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应畏之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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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足迹：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回忆试读：
身世
Y并非出身于名门望族，而是介于富与贫之间。父系是一个日趋没落的土财主大家庭，祖上是勤劳的农民，完全靠勤俭发家，挣得数十亩薄地，也开过铁行，在上海芝罘路还开过旅馆。Y还记得小时候在祖父家用过象牙筷、银饭碗。去祖父处常吃包子，穿的那件英丹士林罩衫，胸前全是油渍。不几年就吃不上包子了，改为大饼油条。
那时，Y还不到六岁，已经明白这是为什么。
Y的母系，是一个正在向上发展中的大家庭。外祖父不但在鄞州有土地有房子，而且在福州开了木行，因为人缘好，还当了福州商会会长。这本来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家庭，但就是在Y出生那年（1940年），外祖父被绑票了。据说采用了报案的办法，结果被撕了票，连遗体都没有找回来。尽管如此，待抗战胜利后，外婆从福州回宁波探亲，仍带来许许多多福州漆器、水果等土特产，分送亲朋好友。宁波木行界三天两头请外婆吃饭。这是Y最开心的日子。
Y出生于上海，其父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在当时也算得上白领阶层。上海沦陷前夕，银行迁往内地，Y父亲拿着一笔解散费回到了宁波，安居在江东荷花庄，在江厦街开了一渔行，家里装个电话，上下班有人力包车接送，风光过一年光景。但很快“大鱼吃小鱼”，渔行被他人吃掉了，Y父还背了一身债，彻底破产。后来求朋友帮忙，再次回到上海，在一家叫“其昌”的木行当会计。此后，Y家过了二十余年的贫困生活。
顽劣二事
Y从小顽劣，不安分，小时候经常有让人啼笑皆非的举动。
住宁波荷花庄时，父母常煨鸡蛋给他吃。这种煨鸡蛋的方法，于今天不要说在城里，即使是在农村也不复存在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灶间里备有火缸，缸里放上柴灰和草灰。当饭烧完后，把灶内未烧净的柴草连同火热的灰，用铲子移入火缸，再在周边掺上糠或稻草结，然后将瓦罐埋在其中，通常用来烧粥或热水。鸡蛋埋在火缸里半小时便熟了，听到鸡蛋的破裂声，闻到香味，便可把鸡蛋从灰中扒出来，其味道好极了。Y最喜爱吃煨鸡蛋。
有一天，鸡蛋吃光了，Y想吃但找不到鸡蛋，就把赛璐珞（过去的一种塑料）洋囡囡的头摘下来（它的颜色和形状酷似鸡蛋），偷偷地将它埋在火缸里。
不一会儿，一股强烈的异味从灶间散发出来，大人们以为电线短路烧起来了，于是赶紧往灶间奔去，Y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用不到细问，真相便大白。大人们又好气又好笑。这是Y记忆中干的第一件蠢事，是年Y四岁。
Y十岁前是家中的独生儿子，无论是父亲一系，还是母亲一系，都是第二代的老大，很长时间里是两家唯一的一个孩子。人长得头大眼大，挺惹人喜爱。其实Y前边有过哥哥、姐姐，后来也有弟妹，不过他们都养不了两个月就夭折了。“大头”是Y的外号，还有一个不雅的绰号叫“热拆骨头”——好好的玩具到他手里，不到半天就被拆得七零八落了。
有一次父亲买来一把双面剃须刀。他见其父用肥皂水一抹，轻轻一刮，胡须便精光了，觉得很是好奇，等父亲一走，便爬上凳子，准备试一试这新玩意儿。四岁的孩子哪有胡须。他想了想，眼睛上面的眉毛，不是与胡子差不多吗？于是依照父亲的做法，先在眉毛上涂点肥皂水，然后嗖嗖两下，把一条眉毛剃掉了。
当Y准备剃第二条眉毛时，被母亲发现了，快快把他抱下来。虽然没有受到打骂，但“处理结果”比打骂还厉害。因为，Y父母借此机会吓唬他：“日本人专抓没有眉毛的小朋友，被日本兵抓去后就没命了。”这一招果然灵，Y大门不出半步，老老实实在家里待了两个多月。
报喜院日本鬼子投降了
Y胆子大，五岁就一个人从江东荷花庄走到老江桥，而且认路本领特别。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小外婆（外公妹妹，年轻守寡，与Y母一起生活，由Y一家照顾）去走亲戚，都是由Y带路。那个年代，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很难见到，因此，Y的父母对他溜马路从不过问。
1945年，Y五岁，眉毛已长齐，于是又可自由行动了。8月中旬的一天，Y跑到新河头玩，只见一队队头戴竹笠的士兵，从两眼桥，经新河头，往大典家弄方向走去，旁边群众向士兵拍手，有人还大声地喊：“日本鬼子投降了！”
Y连忙奔回家中报告喜讯，大人们半信半疑，Y就把看到的听到的又说了一遍。Y的三叔正好在Y家做客，于是就领着Y来到老江桥，只见老同源咸货店门前，日本兵呆呆地垂着头站在那里，围观老百姓不时用唾沫吐他们，把烟蒂丢过去。Y人矮，骑在三叔脖子上，特别招摇。有个日本兵居然拿起枪瞄准他，被进城收降的士兵发现，一声训斥，收枪低头。此事Y记忆犹新，一生永不忘记。
Y从小恨日本兵，因为他亲眼看到过卖席桥站岗的日本人，刮中国人脸光，用枪托打人的情景。
关夜学
1947年，Y父亲破产后在一家上海小木行当差，充其量是个蓝领。全家迁至上海，小外婆被其女儿接走。Y父母经济已捉襟见肘，在南市陆家浜路租了一个阁楼，底楼是炒货店。房子面积不足20平方米，屋顶斜形，最低处连七岁的Y也直不起腰来。靠一个老虎窗透光，遇到下雨，四处漏水，尤其是那扇老虎窗，更是挡不住雨，水滴个不停，只能用脸盆、锅子去接，常常被折腾得整夜不能入睡。
附近有个小学叫震东小学，Y插班进去，是个不被人注意的新生。一天中午他提早到校，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显得特别兴奋，走路连蹦带跳，忽然被一位姓王的老师叫住了，厉声地问：“你喜欢打手心，还是关夜学？”Y明知自己没有犯错，但不敢顶嘴，想了想便伸出小手说：“那打手心吧。”王老师却反其道而行之说：“今天放夜学你就晚些回去，没有我的许可就不能回家。”
Y想来想去自己没有什么错，无非是跳过狭长小花坛而已。那时王老师正好蹲在花坛边拔草，但既没碰到他衣服，也没有摘花踏草。其实老师们也常为了操近路跨过花坛，这怎么能算犯错呢？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夏老师上的常识课。他在上课时向学生提问，一连问了近30名学生都不能回答或回答错了，课堂上几乎插遍了蜡烛（回答不出，站在那里叫插蜡烛）。Y是新生，当然没有被看好。最后问得差不多，没有剩下几个学生时，终于轮到了问Y。令夏老师意想不到的是，答案居然被一个不被看好的学生说出来了。夏老师并不因此而满意，相反他更加恼怒。于是第二遍问同一个问题，让他吃惊的是，竟然又有近20名学生不能回答。这回，他真的发火了，厉声地说：“第二次还不能回答正确的同学，课后全部留下来。”
下课以后，Y因王老师吩咐过，也只好老老实实待在教室里，与其他小朋友一起，听夏老师的教训。不到两分钟，夏老师发现了Y，感到十分奇怪：“Y小朋友，你今天答得非常好，为何要留下？”
Y实话实说，把中午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夏老师不假思索地说：“你回去吧，我作主了。”
