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真谛：杰斐逊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托马斯·杰斐逊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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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真谛：杰斐逊自传试读：

七十七岁之年，我开始想写回忆录，陈述生平所经历的事情，以便日后家族参考，留档。

我的家族来自威尔士，祖先曾生活在靠近斯诺登山的地方，斯诺登是英国的最高山峰。我曾在威尔士的一份法律文件上看到了杰斐逊这个姓氏，另一个同样的名字则来自弗吉尼亚公司的秘书。在英国看到杰斐逊这个姓氏，仅此两次。在早期的记录当中我找到了佐证，但是我的祖先当中却没有人在弗吉尼亚公司做秘书，倒是有人在该公司工作过。他在1619年乘博纳诺瓦号到达弗吉尼亚。

我的祖父生活在切斯特菲尔德一个叫奥兹波尔的地方，并拥有该教区的土地。他有三个儿子，托马斯，少年夭折；菲尔德在罗诺克河边安了家并有无数个后代；还有我的父亲皮特，在沙德韦尔成家，至今我还拥有着那片土地，与我现在住的房子相毗邻。我的父亲出生在1707或1709年的2月29日，1739年，他与十九岁的简·伦道夫——艾沙姆·伦道夫（Isham Randolph）的女儿结为夫妻。他们的家族能够追溯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其后人顺应了他选择的信仰和美德。

我的父亲从未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个人意志坚定，富有判断力，对知识又充满渴望。因为读了很多书，他得到了极大的自我提升，也因此，约书亚·弗里（Joshua Fry）雇用我的父亲来为他绘制弗吉尼亚和北加利福尼亚之间的边界线。这一项目是由科洛·伯德（Colo Byrd）发起的，随后弗里先生再次雇用我的父亲和他一起制作弗吉尼亚的第一张地图，毕竟，史密斯上尉绘制的弗吉尼亚地图也只是推测出来的草图。他们为那片蓝色山脊下富饶的物产而感到着迷；那时候，山脊上面还鲜有人探索过。约1739年，我的父亲是第三或第四个移居到我居住的村庄的人。

他于1757年8月17日去世，之后，我的母亲一直寡居，直到1776年离世为止。他们抚育了六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则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将詹姆士河边的一处房产留给了弟弟，为了纪念家族发源的地方，父亲将其命名为斯诺登小屋。而留给我的则是我出生和居住的那片土地。我五岁的时候，他把我送到了英语学校学习，九岁时送到了拉丁语学校，直到父亲去世。

我的老师，道格拉斯先生（Mr.Douglas），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牧师。他略懂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教我以上两门语言的基础知识之外，他还教我法语，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都是他的学生。之后，我向毛里牧师（Mr.Maury）求学，他是一个纯正的古典学派学者，在他门下经过两年的教育之后，也就是1760年春天，我继续到威廉玛丽学院学习，那两年的学习是我整个人生的一笔财富，甚至确定了我人生发展的轨迹。

威廉·斯莫尔博士（Dr.Wm.Small）当时是数学教授，他精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视野开阔，充满风度，且善于与人交往。让我开心的是，不久之后，斯莫尔教授便十分喜欢我，并时常在课余时间让我陪伴他左右。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开始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科学、体系和一切。幸运的是，很快哲学教席便有了空缺，因此校方任命斯莫尔教授任职，于是，他成了学校第一个上伦理学、修辞学和纯文学的常任教职人员。1762年，他回到了欧洲，在他回去之前，他尽最大的努力帮我铺好了后路。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挚友乔治·韦瑟（George Wythe-st），之后我便师从韦瑟学习法律。除此之外，斯莫尔还把我引荐给法奎尔总督（Governor Fauquier）和他的朋友们。法奎尔总督在历届总督当中最德高望重。法奎尔总督、斯莫尔博士和韦瑟先生以及我，我们四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四人集团”，时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从谈话中受益匪浅。在我的青年时期，韦瑟先生一直是我可靠的朋友，崇敬的恩师，他是我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朋友。1767年，韦瑟先生带我进入了大法院进行律师实践，直到革命爆发，法院被迫关闭为止。

1769年，我被州内选为州议会的成员，履职直到革命爆发，议院被强迫关闭为止。此间，我曾提出解放奴隶这一议题，但被否决了。确实，在当时王室的统治下，任何自由主义的想法都是不可能被允许的。我们的想法都被习以为常的观念束缚着，我们坚信在政府统治方面，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我们的母国，我们的努力应该是符合大不列颠帝国的利益的，甚至，我们固执地排斥除了帝国的宗教之外的宗教信条。

我们的议员提出的异议并不是出自思考和信念，而是出于习惯和绝望。很快，实践证明，一旦要求他们思考，他们的注意力首先便会放在权利上。在国王议会（相当于另一个立法院），议员们完全服从于国王的意志。就连拥有终身任命的否决权的总督也是如此，甚至他表现出的忠诚更甚。因此，国王拥有的否决权堵上了改良希望的最后一扇门。

1772年1月1日，我与玛莎·斯科尔顿（Martha Skelton）结为夫妻，那年她二十三岁，是巴瑟斯特·斯科尔顿（Bath-urst Skelton）的遗孀，是约翰·韦勒斯（John Wayles）的女儿。韦勒斯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因其在工作中精准的辩驳和充分的准备而受认可，在行业中表现卓越。

他是非常好的同伴，幽默而风趣，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他于1773年5月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在他的三个女儿之间分配，最终，在清算之后，我的太太获得了和我数量相当的遗产，因此，我们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第二章唤醒民众

1765年，反印花税议案提出的时候，我还只是威廉斯堡法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去聆听了那一场辩论，尽管只是在下议院门口，却有幸听到了亨利先生精彩绝伦的演讲。亨利先生（Mr.Henry）的演讲优于我之前听到过的任何一个。对于我来说，他的演讲就像荷马史诗当中的诗文一样完美。另一名议员，约翰逊先生（Mr.Johnson）也是一名律师。他进一步陈述了这个议案，详细地解释了议案所涉及的知识和逻辑。

