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先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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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试读：

第一章 人性的观察

1.谈人

你们学哲学，首先要理解世界的客观本质，如果这个前提动摇了，其他重大哲学问题的解答就不可能正确。但同样重要的是，你们应该要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理解人的本质，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即使你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同样超不出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我们今天探讨一下关于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个大题目，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相关，牵涉的问题也最多。这里我们从哲学角度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出现对世界究竟有何意义。

从广义上说，人也是动物，灵长类动物。世界上动物的品种是极其多样的，而且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品种消失，新的品种产生。例如，古代的恐龙。在生态环境恶化的当代，一些动物濒临灭绝的消息，时有所闻。人不同。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独特品种。虽然人也经历过进化的不同阶段，但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存物，是唯一不能消失灭绝的动物。人的消失和其他动物某一品种的消失，意义完全不同。人是唯一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的动物，是有思想、能思维的动物。

人有肉体和精神，是两者的统一。其他动物基本上是肉体性的存在。高等动物也有某些意识和心理的萌芽，但仍然是动物性的本能意识与心理。人不仅有意识而且能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人不仅有心理，而且能分析和理解自己的心理，能调控自己的心理。特别重要的是，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以语言为载体，是具有创造性的、反复的、能动的思维过程。思想就是能让人的意识停下来只关注某一点，反复思考、思索的过程。它的成果是精神产品。王安石写作《泊船瓜洲》的推敲过程就表明人的思想的能动性：“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说，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反复推敲才定下来的。原来用“过”字，又用“到”字，又用“入”字，均不满意，最后定为又“绿”江南岸。这就是思想，又思又想，即反复思索。

我们是人，都有思想，但我们多半停留在日常思维的水平，而日常思维往往是习惯性思维。早上起来穿衣、吃饭、上班、回家，一切完全按习惯行事。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我们的思想已经习惯化，而习惯是最无创造性的。我们的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都是思想史，不是思维习惯史；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都是思想家，他们不是习惯性思维而是创新性思维。一个按习惯思维的人，成不了思想家，也上不了思想史。人有思想，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思想家。我们应该重视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地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科学性，而在于哲学智慧，它强调人是思想的动物。

人是肉体性存在，所以人受生物学规律支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体能是有限的，总之，一切肉体性存在都是有限的。世界奥运短跑冠军只是人间的冠军，在动物世界连兔子都跑不过。跳高冠军也跳不过跳蚤。跳蚤可以跳过自己身体的几百倍高的高度，而世界奥运跳高冠军跳不过自己身高的两三倍的高度。举重冠军无法与骆驼相比。人，就其肉体性存在而言，是无法与其他动物相比的，并不比其他动物优越。

人的肉体是不自由的。手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单纯依靠手，拿不到距离一米远的东西。同样，单纯依靠脚，不可能周游世界。思想不同，思想具有创造性和自由性。手不长，可以发明工具延长手臂；脚走不远，可以发明火车、飞机。总之，一切肉体的限制都可以因为思想的发明和创造而得到克服。这就是有人的世界和无人的世界的根本区别。

人，不仅是从动物中提升出的一种源自动物又高出动物的新物种，而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人，世界就失去了能了解世界自身的动物。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照我的解读，天地是自然物，它本无心，它不能了解自己，能了解天地的只有人。只有人，才了解天，懂得天行健；了解地，懂得厚德载物。这就等于“为天地立心”。有人的世界和无人的世界完全不同。无人的世界是自在的世界，按自然规律演化，而有人的世界是可以创造人化世界的世界。人化世界是双重规律的世界，不仅受自然规律支配，而且受社会规律支配。

人依存于世界又改变世界。人与世界共同变化。世界的人化与人因改变世界而发生的进步是共进的。不同的是，人的进步不是动物的进化，而是社会的产生、社会的进步。没有人化，就不会产生文化。文化是人化的结果。文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副产品。之所以说是副产品，是说人在创造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副产品，毫无贬低之意，只是说人首先是生产生存的物质资料，然后才有文化活动。可是这个副产品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文化和文化活动，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就如同动物的觅食。如果这样，人就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独特品种，而是动物世界中多了一个“人”这种动物物种。人失去了人特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他们产生和生存的必然性，这样，有人的世界和无人的世界便毫无区别。

意义、价值问题都与人这个“物种”的独特性相关。没有人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就不能理解对象。然而，只有理解对象，才能有对对象意义的把握。同样一个对象，对不同的人意义可以完全不同。一棵树，对于一个植物学家和一个非植物学家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植物学家可以说出许多关于树的道理和它对人生存的意义，而外行除了说它是树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理解越深，越能懂得对象的意义。价值也是如此。知道它的意义，也就知道它的价值，因为价值与意义不可分。连它的意义都不知道，何以知道它的价值呢？对于外行，也许一块真正的和田玉与一块石头差不多，根本无法分辨，因为他不理解对象，所以也不可能知道玉的意义，从而也不知道玉的价值。可是，只有人而无对象，也不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意义和价值都是关于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不存在树，当然也就不存在关于树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不存在和田玉，也就不存在和田玉的意义和价值。意义和价值都不能是纯主体的，也不能是纯客体的，而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可变的，因为主客体关系不是抽象的，它总是一定条件下的主客体关系。人类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变动的。我小时候，甲鱼是最不值钱的，在我们家乡不能上桌待客，可现在却成为珍品。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了它的营养价值。这种情况几乎天天都会发生。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处于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之中。

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发现，就是对一个原本不理解它的存在价值的东西，发现了它的存在价值，揭示了它的存在意义。人对对象的认识不能止于对规律的认识，而必须进入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这才知道它是什么，而且知道它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如果只认识虫草而不知道虫草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这不能算是对虫草的认识。只不过是认识虫草就是虫草而已，这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凡是只知名而不知实的认识，都不可能进入价值和意义认识的层次。

人，是镶嵌在自然界王冠上的宝石。他改变了世界的纯自然进化，由自然史进入人类史；改变了自在世界的面貌，产生了人化世界。人化世界丰富多彩。这是我提醒你们研究人的出现的哲学意义的原因。要认真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理解人。人跪倒在自然面前，把自然神化，变为自然的奴仆，这是人类早期的不幸；可人若企图取代万能的上帝，以为人无所不能，这又是自然的灾难，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自身的不幸。当人类由于自然的惩罚而真正陷于灭绝，世界还归无人的世界，这与恐龙或某种动物品种的消失可不是一回事，世界将真正变为一个寂寞的世界！

2.谈我

年轻人喜欢把我字挂在嘴上，我如何如何。但我劝你们，应该要有自我意识、重视自我，更应该从哲学高度懂得“我”的意义。否则，过分的自我是自己人生的一种灾难。

我是唯一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不会有第二个我。但我作为人的存在不是唯一，人的存在中包括每一个我，我只有在人的存在中才能成为我。我是唯一的我，而不是唯一的人。德国哲学家施蒂纳在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就把我的唯一性变为人的存在的唯一性，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我之外的存在都是为我的存在，因而个人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实际上，“我”只有在“非我”中才能生存。“非我”中除物外，最重要的是“他人”。“我”只有生活在人中才能成为我。因而，我的自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只要有两个人，彼此对对方的自由就是一种限制。同一宿舍就没有通宵吵闹的自由，在马路上就没有横冲直闯的自由。人也不可能幻想不依靠飞行器在太空中自由飞翔。这是外在条件的限制。《庄子·逍遥游》中描写的那条北海的鱼，化为大鹏，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在太空中自由飞翔。即使如此，庄子也承认大鹏的自由还是“有待”的，即“御风而行”。没有风，大鹏也难以乘风而行。“有待”即是条件。庄子追求“无待”即无条件的自由，这也只是庄子作为哲学家的一种追求而已。实际上，“无待”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不仅有外在限制，还有内在限制，即人自身的意志、能力对自由的限制。人可以在思想中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可以狂思乱想，甚至妄想。实际上，人的幻想能力再大，“上穷碧落下黄泉”，可“碧落”和“黄泉”就是范围。无论艺术家、科幻小说家怎样自由思想，无论乌托邦主义者怎样构思未来，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的思想的制约性，发现思想自由的限度。人的所思所想，无论怎样自由，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思想能力和认识能力的限度。

人的所思所想，可以分为“远见”、“短见”。有的人高瞻远瞩，有的人鼠目寸光。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不会因此每个人的思想的自由“度”就完全一样。有的人即使给他最充分的思想自由，仍然超不出鼻子底下的一些琐事。法律规定的思想自由权和人实际具有的自由思想力是不同的。前者是法律问题，后者是哲学问题。思想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能力。

自由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追求无条件的自由。自由不能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好的东西。绝对自由祸害无穷。马路上的绝对自由就是车祸，婚姻的绝对自由就是家庭的解体。公民的绝对自由就是社会解体、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办不成任何一件大事。绝对自由的反面就是人人没有自由。正如民主一样，绝对民主就是专制。在某一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绝对民主就有可能是宗教极端主义对非教徒的专制；在种族歧视的国家，绝对民主就有可能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民族对少数族裔的专制。绝对民主就是绝对专制。在社会领域，自由、民主、人权都必须有规则，即有法律规定。

对我而言，我是唯一的，但每个人都是一个我；人不是唯一的，人是由无数个我组成的。因此，我请诸位注意，凡是强调我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除我之外，还有无数个我，即别人。只知道有我，不知道还有你和他的人，在哲学上是唯我主义，在道德上是绝对利己主义，而在政治思想上必然是绝对自由主义。在地球上不存在我是“唯一者”的王国，这只能存在于哲学的幻想中，可哲学家同样生活在你我他之中。鲁迅曾嘲笑这种人说，世界最好有三个人：除了我和我的爱人，至少还有一个卖烧饼的。

这个道理似乎中国帝王都懂。皇帝称孤、称寡，并非狂妄而是自谦自警，提醒不要因为失德无道而成为孤家寡人。孤家寡人就是独夫，也就是孟子说的未闻弑君只闻诛独夫。难道我们还要由于绝对个人主义而成为21世纪的孤家寡人吗？

3.谈头脑

列宁说要靠头脑工作，而不只是靠舌头来工作。可我们经常是靠舌头工作，说空话，不干实事。中国老百姓讽刺这种干部是“口号”挂在嘴上，“不准”贴在墙上，坏事落在行动上。

为老百姓干实事，是不能专靠舌头的，而必须依靠大脑。只依靠舌头，空话永远是空话。依靠大脑才能出点子，出好点子。要由大脑指挥舌头。如果让舌头指挥大脑，巧舌如簧，喋喋不休地说空话，则无一可用之策，无一可行之事。靠舌头，就是空谈误国；靠大脑，才能实干兴邦。可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它自身不会产生思想。光靠拍脑袋是有害的。要充分发挥大脑的作用，必须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我们专业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

做实际工作要靠大脑。毛泽东说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动脑子。我们搞哲学同样要依靠大脑。我的意思不是说其他人可以不用头脑思维。用大脑思维，不是哲学家的特点，而是人的共性。我说哲学家要用脑子，就是说哲学家要善于思索，善于辨明种种不同哲学思潮的本质，不要追风闻味，凡追风闻味者，往往是赶时髦，而非坚持真理。列宁就曾经批评当时俄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他们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以所谓探索之名为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学说所俘。他们不是用头脑思索哲学，而是追风闻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用旧的手套，结果掉入时髦唯心主义的陷阱。列宁把他们称为“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头脑如何思维这是一个脑科学问题，极其复杂，至今仍是黑箱，但大脑是思维器官，这个哲学命题不会因为脑科学仍在研究而不可信。因为医学证明，无论是脑梗塞、脑溢血或老年痴呆都影响正常思维，这说明大脑是思维器官这个哲学命题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我们要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头脑清醒。头脑清醒不是指大脑生理运行正常，而是指观点正确、思维清晰。技术可以依靠电脑，清醒的思维必须依靠头脑。你们要重视电脑，更要重视头脑；否则，永远成不了哲学家。

4.谈眼睛

眼睛是视觉器官，没有眼睛就会失明。这一点谁都知道。可我们搞哲学的人不能只停留于此。对我们来说，眼睛包含太多的哲学问题。你用眼睛看到的对象，是否就是外在的真实的对象呢？为什么同样是用眼睛看，对同一对象可以形成无数不同的映象呢？康德关于物自体的学说，贝克莱关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学说，以及现在风行一时的“一人一世界、世界就在你心中”等观念，都是重要的哲学问题。这就存在眼前世界和眼中世界，即心外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的问题。哲学路线上的分歧，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至今仍在争争吵吵。

我们今天不探讨这些问题，而只聊一个问题，即眼睛的问题。没有眼睛就会失明，就是盲人。可有眼睛照样可以失明。这种“失明”，我们称为“失察”，是失之“明察”。看问题可以有远见、有高见、有浅见、有短见，有的明察秋毫，有的目不见泰山。原因当然不在于眼睛的视觉功能，而在于对眼睛所感知的事实的不同判断。眼睛的生理功能就是看，作出判断的不是眼睛，而是思维。

中国人常说，知子莫若父。其实最不了解儿子的可能是父亲，不要看是在自己眼皮下长大的，但常常却因为爱蒙蔽了眼睛。天下真能看出自己儿子缺点的父亲并不多，看出缺点不为其辩护的父亲更不多。有人调侃说，恋爱时智商最低，是白痴。父母何尝不是如此。古今都证明，凡对子女溺爱的人，头脑是昏的，眼睛是瞎的。有的学者曾以明代宰辅杨士奇为例。杨是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门，早年为塾师，能做到宰辅，确实不易，说明他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可偏偏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看不明白。明明他儿子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有人告诉他，他就是不信，反以为是嫉妒，后来儿子犯罪被判重刑，他才后悔莫及。