不一会儿，Y又回到了教室，夏老师问Y这是为什么。Y说王老师正好在校门口，被赶了回来。于是，夏老师亲自陪Y来到校门口，与王老师嘀咕了几句，终于放行了。
后来，Y自己成为教育工作者时，才明白那是因为王老师当天遇上了不愉快的事，采取了迁怒于学生的拙劣做法。
让Y难忘的一出话剧
1948年春上，Y的父母带他去看话剧，那年他才八岁，记不清话剧的剧名，却记住了内容，还向父母提了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该话剧讲的是一个四口子家庭，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女婴，还有男主人公的父亲。
为父亲的被老板解雇了，全家靠他的薪水维持生活。他回到家中，不见一个家人，呆呆地坐了片刻，起身后久久地凝望房子四壁，然后依依不舍地走出房门。小Y观察着演员表演的怪异行为，预感到这位长者要出事了。
果然，那老人出门以后，买了一瓶酒，饮完后对路上一个乞丐说：“给你两个铜板，过些时候，请你到这个垃圾桶里来收尸。”乞丐拿了铜板去买吃的，待他回来后，到垃圾桶一看，死者不是别人，正是给他铜板的老人。
老人的儿子回家后，知道其父的死因，便跑到老父老板那里交涉，从互骂到动手，他一气之下失手把老板勒死了。巡捕房的人来了，一片可怕的叫闹声。他破窗而出，逃进了一户单身女子家中。那女子把他藏在大衣柜中，从容地应付追捕者查问。待巡警走后，她把他叫出来，问清情况，不但没有赶他出去，还十分同情他，把他收留在家中，并将他改名换姓，给他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他向她瞒了家中还有妻女的实情，两人同居在一起，但他一直惦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每月偷偷地寄钱回家。
这样安稳地过上了三五年，一次他和她在公园茶室休息，看到不远处有一中年女子和一个女孩。正当他要去认自己女儿的时候，被警察逮住了。
法庭上，三个女人都为他说情，法官最后动情地这样宣判：“诚然，你属于正当防卫过失杀人，但你毕竟是通缉犯。你还是先在黑暗的牢房里待几年，等你出来时，天将是明朗的天，会过上好日子的。”
Y问父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法官为什么说，等他出来时，天会明朗的。Y母亲说，你太小了，与你说不明白的。
Y长大后，明白这个明朗，是指解放。
半夜野枪声冶
上海南市陆家浜一带，是被称之为“下侧角”的贫困区，也叫“棚户区”，许多房子为竹做支架、茅草当瓦片的草棚。
1948年冬的一个夜里，那里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枪声”，往外一张望，是一片火光。
Y的父亲慌了，认为是解放军打进了上海，而母亲则淡淡地说：“共产党来了有什么可怕，到时大家都穿毛蓝布，人人有饭吃，大家都平等，用不着热面孔去贴人家冷屁股……”
不一会儿，救火声四起，才知道原来是棚户区火着了。此时，Y母亲倒反而担心起来，快过年了，这批遭灾人该不知怎样过冬，怎样过日子。
这时，Y才八岁，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并有了最肤浅的认识。
第二次回宁波
1949年春，Y外婆要为被撕票的外公做坟。发起者是逃婚在外二十余年的大舅。
Y的大舅从小寄养在宁波其大伯父家，没有随父亲去福州，而是在大伯父开的钱庄学生意。大伯父像巴金小说《家》里的高老夫子，家里人都怕他，背后叫他为“老总”，连他儿子都这么叫他。那个大伯父家规甚多，稍有不顺他眼时，便会遭到其打骂。
Y的大舅自然也怕他。一次，他对着镜子，用手指掐脸上的青春蕾，大伯父走过去便是一记耳光：“小小年纪要什么好看！有工夫多学点本事。”Y的外公全权委托其兄长照看Y的大舅，每月定期寄去抚养费。Y的大舅长到十八岁时，做大伯父的就擅自作主，给他找媳妇。大伯父对自己的弟弟说：“我给你儿子抬个老婆管管他，让他早点成家立业。”Y的大舅叫海曙，知道此事后坚决不从。于是，他就在大伯父的钱庄偷了点钱逃到上海。
海曙没有经验，在上海找不到工作，钱很快就花光了，在马路上当瘪三，很快就被大伯父追拿回来。
这个大伯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没有改变教育方法，反而对海曙管得更严。而海曙则吸取了教训，变得十分听话十分温顺，好像换了个人。慢慢地，大伯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十分得意，还要他的儿子们向海曙学习。
久而久之，大伯父放松了警惕，又一次提起为其娶媳妇之事。海曙很聪明，表面上完全服从，心里则另有打算。而那个大伯父更是对他信任有加，放松了管束。
就在大伯父为其张罗婚事的时候，海曙居然卷了钱庄巨款（据说相当于十两黄金的价值）又一次逃跑了。大伯父再次派人去上海找，结果是杳无音信。
后来才知道，海曙逃到了南京。这次海曙用不着在街头做流浪汉，有足够的钱租间房子安身了。
说起来真巧，房东是水利部的水利专家，且有一官半职。房东有个独养女儿，居然看上了他。房东是知识分子，尊重女儿的选择，海曙便成了房东家的入赘女婿，且进了水利部工作。海曙从不给家里写信，因此，无人知晓他的下落，更不知他在抗战时期随机关内迁之事。
抗战胜利后，他才开始寻根。对海曙来说这是轻而易举之事，要为其父做坟是海曙决定的，但他并没有什么积蓄，最后钱还是Y的姨父出的。给Y的外公做坟，Y的一家也从上海赶到宁波。Y的外公没有遗体怎么办，以衣冠等物代之。头是用布做的，身体用圆凳取代，给凳子套上长衫马褂。坟做在东钱湖边上，与今日高尔夫球场很近，当初和今日都叫万金公墓。坟有四穴，Y的外祖父先后娶了三个老婆，除结发者外都是续弦之妻。坟做得十分考究，墓碑上方有数百字的墓志铭，至今仍保护得很好。
做坟的事办完之后，已经是4月份，那时国民党大势已去。Y父亲害怕打仗，加上Y母亲预产期将到，便不愿再回上海。正是Y九岁生日那天下午，宁波解放了。大家闭门不出，第二天早上开门出去，只见解放军坐在马路边上，不打扰老百姓家。Y亲眼看到这一情况，印象甚深。
这也是Y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觉得这是支很了不起的军队，纪律好又能善待百姓。
一个奇异的鸡蛋
1949年5月中旬，Y的母亲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在Y母坐月子的时候，亲戚常送来吃的东西。有一次送来一只老母鸡。第二天准备杀它时，发现鸡笼里有一个鸡蛋，拿在手上还有点热的感觉，于是刀下留情没有杀。没想到这只鸡第二天又下了一个鸡蛋，这样一连下了十多个，还没有歇一歇的迹象。于是母亲决定再也不杀它，哪怕停止生蛋，也不杀。鸡下的是救命蛋，天意不让杀它。
大概就是那年5月下旬，国民党飞机天天来宁波扔炸弹，目的是炸老江桥。Y家在江东解元巷，离老江桥不远，危险性较大，全家一致决定搬到老家雅应去避难，那只老母鸡还是舍不得杀，将它一起迁到乡下。
说来奇怪，到了乡下，鸡又开始连续下蛋，共计下了一百多个，大家都说这是奇迹。
真正的奇迹发生在那只鸡下的最后一个蛋。宁波人称之为“赖孵”蛋，意思是鸡生下这颗蛋后，就开始养孵小鸡了。这颗蛋的壳上留有凹痕，构成了一个特殊图案，即中间是个“〇”形的圆圈，圆圈外侧有12条长短不一的线痕，像小孩子画的太阳。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图案像国民党的党徽，四邻五舍都过来观看，你传过来我递过去，好不热闹。有人还说这表示国民党要打回来了，站在一旁的Y母亲却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看国民党再也不会回来了。你想这么贵重的党徽，居然从鸡屁股中出来，就是要其永远滚蛋了。”
