广告商报》展开竞争。默多克所带领的《新闻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先驱集团不断对默多克家族施加的威胁主要来自劳埃德·杜马,他是所谓白色爵士之一。这些爵士们的财富和地位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杜马是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董事长,先驱集团拥有《广告商报》45%的股份。《广告商报》的这个威胁仍然存在,它比《新闻报》及其星期日刊物《星期天邮报》的规模更大,并拥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更畅销。杜马的目标是使默多克家族出售《新闻报》,他向默多克夫人报价15万英镑购买《新闻报》。《广告商报》集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爵士于1953年10月24日推出《星期日广告商报》,想与《新闻报》的周末版和《星期天邮报》相抗衡。《广告商报》销量为16.7万份,远远超过《新闻报》的10.2万份,但《星期天邮报》销量高达17万份左右。杜马期望将其日报读者也争取为周末刊的读者。但《星期天邮报》的根基非常深厚,主编罗恩·博兰又是一个精于挖掘大众新闻的老手。

新闻公司的《星期天邮报》设计很漂亮,是双面印刷的大幅报纸,非常具有新闻价值。《星期天邮报》的主编罗恩·博兰对《星期日广告商报》形成巨大的压力。他们在阿德莱德的报业市场上采取各种营销手段,争夺有限的读者。

默多克的活力使《新闻报》的职员大吃一惊,他对报纸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在阿德莱德,人们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有点自负的青年,毋庸置疑,他对印刷、广告、报纸经营等具体环节都有研究,这为他今后的奋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默多克坚持降低成本,他把全体的编辑人员压缩至不到40人。记者们工作强度非常大,他们每一天都要写20多篇新闻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他们从开始的36页发展至后来的48页。使报纸的信息量增加了很多,获得了读者的一致认可。

两家周日报刊残酷的竞争持续了两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星期日广告商报》建议默多克做出让步或者同意合并,默多克毫不犹豫地说“见鬼去吧!”最后,劳埃德·杜马爵士不得不败下阵来。

1955年,两家周日报刊达成合并协议,两家各持有新报纸50%的股份,但默多克说:“《星期日广告商报》不是合并而是被迫消失。”所以,竞争实际以默多克的胜利而告终。

1955年12月,这两家周日报刊正式合并,双方各持一半股份,但新闻公司赢得了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次合并可以称之为默多克在新闻报纸行业的第一次胜利。他在报纸行业站稳了脚跟,捍卫了自己父亲的尊严。

首次进军电视业

20世纪50年代末期,经过默多克的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新闻报》为其积累了足够的资金。

也正因为这些资金的积累,默多克血液中的赌徒的基因再度膨胀。他认为,阿德莱德的天空实在太窄小了,他需要呼吸更为广阔地方的空气。“不发展就是死亡”,这成为默多克的口头禅。仿照费尔法克斯等几个澳大利亚报业家族的成功模式,默多克也希望建立自己的连锁式的报业帝国。一直都自大自负的他一连做出了几个引人争议的举动,他首先增加对墨尔本一家杂志的投资,直至完全拥有这家杂志,继而在董事会成员的一片反对声中买下《新观点杂志》。这是一家在墨尔本出版的女性周刊。紧接着,他又收购了一个狭小但安静的小城市珀斯的《星期日时报》。由于《星期日时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他的收购更是遭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对。但默多克固执地认为,它会给自己带来利润。

在这一系列交易过后,默多克的行程表上显得更加紧凑,原来就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几乎不见了踪影,他没完没了地奔波在各处,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这是一向视工作为生命的默多克所喜欢的工作方式,他会在每个星期五匆忙坐着颠簸的飞机飞越大陆赶到珀斯,然后再驱车直奔《星期日时报》办公室,从监督版面到内页的内容质量,到报纸的最后付印,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雷厉风行,工作中从来不夹杂私人感情。

默多克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及前途的人,统统解聘,并不断从阿德莱德大本营引来文字编辑及评论员。很快,这份报纸变得极具轰动性,销售量大增。

收购后的成功让默多克欣喜异常,他一鼓作气,继续向前冲,并不断收购处于偏僻地区的小报。他认为,这是打造新闻帝国的必经之路。但在这时候,收购报纸却不是默多克最关注的,他的兴趣绝大部分集中在电视广播上。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电视台将产生的能量和效益足以让默多克疯狂。

因为这个时候,联邦议会通过了《电视法》,规定对广播、电视行业实行国有和私营的双重体制。默多克立刻明白这部《电视法》的规定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默多克对进军电视行业踌躇满志。

对于电视行业的野心是来自他对美国的电视行业的了解,他认为报业的发展是有限的,所以必须打入电视界。

美国的电视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它将迫使整个工业化世界发生极大的社会变革。普通的商品化彩色电视始于美国。

1950年,即第一条横穿英吉利海峡海底电报电缆铺设100周年之际,法国和英国第一次通过电视联结起来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研制出光导摄像管,它比传统的电视摄像机适应性更强、灵敏度更高、价格更便宜。第一个高清晰度的磁带录像由美国的宾克罗斯比公司发明。