什么是有色眼镜？自私是有色眼镜，溺爱是有色眼镜，各种各样的利益是有色眼镜。凡为利所蔽，就如同戴上有色眼镜，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不容易看清楚。所谓当局者迷，当局者，就是利益攸关方。千万别以为认识就只是用眼睛看。认识是复杂的，有知、有情、有意。认识活动不是单纯的看和反映，而是有着情感与意志参与的复杂过程。就情感而言，凡自私之心、溺爱之心等都影响认识。可以说，不出自公心、为私心所蔽，就不可能有科学认识。列宁说过，只要几何定理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就会有人要求修改。人的意志，同样参与认识活动。真理性认识是个艰苦过程，失败、再失败，历尽磨难，像唐僧取经一样，科学家为一件发明或发现终生奋斗的事例不少。在科学领域中，没有意志，半途而废，很难有所成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比喻为爬山，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可能攀到高峰，这是很有道理的。不畏艰险，就是意志坚定。

眼睛是感觉器官，是外界事物进入大脑的通道。一个人闭目塞听，通道不畅，当然影响认识。但有眼睛不一定就能形成正确的认识。一个人思想不对头，思想方法不对头，把事实放在他面前，他照样看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失明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而同时会有一群眼睛明亮的大傻瓜。你们要保护眼睛，更要保护大脑。中国哲学把大脑称为“心”。我们不仅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心思考。

我想起《六祖坛经》中神秀和慧能各做一偈争夺衣钵的故事。神秀的偈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慧能的偈则相反：“身非菩提树，心非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结果是神秀落选，慧能得传衣钵。我们普通人难以理解，何以慧能高于神秀。大概禅宗的禅在于玄。如果心外无物，心性本空，人类如何认识？我们无法按唯物主义原则来理解禅宗。我读《五灯会元》就读不懂。不过我还是说，坐禅谈玄，可供清谈，但绝不能治国、治事，也难治身。你们可以读点这方面的书，但不要入迷。你们一定要注意，心盲比目盲更不幸。

5.谈坐

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有关系吗？当然有。日常生活中的不少规定往往可以表现社会制度的本质。在封建社会中，衣食住行都与等级制不可分。就说坐，名堂就很多。

小时候，父亲总是教我：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我不懂何谓坐相、何谓站相。我父亲从小当学徒，垂首侍立惯了。他的坐相与站相大概是学徒的规矩。后来，我读点历史书，知道点人情世故，才知道“坐”不简单，可以传达很多信息。如踞坐、前席、短坐，都表明不同的身份和态度。《史记·高祖本纪》中载，刘邦因攻秦军，战不利。“西过高阳”，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求见，“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还有一段是记载秦末名将英布见刘邦的故事，说英布在叛楚归汉之时曾去见刘邦。“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英布见刘邦踞床见他，视为最大侮辱，甚至想自杀，可见踞坐是最为无礼。床，胡床，就是现在的椅子；踞坐，大概是两只脚叉开，显得傲慢无礼。

古人席地而坐，如果屁股离开后腿，上半身朝向对谈的人，即所谓“前席”，大概是恭敬之意。唐人李商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我们不管汉文帝是关心民生还是求长生之术，我们注意的是“虚前席”这个肢体语言表现的礼节，代表的意义。如果真有此事，可能收获不大，因称之“虚”前席，白白地浪费了宣室的夜半秘谈。

坐的学问大，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化的符号意义，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坐什么、如何坐，等级森严。皇帝坐的是龙椅，任何人都不能一试，哪怕是坐片刻，都得满门问斩，因为坐龙椅说明有叛逆之心。即使龙椅空了，太监经过龙椅仍然如同见皇帝一样毕恭毕敬。据说北宋时期，一品官员坐的是凳子，二品官员坐的是坐凳。有一个叫丁谓的大臣从一品降至二品。皇帝说赐坐，太监拿来凳子。他连忙说他是二品，太监马上换成坐凳。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以后，这套严格的等级排座的规矩没有了。但国家首脑会见，如何排座位，如何接见，仍然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两边侍立的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一点也乱不得。如果接见时叉开双腿或者来个二郎腿，是严重失礼，甚至成为外交事件。我们普通老百姓交往没有这么多规矩，但还是有些基本的东西。不会让来客傍坐，更不会让来客坐矮凳，自己坐沙发。除非是自己的晚辈，否则对来客绝不会如此。

坐，仅是一例而已。坐的方式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坐具从简单到如今品种繁多、高档华贵，都与社会发展变化相联系。透过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穿衣吃饭，既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又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性变化，而且可以看到礼，包括礼仪、礼节、礼数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一个不讲“礼”的社会，如同不讲“理”的社会一样，令人不快。

2013年9月6日参考消息有篇文章是转载英国《每日邮报》9月4日的文章，标题是《奥巴马踩桌照挨批》。该文章报道奥巴马在白宫办公室多次穿着鞋子把脚搁到桌子上，文章批评“奥巴马总统坐没有坐相”。

你们是哲学博士，不仅要会讲理，讲哲理；也要讲礼，讲人际交往之礼。有理、有礼，这样才显出你们的素质。

6.谈人情

人情，是极具温馨的字眼。情感，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亲情、友情、爱情，历来为人称道。人而无情，岂可为人。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足见鲁迅爱子之心。但人情也有其消极方面。我不是说现在的人情债成为生活之累，这还是小事。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就极端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会犯一些错误，往往是受三姑六姨之累，被拖下水的。

在西方，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法律高于人情。可中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伦理和人情。孔子曾与人争论父亲偷羊，儿子要不要告发的事。这是涉及法律与伦理关系的大事。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伦理置于法律之上。这个问题历来引起争议。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史蒂芬·T·阿斯玛出版了名为《反对公平：赞成偏袒》的书，就认为“世间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认为亲亲相隐“并非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情感上倾向亲情，而非倾向公平。他说，“在西方，无论是童话寓言、宗教文本，抑或哲学伦理，都鼓励人们淡化人情纽带，要求公平地分配各方权重。但我认为孔子的亲亲相隐原则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例，例如我开设的一个酒馆需要乐队，即使我哥哥的乐队的水平比另一支乐队的水平低，我仍然会优先照顾我哥哥”。作者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人们的交往中，肯定有亲疏远近、朋友与路人之分。人们在困难中更自然地指望从亲人或朋友那里得到帮助，而不是从路人那里得到帮助。因此，毫无疑问，在情感上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里不存在法律问题，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这是纯粹的私人交往，利益上的照顾与否只涉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涉及法律规定的第三者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人际关系中就包含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对亲人和朋友不可能没有情感上的偏爱，一视同仁只是说说而已。关键是情感倾向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撇开问题的性质，抽象地争论情感因素在人际关系中是否应该被排除，难以说清。在涉及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大义灭亲的原则，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铡包勉》久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的原因正在于此。包公既依法处置侄子，又安慰劝说嫂子，严格执法，又低头赔情。

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情感偏向当然应该尊重。然而，当问题涉及法律，则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例如，名义上公开招标，但暗中却偏袒亲友，这就超出了情感因素的范围，涉及法律问题。包括高考、公务员考试等，都应该按规定办事。事先已为所有人设定共同标准，任何人在这个标准面前都应该平等。如果在标准面前以亲情为依据而摒弃共同标准，这种亲情偏向就是徇私。

徇私与“隐”不同。徇私是枉法，而“隐”是不主动举报。当“隐”成为包庇罪犯，则同样成为法律问题。在法庭上亲人可以不举证、不检举，但不能做伪证；可以对判决表示赞成或反对，或者对判决有情感上的期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审判。南非残奥运动员世界冠军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的事，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明是蓄意谋杀，而皮斯托瑞斯坚持是误杀。当时出庭旁听的父亲、哥哥、姐姐坚信是误杀。这种所谓“坚信”，往往是由于情感的原因，而非事实的依据。法律可以不采用，但不能认为他们的“坚信”有罪。

由于中国长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其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故而中华民族具有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传统。这不利于法治建设。在情感与法律的相互关系上，法律应该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是名人、要人、亲人而徇私枉法。法律强调的是理，个人强调的是情；法律强调的是公平，情感强调的是偏袒。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围。如果法律以情为依据进行判决，就是徇情枉法；如果对判决的期待不存情感偏向，则是无情。

我遇到过一位农村学生，其就业选择颇费周折。按照他自己的志愿和条件，到高校比较合适，可父母、亲戚都希望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尤其是在本省、本市。有些人以为只要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就不仅可以抬头做人，而且会带来许多方便。如果碍于亲情，选择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首先要弄清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这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亲友之情置于法律之上。中国至今仍然是人情社会，如果为人情包围，很容易掉进人情陷阱。

7.谈性情

中国语言中，性与情合组为“性情”。这不是单纯的词组，而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哲学范畴。

没有性，就没有情。人类的男女之情源自性，父子之情、父母之情、兄弟姐妹手足之情源自人的血缘关系。人的性欲、人的血缘关系都属于人的自然本性。只要是人，就有情欲；只要是人，就有血缘关系。因此，情是性的必然表现。性不可见，能见的是情。情是性的外在流露或迸发。

人不仅有自然之性，这就是男女之情、血缘之爱；人还有社会性，这种由人的社会性产生的情，则具有社会特性。人的爱国之情、乡土之情、朋友之情，都不是源于自然本性，而是后天的社会性情感。从爱好来说，人还可以对某种东西怀有特殊感情，爱之如命，如对舞蹈、对音乐、对文学、对京剧、对昆剧或其他剧种等。人可以各有所爱，甚至爱之成癖。这不是自然本性，而是在某种特殊境遇中形成的感情。“情有独钟”，是情不同于性之处。人的自然本性相近，而情则可“独钟”。比起那源自自然本性的自然之情，社会之情处于更高的层次。它体现人的文化素质和教养，反映社会文明和道德发展的水平。

无论中外，凡属感人之作都是歌颂情而非渲染性，把情放在性之上。我记得我读《唐宋传奇》之《李娃传》，就深为长安娼妓李娃与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的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不怎么样，可由白居易一曲《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上愿为连理枝”，而被塑造成为多情的风流皇帝。秦观之《鹊桥仙》，以七夕牛郎织女星相聚为喻，歌颂情胜于欲。下片中之“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千古绝唱。人们喜欢《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中的卖油郎，而痛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就是情与欲的选择。至于脍炙人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感情至深，同样如此。人的情爱源于欲，又高于欲，这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爱情不是动物的发情，而是人的感情。我们现在流行的床头加拳头的影片，与中外名著中的关于情爱的书写相比，高下立见。

我们重视情，当然不会无条件地贬低欲，欲不可纵，但不能废，应该以义制欲；情可感人但应有度，应该以理制情，即情不应该是非理性的。看到当代年轻人因恋爱而殉情，我总是想，我们的时代是新时代不是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殉情可以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在当代为失恋而殉情，则是一种错误的婚恋观。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代殉情者极少，而忘情、滥情甚至无情者则更多。

据说，大学生中谈恋爱的成功者极少，毕业后劳燕分飞者不罕见。这可以理解，恋爱时期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无可非议。而博士生中夫妇重新组合的也有所闻。这种情况与大学生谈恋爱不同，因为双方已经不是自由之身，各有家庭。因此，这种感情中更应该注重理性的思考，才不会成为情的奴隶。我们是老辈人，可能思想大大落后于时代。但以理制情的哲学原则，我以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

8.谈庸人

你们是博士，当然不能被归为庸人，你们是高水平的人。但是，文化水平高、学历高与一个人是否是庸人并非绝对对立的。是否是庸人，关键看如何处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

庸人，是没有远大理想、鼠目寸光的人。有理想、有信仰的人，必定是高瞻远瞩、不为一时得失而动摇的人。信仰和理想是精神支柱。而一些所谓“现实主义”者往往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所谓现实就是眼前的现实，而不是发展着的现实。适应眼前现实，必然不讲原则，只讲当下有用。

马克思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两者是结合的。不包含理想的现实主义，往往就是将就眼前的事件，放弃原则；而没有现实基础的理想主义，往往是空想，是乌托邦。恩格斯说得很形象：“我们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既要仰望天空，更要脚踏实地，否则会成为被侍女嘲笑因仰望天空而掉入泥坑的泰勒斯。

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国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大跃进”时的十年内超英赶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空想，而不是理想。列宁说：“不这样把理想归结为事实，这些理想始终是天真的愿望，决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也决不可能实现。”我们现在的思想倾向，包括我们的博士生的思想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缺乏理想主义，过于现实主义。他们把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乌托邦，当作笑谈。津津乐道的是手中握住的麻雀，嘲笑天空展翅的雄鹰。这种所谓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应被归于嘲笑理想的庸人之列。一个民族挤满了太多这样的庸人，必然缺少生机活力，这是民族的灾难。

最没有力量的国家，是人心涣散、理想缺失的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若人心涣散，国家仍然是孱弱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是小国，但若人人怀有理想和信仰，国家仍然是不可征服的。列宁说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觉悟就包括对理想和信仰的坚持。我希望你们既有高学历、高水平，又有远大理想和抱负，才不会坠入庸人的行列。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的普通人比高学历的有学问的庸人，更受人尊重。