这一语，扫了大家的兴，蛋也不知从谁人手上落下，被打碎了。要是至今还留着这颗蛋，那该进博物馆收藏了吧。
呵！世上真有许多奇事怪事，让人不禁迷信起来。
一次作文比赛
避炸弹逃至雅应后，Y就读于正德小学。也许是乡下相对比较安全的原因，许多教师都纷纷逃至乡村。而雅应交通方便，经济也繁荣，那小学也颇有名气，因此更是名师云集。
那正德小学解放初期的教师，后来都成为了中学教师。20世纪80年代的慈溪中学校长，原来就是该校的音乐教师。他本是数学教师，但因后进山门，不能任主课，好在他什么学科都会教，只要能安身，也无所谓了。
那年，Y读四年级，语文老师张嘉棠是他的班主任，上课讲得很少，而问得很多，拿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体现了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式教学方法。
Y从上海过来，习惯于老师的课堂提问，会主动举手抢答老师的提问。Y发言实在积极得过头了，打乱了老师的教学计划。张老师原本想让同学们讨论一番，逐步完善答案，结果让Y抢先回答了，且常说出正确而完整的答案，于是，张老师故意不点他名，不让他抢先发言。可Y却不甘寂寞，当其他学生已经把问题回答出来后，他还要举手发言来一个补充，或者再问一个“为什么”。例如，有篇课文叫“劳动是最好的补药”，老师请同学阅读课文后，回答为什么说劳动是最好的补药。一位同学说：“人好比一架机器，长期不开动，就会生锈。只有经常开动它，机器才越来越润滑。课文中的两位老太，一位天天吃补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结果身体越来越差；而另一位老太每天坚持劳动，从不吃什么补药，可身体很好，路走得快，饭也吃得香。这说明劳动有利于健康，是最好的补药。”应当说，作为一个小学生如此回答，是相当不错了，张老师也点点头称赞他回答得好。可Y偏又举手要发言，张老师很讲民主，允许Y发言。Y说：“这个说法不够正确，因为劳动过头了，不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还会被累死的……”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把张老师原来的教学计划完全打乱了。张老师并没责怪Y，反而表扬了Y，鼓励大家平时要多动脑子，多问一个“为什么”。张老师从此对Y更信任，更寄予厚望。
一次全校举行四年级以上的作文比赛，用一节课时间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为“爱祖国”。比赛前，张老师向Y使了一个眼色，Y心领神会是老师要他用脑子写，为班级争光。
Y未待下课铃响，第一个交了卷。比赛那天是星期六，过了星期日，学校就公布了比赛结果。Y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后来，老师告诉他，得第一名是因为只有他写出了新中国来之不易，五星红旗是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而其他同学只写了地大物博之类的话。写“爱祖国”对小学生来说委实有点难，况且除了题目，没有提供任何素材，也没有老师的点拨和启发。
Y在后来回忆小学时代生活时，张老师是第一个值得尊重和感谢的老师。
当班长的前后
Y拿了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后不久，学校又举行了智力竞赛。上课铃一响，老师发给大家一本书，指定了篇目，让大家阅读十分钟，然后要求大家写出该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要旨（按今日说法为文章的主题思想）。Y又轻而易举夺得第一名，此后全班同学对他刮目相看。一次班会课上，有人提议重新选举班长，一致提名Y为新班长，得到了老师的默认。
原来的班长是Y同族人，辈分也一样，只是比Y大三岁，是全班年纪最大的一个，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此人脚骨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江亚轮”。那轮船于1948年12月份发生比“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死人更多更惨的海难。据幸存者回忆，那次“江亚轮”严重超载，离开码头时就摇摇晃晃。这是绰号的由来。“江亚轮”无缘无故被同学们罢免了，心里自然不痛快，常抓岔子寻麻烦，仗他人高力气大欺负Y。
Y也非省油的灯，有一次居然敢于反抗，抱住了他那条利落的腿，把他扳倒在地。这回课堂上可热闹了，有人喝彩，有人尖叫，有人跑到办公室去叫老师。不管怎么说，Y是班长，而且是他把对方打倒在地，影响实在太坏了。Y当场被老师撤了班长职务，不过“江亚轮”也没有官复原职。
从Y被选为班长至被撤职，前后不到一个学期。在这之前Y连小组长也没当过，后来直至小学毕业，什么“长”都轮不上他。不过也算是过了把瘾，在小学阶段，Y算是有过当班干部的经历。轮到值周时，Y在全校同学面前站在主席台上司仪亮相，风光过一时。
受到两位姓张的老师厚爱
那位受Y尊敬和感激的张嘉棠老师在雅应任教不到一年就被调至市里，据说在某中学任教，后来调至衢州，没有任何音讯。
Y似乎与姓张的老师特别有缘分。一位叫张载承的男老师，教语文兼美术。一次上美术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如图示的图案，叫大家作画，然后就离开了室。那图案明显像农村里倒覆着的稻桶。于是同学们都画了稻桶，通过擦影，立体感更强。而Y则别出心裁，画了一条长长的弄堂，上边有云彩，旁边有树木，下方有草地，完全不像稻桶，倒有点似风景画。
张老师对此画赞不绝口，拿着Y的画在其他班级展示，说这是唯一读懂他的图案的画，只有Y领悟了美术中的透视原理。从此Y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对其关爱有加。
Y读小学时家境不好，1952年土改划成分时Y家被错划为破落地主。没有田地可没收，仅有的几件家具也被分掉了，虽然年后复核时被纠正为职员成分，但被抄去的东西，十还九不足。Y的父亲只要没有这顶破落地主的帽子，已心满意足，不想要回家具。那时，地主和地主的儿子都要挂白袖章，而Y破例被保护起来，没有戴过白袖章。
Y读小学时经常得红眼病，张载承老师就陪他上私人诊所看病，冲洗眼睛、配药，所有费用都是张老师掏腰包。张老师用私费为Y看病，有过七八次。不知张老师花了多少钱，据Y母亲估计，加起来相当于张老师一个月工资。这位张老师也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调走了。但Y对张老师的厚爱一直铭记在心。
接张载承老师班的是一位叫张芬娟的女老师，人长得胖乎乎，一副和善的脸孔。她平时也喜欢Y。一件偶然的事，使张芬娟老师对Y很器重。
那一学期，学校建了图书馆，买来许多新书。Y借来一本名为“伤脑筋博士”的书。他津津有味地在看书，被教导主任徐老师发现了，徐老师从Y手中接过那本书说：“你只有五年级，能看懂它？连我也有地方看不懂，你是在浪费时间！”也许徐老师是出于好意。但Y却不领情，顶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懂！”徐老师把书翻到比较后的一页说：“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出来，我要看看你是不是不懂装懂。”
