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灵桂,景峰,蒋岩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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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绘“一带一路”工笔画：国外智库论中国与世界(之七)(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系列专题报告)试读：
编委会顾问：陆忠伟
主任：丁奎淞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奎淞 马援 王丽 王镭 王灵桂
王素琴 苏秦 李永全 李向阳 李绍先
杨力 吴白乙 陆忠伟 林利民 郑秉文
赵建国 赵江林 黄平 朝戈金 景峰
臧峻
工作团队：（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渊 邓宇冠 成功 刘思彤 刘铨臻
安国君 安国强 杜荣友 李玲玲 宋健
邵诗洋 邵逸文 庞亚楠 胡圣文 高子华
董鹏 韩同飞 翟文婧
秘书长：赵江林 景峰
总策划/主编：王灵桂前言 工笔画阶段的“一带一路”[1]王灵桂
首先，笔者想与大家分享中国上海浦东开发这个案例。1990年，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第12年。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开发上海浦东的方案。时至今日，上海浦东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各路商家无不以在浦东占据一席之地而自豪，陆家嘴甚至成为金融中心的代名词。
开发方案一公布，就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论。当时国际舆论对此多持怀疑态度，主流说法是“这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实际行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对当时落后荒凉的浦东断言：浦东开发可能是要造一个“波将金村”（俄国波将金元帅为欺骗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而修建了一个假村庄，“波将金村”由此成为弄虚作假的代名词）。弗里德曼先生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其看法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但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弗里德曼先生的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先生就此评论说：“弗里德曼当时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在一片怀疑声中也有一些人对浦东开发有信心。美国前国务卿、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博士在对浦东进行实地考察后，很认真地表示：“我看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当时，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很少，但浦东开发的成功证明基辛格等少数人的观点是对的。
除了怀疑论以外，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说法。笔者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93年，几位英国议员公开质疑：浦东开发是不是意在压制香港的发展？时至今日，上海浦东已经成为面向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海运和空运中心，与香港相得益彰，对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事实证明，通过浦东开发促使上海振兴，提升了上海对全国的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现在新建成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和浦东机场都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承载能力，自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联通。所以浦东开发方案并不是一个不利于香港发展的规划。当时几位英国议员的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另一个例子是1996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发文认为，浦东开发方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中国将因此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大国。文章还配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双筷子夹着几面美国星条旗。由此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上，当时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10。直到今天，中国的GDP也仅达到美国的2/3，且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近5倍。中国怎么可能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炒作“中国威胁论”，不是故意装傻，就是别有用心，或者故意抹黑。
笔者与大家分享浦东开发这个案例，是因为笔者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发现，国际上一些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与当年一些人质疑浦东开发方案是一样的。浦东开发这个案例可能从一个角度说明，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同样会是一个错误。弗里德曼先生作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虽然懂经济，懂货币，但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时没看明白，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向他介绍浦东情况的人没有说明白。因此，我们今天召开的会议，对介绍好、说清楚“一带一路”倡议，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说明白。
2013年下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其旨在聚焦各国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截至2019年4月19日，中国同“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实际行动迈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坚定步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勾画了新愿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使全球化更加健康。
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改善了各国民众衣食住行的条件，也为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了贡献。世界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使全球减贫“提速”。截至2019年4月19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82个境外合作园区，向东道国上缴税费20多亿美元，带动当地近30万人就业，为各国民众带来了更便利的生活条件、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多样的发展机遇。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有的国家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现代化铁路，有的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汽车制造业，有的国家解决了困扰多年的电力紧缺问题。
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4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一堂，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嘉宾共襄盛举。这届高峰论坛以“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为主题，各方围绕“推进互联互通，挖掘增长新动力”“加强政策对接，打造更紧密伙伴关系”“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开启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
