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灿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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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君王身边事：大清内务府试读：
前言
清廷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生活习惯上与关内有诸多不同。入关之后，清廷仍然保持了在关外的生活习惯，以示不忘祖先。入关之前已设有内务府，负责皇家事务，此时机构尚简单，事务也比较单一。入关之后，内务府得到完善，结构庞大，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内务府设有七司、三院等五十余个机构，囊括了皇家吃、穿、住、行等一切事务。
因为内务府负责的是皇帝的家事，所以有“天下大事，不问内务府”之说。在内务府大臣的挑选上，常选择与皇室有亲戚关系者出任。如康熙帝选择乳母之父凌普，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世家中的高斌家族有多人出任内务府大臣，即因为高斌的女儿是乾隆帝的宠妃。内务府大臣由位高权重的大臣来充任，也可以有效地管理太监。有清一代，未曾出现太监弄权，与内务府大臣管理太监的设置相关。
内务府在官员设置上，采取“无定额”，主要考虑：一为互相牵制，二是因为内务府具体事务。内务府下辖单位颇多，如雍和宫、咸安宫官学、圆明园、御茶膳房、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等，这些机构常派王、贝子加以管理。王、贝子先取得内务府大臣的身份，再分派以上各处事务，然后或一人管理一处，或一人管理数处，或数人管理一处。因为各处兼管事务没有明确划分，故而内务府大臣也无法采取定额。
入关之后，清室还面临诸多战事，所以宫中一切经费开销，力求从简。顺治七年（1650）规定，内库钱粮皆归并户部管理，内廷所用物品如皮类、丝绸、茶叶、纸张等，也由户部提供。至康熙帝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后，社会局势稳定，经济蒸蒸日上，内务府也开始获得各种收入。除了户部拨款外，通过皇庄、貂皮、人参等，内务府获得可观收入。此外，内务府还从事房屋租赁、开设当铺等商业活动，获得收入，充实了皇帝的荷包。
在后金发动的系列战争中，大量的汉人被俘获，成为奴隶，也即包衣。包衣的作用，一是追随主人，从事征战；一是奉职于家，从事各种杂役，如种植养殖等。初期包衣是屈辱的奴才，随着清室在关内统治的巩固，能混个内务府的包衣，成为皇帝的奴隶，也是无上荣光。亲信包衣常被皇帝委派至全国各地，执掌肥沃衙门如江南三织造、粤海关、两淮盐政等等，既为清廷牟取私利，也可监控地方。
康熙一朝，由于皇帝喜好使用密探，由江南三织造承担了监控的任务，相应地，其主要业务工作——织造，受到影响。至雍正朝时，雍正帝加以纠正，不时对江南织造加以敲打，以使其回归主要工作织造，而不是监控地方。至乾隆朝时，江南三织造回归到原先的工作，即从事织造，为内廷服务。至于江南三织造，也改变了原先内务府包衣家族垄断的做法，改由内务府司官担任，一切活动均由内务府大臣管辖。原先江南织造可以越过内务府大臣，直接给皇帝上奏，此后江南三织造一切请示汇报，均需经过内务府大臣。至于原先拨给织造管辖的肥差，如两淮盐政等，也多被取消。
清室入主中原后，以天下而养一人，少不得要采纳各地的各种珍稀贡品。逢年过节，各地定例要有进贡，此为例贡，其他的还有元旦贡、冬至贡、万寿庆辰、端午贡、万寿贡、年贡、上元贡、中秋贡等等。诸多贡品被纳入内务府之中，到了民国年间，将逊清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后，还清理出了一大批珍稀贡品。
内务府的杂务繁多，如日常的太监管理，宫廷建筑的修缮，皇帝的一饮一食，都是其职责范围。内务府在服务皇室上面，做到了极致，内务府的事务也被视作了皇室的私人事务。是故历史之上，诸多内务府弊端，不了了之，因为皇室知道，此种弊端难以彻底根除。
由于内务府涉及的年代长，事件多，如何避免本书出现碎片化的倾向，也是困扰写作的一个难题。内务府涉及的事务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小到日常的衣着，大到皇室工程，从牛羊马到皇庄等等，都是其管理范围。由于内务府的事务过广，在书稿中难以全部呈现，只能选择某些内容，加以写作，在不降低可读性的同时，使读者对内务府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历史的书写常受作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带有作者的私人烙印，只是烙印的深浅程度不一而已。虽然历史写作难免要受主观影响，但著史者所能做的，且应该去做的，是尽可能地还原客观历史。本书在写作中，尽可能不做主观评介，而以展示史实为主。第一章从牛录到包衣打天下的牛录
清代在政治机构上有诸多创新，如内务府、军机处、理藩院、总理衙门等。这其中，服务于皇家的内务府，堪称最特别的一个。
说起内务府，还得从女真人在关外时的历史说起。明代女真部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游牧、渔业为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在明永乐元年（1403）被招抚，并设置建州卫，以牵制其他女真二部。建州女真与明王朝之间保持着进贡关系，女真定期进贡，明朝则给予赏赐。女真人骁勇善战，曾被明成祖征调从军北征，立下军功。
建州女真部的首领王杲实力最强，桀骜不驯，屡屡犯边。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依附于王杲，双方结下了政治婚姻。努尔哈赤10岁时丧母，继母对他也不好，努尔哈赤时常到王杲家中去生活，与外祖父王杲感情深厚。
后来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王杲，投靠了大明王朝。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时而投降，时而背叛，辽东总兵李成梁对其很不放心，就将努尔哈赤留在了家中，作为人质。
一次李成梁生病，卧床不起，食不下咽。仆人们好不容易弄出了七道能让李总兵满意的菜，但要凑满八道，却是困难。努尔哈赤知道后，自告奋勇，烹制了一道“黄金肉”。
黄金肉选用鲜嫩猪肉，切成柳叶片，另用盐、鸡蛋、淀粉搅拌后，将肉片沾蛋粉糊。将锅中油烧到四五分熟，将肉片炸至表面发脆时捞出。再起一锅油，将肉片倒入锅中，滑油至五分熟时取出，将葱姜香菜撒在肉片上，加酒醋等调料，即可出锅。成品色泽金黄，外脆里嫩。菜端上去后，油光闪闪，让人一见生津。李成梁吃了后大为满意，予努尔哈赤以奖赏。
在当时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中，肉类的烹制，以简单的煮白肉为主。入关之后，此习俗一直被传续下去。煮白肉时，将肉类切成大块，放入水中煮熟，再用刀片了吃。简单的水煮白肉是餐桌的主角，稍微复杂些的做法，乃是将猪肉、鸡肉切成小块后，在油锅中煸炒一番，再用文火炖烂。至于努尔哈赤所做的这道黄金肉，工序复杂，明显是受到汉人烹制方法的影响。由此道菜还产生了一个歇后语：“努尔哈赤的黄金肉——凑数。”
