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进,刘晓莉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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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体育试读：
绪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过足了掠夺的甜头，胃口越来越大，信心越来越足；清政府受尽凌辱，胆子越来越小，情绪越来越萎靡。
到了二十世纪初，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明显的显现出无望的呻吟与挣扎，行将就木已成定局。世界各列强乘晚清政府衰微垂死之际，带着各种美好的童话般的想象汹汹而来，试图将这一个垂死的挂满琳琅珠宝的巨狮剥脱殆尽，或是分尸坐享其成。
这是一个膨胀野心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造就非凡的时代。
中国的命运如何，国人忧心忡忡，看到了急速下滑的走势却叹息着无力挽回。但是，走势并不代表结果。中国的命运继续未卜，仁人志士大声呼吁，积极地试图用各种方法挽救国难于未然。与此同时，中国的各类人才怀着不同的胸怀、不同的志向，不同的能耐急匆匆纷纷登场。先是辛亥革命爆发、宣统小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当国民正为看到了中国重新振兴的希望而欢喜时，一幕又一幕别开生面却又毫无新意的闹剧上演了。张勋复辟、袁世凯复辟、段祺瑞当政等等，让人应接不暇。一时间鱼龙混杂，良莠不辨。在新气息扑面而来的同时，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又陷入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中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最黑暗时期。
最黑暗的时候就离天亮不远了，不在黑暗中爆发就在黑暗中死亡。死亡是每个生命或事物所不甘心的。寻找活下去的门路是一般生命的本能，更是优秀生命实现自我的最佳时刻。
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了解他们，对付他们。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先进的观念来比照中国存在的问题，然后进行社会的改良，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非常热门的救国方式。这样做不乏弊端，但是历史证明，利远远大于弊。
西方文明思想的传入，在中国社会“有一石激起千层浪”之效果。新鲜的空气很快就冲击了顽固且保守固执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社会各界空前活跃起来，先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入等等令人兴奋不已的事件。
走出国门，向西方取经，最大的收获就是先后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引入中国，从而迎来了中国人思想上认识上的真正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初各种政治势力群雄角逐中，最具特色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他们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中国社会深得人心。
资产阶级在思想的启蒙阶段着实令人振奋，国人麻木的心灵开始苏醒，高呼着民主的口号争取久违了的属于自己的权益。同时改造世界的信心也看似坚定了许多。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令人不可捉摸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性还没有全然显现出来，其弊端却在中国社会露出了马脚。这个西方社会的宠儿，来到中国，却因水土不服，举步艰难，尽管开始得轰轰烈烈，却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局。
从西方借来的这颗希望之种，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能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反而酝酿为一个畸形儿，给国人留下的是重重叹息。
叹息过后，是更加深刻的思考。什么样的思想能改造中国，什么样的作为能拯救中国！苦苦寻觅中，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过后，来到了中国的大地上，从此生根、发芽、结果。
中国革命铁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社会的希望，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它将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凝聚成一种撼山动地的力量，最终将打烂旧世界，创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尽管在目标中运动，在方向中前进，黑暗中不至迷失。但要到达革命的目的地，却任重道远。中国几千年思想的陈规，认识的旧陋，精神的萎靡乃至体质的羸弱，这种种问题不仅都是革命的对象，毫不夸张地说，也是革命的障碍。不一一解决，必将制约了革命的速度与革命的质量。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旧中国进行革命，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要有足够的耐心与韧性。首先，唤醒民众，让民众内在的觉悟冲击旧有的潜在的损害生命机能的有毒物，引发出对生命的再认识；其次，让健康的新鲜的血液贯通全身，打通经脉，焕发生命的激情与活力；最后，在认识明确的前提下，调动革命的热情，积极从事革命事业，直至革命的成功。
红色体育就是伴随中国革命的种种需要而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它是强筋骨、健体魄、树信心、聚人心的最有效的革命方式。它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它的开展不仅使中国革命的基础坚实了，节奏加快了，而且还使得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艰难历程，变得如此朝气蓬勃，张力十足而又魅力无限。这是体育史上的奇观，这是革命史上的一道风景。它为革命锦上添花，与中国革命的其他内容一起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活力的革命、壮美的革命、非凡的革命。
红色体育的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几乎同步。它是诞生在旧中国的别样体育形态。说它别样，是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体育形态和日伪统治区域的体育形态相比较而言的。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体育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体育，它的体育特点是体育机构健全、体育人才集中、体育形式完备，体育理论众多、体育实践不足、体育的全民观念不强、体育的实质为少数人所享有，最终也未能唤醒国民体育的自觉意识。日伪统治区域的体育是沦陷区奴性的体育。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军事侵略的浓重痕迹。它是侵略者粉饰太平、渗透强化奴役思想、为侵略战争培养后备军的工具。沦陷区的体育在洒满体育者的血泪，写满体育者屈辱和不屈的同时，侵略者的野心与张狂昭然若揭。
红色体育是发生在1921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解放区范围内的体育事件。红色体育的形式丰富多样，它在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西方先进的体育项目，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体育的本质特性是军事、革命与人民的有机结合，红色体育将一切体育的内涵力量都强调其中。以体育的普及化与民众化为基础，实现了体育的最高理想。达到了体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之于民的崇高境界。
红色体育经历了体育思想的萌芽期、体育思想的爆发期、体育思想的成熟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指的是1917年～1927年期间的体育，这是红色体育思想的启蒙与酝酿阶段。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体育事件是1917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发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7年中国共产党武装政权的建立等。其中，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发表是红色体育的光辉起点。理应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红色体育的政治基础，武装政权的建立是红色体育的物质基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红色体育的生成土壤。这个时期是红色体育思想的萌芽期，也可以说是红色体育的准备时期。