这道题确有点难，是数学里的推论题。Y看了几遍题目，不到五分钟就把答案找出来了。于是，便来到徐老师面前说出答案，并讲清推理过程。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老师，张老师也在场，大家一致认为Y说得对，说得很有道理。此时徐老师好不尴尬，哑口无言。殊不知，此事Y得罪了徐老师，在后来Y转学时给予了报复。
可张芬娟却乐在心中，第二天上课，张老师要Y把《伤脑筋博士》里的内容择要向同学们讲解。Y从小胆大，走上讲台讲了十余分钟。张老师在同学们中间表扬了Y，要大家看书多动脑子，这样才会有收获。
张芬娟老师也很快被调走了，Y又失去一个靠山。那时是夏季，Y父亲在宁波有了一份工作，在江北专卖公司当会计，于是举家迁到宁波。在土改复核纠错后，政府曾分给Y家一套高平房，约有四十平方米，但Y父亲送给了政府，宁愿在宁波租房。Y父亲说：“不要房是彻底与倒霉之地断根，以后永远不来雅应落脚了。”
Y到教导处办转学手续时，那位徐老师在介绍Y时，除了一句天资聪明的好话，其余都是骄傲自大、不尊重老师之类的坏话。
插班到四眼碶小学
Y到宁波后，住在江东华严街，附近的小学，一所在百丈街，靠近七塔寺，叫育德小学；另一所就是名气很响的四眼碶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前叫“二高”，即鄞县第二高级小学，“一高”是今日的镇明中心小学。
到四眼碶小学插班读六年级是要考试的，来插班的有六名学生，只有两个名额。Y很容易地成为该校六年级新生。因为是新生，所以没有好朋友，有点被歧视，人家称他“乡下人”。
一次历史考试，Y的成绩居全班第一。教那门学科的老师叫郑振泽，是该校副校长，个子很高，看上去是一表人才。那天历史课，郑老师作试卷分析，Y十分得意。下课后，郑老师在前面走，Y在他身后跳，试一下跳起来能否超过郑老师的高度。这本来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但有个同学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立即上前向郑老师报告：“Y在你身后装怪模样！”郑听了后，二话不说便转身走回教室，到墙角把插在Y名字上方的小红旗拔下来，还说：“你这样不尊重老师的人，还配得上插红旗！”
Y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跳，居然跳出严重后果。在其高小毕业时的成绩报告的品德评语中，居然没有一个优点，第一句话便是“该生本学期无显著进步”，接下来便是不遵守纪律和一大堆“希望”之类。其实Y在四眼碶小学是十分安分守己的，从不做坏事，也不打他人小报告。
Y邻居家的孩子，是该校少先队大队长，人长得白白胖胖，是全校“三好”学生。那人与Y还讲得来，常一起到外面玩。有一次，他约了三名同学（Y也被叫上）上街，在一家糖果店买小糖。那“三好”学生是买主，挑挑拣拣，而另一名同学乘店主不注意，偷偷往自己口袋里塞糖。买了二两糖，实际上拿到的比半斤还多。Y看在眼里，本想去告状，但细想老师不会相信自己，若“三好”学生反咬一口，反而是自己说不清楚了。但Y从此对学校的教育产生了疑问，评“三好”学生，只看表面现象，而不看本质。这件小事，帮助他以后怎样正确评价人、看待人、对待人，倒是有很大帮助和启发。
Y于1953年小学毕业，那时小学升初中录取率是24∶1，远比现在考研究生还难。就是因为毕业评语的缘故，Y录取于私立大众中学，即今日的七中。由于私立学校学费高出公立学校三倍，而Y一家五口（父母加上Y和两个弟弟）凭其父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确实非常困难。而学费必须一次付清，若在规定期限内不交学费，名额就让给备取生。那时录取100名新生，备取生就有15名之多。
Y只得辍学一年，等第二年重新考公立中学。当时姓周的小学班主任知道此事后动了恻隐之心，答应给Y改写品德评语。
果然，第二年考上宁波二中，全称为“浙江省宁波市第二中学”。
Y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点燃了新的希望。
Y在宁波二中就读了六年，这是他一生中难忘的六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爱上了自己学校袁爱上了数学
开学那天，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下午，高中部同学为欢迎新同学表演了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这是Y第一次感受到中学的魅力，觉得自己是中学生了，不能再毫无目标地学习和生活，而是要像一个中学生。
Y被编在初一乙班，班长叫缪进宏，学习好，体育好，待人更好。缪家也住江东，两人每天放学一起回家，十分谈得来，久而久之成为一对知己朋友。Y受缪的影响，也开始关心政治，要求上进。在缪的帮助下，Y于1955年春季加入了青年团，当时全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Y居然喜欢上了数学，1955年暑假，他自学初中三年级代数、几何两门课程，做完了课本中所有的练习题和复习题。当时，他买不起作业本，全做在空白纸上，积起来有三本书厚度。许多同学待考试复习时，抢着向他借阅作业纸。学校“数学园地”常有征题，每每都是他去应征。那时高考数学有两道平面几何题，且是拉分题，Y亦能帮助大哥哥大姐姐解平面几何题，班上同学称之为“小华罗庚”。
Y体育成绩很差，但很喜欢看体育比赛。每年市中学生运动会，他总会约几个同学到体育场去观看比赛。令他失望的是，单项和集体项目，二中总是得不到第一。最好的成绩是位姓王的长得非常粗壮的女同学，夺得了铅球第二名。
让Y更扫兴也更受刺激的是，在观看比赛时，有位宁波四中的学生，看见Y胸前挂着二中的校徽，蛮横地说：“哼，二中有啥花头，还要瞎起劲！”后来，Y和他的同学把“浙江省宁波市第二中学”校徽的后三个字，插到钢笔袋中，只露出“浙江省宁波市”几个字。Y心里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宁波二中的体育总有一天会翻身让你刮目相看。
真的，没有几年工夫果然被Y言中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57年春上，学校小礼堂及教导处门前，忽然贴出了许许多多大字报，其内容都是向党支部提意见的，同学们都惊呆了。作为学生，搞不清这意见是否正确，脑子被搞得稀里糊涂。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多。其中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着：“如果我有200斤炸药，我将与二中同归于尽。”Y年纪虽小，但觉得这有点太出格了。过了不久，各报都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说话了”的文章，开始了反右斗争，公开批判了罗隆基、章伯钧、葛佩琦等人。二中的大字报也转了向，渐渐地大字报从墙上消失了。因为那年面临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所以Y只埋头读书，大字报之类也不关心了。
