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著],宋虹[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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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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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洛基教授用简洁的语言清晰讲述了围绕着苏联解体的一系列复杂事件和方方面面，同时也阐释了苏联政府最终无法管控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族运动的原因。作为浦洛基杰出的学术成果，这本书可以和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所著《失败的帝国》相提并论，对于那些对政治阴谋情有独钟的历史学家、时政专业学生和任何其他人来说，这本书都是极好的。——《美国图书馆杂志》
我们对于1989年到1991年那场剧变的记忆变得模糊，这画面使得苏联解体、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的衰退和冷战的结束纠结在一起，难以区分。现在浦洛基用极尽详细的描述，将苏联解体前最后五个月的模糊记忆再次拼接起来，而他对政变的描述读上去就像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惊悚小说……——《星期日邮报》
浦洛基教授入木三分地描述了苏联解体前五个月发生的事……他用生机勃勃、节奏紧凑的叙事方式完美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星期日泰晤士报》（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描述生动，采用来自东西方的最新史料向既定结论挑战，文中还记载了众多事件参与者的谈话内容。——《旁观者》
终于看到了对苏联解体的准确描述：浦洛基教授不仅从莫斯科或是华盛顿的角度讲述了这段历史，还从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视角出发来阐释，而许多至关重要的决定正是在这些共和国做出的。如果你对1991年苏联解体事件还蒙昧无知，如果你已记不得前苏联各个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你将发现你根本无法搞懂当下该地区的政治。这本书很实用，因为它终结了有关冷战结束的一些谜团，是了解该地区当下紧张局势和博弈现状的必备书。——安妮·阿普尔鲍姆（普利策奖获得者，《古拉格：一段历史》的作者）
浦洛基用戏剧化的语言描述了苏联解体背后高度政治化的事件，这真是再及时不过了。他描述了这幕大戏中主要演员的选择、忧惧、个人冲突和地缘政治的虚妄，这些演员不仅来自美国，还来自摇摇欲坠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尽管世界躲过了一次核灾难，可是新的悲剧种子已然埋下。正如浦洛基料想的那样，美国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冷战胜利者”，这直接导致美国在2003年狂傲地入侵伊拉克。现在，在许多人认为的俄罗斯与西方新冷战背景下，我们搞清楚1991年真正发生了什么显得尤为重要。《大国的崩溃》是一本政治佳作：生动、紧凑、有新意，最重要的是充满智慧。——蕾切尔·波隆斯基（《从莫斯科到古拉格》的作者）
浦洛基对苏联终结的描述真是入木三分。他的描述中加入了大量新鲜史料，值得任何对当今世界格局由来感兴趣的人阅读。不仅如此，面对繁如烟渺的历史事件，这本书的分析也是一针见血。尤其是，它揭示了美国政策的自相矛盾，阐释了促使前苏联共和国走向各自归宿的推动力，包括乌克兰人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点恰恰是以前史学研究常常忽视的地方。——蒂莫西·科尔顿（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叶利钦生平》的作者）乔治·布什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有关核武器削减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尽管没有得到西方的资金支持，戈尔巴乔夫还是设法说服军方人士同意对苏联的核武器库展开规模空前的削减。1991年7月31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科比斯图片社）芭芭拉·布什和赖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有她们自己的日程。两位第一夫人相处得格外融洽。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访美期间，她们曾共同参加了卫斯理学院（卫斯理，马萨诸塞州）的毕业典礼。（科比斯图片社）宴会上的不速之客。在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夫妇为乔治·布什夫妇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官方招待会上，鲍里斯·叶利钦试图充当宴会的主人。1991年7月3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通社-塔斯社图片通讯社）布什总统问候克拉夫丘克主席。布什告诉未来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直视别人的眼睛，你立刻就能知道他们是否会投票给您。”克拉夫丘克对布什的建议心领神会，1991年12月，他不仅赢得了乌克兰总统一职，还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独立。（科比斯图片社）反抗者鲍里斯·叶利钦登上了坦克，宣布政变是违宪的。布什总统起初不愿意支持叶利钦，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已经被政变者拘禁，所以他除了支持叶利钦外别无选择。叶利钦的警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在其右侧。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科比斯图片社）1991年8月20日，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向俄罗斯白宫守卫者喊话，白宫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叶利钦总部。列别德将军在私底下曾对叶利钦说，如果他希望军队站在他这边，他必须宣布自己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叶利钦遵照了将军的建议，在政变中取胜。（科比斯图片社）布什在这张照片上写道：“亲爱的米哈伊尔，现在我虽然身在缅因州，却仍然挂念着尚在克里米亚的你。感谢上帝，你和赖莎安然无恙。你的朋友，布什。”图片上是1991年8月21日下午，当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线重新接上后，布什正在同戈尔巴乔夫通话。1991年8月21日，缅因州，肯尼邦克港，沃克角。（科比斯图片社）当戈尔巴乔夫经历了克里米亚的囚禁之后，他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说：“我们将要回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此时，他尚不知道这番言论有多正确。在接下来的几日中，他的大部分权力将被叶利钦夺走。图片上是1991年8月22日夜，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走在他身后的是赖莎，她在软禁期间中风了。另一位是戈尔巴乔夫的外孙女。（科比斯图片社）1991年初，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布什总统正在会见（从右至左）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数月后，在美国对摇摇欲坠的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切尼与布什团队其他成员的观点发生冲突。他希望苏联尽快消失。（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时间到了。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和日后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正在对时间，而焦虑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一旁看着他们。1991年秋，戈尔巴乔夫发现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打交道愈发困难。1991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通社-塔斯社图片通讯社）因为遭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转向了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他们两人都希望把苏联维持下去。1991年10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经济协议时，焦虑的叶利钦在一旁看着他们。（科比斯图片社）俄罗斯方舟。鲍里斯·叶利钦正同他的经济专家叶格尔·盖达尔握手。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俄罗斯将自寻出路。其他共和国可以仿效，也可以回避。叶利钦的顾问断言，一旦俄罗斯自救成功，它将重新把其他共和国团结到一起。