9.谈心胸狭隘

心胸狭隘，可能是性格问题，可能是眼界问题，但更可能是思维方法问题。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好忌妒的人，事事感到不痛快、不快乐，不可能健康，更不用说长寿。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种哲学眼光。有这种眼光的人，是大气度的人，是永远乐观的人，也是最不容易患心理疾病的人。从这个角度说，思维方法的确重要。庄子说“病病者犹未病”，还说“外生则生存”，都是很好的药方。至于枚乘《七发》中的楚客为吴太子治疗的药方，则完全是哲学的方法。吴太子患的是心病，心病只有心药医。楚客的一席话使吴太子不药而愈，这大概就是近世的话疗。

当代西方有学者提倡治疗哲学，即哲学可以治疗疾病。有的说可以治抑郁症。能否治疗抑郁症，我不能断定，因为抑郁症是一种疾病，需要服药治疗。但我相信心情开朗、思维辩证、不钻牛角尖，对防止疾病，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疾病，肯定会有帮助。

我对孔子说的“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三句话，特别喜欢。我把它视为快乐哲学。智者，不信鬼神，不迷信命运，不信偶像，因而不惑。智者相信理性，能够分清是非，对事、对人能作出正确判断。不惑非常重要。庄子说：“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小的惑可以使人无法辨别方向，而大惑则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仁者不忧。人的忧，或忧富贵贫贱，或忧生死寿夭。仁者，不惧贫贱，不忧生死，何忧之有？勇者不惧。勇者并非勇于力，而是勇于心。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错误。胜人者有力，而胜己者才是内心真正坚强的勇者。我们常说，要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见义勇为、勇于战胜自己，这都与勇于对待自己有关。恃强凌弱者仅具匹夫之勇，见到更强者则成为懦夫。

存在主义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哲学。如果我们信奉“我的存在是我最大的负担”，若烦、畏是人的本真，我们不可能过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最终只有自我了结完事。叔本华、尼采都是哲学的大家，但他们的哲学无助于人过快乐的生活。与其相信叔本华、尼采的悲愤疾世的哲学，我宁愿人们践行“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教导。

10.谈焦虑

你们是不是有时会感到焦虑？焦虑是个心理学问题，但我们学哲学也应该懂得焦虑的本质和消除焦虑的方法。

并非任何焦虑都是坏事。正常的焦虑可以提高人的警惕性，可以促使人想方设法避免危险，可以成为行为的一种动力。焦虑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不应该焦虑的事过分焦虑，则是一种病态。这种事事焦虑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没有人没有过焦虑。消除不必要的焦虑的方法，可以是心理学的，也可以是哲学的。最简单的哲学思维方法就是善于计算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不能陷于“一切都有可能”、“万一”、“也许会”、“谁说得清楚”之类的思维方式。如果坐飞机心里怀有“可能”、“万一”，肯定一上飞机就七上八下。坐火车也是如此，甚至走在人行道上也可能有“万一”的时候。报纸上就有汽车冲上人行道把在车站候车的人撞死的报道。如果我们怀着“一切都有可能”的思维方式，就会终日惶惶不安。怎么办？应该具有计算概率的思维。

我们不能把危险的程度建立在“一切都有可能”、“万一”上，而应该建立在概率上。例如，每年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是多少，还不及汽车的千分之一。人行道上等车被撞的可能性是多少，几十年难遇。有过睡觉猝死的人，难道因此人人都不睡觉吗？实际上猝死的人数占正常死亡的人数的比例微乎其微，可以放心睡觉。凡事应该通过计算概率来确定应对方式。对应该焦虑的事，提高警觉性；对不应该焦虑的事，放心睡觉。要不，只能终日处于焦虑之中。

当然，这只是解除焦虑的思维方法，绝不是说可以无须防范概率小的偶然事件。人应该防范偶然性，但不能害怕偶然性。害怕偶然性，必然焦虑，因为人时刻都处在自己无法把握的偶然之中。为可能出现的危险担忧和对它进行防范是不同的。比如，坐飞机是安全的，但有偶然性，因此，坐飞机应该按照要求系好安全带。又如，猝死的概率是极小的，但应注意健康保护，检查身体，有心血管病、高血压要积极治疗。这是防范，与害怕猝死而终日惶惶不安完全不同。前者为万一而害怕一万，后者为万一而提高警惕，提防一万中出现“万分之一”。有哲学思维的人应该防范偶然，但不害怕偶然；提防万一，而不害怕万一。只有这样，才能安心生活。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人，才是智者，有点哲学家的味道。

中国有个成语叫“杞人忧天”，语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这个成语故事是嘲笑那些瞎操心的人。杞人忧天固然可笑，天不会塌，可天上掉石头砸死人却是事实。2013年2月15日早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上空突然掉下重十吨的陨石，震塌房屋，震碎玻璃，近千人受伤。据科学记载，陨石是常见天文现象，是小行星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碎片。“天”时刻都在掉，不过掉下的不是“天”，而是天上星星的碎片。看来杞人忧天还真有点道理，然而我们因此要像古代杞国人那样天天惴惴不安吗？当然不必。陨石砸伤脑袋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每天为此日夜担心，就近乎患焦虑症了。

11.谈谦虚

年轻人血气方刚，年少气盛，容易狂放不羁，出语伤人。这不好。人应该学会谦虚，要学会谦虚。谦能得人，虚能容人。要实心实意地有谦虚之情，必须懂得为什么必须谦虚的道理。不懂谦虚之道的谦虚，往往是假装的。凡是假装的谦虚都会因人而异，因势而异。“一阔脸就变”，这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谦虚与虚伪往往容易相混。你们是哲学博士，是高学历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并不太多，你们必须懂得谦虚。

从知识角度看，我们的水平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浩瀚无际，专业各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种类繁多，哲学只是其中之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众多二级学科中的一种。即使你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极其丰富，一个人毕生研究马克思很不容易，还有恩格斯，如果要精通他们二人的思想就更不容易。从纵向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人物众多，流派纷呈。我看没有一个人敢言自己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理同样如此。老实说，其中一个原理的深入探讨都可能需要多年的努力。“学业有专攻”，我们不可能全能。至少应该懂得这一点。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谦虚点，不会目中无人。此其一。

从辩证法角度看，谦虚之道就是辩证法。中国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尺与丈相比，当然短；寸与分相比，当然是长。长短相较而存在。懂得辩证法的人，才会懂得谦虚。水太满则外溢，器具太满则不能盛物。你们是博士生，属于有学问的人，但不是什么都能。我以太阳和月亮为喻。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月亮的清光举头可见。但即使如此，它们仍然有照不到之处。灯烛之光，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太阳和月亮相比，但它可以照到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例如桌子底下、地窖中或其他任何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角落。这就是说太阳和月亮无论怎样普照大地，由于高高在上，都会有照不到之处；灯烛无论怎样微弱，也可以照到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古人说，“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众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无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我们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人切莫自大，自大为臭。再伟大的人，也可能有失察之处；普通人，也可能有千虑之一得。如果认为博士毕业就高人一等，这就不懂哲学。

在人际关系中，谦虚的人最容易团结人，受人尊重，而狂妄自傲的人，最不招人待见。《易经》中说，“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可见谦虚的重要性，守天下、守国、守身都离不开谦虚。老子《道德经》中以水为喻教导人们应该谦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还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我已八十多，虽然阅人不多，阅世不深，但还是看到过凡是桀骜不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要记住我对你们说的，尽力做事，夹着尾巴做人，这是谦虚而不是怯懦。

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谦虚的，因为他志存高远，目标远大。费希特在《论人的使命》中讲过这个道理，他说，“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因为摆在他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因为他应该达到一个崇高事业的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境界他通常仅仅是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接近的”。最骄傲自大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学问的人。最自满的人，往往是半瓶醋。半瓶醋自以为是满瓶，故称为自满。真正满瓶就不会晃来晃去。

12.谈消费

你们现在的消费观念和水平与我的子女读大学时的消费观念和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基本的哲学道理应该相同。消费型社会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如何看待消费与节约的关系问题。

按发展生产来说，必须拉动需要，特别是内需；按治国教民来说，应该提倡节约。如何找到节约与发展生产、推动内需之间的平衡点，是个难题。问题是如何区分正当消费与奢侈。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可能存在分歧。经济学家着眼于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以需要为动力，以消费促生产，而哲学家则考虑过度消费对人、人性、人的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我看来，奢靡之风和过度消费不属于拉动内需的范围，是既不利于生产发展也不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的畸形消费。它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虽然它能增加GDP，可这种GDP是不值得夸耀的。我们应该满足人的正常需要，包括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我们应该反对拉动内需旗帜下的奢靡之风。

情不可绝，欲不可灭，但必须以理制情，以理制欲。社会越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下的牟利引导，种种煽情纵欲之诱惑扑面而来。纵欲是对民族精神的戕伐。古人都知道欲不可纵，提倡节欲。“夫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灭天理矣。”“夫欲至无极，以寻难穷之物，虽有贤圣之姿，鲜不衰败。故修身治国也，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说苑》中也反复论述到情与欲的关系：“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见到一些官员和老总的自我败亡之路，无不是在财与色上栽跟斗，即败于贪财纵欲，也就是古人说的“物至而人化”。

而今的博士生毕业没有条件可以奢侈，会有一段时期生活感到紧张。我说的话，这对你们生活条件改变后有好处，也算防患于未然。

13.谈死

人世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死。没有死亡，就没有宗教。宗教就是创造一个不死的世界，让灵魂继续在另一世界存活。没有死，哲学就会失去最有智慧的部分。如何对待死亡，是哲学智慧的重要部分。如果没有死亡，庄子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全部中西哲学中许多重要内容都会因此失去光彩。使人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全力以赴的事，可不会有任何结果。对死亡的恐惧似乎是人的本能的一部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哲学家谈论生死几千年，宗教从产生起无时无刻不要求人从死亡中解脱，向往极乐世界或天堂，可人还是愿意留在人间。可不能由此得出没有必要讲生死观的结论。

对死的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科学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科学的角度容易讲清楚。像庄子说的，生死如日夜之常，是自然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从本质上说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恩格斯还补充了一句，“生就意味着死”。生死相依，再蠢的人、再怕死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这是铁的规律。虽然曾经有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有过汉武帝受李少君之骗的事，但人人会死，一个也不能少，毫无例外。

对死的科学分析是容易的，是无法否认的，最难的是价值判断。既然人终究必有一死，那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贤与愚、肖与不肖、好人与坏人、穷人与富人、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最终都是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呢？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也说过，死亡是终结，而且对于死者来说，一切都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丧失了全部价值。的确，人的死亡意味着人间一切的了结。人的价值被死亡所淹没。如果按照这种死亡观，人的生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终必有一死。可我们要弄明白，死是生命的终结，但不是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结。不是有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死了，他还活着”。

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人人不死，都与天地同老，与万物同春，那人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何必讨论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呢？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的产生，正在于人人有死，人生短促。如何在有限人生中尽一个做人的责任，这才产生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不死的东西不存在价值问题。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生与死的意义的不同认识。所谓“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在短暂人生中的人生意义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好死不如赖活，又是一种理解。由于人皆有死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对生的价值判断，两眼一闭，管它怎么说呢。如果抱着这种生死观，为善为恶、好人坏人都是一样，反正人人归于一，最终都是死。这种生死观是最无道德、最无责任、最无担当的生死观。

死，是无可逃避的。由于有死亡而看破红尘或人未死而心先死，都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如果寻求解脱，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逃避死亡，寻求解脱，实际并未解脱，因为心存解脱之心，证明仍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真正的解脱应该是既认识死的必然性，又懂得生的价值。既热爱生命，又敢于走向死亡。这才是真正懂得生与死。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不知生，焉知死”，这是充满智慧的回答。死是必然的，不需要探讨，不请自来，要紧的是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只有生的伟大，才有死的光荣；若生的卑鄙，则死的猥琐。

你们正年轻，如旭日东升，正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生与死的问题没有进入脑海中，不像我这个老头子。可是你们不仅是年轻人，还是一名哲学博士。作为哲学博士，你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生死观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不思考这个问题，不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你们的哲学就学不好。

第二章 生活的世界

1.谈生活世界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质世界，是一个不依存于我的世界。世界的物质性讲的就是，人生存于客观世界之中，而非客观世界存在于我心中。存在于人心中的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最大的原则问题。

从本质上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物质世界，但不是与我无关的世界。人只能生存于人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我们把这种由人和人类活动构成的多姿多彩的世界，称为生活世界。这是人类活动的世界。如果停止生产，人类生活世界就不复存在。除物质生产外，人还有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包括人们的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总之，一切世俗生活都属于生活世界，它构成了人类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论断完全正确。如果没有人类种类繁多的实际活动，社会及其多样性就不复存在。人类生活世界不是离开物质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它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是在客观物质世界被人化的过程中出现和存在的“人”的世界。

生活世界是属人世界。生活世界并不能取代物质世界。除了“人”的生活世界外，动物有“动物世界”，植物有“植物世界”。可以说，世界包括“各界”，有无数各种各样的小“世界”。人的世界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世界。人有意识，也最为狂妄，自以为人的“生活世界”就等同于世界全体。纳须弥于芥子之中，其实人的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如同芥子，地球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但对人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大村庄，人类世世代代生于斯，老于斯，代代相沿，人至今仍生活在地球上。

生活世界是人创造的世界，是一个能够适合人生存与需求的世界，因为它是人的对象化世界。人把它艺术化、科学化、合理化。自在世界不可能满足人，人以创造满足自身的存在，创造出许许多多原来世界没有的东西。但人化世界又不等于合理世界，不等于一切都合乎人类生存需要的世界。人不仅有可能破坏自然，还有可能破坏社会自身。在生活世界中，每个阶级的处境不同，人的境遇也各不相同。有富人、有穷人，有人杀人、有人被杀，有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生活世界时时刻刻都在上演各种戏剧，有悲剧有喜剧，有战争有苦难，有天灾有人祸。正因为现实的生活世界并非都是合理世界，更非都是理想世界，因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产生了各种对现存世界、对现存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抗议。它可以表现为艺术，即诗歌和小说；也可以表现为理论，即社会理想。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同》期待的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但实际上也是对现存世界的抗议。“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诗经·伐檀》到屈原的《离骚》……中国历朝历代忧国忧民的诗人的诗歌中，无不包含强烈的批判社会现实不合理现象的内容。