作为人质，努尔哈赤为李成梁烹制出一道黄金肉，拍拍马屁是寻常不过的事。16岁时，少年努尔哈赤结束了人质生活，返回建州。在继母的唆使下，父亲与他分家。据说努尔哈赤分家后生活很是艰难，不得不入山采人参、松子之类，运到抚顺贩卖，以维持生计。努尔哈赤没多久就去投奔了外祖父王杲，在外祖父羽翼之下，衣食总能无忧。
王杲不时出兵与明军作战，成为大明王朝的外患。万历二年（1574），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动大兵围剿王杲。王杲守卫的古勒城被攻破，王杲侥幸逃脱。此次战役中，正在王杲家中生活的努尔哈赤与其弟弟一起被俘。说起来，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也是老熟人了。作为俘虏的努尔哈赤的表现是：“抱成梁马足请死。”请死是假，乞活是真。李成梁动了情，“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由以前做人质时结下的交情，更可能是一道黄金肉留下的好感，使努尔哈赤得以活了下来。
此次再回到李成梁身边，努尔哈赤先在军中做杂役，后从军参战。努尔哈赤表现积极，“自媚于成梁”，以此获得李成梁的好感，好日后脱身。这个自媚，想来必包含了烹制如“黄金肉”这样的大菜。李成梁也想培养努尔哈赤，以便日后控制女真各部。在李成梁家中，努尔哈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能读书识字，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
万历三年（1575）春，王杲带领部众四处劫掠，被明军围剿，王杲侥幸逃脱。明军悬赏重金，以求抓住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站在了明军一方，多次为明军带路，捉拿王杲。塔世克最为卖力，他担任向导，出奇兵，往返八日，擒获了王杲。
王杲被擒获后，在李成梁帐下的努尔哈赤，亲眼目睹了外祖父的悲惨状况。可他此时自身难保，只能隐忍不发，更加卖力地做事。王杲被送到北京后，于万历三年被凌迟处死。塔克世、觉昌安在擒获王杲中的巨大作用，改善了努尔哈赤的处境。万历五年（1577），19岁的努尔哈赤结束了俘虏生活，返回了建州。
努尔哈赤返回建州后，入赘佟佳氏，做了个上门女婿。佟佳氏世代经商，富甲一方。婚后努尔哈赤一度曾到李成梁帐下再次从军，四处征战，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质，为未来的征战打下了军事基础。
到了万历十年（1582），努尔哈赤突然从李成梁身边离开。深得李成梁信任的努尔哈赤，为何突然走掉？一种说法是，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的小妾私通，李成梁发觉后虽未追究，但努尔哈赤无脸再在李成梁身边。这一走，努尔哈赤反而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万历十一年，李成梁领兵围攻王杲的儿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随同明军参与了战斗。此战极为惨烈，阿台战死，觉昌安、塔克世也死于战役中。觉昌安、塔克世二人之死，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李成梁于此战之中，乘乱杀掉二人，以除后患。觉昌安、塔克世死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奠定了八旗制度，先主辽东，后一统东北，成为大明王朝的巨大威胁。
八旗制度的雏形，乃是牛录制度。
乾隆年间的军机大臣阿桂，在《满洲源流考》卷十六“国俗”中云：女真人早先出动打猎时，各自四旗、党、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矢设一长统领，称为“牛录”（牛录系箭之意）。
各队之中，由精于射术者统领，此即“一个善射，十拙随之”。每十人出箭一支，意味着共同作战，共同分享战利品。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又对牛录进行了改革，以十牛录合一，给一令箭，参与围猎。围猎时，十牛录的人应在同一地方行走，不准擅自脱队，共同协作。在打猎过程中，努尔哈赤部众得到了战术训练，强化了纪律，提高了战力。
箭，在女真部落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女真族的祖先“肃慎”，曾不远数千里向周朝贡献“楛矢石弩”。进贡弩箭，意味着肃慎人臣服中央政权。此后每逢部落结盟时，都以箭作为信物，“插箭发誓”。遇到有军事行动，在请联盟部落帮忙作战时，将箭作为信物，“传箭请兵”。在战事中，则以箭作为信物，号令诸将。后吴三桂向多尔衮投降时，双方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折箭为誓。
万历十二年（1584），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二年，他亲率五百兵攻打其他部落。在返回途中，努尔哈赤应王甲部酋长之邀，攻打翁科洛城。酣战之中，努尔哈赤被敌兵额尔古尼和洛科射伤，血流如注。养好伤后，努尔哈赤再攻翁科洛城，俘获射伤他的科尔古尼、洛科二人。众将请斩二人，努尔哈赤却道：“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于是将二人释放，提拔为牛录额真，将城中的降民编为二牛录，由其统辖。
初期牛录的成员，主要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族群比较单一。牛录还保留着狩猎时临时组合的影子，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扩充，牛录制度发展成熟，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努尔哈赤初期起兵时，有领兵过来投奔者，就任命其为牛录，统领其部众。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创设四旗。以每300人为一牛录（佐领），每个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统辖300人。凡年满18岁或身高五尺者，即成为壮丁，牛录即从壮丁中挑选而出。将各部混编在一个牛录之中，削弱了原先以血亲为基础，临时编凑的牛录组织，增强了努尔哈赤的控制力。清代查慎行《人海记》中载：“佐领即牛录也，秩如明朝千户，专管户籍。秩虽卑，凡位居公侯伯者并俯听其派拨，亦犹县令之辖乡绅。”
牛录是旗的基础，以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为旗）。初期四旗，分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最初努尔哈赤曾使用过黑旗，但黑旗在作战指挥时不够醒目，改用黄、白、红、蓝四旗。四旗由努尔哈赤、其同母弟舒尔哈齐、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四人分领。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随着人员的扩大，又增设四旗，分别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称满洲八旗。每个牛录300人，每个甲喇1500人，每个旗7500人，八旗合计60000人。此时八旗旗主世袭，旗兵乃是旗主私兵。
