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穿衣的教授——名利场生存法则(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薛莉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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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穿衣的教授——名利场生存法则试读：

·01 一切从排名开始·

一切从排名开始

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每个月在微博上刷新自己的排名,最新的一次是“请看近十年全世界经济学家11月份的排名(Ideas/Repec) :邹恒甫第74名。祝贺。”

第一次听说邹恒甫先生的这个小癖好,我认真询问了一下他真正的学术地位。毕竟,对于不了解经济学领域的外行人来说,比如我,很容易把这种行为和市面上给钱就能上的《世界名人辞典》之类的排名联系起来。当然,询问的结果往往因为被询问的人而千差万别,很可能有些人还带着强烈的情感因素而有失客观,不像排名那么不容置疑。但大部分人对他学术成果的赞同程度远远超过对这个小癖好的认同程度。尽管权威机构的排名是每个成年人都相当关心的大事,但成年人世界的潜规则是,你可以默默关心,但记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心情。对这种名利攸关的事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会显得肤浅并且容易误伤他人,毕竟还有太多的人没出现在那个排行榜上。最正确的做法是,假装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自己的排名,然后不经意转发到自己微博上,先礼节性地表示兴奋,然后再表示自己并不了解这个排名,最好再对排名冷嘲热讽一下,尽管很可能实际上你也和邹恒甫先生一样,每个月都上人家的官网去刷一下排名。

排名意味着影响力。通常前五名甚至前十名的人并不需要这个排名来坐实影响力,因为他们已经人尽皆知了。但根据我的了解,尽管他们不需要,却也很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为什么去年排在自己后面的第六名,今年变成第四名,跑自己前头去了?为前十名的人排名的机构或人士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一旦你这么排了,第五名很可能就不愿意出席你的颁奖晚会了。

但第十一名到第一百名就很需要排名来宣告自己的地位。资源有限,会场的VIP席位、评奖的奖杯数量、各种商机都很有限。根据二八定律,80%的商机会追寻排在前20%的人,而80%的人只能去抢夺那20%的机会。而根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好像更加残酷,经常是95%的机会都在追逐那5%的人,剩下95%的人只好去抢那5%的机会。于是,排在第十一名还是第十二名,就变得很重要。最近演员姚晨在一个视频采访中表示,在电视剧《潜伏》播出后的半年中,她推掉了200个剧本。当然,这是前五名才有的待遇。但是至少有20万名演员在半年中,很可能连一个剧本的面都见不到吧?挑剧本?算了吧,有人喊你试镜就很不错了。

不久前我做了一次思想文化界的采访,被采访人多是各个流派的名头很响的人物。因为在文章里介绍他们时,我使用了“代表人物”这个词,从而招致了一些不满,虽然这个介绍并非我首创,而是主流说法。有人写邮件给我,指出“代表人物”的说法并无根据,他(她)质疑道“为什么说他是代表人物,谁封的?”想想也是,思想文化界好像的确没开过代表大会,选举各派的代表,也不像经济学界那样务实,至少还有个排名可以佐证。

由此可见,权威排名还是很重要的,至少不会让公认的一些事落了程序公平的口实。因为名气这个东西,虚无缥缈,既不像财富可以用数字统计,又不像权力可以用等级衡量。更多的名气,都局限在各自的小领域,名气本身的名次,还容易招致争议与口舌。所以才有了排名的强烈需求,而那些能制定出权威排名的机构,也可以名利双收了。

你买过微博粉丝吗?

玩过微博的人大概都收到过这种广告:“僵尸粉1000个2元;仿真粉1000个5元;顶级粉100个2元;特级粉100个3元。”

我有位下海创业的女闺蜜,两年前向我坦承过花了300元买了8000个粉丝,没头像但偶尔会评论的那种,比现在的特级粉肯定差一两个档次。动机是她作为企业创始人申请了大号,粉丝数太少不好看。照这么看,粉丝市场的低价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了。想成为微博上粉丝数过千万的“大腕儿”,若购买“仿真粉”,成本是5万元,据说,粉丝卖家若是遇到这种出手豪气的大客户,也会主动打折,最便宜的万把元即可成交,比在网游世界里称王称霸便宜多了。

买粉丝,一为公司营销;二为吸引真粉;三为满足虚荣;四为能享受互联网名利场的种种福利。比如:一些微访谈等栏目分别为访谈者的粉丝数设了下限,5万起或8万起等等,粉丝数俨然成了数字请柬,一旦过了某个数量级,请柬便在瞬间被激活。所以,不要鄙视那些买粉丝的人,认为他们太虚荣,他们只是比你更现实。

当然,若真的是名人,不需要买粉丝也可以轻松过千万,网站为了吸引你来开微博,会主动送粉丝的。我有位设计师朋友的待遇是,开微博送3000粉丝。他只是专业领域的知名人士,若是大众领域的名人,这个数字应该还会加若干个零吧。

若是野心够大,希望自己出现在微博粉丝数前10名的名单上,就算是一线明星,可能也得出点血了。毕竟,光靠自拍照、曝隐私、抖机灵,涨粉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跟不上形势啊。

已经很有名的明星买粉丝,为的是“前三名”效应。前三名的商机永远比后七名多好几倍。就算明星本人并不想这么做,经营团队出于公司利益考虑,也会理性地选择这种增粉手段。在生意人眼里,只有性价比,没有耻与荣。如果这种行为在将来会被定义为商业欺诈,那就把违法成本也计算进来。商人计算的是利益,违法行为附带的道德上的耻辱约等于零。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出席某个商业活动时,现场突然来了堆看上去很有气势的人,当中被围绕的一位少年我并不认识,听周围的观众说是某个电视选秀的选手。现场观众中倒也有几个人手持写着他昵称的灯牌,叫着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有专门出租真人粉丝的公司,找群众演员扮明星粉丝,收取劳务费。当初听起来很可笑,但现场看起来,的确能对潜在客户形成一种“印象知名度”。毕竟,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客户又有谁真正了解90后的消费者在“粉”谁呢?若是花钱请了一个连粉丝都没有的明星来捧场,客户会不会觉得很吃亏?