第二阶段是1927年～1934年期间的苏区体育。这是红色体育思想的爆发期，也可称作是红色体育思想的完成时期。苏区体育的指导方针明确，组织机构健全，运动形式多样，活动范围广泛，组织者精心组织，参与者竭力参与。官兵一致，军民一体，将苏区体育开展的轰轰烈烈，蓬蓬勃勃。它是红色体育最光辉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1934年～1949年期间陕甘宁边区及革命根据地的体育。1934年10月，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急于求成，想象着革命高潮的突然到来，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战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由此丧失殆尽，来之不易的革命大好形势转眼即逝，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经过两年的跋山涉水，涉险临危，于1936年10月在陕北完成了红军力量的总会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为艰难的八年抗战时期，之后又迎来了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八年抗战是红色体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体育活动的范围涵盖了解放区、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地区。
这一时期的体育是以延安为中心，进而辐射其他地区。总体来说，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是在苏区体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指导方针、组织机构、运动方式等方面与苏区时期一脉相承，体育的基础思想更为成熟，体育的组织机关更为完善，体育活动的范围更广，体育项目的比赛水平更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昂扬的精神基础。这是红色体育最为完整最为兴盛的时期，红色体育的发展至此达到了高峰。
中国红色体育从1921年开始到1949年终止，总共28年的历史。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化，红色体育在许多方面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大致说来红色体育的发展经历了红色体育的形成期，苏区体育的蓬勃发展期，陕甘宁边区体育的高潮期，以及长征时期的体育、晋察冀鲁豫根据地的体育、各八路军办事处的体育以及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体育等不同的时期和形式。
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是红色体育生成的土壤，这土壤肥沃厚实，预示着不平凡生命的诞生；早期革命领袖的体育思想是红色体育的根，根系茁壮，奠定了红色体育发展的牢固基础；苏区体育与陕甘宁边区体育犹如大树之干，粗犷坚挺，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其他根据地的体育犹如大树之枝叶，蔓枝交错。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了体育史上的无限风光。
让我们走进那个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年代，去感受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体育事件。并透过红色体育的具体作为，去领会红色体育的精神内涵，去品味红色体育所具有的无限魅力。
中国红色体育（1921～1949）
红色体育的研究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红色体育的概念与内涵经过了反复认知已不陌生。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对红色体育的模糊认识到清晰定位，从简单的故事陈述到系统的理论分析，从有限的局部性关注到全社会的普遍性关注，从对红色体育资料的量变积累到探索人类体育本质认识的质变飞跃，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中国红色体育的整体形象更加立体、更加完善、更加丰润。红色体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问题或是单一的体育问题，而是在一种信念的支撑下以学术的行为进行体育本质的寻根溯源。而寻根溯源的目的是着眼红色体育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再现。深刻体会红色革命年代体育的内在张力以及体育之外那道特殊的人文奇景。这不仅是红色革命的情结使然，更是民族精神凝聚的必然。从目前红色体育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状态不难预测，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红色体育的研究将开拓出一个更为精彩更为广阔的领域和空间。
本书编纂的指导思想是以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体育事件为线索，其中穿插大量的珍贵的红色体育图片，使读者在感性的体验中接近历史、触摸历史，进行心灵的互动，进而实现理性的反思，又用反思的心得和成果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行为。最终达到体育造福人类的终极目的。《中国红色体育》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红色体育溯源。简要的介绍了近代社会的性质、特点，其中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背景和体育的开端是其阐述的重点。溯源的目的是走进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寻找红色体育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第二部分是红色体育的兴起。有红色意象说明、红色体育产生的政权基础与思想基础及毛泽东与早期共产党人的体育言论及体育行为。重点是对毛泽东早期体育名篇《体育之研究》的引用和阐发，它是红色体育的光辉起点。第三部分是中央苏区体育。以大量的史料，展现了这一时期红色体育的组织机构、体育形式、涉及范围、体育主体、体育项目、体育事件、宣传形式及社会效应等。重点是在中央苏区有关领导的体育思想指导下，苏区体育的特点及各阶层具体的体育活动。第四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它直接承袭了苏区体育的思想及实践，在苏区体育原有成绩的基础上，各种政策法规、体育项目、体育活动更加成熟完善。特别是各种体育培训班的成立，为边区体育的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使边区体育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完备。苏区体育和陕甘宁边区体育是红色体育的核心，由此开拓出一片体育史上的新眼界。第五部分是其它根据地的体育。这一部分的重点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及各八路军办事处的体育活动。因为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掌握的历史资料有别，因而其叙述有繁有简。而泼墨与惜墨皆既取决于获取历史资料的多少，又受当时斗争的严酷性所限制。总之，各根据地和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呼应党中央的体育号召，各项体育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其体育作为苏区体育和陕甘宁边区体育的补充，为红色体育锦上添花。