在此后的征战中，八旗人数越来越多，牛录（佐领）不断增加，但旗一直保持为八旗。此时努尔哈赤属下大量的蒙、汉民众，也被编入满洲八旗之中。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以子侄八人，分别统辖八旗，封为和硕贝勒（也称固山贝勒或固山王）。在八旗制度下，旗王支配牛录、进而支配旗。努尔哈赤第一次立褚英为储君，结果父子爆发冲突，最后褚英被杀。第二次立代善为储君，代善失宠后又被废黜。
经历了两次立储失败的教训后，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决定以八和硕贝勒共治，共议国政，可拥立、罢免汗王。在努尔哈赤看来，八王同议，可以集思广益，“必然无失”。
在努尔哈赤时期，通过征战，俘获了大量汉人。这些汉人之中，原明军将领被置入八旗之中，得到重用，大量汉人却被当做奴隶使用。到了天命末年，关外汉人起义反抗，被努尔哈赤残酷镇压。到了皇太极天聪年间，才独立设置汉军旗。皇太极设置汉军旗，有诸多考虑。
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努尔哈赤所辖军队长于野战，攻打城池时却处于劣势。大炮是明军守卫城池，乃至发动攻势时的犀利武器，后金军中则大炮稀少。努尔哈赤时期，虽然有“操炮汉兵”，但力量薄弱。努尔哈赤自己就在攻打宁远的战斗中，被明军炮火击中受创，退回沈阳后不治而死。努尔哈赤死后，经过八王推选，皇太极成为汗王。
当时以皇太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为主，辅以诸贝勒共同处理军政。皇太极继位后，八王共议重大政务，三大贝勒与皇太极权力几乎同等，在朝堂之上与皇太极（汗）并坐。
天聪元年（1627），在宁远锦州的战斗中，皇太极所部遭到明军炮火攻击，不得不收兵，对此皇太极耿耿于怀。此后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后金军掳回了一些具有造炮技术的汉人，利用他们制造大炮。天聪五年（1631），依靠汉人铁匠，造出“红衣大将军炮四十”。此年皇太极在颁发行军令时，特意强调：“俘获之人，勿离散其夫妻父子，勿裸取其衣服。”以笼络汉人，为己所用。
此外，在皇太极登基之后，由于努尔哈赤所确立的八王分治制度，他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上朝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与他共同并坐，在重大事务上互相掣肘，让他心怀不满。皇太极决定集中皇权，通过分立汉军，他打造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获得有力臂助。
满八旗创设后，初期曾将俘获的汉人兵丁、掠夺来的汉人壮丁编入八旗内，成为汉人牛录，共16牛录，由满洲大臣统领。被编入牛录的这些汉人，均具有独立身份，与身为奴隶的包衣不同。这些汉人虽然独立，但仍被满洲大臣当做奴仆使唤，心中大为愤懑，影响到战斗力。皇太极看到了此弊端，就此做了一些调整。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条例规定，如果主人有以下不法行为，如私行采猎活动，私自藏匿战利品，擅自杀人，强奸属下妇女，冒领战功，威胁阻止告发主人等，准其告发；如所告属实，则脱离主奴关系，离开主人家。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独立编为一旗，“诏于八旗满洲佐领（牛录）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此即八旗汉军之始。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扩充，天聪八年（1634），当条件具备后，皇太极宣布，将旧汉兵改为“乌真超哈”（汉语意为“炮兵”），此时汉军独立成一旗。在后金（清）军之中，满洲、蒙古八旗不使用火器，只有乌真超哈使用火器。汉军一旗，建立在“六甲喇”基础上，一甲喇为五牛录，此时汉军旗拥有30牛录。
天聪六年（1632）元旦，皇太极改变朝仪，独自南坐。为庆贺此举，各旗分别设宴，每旗10席，用鹅5只。总兵官职诸员设席20桌，鹅20只。八旗加总兵席共100桌，备烧酒100大瓶，煮兽肉宴之。兽肉颇为丰盛，有虎、熊、狍、鹿、兔等。
到了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给代善定下了四条大罪，剥夺了代善的大贝勒称号。在此之前，阿敏、莽古尔泰已先后被他剥夺权力。此时皇太极面南而坐，大权独揽，掌控军政大权。
汉军自编为一旗后，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红衣大炮则被频繁使用，屡奏奇功。努尔哈赤时期，被编入牛录的汉人受到很多限制，如不得骑马，不能获得丰腴田地等。皇太极时期取消了这些限制，提高了汉军旗的地位，增加了其归属感与忠诚度。
此后，在蒙古牛录、汉军牛录的基础上，于天聪九年（1635），编设“八旗蒙古”。天聪十一年（1637），汉军分建二旗，两年后分建四旗。明崇祯十五年（1642，清崇德七年），编设为八旗汉军。之所以此时编为八旗汉军，因为在前一年的锦州松山之战中，13万明军被击败。此战中，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名等将领投降，俘获的明军数量惊人。
自从创设八旗制度后，牛录也在不断扩张。编入八旗的，不但有汉人、蒙古人，还有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有时甚至敌手也被纳入其中。此外，还有俄罗斯牛录、高丽牛录等。如清末陕西巡抚升允，其祖先就是俄罗斯牛录，清末大学士世续则是高丽牛录。
凡在努尔哈赤时期被编入八旗的，不管是女真人还是其他族人，都称为“老满洲”。在皇太极时期被编入满洲八旗的，称为“新满洲”。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诸申等各种称谓，统一改称“满珠”（吉祥之意）。“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此后又演变为满洲之称。
在清代，旗人是满蒙汉八旗的统称，满八旗、汉八旗均是旗人，但汉八旗不是满人。
在八旗之中，平民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原女真各部部众，二是归降的兵民及部分俘虏。平民负有从军义务，每逢战争，都要随军作战，作战时俘获的战利品，集中之后再行分配。由于打仗能发财，每遇到出战，无不欢呼雀跃，“其妻子亦皆喜乐”。
牛录从以血缘为主的、服务于射猎的一种组织，渐渐地发展成为八旗军事组织的重要一环。入关之后，八旗作为军事组织，一直存在到清末。服务主子的包衣“我朝龙兴之初，创立内务府，以往昔之旧仆专司其事”。这些旧仆，也就是皇室包衣（包衣，满语“奴仆”之意）。
早在关外时，后金就已经设立内务府，使用包衣为亲贵服务。
包衣，最初是因为犯罪或破产沦为奴仆的本族人或外氏亲族，他们与主人有着密切联系，成为其最为得力的助手。在努尔哈赤不断对外征战中，更多的俘虏沦落成了包衣，这些包衣既有女真人，也有汉人、朝鲜人等。在八旗制度创设之前，满洲贵族以自己的奴仆，或协助作战，或从事生产，这些奴仆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