关于我的这部分的回忆，在沃特先生的著作《帕特里克·亨利传》的第60页可以读到。

1769年5月，总督波弗特勋爵（Govr.Ld.Botetourt）召开了一次立法机构的集会，而我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我从会议上了解到1768-1769年英国议会关于马萨诸塞联合决议以及给国王的呈文，几乎是全票通过了。

之后，总督便解散了会议。但是隔天，我们这群人自发在罗利客栈的阿波罗房内见面，开始了会议并起草了文件，其中规定了不购买任何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等条款。我们签署草案后，将其推广。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好像我们的同胞根本不知道我们身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茶叶税仍然没有被废除，而是以法律的形式附加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枷锁。但是1762年在罗得岛成立了一个调查法庭。1773年春，人们便开始讨论这一项政策的合理性，这花费了大家不少的精力。我、亨利先生、理查德·亨利·李（R.H.Lee）、弗朗西斯·L.李（Francis L.Lee）和卡尔先生等人，并没有顾及昔日领导者的关注和热情，晚上九点在罗利的一个包房里相聚，共商国是。可能还有其他几个人，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们都认为，当务之急便是所有的殖民地都需要达成一致，认可英国发出的索赔是对所有殖民地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相互协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各个殖民地建立通讯委员会将会是最好的互相联系的手段。那么，需要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便是各地选出一名代表，在某一个集中的地方召开会议，以此来决定殖民地各地应当采取的共同方略。因此我们起草了一份议案，这份议案可以在沃特的书《帕特里克·亨利传》第87页看到。

与会的成员希望我能够动议决议，而我则推荐了我的妹夫兼好友卡尔先生，当时他刚加入其中，我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在议会当中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最终我们达成一致，由卡尔来负责，全体一致通过之后，通讯委员会便成立了，并由佩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担任委员会主席。然而，很快，这个委员会便被当时的总督邓莫尔勋爵取缔了，但隔天委员会成员便开会讨论，准备给各个殖民地的发言人发去通知信函，信函当中还附上了议案的副本，由各地的负责人以快件形式寄出。马萨诸塞州声称建立通讯委员会的创意是他们想出来的，而马歇尔的著作《华盛顿传》也认可了这一错误，尽管他书的附录中显示他们所谓的通讯委员会只限于他们所在城镇的内部。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可以在塞缪尔·亚当·威尔斯（Samuel Adams Wells）在1819年4月2日给我的信件以及我5月12日的回信当中可以看到。威尔斯先生的信件更正了我的认知，正如在书中87页所说，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信使在传递相似的主张时相遇。因为威尔斯先生说马萨诸塞州直到在他们下一场会议接到了我们的提案之后才采取这样的措施。因此，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定是关于别的事情的。因为，我仍记得伦道夫告诉我两方的信使相遇了。

后来又颁布了波士顿法案，要求1774年6月1日关闭波士顿港，这件事激起了我们对于马萨诸塞州的广泛同情。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开春季会议期间。当时领导讨论这些议题的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老成员了。亨利先生，R.H.李，Fr.L.李，其他三四个成员，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还有我，我们一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明确地跟马萨诸塞州站在一起。为了方便使用委员会的图书室，我们决定在委员会会议室见面共商事宜。

我们都坚信，是时候该将广大的民众从昏幽的蒙昧状态中唤醒了。同时，我们也都一致认为，应该规定某天为斋戒日或祈祷日，这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

1755年之后，民众始终没有从痛苦之中缓过神来，不过，所幸新的一代已经长起来了。因此，我们仔细研究了罗什沃斯先生的著作，找到了其中记录的当时清教徒所举行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先例和仪式。我们专门制定了一项决议，使得表达用语更现代化一些，并把6月1日——港口议案实施的这天定为了禁食、忏悔、祈祷的日子。通过这样一个节日，一方面向上苍祈求让我们远离战争梦魇的庇护，一方面希望改变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心意，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我们。

为了能够更明确地体现出我们的立场，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尼古拉斯先生（Mr.Nicholas）。他对宗教的态度既严肃又虔诚，因此，与我们所决议的基调非常一致，我们希望能够招揽尼古拉斯先生来帮我们推动决议的进程。

我们早晨找到他后，当天他便赞成这项决议，于是，这一决议在没有任何反对声中便被通过了。但是，总督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会议解散了。

与之前一样，我们又撤回了阿波罗厅，然后联合起来督促通讯委员会向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发出提议，既为了更方便更直接的沟通，也为了集体的利益，每年都应该举行全体大会。同时，我们正式宣布，对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殖民地的进攻，都算作是对于所有殖民地的侵犯。

当时是5月，我们又督促其他几个郡选举代表去参加8月1日在威廉斯堡的代表大会，也希望各个殖民地可以派遣特别代表来参加会议。通讯委员会也普遍接受这一做法。于是，最终决定9月5日，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

回到家后，我们邀请各自郡县中的神职人员在6月1日这天参加人民的集会，并主持仪式，同时，我们向他们解释了目前的局势。人们基本上都参加了仪式，能看得出他们脸上的焦虑和恐慌。那天的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殖民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所震动。

基本上，他们都选派了代表来参加会议。而我则有幸成为了我们郡的代表，因此我准备了在议会当中呈给代表们的说明，同时也要在会议当中向大家做报告。在报告当中，我主要提出的便是针对英国与各个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应该跟詹姆斯国王继位，到英格兰与苏格兰变为联合政府是一样的。（拥有相同的最高首领，但在政治上没有其他的联系；作为从英格兰移民至此的人民，不会给其高于我们的权利，就像英格兰和汉诺威王朝一样。）

然而在这一点上，只有威思先生（Mr.Wythe）一个人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在我提出我们与英国之间关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就是一致的。而其他爱国者们——伦道夫、李氏兄弟、尼古拉斯、派乐敦（Pendleton）都赞成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提出的想法：承认英国有权利掌控我们的贸易，也可以为了管理而向我们征税，但不能为了增加收入而向我们征税。不过这个折中的办法并没有协定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因为放弃国籍，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便向费城出发，但是由于在路上染上了痢疾，最终便没有成行。