缪和Y等九名初中同班同学，再次被宁波二中录取。开学后，发现有几位比较有名气的老师都不在学校了。据老师们说，孙祖琛、郑泉林、朱得明被划为“极右分子”，张天赖、汪诚励与郦仲瑜、叶曼娜（曾经是初中班主任）、郑瑛被划为“右派”。不到一个月，当时教语文的杨铭锐（女，单身一生）也被清洗出去了，同时被清洗出去的还有檀先旺等八名文科教师。令Y感到惊奇的是，以往在教导处公布栏中贴出的校友来信，多数都是寄给被清洗出去的其中几位的，看来其中不乏被同学们视为好老师而值得尊重的老师。
还有一件事，更让Y不解。1958年高考刚结束，恐怕试卷还在送往省城途中，教导处门前就贴出了红榜（叫红榜，不叫光荣榜），内容是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批准下列同学下乡劳动，约莫有20人，都是高三毕业班学生，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那时高中部每个年级都只有两个班级，共六个班，相互间比较熟悉，何况他们都是些学习优秀的学生。
反右和高考两件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1958学年开学后，还传出这样的消息，那年高考，宁波二中数学、物理、化学各科的平均成绩均列全省前三名，而语文则列全省倒数第二，形成强烈反差。但各科平均总分排名全省第八位，为宁波城区各校之首。宁中、效实都是名落孙山，市教育局派人进驻效实中学，追究原因，整顿学风。
二中的语文竟然会如此糟糕，那时高中部已经没有语文教师。待Y读高二时，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楼建中来执教语文，其根本原因不言自明。
Y当了学生会体育部长
1957年秋，Y上高中后，第一学期做初一年级少先队辅导员，缪是团支部书记。第二学期缪当学生会副主席，主席为高二年级的叶如棠。Y真是与姓张的老师有缘，被班主任张至堪（物理老师）看中，接替缪为团支部书记。
1958春，学校开展勤工俭学，上金峨山开荒，住在金峨寺。女同学的寝室安排在边房的阁楼上，男同学睡在大殿里，在石板地上铺上稻草当床，生活十分艰苦。从金峨寺到山顶，要爬山一个小时，中午冷饭充饥。许多同学以前连锄头也没捏过，这回拿的铁锄，是很厚实的那种锄头，其重量仅次于开山斧。不到半小时，人人手上都起了血泡。但这个班真是好样的，没有人叫苦，缪为此作了首歌：“金峨山上放金光，同学们笑嘻嘻个个上岗……”同学们就是这样高高兴兴唱着歌，天天上山开荒。
在金峨山，天雨在寺院内上课，天晴便上山劳动，没有星期日。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学校决定放假三天，让同学们回家一次。有不少班级的同学暗中联络，集体多休息两天。缪、Y及其他班级骨干闻讯，便连夜到每个同学家中通知，必须准时返回金峨寺。
那时，上山开荒的是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共四个班。放假结束，只有Y所在高一（1）班一个也不少，全班准时返回金峨寺。而与他们平行的那个班级，连班干部都未能准时返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校对高一（1）班予以高度评价和信任。那年暑假，学校委托该班再次上金峨山，管理作物，负责施肥、除草、松土，每天两人抬一桶粪便上山，连女同学也做到了。
放暑假前，学校共青团员负责人找Y谈话：“下学期起，你不再担任团支部书记，改任校团委宣传委员。”可是新学期开学不久，校党支部书记梁杰和负责共青团的滕夏月同志找他谈话，说要改变一下他的职务，让他担任学生会体育部长。
这个变动是Y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的100米跑步成绩连班上几名女同学都比不上，“劳卫制”（当时体育达标制度）的五个项目，有三项未达标。于是就对梁杰书记说：“叫我当劳动部长、学习部长都还行，就是体育部长不能当。”Y说了一大堆理由都不管用，梁杰同志笑着对他说：“就是要你这样的人来当，只有你通过努力，劳卫制合格了，动员别人锻炼，动员大家积极参加体育劳动，才有说服力，才会起到推动作用。”这样Y就无话可说了。
几乎与Y变动职务的同时，姓徐的班长职务也被别人替代了。原来，那名徐同学的生父是历史反革命，虽然徐的母亲早已与其生父离婚，徐跟母姓，不与其生父来往，但还是脱离不了干系。Y所以不能当团委宣传委员，他心中也有点明白个中原因了。
开始走向野成熟冶
1958年，“大跃进”，倡导放卫星，争先进。Y是不甘落后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被评为宁波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事先他根本不知道，当《宁波报》（当时不叫《宁波日报》）公布一大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名单后，有人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找到了Y的名字，拿着报纸向他道喜，才知道这回事。这也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端。
同年，Y还被评为市“五好”团员、“三好”学生，市大办钢铁积极分子，市青年钢铁突击手，正可谓荣誉一大堆。
也正因如此，他被吸收参加党章学习小组，成为发展对象。组织上要他打入党报告，写个人简历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并告诉他对组织必须忠诚，特别是海外关系要写清楚，社会关系不能只写好的不写坏的。Y非常听话，把在台湾的堂房舅舅（毫无联系的）也写进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搞不清成分，就写地主成分。还认为自己很老实，把是地主成分的写成职员之类是不老实，那把不是地主的写成地主，总不能说欺骗组织吧。
Y这份报告写在暑假之前，过了一个暑假变动了职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Y感受最深，也是最受震动的，是党支部负责人向入党积极分子说的一番话，明确提出要求大家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是前提比较重要，特别强调，如果只专不红，那学习好、身体好就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
Y联想到不能上大学的优秀学长，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有了考不上大学的心理准备，懂得要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
本性难改袁胆子又大起来了
Y开始注意讲话分寸，尽力低调些，从不与老师顶撞，然而，这仅仅保持了两个月时间。
1958年上半年，学校计划要开校运动会，而且选定了日期。殊不知，到了要开运动会那天，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那时气象报告精确度较低，白白等了半天，雨还是下个不停，无奈只好推迟一星期举行。又是天公不作美，过了一周还是开不成运动会，那究竟要开还是不开？学校在教导处会议室开教师大会，把Y也叫去参加会议。这样的场面Y从未经历过，躲在角落里静听老师们发言。主持会议者是傅千里副校长。他说这次开会只有一个议题：今年校运会开还是不开，请诸位发表意见。