同样的现象也曾经出现在中国杂志的发行量问题上。中国的杂志很少有参加BPA(Business Publication Audit of Circulation,商业出版物发行审计协会)认证的,大家都向客户自报一个粉饰过的数字以抬高广告价格。客户则求助于第三方调查公司,然后狠狠杀价。有个一线杂志品牌的出版人曾经拍着桌子对客户说:“我们一定会申请BPA认证,让那些吹牛皮的家伙见光死吧。”最后的结果是,他还是没去认证,乖乖地从了现实,成为虚报发行量队伍的新成员。他的理由是:“不能让那些劣币驱逐了我们这个良币。”并补充道:“再说,BPA认证,在中国也没几个人信。”

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买粉丝的现象存在时,不买粉丝的人很难自证清白。数字时代的名利,其实并不真的像数字一样非黑即白。

来自星星的知名度

每当有一部戏大热的时候,就会有无数业内人士试图寻找成功基因,希望复制成功,《失恋33天》《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和《来自星星的你》都是个中宠儿。

与创意产业接触久了,我越来越觉得,影视剧等文化创意类产品的成功很难复制。它的成功基因,归根到底就是创作者的天才想法加上制作上的尽善尽美和商业操作的完美结合。如果商业宣传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在创意和制作环节主要还得倚仗专业人才,后两者恰恰是中国文化产业的薄弱环节。

创意和制作领域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和商业领域的人截然不同。前者追寻的是趣味,后者追寻的是利益。套用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亚洲总监马格努斯(Magnus)说的话:“对艺术家,我最难理解的就是,就算完全没有人买他们的画,他们也还是会画个不停。”像他这样的商业人才,一定是有了订单才会开始画,绝对不会浪费一点点资源。

同样的疑问来自一个经商的朋友。他谈生意如鱼得水,但在和工程师和设计师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不得要领。他说:“你永远搞不清楚他们要什么。如果是钱的原因,他们又不说。可以谈嘛!”设计师的做法是,气场不对,这生意大不了就不做了,别谈钱,伤感情。商人的逻辑则是,价钱不对可以谈嘛,别跟钱过不去。别谈感情,伤钱。

最好的作品,来自于生命的冲动,而不是盈利。当然,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总结出一些内容上的规律,再去进行工业复制。拿《来自星星的你》来说:可以用外星人+穿越的创新,女主角的搞笑,男主角的英俊,再加上明星和娱乐圈的各种八卦素材以及内容上的快节奏,炒成一盘可口的娱乐大菜。但当你拿着这些总结出来的金律重新炒一盘端上来后,却很可能发现食客突然变得意兴阑珊,不再那么有食欲了。比如湖南卫视的节目《中国最强音》之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同样是音乐专业出身的选秀选手,加之更加大腕的导师团队,以及导师们对好选手更激烈的争夺,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

不要怪食客的口味刁钻,而应该怪厨师动机不纯。对于创作者来说,第一任务是做出好的产品,第二任务才是这个产品应该赚钱。而在中国的文化产业生产线上,创作者们往往背上了盈利的包袱,从一开始就被投资人、营销团队掣肘,无法在作品中完整地表达创作意图。

记得吴宇森导演的大制作电影《赤壁》的片尾字幕出现时,有这样一串名字“出品人:韩三平、吴宇森;联合出品人:任仲伦、阎晓明、于冬、张强、何冰、伍克波、刘岩、郭子龙、王建秋、滕站、杨受成、松浦胜人、黄锦雯、金佑泽”。一位电视制作人指出,出品人的名单太长了,导演的操控权一定会受影响。如果连吴宇森都会被影响,还有哪位导演和编剧不会被影响呢?

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资本还没有学会如何一边遵循着商业规律,一边又能够尊重主创者的意愿;而中国的创作者更没有学会,在尽量回报资本的同时,排在第一位的是保持创作的完整性。

虽然《来自星星的你》不是我的那杯茶,但这并不妨碍它有着韩式主流的价值观、引人入胜的剧情、搞笑接地气的细节以及女主角精湛的表演。

如果有人依照这个模式生产一个《来自银河的你》,我一点也不看好,正如我一点也不看好各大电视台推出的十几个《叔叔去哪儿》之类的“星二代”节目。

在创意产业领域,不要去追钱,而是要去追作品。有了好的作品,钱自然就来了。

冰桶名利圈

一场源自美国的“ALS冰桶挑战”接力本来充满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成为一场大众娱乐公益项目。自进入中国那天起,一夜之间蜕变为名利场的特权小游戏:没被挑战,你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名人;不是名人,你都不好意思浇自己一桶冰水。捐款行为也被异化,本来活动的规则是,浇了冰水就可以不必捐款,但富有的中国商人、名人们,或因舆论压力,或因难以抑制的善心或张扬的个性,有捐一万元的,还有捐一百万元的,这客观上给准备捐一百元的普通人巨大的心理压力。你以为奥巴马拒绝了挑战并捐款一百美元是因为他捐不起两百美元吗?这不是善心大小的问题,而是尊重规则的问题。这种有形无形的道德绑架已经使这场“中国版名人冰桶挑战”的标准说辞本地化为这样的版本:“我接受冰桶挑战,同时捐款多少元。”

已经有网友在网上发问:“普通人可以参加冰桶挑战吗?”这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中国就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西方的名权贵们因为拥有的资源多,容易享有特权,因而很怕触怒大众,给人以口实,一言一行小心谨慎,处处呵护大众的尊严与体面。这背后当然也是因为有利益的制衡:政客怕丢了选票,明星怕失了票房,商人怕坏了口碑,断了产品的销路。

在《憨豆先生》中憨豆先生的饰演者英国著名演员罗温·艾金森来上海时,没有助理,不走机场贵宾通道,自己拖行李,与普通人无异。这也许是他的习惯使然。当然,此举也可能被人指为作秀,就像骆家辉乘坐经济舱在中国引发的舆论反应一样。但反观一些中国名人们的表现,则正好相反。一则娱乐新闻上报道:影星刘亦菲从机场贵宾通道走出机场。而同是明星的香港Beyond乐队却被机场方面认为不够资格走贵宾通道,贵宾通道是给领导专用的。那么,机场贵宾通道到底是领导专用的,还是明星也可以走?或者什么样的明星可以走,什么样的不可以?