因此，我将两份我的演讲稿的手抄件寄到了威廉斯堡，一份寄给了佩顿·伦道夫，据我所知，他是大会的主持；另一份寄给了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但，不知道亨利先生是由于不赞成我的观点，还是懒于阅读（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懒于阅读的人），这些我便不得而知了，他并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件事。

而佩顿·伦道夫在大会中提到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一位因疾病而无法到场的代表的文件，并把文件放在了桌子上，供代表们阅读。绝大多数的代表都读了我的文件，其中也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但是在他们看来，我的看法对于当时的境况来说还是有些太大胆了。最终，他们将我的文件印成了小册子，并命名为《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论》。之后，这本册子便被传到了英格兰，并吸引了反对派的注意，伯克先生（Mr.Burke）对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了篡改，以配合反对派的目的。册子便以这样的形式火速被重复出版了几次。这些信息，我是从赫特牧师那里听到的，他当时恰好在伦敦，履行他的神职。之后，他告诉我，我因为这本小册子，被列在了英国议会颁布的一份长长的黑名单上，附于一项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的法案之后，由于紧接着发生的草率而仓促的事情，反而给了他们警告，使得这件事最终没能成行。蒙太古先生，是下议院驻英格兰的代表，他从法案中摘抄出了那份名单，寄给了佩顿·伦道夫。

我记得，那份名单里大概有二十人，但目前我能想起名字的也只有我自己和两个姓亚当斯的人，以及佩顿·伦道夫和帕特里克·亨利。大会于8月1日召开，这也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代表们无论是措辞还是行事都有理有节，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了费城。众所周知，第一届大陆会议十分精彩，将会名垂青史，在这里我就不做赘述了。

10月26日，大陆会议结束了议程，并决定在次年5月举办下次大陆会议，参会代表将再次聚首。考虑到主席与会议的发言人佩顿·伦道夫先生有可能无法成行，大会将我的名字加入到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当中。伦道夫先生因为要去参加于1775年6月1日由邓摩尔勋爵召集的全体大会而辞去了大陆会议主席一职。

诺斯勋爵提出了十分缓和的主张，也符合大会的主题，最终被总督接受了。伦道夫先生如期参加了会议，参会的官员都知道了那些主张。伦道夫先生最关心的是我们集会的回复是否与他刚离开的组织的意见和愿景一致。他担心尼古拉斯先生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前进速度，于是把负责回复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接受了任务，尽管尼古拉斯先生和詹姆斯·莫西尔先生（James Mercer）颇有怀疑，并且给我泼了些冷水，但在伦道夫先生的帮助下，我写出的主张被大会一致通过了。在提案被通过之后，我立马又前往费城，向议会提交了第一版公告。议会立马通过了该公告。同年6月21日，我也加入了议会当中。24日，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起草声明，用来说明发动武装起义的理由，与报告一起提交到了议会（我记得是小拉特利奇撰写的），议会认为不妥，于是26日他们再次提交了声明，迪金森先生和我一起被加入到了委员会当中。委员会当时并没有召开会议，而议会召开的时候，我恰巧在W.利文斯顿总督（Govr W.Livingston）旁边，于是就向他提议由他来起草文件，他却推辞了，并推荐我来负责这件事。

当我再三迫切地向他发出请求，总督说道：“先生，我们也只是刚刚认识而已，你为什么这么迫切地希望由我来做这件事呢？”我说：“因为，有人告诉我是您起草了《致大英帝国人民书》，那绝对是美洲最出色的文章了。”而总督先生却回复道：“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你一定是听到了错误的消息。”我在弗吉尼亚的时候，从科洛·哈里森那里听来的消息，他当时刚从议会回来。李、利文斯顿总督和杰当时都在起草委员会。刚开始，是由李来起草的，但是在议会没有通过，所以又再次提交。第二次是由杰起草的，由利文斯顿总督提交的，所以科洛·哈里森便以为文件是总督起草的，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二天早上，议院里，议会还没开始，许多议员已经到了。我看到杰跟李谈话，随后把李引到了我面前。杰跟我说：“先生，我知道，是李告诉你是利文斯顿总督起草的《致大英帝国人民书》。”

于是，我立马向他保证，我所知道的消息不是李先生告诉我的。而李先生和我也没有进行沟通，关于这个话题，聊了几句之后就搁下了。他们两个人之前有一些冲突，因此后来，彼此之间一直有敌意。后来，我又准备了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草稿上交，而这份文件对于迪金森先生来说，言辞仍然过于激烈了。他仍然期待着能和母国和解，因此，他觉得言辞应该柔和一些。

迪金森先生是个诚实人，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即便是不能感受到他顾虑的人也能支持他。因此，我们请他来负责修改草案，改到他能够接受为止。确实，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基本上将之前的版本一半的内容都进行了改动，只保留了最后的四段。我们通过了文件，并将其呈交给了议会，议会接受了草案。这一方面显示了议会对于迪金森先生无条件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议会不希望我们的脚步太快，于是同意让迪金森先生按照自己的想法起草呈交给国王的请愿书，之后请愿书基本没有经过任何改动，便被议会通过了。这一卑微的举动，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感。他们愿意一致通过这个请愿书只是为了让迪金森先生开心。尽管后来发现，通过的选票实际上是颠倒了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迪金森先生表达他的满足感，并总结道：“总统先生，在这封请愿书里，只有两个字我是不同意的，那便是‘议会’这两个字。”而本·哈里森先生则提出，在这封请愿书当中，只有一个词是他同意的，那就是“议会”这两个字。

7月22日，富兰克林博士（Dr.Franklin），亚当斯先生，R.H.李先生以及我本人，被任命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报告诺斯爵士的调停方案，弗吉尼亚集会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已经被通过了。委员会要求我来准备这份报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份报告中有诸多相似之处。第三章起草宣言