多数老师反对开校运会，理由是已经有了两次折腾，如果还是要举行校运会，要重新准备，工作量太大。只有一位姓石的体育老师认为学校计划中既然有安排，就要开校运会，作为体育老师，他愿意辛苦些，再作一次准备工作。他话声一落便引来许多老师一片反对声：“你以为再作准备，只是体育组的事，我们当班主任的也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借运动服、借钉鞋，难道不是工作？还有……”眼看舆论一边倒，Y心里焦急，但又不敢发言。傅千里副校长指名Y发表他的看法。既然是校长点名，Y就大胆发言了：“开运动会不是为开而开，它是为了促进体育运动而开展，为了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水平而开展。我们学校的体育运动已经够落后了，如果再不予以重视，二中体育就永远不能翻身……”他还讲了自己在观看市中学生运动会时的亲身感受，越说越激动，措词越来越尖锐。Y发言后，有老师赞同，但还是反对的占多数。
会议最后，由教导主任桂立刚老师作总结发言。他是数学老师，很风趣地说：“我看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是我比较了一下，觉得60%应该同意Y的意见，对另一种意见，我只赞成40%。”事实上，桂老师的态度很明朗，但说得很巧妙，让双方都舒服。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Y通过努力，劳卫制通过了，加上这次会上的发言，同学们都对他刮目相看，为后来他开展体育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周举行一次体育单项比赛
Y真的与姓张的老师有缘。前面已经提到了四位张老师，这回又遇上体育教研组长张崇源老师，他是著名体操教练张一鸣的父亲。那时他年近花甲，是一位很厚道、很有威信的老教师。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张老师特别厚爱Y，当着众人和Y的面说：“前几任的体育部长不是‘黄豆汤’便是无能力又不负责任，只有Y工作积极，责任心强，也尊重老师。”
Y在张老师帮助下，把体育运动搞得红红火火。他居然提出每周搞一项体育单项比赛，这一想法不但得到张老师的支持，而且受到校党支部书记梁杰同志的认可，他鼓励Y大胆干，一定要把二中的竞技体育搞上去。
实际上，当年二中确实有良好的条件：全市各中学唯有宁波中学和宁波二中有400米跑道；市里没有像样的游泳池，而竹洲边上的月湖，则是极好的天然游泳池。因此，二中在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运动水平大有长进。那年，市中学生田径比赛，高初中分男、女和甲乙丙共六个组别，拿回来六个团体前三名的锦旗。此外，还在游泳、航模、射击等比赛中又夺得六面锦旗，一年之内收获了十二面锦旗，正可谓体育大丰收。同年，Y被评上宁波市体育工作积极分子。
海燕班什么都想争第一
1959年暑假，Y所在的班级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今年暑假不休息，集体去火车站当小工。那年，宁波火车南站正逢扩建，需要小工。他们在炎日下，挑黄沙、搬砖头、拎泥桶，干的全是露天的体力活，男女同学没有一个叫苦，一天劳动下来，衣服上全是盐花。
他们参加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开学时，全班同学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在火车站劳动二十余天，挣够了全班付学费的钱，开学第一天，就一次性付清了全班同学的学费，令老师们惊叹不已。付了学费钱后还有剩余，于是大家商量为每个同学买一件绿色的T恤衫（那时叫运动衫）作为班服，胸前的左上方印上海燕图样，“海燕班”由此得名。钱还是没有用完，最后决定买一个排球，作为班级的公共财产。
海燕班连付费也要争第一，那学习、劳动、文艺、体育也都要争第一。也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每每都如愿以偿。
海燕班拍毕业合影时，女同学席地而坐。十三名女同学，人人双手都拿着一面锦旗或一副镜框，其实，海燕班何止十三项奖旗、奖状，只因为女同学只有十三位罢了。
在所有的荣誉中，让海燕班最感骄傲的是“宁波市先进班集体”，因为它来之不易，是评委们一致公认的，真正公正、民主地评比出来的。
团委辅导员滕夏月老师，是参与评比市先进班集体的评委之一。她回来告诉大家，海燕班本不是市先进班集体的候选者。当时宁波市的行政区域是宁波城区、鄞县和镇海县，称之县市合并。候选市先进班集体的，只有镇海中学的一个班级，是内定的，所谓评比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当主持人介绍了镇海中学的那个班级以后，滕夏月同志当即表示反对，说二中的海燕班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要比镇海中学那个班级强。评委们一致要求她详细说一说，于是滕夏月一口气就说了海燕班的许多事迹。评委们一致推举海燕班为先进班，认为镇海中学那个班比海燕班逊色。这下可让主持人犯难了。
无奈，既要服从领导意愿，又要尊重民意，来一个双黄蛋，两个都是市先进班集体。
因此，海燕班的同学们都觉得，这个市先进班集体，来之不易，当之无愧。
作好考不上大学的心理准备
1960年春，镇海中学、望春中学、横溪中学的高三毕业生都集中在宁波二中复习迎考。集中复习迎考的还有宁波中学（即一中）、宁波六中（即甬江女中）等点。当时实行集体住宿，连饭菜都送至教室门前。同学们还喊出了“头可断，血可流，不夺100分决不休”。其目的是要与金华搏一高下，看谁高考平均总分高。
高考前夕，不知哪个学校走漏了风声，说是高考成绩与录取无关，学校党支部已经内定了将录取谁、录取于哪类学校，不宜录取谁。于是那个学校的考生们乱成一团，教室里传出一片哭声。
二中海燕班并不受其影响，同学们还是安心复习，待高考结束后，一位教师子弟已经知道自己属于不宜录取的对象，并偷偷地告诉了其他同学。海燕班缪、吕、王三名同学是党员，参与写同学鉴定等内部工作。Y与缪是好朋友，当Y问及此事时，缪说话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于是Y有了考不上大学的心理准备。
团委辅导员滕夏月同志对Y印象不错，十分信任他。Y对滕说：“如果考不上大学，请您帮忙找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滕安慰Y说：“这事好办，找一份教师工作包在我身上。”
有了滕夏月同志的承诺，Y心宽了，但内心还是希望能进高等学府。Y填写报考志愿，第一志愿就写了杭州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而且一连填了三个，分别是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然后再填宁波师范学院，第十志愿为北京大学。Y心里想，如果允许我进大学门，那么进杭师院不成问题，进北大白日做梦，倘若在申报表上写上“不宜录取”四个字，填上最差大学也是白填。至于为什么不填农学院、林学院之类的学校，这是因为Y家境不好，担负不了食宿费，而当年读师范大学，不但免学费，而且管吃管住。