财富与地位无法平等,但在规则面前可以。

乔布斯在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前,同时在美国加州和田纳西州两个州排队等待肝脏的捐赠。美国大多数的州不允许患者同时在另一个州排队,但田纳西州除外。因为加州等待肝移植的病人太多,而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肝脏供需比例比加州高。最终,乔布斯在田纳西州完成了手术。这在美国是有争议的。因为美国州与州之间相距甚远,而为了保持肝器官的鲜活,从获知有肝源到实施手术之间的时间甚短,患者若有私人飞机,才更有可能及时赶到手术台。这其实是变相向富人网开一面,因而乔布斯的手术地点一度成为敏感话题。当时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也相当谨慎,他说:“我们都知道,乔布斯在田纳西州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但是他实质上并不想这样做。他希望无论贫富与否,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立即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权利。”这话可以翻译成:乔布斯并不想破坏平等规则,他希望大家和他一样有钱。

尽管有争议,但乔布斯并没有违反规则,并且他和施瓦辛格有同样的共识:富人与穷人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而在中国,不要说生命了,就是公费医疗制度的报销比例上,等级制特色也一览无遗。有个朋友的妈妈是云南省的高官,有次跟她开玩笑说:我们将来万一得了大病,只能靠卖房治病。还是你妈妈好,国家全包。结果朋友回答:我妈是副局级,到了正局级,医疗费才能全部报销。后来我了解到,即使是公务员体系内,地方不同,级别不同,福利待遇也是千差万别。据《南方周末》报道:北京正部级所有医疗费用都可以报销,副部级干部个别进口药的报销则有限制。两者报销程序也不一样:正部级的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副部级的费用则要到原单位报销。副部级每年体检一次,正部级每个季度体检一次。

如果说乔布斯在两个州同时排队破坏了平等规则,那么这些与级别挂钩的福利待遇等级则直接宣告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规则。

至于互联网所推崇的平等精神,具体到“ALS冰桶挑战”这种项目上,在这个几千年来等级制度长盛不衰的土地上,究竟要多少时间才能消化完全,绝对不是中国参加挑战的人数或者捐款总额这类数字能解决得了的。

微博名利场

毫无疑问,微博已成为比传统新闻发布会力度更大、速度更快的宣传阵地。对一些品牌公司来说,与其花钱租场地、替嘉宾与记者买机票、安排酒店,不如建立一个微博,然后请各意见领袖们在自己的微博上帮忙吆喝,当然这种吆喝是有价码的,然后产品的官方博客转发、评论意见领袖们的意见,并花钱请新浪、搜狐或网易帮忙推荐自己的微博,从而获取更多的关注与传播。

突然间,成为微博界的“意见领袖”,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连我也遇到了诱惑:有公司的新产品上市,请我出席他们的媒体见面会,并在我的个人博客与微博上写有关他们新产品的文章,让我给个整体报价。考虑到自己的博客与微博堪称荒芜,并且对于如何拿捏个人博客与商品宣传之间的关系上没有把握,我拒绝了。但我的一位好友已经开始从博客和微博上获得收益。她研究两性关系,是执业心理咨询师,在探讨两性关系时,偶尔谈及避孕方式的合理使用十分自然,是推广避孕产品的绝佳人选。据说,她的一篇博客“软文”还曾获得新浪的热门博文推荐,这本该是产品微博和博客花钱买来的待遇。“意见领袖”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微博的出现让影响力有了更直观的表现。如果说在博客上还只能看到访客与点击率的数字的话,微博则以粉丝数、转发数、评论数等指标监测每一篇微博文的传播能量。而每位微博博主的粉丝数,则成为个人影响力的数字解读。以中国影响力最多的新浪微博为例,粉丝数最大的微博博主通常是大众名人,以演艺圈明星为典型,佼佼者当数姚晨,拥有粉丝(在西方叫“追随者”,follower)7928多万人(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4月,下同),比中国任何一份畅销报纸的发行量都大;影响力次之的是知名专业人士或行业意见领袖,佼佼者如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有634多万左右粉丝;微博也给了草根百姓拥有影响力的平台,比如名为“冷笑话精选”的微博,也已拥有1590多万的粉丝,靠笑话的质量和转发率打开知名度。

如今知名微博博主已经引起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关注。我在录制上海艺术人文频道节目《大声说》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嘉宾,头衔是“知名博主”。而电视嘉宾红人石述思先生则在微博中爆料说,自己曾出席“人文浙江网络名博主笔会”。可见,名博主们已经拥有无法忽视的影响力。

既然微博成了名利场,当然也少不了名利场的浮夸与虚伪。“僵尸粉丝”、“如何增加微博粉丝”等新事物也就诞生了。新浪为了区分名人博主与草根博主,特地向他们认为的VIP微博博主赠送了“V”帽子。有次跟一位新浪“V”字头微博博主吃饭,他坦白地说他接受过500个“僵尸粉丝”,算是他开通微博的赠礼。而我因“专栏作家”的身份有幸受封为“V”帽子博主,却因为半年多的时间不打理微博,被威胁取消“V”资格。这当然是因为我的“VIP”指数不够高。“VIP”指数绝对高的,比如韩寒,虽然尚未开通新浪微博,已拥有47万粉丝,就算开了张不发言,也绝对不会被威胁取消名人资格吧。可见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种商业规律即使在微博时代依然永恒,并将依然永恒下去。

因为我的职场专栏录制成了MP3版本,被搜狐听书代理,不少朋友主动在自己的博客与微博上义务帮我宣传。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当初好好经营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不是多了条宣传途径吗?其实这大概是很多微博博主的心态吧。像姚晨那样爱写又会写的微博控,毕竟是少数。就像现实中的名利场,大多数来此溜达的人,是为了寻找机会,顺便奉献一下才艺与见解;真正有表达欲、表现欲的人反而是少数。

在微博上窜一窜,才会发现名人真多。但若你以为戴了“V”帽子就成了VIP或名人,就太天真了。就像路易威登开派对一样,你手持请帖,不一定是名人;你没被邀请,不代表你没有影响力。归根到底,微博不过是门户网站发明的又一个名利游戏罢了,而且这个游戏还很有利可图。

名利场的等级制

而等级,则是攀比的一般等价物。你开的是奔驰E300,我开的是奔驰S600,万一遇到一个不懂车的,搞不清楚两者的价差,不是亏大发了吗?所以最清楚明了的办法莫若类似于微软员工的等级制:李开复刚进微软时是15级,唐骏离开微软时比李开复还低3级,诸如此类把攀比简化为简单的算术题,从而搞清楚彼此的相对地位。