主人所亲信之人，常被纳入包衣；于被纳入之人而言，则被视为荣耀。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载，其曾祖班布里原住在烟筒山下北哈达村。太祖（努尔哈赤）在木奇地方，有木奇、马尔镦之人用计诱请，诓哄太祖有话商议。彼时来请太祖，太祖未识破其阴谋，即欲前往。其曾祖班布里拦阻劝谏道：“兄长莫往，恐有其奸计也。”太祖听从班布里之言，并未亲自前去，只差了五名下属前去，结果五人均被木奇、马尔墩杀了。太祖谓其曾祖班布里曰：“你的牛录上，官差难当，你来我包衣牛录上。”“我们四十家系包衣佐领兼管，百丁并无官差闲逸，按年穿的衣服、吃的米粮、使唤的奴才、耕牛骑马，俱给养赡之。”
在后金发动的系列战争中，大量的汉人被俘获，成为奴隶。奴隶的作用，一是追随主人，从事征战；一是奉职于家，从事各种杂役，如种植养殖等。
包衣汉人被称为旗鼓佐领（也作齐固佐领）。之所以包衣汉人称为旗鼓佐领，因在明代军队中，或使用旗鼓作为仪仗，或用来指挥作战。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一切效法大明王朝，也少不得要用旗鼓。而旗鼓这些活儿又具备一定的技术性，自然是汉人的专属，故以旗鼓命名。至入关之后，旗鼓之类另有专门机构负责，而旗鼓佐领则成为包衣汉姓的专称。
入关之后，上三旗的皇室包衣与下五旗的王贝勒包衣产生了分化。上三旗包衣（旗鼓佐领），隶内务府；下五旗包衣（旗鼓佐领），属王公府。下五旗所属的包衣，没有如内务府这样的统一管理机构，由旗鼓佐领加以管领。上三旗的包衣，由于依附于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皇帝家奴的身份，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成为内务府的主要成员。而王贝勒包衣，地位则未得到大的改变，仍然是家奴。
牛录分内外牛录。外牛录是身份自由的旗人，服务于国；内牛录则是包衣奴仆的组织，服务于皇室与亲贵之家。
在入关之前，满蒙汉24旗，共有外牛录500个。外牛录是后金（清）对外征战的主力，是国家的根本。属于王贝勒的内牛录，所占比例不大。天聪二年（1626），皇太极曾命令，国有的牛录（外牛录）离开主人时，只可在本旗内另投新主，不准投入别的王贝勒。此命令之目的，乃是限制贵族侵吞国家户口，削弱八旗实力。
入关之后，因为皇帝、皇后、皇太后，分别编在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内，为了表达对帝、后的尊敬，称之为“上三旗”。其他诸王率领的五旗，则称“下五旗”。上三旗、下五旗，并无地位高下之分，也没有隶属关系。皇帝指挥下五旗，是以皇帝的身份，而不是上三旗的身份。不过上三旗也享有一些特殊荣耀。据《大清会典事例》，只有上三旗可以驻卫皇城，下五旗则只许驻扎外厢。御前侍卫多由上三旗中大员子弟充当。包衣之中，属上三旗者，隶内务府，充当骁骑、护军、前锋等营兵卒；属下五旗者，则分隶王府，世代为仆。
下五旗的包衣，在人身上存在着双重隶属关系，即他们直接从属于家主，需要对家主效力；他们间接从属于皇权，也要对皇权效忠。而当家主与皇权产生冲突时，无疑包衣的命运取决于更为强大的皇权。在法律上，包衣世代为奴仆，不经主人许可不得脱离奴仆身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战场上获得战功等方式，包衣也可以脱离家主的控制。
包衣属于主人的私人财产，主人可以驱使其劳作，也可将其买卖。买卖包衣时，也有一定限制，如不许跨旗买卖，不许将父子、兄弟、夫妻分卖，不可将满洲、蒙古包衣卖与汉军，不许将汉军卖与平民等。主人可以惩罚逃跑的包衣，如处以鞭刑，在面上刺字等等，但不得擅自杀死包衣。
所有八旗满洲人都是旗人。八旗汉军、八旗包衣旗鼓佐领管辖下的汉人，是旗人，但不是满洲人。
旗人隶旗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均高于民人（未编入八旗的汉人及其他各族）。旗籍实际上相当于“户籍”，与“族籍”有明显区别。你是八旗汉军旗人（旗籍），但并不代表你就是满洲人（族籍）。有清一代，旗人的旗籍、族属都是界限分明、不容混淆的。清廷不允许旗籍汉人、旗籍包衣汉人混入满洲，冒称满洲人。
包衣汉人与汉军旗人都是汉人。在清室眼里，包衣汉人仍是汉人。乾隆帝就曾云，包衣“尔等原系汉人，并非满洲”。包衣参加科举考试、职官拣选时，务必“详加分别满洲、蒙古、汉军”，尤其不准包衣汉人“冒籍满洲”。内务府三旗包衣汉军如果“蒙混改入满洲”，“不独负欺君之罪，亦何颜以对乃祖乃父”。
包衣虽是奴仆，但他们具有特别的权力，他们可为主人办差，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等。初期包衣可以随主人一起上战场，但非“应役之人”，即没有当兵的资格。外牛录则有当兵的资格。崇德二年，皇太极曾云：“或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其应役者，并未选及也。”
到了后来，当有需要时，包衣也被征募入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帝决定兵分三路，讨伐噶尔丹。康熙帝亲自统率中路军，直指克鲁伦河。此次出征，康熙帝做了全面动员，包衣也被大量征调。康熙帝发布上谕，挑选二千名精于鸟枪弓箭、身材强壮、能耐艰苦的包衣，发往前方备用。当中路军出兵后，一路艰难行军，地寒马痩。有包衣曾对康熙帝进言，以为孤军深入到苦寒之地，马匹必致冻死，粮饷未到，难以前进。康熙帝立刻发怒道：“此中机谋，非尔等所知，如再妄言，即律以军法。”
包衣虽为皇帝家仆，可地位低下，在八旗旗人眼中还是奴仆。包衣一般很难脱离自己的奴隶身份，虽然他们可能获得比主人更高的官阶，有更多的财产。是故摆脱奴隶身份，是何其重要。
周广业《过夏杂录》中载：“旗下包衣人，盖世仆也。非特旨不能出籍。”八旗万毓哈氏尼喀达，原隶正黄旗包衣。雍正元年，因系定妃的娘家，方才特旨出包衣。汉军正黄旗包衣朱国治，官至云南巡抚。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反动叛乱时，朱国治“坚守臣节，骂贼不屈”，惨遭杀害。到了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考虑到朱国治忠勇，特下令从其后世子孙中选出一户，“出包衣，归于正黄旗汉军公中佐领”。
就一般包衣而言，能摆脱奴籍，主要是通过战功。在战时，包衣追随主人上阵，如果能临敌时表现骁勇，击杀敌人者，其本人及父母妻子，经过带兵大员奏请，可豁除奴籍，出佐领为另户。除了战功外，清代内三旗（正白、镶黄、正黄）的包衣官至二品以上，有功勋获得特赏者，方能摆脱包衣身份，成为自由民。
包衣身份的改变，称为“抬旗”。抬旗有几种，如由内务府所属包衣抬入汉军八旗，由下五旗抬入上五旗，由汉军旗抬入满八旗等。包衣汉姓，能被抬入汉军八旗，已是难得，若是进一步，抬入满洲八旗，更是罕见。
清代凡后族（满语叫“丹阐”，汉译母家），无论蒙古和汉军，均可抬入上三旗的满洲旗份中。乾隆朝时期，河道总督高斌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女儿高氏嫁给了乾隆，备受宠爱。乾隆帝宠爱高氏，想将她晋封为贵妃，可高氏的包衣出身，却是大问题。于是乎，在乾隆帝的操作下，高斌由（镶黄旗）包衣抬入上三旗镶黄旗，又改汉姓高氏为满洲姓高佳氏。再如内务府大臣金简，其祖上本是朝鲜人，隶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包衣，其妹乃是乾隆帝淑嘉皇贵妃。嘉庆初，嘉庆帝将其抬旗，“命其族改为满洲”，赐姓金佳氏。