1776年5月15日，弗吉尼亚会议通知其代表在议会当中提出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独立存在的提案。同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准备权利宣言以及成立政府的计划。1776年6月7日，那是个星期五，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遵从指示，认为议会应该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拥有权力，它们应该脱离与大英帝国的联系，成为独立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殖民地国家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政治联系也应该完全消失。同时，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得国外力量的支持，从而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联邦政府。

为了讨论R.H.李先生提出来的议案，即我们宣布独立自主的问题，当天议会一直开到了晚上七点。而议会当中比较敏感的一部分则反对这个议案——他们不反对拟定一个协议，并派遣合适的人选到法国去，从而在大陆上形成同盟。他们不认为《独立宣言》有什么明智之处。

一直到议院不得不停止处理别的事务为止，随后议会要求成员们隔天十点准时开会，继续讨论这个提案。6月8日，星期六，议员们继续这一话题，并提出由一个委员会全权处理这个问题，委员会当即就决定通过议案。6月10日，他们接着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

当时提出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威尔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Robert R.Livingston）、鲁特赖齐（E.Rutledge）和迪金森等人。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尽管他们知道我们再也没有可能和英国保持统一了，他们仍然反对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认为我们过去采取的方式是明智正确的，他们认为在群众呼声高涨，迫使我们独立之前，我们应该维持原样。因为人民是我们的力量，如果没有人民，我们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而中部的几个殖民地（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州）的人民并没有能力独立，切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但，他们确实在快速地成长，相信很快就能够加入到美国的主旋律当中来。

大陆会议5月15日通过抵制、切断与英国王室所有权力的决议。而这给上述中部的殖民地带来了巨大的骚乱，从这一点，也充分说明这些殖民地还没有办法完全与宗主国决裂。

其中有些州强烈要求他们的代表反对独立的宣言，也有个别州没有明确的指示，但最终是他们没有给代表同意独立宣言的权力。如果某个殖民地的代表没有宣布该殖民地的独立，那么显然其他殖民地并不能代替他们宣布独立，殖民地之间仍是各自独立的。宾夕法尼亚议会的成员就在楼上，他们的代表大会将会在几天之内召开，而纽约的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大会也会在下周一召开。这些团体一定会对独立提出质疑，并向代表们宣布他们的意见。

如果大陆会议现在通过独立宣言，那么极有可能，来自这几个州的代表们将会退出会议，他们所代表的几个州也很有可能会退出殖民地联盟。而一旦他们退出联盟，那么任何国外的援助都没有办法补偿我们的损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外的势力会因为分裂而不蹚这趟浑水，或者会因为我们的实力薄弱而过度介入，那么我们则会被逼到绝境当中，他们会附加给我们更加苛刻的条款。在我们能够想到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给我们这样的帮助：法国和西班牙都有理由嫉妒有这样一个新兴的势力，因为有一天我们有可能会夺走他们在美洲的一切利益，因此他们一定会防备我们。

实际上，与此相比，法国和西班牙更有可能与英国王室联手。英国如果不应允，法国和西班牙则会反戈相向，因此英国必然会同意分割我们的领土，将加拿大划分给法国，将佛罗里达划分给西班牙，这样一来，法国和西班牙都能达成各自的目的：不久之后，我们派到巴黎的使者就会给我们带回来自法国皇室的处置信息。

如果消息对我们是有利的，等待这场我们期待能取得成功的活动，我们有可能会以更好的条件来获得一个盟友。如此，我们应该能够获得盟友及时的帮助。然而考虑到我们现在的情景和进度，很明显，在独立期间，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帮助。

因此，谨慎起见，在我们宣布联合独立之前，最好能够就内部彼此结盟的条件达成一致。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且《独立宣言》能够撰写完毕，那么我们就可以派遣大使去这些国家，也可以开始正式独立。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小亚当斯、李、威思和其他人也声明，并没有人反对独立，或者说否认我们拥有脱离英国的权利。他们也不认为我们有可能会与英国建立新的关系，而只是认为不应该在此时宣布独立。

当下关键的问题，通过宣布《独立宣言》，我们不是在超越目前所在的阶段，而是是否要宣布我们是独立的这一既成的事实。因此，无论是对于英格兰人还是议会来说，我们从来都是独立的，他们对于约束我们贸易的效力仅仅来自我们的默许，而非他们对我们拥有的权力。到目前为止，我们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只是联邦国家而已，而现在，我们之间的关联也因为战争的开始而彻底解除了。

至于国王，我们曾经效忠于他，而现在这种联结因为他同意议会的迟迟不作为，因为他宣布不再为我们提供任何保护，因为他对我们发起了战争，而解除了。事实上，我们早就已经不再受到他的庇护了，而我们都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国王的忠诚和国王对我们提供的保护应该是相互的，一方不再履行义务，也就意味着同时也丧失了相应的权利。

尽管詹姆斯国王从来没有宣布过英格兰人民不再受他的庇护，而他和议会的行为却昭示了这一点。因此，没有代表应该被否决或者想要得到宣布一个既成事实的权利。来自特拉华的代表已经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加入联盟。仅剩两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代表们却被搁置了，给他们的指示里只有确认权或反对权。

而来自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指示发布时间已经快过去十二个月了，在这期间，时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期间，很明显，除了给空头支票之外，英国什么条件也不想接受。而国王给市政会市长和市议员的答案在四天前也传来了，这件事也一定断了许多人的念想。民众正在等待我们带领他们前进。尽管民众们赞成独立，而他们的代表给出的指示却不一定支持。代表们的声音也不总是与民众的想法一致，在中部这些殖民地，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5月15日通过的决议也恰恰反映了这一点，这也引起了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某些人的议论，民众们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即便在这些殖民地，他们的数量也占多数。而这两个殖民地的迟疑也极有可能归咎于那些拥有财产和关系的人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敌人攻击过。

无论原因是什么，看起来，问题都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因为很明显，民众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全体同意独立，因为让所有人对任何一个问题产生同样的观点这件事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这些一开始就挺身而出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想他们一早就定下了要形成联邦的政策。而他们的这一远见，即便在最糟糕的环境当中，也是好的。因此，对于这些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各种危险的殖民地来说，现在联合在一起，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