在本书编纂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其中苏区红色体育研究专家曾飙教授、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的研究专家王增民教授给予了本书大力支持。曾飙教授提供了大量苏区红色体育的研究资料和图片，王增民教授也在出书过程中提供资料，献计献策。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专家的无私奉献和鼎力相助，这本书就不能如此顺利地出版。因此，特向两位专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由于编者的知识和认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错误与缺憾。在此书即将面世之际，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12年8月第一章中国体育事业溯源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二的大帝国，不顾时，安于现状，人为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大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不可避免地发生“奇异的悲歌”。——马克思第一节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中民党政权覆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80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从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末年的中国如一艘陈年老船，难以遮掩地散发着长期被浸淫的霉腐味。但清政府却一味闭目塞听，兀自骄虚自大地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它的黄金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发祥地英国继17世纪40年代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又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法国当时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德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于是，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却又已满身疮痍的中国。首先用武力叩开中国大门的，就是英国。18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但是，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壁垒面前，西方的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再加上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于是，英国资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阶级处心积虑寻求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鸦片便成为他们理想的工具。英国商人从18世纪初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19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40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就占了一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高达数百万两。
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泱泱大国上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至庶民百姓，吸食成瘾，不能自拔，使国运陷入万仞不拔的深渊，使国人的体质几遭毁灭，从此“东亚病夫”成为旧中国的专有名词。“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有专文论及“东亚病夫”问题。同年10月17日由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字林西报》转载。同年11月1日的第十四册《时务报》也转译了该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这段迄今为止关于“东亚病夫”最早的文字记载，今日读来依然会让国人激愤难当。《时务报》第一期
清政府迫于形势，派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而当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时，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1840年6月，乔治·懿律率领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4000余人（后增至15000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顿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拉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帷幕。直至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议和，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战争方告结束。
自此，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中断，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华民族百年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开始了，随着西方列强的接踵而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越来越深，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
然而，中华民族又是不屈的民族，近代百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断抗争和奋斗的历史。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社会各个阶级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试图从西方找到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制度，一次次的学习，结果却是一次次的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对国民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陈独秀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大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阵地，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先后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新青年》
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线曙光。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俄国。在十月革命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1918年11月和12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五四运动”的爆发。俄国十月革命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学生的爱国行为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形成了波及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巴黎和会现场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人们彻底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发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踏上了走向革命胜利的征程。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对近代中国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与摆脱“东亚病夫”的屈辱历程联系在一起，“强种救国”中的“强种”问题成为贯穿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强种”是近代中国人在国家危亡下，受社会进化论学说“优胜劣汰”的危机意识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要求。“强种”在近代体育史中，不仅本身就是体育的任务和目标，更是达成“救国”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近代以来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近代体育的发展被纳入了救国的政治轨道，蒙上了救亡的政治色彩。