美国的宽银幕电影由西尼拉玛公司发明。21个欧洲国家同意共享特高频率的电波,因而为拥挤的中波提供了可供替代的选择。第一台袖珍半导体收音机由日本的索尼公司制造。

在电视的开发方面,澳大利亚落后于美国好几年。直至1957年阿德莱德才有电视,虽然悉尼和墨尔本已经有3家电视台,其中两家是商业台,另一家由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经营。

这两家商业电视公司由两个最强大的报业家族经营:费尔法克斯家族控制着第七频道,而帕克家族控制着第九频道。在墨尔本,先驱报和时代周刊集团控制第七频道,时代的出版公司大卫赛姆公司是第九频道的合伙人。

这几家电视台已经建立了两套小网络。现在政府计划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颁发特许证。起初每个市似乎很可能只能获得一张特许证。

默多克摆出一副垄断的拥护者的样子,据理力争反对在阿德莱德电视台进行竞争。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竞争导致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呼吁没有被理睬,政府在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各颁发了两张特许证。

在阿德莱德,由《广告人报》赞助的集团得到了第七频道,默多克的南方电视公司得到第九频道。默多克没有独立获得电视执照,这令他非常不满。

于是,他在《新闻报》一则报道中引用反对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的话作为反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可怜的、没有脊梁骨的、毫无用处的工具”。这则报道还敦促取消这个委员会。

由于默多克决心让他的电视台首先开播,两周后,默多克再次出国考察国外电视业。他带着阿德莱德的《星期天邮报》的主编罗恩·博兰匆匆赶往美国。

他们从美国西海岸开始,参观洛杉矶的制片厂,为他们的新电视台寻找能够买得起的节目。在拉斯韦加斯,他们体验了这个沙漠城市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默多克都叫博兰收集东西,如杂志架,好回去后研究它的创意。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了,美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默多克在洛杉矶和纽约的美国电视网络结交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最重要的一位是美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戈登森。戈登森是通过派拉蒙电影公司涉足电视的。

1951年,默多克以2450万美元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在以后25年里,他努力奋斗使美国广播公司与其他两家全国性的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呈三足鼎立之势。

关于默多克第一次去纽约,戈登森后来说:“所幸的是他碰巧首先来美国广播公司参观。从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邀请这位澳大利亚年轻人在萨迪饭店共进午餐。他被默多克的魄力深深地吸引住了,要求购买新闻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默多克同意让美国广播公司购买6%的股份。

从一开始戈登森就感觉到,电视能够并将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传媒,因此他着手并购外国电视台作为合伙人。这事发生在卫星通讯发展之前,他还预见到几个由电缆联结起来的国际网络电视。

默多克已经有了类似的雄心壮志,他后来写道:

戈登森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行为榜样,虽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戈登森超越了他的时代20年。他的成功一直是一种灵感和鼓励。他证明你能获得成功。

默多克想在澳大利亚创办一份每周出版的电视杂志,为此他认为很有必要参观一下美国榜样《电视指南》的办公室。他和博兰在纽约租了一辆车,驾车去费城,自从1953年以来,《电视指南》就是在这里由沃尔特·安嫩伯格出版的。他发现,力图理解和研究《电视指南》这一现象的不止他一个参观者。

他后来回忆说:“所有那些乏味的外国人都来参观看看怎样效仿它。”参观者中没有谁能像默多克那样有能力取得安嫩伯格那样的成功。但是在当时他的雄心壮志受到限制。

他后来说:“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在美国创办任何东西,重要的是冲出阿德莱德,进入悉尼和墨尔本。”

回到阿德莱德后,他到处奔忙,向别人传授他学到的东西,灌输他的思想,大声发号施令。他创办了一个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电视指南》,但是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使南方电视台开播的工作中。

他选择建立新台的人是比尔·戴维斯。此人一直在经营一家商业广播电台SKA。戴维斯是英国移民,曾在南澳大利亚当警察公诉人,后来在一场人才竞赛中脱颖而出,成为电台的播音员。他嗓音优美,声音洪亮,有人亲切地称他为“胡说八道的比尔”。

默多克在新闻报公司为南方电视台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他的指示很简单:在空中打败第七频道。他们成功了。

创办全澳洲报纸

在默多克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他想把自己的报纸事业发展到整个澳洲,他希望能创办一份澳洲人自己的报纸。

1964年7月14日,是默多克迄今为止最美好的一天。在堪培拉,他真正创办的第一家全澳洲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由一台旧的印刷机印制出来了。《澳大利亚人报》为大幅双面印刷品,它的公开目的就是“向堪培拉报道全国,向全国报道堪培拉”。它还是澳洲大陆第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这次大胆的商业冒险使默多克赢得了人们尤其是澳大利亚记者的极大喜爱,尽管许多人后来逐渐讨厌他。

堪培拉当时是专为政府所建立的一个小城市,一个漂亮、整齐划一的首府,没有多少居民。唯一的一家报纸《堪培拉时报》温和而没有活力,由阿瑟·莎士比亚及其家人拥有并管理。

在堪培拉,广告是一个富矿层,而这家报纸就是一个小金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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