西方也是如此。不仅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著名的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它们无不包含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强烈批判。著名的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写的《健全的社会》就是从精神病学、从人格健全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名作。

人的世界是人创造的适合人生存的世界，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又包含不合理的部分，这是进步的代价。这就是矛盾。人的生活世界既有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有人与社会的矛盾。否定生活世界的合理性，赞美莽莽未开化的原始状态，企图倒转历史车轮，回到太古时代；或倡导看破红尘，栖身寺庙，退回山林做隐士，都不是解决人类世界不合理现实的方法，最多是独善其身而已。可在混浊的泥水中独洁其身，是很难的。

当然，不承认人类世界中存在不合理性，单纯为现实辩护则是另一种错误。黑格尔虽然是辩证法大师，但他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明显包含为普鲁士帝国祝福和辩护的意涵。经过恩格斯的解释，它才被赋予真正辩证法的新意。

生活世界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它具有合理性，人类文明、文化积累以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一代代人创造的结果。但它又存在不合理性，因此必须改造。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生活世界的态度既是肯定的，又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从肯定中看到否定，从存在中看到发展，从消灭中看到新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之所以产生马克思主义、产生共产党，就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生活世界，创造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满意现实世界才追求理想世界，但他们又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立足现实，构建理想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立足现实，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追求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批判和充分吸收的基础上。

回归生活世界，成为当今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但你们要注意，对生活世界的研究要防止经院哲学。只在概念上兜圈子，在主体意识范围内兜来兜去，弄得神乎其神，这不是真正回归生活世界，而是离生活世界越来越远，因为真正的生活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就是人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它是充满矛盾的非理想的世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无法逾越的世界。以其为基础，人类便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谈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这是不错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世界上什么东西都能用钱买到，唯独生命是无价的，当然应该尊重生命。所谓尊重生命主要是指尊重人的生命。至于尊重其他动物的生命问题，则涉及生态问题、环保问题。我们不能滥杀其他动物，这不是出于宗教的众生平等或其他抽象道德原则，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不可能人人食素，以某些动物为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人可以合理饮食，但不可能绝对素食。那种既要食肉又要君子远庖厨式的人道主义，我认为是虚伪的。人不仅食肉，而且会为了自身的生命而消灭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动物，包括禽流感时期大量扑杀鸡群。我还没有见过以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的名义对此提出的抗议。

尊重生命与生命至上主义不能等同。生命就其作为生命而言，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西方一些学者，一方面，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因各种原因而死的人满怀人道主义情感，对革命者百般指摘；可另一方面，对几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反抗者的杀戮，对当代战争中死于先进武器下的大量无辜人民，不置一词。尊重一些人的生命，而又不惜毁灭另一些人的生命，这种具有明显倾向的所谓尊重生命，并非对生命的真正尊重。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似乎矛盾的情况：高唱尊重生命者可以同时是最不尊重生命者。他们在战争中重视自己“零伤亡”，可又不断发明能一举消灭对方的先进武器。究竟是尊重生命，还是轻视生命？这难道不说明，尊重生命是个抽象的命题？他们肯定会区分谁的生命应该受到尊重，谁的生命不该受到尊重。新疆发生恐怖活动，许多无辜人民遭到杀害。西方某些人不关注被暴徒杀害的群众，反而指摘中国的反恐斗争。可见，尊重生命往往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斗争的话题，映射出某些西方大国的偏见。

生命宝贵，自不待言。但在社会生活中，还有高于生命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抽象地宣传生命至上主义，而是必要时把理想和信仰放在生命之上。我们的先圣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时，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可见在孔孟看来，道与义的重要性在生命之上。

战争会死人。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历史事实。“可怜无定河边骨，都是深闺梦里人”，也是历史事实。古来如此，当代也会如此。可战争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侵略与反侵略之分。如果我们的军人不准备打仗，不准备牺牲，奉行生命至上主义，就不能克敌制胜。对军人而言，爱国主义教育就包含必要时为国牺牲的教育。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在多次保卫国家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一个个可贵的生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死于战场。有的永远埋骨异国，有的甚至骸骨无存，难以魂归故里。但我们不能因此对侵略者就不抵抗。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当然，我们应该爱护生命，应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应该关心战死在他国的中国军人，尽量使遗骸还国，魂息故里。但抽象地宣传“生命至上”，宣传生命的“终极价值”，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就生命谈生命的宝贵，是一种哲学的错误。我们应该尊重生命，但更要尊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否则一部人类历史、一部世界史，只是彼此的杀戮史，而非同时亦是保卫祖国、维护正义的历史。这种生命观要不得，你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

3.谈活和为了什么活

人活着和人为了什么活着，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人活着不是人生观问题，而是属于自然科学，或者说是生物学问题。人活着是因为出生，人是父母所生；地球上存在人类，则是生物的进化。一个人，如果没有父母两性的结合，就没有自己；而没有生物的进化，则没有人类。可人为了什么活着不同，这是人生观问题。人活着可以说是自然因，而人为了什么活着则是目的因。

人活着是不由自主的，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而人为了什么活着，则决定于个人抱有什么样的人生目的。活和为了什么活是不同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不吃饭不能活是生物规律，活着有没有饭吃是社会规律。饥饿是生理反应，反饥饿则是社会革命运动。

人活着的原因，人人相同、古今相同、世界相同，都是源于自然原因。可人为了什么活着，则各不相同。例如，孔子为道而活着，“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求道不求食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儒者最为赞赏的“孔颜乐处”。可有的人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例如杨朱讲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人活着就是要全真保身；老庄也是主张人要活得自在，自得其乐，要像在天空自由飞翔逍遥游的大鹏，而不能乐人之乐。所以，孔子的入世、佛教的出世、庄子的避世，都属于人为了什么活着，都包含人生观问题。“今朝有酒今朝醉”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人生目的，即不同的人生观。

人生观的核心是理想和信仰。区别人生观的界线是不同的理想和信仰。人为了什么活着，就是指人怀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对自己理想的执着追求就是信仰。信仰从属于理想，是实现理想的精神动力。理想支撑信仰，没有理想就不可能有坚定的信仰。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信仰是因为其理想的高尚和坚定。信仰动摇就是理想的破产。当前所谓信仰危机，本质上就是理想的缺失。没有理想，信仰当然会动摇；没有信仰，理想就难以支撑。如果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乌托邦，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坏现象而感到理想破产，消沉愤世，则必然导致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是人生观问题，可它的根源却在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错误，因为它不能对社会问题有正确的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作为理想是完美的，因为它是图景；而作为现实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因此，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建设的，而不是一盘既成的美餐，端上来就可以吃的。贪污腐败需要反腐、道德需要教化、人的素质需要提高，社会主义就是在克服种种污泥浊水中前进。立志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就是理想，相信它一定能改变就是信仰。如果没有这理想和信仰，面对种种不良社会现象感到无奈，必然会愤世嫉俗，甚至消极低沉。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像宗教那样，约许人间天堂。约许是空头支票，永远无法兑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学说，是指导人们为社会理想而斗争的学说。它以社会历史规律为依据，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景，但它要求组织政党动员群众为理想而奋斗。以争取人类美好社会为目标而奋斗是理想，相信它最终能实现就是信仰，而为了这个理想和信仰而实践就是行动，就是革命、建设、改革。

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也有生命，但动物不存在生命观的问题，它们是本能的生存。人不同，人有意识，有能力进行反省，因而能反问自己为了什么活着。可仅仅是有意识还不能提出这个问题。不少人生活一辈子，从生到死并不曾自我探询过“为了什么活着”，可以说是糊里糊涂的一生，甚至是浑浑噩噩的一生。他们没有意识吗？不是，他们全部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哲学反思意识，没有对人生意义探询的哲学意识。

人生观问题属于哲学意识，只有哲学才能提出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问题，提出人为了什么活着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哲学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意识，即所谓智慧的痛苦。从来不追问“人为了什么活着”的人，整天浑浑噩噩。他们没有痛苦，但也不懂生命的意义。古代希腊哲学家皮浪赞赏狂风暴雨中船上仍然平静进食的猪。人人如果都如同这头猪一样的平静，当然没有痛苦。如果哲学都把人变为猪，当然不存在“为了什么活着”的问题。人终究不是猪。这就是人活着，还要问为了什么活着。我希望你们能思考这个问题，不要钻在抽象概念中出不来。

4.谈“使人成为人”

你们是博士，同时是人。男博士、女博士都是人。因此，如何做人是你们的必修课。博士都是成年人，受教育多年，自然懂这个道理。如果不懂如何做人，光做博士，最终仍然是失败的。我曾经见过，苦读多年成为博士，但由于做人不地道而身败名裂的事例。

你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既要懂中国哲学也要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都有做人的道理。中国哲学立足教化，追求道德完善，使人成为道德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变革，追求人的解放，使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各有其用，不是相互对立的。

中国哲学使人成为人有两个不同层次。一个是理想层次，这就是儒家追求的圣人、贤人，老庄哲学追求的至人、真人。这可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虽说人人皆可为尧舜，可真正成为尧舜者，自古以来有几人？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无非是人性本善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圣人、贤人，少之又少。至于至人、真人，更是渺茫难求。按照庄子的说法，“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他还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我不知哪位哲学家达到了这个境界，不知如何使人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不必追求这个境界，也不可能有这个境界。如果追求这个境界，我们就走火入魔了。

我认为真正有作用的是现实层次，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如何做人的规范和如何处理人生问题的哲学原则。例如，儒家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做人要讲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倡导的人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乃至“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都不像圣人、贤人那样高不可及，而是现实社会中做人的样板。庄子之安时处顺、淡泊名利，也不失为一种处世做人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另一种哲学，它不是专注人的道德修养，在道德和境界意义上使人成为人，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追求人的解放，使处于异化的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革命哲学，而不是道德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道德修养无论修养到何种超凡入圣、炉火纯青的地步，终究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对广大受压迫的群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而是追求解放。统治者最乐意看到的是道德完善的人，而不是追求解放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人。

当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重视做人。在人压迫人的社会斗争中，需要有革命情操的人，需要有为理想、为人民而顽强不屈，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志士仁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摆脱了利己主义低级趣味的道德，应该说是人间最高尚的道德。你只要看看多少革命者在刑场上、在监狱中、在战场上表现出的那种视死如归、感人至深的情操道德，还能说马克思主义者是非道德论者吗？不能。在革命胜利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革命者自身的道德情操和革命的坚定性；在革命胜利后，重视群众性的道德建设，重视核心价值建设。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以道德批判取代社会批判。道德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道德表征，它是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不正常的道德状况是社会中存在不正常的社会原因的道德表征。正如发热不是病，而是病的症状一样。通过教育使人成为人，涉及的是个人，一个个现实的个人。任何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通过每个人个人道德的提高而变为合理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改革社会，为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成为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创造社会条件。这是唯一现实的可行道路。

你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首先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变为自己的一种道德情操；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应该讲立场、讲原则，应该有理想、有信仰。同时，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做人的基本原则，懂得孝敬父母、和睦家庭、讲信义、重友情。这样，你们的哲学才算没有白学。

5.谈民不聊生

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你们是博士，虽然是学哲学的博士，但同样要关注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大哲学问题。

对任何帝国、任何王朝来说，民生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帝国的灭亡、王朝的更替，最终都在于人民难以存活。一个社会民生多艰的原因可以是多样的，或是帝国无限扩张和战争导致的民不聊生，或是王朝的徭役和赋税过重导致人民难以生存。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这个社会是不能持久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解决民生问题，天就会塌。民生的重要性，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知道的。中国书籍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但它为什么重要、有什么规律，却并不一定知道。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在于从这个日常生活道理中发现了人类社会的秘密。你们是搞历史唯物主义的，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待民生问题。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知道民生重要，但又不能真正重视民生呢？因为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实际的政治制度。当统治阶级和统治机器全部要依靠人民供养时，只能是搜刮，越多越好。剥削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人民的负担只能越来越重。中国历代王朝从兴到亡，都从轻徭薄赋开始，都以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告终。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民不聊生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发生马克思曾经期待的社会革命的原因，也是它们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原因所在。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已经过时，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这种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矛盾的激化表现为普遍饥饿和百姓为生存而抗争。当生产力提供的东西不足时，饥饿是社会革命最主要的原因，而一部分人饥饿缘自财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高度发展，不会发生社会普遍性饥饿问题，可是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它表现为社会的贫富两极对立和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社会一小部分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并为追逐最高利润而掠夺自然。当代贫富对立和生态恶化，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可以这样说，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穷，因为比较普遍性的贫穷而革命，任何一次大的自然灾害都会成为革命的导火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则会因为富而革命，不是普遍的富，而是富而不均，两极分化，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引起抗议和动乱。这还是民生问题，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生问题，是富裕社会中的穷人问题。

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民生问题既包括发展生产，做大蛋糕，也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中国解决民生问题，同样是调整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要发展经济，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社会财富的大大增加，就不可能改善民生。要调整分配关系。要反对腐败。政治要清明。只有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有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制，才能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在调解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主导作用。单纯的财富增加，并不能保障民生，因为它可能为一小部分人占有。民生问题也包括文化民生。要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文化素质，而不只是满足物质需求，还要有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民生问题实质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不单纯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总体社会观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虽然不是学经济的，但完全有发言权。