体育担负着救国与救民的使命，大量的体育言论所构成的体育思想充满了救亡图存的严肃关注，这就使近代体育思想史，相当程度上成了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分。第二节旧民主主义时期近代体育的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是中国的旧民从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指的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在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随着西方的学校教育渐渐传入中国，且经数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当时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引进与提倡以“尚武”为核心内容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他们认为国家富强的基础取决于国民的基本素质，以增强国民的体力、心力、群力来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再一方面，以中国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活动虽仍在广大地区的民间流行，甚至在农民革命和起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已退居次要地位。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体育的基本内容。
一、早期仁人志士的体育思想19世纪70年代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在改良派所提倡的新学中，包括了近代体育的思想内容。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1858～1927），在其所著《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说：“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康有为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一章中，提出修建“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在“大学院”一章中也强调“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康有为还在长兴里自办学堂，并规定“枪”（兵操）、“体操”及“游历”为教学内容。梁启超的“三育教育”：梁启超（1873～1927），在甲午战争之后所发表的教育论著中，主张教导儿童“习体操”。1897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也注意对学生进行“体操锻炼”。在《饮冰室全集》中更是明确指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大同书》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严复的“劳则强”。严复（1853～1921），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他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严复根据进化论原理，阐明了运动强身的道理，他在《原强》（修订稿）中写道：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最早接受近代教育与体育思想的人物，他们提倡近代体育，实际是对封建教育和封建武举制的否定。他们宣传近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耻文弱”的风气。
二、早期学校体育的普遍实施及师资培训
1.早期学校体育的实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人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于1901年开始宣布实行“新政”。此后数年内对文化、教育、军事等进行了一些改革。
在教育方面，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未及实行，翌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一章程不仅规定了中国第1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它是仿效日本学制而制订出来的），而且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体操科”时间为2或3小时。小学“体操要义”是：“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对中学及师范学堂的“体操”，则强调“实用”，规定“其普通体操20世纪初期学校室内体操课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高等学堂的体操内容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奏定学堂章程》还强调，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宜以兵式体操”为主。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军国民主义教育折》中，更明确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足见“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学校教育和体育的影响是很大的。
由于“军国民主义”影响，清末至民初，各级学校的体操课内容，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器械体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因此人们把上体育课叫做“下操”。这种“体操课”呆板枯燥，锻炼身体的价值很小，不能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特点，因而曾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2.师资培训
1903年清廷学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各级各类学校急剧增多。这时体操教员的缺乏成为兴学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当时各学堂的体操教员大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这些人仅有一些兵式体操知识，所教体操，“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这种状况，不仅妨碍学校体育的实施，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学界的急务。
1906年，清廷学部（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于各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仿效日本某些体育学校的办法，在中国创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
1905年以后，除了一些短期体育训练班、传习所外，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1905）、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6）、四川体育专门学堂（1906）、王氏树人学堂体操科（1907）、四川耀梓体育学堂（1907）、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奉天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中国体操学校（1908）、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8）等。这些体操学校和专修科的教学内容主要有：教育学、体育学、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等。
上述体操学校和专修科，大多在辛亥革命前夕停办。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由留日归国学生徐一冰、徐傅霖和王季鲁3人创办于上海（1920年迁浙江吴兴县），修业年限两年。1924年校舍被战火焚毁，后又勉强支撑数年，于1927年停办。毕业学生共36届，1500余人。许多学生毕业后，又先后在上海、苏州、杭州、广东等地创办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也设在上海，第1任校长系徐傅霖之妻汤剑娥。该校后来更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停办，毕业学生共46届，1700余人。