1991年，莫斯科。（俄通社-塔斯社图片通讯社）幸存者。这是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平会议的参会者从西班牙马德里皇宫的台阶拾级而下。走在戈尔巴乔夫身后的是任期不长的外交部长鲍里斯·潘金，走在布什身后的是此次会议的主要策划者詹姆斯·贝克。走在中间的是西班牙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他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政变期间，布什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已经将他弃之不理了。（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斯拉夫国家三合为一。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的狩猎屋中，三位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决定解散苏联。从左至右依次是：心满意足的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困惑为难的白俄罗斯领导人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以及一直以来的关键人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他正在为第二天早上在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的一场激烈会谈做准备。（俄通社-塔斯社图片通讯社）布什和贝克既是朋友，又是知己，图片显示的是1990年11月他们在一起。1991年秋，他们决定无论怎样都将支持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贝克前往莫斯科、基辅、明斯克、阿拉木图和比什凯克进行访问，试图了解苏联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他后来向布什汇报，建议他同意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讲故事的人。1991年12月24日，布什总统在给他的孙子孙女们讲圣诞故事。第二天，他将飞往华盛顿，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之际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莫斯科的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发表他的辞职演说。现在从官方角度而言，最后的帝国已经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通社-塔斯社图片通讯社）序言
傍晚时分，夜幕降临，莫斯科红场上的游客们、向列宁墓行进的仪仗队士兵们，还有克里姆林宫的一石一瓦，都见证了参议院大楼上苏联红旗的缓缓降落，这也意味着苏联政府——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下台了。1991年圣诞节这天，通过电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观看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当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实况转播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说，这是苏联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总统，因为苏联不复存在了。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夜。
刚刚发生了什么？第一个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就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2月25日晚，在看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广播电视对戈尔巴乔夫演说的报道后，在看完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被降下之后，布什很快步入电视直播间，为美国人民就他们所看到的画面、他们所听到的消息以及他们所收到的圣诞大礼进行解释，剖析其意义。他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苏联红旗的降下视为美国40多年来对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布什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冷战结束联系起来，庆祝美国人民的价值观赢得了胜利，他在三个句子里连用了三次“胜利”。几个星期后，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到，“苏联于一年之内解体所带来的变化有着几乎神圣的意义”，他宣称“受到上天的眷顾，美国人民才赢得了冷战”，此外，他还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要产生。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说：“世界曾被分成两个对抗的军事阵营，现在剩下唯一一个卓越无比的强国，那就是美利坚共和国。”闻[1]者掌声雷动。
40多年来，美国和苏联确实陷入全球对抗之中而无法自拔，这场对抗没有以核灾难结束真是纯属偶然。一边是红旗飘飘的克里姆林宫，另一边是星条旗飞扬的美国国会大厦，一代代的美国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东西阵营分明的世界中。那些在1950年入学的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核警报演练以及一旦发生核爆炸要躲在桌子底下的建议。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数十万美国人为之奋斗，上万美国人为之牺牲，最初战斗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后来又战斗在越南的热带雨林之中。几代学者为阿尔杰·希斯（民主党人，美国国务院官员，他曾以美国总统罗斯福顾问的身份出席了雅尔塔会议，还担任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他于1948年被指控是华盛顿特区美国共产党间谍网成员，曾向苏联提供国务院机密文件。后因伪证罪被判刑5年。这起间谍案至今仍是一个疑案。）是否叛国投苏而争论不休；而受约瑟夫·麦卡锡（美国政治家，生于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极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参议员蓄意逮捕共产党员这一运动的影响，几十年来好莱坞都难以恢复元气。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年，要求核裁军的游行示威还在纽约和美国其他主要城市的街头上演。这一活动甚至使父子反目，年轻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罗恩·里根就反对他的父亲——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美国人和他的西方盟友在国内外展开了无数次斗争，战争似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但现在，曾经全副武装的对手，从未在一场单独战役中失手的对手，居然不放一枪就降下了国旗，国不复国，分崩离析。
在戈尔巴乔夫——这位与布什和里根共同结束冷战的人——宣布辞职当天，布什总统宣称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当然值得庆祝，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令人困惑。虽然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只是象征性地结束了苏联（从法理上苏联在4天前也就是1991年12月21日已经被它的成员国正式分解了），但冷战的目的并不是分解苏联。而且，布什在1991年12月25日面向全国的讲话，以及1992年1月在国情咨文中的讲话内容，与政府早前关于冷战的报告是截然相反的，报告原本说的是不能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而应以与其合作的方式结束冷战。这类声明最早是在1989年12月的马耳他领导人峰会上做出的。就在布什发表圣诞节演讲前几个小时，白宫还有过类似的声明。该声明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合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总统、我自己和其他联盟国领导人一起工作。戈尔巴乔夫总统行事大胆，果断决定结束痛[2]苦的冷战，并将致力于重塑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