若是不同国界、不同体制的人相撞,又要把各自的等级体系进行“翻译”,才能对号入座。有微软员工这样翻译过微软高管和中石化高管之间的级别关系:微软的亚太区总裁,相当于海外部的副总裁,大致相当于中石化的副局级管理人员,而微软大中国地区隶属于亚太区,大中国区总裁比亚太区总裁低一级,相当于中石化的正处级干部;而中国区总裁又要低半级, 相当于中石化的副处级干部。无独有偶,我遇到过一位中国的镇长也试图搞清楚我的级别。当我告诉他我供职于英国的《金融时报》时,见他不懂,便跟他说这是份很有名的报纸。他想了一下,问我:“你们报纸是什么级别的呢?”在他的思维逻辑里,有没有名并不是确立地位的因素,只有换算成和《人民日报》一样的级别,他才能将我准确定位。

级别高的人当然就有了很多特权。以台湾的综艺电视界为例,如果是新人,偶尔上一次电视节目,会被主持人整得很惨:让你表演能否吃得到自己的脚趾头,让你站在高台上回答问题,答不出来就会被推到下面的水池中去,出外景节目时会被要求吃油炸蚂蚱,等等。当然,这些情节并不是为了整你,而是为了节目效果,为了收视率。但等级高的艺人可以拒绝此类苦差,就像王菲或者周杰伦一样,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回答问题即可,而且遇到不想回答的,还可以拉长脸小小地发个脾气。

在综艺电视节目十分发达的台湾地区,就连采访大牌艺人的机会也是要看采访人的等级的。通常只有名主持人才有机会采访他们,这些名主持一般都有自己坐镇的周播或日播节目,经常邀请大明星来访谈。因为双方在各自领域的等级不相上下,看上去很有点把酒言欢的架势。知名度低的主持人只能作为助理主持出现,而且是和其他的助理主持轮流出现。万一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不当插话或者故意抢话,搞不好还会被雪藏。中国大陆十年前尚无此类综艺节目,那时的中国电视刚刚市场化,年轻的电视记者完全搞不清楚该对刘德华这种等级的明星提供什么提问待遇,对他就像对其他等级的明星一样直来直去地问:“你真的没有结婚吗?”这让天王巨星很下不来台。后来刘德华对台湾的综艺界主持人提到这段经历时一脸的无奈。

有些行业内的等级是相当隐蔽的。拿我熟悉的写作这件事来说,等级最高的,像海岩,他写的剧本不仅别人不敢改,他甚至还可以指定谁来演;等级最低的人,写了东西都没资格署名。稍微有点知名度的,会被媒体邀请开个专栏;完全没有知名度的,可以选择投稿,这很像如今的海选,别忘了当年海岩也是从“文字海选”这条路上成名的。搞不清楚这种隐蔽等级的外行人,就会问出一些像新人电视记者一样的话来。比如有其他行业的朋友问我:“我要是退休了,就到你们媒体开个专栏……”看在熟人的面子上,我不好发作。其实我很想对他说:“就凭你?还专栏呢。你投了稿,我有没有空看还不一定呢。”

一个车盲眼中的车展

在我看来,车展之于男人,就像时装周之于女人。如果时装是女人的标签和爱物,那么汽车就是男人的资本和武器。它们的共同点还有,其实车展上的男人未必能看懂多少车,正如时装周上的女人未必能看懂多少时装。

和所有在中国办的展一样,中国的车展总是乱哄哄的,观众鱼龙混杂就不说了,就连媒体日的媒体也同样鱼龙混杂,汽车版的、财经版的、社会新闻版的、娱乐版的、时尚版的,大概连独立狗仔工作室也没有缺位。比起各大厂商请来的明星和车模,汽车本身反而成了配角,闪光灯都闪在明星身上。至于媒体,有谁真的想亲自去摸一下方向盘或者体验一下车后座的舒适度呢?屈指可数吧。

虽然车展所占场地总是很大,但总是豪车的那个展厅最有人气。当然,豪车拥有最强大的发动机以及最高精尖的车载设备,的确值得一看,但媒体和观众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这些硬件配置上,而是在整车的价格上。而且中国各个车展也基本在来参展的豪车的最高价格暗自较劲,上一届你有4000万元的车,这一届我就得有6000万元的,不然多没面子。从本质上来说,这跟电影节期间粉丝们看明星走红毯如出一辙。北京电影节有了李冰冰,上海电影节就至少得有范冰冰。什么表演,什么作品,都没什么关系,大家关心的是谁的裙子布料最少,谁更大牌。

作为一个车盲观众,我一直觉得在展厅里看车实在是比隔靴搔痒还要糟糕的体验。车展就该把大家拉到F1赛场去,一辆一辆去试车,从驾驶到乘车,全方位体验百米加速的过程。甭管什么X几,A几,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这不才是汽车体验的应有之义吗?一辆静止的车,就像一台没有上网的电脑一样,只是一堆废铁而已。

可喜可贺的是,本次车展终于没有了让女观众们又气又妒的火辣车模,取而代之的是妩媚又端庄的女销售员。但你在看车的时候,老是被俊男美女客户代表追着要手机号又成了一种新的烦恼,你不得不感慨习惯的力量,汽车销售人员大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问人要电话号码,并且骗你说,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不打电话,要这个号码干吗?

最后“吐槽”一下本届上海车展的新展馆:卫生间标志用得着那么宏伟吗?每个展厅的卫生间标志旗都有一辆汽车那么大,高高悬挂在屋顶上方,但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的指示却不够清晰明了,结果就是导致许多人都去问安保。最滑稽的是,安保在穿着“紧急疏散引导员”的小背心时,却告诉你“不知道餐厅在哪里”“不知道5号厅在哪里”。看着他们懵懂的表情,你不得不怀疑,要是万一需要“紧急疏散”的时候,他们真的能给你引导吗?最可笑的是,他们人数还特别多,每个厅里都有一二十个。看着国家会展中心高大、崭新、先进的种种硬件设施,不得不感慨:中国钱是有了,硬件是牛了,一到“人”这一环,就露了怯。产品也好,服务也好,汽车产业还是汽车产业外,莫不如此。

谁给了名流特权?

凤凰网娱乐频道的一则消息让我有点愤愤不平:“女明星刘亦菲近日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一身便装的刘亦菲宛如邻家女孩,戴着一副白色Dior墨镜露出星相,与母亲在头等舱位等候办理登机手续。机场工作人员认出这位大明星,还派了一位工作人员专门为其母女俩服务。”我很想知道,其余的头等舱客人是否也能享受到工作人员的专门服务?这事看似很小,却关乎机场的服务专业程度和商业道德。此外,机场是社会公共资源,为个别名流提供特殊服务,有违公平原则。

但是,当一些奢侈品商家将名贵手袋赠予这些名流时,我从未愤愤不平过,最多暗自嫉妒一下。人家是坦坦荡荡的商业行为,是商家想借用名流的知名度和形象做市场推广。甚至光送包还不行,还得付钱。这是名气应得的报酬。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挤得头破血流想要成名呢?