清末相继创办的体育学校，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这些体育学校的办学时间一般不长，招生数量又太少；加之各校大多采取一年、半年的短期培训的办法，学员的专业质量不高，因此，体育师资的培训还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
三、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与早期竞赛运动
中国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等运动及其竞赛活动，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起来的。这些运动的初期开展都受到外国人的控制，并服务于他们的目的。
1.教会学校与早期竞赛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建立教会。教会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美、英等国各教派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无正式的体育课，只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并组织运动代表队和运动竞赛。如1890年前后，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展了田径运动，并举办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北京汇文书院、北京通州协和书院于1895年前后开展了棒球运动，并组织了棒球队。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墙球、网球、足球等运动。1900年以后，一些教会学校较早地组织了以田径、球类为主的校际运动会。如1905年前后举行了有东吴大学、圣约翰书院参加的苏州“联合运动会”；汇文书院、协和书院也先后举办过田径、网球、棒球、足球等单项运动会。有的教会学校还与外国驻军进行球类比赛，如1906年协和书院与英国驻军在北京举行足球赛，“协和”队以2比0胜英兵队，获得“白瓷九龙杯”奖励。19世纪末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
2.基督教青年会与早期竞赛运动
基督教青年会本是英、美等国对青年进行宗教宣传的组织。19世纪末叶以后，这个组织由北美向世界各地发展。从1885年起，在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下，中国一些学校及学校之间开始组织青年会。至20世纪初期，该组织已遍布中国许多大、中城市。
青年会在它的活动中，比较注重青年的兴趣、爱好及其他的青年特点。在体育方面，青年会的活动主要有：（1）传播近代体育。在1896年前后，有美国人在天津介绍了筐球（篮球）运动。1904～1908年间，天津青年会干事C.H.罗伯逊曾到京、津各校讲演，以“西洋体育”激发青年学生的兴趣。上海青年会干事C.H.梅克洛（旧译麦克乐）也在沪、宁一带的学校和体育团体中进行有关体育的演说。1916年以后，他任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时，编纂了不少体育教科书。20年代初期又以东南大学体育科为基地，创办《体育季刊》（原名《体育与卫生》）杂志。此外，津、沪等地青年会还经常组织体育表演，并建造体育馆、游泳池，以吸引青年参加体育活动。（2）组织并操纵早期的运动竞赛。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1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认为第1届全国运动会），是由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的。该组织体育干事、美国人M.J.埃克斯纳任此次运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后的第2届全国运动会虽名义上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但实际上是由北京青年会筹办的。1913～1923年间的远东运动会，其筹备、选拔比赛等工作，也都为青年会的外国体育干事所把持。直到1926年前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种现象才告结束。（3）培训体育专业人员。1908年上海青年会开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后改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1915年上海女青年会开办了“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此外，天津青年会也开设过“体育干事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和学校，曾为各地青年会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体育专业人员。第三节旧民主主义时期体育的发展
一、学校体育的演进上世纪20年代天津南开学校LZ篮球队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出现过一些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产生过影响自的思想潮流。其中以“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我国学校体育的程度最深，时间最长。在“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校体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始终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对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项目加以排斥，从而使学校的体育课缺少活力，学生缺乏对身体锻炼的参与热情，体育课失去了其应发挥的作用。1928年南开女中获天津女子运动会优胜照
辛亥革命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影响下，教育部于1912～1913年间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意欲对教育实行某些改革，但这个学制仍是仿效日本制定的。在教育部所颁布的中小学“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则”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每周3学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兵式体操尤宜注重”，这种情况同清末没有多大区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当局不设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当时，官方对学校体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教育部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发布有关指令或决议来实现的。如1915年教育部指令各公立学校开展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课外运动，并于春秋两季召开运动行会。1918年第4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会议通过决议，“推广新武术”，并将“新武术”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等等。那时，由于缺乏管理体育的机构和制度，任何“指令”、“决议”，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从全国范围来看，体育运动的开展仍带有浓厚的自发性。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总锦标，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多为教会学校师生，公立学校无能插足，这对教育当局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年，教育部指令公立学校“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砺……”。自此以后，公立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学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在课外活动中又开展一些田径、球类等竞赛性运动。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双轨制体育”。