布什的圣诞演讲意味着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将一改其对苏联老对手的态度，也将重新评估美国影响苏联发展的能力。尽管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1991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公开声称美国对于苏联的影响力有限，但现在他们却将苏联政局的戏剧性发展归功于自己。这种新的解读产生于布什再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于冷战结束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解读，这种解读即使不是主导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有极大虚构成分的解读，将冷战结束与共产主义没落和苏联解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一解读把事态的发展看作是美国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也[3]是美国的重要战果。
这本书挑战了胜利者的解读方式——他们把苏联解体视作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书中的观点有一部分来源于布什总统图书馆中解密的资料，包括总统顾问的备忘录及布什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密的通话内容记录。这些最近公开的文件前所未有地、清楚地表明布什及白宫的顾问做了许多事情来延长苏联的寿命。他们担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崛起，也担心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推行独立运动。一旦苏联解体，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苏联核武器的唯一继承人，并在后苏联地区，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中保持其影响力。
为什么一个在冷战中声称与其敌人进行抗争的国家领导人会采取这样的政策？美国白宫的文件及其他的资料来源为这个问题及这本书中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些资料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口头上的政治说辞与其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事实是美国白宫试图挽救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已被白宫视作世界舞台上的主要伙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准备容许共产党和苏联的继续存在。因为冷战事实上已经结束，所以白宫关心的不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而是苏联可能爆发的内战。用当时记者的话说，这会使前沙皇帝国变成“拥有核武器的南斯拉夫”。核武器时代改变了超级大国间对抗的性质及对战争成败的定义。战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士气或是民心。冷战时期的布什政府不得不应对两难的境地，根据地缘现实及事态后续发展而调整其说法和想法。从这个角度看布什政府已经尽力了，但他的行为远胜于其自相矛盾的说辞。
那些参与了1991年末一系列事件的人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旗杆上红旗的落下，回忆起美苏争霸期间的牺牲者们，是如此的激动兴奋，这也是可以理解或者感同身受的。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25年后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视角去探究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把苏联的解体视为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解读夸大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种解读甚嚣尘上之时，也正是从苏联解体到“9·11”恐怖袭击的10年，之后是长达9年的伊拉克战争。吹嘘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恰好满足了今天俄罗斯民族主义阴谋论，他们将苏联的解体归因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类似的言论不仅出现在网络中，[4]甚至还出现在俄罗斯的主流电视节目中。
关于苏联解体前的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将提供一个更为复杂和更具争议性的视角，其内容与前冷战双方的说法皆有不同。本书还阐述了当今美国单极独大的局面之所以取代了两极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不仅仅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偶然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重新审视这个时代形成的原因，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领导人有意或无意的观念和行为十分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过去15年中什么地方出错了。
从苏联红旗的落下到苏联解体，本书试图探寻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的东西。这本书中提到的帝国的观点，对于我就1991年事件的加以解读十分重要。我认同一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失控的军备竞赛、经济下滑、民主运动复兴、共产主义思想破灭，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苏联的崩溃，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帝国的根基、多民族构成以及苏联的伪同盟结构才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并没有得到华盛顿决策者和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的高度重视。
虽然苏联常常被称为“俄罗斯”，但它其实是一系列国家的集合体，是莫斯科通过武力强制和文化妥协形成的，整个苏联时期一直是依靠强权才得以维系其统治的。因此到目前为止，在法理上讲，俄罗斯人应接管该地区最大的共和国，即俄罗斯联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14个国家。俄罗斯有将近1.5亿人口，占全部苏联人口的51%。乌克兰是苏联人口第二大国，有5000万人口，占苏联总人口数的将近20%。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的胜利让他们以一种近似联邦的政体拯救了俄罗斯，至少这种政体是在宪法框架下的。这一权宜之策延长了俄罗斯的帝国历史，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没有逃脱与其他帝国相同的命运。到1990年，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外交部长、或多或少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直到1991年世界才真正知[5]道苏联并不是俄罗斯。
我把苏联解体与20世纪主要帝国的灭亡归为一类，其中包括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法国以及葡萄牙。我把苏联称为最后一个帝国，不是因为我认为未来不会有帝国，而是因为苏联是最后一个在现代实行古典欧洲和欧亚帝国制度的国家。我认为帝国的法规与民主的选举制度不能共存，二者的冲突导致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的灭亡。我研究苏联解体的历史正是以该观点作为前提。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把民主选举制度介绍到苏联时，一批通过选举诞生的俄罗斯政治新星们突然有权表态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承担帝国的重担，同时，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的政治家们也面临着是否要继续处于帝国统治的选择。最终，双方的选择都是否定的。
第一次利用这个机会说“不”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这部分国家于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苏方代表为莫洛托夫，德方代表为里宾特洛甫。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时被苏联强行并入。接下来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乌克兰东部在二战前就被归入苏联。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的新当选的领导人在努力争取独立。其他的共和国中，资深精英掌控着权力。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收回中央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并任由民主选举决定其政治生命时，这些政治家们也开始与新兴的民主力量打交道了。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6]苏联的解体以及15个共和国相互划清了界线。