从荷兰革命的历史来看，当时刚开始只有三个地区组成了联邦，但事实却证明一些殖民地脱离联邦存在并没有有些人认为的那么危险。《独立宣言》本身就能够满足欧洲各国与我们打交道的需求，甚至还会有国家愿意接受我们派遣的使者。但在这之前，他们不会允许我们的船只进入他们的港湾，在我们查捕英国船只这件事上，他们也不会认可我们法庭裁定的合法性。

法国和西班牙则可能会因为我们崛起的力量而感到嫉妒，但是他们同时也知道，如果我们仍然依附于英国，那么对他们来说威胁更大，因此他们也乐意阻止我们和英国的联合。但是，即便他们拒绝了，我们最差就是保持原样，然而，不尝试的话，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向我们伸出援手。现在运动可能还不算成功，所以，我们最好在事情变得有希望的时候，寻找一个同盟。

如果独立这件事仍迟迟不作定夺，那么必然会耽误很多事情。这年夏天，本来法国可以通过切断英国和爱尔兰运往北美的供需品来帮助我们斗争，因为敌军依仗着供需存活。或者可以通过调动他们在西印度的势力来牵扯英国的精力。而直到我们决定联合为止，确定联盟条约又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现在我们需要为人民打开贸易的通道，因为他们会需要衣物，也需要金钱来支付税费。

不幸的是，我们没能在六个月前与法国结盟，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法国的港口出口我们去年的物产。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向德国派军，阻止那里小气的亲王们贩卖他们的物资从而来封锁我们。

从辩论的过程来看，目前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这些殖民地还没有做好与母国脱离的准备，但是却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认为最谨慎的方法就是等着这些殖民地，把最终决定的日子推迟到7月1日。起草委员会包括了小亚当斯、富兰克林博士、罗杰·谢尔曼、罗伯特·利文斯顿和我。除此之外，委员会还需要为殖民地联合做出一份计划，并起草与国外联盟国的合作条款。而《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希望我来完成这项工作。按照要求，我完成了起草，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6月28日，周五，我向大陆会议做了报告，并向会议提交了《独立宣言》草稿。

1776年6月10日约翰·亚当斯给出了不同的记录，如下：“委员会召开了几次会议，提出了几篇关于宣言由哪几部分组成的文章和备忘录。之后，委员会任命杰斐逊先生和我来起草宣言，并适当润色。之后，由我们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见面讨论备忘录，观察时局，之后杰斐逊先生想要让我将备忘录带回我的住所，并起草宣言。而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原因，杰斐逊先生是弗吉尼亚人，而我是马萨诸塞人；第二点原因，他是南方人，而我是北方人；第三点，我因为之前满怀激情地提倡这一措施而让人们感到不满，如果宣言由我来起草，那么草稿必然会受到议会更加严格的审查和激烈的批评，因此不如杰斐逊先生来写好。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杰斐逊先生的文笔确实要比我好很多。因此，我认为关于这点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文章不能由我来写，而应该由杰斐逊先生来写。”“之后，杰斐逊先生便将备忘录带了回去，一两天之后，他写好了草稿给我看，我不记得我做了什么修改或提出了什么建议。之后，草稿便被提交给了我们五个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审阅了一遍。但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起草委员会是否做了修订或改正工作。但，实际上最后我们把宣言呈交给了大陆会议。之后，经过严格的审查，删掉了几处言辞比较激烈的段落，在1776年7月4日正式通过，发表了《独立宣言》。”——《约翰·亚当斯自传》“对于为什么起草委员会会令杰斐逊先生如此年轻的人来负责起草《独立宣言》，我的回答是：这是弗兰克·福特先生的建议，他认为弗吉尼亚应该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据我所知，理查德·亨利先生也可以去弗吉尼亚，去照料他生病的家人，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委任杰斐逊先生来做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大陆会议同时任命了三个委员会，一个起草《独立宣言》，一个撰写联邦政府文件，一个撰写跟法国的条约。而李先生被选入了联邦政府文件委员会，当时，大家认为一个人身兼两职会带来许多不便之处。1775年6月，杰斐逊来到大陆会议，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手好文笔，在写文章上颇有才华，他的文章经常被人们传阅，其文章用词到位而独特，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在议会他一般是沉默的，但他在委员会以及我们的谈话当中表现却机敏、直率、目标明确、果断，就像塞缪尔·亚当斯一样，这些特质一下子就赢得了我的好感，因此我将票投给了他，同时也尽我最大的努力说服别人投票给他。我想，他当时应该是比别的人都多一票，在他之后，得票最多的就是我。应该正是因为我们是票数最多的两位，委员会讨论之后才任命杰斐逊先生和我来起草宣言。”“小组委员见面之后，杰斐逊提出我应该来起草宣言，我回答说：‘我不会写的，应该由你来起草。’杰斐逊问道：‘为什么不呢？应该由您来起草啊。’‘不会的。’‘为什么？’‘我有自己的理由。’‘那您的理由是什么？’‘原因一，你是弗吉尼亚人，而我不是，弗吉尼亚在这件事上应该带头。原因二，我令人不安、惹人怀疑，也不怎么受欢迎，而你则不然。原因三，你的文笔要比我好十倍都不止。’‘好吧，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么我就尽力。’‘非常好，等你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再见面讨论。’”“按照约定，我们见了面，反复地阅读了宣言草稿。杰斐逊的语言雄辩有力，尤其是涉及黑人奴隶的部分，尽管我知道他的南方的黑人同胞并没有办法在议会通过。当然我也绝对不会反对。”“如果换作是我来写的话，我可能不会使用宣言当中的某些词汇，尤其是用‘暴君’这个词来称谓国王。我认为这种表述过于个人了，因为我认为乔治国王无论在行事上还是在本性上都不能算作是一个暴君。我认为他只是被他大西洋两岸的朝臣给欺骗了，被蒙在鼓里，而在公职表现上也只能算作残忍。因此，我认为杰斐逊使用的‘暴君’一词过于激烈，出现在这样一份严肃而庄重的文件当中，更多的像是指责。我想，随后富兰克林和谢尔曼还会再审查宣言草稿，所以也不用我把这个词删除。我记得基本上我没有做或建议做任何改动，我同意将这份草稿上交。”“随后，我们把文件递交到我们五人的委员会，我已经不记得富兰克林和谢尔曼提出任何批评建议，当时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提交了文件。我记得《独立宣言》第一稿是由杰斐逊手写而成的。”“我一直怀疑宣言草稿的原版从来都没有被发行过，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中对黑人奴隶制有着激烈的抨击。”——《约翰·亚当斯致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1822,8,22》