我很想知道,那位机场工作人员,是出于什么动机为明星母女提供特殊服务的。公司规定的吗?肯定不是。领导关照的吗?应该也不是。最大的可能还是出于个人兴趣,想一亲美女明星的芳泽吧,哪怕是近距离看一眼也好。为此他愿意用为她们开后门来作为交换。事实上为了博取名流的好感,或者仅仅为了一睹其真容,愿意为他们免费提供便利的大有人在,包括我自己。当我还在为ELLE杂志中国版工作时,在一次周年庆派对上,我在现场发现演员江珊,她是被朋友叫来玩的。当我惊觉她对这本杂志一无所知时,随口说了句:“我给你寄吧。”她稍感意外,但很开心地留下了地址。寄了几期后,我就开始反省,我为什么当时脱口而出要寄杂志给她呢?她既不是我的作者,又不是我们采访过或要采访的明星,因为她主要参演的是电视剧,而那本杂志更希望采访的是电影明星。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著名人物,给她寄杂志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证明我跟她有“交情”,尽管这个交情有点像《阿Q正传》中阿Q心目中的自己与赵太爷的交情。而后我的理智果断地向虚荣心开火,给她的这项小小福利画上了句号。

这种心甘情愿为名流提供便利的虚荣心到处都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英国人已经在钻研是否能有效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为自己谋福利。ELLE杂志英国版早就在一篇《免费升舱20招》中献计:戴上墨镜,身穿名牌套装,最好牵一条名贵宠物狗,然后在办登机牌时轻轻问一声:可以升舱吗?英国《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家也自嘲过,他曾经在办理登机的长长的队伍里不经意掉落一本《如何消费》杂志,而希望得到航空公司服务人员的优待,因为那是一本有钱人看的杂志。在2009年奥巴马宴请印度总理的晚宴上,成功混入白宫蹭饭的美国萨拉西夫妇也熟谙此道。当晚他们男的穿着黑色晚礼服,女的穿一袭红色沙丽,而且神态从容,外表优雅,大大方方与副总统拜登、白宫时任幕僚长伊曼纽尔和华盛顿时任市长芬蒂等人交谈、合影。面对这样一对貌似非常“名流”的夫妇,美国特工大概已经从心底里希望为他们大开绿灯了,就连副总统也生怕因为不认识这对“名流夫妇”而被戴上“孤陋寡闻”的帽子。

如今到中国出席商业演出的欧美明星们都习惯了警车开道、加长林肯车、专人随时听命、总统套房等特殊待遇。其实在这些明星的千奇百怪的要求中,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惯于拍明星马屁的人发明出来的,而后明星经纪人在受启发后将其纳入下一次的演出条件中。正是这种希望与名流亲近的虚荣心,让名流们有了越来越大的特权。

你有多势利?

人皆势利。势利,字面意思是审势逐利,只要不是一根筋的人,大多都会根据情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只是判断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某高管因为穿着太过平易近人,在上海一个高档小区遭遇保安的冷眼。保安居高临下地问他要找谁、来干什么之后,一直押他到房间门口看到有人接他后才离去。据说这种保安风格的住宅小区在北京很受富裕人群的欢迎。一次我问一位在北京、上海都有豪宅的企业家:“北京、上海的住宅小区有何不同?”他回答说,同样价位的小区,在北京好像住得更跩,比如,有人来访时,保安会陪送至家门口;比如,保安不仅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家住在哪幢,让你随时随地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而在上海,同样是几万元一平方米的小区——还是几年前的价格——住在里面什么感觉都没有。原来,这种势利保安是按业主的需求打造的。

对于人势利的本性,有位服装公司企业主还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在经历过生死的人,要么大彻大悟,从此淡泊名利,对人温文有礼;要么就是甩掉一切伪装,从此肆无忌惮地势利。他最近就遇到一位后一种类型的人,是个话剧导演,因为车祸,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被两次通知“病危”,竟奇迹般地挺过来了。这位导演的势利事迹有:对于投资人能够奴颜婢膝至令周围所有人难堪至极的地步,而一旦对他有用的任何人离场了,马上用下巴对着别人的眼睛说话,绝不浪费任何时间精力在“请”“谢谢”或微笑之类的词汇或表情上。

商业文化中,势利导演的这种行为也许会被诠释成“有个性”,只要他有能力完成资本的意志,就算所有的群众都不喜欢他,照样有戏拍。但他雇人的成本可能会提高,除了为他工作的正常报酬之外,雇员还希望得到点精神损失费。官本位文化中,势利导演则面临坐冷板凳的危险:万一他不小心怠慢了一位茶水师傅,而这位茶水师傅恰好是电影厂老总的亲戚的话,他就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比西方更势利。这应该是西方的法制在规避人势利的本性上更有效的原因吧。如果选民的投票并不重要,奥巴马在上海浦东机场下飞机时,完全不必做出亲自打伞的表演。而迎合这种制度的行为,天长日久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新的礼仪,人们把它叫作道德。

名气的盈利模式

我的心理咨询师朋友吴迪在担任浙江卫视一档大型娱乐节目的嘉宾时,幸遇网络名人“凤姐夫”,得知“凤姐夫”最近也有不少电视通告要赶。在为“凤姐夫”粗粗估算了一下嘉宾费收入后,吴迪认为至少他在当月收入过万元是毫无问题的,而“凤姐夫”之前只是个普通大三学生而已。

与之相比,名气更大、成名更早的芙蓉姐姐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名转利”的路途上越走越顺。2009年2月,她出席广西南宁首届桃花节新闻发布会,并为之拍写真;2009年年底,她在陕西电视台的《碎戏奥斯卡》节目做评委;2010年2月,她为罗平油菜花节拍写真;2010年4月,宁瀛导演的电影《A面B面》中也有她的身影……有人估算她的年收入应该在50万元以上。在以盈利为目的商业行为中,芙蓉姐姐的形象是美是丑已经不重要了。请她过来,能吸引不少眼球,从而达到宣传目的才是关键。

与这些大众娱乐名人相比,隐藏在各专业领域的学者们“钱途”甚窄。就我认识的几位人文学科知名教授而言,收入无非还是学校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偶尔的讲课费以及出书的版税。而他们的书往往因为不够大众化,最多只能卖几千本。一本20万字的书,很可能连1万元的版税都拿不到。