6.谈信

信，也就是诚信，是涉及社会生活多个层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应该从三个层面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是个人的道德层面，这关乎每个人，包括你们和我。做人要讲信。信由人和言构成，就是说话要算数。中国古人说，“一诺千金”，“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的都是信。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为一时痛快，随口答应不容易做到的要求。轻诺必寡信。中国传统道德把信列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之一。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群书治要》中引《袁子正书》中的话：“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一个说话不算数、失信于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

一个是社会层面，这就是社会诚信，人对社会的信任。商店里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药厂里制造假药，诸如此类的失信对企业是致命伤，往往导致倒闭。同仁堂的信誉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炮制虽然繁荣，必不敢减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如果社会中的各个部门失信多，集合在一起就会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危机是非常可怕的，银行失信，会发生挤兑；商品品牌危机，就会倒闭。社会信任危机，往往是社会危机的信号。但只要国家没有发生信任危机，就可以运用上层建筑加强规管，调控社会信任危机，稳定社会信心，使社会正常运转。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懂得社会信任危机的哲学意义。

信，最重要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即国家信任。这是最根本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重视信，民无信不立。秦孝公变法时，商鞅采用立木示信的方法来动员老百姓树立对改革的信心，结果获得成果，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可以说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来自获得百姓的“信任”。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懂这个道理，一旦失信于民，政权的根基就动摇了。《论语》中子夏有一段话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国家要获得人民的拥护，首先必须获信于民。

政府守信与失信，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而且，判断政府是否失信的标准不是言而是行，即实际政策。孔子提出“听其言，观其行”的方法，这是判断政治家诚信的标准。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列宁也说过，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的言论，而是根据他的行动。这种思考方法，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所谓竞选语言最为有用。竞选时期，政客们可以提出各种许诺，开出各种支票。一旦上台，很少兑现的。这叫竞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玩弄西方政客的手段。中国共产党的承诺是以党的政策方针和决议的方式公布的，而非电视台竞选时的空头支票，而且承诺必须在实践中予以证明。

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否履行承诺，不仅关系到主政者的政绩，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公信力，是如何处理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的关键问题。在西方所谓民主社会，竞选时政客说尽的好话可以不作数，一届一届的新当选者可以许下无数新的诺言，兑现与否最多影响是否连任，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言行不符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竞选常态，竞选语言可以成为一种竞选文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当选者可以失信，把竞选时的承诺作为竞选语言。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行。“失信于民”对社会主义是极大的祸害。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来理解信的问题，不要将其仅仅看成一个道德问题。

7.谈利益

你们要注意，对利益的关怀不能等同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你们应该分清利义之争中的利与义的关系，分清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个人私利的区别。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就弄不清应该赞成为利益而斗争，还是弃小利而取大义；弄不清哪种正确，就会在理论上沦为利己主义的同伙。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利益。这是针对那些只重视观念而不懂得物质利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说的。强调物质利益就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是重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提供物质财富，只有合理分配才能保证利益的公平。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区分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还是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非争利益就是唯物主义，而讲风格、讲道德就是唯心主义。如果这样，那就把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引到了荒谬绝伦的境地。

利益当然也包括个人利益。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人利益，为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斗争中就包含为每个成员的利益的斗争。否定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虚幻的。但个人利益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与集体利益、与他人利益相抵触、相矛盾，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个人利益，是一己私利。马克思把这种私利极妙地比喻为个人脚底下的鸡眼。如果有谁触犯他的私利，就犹如踩痛了他的鸡眼一样。马克思强调，“有人可能踩了我的鸡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优秀的人。正如你们不应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看他们”。不能单纯以“有利”“无利”作为评价的标准，而要看谁的利益，什么人的利益，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利益。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与从个人私利出发，虽然都涉及利益问题，但是性质完全不同。一己私利，往往是遮蔽正义的眼罩。

义与利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中的重大问题。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中的大辩论。对于这个大辩论的正反辩方难以简单地肯定谁是谁非，必须弄清义与利的性质。不加分析无条件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是不对的。以求义与谋利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界线，是一种道德唯心主义。谋利，关键是为谁谋利，谋什么样的利；求义，关键是求什么样的义。一概否定谋利正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期所批判的观点。可是，当只谋一人之利，谋国君之利，情况则不同。《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反对梁惠王一见面就问，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何以利吾国，然后推及大夫问，何以利吾家，推及士庶人等问，何以利吾身，变为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孟子的治国药方，“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推行的是王道仁政，将其置于这种利之上，站在孟子的立场看是有道理的。因为梁惠王所问之利并不是人民之利，而是国君之利。大夫、士庶人等所问之利也属于一己之利。为这种利而争夺不休，当然有害于王道仁政之大义。可以将这种非百姓之利的国君、大夫之利称为“专利”。“专利”用现代语言说，是“既得利益”。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专利的危害古代人都知道：“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物质利益重要性的真正意义，不要庸俗化。不要以为讲利益就是合理的。你们看，在国际政治中流行的一句话：“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某些国家的行为原则。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世界的风云变幻，才能理解同盟者分分合合的原因所在。无论其如何以保护别国人民，以人道、公平、正义为掩护发动对别国的侵略、轰炸，只要记住它们关心的不是别国的人民而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就不会被其蒙蔽。而国家利益是虚幻共同体的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利益，仍然属于“专利”。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封建主义社会时说过，它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可是在当代，有些论者往往对一些国家以保护别国人民为旗帜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极其卑鄙的利益原则缺乏认识。如果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区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和它的合理性问题，就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重要原则。

8.谈贡献

你们要把贡献和追名逐利区分开来。如果你们读了博士，花费了国家和家庭大量的经费，却不能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那读博与不读博又有什么区别呢？要理直气壮地多作贡献，必须厘清贡献与追名逐利的区别。

我们反对追名逐利，但提倡贡献。有人会说，能够追到名获到利，不是也因为作出了贡献吗？作出贡献，不是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名和利吗？这种“一致论”似是而非。我们承认，这二者之间会有某种交叉点，在顺利时可能有某些一致性。可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它的区别就立即显现出来了。追名逐利的目的在于自己，而贡献的目的在于社会。当个人利益不能满足时，追名逐利者可以撂挑子，甚至成为研究团队中的害群之马；相反，则是越困难越向前。追名逐利是困难时获得成功的阻力，而为国家和集体作贡献则是困难时获得成功的动力。

冯兰友先生曾说：“世界本非为人而设，人偶生于其中耳”；“此世界既非为人设，故其间之事物，当然不能尽如人意”。改造世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之路，人就是生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人生的本质其实就是改造世界和社会。人的价值、意义就是以其在改造世界和社会中的贡献大小为尺度来衡量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就是因为他们对改造世界社会的贡献大。

贡献与地位和权势不能等同，有地位、有权势不一定就是有贡献。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普通劳动者默默无闻地贡献，世界就不可能这样，社会就不可能这样。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无一不依靠劳动者世世代代的贡献，依靠其中杰出者的卓越贡献。这就是我们尊敬贡献者而鄙视追名逐利之徒的原因。

借用培根的话，我们可以把追名逐利比为蚂蚁努力为自己积存食物，而把贡献比为蜜蜂的采花酿蜜。蚂蚁，为自己积存食物，可以破坏河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可以祸害食物，可以危害花草树木。总之，蚂蚁的努力对于自身有利，而对别的东西有害。而蜜蜂则是无条件的贡献，越努力贡献越大。正如利己主义者干劲越大，越有害于社会；而贡献者的努力越大、干劲越大，则贡献越大。

9.谈识时务

你们可不能把“识时务”和契诃夫小说之《变色龙》中那位专横跋扈、媚上压下、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奥丘梅洛夫式的人物混为一谈。如果弄不清这个区别，你们就很难评品历史人物。

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赞扬孔子，“圣之时者”。时者，识时务也。识时务者为俊杰，亦为我们祖宗之宝训。可识时务又往往会成为一些人投敌叛变的借口。因此，守气节与识时务，似为两难。我读明代大学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深感如何处理识时务与守气节为评价大变动时期中国历史人物的一大难题。

黄宗羲有生之年正值晚明清初的大变动时期。他父亲黄尊素惨死于阉党，而他自己又遭有拥戴之功的阮大铖的迫害。按一般常理，明朝对黄氏父子刻薄寡恩，与黄宗羲有杀父之仇。可是，清兵入关，黄宗羲一直起兵抗清。他不应清康熙皇帝征召，拒绝博学鸿儒科考试，潜心著述，成为一代宗师。他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政治学的扛鼎之作。就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是不可避免的。明代自万历之后日趋腐朽，始亡于李自成的最后一击，终亡于清兵的入关。效忠腐朽的明王朝，抗拒不可阻挡之势的清朝，可以说是不识时务；可反对异族入侵，维护已经不可救药的明王朝，又可视为有民族气节。这样在历史大变动时期必然陷入两难之中：抗清是民族英雄，还是迎清兵入关是识时务？究竟是史可法、黄宗羲等人冥顽不化，还是洪承畴、吴三桂等人识时务？这是个重要的历史观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明末清初的历史要重写，而且有关类似问题的全部历史都要重写。这可是考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水平的试金石。

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具有历史观点。在历史上，战争有三种不同情况，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识时务”与“守气节”抽象化为一种可以不分情况普遍适用的道德范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有入侵与反入侵之分。站在维护民族利益立场，抗拒入侵者是正义的，拒不降敌为此而牺牲者是有气节，否则即为变节投降。秦桧与岳飞忠奸之分正在于此。按例，明末抗清者为有气节，而洪吴之流非识时务而是卖身求荣。尽管北宋灭亡，偏隅江南的南宋也朝不虑夕、意图苟安、屈辱求和以自保，但是如果认为主战派为顽固派，认为投降派为识时务者，就是颠倒历史。明末清初的抗清与迎清人物的评价应亦如此看。当时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两个政权，各有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入侵者杀戮和土地不被侵占的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侵略与被侵略、占领与反占领之分。尽管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中国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高于封建社会形态，但是这不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正当理由。它们不是输送文明而是侵略。因此，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爱国。此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重合的。把义和团视为仇外的野蛮人，把鸦片战争中的反抗视为拒绝贸易、闭关锁国，都是站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说话。此时，所谓“识时务”者则为卖国，而反对帝国主义则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情操。当时清末确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他们注定是一群悲剧性的人物。

第三种情况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被压迫者反抗统治者的斗争。这是正义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斗争。此时，“识时务”就是弃暗投明，转到人民这边来。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是这样做的。国共内战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中起义人士都属于这种“识时务”者；相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为国民党尽忠者并非明智者，因为他们分不清究竟应该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个人和党派。

历史情况不同，对守气节和识时务应该具体分析。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读懂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就能弄懂何谓气节，何谓顽固，何谓识时务，何谓变节。

10.谈功成身退

自隋唐科举制后，儒生们最得意的两件事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其实，最为得意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人人可有；金榜题名，并非十年寒窗者人人可得。科举制时代，不少读书人一生没有半点功名。《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中写的最为精彩的一篇。可金榜题名后又如何？无非是为官做宦，跻身统治者的行列，荣宗耀祖，光耀门楣，享尽荣华富贵。

做官，是做清官，还是做贪官；是做忠臣，还是做奸臣；是做一个尸位素餐的木偶官，还是做一个真正为民办事的好官，对此作出正确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自古以来，庸官不少，真正有能力办事的清官或有建树的官往往又下场不妙。我记得豫剧《徐九经升官记》中，身处官场、亲身经历官场腐败的徐九经唱了一段历数做官难的苦水，很有意思。我感兴趣的不是做官的问题，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并不鲜见的，官员在建功立业、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不得善终的社会现象。因此，哲学家总结出一套关于个人在政治领域中应该如何自保的哲学。

老子在《道德经》中多处提到功成身退的思想。“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后来又反复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从《道德经》全书看，这并非着重强调历史上一些名臣良将的不幸遭遇，不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是关于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思考。在老子看来，“反者道之动”。世界事物都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在社会生活领域，功成身退也符合天道，立功而不居功，反而会永久保存功劳，“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反之，则会身败功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功成身灭是不少声名显赫人物的悲剧性遭遇，故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明智者倡导“激流勇退”，而不是恋栈贪位，导致杀身之祸。李白生于唐代，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够多。他在《乐府·行路难》中历数：“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斯为秦国立过大功，为秦国的强盛作出了杰出贡献，可是秦始皇死后，李斯死于赵高谗言，为二世所杀。据说，临刑前谓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之死，往往为许多身居高位者借鉴。千百年来，人们读苏轼的中秋赏月兼怀弟弟的名篇《水调歌头》，对其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作出政治解读，“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成为政治险恶、高位难处的隐语。

对有志者来说，这是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不恋高位，像庄子那样视相位如腐鼠，不愿做留骨庙堂受人供奉的神龟，而宁愿在泥里做曳尾而活的泥龟。这种看透世情的高人终究是少而又少。针对处高位而惴惴不安的心态，我们的先人还是给出了一个处方，即以入世之心办事，以出世之心处世。当奋发向上时，应该有雄心壮志，立功于世；但功成弗居，不居功自傲，不忘乎所以，仍然谦以待人，不做违纪违法之事。或许可两全。至于因以功臣自居，进城后腐化堕落如张子善、刘青山之流，那根本不在此列。现在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一些人前半生兢兢业业，后半生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贪赃枉法，落个死刑或无期，那是罪有应得。此种人，与立不世之功却成为政治牺牲品者，不在同一等级上。