同学们天天盼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发出得最早，次之是杭州大学。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高三（2）班一个女同学在高考俄语时，居然逃考，这门功课应得“0”分，但她居然被杭州大学外语系录取了。这进一步证实，高考录取与成绩无关，考的不是成绩而是学生的背景，看学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这也使Y心里又不踏实起来，也许是Y各级各类的奖状实在太多，总要体现一下“重在表现”。没过几天，Y如愿以偿，收到了杭师院的录取通知书，且是他的第一志愿。Y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节外生枝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Y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到湖西派出所去迁户口。读高中时，Y家搬至醋务桥旁的拗花巷，属于湖西派出所管辖，派出所户籍民警热情接待了他。“请问你家住在哪条路？门牌几号？”“拗花巷32号。”
民警打开户籍册一查说：“对不起，你不能迁户口。”“为什么？”“这里没有你的户口。”“什么？我一直住在那里，怎么会没有户口？”
民警翻开户籍册给Y看：“你的户口早已迁出去了。”“没有户口，难道我是黑人！”“没有说你是黑人，但你的户口确实迁出了，迁到你们学校里了。”
Y就赶到学校，到管理学籍的张哲音老师处去迁户口，张老师查了学校户籍册，告诉Y学校也没有他的户籍。
于是Y又跑到派出所去交涉。“学校也没有户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要问你自己呀！”“每个月发的粮票、布票、糖票、油票，我都发到的，如果我是黑人，怎么会有饭吃、有衣穿？”Y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国家早已进入困难时期，那些紧张的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尤其粮票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小同志，你不知道吗？派出所管户口，发粮票归粮食局管，布票、肥皂票、工业券归票证办公室管。这是两码事。”
经派出所同志这么一说，Y终于想起来了。两年前学校要求高中部同学一律住宿学校，并把户口从家里迁至学校。Y就到派出所去迁户口，可是到学校去报户口时，校方又说属于湖西派出所的同学可以不迁户口，这样Y就把迁移证放回自己口袋里了。因为各类票证照发不误，久而久之把这件事丢之脑后了。
后来，由张老师出面到湖西派出所做工作，最后派出所答应补办手续，但Y必须作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并说明事情经过，由学校盖章证明。这样前后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办完迁移户口、迁票证关系等手续。
接下来，就是准备行装，赴杭报到。
原来都是野同类项冶
Y到杭师院报到后，在学校本部（位于体育场路，今浙江日报社址）住了两晚，第三天被送往留下镇里洞坞一户农民家中，这便是他们的宿舍兼自修室。墙壁上贴出了班级团支部委员名单，Y是团支部宣传委员，Y的二中校友虞某为团支部劳动委员。学校对来自宁波二中的学生还是比较看重的。宁波二中进杭师院的一共只有两名学生，都当上了班干部，这倒是绝无仅有。
数学系一年级有两个班，Y和虞某都在601班。两个班级加起来70余人，在附近一个大户人家的客堂里上课。那时没有课本，是用粗糙的粉糖纸印制的讲义代替课本，各方面的条件相当于现在西部偏远地区的山村学校。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学生的伙食与其他高校相比算是比较好的，每星期可以吃上一至两次肉，不吃杂粮，这在困难时期确实相当不错了。
大概不到一个月光景，系里一名负责人（后来当上湖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把Y等七八个同学叫去开会。那负责人说系里要组建新的学生会，经党支部研究决定，Y他们几位就是新的学生会成员，怎么分工好，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Y有自知之明，争取主动：“我当体育部长吧，我在读高中时，就是学生会体育部长，虽然没有什么体育特长，但也有些经验。”Y此言一出，其他同学都说好，没有人与他争体育部长职务。
当每个人都表了态后，负责人作总结发言：“你们的意见和态度都很好，特别是服从组织分配这一点，更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然后，他宣布系党总支的决定。出乎Y意料之外的是，不让他当体育部长，而叫他当学习部长。尽管Y再三声明自己不宜当学习部长，但负责人强调说，党支部是经过慎重研究的，Y合适这项工作，要服从组织安排。
不久，系学生会成员与江希明院长一起拍了一张合照，开始Y并不知道为何要合照留影。后来，学生会主席告诉他，那名分工当体育部长的女同学被送回老家了，原因是发现其家庭及社会关系有问题。
Y这才明白，进杭师院的同学都是“同类项”，政治条件相差无几。Y之所以可当学习部长，相比之下，他的政治条件还不是最差的。
大学第一年寒假
快近元旦的时候，位于文一路的学校新楼终于落成。数学系、中文系和历史系搬至新楼。该楼形如飞机，同学们称之为“飞机楼”。飞机楼教学楼与宿舍楼合一，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被一片桑树林所包围。今日的任何一所中小学的建筑都比它美、比它好，不过飞机楼与之前的留下镇里洞坞相比要好得多了，因此大多数同学都知足。
其实，这样的教学环境与条件，根本无法与浙大、杭大相比，哪里可算得上大学？许多同学心里都不是很满意的。一名姓许的香港同学，寒假过后就留在香港了。Y的二中校友虞某，还在里洞坞时便称病退学，第二年重新高考，考入浙江大学，与教师行业彻底脱离关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宁波机床厂，从技术员做到科长、厂长，直至成为宁波市第一家上市公司——中原集团总裁。
话再说回来，经过搬校的折腾，转眼便要放寒假。只要学生愿意，寒假不回家，学校便免费提供食宿。在困难时期，有免费食宿是很有诱惑力的。父母希望Y留在学校，不要与两个弟弟争饭吃，Y犹豫了：究竟回家还是不回家？Y心里当然很想回家。这时候Y接到读小学的三弟来信，希望哥哥回家看看。Y毅然下决心回家。
杭州毕竟是天堂，困难时期物资要比宁波丰富得多。菜市场有5分钱一斤的地力（荸荠）供应，Y买了二十斤回家，回到家后，父母十分高兴，说是宁波无法买到这么便宜的好东西。他们舍不得全部留着自己吃，还作为过年的礼物分送给邻居和亲友，大家都非常高兴。
回宁波没几天，吕锦康等老同学来Y家商量，正月初二下午到母校聚会，先到每个同学家去讨一酒杯菜油，收半斤粮票和五角钱，聚会时吃一顿年糕汤。为了同学间保持零距离，在寒假期间一律不佩戴校徽，免谈大学生活。详情在此不再赘述，已记录于《我的母校，我的班级》一文，收于《杏坛杂说》和纪念母校百年华诞的集子《校友风采》里。