我的叙述集中于改变苏联命运和世界面貌的最关键的5个月里（1991年7月末到1991年12月末）所做的重要决策。7月末在布什到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削减武器条约之前，这位时任的苏联总统与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关于苏联改革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协议。正是这一协议引发了8月份的政变。到当年12月末，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一职标志着苏联彻底解体。许多学术或非学术的作者都曾写过苏联解体的历史，但他们却忽略了从8月政变发生到12月戈尔巴乔夫辞职这一关键时期。一些作者或有意识地或含蓄地认同，8月政变之后苏共的瓦解就意味着苏联解体。这是一个错误假设。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8月的政变后，苏联共产党已经是人心涣散，难以为继了。但政变后苏联虽然元气大伤，却还继续存在了4个月。因此，这段时间就是本书要分析的时期——从1991年秋季到初冬，它决定了[7]各成员国的走向以及核武器问题的发展。
史蒂芬·科特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学教授。）对苏联解体及共产主义在东欧终结的研究非常深刻，他关注的是“不文明团体”，即把控苏联国内外政治、最终又决定背弃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精英们。他论述道，苏联就像其之前的罗曼诺夫帝国，是自上而下崩溃的；不论是中央或是地方，苏联解体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都是精英。的确，街道上没有愤怒的人群要求苏联解体。前超级大国的解体出奇地平静，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4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最终苏联的命运是由高层领导人决定，是东西方主要领袖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是一场勇气与外交技能的较量，赌注很大，它不仅涉及政治，有时甚[8]至关乎参与者的身家性命。
处于1991年一系列事件中心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与苏联极富戏剧性地却又平静地解体有很大关系。我的叙述就像1991年后的世界一样并不是单极的，也不是两极的，就像冷战时期的世界一样，却是多极的，就像世界历史大多数时间呈现出的状态或是将来可能形成的状态一样（因为中国的崛起及美国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涌现）。我不仅记录了华盛顿和莫斯科方面做出的决定，而且还记录了基辅、阿拉木图（曾叫阿玛阿塔，1953年更名）及其他将要独立的共和国做出的决定。可以这么说，作为本书主人公的4位政治领袖对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之后苏联的解体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通过叙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一系列行为，分析其动机。我认为这位谦虚谨慎的西方领导人一直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予以支持，并坚决主张维护核武器安全，正是他的这一做法延长了苏联的存在并且确保了它的和平瓦解。鲍里斯·叶利钦是一位粗野且桀骜不驯的俄罗斯领导人，他几乎单枪匹马地挫败了政变，随后面临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他拒绝采纳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拯救方式，也没有更改俄罗斯原有的边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是一位世故精明的乌克兰领导人，他对乌克兰独立的坚持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最后一个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事件的中心人物，在所有事件中，他可以得到最多，也可以失去最多。最终，他失去了所有——名誉、权力和国家。戈尔巴乔夫的人生是一段传奇，也是我叙述的中心。他把自己的国家从以往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向世界开放，引进民主制度，筹划经济改革，最终他改变了他的家园及周遭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没有他的位置了。
我主要的论点是：苏联的命运是在其存续期的最后4个月中决定的。这4个月指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到1991年12月21日苏联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时为止。我要论述的是，决定世界最后一个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国的政策，也不是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矛盾（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矛盾为代表），也不是苏联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间紧张的关系，而是苏联内部两个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精英不愿意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1991年12月8日，在位于白俄罗斯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山林小屋内，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没有就戈尔巴乔夫提议的新联盟模式达成共识。因此二人决定解散苏联，建立独联体。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主持了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的会议，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俄罗斯的联邦，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因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照做。谁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没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苏联。布什对于苏联解体的贡献在于确保这一过程中没有大的冲突，核武器不会激增。
从苏联解体到现在的20年里，许多当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包括布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以及他们的顾问团成员和其他参与者。尽管由亲见者和参与者讲述的故事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和有趣的故事，但还不能呈现出更为完整的画面，以及解释事件的全部意义。当机密文件还未向公众开放，高层参与者还不愿谈及时，要理解当时民众的情绪及理解当时主要政治人物的感受，采访记录是必不可少的。我克服了前任研究者的这些局限，通过采纳事件参与者的访谈资料，对原有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补充，更重要的是，我还引用了最近刚解密的档案文献。
正如上文提到的，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最近刚刚向学者解密的美国文献。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负责总统出访的白宫官员的通信稿，以及布什总统会议和电话通话的内容记录。部分资料是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得到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如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詹姆斯·贝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论文，以及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相比于以前的作者，这些新材料可以让我在讲述苏联解体的过程时有更多的细节。我还很幸运地采访了几位参与了这一事件的人物，包括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以及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