关于这点杰斐逊回复道：“毫无疑问，您在7月4日宣布《独立宣言》的时候见过蒂莫西·皮克林先生。那么，如果从他个人或政治上的原则偏见来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确实引用了他声称从亚当斯先生那里收到的信息。那么，我就可以说，对于某些细节，亚当斯先生的记忆出错了。亚当斯先生现在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了，美国也已经独立四十七年了，这么说好像不好。而我，也已经八十岁了，要不是曾经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记载过事情的细节，我也不敢说我的记忆力给了我什么优势来反对亚当斯先生。亚当斯先生说委员会由五个人组成，包括富兰克林博士、谢尔曼先生、利文斯顿先生以及我们两人讨论了起草宣言的事情，并最终委托我们二人来起草宣言。之后，我们两人作为小组委员会见面讨论之后决定由我来负责，起草之后，我们又经过了反复的审查，但是亚当斯先生不记得有任何的改动。实际上，现在看来，这些细节都是错误的，我们五人委员会见面之后，并没有委任小组委员会，而是全体一致同意由我独自来起草宣言。我接受并完成了这份任务。但在我向委员会提交草稿之前，我分别跟富兰克林博士和亚当斯先生单独讨论了一下，因为我相信这两位的判断和改正对于宣言的完善是有帮助的。现在《独立宣言》的原稿仍然在我手里，上面还有富兰克林博士和亚当斯先生更正的笔记。他们共更正了两三处措辞问题。随后，我誊抄了一份后递交给了委员会，委员会未做任何改动便呈交给了大陆会议。而我私下向亚当斯先生沟通咨询的行为则被他错误以为我们是一个小组委员会。”“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立场做评判。而理查德·亨利·李则认为我写的草稿抄袭了洛克的政府公约——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册子，我也不知道我的某些想法是否产生于我之前的某些阅读经历。我只知道在写宣言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参考任何的书本或册子。我也不认为是我创造了新的想法或者发明了新的表述方式。”——《杰斐逊致J.麦迪逊，1823.8.30》

7月1日，周一，大陆会议开始重新考虑弗吉尼亚代表提出来的动议。接下来一整天，会议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德岛、新泽西、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佐治亚投了赞成票，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则投了反对票。特拉华有两位代表参会，他们意见不一。而来自纽约的代表则宣布他们同意，他们的选民也支持这一决定。但由于给他们的命令在约十二个月前被撤销了，而和谈仍是大家谈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他们决定不做任何会妨碍这个目标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投票，他们请求自己脱离这个问题的讨论，会议也批准了这一请求。随后委员会向议院汇报了他们的决议。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里奇先生要求第二天再宣布最终决定，他相信，他的同僚，即便不赞成这一决议，也会全体一致通过这项决议的。

最终，问题就是议会是否愿意按照其建议将决议推迟到第二天。决议推迟到第二天后，南卡罗来纳这次同意了决议。与此同时，特拉华的第三位代表也到达了，将特拉华的投票也转成了赞同票。另外还有两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也到来了，因此最终共有十二个殖民地投出了选票。之后，一天之内，纽约大会同意了这一决议，纽约会议也给予通过。这项决议正好为放弃投票的纽约州的代表做出了回应。

当天，也就是7月1日，国会继续讨论《独立宣言》，草稿上周五提交上去的，只不过一直被搁置着。周一的时候，这份草稿被提交给了全体委员会。但实际上，在不少人心里，他们仍然犹豫着，他们仍旧认为，我们在英国仍有朋友，仍有可能与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草稿中，责难英国民众的部分被删除了，以防冒犯到所谓的英国友人。那些对英国奴役非洲人行为进行抨击的段落也被删除了，这样做是为了安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因为这两个地区从来都没有限制奴隶的输入，反而希望一直可以维持那样的局面。我相信，对于这样的事情，北方的同胞们会多少感到不快，虽然他们本人没有奴隶，可北方不少人都是运奴人。在之后7月2日到4日的三天里，议会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直到4日晚上，委员会才将最终的版本提交，通过了会议同意，除了迪金森先生之外，每个成员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不仅仅体现在他们认可的事物上，还体现在他们拒绝的事物上，因此，在此，我把原始版本的《独立宣言》记录在这里。国会删掉的部分下面会画横线示意，而添加的部分，将会加括号说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宣言》大陆会议大会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必然会与另外一个民族切断某种政治联系而独立存在。这时，这个国家会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并按照上帝的旨意接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在这里应该公布我们被迫独立的原因。

我们认为有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拥有造物者赋予的生而具有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其中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寻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设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而当政府不能够履行职责时，人民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来缔造新的政府。在此种原则之上建立政府，以这样的形式组织权力，对人民来讲，是最能影响他们的安全和幸福感的。

当然，出于审慎，人们不会为了微小的、短暂的原因而去改变设立已久的政府；按照以往的经历，人们在遭受到痛苦的时候，只要还能够忍受就不会去改变，只要还能够忍受，就不会废除他们已习惯了的这种政治形式。

但是，当一个政府一直滥用权力，掠夺人民，且一直以此目标来统治人民，企图将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主义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政府，从而为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因此，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殖民地的子民们跟以前的政治制度决裂的时候了。

现任英国国王的执政史可以说是不断伤害和掠夺人民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毫无例外，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国王对这些地方绝对统治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在将下列事实公布于众，我们起誓，其中绝对没有污蔑与不实。