寒假本来就不长，而Y却提前一周返校，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Y乘的是早上六点开的一班慢车。那天早上天还墨黑，母亲便起来为Y烧早饭。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Y吃完早饭，还不时地抚摸Y的头。Y出门后久久地望着母亲送行的身影，一种不良的预感在Y心中涌起，此情此景，Y永远不能忘怀。
火车咔嚓咔嚓在缓慢滚动，Y的心在咯噔咯噔地跳动，Y反复地回忆着吃早饭时的情景。Y母亲身患高血压多年，有时上压逾200，Y祈求上天保佑母亲平安健康。
殊不知，不到三个月时间，是年5月1日，Y接到噩耗，母亲因“五一”前加班加点，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Y连夜排队买火车票赶回家，父子相拥抱头大哭。
Y家本来就一贫如洗，母亲走后，靠父亲49元一月的工资，要养活Y和两个弟弟，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班上同学都认为Y要辍学就业了，但Y父亲、阿姨和三叔都不同意，非要Y读到大学毕业。阿姨和三叔虽然也困难，但他们还是尽力接济Y，帮助Y的两个弟弟。更没有想到的是，Y母校的徐子祥老师也不知从何处得到Y母亲去世的消息，写信来责怪Y为何不告知，说是自己虽手头拮据，但还是有能力给予一点帮助。于第二天，Y便收到了他15元钱汇单，相当于一个职员的半个月工资。第二年，他寄上同样数字的钱。Y对他的感恩发表在《文汇报》上，题为“他引我走上讲台”，后来也收录于Y母校八十五周年校庆的文集中。
今天的Y，过上了幸福生活，无论事业，无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受到不少人羡慕。Y努力感恩和报答帮助过他的人，但终生遗憾的是，Y的母亲没有享受过Y半点福，Y母亲的在天之灵若能知晓Y和Y弟弟以及第三代今日的情况，足以欣慰了，至少在Y氏家族中Y的一家算得上日子过得最好的，母亲该为她的付出、为她的子孙而骄傲，而欣慰。
在整顿和精简的日子里
国家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各行业都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上半年，杭师院也不例外，各系各年级的学生也参加八字方针学习活动，又是听报告，又是学习文件和小组讨论。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表态，人人都要服从国家需要，作好退学回家的思想准备，究竟谁会被退学，大家心中无数。Y虽然是系学生会学习部长和班团支部宣传委员，但也不知道自己会否被退学。当时Y心里当然希望能留下来读书，但退学也不怕，回家找工作，也可解决家中的经济困难。因此，Y非常爽快地表态：“留则安心，去则愉快。”基本上没有一个同学不表态，大家心中都明白不管表态不表态，反正都是由系里领导决定。
最早透露的一个消息，是刚建立不久的系学生会一名女体育部长要退学了。为此，系学生会主席叫Y及其他学生会成员到院本部与江希明校长合影留念，为女部长送行。照相是八寸大小，太贵，Y没有添印。
之后，Y班上有两名男同学被退学，一名是温州的谷某，一名是东阳的历某。两名男同学都是Y送上火车站的。此一别多年杳无音讯。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Y在宁波迎凤街，居然碰见了谷某，Y喊出他的名字，他感到十分吃惊和高兴。迎凤街离当时Y的家拗花巷很近，Y拉他到家中做客，他欣然同意。他说Y还记得他认得他，他感到高兴和欣慰。前几年，他在温州街上面对面碰到姓泮的老同学，泮居然装作不认识，昂头擦肩而过，对此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其实，谷某是很聪明学习很好的人，虽被退学，但在温州也混得不错。此事与高中海燕班相对照，一个叫温暖，一个叫炎凉。人与人之间理应平等，凭什么瞧不起人？
那个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二字，其中关键是“精简”。后来才知道，所谓“调整”，把许多学校都精简掉了，诸如金华师院、宁波医学院、宁波工学院等都一一被取消了。不过杭师院倒调整升格为浙师院了。
割稻挣钱
1961年暑假，Y还是决定回家休假。一是看望父亲和两个弟弟；二是利用夏收季节，下乡割稻挣钱，减轻父亲的负担。
那年，Y三叔刚巧在望春桥收席草。他帮Y在附近寺庙找到雇主。那寺庙的当家和尚有七八亩田，需要有人帮他收割稻子。他自己不下田劳动，割稻、打稻、垛草全要Y一个人包下来，工钿为100斤稻谷5角钱。Y大弟比Y小九岁，当时只有十岁，Y拖着弟弟一起去割稻。他虽然年纪小，但能帮忙拖稻桶和运送稻把。
Y三叔在那里租房，他们就住在三叔那里。第一天，Y和弟弟天未亮自觉地就起床到田头干活，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可到了第二天，便不能自觉起早，须靠三叔叫醒。虽然眼睛睁开，但迟迟起不了身。三叔教他们，要握紧拳头，方能清醒过来。这方法果然灵。
幸亏，Y在念高中时，年年下乡参加割稻，而且每每都与同学比高低，比速度，比挑担重量。大家公认Y速度最快，挑稻谷本领大。Y1975年在溪口“五七干校”劳动时，还能挑起247斤的谷担。
Y上午先把稻子割倒在田地，半天可割一亩。下午打稻，弟弟给Y送稻，帮忙移动稻桶，还帮Y把打下的谷子装到箩筐中。然后，Y把稻谷挑到仓库去过秤。那当家和尚对他们很客气，不时为他们送茶，叫他们歇一会儿。过秤时总是把秤杆压得低一些。
大概干了四五天，挣了十几块钱，便回家了。
在家休息了两天，Y便约上老同学洪某再次去望春桥割稻。这次Y不愿意再带上弟弟了，实在于心不忍。
第二次割稻又挣上了十几块钱。
当老同学要辍学的时候
在杭州读大学的海燕班的老同学共有17人，分别在浙大、杭大、杭工、浙地、浙师院和农大。诚然，他们的学校处在不同地段，即便在同一个学校，因为系科不同也难得有见面的机会。但每年春节都有三天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聚会日子。如果确有原因，诸如父母来杭，要陪同游玩，或因身体原因，都会事先请假，道声“抱歉”。可以这么说，17只“海燕”依然是一个无形的集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组织性、纪律性。
大学第二学年末，在浙大求学的C同学，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按校规要留级了。C同学把这一消息告知了老同学，并征求是辍学回家还是留级继续学习。消息传出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在杭的另外16只“海燕”，一个不漏赴浙大，在C的寝室开了一个同学会。人人都发言，清一色的两条意见：一是书必须读下去，否则对不起母校，对不起老同学的一片真诚；二是必须深刻吸取教训，寻找原因，从此要发愤学习。Y还当场背诵了海涅的著名警句：冬天从这里夺去的一切，春天又会重新交还给你。世界还是那么美好，只要你愿意爱。
本来彷徨的C，听了这么多老同学的肺腑之言，终于安下心来，留在浙大发愤学习。
有名与C同寝室的大学同学，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感动地说：“C呀，你太幸福了，这样的留级我也愿意，我高兴。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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