在我写这本书时查阅的历史资料帮助我解答了许多“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我对后者的剖析正是本书的核心，通过分析关键领袖人物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和个人动机，弄清楚促使他们做出决定的原因。我希望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还能有助于解释苏联的两大长期利益相关者——乌克兰与俄罗斯，1991年之后在探寻权宜之计时遇到的困难。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帮读者理解美国是如何参与了苏联解体的进程，了解美国现在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91年就已经决定了。不管我们是不是用帝国来形容自己，如果搞错竞争国失败的原因，就不仅会让我们陷入帝国式的自大之中，还会导致美国走向衰落。第一章最后的峰会1991年7月31日，峰会召开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刚刚敲响下午3点半，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就稳步迈入大克里姆林宫的冬季花园。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仪式，签署重要的国际条约，而这只是仪式的一部分。莫斯科会议
山峰即山之巅峰，喻指登峰造极的成就。1953年，两位勇士终于征服了珠穆朗玛峰，温斯顿·丘吉尔随即在英国议会谈及在“万国之巅”实现和平的愿望，“巅峰”一词才进入外交领域。直到两年后，该词被用来形容苏联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晤时，它才流行起来。国际政治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词语，用以形容最高等级的外交会议。“峰会”一词恰如其分。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这种会议俨然已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尽管执政者进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的事古已有之，可是在航空旅行的时代到来之前，这种会议实属罕见。飞机不仅使战争发生了革命，对制止战争的外交亦是如此。因此外交活动借助飞机而一飞冲天。
1938年夏，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飞往德国，试图说服阿道夫·希特勒放弃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现代高峰会议由此诞生。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又强化了巨头外交。彼时，尚未找到对此恰当的说法。
高峰会议在冷战期间发展至顶峰，赫鲁晓夫会见约翰·肯尼迪，随后，勃列日涅夫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这些举动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可是，直至冷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才采用了这一西方说法。
1991年夏，正值莫斯科和全世界都处于剧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变之际，苏联媒体扬弃了它们青睐有加的词语——“最高水平会议”，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峰会”一词。这一胜利“得不偿失”，在[1]接下来的10年间，“峰会”一词实际上从国际关系中销声匿迹。
1991年7月30日至31日，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根据安排与第一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水平会晤”，尽管苏联人已经不用这套外交辞令了。此次峰会筹备期颇长，可是最终见面时间却是在会晤前几周才决定的。直到最后时刻，苏美专家们发现对于两国总统将在莫斯科签署的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具体到每个细节是如此艰难。布什希望尽快签署，因为无人知晓戈尔巴乔夫将留在克里姆林宫多久，更无法预知达成协议的机会是否会稍纵即逝。
白宫将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披露给媒体，并且称其为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峰会。乔治·布什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签署的协议，旨在使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互信与合作关系。协议从诸如核武器等敏感议题入手。历经9年谈判，《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才最终摆上了签字桌。该协议要求削减核武器总量的30%，以及苏联洲际导弹的50%，这些导弹主要是对准美国的。长达47页的条约之外，还包括数百页的附加协议，两位总统不仅赞成控制军备竞赛，更要着手[2]削减军备。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对抗几乎将整个地球拖入核战争边缘，如今，总算要结束了。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开始了统一进程，此时，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辛纳屈主义（又译为西纳特拉主义，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用来戏称其允许周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内政的政策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法兰克·辛纳屈的歌My Way——苏联允许这些国家走自己的路。），允许莫斯科的东欧盟国“走自己的路”，它们最终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怀抱，冷战冲突的核心随之瓦解。苏联军队开始撤离东德和该地区其他国家。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核武器库却未动分毫。俄国著名剧作家安东·契科夫曾言，若是戏剧第一幕的舞台上放了把枪，下一幕它将开火。两个超级大国已在全球舞台上布满了核武器，迟早会有某位演员在第二幕擦枪走火。
核武器是冷战时期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方面，它可能引发的后果危险至极；另一方面，最先拥有核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还从未发生过直接与公开的对抗，核毁灭的风险不堪设想。
分裂的德国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角逐的中心，尽管苏联的常规部队在中、东欧地区有压倒性优势，这些地区曾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占领，随后倒向了社会主义，然而，美国在1945年夏就掌握了核武器，所以，面对这一切，美国人泰然自若。美国人觉得很安全，苏联人的感觉必定相反。于是，他们加紧了核武器研制工作，成功地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上的两个核强国，正走在冲突对抗的道路上。他们都希望研发出新一代的核武器，以此超越对方。20世纪50年代，美苏都发明了威力比原子弹更猛、更难控制的氢弹。当苏联人在1957年秋天成功地将“伴侣号”人造卫星送至太空轨道时，说明他们的导弹已经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了，世界自此进入了新的、更加危险的时代——超级大国美苏对抗的时代。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对于和西方展开对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们高高在上，苏联人首次将不载人卫星和载人卫星发送至预定轨道，因此，苏联继任领导者比斯大林更加难以预测，也更加危险。
直到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执政下的两个超级大国才发现他们已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此时，美苏竞争蔓延至全球。竞争始于东欧，苏联人一旦占据此地，再不愿放手，随着中国在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几年朝鲜长久地分裂了，美苏竞争延伸到了亚洲；英法帝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向崩溃，使得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机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为了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意识形态的鼓舞而倒向苏联以后，拉丁美洲也沦为战场。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彼此妥协下解决，苏联人同意把导弹撤出古巴，美国人则把导弹撤出土耳其，可是，这段经历深深震撼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必须做些什么缓解紧张的局势，减少核战爆发的危机。于是，两位领导人在1963年签署了首项旨在控制核军备竞赛的协议——《有限核禁试条约》。
经过8年的谈判才有了这份文件，虽然刚刚起步，内容确实很温和，但毕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从那以后，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仍在全球进行较量，从越南到安哥拉，“代理人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可是，它们就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从未间断，还从“共同毁灭原则”中找到些许安慰。依据该原则，敌对国双方如果都拥有足以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武器，就必须进行谈判，这样才能保住两个国家。