政治确实是个高危“行业”，可它是关系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那些欣喜于金榜题名之士与关心国家民族安危而投身政治领域者是不能类比的。前者的目的是个人、是家族，而后者的目的是国家、是民族。为个人的目的而置身官场，确实应该懂得功成身退，而为国家、为民族，则应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富避趋之”。这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的人，即使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也永远会为后人怀念尊敬。从长久看，历史是公正的，终有昭雪之时。岳飞、于谦之死，至今仍永志不忘。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曾经为人民立过大功而被诬陷遭迫害的人。他们的不幸遭遇令人悲愤。但终究会还以清白，历史得以重写。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人民作出贡献却屈死的人。

老子的功成身退、庄子的拒绝做官的哲学，有可吸取之处，但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的处世原则。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实行有效的民主制度，杜绝或防范中国封建社会中功成身灭的悲剧重演。经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最可笑的是，当代中国有些官员因贪污腐败而身陷牢狱，其中有些被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他们都高调倡言后悔从政，并留言子女切勿从政。他们不是归罪于自己的贪污腐败，归罪于贪婪之心和黑手，而是归罪为“从政”，仿佛从政必贪。这不是真正认错，而是死不悔悟。无产阶级的政治同时是具有政治道德的政治，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官场斗法和资本主义选举政治中的彼此攻讦和诬陷。

11.谈游泳

你们是博士，不要自以为有书本知识，就狂傲不羁，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博士是学历，是文凭，不是才干的证明。马克思在致女儿燕妮的信中说，说大话和做实事是不可调和的两个极端。如同游泳，站在岸上说自己可以横渡太平洋，随便怎么吹都可以，可往水里一跳，能游多远，立马见效。不要满足于文凭，还是多多下水吧。

从这里，我想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封建社会的科举制，虽然考取进士可以做官，但大多从基层做起，增长才干。“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帅必发于卒伍。”《后汉书》中有段关于重要领导选用问题的议论很有意思：“天下枢要，在于中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小惠，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大有从下层干部中选贤与能的意思。

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大多从基层干起，实际上是在水中学会游泳。村官制度，肯定也有利于干部的培养。西方的选举制，它们自夸是最民主的制度，有无从政经验、有无才能、有无实绩都无所谓，只要竞选中得票超过对方就行。这是无须下水学游泳，是从岸上直接往水里跳。哪种制度优越，由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和国情不同，自难抑此扬彼或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选拔政策有自身的传统和国情。以西方之药治中国之病的体制改革方案，反正我以为不会对症。

12.谈风雨

自然界有风雨，甚至暴风骤雨。这是自然现象。但自然界的风雨不会太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飘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社会中也有风雨，这就是政治风云。政治中的风雨时间长，其猛烈不亚于自然界的风雨。在社会性政治生活中，政治斗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它对社会进步有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带来误伤和冤屈。你们生长在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当代，没有这种经历，最好也不要再有这种经历，但作为一个人生哲学问题，我还是对你们唠唠。

清代一位著名学者有副名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最难风雨故人来”，语意双关，既可以是真正风雨交加，老友来访，烹茶相对，特别温暖；也可以是身遭厄运，人人如避瘟疫，见面绕开走，此时如有旧友来访，不避嫌，不绝交，一如旧时，也可谓“最难风雨故人来”。

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治取代人治。一切按法律程序办，罪与非罪，犯罪主体明确，谁的罪就是谁的罪，无株连之事。因而，在法治社会，不会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受。封建社会不同，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株连之事是常态。一人有罪，株连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均难逃厄运。有时甚至株连九族，从老祖宗到玄孙，一并治罪。这是农业社会宗法制度下生存方式的特点。老百姓不是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而是作为家族的一分子，甚至是整个宗族的一员。同宗、姻戚、师生、朋友，成为一个关系网。当统治者一收网，全在网中。清朝因文字而兴大狱时，株连之众，可以说是残忍之极。被称为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之多，可以说是历代王朝之最。像戴明世案、庄铤龙案、吕留良案都是大文字狱，累及师生。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牢骚话。

中国由于法制不健全，在一段时期内，因为政治运动怕受牵连，朋友断绝往来、陌若路人的事常有。既有怕株连者，也有对方情况不明，尚无结论，不去找麻烦的自保。这点可以理解。我自己对这点有特别体会。“文革”后期因写作组的错误，我接受审查，有些熟人也避之不及。我从不怪他们。一是我确有错误，应该接受审查；二是我自己的错误，他们并不知底，何必增加别人的麻烦呢！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我，也会如此。我是过来人，对“最难风雨故人来”感受最深。我曾在我的一本书中说过一件事，在我接受审查时，过春节放假三天，我的老支书生怕别人看见，有天晚上九点多偷偷地到我家来看我。他是老延安，是老革命。前些年逝世，这件事此生难忘。雪中送炭，总是会令人感激不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建立法治国家，以法治国，有法可依。因此，人们不会害怕无故被牵连，更不可能被株连。“最难风雨故人来”成为一个关于风雨夜故人来访的诗意描述，不再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这就是三十多年来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

第三章 命运的省思

1.谈人生之路

你们年轻，人生之路才刚开始，甚至可以说还未上路，因为你们还在学校，没有进入社会。进入社会才是真正踏上人生之路。

人生有三路：平坦道路、穷途末路、歧路岔路。绝对平坦之路是没有的。没有人一生是无风无浪、绝对平安的；如果有，一定是庸人，是不可能有任何进取和成就的人。穷途末路，也不是一般人的路，或者是作奸犯科之徒的路，或者是穷兵黩武、向外侵略的国家的路。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之路更多的是歧路、岔路。

在人生关节点上，在存在多种道路选择时，人一定要慎重。古人对歧路最为重视。《荀子·王霸》中记载杨朱哭衢途的故事：“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踬步而觉千里者夫！”一举足则成千年恨，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此之谓也。因为衢路是有多种通向的歧路，是可东可西可南可北的岔口。走错了，就会遗憾终生。《淮南子·说林训》讲的是同样的道理：“阳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这是人生之路。至于分别之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则不在此列。此处歧路，是朋友分别之路。

人的一生有时会有一些关节点，即道路选择。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一定要清醒，走正路而不能图捷径，更不能走邪路。误入歧途，幡然悔悟，回头是岸，则善莫大焉。你们能保证自己一生都是走在康庄大道上吗？不可能。我们是学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离经叛道，或者逃离马克思，都是事关我们理论生命的道路选择问题。在理论领域，岔口、歧路、岔路很多。尤其是当代西方思潮泛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遭到了一些人的贬损，是思想上可南可北可东可西、容易动摇之时，更应该注意道路和方向的选择。

2.谈生命的短暂

当我听到有些学生轻生时，总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应该对生命怀着某种敬畏，应该懂得生命的价值。生命本来就很短，对于很短的生命不知爱惜，反而自我毁灭，既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

我们要重视生命。因为它短暂，更要珍惜。因为它短暂，才显现它的价值。试想，如果人人长生不老，那人的生命有什么稀罕和可贵呢？人生苦短，这是中外古今的共识。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在一首题为《博物馆》的诗中写道：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这里有几把剑——愤怒哪里去了？……王冠的寿命比头长。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脚。至于我，你瞧，还活着。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如火如荼进行着。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它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物是人非”，同样是中国诗人对生命短暂的感叹。放在博物馆里的东西，肯定比人活得长。任何东西进入博物馆都获得永恒，唯独人进不了博物馆，除非木乃伊。可木乃伊令人想到的是生命的短暂。人只能进入历史博物馆，而历史博物馆是历史，而非现实的人。

其实，不用去博物馆，只要举头四望你就可以发现生命的长度。它不如一棵树，不如一块岩石，不如一条河流，更不如一座小小的山丘。它也不如自己的创造物。你们家里或许有祖传的衣柜、挂钟，祖传的字画，甚至祖父母、太祖父母用过的遗物。你们的生命虽然也属于你们家的祖传，但与其他祖传物的生命相比，你们的生命最短。尽管如此，最有价值的却是人的生命，而非物。它虽然短暂，却是永恒物的创造者。人用最短暂的生命创造了物的永恒。这就是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当然，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同的。圣者与王者的历史定位，不在于生前富贵，而在于贡献。贵为高官，死后默默无闻者多矣。你们能数出古今多少宰相、多少状元的姓名？即使贵为帝王的，你们又能记住几人？除了专门的史学家，活在百姓心中的皇帝实在太少。“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之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讲的就是生命的价值。你们要珍重生命，不仅为父母、为国家，更是为自己。充分发挥短暂生命可能包含的无限价值。

自杀，患严重抑郁症的自杀不在论列，因为这是一种病，我说的是正常人的自杀。如有些年轻人为情所困，因失恋而自杀，或为某种挫折而自杀。叔本华说过，当人感到自己面对的痛苦和困难超过自己生存的承受时，就会自杀。其实，这不能成为自杀的理由。自杀是自杀者的解脱，但却把痛苦的绞索套在了自己亲人的脖子上，使他们永远无法解脱。勇敢的一跳并非勇敢，而是怯懦，他们在困难面前失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些博士生因为论文未能通过或一时未能就业而自杀，则是更傻。因为这些都是能克服的困难。有自杀的决心而无修改论文的决心，难道自杀的代价比撰写论文付出的代价要小吗！

3.谈命与运

我知道你们学生中有些人痴迷星座，不知是自以为时尚追潮，还是真相信？如果一个学哲学的人相信这个千百年来不断被揭穿的迷信，那可学不好哲学。除非利用自己学到的一些哲学名词去当大师，加入骗子的行列。以《易经》行骗的风水师或大师不少，我都是一笑置之。这种玩意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方士、术士或江湖骗子玩过，除了骗骗想长生不死的帝王以外，终究成不了气候。

在中国词语中，命运虽然连用，但命与运不同。命具有不可改变的特色，它是注定的。这是一种迷信观点，相信天命或人命，都是一种迷信。没有人的人生际遇是由天命或自己出生的年月日决定的。运是一种机遇，它不同于命。命是内在的、不由自主地被决定的，实际上是对自己境遇的无可奈何的一种事后解释；而运则决定于一个人遇时、遇人或时代变化带来的机遇。中国人称之为走运。

1977年恢复高考对一些人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命。因为这个可能性是为每个知青提供的，可有的人抓住了这个机遇，有的人就错过了。为什么？因为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取决于自己。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同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是机遇，对另一些人就不是。所谓运气好，就是充分利用机遇提供的可能性，否则就会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我们不要相信命，但要充分抓住“运”。命是不可改变的，它削弱人的奋斗决心；运是可以变化的，时来运转。因此，运是时运，运取决于时。不改革开放，任何人都不会遇上变为亿万富翁的好运；不恢复高考，任何人都不会遇上进入大学学习的好运。

你们看看我们社会中一些亿万富翁就知道。他们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命好吗？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命都好，但不要说亿万富翁，就连一个万元户都没有。连傻瓜都知道，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发财的机遇。为什么越是发达地区，越是沿海地区，富翁越多，人们下海时都往广东、往深圳跑？不就是因为那里是改革试点区，商机多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首先出现在深圳难道是偶然的吗？同样星座，也可能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如果处在西北落后地区，可能就没有这个“命”，没有这个运。现在开发大西北，原来落后的西北地区，在发展的同时肯定会产生一批亿万富翁。他们会应运而生。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以生动的语言对迷信命运的农民讲过这个道理：“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当然是由于农民起来革命。也就是说条件变了，因而命都变了。不管什么星座，统统无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凡是大的变革就会改变一些人的命运。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霉；不管他们什么星座，不管他们是否同年同月同日生。因为条件变化，人的命运就会变化。运取决于时，是时代提供的条件，运是时运。但同样的条件不一定每个人都交好运，因为运还要依靠自己把握。一个人的运气，可以说是对时机的主体把握。被把握的时机就是机遇，好的机遇就是运气。一个智慧的人不要相信命，而要使机遇变为改变自己的时机。要善于抓住时变，不要白白放过。人的一生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偶然性。可偶然性不等于机遇，因为它可以被轻轻放过，也可以被抓住，抓住了就是机遇。学习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具有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的智慧。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名人包括明星，相信大师，求神拜佛，闭关坐禅。求神拜佛、闭关坐禅是个人私事，无可无不可，但拜大师实在没有必要。法力无边的“大师”不少是江湖骗子，专门欺骗那些钱多多。没有太多哲学思维的名人、富婆为风水师所骗的事，在内地和香港都有。这并不奇怪。相信命、相信星座和八字之类荒唐的人，肯定会受骗。

我推荐你们读一读唐代裴潾上的《谏宪宗服金丹疏》中的一段话：“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耶！”凡是自称能起死回生的大师，能指引迷津、知人休咎、祈祷免灾者，都是骗子之流。当然他们专门骗名人、骗明星，因为只要一人上钩，就是最有效果的广告。这就是他们必骗名人绝不会骗穷人的道理。

4.谈性格与命运

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学生，但性格各不相同。据有的专家说，性格决定命运，思想决定生活。此话有理，但都只说对了一半。命运是非决定的，没有人出生时就被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命运是人生历程中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有偶然的机遇，也有各种主客观条件，但性格确实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一个心胸狭隘、固执、主观的人，或者软弱、马大哈性格的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发展方面都会受到障碍。相反，一个心胸开阔、办事认真、性格坚定的人，处理人际关系、就业或从事任何工作获得成就的概率肯定高于前者。