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确立为未来合作的主线，使共建“一带一路”思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习主席面向世界提出的重要理念，符合“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普遍期待，各国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共商共建共享是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践行多边主义，强调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各施所长、各尽所能，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让合作契合各方共同利益，满足各方共同需要，让合作成色更足、吸引力更大、持续性更强，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将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各国民众。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会各方认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意积极对接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以实现使各国互联互通更加有效、经济增长势头更加强劲、国际合作更加密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目标。
将务实合作求实效作为检验标准。本届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发表了经各方协商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其会集了各方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共识，成为本届高峰论坛最重要的成果。中方作为主席国还发布了涵盖283项务实合作成果的清单，全景式勾画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前景。
将共结伙伴深化互联互通作为各方共识。习主席在本届高峰论坛期间，明确提出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这一重大倡议，呼吁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构建紧密伙伴关系。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弘扬。这一伙伴关系不是地缘工具，而是合作倡议，致力于群策群力实现共同发展。这一伙伴关系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各种合作机制的整合补充，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的合力。这一伙伴关系不限于封闭的小圈子，而提供开放合作的大平台，欢迎更多感兴趣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各方和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它们纷纷期待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加强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规划和倡议的对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将共创机制作为合作的支撑和保障。本届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合作平台。与会各方在本届高峰论坛上共同丰富合作理念，共同规划合作重点，共同打造合作成果，明确了共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蓝图。第三方市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的重要平台，旨在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取得“1+1+1＞3”的效果。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同奥地利、瑞士、新加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签署多份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丝路基金同欧洲投资基金等宣布设立多种形式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内涵。本届高峰论坛还完善和构建了诸多专业领域的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发起多个多边合作倡议，其覆盖交通运输、开发融资、税收征管、绿色环保、知识产权、廉洁建设等诸多领域，为加强相关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将中国的高质量对外开放作为重点，彰显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习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包括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进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呼吁世界各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平等对待中国企业、留学生和学者。这些改革开放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做出的自主选择，同时也将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各国共同繁荣提供更多、更好的机遇，向世界集中释放中国致力于推动全方位扩大开放的重要信息，展示中国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诚意。
如果说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大写意的特点，那么本届高峰论坛后，其就会转入工笔画阶段。笔者认为，在工笔画阶段，要做到以下几点。
注重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各方要共同努力，加快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重视“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社会、财政、金融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合作项目。
注重开放共赢。如果人为阻断河水的流入，那么再大的海迟早都有干涸的一天。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我们更要坚持开放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大力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流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和提供广阔空间。
注重创新驱动。创新是保证发展的基础和根本，要不断创新交流合作机制，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发展，加强“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建设创新丝绸之路。一些新政策（如《“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揭示了“一带一路”规制性的新方向，这是近期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创新。
注重平衡发展。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确保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惠及民众，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选择、实施和管理之中，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落实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
注重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我们要深入进行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促进议会、政党、民间组织之间的往来，加强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之间的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谱写更多精彩的“丝路故事”。
总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时代性。随着实践经验的累积，根据时代的需要，“一带一路”的内容必将不断丰富、完善，这需要中国和其他参与国不懈坚持和共同努力。[1] 王灵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美国智库观点摘要美国国务院几乎一半高位仍然空缺[1]Doyle Mcmanus原文标题：Almost Half the Top Jobs in Trump’s State Department Are Still Empty文章框架：美国迟迟没有委派驻澳大使，这让澳大利亚民众开始怀疑他们能否指望美国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人一直试图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但这是一项越来越难以平衡的任务；特朗普让几十个美国大使馆“人手不足”；中国正在中亚推广规模庞大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将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并在建设项目上进行大规模投资；目前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美国大使办公室的职位空缺；澳大利亚人担心美国关于稳定伙伴关系的承诺可能会落空。观点摘要：