再如道光朝的大学士松筠，深得道光帝倚重。松筠是正蓝旗包衣出身，其旗主家中有丧事，松筠身着白袍，坐在大门外司鼓。道光帝认为此举大为不妥，有辱大臣，“即日降旨抬松（筠）旗，免其奴籍焉”。同治三年，湖广总督官文因剿灭太平军、收复湖北等地，立下战功，将他由内务府包衣，抬入正白旗满洲。
也有犯下罪行，被贬入内务府包衣者，如曾担任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的赫寿。雍正四年（1727），雍正帝翻出旧账，令内务府审讯李煦当年为八阿哥允禩购买苏州女子一案。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八阿哥派了一名太监到江苏，找两江总督赫寿，请他帮忙购买苏州女子。赫寿不方便出面，就转托李煦在苏州花钱买了五名女子献给八阿哥。雍正帝登基后，重新审案，受此牵连，赫寿家产被抄，家属21口被送入内务府，成为包衣。
在内务府中，这些获罪的包衣，称“辛者库”。辛者库主要是犯罪的旗人官员，他们的地位比一般包衣还要低下。一般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当官，辛者库及其子孙则永远禁止。辛者库即便后来摆脱了奴隶身份，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一般包衣立下战功，或是得了恩典，可以当官，而辛者库则被禁止。一般包衣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且得到法律保护，而辛者库则不能拥有私人财产。
辛者库中也有特例，如来保就一路高升，担任了内务府总管大臣。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雍正帝发布谕旨：“来保原在辛者库，朕即位后，拨入佐领下，授为内务府总管。理应凡事加谨效力，乃并无一事输诚陈奏，一味苟且因循，沽名钓誉，甚属不堪。今姑从宽典，免其枷责。”
清初规定，包衣佐领下女子不得与八旗之人通婚。到了乾隆二年（1737），始准包衣与八旗通婚。满、蒙、汉在长期杂居共处之后，彼此之间的区别日益减少，形成了以满洲为核心的八旗。八旗汉人自认为是旗人，而社会上也只论旗民，不分满汉，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旗人”身份的认同。到了晚清，出现了“但问旗人，不分满汉”的局面。
初期包衣是屈辱的奴才，随着清室在关内统治的巩固，能混个内务府的包衣，成为皇帝的奴隶，也是无上荣光。京师中的汉人、苏州的优伶、太监的亲戚等，也有混入内务府三旗，占据名额，分润油水者。乾隆朝时，乾隆帝不得不加以限制，又特意发布谕旨：“日后朕之子孙，不得将汉人等滥入内务府。”坐天下的十三衙门
清代宫廷事务，与历代王朝的不同在于，它不用太监管理后宫，而以内务府执掌一切，所有太监处于内务府大臣管控之下。
中国古代帝王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他需要牢固地控制权力，就要集权。而皇帝要维持统治，将江山传承下去，却又须分权给大臣。于是乎，集权与分权，成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皇帝而言，将权力托付给官僚集团，他又不放心，他需要有最贴心的、最亲近的人，去监督这些官僚。环顾四周，皇帝发现，他所能亲近、所能利用的人，只有宦官。这些宦官伴当们，在皇宫大内之中，陪伴着皇帝成长，皇帝熟悉他们，信任他们。
在宫廷之中，宦官日日陪伴在君侧，知道皇帝的心思。他们能讨皇帝的欢心，想皇帝之所想，博得皇帝的信任。所以皇帝们发出感慨：“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更让皇帝们放心的是，宦官净身入宫，没有子嗣，就等于与外面的世界割裂。宦官出身贫寒家庭，没有外界的亲友势力可以依仗，无法对皇权形成威胁。
宦官们只想过上富贵生活，此外再无其他奢望。他们不同于权臣，大权在握后，更觊觎着皇权，好传给子孙后世，受用无穷。汉武帝时，开始用宦官典领尚书，参与政事，以达到削弱外朝的目的。南汉后主刘鋹则认为：“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
宦官历史悠久，“自书契已来，不无阍寺”。夏商两代，太监称为“宰”。到了战国时期，出现“宦者令”，为皇室服务，遂有宦官之称。“宦”是星座之名，在帝星之侧，故而被用来称呼皇帝周围的人。宦官又有诸多别称，如黄门、内官、内衬等。
唐代设中御府，设“中御大监”“少监”等。到了明代，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太监遂成为宦官之专称。
朱元璋在奠定了大明江山的基业后，为了防止太监专权，特意在宫内树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同时规定，太监不能识字，只能从事“扫除之役”。朱元璋虽然严厉限制太监，却利用太监监督百官，他将太监视为恶狗，认为“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到了朱棣手中，设置特务机构东厂，交给太监掌控，专门负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成为皇权的忠实走狗。宪宗时期设置西厂，武宗时期又设立内行厂，将文武百官全部置于监控之下。
明代历史上，太监弄权，达到极致。英宗时有太监王振，宪宗时有太监王直，武宗时有太监刘瑾，熹宗时更有张扬跋扈的魏忠贤。历朝皇帝对太监持纵容庇护态度。正德年间，朝臣弹劾太监。武宗怒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当有人弹劾太监刘瑾图谋不轨时，武宗大力袒护，甚至扬言，这天下，任由他刘瑾取走也罢。
明代中后期，皇帝懒得与官僚们过多接触，将朝政托付给太监。太监也故意让皇帝沉迷于酒色，好掌握权柄。如刘瑾时常乘武宗沉溺酒色时，过来请示国家大政，武宗厌烦道：“尔何为，乃一一烦朕。”于是一切皆由刘瑾掌握。得意之时，刘瑾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
明代的二十四衙门，受十二监的第一监“司礼监”领导，“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司礼监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外廷影响。后世的大明皇帝们懒于处理政务，创办了培养太监读书的“内书堂”，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太监，帮助“批红”。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有“批红”之权，每日里各种军国大事，皇帝稍微看上几个奏折，全交给太监处理。秉笔太监与内阁串联好，就可以操控国务。到了明代后期，司礼监太监甚至可以出席内阁会议，代替皇帝发号施令。所以黄宗羲哀叹，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之上。
在很多时候，皇帝重用太监，充当自己的耳目，监视文武百官。太监控制的东厂等特务机构，成为悬于朝臣头上的一把利刃。皇帝又派遣太监至各地，为自己办理各类重要事务。万历帝为了增加税收，派太监为矿监税使，至各地征税。矿监使至各地，打着皇帝的旗号，巧取豪夺，盘剥天下，荼毒万民。