思想决定生活，也甚为有理。一个人所抱有的思想往往决定其行为和生活态度。一个悲观的人，不可能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也不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往往无病呻吟，提不起精神；相反，一个乐观的人，行为是积极的，生活是快乐的、向上的，遇到困难可以自我化解。悲观者，每天都是阴暗情绪；乐观者，则天天阳光灿烂。在旅途中剩下半瓶水，一个悲观主义者想到的是“只有”半瓶水，而乐观主义者想到的是“还有”半瓶水。这个“只有”和“还有”的不同判断，可能就是决定他们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意志分界线。人生旅途也是如此。有的人偶遇挫折就悲观失望，走上绝路；而有的人一生坎坷，却屡挫屡起。这是不同的思想在起作用。思想支柱就是精神支柱。它视之无形，实则力量巨大，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当然，性格与思想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但各有特点。性格相对稳定，甚至终生难改；而思想则往往随境遇变化而变化。性格的形成中有思想的参与，性格一旦形成就似乎固化；反过来，性格也会影响对一种思想的接纳或排斥。因此，思想好有利于塑造好的性格，而性格好也有利于接受有益的思想。

说到此，并没有完。如果性格决定命运，思想决定生活，那又是什么决定性格，什么决定思想？性格中是否有遗传成分，我们弄不清。但可以断言，性格决非“天性”、“本性”，更多是后天形成的。如果性格是天性，那人的命运就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这是变相的宿命论。同样，如果无法回答思想的来源，必然认同思想是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我们就又回到了天赋观念的陈词滥调。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性格与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环境、人际交往和社会整体环境。其中家庭在幼儿甚至少年时期，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单亲家庭和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终日争吵的家庭和一个和睦相处的快乐家庭，对孩子性格形成的影响是大相径庭的。而入学后，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对青少年性格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时性格趋向于定型，而思想的吸收也最为快捷和牢固。

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卢梭在其经典著作《爱弥儿》中对教育在性格和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做过深入的论述。虽然卢梭过分推崇顺从人的自然本性，但他还是主张让教育同生命一起开始，即从一开始生活，人就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教育孩子保护好自己，教育孩子经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都能够生活。要持续不断地锻炼孩子，用各种各样的考验来磨砺他们的性情。教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烦恼和痛苦。通过这些考验，孩子便获得了力量。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虽有可议之处，但他主张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的观点，对于我们用应试教育来剥夺孩子的童年快乐，束缚孩子的自由发展，是有警戒意义的。

知识可以改变思想，习惯则与性格相伴。从小就应该特别关注良好习惯的养成。期待大学教育改变从小形成的习惯，是很难的。积习难改，性格终老。思想不同，它可以随着人的经历和受教育的程度而发生变化。改变习惯和性格比改变思想困难。我们可以育苗，但很难修理已经长成的大树。

5.谈逢时和安时

我很羡慕你们，你们的学习条件比我年轻时好得多，你们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比我年轻时多得多。你们应该比我们老一辈有成就，否则你们对不起你们的时代。

生不逢时，是一些怀才不遇者的牢骚话；不过，也不是毫无道理。人确实有个逢时的问题。解放初，我知道最受尊敬和重用的是三八式、老延安。年轻人是嫩头青，当然不能担重任。可现在，省部级干部中50后、60后是常态。这是国家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表现，值得庆贺。当然，我们也有千千万万解放前或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人，至今仍然是普通干部。甚至老延安、老红军，也不一定人人都有很高的职位。这就不简单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时代使然。

我记起在一本书中读到过，汉朝一个什么皇帝见执戟侍卫中有一须发皆白的长者，很是奇怪，问他何以这个年龄还干这个活？他回答说：陛下重用老臣时，臣正年少；可当陛下重用青年时，臣已年老。这就有个逢时与不逢时的问题。这种事，在生活中常见。就拿高校评职称来说，现在的教授、博导，三十多、四十多甚为常见。各种各样学者的光荣称号也是越来越多，为留住人才，各地相互竞争。现在，如果五十岁仍未评上高职，就坐不住了。可我们那辈人中，退休后仍是讲师的大有人在。至于评上教授时的年龄，五十多极为常见。我们那辈人中一些人虽然很有学问，但到退休时仍未当上教授、博导的，很多很多。我当过一阵子系主任，最难处理的就是这种事。这就有个逢时的问题。年轻人机遇好，碰上好时光，理应如此。如果现在高校评职称还像我们那辈人一样，职称变为安慰奖，评上不久就退休，于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

时，并非单纯时间，而是时间中包含的社会内容。时，表现特定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所谓逢时，就是时代提供给自己以最好的发展可能性。同一年龄段的人生活于同时，但不见得人人有相同的机遇，因为时与机遇是不同的。就如同1977年恢复高考时，成百万知识青年不可能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一样。生逢其时的人，有如何把“逢时”变为“机遇”，如何紧紧把握机遇、努力上进的问题；对于错过机遇、在原地踏步的人，又有如何安时处顺、淡定自然的问题。要不然，不逢时者或逢时而错过机遇者，就难以存活。逢时者如何“趁时”把握机遇，不逢时失去机遇者如何“安时”处世，都是人生哲学问题。

6.谈“另一个世界”

有的哲学家说，唯物主义是硬心肠的哲学，唯心主义是软心肠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人死如灯灭，化为一缕青烟，回归自然，这多没情趣。如果人死后有灵魂，有另一个世界，可以照样和亲人相会，可以享受人世间同样的生活，多好呀。这样死亡就不可怕，只是由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你看《聊斋志异》中的鬼多痛快，可以恋爱，有情有义，比人间还好。没有对死亡的无奈，就没有神；没有对生的眷恋，没有对死亡化为无的恐惧，就没有鬼。鬼魂的存在给人以希望。神给人以自赎自救的希望，鬼给人在另一个世界永生的希望，而魂则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存。

有神论比无神论更能安慰群众，尤其是安慰痛苦的群众，原因正在于此。可是这种安慰是虚幻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只是在说完这些话以后，马克思才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它如同止痛剂能够暂时解除人心灵的痛苦，但令人产生痛苦的世界依然存在。我们还是要相信唯物主义，不管死后如何回归自然。不管唯心主义如何心软，不管有神论如何给人以死后的乐趣，如何给人提供一个美妙的天堂，其终究只是个“故事”，从来没有人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它是世世代代害怕死亡的人永远做不完的梦。把他们从梦中唤醒，他们说你是硬心肠。如果人人变为软心肠，期望有天堂，有阴间，有来世，人人可以相见于九泉，难道世界就会因此变得更好吗？不会。你看看宗教信仰盛行、人人祈祷、个个虔诚的国度，照样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两个不同宗教的斗争，相互往死里整，心肠一点都不软。

哲学与文学不同。哲学不能宣传来世，文学则可以有梦中相见。文学并非相信来世、灵魂、阴间，而是以此来抒发一种感情。苏轼梦亡妻的著名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梦中有深情，深情中有梦。感人至深，不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因为它是文学而不是哲学。

我对“明月夜，短松岗”的凄凉景象有一次切身感受。我在干校劳动时，有次从南昌回干校，正是月夜，从刘家站火车站下车到干校有十几里。途中一片荒野，没有人家。中途要经过一个坟地。短短的松树，就散落在一个个坟堆之间。在月色下，四周无声，凄清如许。我突然想起苏轼的“明月夜，短松岗”的悼亡词，我第一次为艺术的感染力所震撼。月夜独行，挥之不去。

7.谈书

你们问，应该如何对待读书。我只有两句话，一是认真读书，二是不迷信书。

首先是认真读书。你们是博士，当然应该认真读书，得多读，得读好。否则，何以为博？关于书的重要性，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学者都有过名言。书是人类文化和知识的文字载体，它凝结了先人和时人的知识和智慧。读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孔子总结过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思，当然重要，但不学而思是白搭，应该是学而思，以学为基础。

再者是不迷信书。亚圣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不是与孔子唱反调，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孟子说的不能尽信，不是说不信。尽信与不信不同，尽信是迷信。书是人写的，书中所言之事不一定全是事实，故而历史学分支之中存在考据学；书中所言之理不一定完全正确，有科学与不科学之分。列宁曾说过，只要几何定理触犯人们的利益，就有人企图推翻它，何况是与人们利益关系最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呢？因此，读书必须用头脑读、有分析地读，不要盲目地相信书中所说的东西。毛泽东说过，除了科学，什么都不要信。科学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性认识。而盲目相信古人的书、相信洋人的书、相信权威的书，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照章全收，这就是迷信。正如毛泽东说的，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就是科学态度。读书要有科学态度。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迷信本本，即使马克思的本本也不迷信。这就牵涉到写文章著书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总是引用经典作家的话，以为引证就是证明，就是无可辩驳。这样对吗？我认为引证不等于证明，而只能对论证起一种辅助的作用。这种作用，庄子称为“重言”。重言不是论证，而是借助权威的言论以证明。

在对问题的分析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的引证是必要的。但这种引证必须建立在对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用引证代替论证。论证的特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己时代面对的问题。引用切合自己分析的引证是有力量的，否则就是教条。列宁说过，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毛泽东是大力反对本本主义的。他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但毛泽东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重要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关于资本、货币、市场的分析为例。马克思说过，资本一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沾满了肮脏的鲜血，在讲到货币时曾讲到以货币为中介会颠倒人与物的关系，使物质增值、人贬值，促使人产生拜金主义思想，而市场关系必然会导致资本的积累和贫富分化。这个理论当然是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逻辑说的。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单纯靠引证能解决的。引用者可以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否定者则以为马克思的论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关，已经过时。这两种态度都是停留在以引证取代论证的水平上。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分析中，看到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货币、市场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后果的；弄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资本、货币、市场的积极作用，避免它们的消极作用。这就不是单靠引证能做到的，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货币、市场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方式和后果及可能引发的问题。

引证往往容易削足适履，对号入座；应用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读你们的博士论文，往往感到引证太多，分析太少；别人的东西太多，自己的东西太少。单看论文后面的书目就吓人。我知道有些是作者虚张声势的疑兵阵，仿佛十面埋伏，实则是空营。不过，这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读书如嚼馍，消化吸收是论证，原馍吐出是引证。我们要提倡论证，避免简单引证。

8.谈神

书本迷信与宗教迷信是两种不同的迷信。书本迷信是信书，以为书中的话句句是真理；宗教迷信则是信神，以为神是万能的。

迷信与信仰不同，信仰可以是无功利的，是出于内心对善和美好愿望的追求，而迷信则有所求。中国人的信神，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想发财拜赵公元帅，拜财神；求生育，拜送子观音。有所求，必许愿，仿佛神也会受贿，如世人一般。许愿就是对神行贿。

普通百姓求神，是求好运；坏人，则是做了坏事求心安，求免遭惩罚。北洋时代，杀人如麻的军阀，下野后多拜佛，有的成为居士，手捻佛珠，口念南无，如孙传芳、靳云鹏辈。当代中国，一些贪官特别迷信，简直匪夷所思。其中一些是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其迷信之荒唐比旧时代不识字的农村老妇更胜一筹。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迷信甚深，为求“平安”，他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刘志军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据说此类人物并不少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有。他们养肥了一批风水大师，养肥了某些精通“易”术的所谓未卜先知的人物。还有财路不正、身家亿万的富人，由于内心不安，迷信至深。反倒是普通草根，吃安心饭，挣流汗钱，无非分之想，无昧心之事，虽文化水平不高，但不迷信，因心无愧怍，用不着提心吊胆，不怕半夜鬼敲门。

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是正相关关系，人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增强自身的力量。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表明了这种正相关关系。而神的力量和人的力量是反相关关系。神在人心目中越有力量，人越没有力量。中国人说，人无法，求菩萨。凡是人能办到的事，人便不会求神。能做试管婴儿，有治不孕不育的妇产医师的地方，人们不会去求送子观音；能人工降雨，人们不会去求龙王爷；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家、财路正当的人，不会去求神拜佛，求菩萨保佑。

9.谈风水

自古以来，相信风水的人不少。在旧社会，我也见过迷信风水的商人或官员。稍富裕点的人家，父母选择坟地，也会请风水师。这都不难理解，这是旧社会。旧社会是迷信的社会，因为人们唯一能诉求的就是神，而不是人；主宰命运的是神，而不是自我奋斗。不可理解的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风水之风仍然如此盛行。各种各样的大师不断出现，其中有的只有小学水平，有的是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只因巧舌如簧，能言善骗，少数达官贵人、明星名人便被忽悠得团团转。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3年5月10日发表了《中国官员通过风水寻求仕途捷径》的文章，看了令人脸红。文章介绍某地国资委官员认为自己屡受调查，是因为马路对面烟草公司门口有对外形凶恶的石狮子，然后这位干部便建造了一堵石头墙用来阻挡石狮子的煞气，还说“现在立了这个屏风，情况好多了”。作者评论说，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褪色，古代迷信卷土重来，占卜指南填满书店货架，算命的忙着提供有关星相和数字命理的昂贵咨询。企业巨头纷纷向风水大师寻求商业建议。这场神秘主义的复兴正在最不可能的领域吸引越来越虔诚的追求者：主张无神论的中国官场”。河北高邑县县委书记崔欣元在县委对面的马路中间放了一架退役的歼击机，以为这样他就能“飞”到中国权力的最高层。

我怀疑这是国外对我们的污蔑造谣，可我们自己的“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对900多位公务员的调查报告中也说52%的县级公务员承认相信求签、相信面星相或解梦。我知道封建社会官员迷信的人有，但我从未读到在府县衙门里设置镇山石或各种避邪物的记载，衙门就是办公审案的地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也算一代英主，此事至今为人诟病。而我们有些共产党的官员迷信超过封建社会的官员。说句实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为此感到羞愧。