二、体育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较为迅速。在为数众多的体育系、科和学校中，办学较为正规而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两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抗战期间迁至四川重庆，1943年增设两年制体育科，自此以后科、系并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其所开课程基本上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运动场地、设备在各校中是较好的，但在教学中有重学科、轻术科的倾向。1916～1950年，该科、系的毕业生共有380多人。北京高师体育科（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1917～1948年毕业生共有500多人。
三、运动竞技的开展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天津赛马场
国内运动竞赛，第2届全国运动会于1914年5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天坛举行。本届运动会组织者为北京体育竞进会，实际负责人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大会职员、裁判员仍多为外国人，大会实权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本届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只有96人。第3届全国运动会于1924年5月22日至30日在武昌举行。这届运动会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主办，裁判员除游泳和棒球聘有三、四名外国人之外，其他工作人员全是中国人，摆脱了外国人的控制。本届运动会首次设女子表演项目。在田径赛的丈量中把英制改为米制。1937年的上海万国足球赛
随着自然体育思想的成熟发展，体育的竞技性开始得到重视。1912年9月，原美国芝加哥青年会干事、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布朗，代表菲律宾体协访问中日两国，经商议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并决定1913年2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首届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前期参加国为中、日、菲三国，比赛地址在三国某一城市轮流举行。第1～6届，中国出席或主办远东运动会都是由外国人主持和操办的。1925年第7届远东运动会沈嗣良率领中国代表团赴会。从此，中国承办远东运动会不再借助外国人。
此外，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也开始逐渐出现在国外的一些竞赛活动中。1923年香港南华足球队访问澳大利亚，同年留美学生韦荣路等3人赴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在国内进行的运动竞赛主要有：始于1904年的上海万国竞走，自1926年始，中国人加入比赛；始于1908年，止于1937年的上海万国足球赛，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杯”和在上海的侨民；始于1925年，止于1937年的上海万国篮球锦标赛，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队”和侨民；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的始于1926年，止于1935年的上海国际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队”和侨民队。
四、体育团体的建立
中国近代体育组织，出现于20世纪初。当时，一些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创立体育会。此外，在广州和香港也成立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1910年以后，特别是20、30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庞大的群众性体育团体，它的前身是上海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以研究武术、提倡近代体育为宗旨，除推广武术外，还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等10余种近代运动项目。1911年秋成立女子部。1920年后，又向华南及南洋一带发展，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区相继设立分会。至1928年，共成立总分会42个，会员约40万人。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题词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中国第1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其第1任（1924年8月～1933年9月）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名誉主任干事是沈嗣良。该组织先后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设办事机构。全国体育协进会从1927年起，代表中国陆续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等单项运动的国际协会。第四节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体育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从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创造的一个历史阶段概念，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所谓“新”，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我国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开始运用近代科学观研究体育，进而倡导新体育。
一、体育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教育科学的进展和一些新的教育学说的流行，各国体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总的趋势是：以培养“军国民”或“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渐次衰落，而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则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此种变化在中国也很快出现。当时正在兴起的“五四”运动，加速了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1919年10月，第5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此后，一些学校纷纷自行废止兵操。1922～1923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在公布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系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及其《课程纲要草案》时，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课）”；规定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20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趋统一，竞赛性运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起来。许多学校都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学校与学校之间经常进行比赛。但是，由于锦标主义的日益盛行，青年学生中受体育之益者并不很多。“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在体育上的反映就是首先促进了中国人收回体育主权。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等等。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想影响的扩大，体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提倡男女平等，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开展。在体育领域内部，隶属于军国民主义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以强健身体为主要目的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新鲜项目得到了推广。