一个学贯东西的知名教授,收入还没有知名度更普及的网络名人多。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的名气还只是停留在小众范围内,无法成为大众“消费品”。

名气,怎么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呢?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是这样分析的:“免费的复制品是你确立名望的好方法。之后,你只需要出门,就能赚到钱。总有人愿意为了见到女高音——也包括记者、诗人、数学家,甚至经济学家——而付钱。”他把这称为“名望经济”。也就是说,教授及专业人才们不应再期待靠着出书挣钱,因为电子书太容易被免费下载了。他们在名望经济时代的盈利模式是:在专业领域出名后,靠出书、写博、写微博、上电视等种种手段制造范围更广的知名度,然后通过巡回演讲或给EMBA学生讲课挣钱。

这事实上早已成为娱乐圈明星的盈利模式。比如歌星,没人再指望能靠出唱片挣钱,但办演唱会和为商家代言可以带来挣钱的机会。而芙蓉姐姐和“凤姐”“凤姐夫”们更是名望经济的身体力行者,尽管他们的“作品”更像是一场荒谬的行为艺术,但既然这行为有爆炸性的娱乐效果,并能使他们一夜成名,他们就可以在名望经济模式中得利。

只是苦了那些不擅于娱乐大众的学者或专业精英们。保罗·克鲁格曼自嘲道:“像我们这样有一定学术志向的人,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他认为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今后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像19世纪的科学家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赚大钱。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走的就是第三条路,虽然在学术界引起一阵非议。

不过我注意到保罗·克鲁格曼自己也没有放弃第三条路。他已经在网易开通了自己的中文博客,并且早就把演讲开到了中国。而更多的不愿意娱乐大众的学术泰斗们则需要坚定意志,迫使自己习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因为把学术当成兴趣来养的方式更高贵,却也更清贫。

向钱进——“钱”途启示录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白热化表明,打工族是多么热切地期望着升职加薪。但影片揭示的薪金水平,并不能反映整个外企的状况。比如中国区销售总监一职,在不同的行业有完全不同的薪资水平。

薪资水平高的,比如金融业、广告业、财经咨询行业、IT业等,这个职位可以拿到数百万元年薪;低的,比如传媒业、音乐产业、出版业等,也许三五十万元就能聘到相当资深的专业人士。我曾经十分黯然地发现,自己处在薪资水平相对较低的传媒行业。一个在业界相当有名的大主编,也许年薪还不到30万元。后来我发现这个状况在欧美也类似。金融危机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曾经撰文探讨过银行家们为自己制定的天价年薪究竟有何根据。你可以把这看成是文化人向金融人士的呐喊。当然,他们也只能呐喊一下而已。若真的想在收入水平上翻身,除非转行。事实上,投资银行业已经成了英文好的财经记者们的下一站乐土。一个年薪20万元的资深财经记者,换到金融业就可以拿到四五十万元年薪。不过,工作并不轻松。后者常常意味着跨时差工作,而且一天平均工作11小时以上,工作时间也不再像以前有弹性。然而,加薪空间依然巨大。而如果在传媒行业,四五十万元年薪就意味着走到了头。

选对行业很关键,选对工种也相当重要。就像《杜拉拉升职记》里的杜拉拉,沿着人力资源这条路走下去,“钱”途并不远大。只有设法挤进工商管理这条康庄大道,才能突破收入瓶颈。人力资源总监,通常在薪金水平上不会高过销售总监、市场推广总监以及产品部总监。

至于是否一定要在外企混,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因为在收入潜力上,民企丝毫不比外企差,甚至有些销售额很大的行业,比如医疗器械等,为民企工作的收入潜力要远远大于外企,因为民企倾向于采用低底薪加高比例提成的薪酬结构,而外企则倾向于高底薪加低比例提成的结构。在某家户外广告民营企业,一个大区经理的年收入就在几百万元左右,而在外企,这几乎是中国区经理的年薪了。

此外,在同一个领域内的声誉和口碑对“钱”途的影响也很大。这在文化、演艺、律师等出售个人品牌的行业尤为突出。我参与过一个电视剧的制作。那是一部800万元投资的中小规模的电视剧。两位主演和导演的报酬加起来用掉300万元,剩余十来名配角的收入加起来还不到50万元。名气的悬殊,反映在经济收入上就是这样的差距。这就是为何这个领域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也要博眼球、抢版面的原因。以前我有个同事采访蔡康永时,他刚买了幢天价别墅。同事问他:“做电视的人很有钱吗?”蔡答:“做电视的哪个没有钱?”此言差矣。他是电视领域中的大腕儿,并且又是艺人和明星,所以才有钱。一般的编导,也就和公司文员的收入相当。想当年蔡康永混在时尚杂志圈,当过GQ的台湾版主编。如果他当初不转行,在主编这个位置上一直做下去,估计是永远也买不起别墅的。

你离钱有多远

鉴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悬殊的情形,搞清楚自己在产业链的哪一环以及将来“钱”途的可能性变得十分必要。

我认识的一位杂志美术编辑已经成功把自己运作成新成立的影视文化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个大飞跃分三步走:第一步,在知名杂志当美编,两三年后跳槽到另一本知名杂志当美术总监,拿固定月薪;第二步,自己开公司,为客户做平面设计并逐渐扩大至动漫设计,自己当了老板;第三步,找到投资商,在保留原有项目的同时,又涉足影视领域,成为股东兼经营者。在第一步里,做到顶级也就是年薪几十万元的中产阶级;在第二步里,因为缺乏资金,最多也就是丰衣足食年入百万的小老板;到了第三步,一旦走进资本市场,她就有可能成为亿万富婆了。

她的突破关键在于选择了创业。选择打工和创业,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选择了与“钱”的关系。对打工的人来说,钱是8小时工作的回报;对创业的人来说,钱是工作的回报,更是投入的资源,因为掌控着从投入到产出的整个流程,才能掌握着资金流发展的全部可能性。有位采购经理就一直没想清楚这回事。自从他担任采购经理后,他认为自己凭借业内宽广的人脉关系和专业知识,至少在3年内为公司节约了几百万元资金,而他的年薪却依旧只有30多万元,心理很不平衡。然而,对他所在的公司来说,他的职位无非是颗重要的螺丝钉,价值就在三四十万元。如果这颗螺丝钉不平衡,市场上总会有其他的螺丝钉来替代的。而他心目中的“省下来的几百万”,对公司来说,正是雇用他的价值所在,与他的年薪是对等的。