如果我们的干部如此素质，能指望他们担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吗？难矣哉！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些哲学家、理论家以及全国的思想政治教员，面对全国迷信大流行是如此无能为力。在全国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在报纸上也未见过有关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更不用说广泛的无神论教育。我们是不是失职？如果我们连面对最低级的迷信思潮都没有战斗力，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它何用！

迷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在2013年9月16日发表的一篇名为《人类为何如此迷信？》的文章（转载于《参考消息》2013年9月17日），专门讨论了这个迷信问题。作者说，自古以来迷信似乎是不分国界、不分文化传统的人类的通病。即使在现代社会，迷信仍然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根据调查，美国差不多有一半人说自己至少有一点迷信，有13%的美国人会对住在宾馆13层很介意，有9%的人会要求换房间。人类为什么会迷信？因为迷信的根源是缺乏控制力。人类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当某种重要的东西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确定的时候，迷信就被用来弥补这个缺口，让我们感觉更有信心。作者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迷信。风险越高，主观上能控制掌握的可能性就越少，就越会迷信。作者的这种解释，对我们理解中国贪官们的迷信心理很有启发。在中国，贪污腐败的确是高风险的行当，尤其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雷厉风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行动不断展开的情境下，更是如此。因此，他们没有别的保护伞，没有自恃的硬后台，只能求助于迷信。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中国官员腐败与迷信同行，中国官员拜大师、信风水的原因了。

10.谈“我深信”

在论坛上，我们可以听到发言者为证明自己论断正确，往往说：“我深信。”有些博士论文中，作者为强调自己论点正确，也使用这句话：“我深信。”其实“我深信”只不过是“我深信”而已，不见得别人与你一样“深信”，因为别人深信的是你论证的逻辑力量和事实依据，而不是你的“我深信”。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区分“我深信”和使别人深信。真正有说服力的好文章不是“我深信”，而是别人深信。关于深信与不可深信的区别，列宁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听取统计学家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信念’作出的论断。然而，申明自己的‘信念’并不总能说服别人。”多讲事实，少讲我深信。口吐莲花、捶胸顿足而没有任何事实的“我深信”之类的保证，切记不可深信。

在历史研究中，要让别人深信你的“我深信”，必须依据史料。我们反对单纯以史料取代史学的观点，但历史研究要不说空话，就必须依靠历史资料。历史资料是历史的信息。没有历史资料的历史学，如同没有建筑材料的纸糊房子。恩格斯是重视历史理论的，但他同样重视研究历史资料，不能空对空，不能以“我深信”来打发读者。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在发言中、在文章中，尤其在博士论文中，要少点“我深信”，多点事实和对事实的理论分析。这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道理。

这个问题在我们哲学领域中比较难，因为我们不是历史学科，我们很少运用材料，缺少实证性是我们学科的特点。但哲学同样存在“我深信”和使别人深信的问题。哲学是运用概念的学科，但概念推论以及关于它们相互关系的论证的强大力量在于其所具有的逻辑力量。逻辑力量同样是巨大的，它可以具有使人不可反驳的力量。黑格尔的《逻辑学》从存在出发的一环一环的概念关联，完全依靠的是逻辑力量。虽然其中存在勉强跳跃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赞许的，因为它的逻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以逻辑形式反映了客观事实的进程。关于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以及其中各个概念之间关系，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说了一段总结性的话：“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来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黑格尔的逻辑力量是事实力量的逻辑图影，无怪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充满唯物主义的内容。

如果一篇博士论文，除了重复“我深信”的语句外，既没有事实的力量又没有逻辑的力量，要使别人深信是很难的。

第四章 社会的思考

1.谈中外古今

古与今统一的方法，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弄清它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到它现代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中与外是比较方法，只有比较中国与外国，理解它们的异同，才能理解中国的特点。在研究古今时，当然以今为主，因为研究古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今，了解现代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一个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对形成现在的时代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历史研究不是为古而古。当代人不是为古代人活着，而研究古代是为了当代人更好地活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研究古今，重点在今。

在研究中与外时，中心应该是中。中国人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当然是为了中国，通过了解世界来了解中国。正如毛泽东说的，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来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搬来外国的东西，而不去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东西，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有主张不加分析地把西方民主制、多党制、议会制搬到中国来的人，都不懂得毛泽东说的“古今中外”的方法。

毛泽东讲到中西文化关系时曾非常形象地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这是洋为中用的通俗说法。学外国不是目的，而是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途径。如果只学习他们织帽方法而不会织自己的帽子，这种方法不会取得成功。在讲到中外关系时，毛泽东还说我们当然要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的东西。他以军乐为例，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要穿现在这种式样的，而不能穿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民族化不能那样。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的好坏非常重要，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的。这说明文化和文化载体不同。正如电视机可以引进，但上映的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价值观和反映中国实际内容的电视剧。

我们做不到学贯古今、会通中西，但如果牢牢记住并学会这种古今统一的思维方法，那么即使我们研究的是一个局部的、具体的问题，我们观察问题的眼界也可以完全不同。

2.谈“两个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建立已经九十多年，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才近六十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领导的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历史过程不同。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日本的自民党和民主党等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建立的。美国的独立战争不是由政党领导的战争。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建立的，而自民党、民主党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胎中逐步孕育成熟的，没有资本主义政党也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是选举政党，是为选举而建立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则不同。它是要在推翻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新制度，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是包含在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制度化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于旧制度中的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才建立的社会主义。这种历史特点决定，为选举而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党可能实行多党制，而为创造社会主义而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一党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的特殊关系，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可改变的。

在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共产党如果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和信仰，则不再是共产党，而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之奋斗，那么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学说，不可能成为运动和制度。因此，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彼此脱离是两者的不幸。恩格斯在1891年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这种两隔离的状况不断出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民主社会化，同时并存。这种趋势违背了历史规律，只能是既断送科学社会主义，又断送共产党。

在“两个坚持”中，关键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改革，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因为它是领导者。取得政权后，最大优势是什么？是手中有政权，能运用手中政权办大事、办实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可最大危险是什么？也是取得政权，难在执政。取得政权前，中国共产党腐化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残酷的斗争，敌人在帮助清党。意志不坚定者、背叛者，一个个被清除出去。留在党内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都是信仰最坚定者。执政表明地位的变化。地位的变化说明参加共产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可以带来某种利益。腐败与权力同行。

俄国十月革命时，几万党员能夺取政权；而七十年后几千万党员却丢掉了政权。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最大危险来自党内，就会明白两个坚持中关键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重中之重是纯洁党的队伍，提高执政能力，清除腐败。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政治学问题，其实它包含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制度是由人创立，由人来维护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如此。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可以在条件成熟时通过革命创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社会一旦不由共产党领导，则社会主义仍然可以回到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反对多党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原因所在。

3.谈政治与人性

你们问，在文学中有描写人性的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中是否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学过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等，都是从人的活动能力方面讲的，没有涉及历史与人性问题，即在人的活动中，通过情欲和权力欲表现出来的人性问题。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否则历史人物和事件就无血无肉，人仿佛是提线木偶。

在历史中，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不断发生着权力欲与亲情的矛盾。在矛盾中往往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压倒亲情，私欲战胜人伦。西周时代是孔子梦想的理想时代，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周刚灭商二年，姬发病而死，年幼的儿子诵，即后来的成王继位，周公旦代行国政。族弟管叔和蔡叔叛乱企图夺取政权，结果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这是叔侄兄弟之间为争夺王权而展开的斗争。《左传》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对于权力欲与亲情的矛盾描写得最具戏剧性。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小儿子段，千方百计要求庄公照顾小儿子段。结果段的势力膨胀，表现出野心。但庄公仍然听之任之，若无其事。等到段公开打出造反旗帜举事时，庄公才觉得火候到了，是时候了，可以动手发兵讨伐段。从纵容、放任，到起兵镇压，步步有计划，招招有预谋，政治手段极为高明。其中夹杂的母子之情、手足之情，都是这出历史剧中的权力欲下的次要因素，是阴谋实现的一种方式。

至于秦始皇死于途中，胡亥与赵高合谋矫诏逼死太子扶苏，即位后诛杀诸兄弟姐妹，残忍至极。只有权力欲，何来亲情！汉朝吴楚七国之乱，兄弟叔侄之间的生死搏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预谋杀死建成、元吉；武则天杀死太子和诛杀夫族；清朝雍正即位前的明争暗斗，即位后对亲兄弟的贬压等，封建社会宫闱中的血雨腥风，屡见不鲜。儒家伦理对帝王并无约束力。真正遵守儒家伦理，把它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良心”的，往往是普通百姓。

说到权力欲胜过亲情的例子，我想起曹丕与曹植之间的故事。曹丕想借故迫害曹植，命他七步为诗。曹植作诗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否真有其事，我们不管它，但同根相煎之事在权力斗争中并不罕见。其实，不仅在政治权力领域，民间因遗产而引发的兄弟姐妹对簿公堂乃至拔刀相见的事件，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时有所闻。只不过民间的财产纠纷是一个民事案件，是社会性新闻，不如政治斗争那样为历史所关注而已。

这就涉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人性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我从来不相信儒家人性本善之类的说教。权力欲可以归为人性，亲情也可以归为人性。为权力而弑父、诛杀手足，可以说是体现人性恶的方面。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因顾及亲情，“天良”发现，在权力斗争中不忍心下手的例子。无怪黑格尔说，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政治斗争中，权力与亲情之间的矛盾从浅层次看是人性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看则是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利益问题。政治斗争中权力之所以压倒亲情，是因为权力的统治带来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而在利益背后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如果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分，没有统治阶级中的利益集团之分，就不会有政治权力之争。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为遗产而兄弟相残的事。为权力而灭绝亲情，根源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财产而对簿公堂、恩断情绝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因此，隐藏在人性善恶深处的是利益，而利益背后是生产关系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

4.谈顶层设计

这是流行的政治用语，可要正确理解顶层设计，应该从哲学层面懂得“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如果不摸石头，也就是说对实际情况不了解，则不能从实践中得出经验。不知深浅，贸然入水，弄不好会淹死。顶层设计不是处于顶层的人从头脑中想出来的规划，而是从实践中调查得出的关于全局的方案。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不要理论，每次过河时都是在摸不同的石头，而不是摸同一块永远不动的石头。因此，顶层设计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设计，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实践经验进行设计、修改设计。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以为摸石头是基层的事，顶层设计是上层的事，彼此分离是不对的。领导不仅要善于吸收基层摸石头提供的经验，而且还要亲自去摸石头，才能做好顶层设计，这就是调查研究；而基层则需要在顶层设计指导下摸石头，才不会瞎乱摸。把顶层设计看成是政治精英们的事，把摸石头看成是基层干部的事；画大样的不必有实际经验，而实践者可以心中无全局，这种两者分离的做法，是违背实践论原则的。

智库当然属于精英，各种专业的精英。中国特色智库能为顶层设计的完善和政策研究提供智力支援。中国特色智库的成员，不是摇羽毛扇的诸葛亮式的人物。智库凝聚着集体智慧。若智库的参与者只有理论而无实践经验，只了解外国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特色，便不可承担这个任务。中国特色智库具有专业知识，但还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面对中国问题，既有处于顶层那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又具有摸石头的实际经验。

毛泽东当年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任务，当代仍然有效而且迫切。此外，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党还需要培养出一批兼具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于一身的智库人物。你们是博士生，应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如果你们中能出现中国智库式的人物，我一定感到无上光荣。

5.谈国家

国家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本质与功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论国家》、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都论及这个问题。我们有些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不太清楚，因为他们听惯了我们说的服务型政府、国家的管理职能，就以为国家是个全民的大股份公司，不理解国家的本质。政府与国家不能画等号。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政府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政府可以换届，政府的组成人员可以更替，但国家性质不会因此而变化。服务型政府、国家的管理职能等，不是对国家本质的概括，而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表述。一个政府是否能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能把社会管理好，最根本的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取决于政府的执政能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具有管理职能，具有服务职能。一个根本不具有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的。但国家并不直接行使这种职能，这种职能是由政府承担的。正因为政府的本质是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所以服务职能、管理职能不是超阶级的。以所谓抽象的公平、正义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基础，这是幻想。管理职能涉及谁管理，管理谁，如何管理；服务同样涉及服务谁，为谁服务。国家的阶级本性就能够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政府服务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倾向性。虽然，有些理论家宣传西方国家是全民国家，事实是，至今只要是国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全民普选是可能的，但选出来的政府不具有阶级性而属于全民，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看看号称民主国家的西方所实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就清楚它与财团的关系。一个社会中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者，是国家本质的决定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条基本原理。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应“以人为本”，应建设服务型政府，使社会管理服务于大多数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全体政府公职人员的义务。但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具有保卫国家、防止外来侵略的职能；具有反对恐怖主义、维持社会主义稳定的职能。军队、警察和法院这些强力部门，仍然是国家构成中的重要部分。而在上层建筑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其实，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以人性论为基础来论述国家，但都不否认国家的强制性、权威性和统治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就毫不讳言，君主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培植一支忠实于自己的军队，建立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系，并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争取民心和使人民就范。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以契约论的思想论证国家的起源，但他同样认为要走出人对人是豺狼的丛林法则，就必须让渡自己的权利给一个能代表集体的人，这就是国家。国家是恶兽利维坦，它既保护人，使人们不像在丛林中那样相互伤害，可同时国家又会吃人，因为国家代表暴力。

讲到国家职能时，不能不说到税收。税法是一门专业学问。我们搞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懂税法，但应该懂得一个基本道理，因为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的职能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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