大明王朝的腐朽败亡，太监们特别“与有力焉”。到了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京师，多尔衮进朝阳门时，“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奏请摄政王乘辇”。对于太监们来说，王朝更迭，不过是换个主子而已。果然，清室进入紫禁城后，将大明王朝留下的太监略加裁汰之后，留用了大部分。相比前代，清代的太监权力已受到了很大限制，主要从事“供给洒扫之役”而已。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去世。皇太极去世前，未曾指定接班人，此时有资格竞争帝位的，有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的十一弟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各不相让。为了避免发生武力冲突，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立六岁的福临为皇帝。
顺治帝登基的头七年里，朝政由多尔衮把持。顺治帝年幼，只能听其操控，所能履行的皇帝职责，不过是“拱手以承祭祀”。清军入关之后的最初七年，由多尔衮摄政，此一时期，清室尚在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因此要集中权力，以获取最后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多尔衮实际上执掌一切大权，“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多尔衮专权跋扈，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在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则认为，多尔衮“大有自为皇帝的心思了”。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去世，皇权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开始爆发。多尔衮死后第二年，顺治帝亲政，立刻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余条罪状，下令将多尔衮开出宗室，平毁陵墓，鞭尸割头，可见其对多尔衮的痛恨。
顺治帝少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至亲政之后，阅读大臣奏章，竟茫然不解，愤懑之下，发愤读书。顺治帝苦读九年，博览全书，无所不读，甚至阅读了刚出版的金圣叹批注《西厢记》《水浒传》。顺治帝亲政后，对满洲亲贵持有戒心，更情愿去亲近汉人大臣。在皇宫之中，陪伴顺治帝成长的人，则是太监，这其中有大明王朝遗留下来的太监，他们尝过权力的滋味，渴望着再次呼风唤雨。
在诸宦官之中，吴良辅对顺治帝的影响最大，也最得宠幸，不时怂恿顺治帝效法明王朝，恢复宦官旧制。此外，顺治帝本人仰慕汉文化，“专厌胡俗，慕效华制”。在他的主持下，推行满汉复职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增加汉人大学士名额等等。
顺治十年六月，顺治帝发出上谕，历数了历史上宦官弄权的危害，同时又指出，“内府事务殷繁，须各司分理”，不得不使用内监，为设置“十三衙门”做了铺垫。
在入关之前，皇家事务已由内务府负责，“凡内廷之会计、服饰、宫御、武备等，皆统属于内务府大臣”。入关后，仍由内务府负责皇家事务，此时涉及的事务更为复杂，更为专业，这也是顺治帝想要创设十三衙门的主要考虑之一。
顺治十一年（1655），清廷正式裁撤内务府，设置十三衙门。在设立十三衙门的过程中，宫中太监出力颇巨，“吴良辅煽立十三衙门，其名率沿明旧”。十三衙门为：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尚方司、惜薪司、钟鼓司、兵仗局、织染局。
入关前的内务府，以包衣为主，负责宫廷事务。入关之后，至十三衙门创设前，内务府一直为皇室服务。顺治朝，在内务府被短暂取消的时段内，包衣继续为皇权服务。
创设十三衙门，虽然遭到了很大的阻力，但顺治帝丝毫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太监，不使其过于跋扈。就顺治帝而言，创设十三衙门也有着深层考虑。在顺治朝前期，一直由摄政王多尔衮主政。至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后，他全面执掌权力的努力，遭到了满洲亲贵势力的阻挠。年轻的顺治帝，在重用汉人官吏的同时，也将自己身边的亲信太监加以任用。在内廷事务之中，顺治帝坚持使用自己的亲信太监，以避免外官控制内廷事务。
在心腹太监吴良辅的怂恿下，顺治帝最终创设十三衙门。在创设十三衙门后，他曾解释，虽然现在的内廷总管大臣忠诚为国，让朕无虑，可万一有如冷僧机这样的人，“专权作弊，何以防察”？冷僧机者，多尔衮亲信，曾担任过内大臣，于顺治九年被铲除。
适应时代变化，十三衙门的名称、职能也有所变更。顺治十二年（1655），改尚方司为尚方院。顺治十三年（1656），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织染局为经局。顺治十七年（1660），改内官监为宣徽院，礼仪监为礼仪院。
顺治帝很是自信，他认为自己能牢固地掌握十三衙门。为了避免太监擅权，十三衙门“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实权在满臣手中，“事权不在寺人，且所定职掌，一切政事，毫无干预，与历代迥不相同”。
十三衙门创设后，限定了宦官有六个不许，即：“宦官不许擅离皇城，不许干涉职司之外一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各色置买田产等。”有鉴于历史上太监弄权的危害，顺治帝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交泰殿，禁止宦官干政，凡有违背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就在十三衙门创办后不久，顺治十一年（1654）冬至次日，顺治帝大宴群臣。当日十三衙门的太监，依据明代朝堂陋习，入班行礼。众太监越过亲王班次，争相入殿行礼，乾清宫执事官太监孟进禄以“老臣”自称。有大臣目睹此景，上奏抗议，顺治帝随即颁布手谕，惩戒孟进禄等太监，同时规定，太监不得入班行礼。顺治十五年（1658），发生了内监吴良辅与官员结交、作弊纳贿的案件。此案爆发后，因为顺治帝宠幸吴良辅，使其未受到处罚，而牵涉进去的大学士陈之遴则被革职。
顺治帝6岁继位，14岁亲政，24岁去世，虽然执政时间较短，但平定了南明王朝及各地的反清起义，厘清了财政，缓和了满汉官僚集团的关系，可谓是有为之主。顺治帝在婚姻上，却有着难言的苦楚。从努尔哈赤时期，始与蒙古部落联姻。皇太极的一后五妃（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孝庄太后），都来自蒙古部落。与蒙古的联姻，使皇太极获得强有力的盟友，稳定住草原，得以全力经营中原。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来自蒙古科尔沁部，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这段婚姻是政治联姻，自然不包含感情的因素。一般来说，就是皇帝不喜欢这个女子，为了政治考虑，也会加以容忍。可顺治帝性格刚烈，不是个善于隐忍的人，他不喜欢这个表妹皇后，在顺治十年（1653）提出要废后，理由是皇后奢侈且善妒。在顺治帝的再三坚持下，孝庄太后不得不让步，同意废后，降为静妃。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来自科尔沁草原，是孝庄太后的侄孙女。可顺治帝对这个蒙古皇后，同样没有兴趣，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此即董鄂妃。