因为意识到打工在“钱途”上的瓶颈,有位工程师一直以技术入股的模式选择就业,就是拿低于市场价的薪水,但以负责研发的创始人的身份持有15%左右的原始股份。在10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创业的前几个公司最终都倒毙了,一度背上创“死”人的恶名。但最近听说他公司上了市,身家一下子变成了2000多万元,这个数字打一辈子工可能都打不来吧。这种技术和金钱联姻的方式可以为更多的专业人士提供进入金钱的源头的机会,成为离钱越来越近的人,前提是你真的有点子、有技术,你的项目有吸引钱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你还得有忍耐自己的人力成本长期低于市场价格并且项目很可能会失败的心理承受力——商学院的教授讲创业时最喜欢讲的是“绝大多数创业者第一次创业时都会失败”。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有谁愿意放弃眼前的2万元月薪,甘愿拿5000元加一份很可能成为废纸的股份合同呢?可是守住了眼前2万元的大钱,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以后的大大钱。看起来是离钱近了,实际上是离钱远了。

权力当道,名利靠边

我还是职场懵懂新人的时候,有位副局级干部语重心长地对我感慨道:人生无非名、权、利三件事,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时他临近59岁大限,大概是突然想到了退休后可能的寂寞生活,心生感慨吧。

但对“上升期”的我来说,名权利当然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而是大大的一回事。开始以为名、权、利是互通的,有了名,就有了权,有了利,反之亦然。后来发现,这三件宝物,各有神通,也都有捉襟见肘的时候。

面对热烈的群众时,名气带来的回馈最大。有位金融界大亨出席了个中国民间考察团,赴欧洲访问,回来后激动地说:同行的人中有部长、有学者、有艺术家还有亿万富翁,你猜谁的魅力最大?学者和艺术家!所到之处,大家都围着学者和艺术家说个不停,富翁和官员则被冷落在一旁。这充分说明,若没有利益的影响,大家都喜欢和有学识、有趣味的名人交往。知名度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是难以用金钱和地位去衡量的。毕竟,和名人有往来,说出去总比认识官员和富翁更容易获得艳羡。有全国知名度的官员,毕竟是少数。

自由市场里,有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甚至是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土豪让人讨厌的地方,就是把钱用过头了。但一旦涉及公共资源,土豪也会变得十分无力。

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孩子入学择校了。北京有些小学,据说“拼爹”是万万不行的,得拼爷爷,因为以爹的年龄,级别一定不够高。这样的小学,学费其实并不贵,但若没有一定级别的人帮你争取一个入学名额,你就无法取得支付赞助费的资格。回头望望,高举着银行卡等着这个资格的土豪排队都排到两条街以外了。这是权力的独角戏时间,什么名啊、利啊,只好默默地让道,乖乖地下台。

有位土豪,通过中介拿到了一个交赞助费的资格,据说中介费高达数十万元,搞得小学比哈佛还贵。这里可以看出“权力爷爷”的不甘,急吼吼地寻找变现渠道。近年来每天都在“打老虎”“打苍蝇”,权力变现的风险也不小。每每看到反腐捷报,名和利们大概要捂着嘴笑了吧。

虽说名、权、利各立山头,到一定程度后,相互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多。往往是利益搭台,权力开道,名气用来装点门面并赚个吆喝。在这个平台上,名权利们相互结识,名们沾权得利,利们沾权借名,权们借名换利,大家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共同游向食物链的顶端。

只有在中国,名权利才这么赤裸裸地被歌颂、被崇拜。换作别的国家,大家至少在表面上都歌颂智慧、美德和个人奋斗,贬低权力、金钱与名声。毕竟权力、金钱与名声都受着各种各样的约束,堂而皇之地使用,会受到道德上的非议。可不是嘛,连中国寺庙的讲经堂四周,都放着若干个募捐箱,让捐钱的人释怀,让不捐的人忐忑。我回想了一下在日本和泰国去过的寺庙,好像从没见过这么密集出现的募捐箱。

记得在日本一家寺庙的许愿箱边,有明确提示:建议捐助10日元,折合人民币6角左右。而在中国一家寺庙的功德簿边,也有明确提示:捐助100元人民币以上者,可入功德簿。善人,也是有资金门槛的。

知道为什么成功学能有这么大的市场了吧。因为在名、权、利三足鼎立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中,你若不能占据有利地形,就会沦落到连功德簿都鄙夷你的境地。不要埋怨中国人太急功近利,环境如此,中国人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02 不会穿衣的教授们·

不会穿衣的教授们

复旦大学2014届新闻系本科毕业生的红毯秀,一时间走红网络。

说实话,我并没有被美女高才生的曳地晚礼服惊到。在二十三四岁的花季,只要身材苗条,化妆得当,再配上惹眼的礼服,在女生中找出七八个“模特”来,并非难事。真正让我吃惊的是被美女挽着手臂的教授们的衣着:松开一颗扣子的短袖衬衫,皱巴巴的牛仔裤……与身边的女弟子恍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21世纪的美国好莱坞,一个是从千篇一律灰色中山装里刚刚走出来的中国。

穿衣和烧菜一样,是需要学习的。你先得知道这世界上各行各业的人在各种场合都该是怎么穿的,为什么这样穿,才能决定自己到底以什么样的姿态去亮相。

对最擅长学习的学界人士来说,着装不是学不学得会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学、愿不愿学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对来势汹汹的消费文化的回应方式。在我看来,这师徒两代人衣着上的强烈反差折射出的是对消费文化的两种极端反应:教授这边是完全漠视与歧视,学生那边则是过度崇拜与追捧。

在许多中国成熟男士的心目中,学习穿衣比学习烧菜更令他们感到不屑。对高端人群,尤其是学界人士,如果说学习烧菜还多少能表明自己热爱生活的亲民的一面的话,学习穿衣就太庸俗和不上档次了。在中国大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衣着时尚大概都是些不正经的人才会在意的事。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衣着时尚是青楼女子引领的,80年代中国的衣着时尚是“小痞子”们引领的,现在你想让教授们去学习如何穿衣?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种对衣着消费的迟钝与漠视在中国学者、成熟商界男士人群中表现尤其强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女士们已经敢于把蕾丝和印花衫穿进办公室,并且还相当得体,男士们恐怕连见到收腰衬衫都要惊呼一下:这衬衫是女式还是男式的?更别提让他们试一下尖头皮鞋了。学者尤甚。你若是善意地提醒,为杂志拍照前最好涂个粉底、吹个发型,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了羞辱。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我见过的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管理学院的某些教授,浑身上下披着名牌。在一次社交场合,我身边的一位时尚评论家指着一位管理学院女教授说:包是Prada的,鞋是Christian Louboutin的,裙子是Marni的新款,搭配得也相当得体。她的结论是:看来现在的教授待遇很高啊。