尼克松于1972年5月飞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则于1979年飞往维也纳，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两份条约都规定了核武器生产数量的上限。但是，后一份条约签署后不久，苏联就入侵了阿富汗，美国则在次年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继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试图在越南溃败后重塑美国精神和国际影响力。在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逝世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国际局势陡然紧张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冷战[3]恐怕第一次要变成“热战”了。
1983年9月1日，苏军在库页岛附近击落了一架载有269名乘客的韩国客机，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国会议员。随后他们等待来自美方的报复。就在这个月稍晚的时候，在莫斯科附近的苏联防空部队司令部，空军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洛夫在雷达屏幕上发现目标，显示有一枚导弹正向苏联飞来。他随即发现同一方向好像有四枚导弹。他怀疑是电脑故障，因此没有上报长官。如果他报告了，那么两个大国间的核战争也许就此变成现实。实际情况是，太阳光线和云彩罕有的排列方式，使苏联的预警系统出现了小故障。彼得洛夫随后被捧为英雄。可是，促使他拯救世界免于核战的原因，不是他不相信美国人会首先发动攻击，而是他认为美国人进攻时，会让成百上千枚导弹打头阵，而不是只有一枚或四枚导弹。在众所周知的彼得洛夫事件后，苏联人[4]依旧等待着美国的报复。
同年11月，苏联误认为北约在欧洲举行的代号为“Able Archer”的军演是为即将到来的核战做准备。他们所有的海外谍报机构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监视着即将来临的核决战信号。同一时间，上亿美国人观看了制作粗糙的电影《浩劫后》，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居民应对核武器袭击后的故事。许多人认为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里根总统对苏联的措辞。
尽管在1983年3月，他还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但是在1984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伊凡和安娅”中，他谈到了美苏人民对于和平共处的渴望。1984年1月，他向颇感诧异的国民说：“请随我一起设想一下，如果伊凡、安娅发现他们和吉姆、萨利在同一候车室，或是站在同一屋檐下避雨，而且彼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那么，他们还会争论彼此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他们会发现大家都在谈论孩子或是[5]生活呢？”
苏美关系的改变不只在措辞上，这一关系的焦点已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转向了普通百姓的权益。对此，老布什比别人更深知这一点。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参与制定美国的对苏政策，并且坚持要尽量负责任的立场。
1924年6月，老布什生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参议员之家。年轻时的布什在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新闻报道后，推迟完成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加入了美国海军。在19岁那年，他成了美军中最年轻的海军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完成了58次飞行作战任务。就在1945年1月他即将从驻扎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退役之际，布什和年仅19岁的芭芭拉·皮尔斯结婚了，婚后共育有六子。他们的长子乔治·沃克·布什生于1946年，他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这一年，老布什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
老布什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学业，考虑到他的出生和成长环境，没有人想到老布什会将全家搬到得克萨斯州，开始从事石油贸易。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政之前，他已是一位专门从事近海石油开采的石油公司总裁，一位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布什的国际事业始于美苏关系将要缓和的黎明。1971年，尼克松总统任命这位来自休斯敦的45岁前共和党议员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随着他的上级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老布什发现在由尼克松发起的中美恢复邦交这件事上，他竟扮演着首席设计师的角色。随后，他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一职，共履职14个月，促使中美建立联系，这么做主要是针对苏联的。1976年，布什回到了华盛顿担任了中情局局长，主持美国在安哥拉进行的秘密行动，旨在推翻由古巴支持的安哥拉首位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组建的政府。1977年至1979年间，布什作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亲眼目睹了在卡特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苏美关系的恶化。
1981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成为美国的第43位副总统。这时作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突然使华盛顿方面的反苏言论变本加厉。他还致力于提升美国军力，鼓舞因越战失败和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而受挫的民众士气。但是，里根也在寻找可以与之对话，以削减双边核武器的苏联领导人。因为苏联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去世，所以，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就在里根首先提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想法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逝世。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苏联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84年2月又紧随他的脚步，辞世而去。而安德罗波夫的接班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又于1985年3月逝世了。老布什作为美国的代表出席苏联领导人的葬礼，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成了莫斯科的常客。在国内，他因这句名言而广为人知：“你死了，我就飞来。”正是在1985年3月的契尔年科葬礼上，老布什第一次遇见并且[6]问候了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当时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
1991年7月，老布什首次作为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飞往莫斯科，因为他已在1988年赢得了总统一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参加葬礼，而是和一位重要而精力充沛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其间，苏联正发生着巨变。在一份总统团队为其签署削减核武器协议而准备的演讲中，老布什提到：“自从1985年我上一次拜访莫斯科以来，我们目睹了欧洲的开放和因互不信任所造成的世界分化的结束。那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领导人，启动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他的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现在，在美国，每个人都至少认识两个俄语词——‘公开性’和‘新思维’，在这里，人人喜欢一个英语词——‘民[7]主’。”