董鄂妃本来已被选定，要嫁给顺治帝的弟弟，可在出入宫廷时，她与顺治帝产生了感情。顺治帝的弟弟襄亲王不服，找哥哥吵闹，被打了记耳光，悲愤之下，自杀身亡。襄亲王一死，顺治帝虽然有悔意，可还是难过美人关。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他将董鄂妃纳入宫中。顺治帝对董鄂妃投入了真挚的感情，想将她立为皇后，又提出了废后的请求。这次孝庄太后不再让步，联合大臣，压下了顺治帝的要求。
顺治帝脾气敏感而暴烈，易受情绪影响。朝鲜使者曾描绘他：“清主状貌，年甫十九，气象豪俊，既非庸流，眸子暴狞，令人可怕。”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围攻南京，清军作战失利，顺治帝暴怒之下，想要御驾亲征。孝庄太后劝告却不能奏效，便让与顺治帝感情极深的乳母去劝说。乳母劝说时，更激起了顺治帝的怒火，扬言要用刀砍乳母。乳母深知顺治帝的脾气，落荒而逃。到了次日，当顺治帝的怒火稍降后，经过传教士汤若望劝说，才放弃了御驾亲征。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妃患病去世。顺治帝为她操办了盛大的葬礼，破例封她为皇后，以宫女太监三十多人殉葬，又命四品以上官员去哭吊。顺治帝悲痛欲绝，终日郁郁寡欢，几欲自杀，身体状况也更加不佳。顺治帝身体羸弱，又沉溺于酒色，平时经常失眠，“倦极而眠，始得安枕”。顺治帝也自叹：“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顺治帝突然染上了天花。天花在蒙古人、藏人、满人中感染的比例最高。如果童年时不曾出痘，则成年后随时会感染天花，侥幸者留下一脸麻子，重者丧生。天花病毒喜热厌寒，在天气炎热时节特别容易出痘。
顺治帝自知不久于人世，临终之前，他下了“罪己诏”。诏书中罗列了顺治帝的十四条罪过，其中之一，便是设立十三衙门。“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客观而论，顺治帝创办十三衙门，并未造成太监弄权，影响朝政的局面。他清晰地意识到了太监的危害，制定了“六不许”等措施。他命工部立铁牌，警告太监不得干预朝政，影响到后世的内廷。他下“罪己诏”，只是临去世前，给自己的一个安慰，给满洲贵族一个妥协，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而已。他一死，十三衙门即废除，而内务府再次恢复，并发展得更加完备。
24岁的顺治帝一死，在权臣鳌拜等人主持下，存在了不过七年的十三衙门被废除。康熙帝此时，不过是八岁儿童，大权掌握在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手中。此四人乃是满洲亲贵代表，不愿内廷事务被太监所掌控，遂撤去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圣祖既革十三衙门，以三旗包衣另立内务府，置总管大臣兼以公卿，而无专员。”内务府恢复之后，又仿效古代礼制，“次第立堂郎中及七司郎中，各率其属，以充其事”。
内务府再度恢复，“收阉官之权，归之旗下”。原先被顺治帝宠幸、包庇的太监吴良辅，此时无人庇护，立即被处死。鳌拜等人打击十三衙门，主要目的是忧虑太监弄权，影响到自己的权势。此后内务府一直存在，直至民国年间，仍在为逊清小朝廷服务。
至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铲除了鳌拜势力，对于内务府则仍然保留。康熙十六年（1677）一月，康熙帝增设敬事房，统一管理宦官，敬事房则处于内务府的管辖之下。敬事房对外无行文之权，一切行文须经内务府转达。敬事房的主要职责，不过是负责宫中皇帝、后妃及其子女的生活，负责宫中陈设、洒扫等杂务，再无昔日的辉煌。内务府架构
内务府设有七司、三院等五十余个机构，囊括了皇家的吃、穿、住、行等一切事物。七司、三院，皆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管理，又设笔帖式以管文字杂务。雍正元年（1723），将总管内务府定为三品衙门。
七司者，即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一）广储司
广储司（明代称御用监），主要为宫中提供冠服、装饰物，掌握金银珠宝、各类器物的收藏及出纳总汇。下设六库、七作、二房、三织造、织染局。
六库分别是银、皮、瓷、缎、衣、茶库。银库负责保管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宝石、朝珠、自鸣钟等物。皮库负责保存皮革、呢绒、象牙、犀牛角等物。瓷库储存瓷器、铜器、锡器。缎库储存纱、缎、绸、绢、布、绫等织物。衣库储存御用冠袍、带履、朝服、便衣及八旗兵丁盔甲。茶库储存茶叶、人参、香、纸张、颜料、绒线等物。各库开启时，必须经过内务府堂郎中批准，且需库官三人一起进入，不可一人进入。闭库时，则由库官二人，共同在锁封上签字，再贴在锁眼上。库房钥匙则统一集中起来，由侍卫保管。库房每日夜间均有人值夜，可谓看管严密。
七作是银、铜、染、衣、皮、绣、花作。二房即帽房、针线房。三织造处即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处，负责制造宫廷及官员所用绸缎等纺织品。此外还有织染局、绮华馆等机构。
广储司掌握着皇室的经济命脉，在内务府诸多部门中，地位最高。（二）都虞司“都虞”为管理山泽之意，掌管宫廷护卫事宜及所属武职官员的铨选任用，此外还管理打牲捕鱼等事宜。都虞司掌内府兵卫，训练内府护军、骁骑，每岁春秋二季，由该管官督率操演。都虞司又名“采捕衙门”，因为其府衙距离宫廷较近，将犯人关押在此，可以及时向皇帝汇报审讯结果。相传顺治年间洪亮吉被锁拿收押，就被关押在西华门外的都虞司。
都虞司辖有鹰手营，每年向宫廷内缴纳各种猎物。因为满人喜欢吃甜食，盛京内务府都虞司每年要向北京进贡蜂蜜17000余斤。如河北省青龙县肖营子地方上的汉军包衣，隶属都虞司，承担“野鸡差”，每年共需交野鸡7420只。肖营子的野鸡差，一直持续到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方才停止。
都虞司下辖有打牲乌拉衙门，地处吉林城西北。乌拉地方物产富饶，水流丰盛，很早就被清廷划为禁区，设立打牲乌拉衙门管理。打牲乌拉衙门主要的贡品是东珠、蜂蜜、松子、鲟鳇鱼等。顺治朝之前，曾允许王以下、公以上，派遣壮丁到乌拉地区采捕东珠、貂鼠等物。顺治七年之后，禁止王公前去乌拉采捕，此地从此专属皇室。打牲乌拉衙门本属内务府管辖，因为涉及人口管理，乾隆年间又由吉林将军兼管，但主要由内务府加以管理。（三）掌仪司
掌仪司相当于内廷的礼部，凡皇室朝贺、筵宴、嘉礼、祭祀等一切大事，均由其负责。掌仪司的前身是明代司礼监，掌一应礼仪，权势最重，只是到了清代，不复往日权柄，但地位仍然重要。皇室成员，凡婚丧嫁娶，一切礼仪均由掌仪司操作。内庭的祭祀、祝祷、香供之类事务，也由掌仪司下属的司祝（又称萨满）负责。