其实完全不是待遇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你是否愿意哪怕花几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在公众场合的着装问题,决定了一切。

西方学者也懒得在着装这种低负荷脑力行为上花时间,但他们每人都有衬衫、西装和领带,深色西装、白衬衫,配什么领带都不会错。即使最不在意衣着的清高学者也至少有套灯芯绒西装外套。在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英国学者嘲笑另一位英国学者的时装品位: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给你的棕色灯芯绒西装配了条相同颜色的裤子!作为学术会议的开场白,这句话相当好,被开玩笑的学者也很乐意接受“时尚盲”的标签——灯芯绒西装对于隆重的学术会议是太随意了些,但咱至少上下装配成了一种颜色啊!

以前中国艺术家也很不屑于在着装上费脑筋。但现在他们大多都知道在出席画展等公开场合时,至少用一件盘扣唐装和剃光的头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他们相比,文学家则迟钝很多,至今他们的标准照片都还是手拿一根点燃的烟做思考状,与刚刚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没什么两样。

当电影《小时代》受90后观众热捧时,作家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对中国年轻人如此热衷消费文化感到难以理解。对她们这代人来说,穿什么衣服、拎什么包,这么简单幼稚的事,有什么好追捧的呢?

也许的确不值得追捧。为LV的一只新款包通宵排队是有点过了头。但穿着解开领口的短袖衬衫和牛仔裤,与拖地晚礼服的盛装美女站在一起出席公众场合,似乎也离当下的世界过于遥远。消费文化就算浅薄,也不是洪水猛兽,犯不着让教授们成为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吧。

微博上的总裁们

既然微博是个“私媒体”,还能够承载不少商业功能,尤其是在市场推广领域,那么你开微博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媒体定位”?你希望微博为你带来什么呢?展示你的职业素质,从而提升你在行业中的形象与地位?通过原创和转载有趣的内容吸引受众,然后推广产品?还是显摆自己在职业场合表现不出来的文艺才能,比如绘画、表演、写诗、烹饪等等?抑或只是晒自己的私生活,今天去哪吃了饭还是孩子刚拍的艺术照?

有些明星把微博经营得很好。明星作为一种特殊职业或商品,除了演艺等基本工作,因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商业开发的巨大空间,维持一个24小时令人愉悦的个人形象十分必要,微博则义不容辞地成为展示平台。比如姚晨通过微博展示出的是亲切、有爱心、有自嘲精神的邻家姐姐形象;蔡康永则展示了自己“文化人”的那一面,作为对综艺“主持人”的补充;王菲在微博上表现得俏皮可爱,与舞台上的冰酷形象判若两人,但不仅不会让人反感,反而带来的是惊喜。

比起明星微博,总裁微博则显得十分尴尬。我很怀疑大多数总裁在写微博之前,有没有花至少3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微博的“定位”问题:写什么?以怎样的方式写?什么必须写?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因为哪怕只花1分钟的时间想一想,都不会出现王功权的“微博私奔”、任志强在微博透露女演员私人信息、李国庆微博谈前女友、谈上市的心酸账等商界花边新闻了。

如果大多数明星开微博只是为了和粉丝互动、提升人气,从而最终开拓商机的话,总裁们对微博的期望则远远不仅仅是让公司赚更多的钱。很多总裁把微博当成文学阵地,展示自己的才气与思想,让粉丝在崇拜他的商业才能的同时,顺便也崇拜一下他的艺术才能;也有人变身新闻界的时评人士,对热点新闻品头论足;有人拿它当社交工具,与圈中人及时互动;还有人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一些你不知道而他知道的秘密,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与众不同;当然也有人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出口恶气,骂骂得罪自己的人,抒发一下压抑的情绪。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着同事或朋友说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作为家庭成员,对着家人说这些也无可厚非,只要家人愿意当听众;作为公司总裁,在高管会议上说这些也无妨,活跃一下气氛,放松一下神经;然而在微博上对着全世界人民说这些,就很可能危害到股东或公司的利益。只是中国现在某些领域相当开明和宽容,德国高官涉嫌抄袭论文就要下台;中国总裁哪怕学历是买来的,还可以继续做总裁。

我认识的一个同行因为在微博上骂了老板,一周后辞职了;在发生了“郭美美”事件后,我的一位女朋友默默地删除了微博上她女儿的所有照片,怕万一被“不当使用”。普通人都开始重视微博的定位问题了,类似“微博私奔”这样的商界八卦也该越来越少了吧。当然这对八卦爱好者来说,很遗憾。

名人癖患者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他们看似在和你聊天,其实只是想告诉你他认识多少名人:昨天和A吃了饭,今天和B通过电话,明天要去C的家,曾经和D八卦过E……我见过的“名人癖”症状比较严重的是一位时尚杂志主编,她在自己的简介上写着“与巩俐、张艺谋私交甚笃”,并且让这句话出现在公开出版的印刷媒体上。

这样的人当然不止中国有,全世界有社交圈的地方都有。美国人形象地称之为Name Dropper。陈香梅女士在《春秋岁月》中回忆美国华府社交圈时写道:“今日在华府有些只与约翰逊总统有一面之缘,或是握过一次手的人都要到处宣传,美国人形容这种人为Name Dropper,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可是在中国,这种人虽然不一定受到真心的欢迎,却大有市场,甚至能获得不少利益。比如,如果逢人便讲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远房亲戚,很可能被许多时尚派对奉为上宾;如果嘴里能迸出不少部级领导人的名字,并显露出很熟的样子,说不定能相对容易地拿到一些大型活动的批文;若有幸与胡锦涛主席握过一次手,那就更值得不断提起了。有一次我在做头发的时候,发型师跟我滔滔不绝地宣讲他在沙宣美发学院的进修史,想说服我接受他的创意。鉴于他的创意我确实不敢恭维,并且厌倦了他唐僧般地唠叨,我漫不经心地跟他说:“沙宣啊,我采访过他的,还有和他两个人的合影呢。”他顿时无语,绝望地说:“要是我有和他的合影,就可以开自己的店了,价格还会比这家的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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