老布什66岁的妻子、满头银发的芭芭拉女士和他的团队成员陪他一起前往莫斯科。莫斯科时区要比华盛顿时区早8个小时，所以横跨大西洋向东飞行既偷走了乘客的睡眠，又偷走了乘客的时间。飞行中，老布什就想补上他丢失的时间，不睡觉，而是阅读随行人员替他准备好的峰会召开前几日的报纸。
7月29日，在温暖的莫斯科之夜，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布什夫妇受到了苏联新任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的接待。在苏联的三天访问中，美国总统日渐喜欢上了这位谦逊而低调的主人，他履行着礼节性职责，但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的状况，可能使老布什想起了自己作为里根政府的“二把手”在白宫中度过的那段孤独岁月。当总统车队到达莫斯科时，暮色已沉，老布什回忆说：“有些人在挥手，我们打开车内的灯，这样能使里面亮一些，好让老百姓看清谁在里面。但看外面就费劲了，好几次我们对着灯柱不停挥[8]手，真是好笑。”
在夜色下，幽暗的莫斯科街道上缓缓行进的总统车队，恰恰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峰会。美国外交政策的绿灯已经亮起，期待颇高，可是，在苏联国家飘摇之际，很难看得清楚。再三踌躇之后，戈尔巴乔夫似乎要继续坚定地推进改革和苏美合作，他似乎越来越坚持要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其中包括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和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却都反对向美国请求援助，主张集权统治，他们的主张背离了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民主化改革目标。军方也反对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削减苏联军力方面做得太过，但是却换不来美方的任何回报，或是回报少得微不足道。
最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出现了越来越自信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其中一位就是俄罗斯备受瞩目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他将与老布什在莫斯科会晤。
美国总统还将飞往基辅，会见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领导人。苏联的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再由莫斯科单独掌控。苏联的权力日益分散，此次峰会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就是现实的写照。老布什不得不试图忽略苏联新兴政治大厦波坦金式的外表，从而展望未来。美国总统已多次与他的顾问探讨这些问题，现在是他拿定主意的时候了。他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帮助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把苏美蜜月期维持下去。
戈尔巴乔夫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很高，这将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老布什的第三次会晤。他曾于1990年5月底6月初前往华盛顿，拜访美国总统；1991年7月中旬，他们又在伦敦举行的“七国峰会”上，进行了磋商。每一次，戈尔巴乔夫都请求老布什提供经济援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感兴趣的不仅是金钱，因为他急需提升自己在国内低迷的支持率，所以，国际舞台是他最能有所斩获的地方。此次峰会可以提醒苏联民众，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的领导者。
生于1931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首位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苏联领导人，他比老布什年轻7岁。和老布什一样，他也是一个“南方人”，来自苏联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紧临不安分的北高加索地区。他也和老布什一样接受了精英教育，从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最初并不在首都工作。至此，他们生活的平行线就戛然而止了。
老布什来自美国政治贵族家庭，而戈尔巴乔夫出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移民的农民家庭。他的俄语发音一直不标准，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南方口音，还常常夹杂着乌克兰语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特征，莫斯科的精英分子把他视为乡下来的新星。在莫斯科，年轻的米哈伊尔和他的同学赖莎·季塔连科结婚了。她本人也是苏联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赖莎的父亲是来自乌克兰的铁路工人，母亲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农民，她就在西伯利亚出生和长大。与老布什夫妇育有六个孩子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伊琳娜。
戈尔巴乔夫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他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并在共产党机构中表现很出色。根据老布什的莫斯科简报摘录的戈尔巴乔夫简历的内容：“戈尔巴乔夫早年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党内担任职务。1970年，年仅39岁的他就担任了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区委第一书记，在他被任命为苏共书记之前，一直担任此职。”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管理精英中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并且与之建立了联系。这两个人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着直接关系。一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另一位是克格勃的掌门人，日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正是靠着这两位盟友，戈尔巴乔夫才有可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日薄西山之际，走[9]向了莫斯科。
直到1979年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担任分管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除了偶尔跟随中低层的党的代表团出国考察外，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外事活动的机会。然而，他学得很快，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短暂任期中他赢得了更加重要的职位，直至1985年3月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苏共总书记。主张自由政策的莫斯科顾问终于发现这位高层人物已经准备好倾听意见，并且愿意冒险尝试改变国内外现状。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拥有相对宽松的，如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早年那样的亲善政策。他们私底下也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仰慕者。“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企图建立“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但是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了。
赫鲁晓夫公开谴责了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的恐怖行为，这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祖父母就曾被斯大林时期的警察逮捕过。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室友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则是“布拉格之春”的策划者之一。戈尔巴乔夫不仅是一位难得的倾听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行动者。