掌仪司虽主要负责礼仪事务，同时也掌握果房，因为在祭祀等活动中要大量使用果品之故。太庙祭祀，每月要使用时鲜，由内务府掌仪司主持，如正月：鲤鱼、鸭蛋、韭菜；二月：鲫鱼、生菜、小葱、芹菜、赤根菜；三月：王瓜、柳蒿、萝卜、芸苔菜、茼蒿菜；四月：笋鸡、樱桃、茄子；五月：笋鹅、香瓜、杏李、桑葚、桃蕨菜；六月：西瓜、苹果、鲜葡萄、杜梨；七月：野鸡、雏莲子、藕菱角、梨、榛仁；八月：野鸭、山药、栗子；九月：雁、柿子；十月：松仁、软枣、蘑菇、木耳；
十一月：银鱼、鹿肉；十二月：兔、鲟鳇鱼、荳芽等。此外，掌仪司还负责考核太监品级。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后，由掌仪司管理南府与景山（负责戏剧演出）。到了宣统元年（1909），为避溥仪讳，改名掌礼司。（四）会计司
会计司掌京外皇庄之出入，以供宫内祭祀及日常食物。在清代，皇室控制的大量庄园，称皇庄或官庄，包括内务府官庄、盛京户部、礼部、工部官庄，三陵所属官庄等。
早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就在关外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皇庄，为皇室提供生活所需。入关之后，清室大量圈地，逼迫民众投充到皇庄之中，使庄园规模日益庞大。内务府皇庄，初期定制每庄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每庄给耕地780亩。皇庄中包衣的后裔，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世代劳作，严禁逃亡与冒入民籍。如皇庄人口缺失，则另抽调人口补足。除了分给皇庄土地之外，还相应给予耕牛及房舍口粮。
皇庄每年定期缴纳皇粮，进贡各种家禽、米粮瓜果，以及石灰、木炭、柳条、芦苇等物。通过皇庄，清皇室能获得稳定的收入、物产来源，供给皇室之需。总体而言，清代皇室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当有额外开支时，需要经过程序，由户部拨给。如此将皇室开销与国库开销分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室奢侈无度，滥取靡费，这也是清皇室沾沾自喜之处。（五）营造司
营造司初名惜薪司，康熙十六年（1677）始称营造司。营造司下设木、铁、房、器、薪、炭等六库，铁、漆、炮等三作，掌宫廷修缮事务，凡宫殿及庭园工程，会同工部办理，寻常每年修缮自行承办。营造司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设郎中二人，员外郎八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以及笔帖式、书吏等员，又设太监若干，负责带引匠役在内廷工作。
清代内廷大小工程事务，均由内务府大臣掌握，太监不得加以干涉。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规定，凡紫禁城、圆明园等处，如有需要修整，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选派工匠入内，严禁太监私自办理。内务府管理宫中建筑修缮事宜，在开支上加以控制，所耗费比明代宫廷节省多。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康熙帝看了宫廷杂项修理费用之后，很是满意。康熙帝自我表扬道：“明季宫中，一月用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止五六百两，并合一应赏赐诸物，亦不过千金。”（六）庆丰司
庆丰司掌牛羊畜牧，以供皇室之用。庆丰司在京师西华门外有内牛羊圈，在南苑、丰台等处设有外牛羊圈，此外，在张家口、盛京、打牲乌拉等地也有牧场，为皇室提供各种牲畜。庆丰司所蓄养的牛羊，供给宫廷日常饮食，重大祭祀及皇子公主婚嫁仪式之用。皇帝为了表示重农，每年春天都要到先农坛，换上亲耕服，亲自赶牛犁田。皇帝表演时所用黄牛，由顺天府自庆丰司南苑牛圈取来，表演结束后还给南苑。
庆丰司日常所用牛羊，先在西华门外内牛羊圈取用，内圈不足，再到丰台、南苑外圈取用；若再不足用，则到张家口牧场等处取用。庆丰司所养殖的牛，如果有死亡的，则将皮张交给武备院使用。死亡的羊和每月御膳房用过的羊皮，则交给广储司。死亡的牛羊肉则交给奉宸苑，供景山等处喂养的老虎、老鹰食用。如果不需喂食时则将牛肉掩埋，羊肉对外售卖。乾隆年间，御膳房很久没有羊肉进上，乾隆帝很是奇怪，追问缘由。御膳房推诿称，羊肉以肥者为佳，今庆丰司所进贡的都是瘦羊，故不敢用羊肉。乾隆帝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就命检查庆丰司所放牧的羊。结果发现，庆丰司所放牧的都是肥羊，“于是尚膳不能用其诈”。（七）慎刑司
慎刑司初名尚方司，后改名为尚方院，康熙十六年（1677）更名为慎刑司。慎刑司主要负责审讯涉内务府包衣、匠人、太监以及皇帝交付的案件。凡杖一百以下的一般案件，由内务府自行审理结案；涉及人命，案情重大的案件，则送交刑部审理。一些内务府难以查办的复杂案件，也移交给刑部处理。慎刑司下设监狱，用来囚禁涉案的太监、包衣、内务府匠人。
七司之外，又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称为内三院，由三品官员管辖。（一）上驷院
上驷院最初称御马监，十三衙门中即设有御马监。顺治帝去世后，十三衙门撤销，御马监被改为阿敦衙门（阿敦满文意为马群），到了康熙十六年（1677）改称上驷院。上驷院负责皇帝御用马匹的管理，在宫中有御马厩（内马厩），此外在南苑有外马厩，同时管理盛京大凌河、达里岗崖等地马厂。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太子胤礽被废黜后，就被禁锢在上驷院旁的毡帷中。
上驷院的马匹，主要来自于蒙古王公的朝贡。早在1638年，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向清廷称臣，献“九白之贡”，即“白驼一，白马八”。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亲密，进贡有较多名马。如嘉庆七年（1802），喀尔喀蒙古王公得知朝廷缺马，一次进贡了八千匹良马。上驷院的衙署设在东华门内太和殿左翼门外。东华门是紫禁城东大门，大臣每日早朝时骑马进宫，将衙署设置在此，便于管理马匹。“皇上出警入跸，内廷备用什物，装载冠袍带履”，均需要上驷院提供所需畜力。入关后，清室一直重视骑射，视为“满洲本业”，而马匹则占据了重要地位。康熙帝在热河设立围场，每年带领子弟前去行猎，既与蒙古王公交往，也培养皇室子弟的骑射功夫，称为“木兰秋狝”。每遇秋狝，上驷院都要提供马匹。在每年例行的祭祀活动，如祭祖、祭天坛、地坛、先农坛时，上驷院提供礼仪用马。在皇帝阅兵、婚丧嫁娶等皇室活动中，均由上驷院选调马匹备用。（二）武备院
清代武备院设在紫禁城东华门外北池子路西，靠近紫禁城，掌御用军需。顺治十八年（1661），将兵仗局改为武备院。康熙五年（1666）划归内务府管理。清代宫廷武器主要由武备院、造办处两处负责制造，所制作的兵器称为“御制”和“院制”（工部制作的宫廷兵器称“部制”）。武备院下设四库，分别是甲库、毡库、北鞍库、南鞍库，制作用于各种礼仪场合使用的器物，如甲库制作甲胄刀枪，毡库制作弓箭，北鞍库负责制作御用鞍辔、伞盖、账房、凉棚等，南鞍库负责制作各种皮具用品如雨缨、绦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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