国王拒绝批准那些符合公众利益，切合公众需求的法律。他阻止总督批准那些迫切且极为重要的法律，又或者将这些法律搁置直到他同意为止，当然事后他根本再也不会理睬这些法律。他拒绝批准安置广大地区人们的法律，除非这些人放弃他们在立法中的政治权利，放弃这种对人民来说具有无法估量价值的权利，放弃这种只有暴君才会恐惧的权利。

他总是让立法机构在环境恶劣的、遥远的公共档案库当中开会，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疲于奔波而屈服于他的指挥。

他不断地解散代表会议，因为这些人会刚强不屈地反对他侵犯人民权利的政策。议会解散之后很长时间里，他都拒绝另外选举新的议会，因为重新选举就意味着人民手中重新拥有了不可剥夺的立法权，这样国王就可能会陷入一个内忧外患的境地。

他竭力抑制各州的人口数量，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不允许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以此来打击移民。同时，他增加新的土地分配法令的限制条例。他拒绝批准设置司法权力机关的法案，以此来阻挠司法工作，有些州完全没有自己的立法权。

他利用任期长短和工资高低挟持法官依赖、听命于他。他乱用权力，在各个地方滥设官职，并派遣官吏骚扰民众，刮取民脂民膏。

他在和平时期，不经立法机构的同意便让战争时期的军队和军舰驻扎于人民当中。军队在他的带领之下独立于民事权力之外，甚至高于民事权力。

他联合外人，要我们屈服于那些与我们的宪法格格不入且不被我们法律承认的司法管辖之下。他批准那些私自炮制的法案，以满足以下目的：派驻大批军队来压制人民，设置模拟法庭，假装审讯来包庇他们，使得他们杀害我们的民众后仍能够逍遥法外；他切断我们与外界的贸易，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就向我们施加税收；剥夺我们享有的陪审团的权利；编织莫须有的罪名，将我们运到海外去受审；在临近地区废除保障自由的英国法律，建立专制的政府；并不断扩大疆界，让它快速地成为一个范例和工具，以便将专制统治引用到这些州来。他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对我们来讲最有价值的法律，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形式；他关闭了我们的立法机关，并声称他有权力建立一切法律。他宣布我们不在其保护范围，并对我们发动了战争。撤销了总督，并宣布我们脱离了英联邦的保护。

他掠夺我们的船舶，骚扰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同胞的生命。

此刻，他正调遣大量外籍雇佣兵，要对我们展开杀戮。他用专制统治，使得到处都充满残暴和背信弃义。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领袖。

他强迫我们那些在公海被俘虏的同胞从军，反对自己的国家，变成杀害他们亲朋好友的刽子手，或者使他们死在自己同胞的手下。

他竭力挑唆那些残忍的印第安人来侵犯边疆的居民。而印第安人最出名的作战律令便是无论男女老少都格杀勿论。他通过没收我们的财产，来诱惑我们的同胞，以此来引起内乱。

他向人性发起战争，侵犯与他不相干的人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捕捉并将人们当奴隶贩卖到另一个半球，导致他们在运输途中的死亡。这海盗般的行径，这耻辱的异端战争，正是由大不列颠王国的基督教国王发动的。他滥用否决权，打压所有尝试禁止或限制不道德贸易展开的立法的产生，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一个人口买卖市场的开放。

那些恐怖的组织也没有想过高贵的死亡，国王因看到我们当中那些曾经谋杀其他受压迫的人们揭竿而起，追求被他剥夺了的自由，而兴奋异常，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些人来对抗我们。

在他对我们施加压迫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曾用谦卑的语句来呼求改革，然而，我们的诉求却每每以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而收场。

一个由每次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定会成为暴君的王子，不适合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未来的人们恐怕不会相信，在短短的十二年内，一个人会变得如此冒进，这样毫不掩饰地对一个本应享有自由的国家实施暴政。

我们对于我们的英国兄弟们也是有顾念的，我们曾一次次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们的立法权横加到我们各个州上来。我们曾提醒他们我们在此生活和生存的实际情况，没有人会允许如此怪异的局面，用我们的生命鲜血和财富去换取英国的财富和国力：在创建我们的政府时，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国王，因此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接触，但屈服于他们的议会却并非我们政权基础的一部分，我们也从未考虑过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曾尽最大的力量向他们的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呼吁，（我们也曾用我们同文同种的同胞之情向他们恳切陈词，）要求取消那些倒行逆施的暴政，因为那些暴政可能（必将）使我们之前的情感联系和友谊破裂。

可他们却对我们真切的正义的呼吁置若罔闻。他们拥有过很多机会，能够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那些破坏我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因素，他们却通过自由选举，重新发布议案等方式，使自己重新当权。他们不仅允许自己的元首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人与我们作战，还利用苏格兰和其他国外势力来践踏我们的领土。这些事情彻底粉碎了我们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感情，人性的精神要求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无情的枷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忘却我们对他们的爱意，像对待其他民族一样对待他们。战争当中是仇敌，和平中是朋友。我们本应同为一个自由而伟大的民族，但是这种庄严而自由的交流似乎有辱他们的尊严。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通往幸福和荣耀的路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会和他们分离，独自前行。（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和他们永久分离的必要性（对待他们就好像对待其他民族一样，在战场上为敌人，在和平时期为朋友）。

因此，我们这些集合在大陆议会的代表们，将以美利坚合众国善良人们的名义和权利，解除与英国国王的一切关系，以及国王将来可能宣称拥有的所有关系。

最终，我们切断了我们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在此之前，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我们与英国人民或议会之间。终于，我们提出并宣布这些殖民地独立，作为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他们有权发动战争，维护和平，也有权缔结盟友，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其他所有的独立的国家能够展开的活动。为了拥护这项宣言，我们怀着深信神明福佑的信心，在此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我们神圣的荣誉起誓。（所以，我们这些集合在大陆会议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呼吁世间最高裁判，来裁定我们请愿的正义性。我们以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利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从此将名正言顺地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存在。解除了一切与英王的隶属关系，废除一切政治联系，作为独立自主的合众国，它完全享有权利宣战、缔和，也有权力缔结盟友，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其他所有的独立的国家能够展开的活动。对于此项宣言，我们怀着深信神明福佑的信心，我们用我们的性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起誓。）