在内政方面，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改革”——确切地说是“重组”，以此弱化苏共对计划经济的控制，同时引入了一些市场要素。他还启动了“开放”政策。“开放”一词借用了苏联反对派的说辞。他这么做，弱化了苏共对媒体的控制，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重新采用了勃列日涅夫的亲善政策，不过最终他完全抛弃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干预东欧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让里根和老布什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位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死在他们的前面，而且准备就削减核武器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就任后不满一个月，就终止了在东欧地区部署苏联的中程导弹，几个月后，他邀请美国方面一起将双方战略性核武器削减一半。
1986年11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差点签署了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这可着实把他们的顾问吓倒了。阻碍美苏签订协议的绊脚石是里根坚持要发展他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认为，倘若美国人真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苏联将处于不利地位。和谈因此陷入僵局，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暗无天日的冷战岁月。
可是，谈判还是重启了。苏联“氢弹之父”，同时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使戈尔巴乔夫相信，“战略防御计划”不过是里根总统的黄粱美梦。1987年，苏联领导人飞往华盛顿签署协议。该协议通过了限制美苏核武器发展和拆除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的内容。如今时间来到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拿着“欧洲导弹”制造的钢笔，打算签署一份新协议，根据协议，大西洋这一侧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另一侧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远程核武器[10]数量都要削减。
就在莫斯科峰会召开前的数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捍卫他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尽管苏联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以及国内外那些善意的人们都坚信没有苏联的民主化转变，苏联的体制改革难以进行，然而，在实际中，苏联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没有很好地协调发展。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可是新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更未见成效。
另外，苏共结束了对媒体的垄断，并且自1917年以来首次敞开公开批评的言路，政治的公开性激怒了党内人士。而且，随着经济愈加困难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戈尔巴乔夫受到党政干部和改革派的双重抨击，因为改革派主张参照波兰和其他苏联前东欧盟国的模式，进行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在西方记者对莫斯科布什——戈尔巴乔夫峰会的先期报道中，美国路透社吉恩·吉本斯的报告内容指向了克里姆林宫与莫斯科街头百姓日益扩大的分歧。“阿帕奇导弹好比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打出的一张名片，对于深陷经济崩溃泥潭中的首都人民来说，它适时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另据他的报道：“随着老布什的车队驰过这座拥有880万人口的城市，他将会看到在商店门口排起长队的人群、空荡荡的商店橱窗、破旧的汽车和闲置的起重机停满了街道两旁。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他将见到截然相反的景象：珠光宝气的水晶枝形吊灯熠熠生辉，精美绝伦的绘画，雕刻精美的木地板，以及多到足以打造千万[11]座纪念碑的大理石。”
虽然戈尔巴乔夫试图给予人民自由，可是他却不受人民待见，因为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因此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感到不满，同时对领导阶层的特权也日渐不满起来。美国三大新闻主播之一的彼得·詹宁斯在峰会期间参与了莫斯科报道，他向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的观众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已经降至危险的20%。（此时，老布什的支持率因为美国在海湾战争的胜利而超过70%。）
可是，戈尔巴乔夫在与西方记者的交谈中表现得乐观而幽默。他一边指向克里姆林宫外友善的人群，一边对詹宁斯说：“你看，还是有人喜欢我的。”他接着说：“一切因我而起，要是有人这么写我，真是太肤浅了。”戈尔巴乔夫在几个月里第一次认为，通过控制保守的反对派，他终于掌控了全局，他渴望利用这次峰会寻求国际社会的[12]支持。
1991年7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宫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老布什在回忆这次会谈时，写道：“戈尔巴乔夫很神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承受得了如此巨大的反对压力。”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确步履维艰，从和他一起会见布什的代表团成员中，就能看出他在苏联政坛的声望日衰。戈尔巴乔夫代表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即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而另一位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领导人叶利钦虽然也收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谈，因为他正盼着那天晚些时候老布什亲自来他的办公室呢。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也缺席会谈，只是派来[13]了他的代表。
戈尔巴乔夫通往峰会的道路并不容易。他把此次峰会视为外交新政的胜利时刻，可是，在苏联一些最有权势的统治精英的眼中，他这么做，出卖了苏联利益。尽管苏联军官对削减军费预算一直颇有微词，可是，比起他的前任们，戈尔巴乔夫和军方势力更是格格不入。这些前任中就包括赫鲁晓夫，他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而被人记恨至今。然而，并不是只有苏联军方认为美国人在与核武器条约相关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上得偿所愿，美国重要的外事评论员和9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院对苏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斯特普·塔尔博特也表达了类似感受。
莫斯科峰会刚结束，塔尔博特就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他写道：“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上，凡是美国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在该条约中，戈尔巴乔夫默然接受了全面劣势的状况，至少在短期内处于劣势。他正在放弃苏联的主要军事优势，其中包括陆上弹道导弹。同时他也允许美国在轰炸机、巡航导弹和潜水武器方面继续保有优势。”塔尔博特真是直言不讳。
可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签署一份如此失衡的协议，以至于不但他的国防部长感到不满，还让美国政治评论员连番发问呢？塔尔博特给出了答案：“苏联让步这么多，而美国却回报颇微的原因很简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历史上最大的军火交易，这种交易的价格总是会[14]被压低。”
条约的内容包括削减双方用于航空业以外的导弹数量，这样的规定将突显美国人在核武器运输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在重型轰炸机领域处于上风。戈尔巴乔夫知道，要劝说总参谋部和苏联军工业接受这些协议条款是异常艰巨的任务，于是他把难题摆到了国防部长面前。[15]苏联军方最终还是同意了。
协议的最后一项胶着议题直到莫斯科峰会召开前两周不到的时间才得以解决。该条款是关于美方是否有权监测苏联SS-25导弹的飞行测试。SS-25导弹是苏联的第一款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也是苏联核武器库的最新成员，苏联人把它叫作“白杨”，美国则称其为“镰刀”。它的点火测试在1987年12月已经完成，到1991年7月为止，苏联共架起了288枚针对美国的“白杨”导弹，而美国则缺少可以与之抗衡的移动式弹道导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