二、自然体育思想的形成
思想决定行为。中国自然体育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其基本内容是：强调体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认为体育即生活是人的本能，主张个性的充分发展；推崇自然活动，否定人的活动，主张到大自然的环五四运动后球类运动得到推广境中去从事自己所爱的各种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提出“进步”与“民主”的主张，这恰恰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民主的迫切需求。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随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传入中国，其倡导者们提出“体育即生活”的口号。
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为中国带来了较为系统的体育理论，强调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和个人需要的角度看待体育。由于自然体育思想强调人的本性，重视人生的意义，因而成为“五四”时批判军国民体育，否定兵操的理论依据之一；自然体育观重视体育对人全面教育的作用，因而提高了体育的地位，促进了人们对体育教育规律、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消极方面，自然体育观强调个性自由发展削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一度助长了“放羊式”教学；过分强调体育的娱乐性与兴趣性，忽视了增强体质的主要任务。
三、体育新思潮
文化与思想的革命首先带来的是观念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近代中国人旧有的体育观念，进而促进了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当时，一批国学大家纷纷投笔著述，以新的思想新的作为表达自己对新体育的认识和看法，对当时及后来国人的体育观念与体育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鲁迅的“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在鲁迅先生55年的短暂生命中，曾举行过11届奥运会（当时中国称“万国运动会”）。从他1906年弃医从文算起，也经历了8届奥运会。虽然他并无记述奥运的文字存世，但他著作中凝聚着的体育情结仍激励着后人。他生前常常引用英国教育家洛克“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句名言来鼓励青年人锻炼身体。
鲁迅先生自小就有体育情结，早年在南京求学时，就爱骑马。不仅每天跑一两个钟头，还用“戛剑生”“戎马书生”等别号勉励自己，甚至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印章，看得出年少气盛的鲁迅，是很有点“尚武”之气的。后来他去日本留学，在仙台医专学医，自然懂得“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这期间他学过柔道，且有一定功夫。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次夜里途经某坟地，忽见一形同鬼魅的东西，便上前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哇哇乱叫，抱头鼠窜，原来是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足见鲁迅良好的体质和攻击能力。鲁迅还喜欢登山和远足，在杭州、绍兴任教期间，他经常带领学生或邀请友人到孤山、北高峰、会稽山等处爬山，顺便采撷植物标本或拓碑考古。他在绍兴府中学学堂任监学兼博物教员时，还和其他老师一起带领学生去南京、金华、宁波等地远足、游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随感录》中写道：“把‘九天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尼姑’的老方法，改为‘新武术’，又称‘中国式体操’，叫青年人去练习，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改习本国式体操才行，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即使不把外国人的‘板油扯下’，只消一阵‘鸟龙扫地’也便一起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古时也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鲁迅先生反对的不是中国武术，而是借“新武术”掀起的复古逆流。他说：“中国武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我现在所反对的，便在：1.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慨；2.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
关于竞技体育，鲁迅有一段精彩的文字，写在1925年的《这个与那个》杂文。文章写道：“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鲁迅为最后一名选手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而讴歌，也向为坚持到底的选手喝彩的看客们致敬。其“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观点与今天弘扬的“重在参与”“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完全一致，可见鲁迅先生早就对奥运精髓心领神会了。
读过生物学的鲁迅，深知健康的身体对人生至关重要，不仅有利于事业，还能给下一代遗传优良基因，所以他在体育教育和儿童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他反对一味复古的所谓“国粹体育”，他赞同“拿来主义”，认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我们去拿西洋体操，不是简单搬运他们的招式，应结合我国传统体育以‘静’为主的特点，取其精华，排其糟粕。”这说明鲁迅在体育上提倡洋为中用，是主张“与国际接轨”的。
可惜从事职业写作之后，日益繁重的“用笔战斗”使鲁迅忽略了锻炼，加之反动势力的迫害、“友军”的暗箭等严峻政治态势，令他根本无缘体育运动，连外出散步都不可能了。这使鲁迅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急剧下降，直至日益陷入谷底，最终英年早逝！即使如此，晚年的鲁迅仍对年轻时热衷的体育活动念念不忘，充满眷恋。1935年1月29日，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运动原是很好的，但这是我在少年时候的事，现在怕难了。我是南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先前是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然而自从升为‘先生’以来，就再没有工夫干这些事了。”
鲁迅先生对鼓吹“静坐”者也进行了批判。“静坐”是我国古代导引术的一种，有健身治病的作用。后来，佛教、道教、方士，都以其为“修真养性”、“坐禅打坐”、“朝真”的手段，虽有一定的健身作用，但又掺杂着迷信、封建的色彩。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反对利用静坐贩卖“国粹”的斗争，对于宣传新文化，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都有积极的意义，它也狠狠打击了体育领域里的反对西方近代体育的保守思想，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鲁迅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前后鲁迅曾两次应邀去香港讲学，热爱骑马的他本也想去看看赛马，却因故未能遂愿。80年后的今天，29届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已在香港举行，先生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又是一次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图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鲁迅和他当时的著作及发表的文章。鲁迅作品
蔡元培与体育教育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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