7月4日，议员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由于当时宣言写在纸上，所以8月2日，重新签署了誊写在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第四章州际辩论

7月12日，周五，联邦政府文件撰写委员会提交了报告。22日，会议将他们重组成另一个委员会。7月30日、31日以及8月1日，大陆会议开始展开关于各个州向联邦财政提交税金份额、议会以什么形式选举的讨论。这些法案的第一部分在原稿当中是这样表述的：“第十一条：那些由联邦政府通过的战争以及公共防御、大众福利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应该由联邦财政支付，而各个殖民地应该按照除了不需要缴税的印第安人外，无论年龄、性别、人种，按照真实的人口数量而不是常住白种人的数量来向联邦财政缴纳费用。并且联合政府应该每三年对人口数量做审查。”

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先生则认为应该调整配额，不应该按照所有居民的数量来算，而只按照白人的数量。他坚信税收应该按照财产比例来收取，但是基于重重困难，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税收。各州财产的价值不可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评估，因此，必须修订某些评估各州财富的措施，应该采用一些更简单的标准。他认为居民数量可以算作一个不错的衡量标准，而且便于统计。因此，他认为按照居民人口数量来收取是最好的模式，但其中有一个例外。他发现，黑人也算是一种财产，不能和土地或其他财产区分开。北方农民把多余的钱财投资在牛羊马等牲口上，而南方的农民则会把多余的钱投资在奴隶身上。

既然北方人不按照人口数量和牲口数量缴税，那么南方人也不应该按照家庭人口和奴隶人口数量来缴税。因此，提案当中的方案就变成了对南方各州按照人口数量和财富综合征税，而对北方只按照人口数量征收。实际上，黑人不应该算作州人口数量，就好像牲口不应该被算作人一样。

约翰·亚当斯先生（John Adams）说人口数量被当作是州财富的指标，而不应该是纳税的主体。因此，无论你怎样称呼你的人民，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在某些国家，劳动的人民有被称作自由人的，也有被称作奴隶的，但之间的区别其实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地主在自己的农场雇佣十个劳动力然后每年给他们足够买生活必需品的钱，或者直接把生活必需品发给他们，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管哪一种，劳动力为该州创造的年价值是相同的，该州的产出也会是相同的。所以，就算有五百个自由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并不比五百个奴隶多，因此，在这些将劳动力称作自由人的州所需缴税金额不应该比将他们称作是奴隶的州多。

设想如果自然有神奇的力量或者法则，能够在一夜之间将一个州半数的劳动力变成奴隶，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州变得更加贫穷，或者可以少缴纳税金了呢？大多数国家这些劳苦的穷人，尤其是在北方各州的渔民们，境遇和奴隶差不多，同样可怜。劳动力正是创造了缴纳税金的剩余价值的人，因此，应该不加区分地将劳动力数量当作衡量各种财富的指标。而在某些州，“财产”这个词被用来指代某些人，因此产生了这种谬误。

那么南方农场主是怎样获得奴隶的呢？无非是通过从国外贩卖而来或者从邻居那里买来。如果他是从国外买来的，那么他就为他所在的州购买了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获得利润和赋税的能力。如果奴隶是他从相邻的农场买来的，那么这只是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并不能改变该州的年产数量，因此税收就不应该改变。

如果一个北方农场主有十个奴隶，那么他就可以将十个奴隶产生的剩余价值投资在十头牛上，同理，南方的农场主可以将同等的剩余价值投资在购买十个奴隶上。这样的话，拥有十万个自由人的州能够购买牛的数量则不如拥有十万个奴隶的州。他们并没有那样的财产。因此按照习俗，奴隶更多地被称作是他们主人的财富，就好像自由人是雇佣者的财富一样。

但是对于该州来讲，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是该州的财产，因此公平起见，应该都算入纳税人头当中。

本杰明·哈里森先生（Benjamin Harrison）当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即将两个奴隶计作一个自由人。他确定奴隶做的工作没有自由人多，甚至怀疑两个奴隶的工作量都抵不过一个自由人。这一点在劳动力价格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在南方殖民地，雇佣一个劳动力的价格是八到十二分，而在北方则为二十四。

威尔森先生则认为，如果这一修正案通过，那么南方殖民地就会在奴隶身上受益更多，而会为北方殖民地增加负担。一方面南方各州得到了奴隶劳动产生的利润。同时，奴隶的存在也加重了防御的范围，这都为北方各州增加了重担。除此之外，南方的奴隶占据了本来可能需要自由人的位置，享用了他们的食物。解散奴隶之后，自由人方可重新得到那些位置。因此，我们有责任在各个方面打击、阻止对奴隶的进口。但这条修正案恰好给了那些想要进口奴隶的人更多的权利。

另外一些财产在南北方各个殖民地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比如，牛、马、羊。而奴隶数量却不是。由此可见，各殖民地当中，无论人口是黑人还是白人，拥有人口最多的州应该缴纳最多税金。

那么对南方各殖民地来说，每个农场主都应该按照劳动力数量来缴纳税金，无论劳动力肤色如何。威尔森先生知道，尽管自由人劳动量大，但同时他们消耗得也多，因此也无法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用以赋税。奴隶在吃穿上则要比自由人更省钱。白人妇女通常也被免除工作，而黑人妇女则不同。从这些方面来讲，基于现在的情况来看，南方各州更占优势。因此，过去有时候有人会说我们应该奉行奴隶制，否则由自由人劳作产生的生活用品价格会过高，而现在则有人说，奴隶的劳动才是最昂贵的。

佩恩先生（Payne）极力赞成大陆会议最初的解决方案，即按照各州的人口数来作为缴税份额的依据。

另一条例内容如下：“第十七条：对于决定性的问题，每一个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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