1.美国迟迟没有委派驻澳大使，这让澳大利亚民众开始怀疑他们能否指望美国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澳大利亚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曾与美国士兵并肩作战。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情报组织“五眼联盟”的成员（另外四个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该国保守派总理表示，他希望帮助美国遏制中国。既然如此，那么为何澳大利亚不能得到特朗普政府更多的尊重呢？两年多来，美国迟迟没有委派驻澳大使，关注外交政策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美国的这一“疏漏”是一种怠慢。悉尼大学外交政策学者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对笔者说：“这真的开始让人恼火，尤其是对联盟中真正的信仰者来说。人们担心，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信号，表明澳大利亚可能终究不是一个被美国重视的合作伙伴。”“从特朗普总统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不过是一个二等盟友罢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说。对除了外交专家以外的任何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拙劣的礼仪和情感伤害。除此之外，澳大利亚面对不断变化的亚洲局势开始思考：应该坚持扮演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传统角色，还是把自己塑造成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
2.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人一直试图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但这是一项越来越难以平衡的任务。随着中美摩擦日益加剧，澳大利亚民众开始担心，他们将被迫选择其中一方，但他们不确定该选择哪一方。在本月于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要求与特朗普会面，但特朗普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邀请莫里森访问中国。“我们就外交和国防政策展开了一场根本性的辩论，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美国不会在亚洲扮演我们所希望的角色，”澳大利亚战略顾问休·怀特（Hugh White）告诉笔者。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再可靠，那么澳大利亚将别无选择，只能适应中国的崛起。怀特说：“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接受挑战，通过谈判来争取我们在新亚洲的地位。”澳大利亚并不是美国唯一一个感到被低估的盟友。特朗普的特长是虐待朋友和激怒对手，他指责德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在会费问题上作弊，谴责欧盟设计了针对美国的阴谋，并称加拿大总理“不诚实”。
3.同样，特朗普也让几十个美国大使馆“人手不足”。在他当选两年后，他仍然没有任命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的大使——这在驻巴基斯坦的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后显而易见。墨西哥没有美国大使，墨西哥是美国麻烦不断的南部邻国；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没有美国大使，巴基斯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埃及没有美国大使，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旦没有美国大使，它是夹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中间的一个小国；南非、新加坡也没有美国大使。目前，在包括以上国家在内的18个国家中，特朗普政府还没有指定任何人担任大使。对于另外41个国家，特朗普已提名了等待参议院批准的候选人，其中不包括大使级别的驻国际组织的特使或代表。总的来说，美国国务院近两年来几乎一半的高位仍然空缺。
4.中国正在中亚推广规模庞大的“一带一路”项目，将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并在建设项目上进行大规模投资。美国没有委派负责该地区的助理国务卿，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对美国重要的国家，美国也没有委派大使。“我们没有参与这些事务，”曾在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的杰夫·奥德鲁姆（Geoff Odlum）说。“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在那里赢得人心，但其正在建立许多利益联盟——而我们没有。”这让我们又将话题绕回澳大利亚。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以遏制中国。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上个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正在与该地区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新的、更牢固的纽带……（本着）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支配之上的尊重精神。”特朗普决定不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峰会、还未委任驻澳大使等让澳大利亚民众开始怀疑，他们能否指望美国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
5.目前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美国大使办公室的职位空缺；澳大利亚人担心，美国关于稳定伙伴关系的承诺可能会落空。“如果美国有一个明确而可信的计划来抵制中国的话……那么由一个称职的大使来宣传这一政策将是极好的，”澳大利亚战略顾问怀特说，“但照目前的情况看，大使所能做的只是宣传美国缺乏连贯性的政策”。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hultz）曾担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如果你建造了一个花园，离开了六个月，回来时你得到了什么？杂草。”舒尔茨说，“外交就是这样。你四处走动，与人交谈，你就会与他人建立信任的关系，如果后来有事情发生，你就有了工作的基础。”这听起来不太像特朗普政府的风格。曾为舒尔茨工作过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他的新书中对这个比喻进行了扩展。卡根说：“你不是建造了一个花园，而只是坐下来。大自然的力量总是试图接管它。葡萄藤正在蔓延。杂草正在生长。我们的国际秩序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解雇了数十名外交政策“园丁”（即大使），但在委任新大使方面进展缓慢。如果最终的结果不是一个花园，而是一个丛林，那就无须大惊小怪。[1] Doyle Mcmanus，《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乔治敦大学新闻项目主任。来源：大西洋委员会（美国智库），2018年11月5日。为什么巴基斯坦年轻人在学习中文[1]Sabrina Toppa原文标题：Why Young Pakistanis Are Learning Chinese文章框架：通过在巴基斯坦和其他几十个国家投资数十亿美元，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声望；在许多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风向标；在许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国家，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为其提供了一个以中国语言和文化为载体来传播软实力的机会；如今，有3万多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工作，中国企业不得不应对在新环境下面临的文化挑战。观点摘要：
1.通过在巴基斯坦和其他几十个国家投资数十亿美元，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声望。喀喇昆仑国际大学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仍有争议的偏远崎岖地带，巴基斯坦军方一直为该校的贫困学生提供免费的普通话课程。该校专业发展学院院长穆罕默德·伊利亚斯（Muhammad Ilyas）告诉笔者：“此前，学生们更愿意学习英语。如今，随着巴基斯坦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普通话实现就业和升学，情况正在改变。”作为2013年与巴基斯坦签署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承诺投入600亿美元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是一条由公路、管道、发电厂、工业园和阿拉伯海沿岸港口组成的网络。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旨在加强中巴两国间的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往来。“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建立陆上和海上的贸易路线，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连接起来，其中包括政治动荡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
2.在许多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风向标。在2018年11月伊姆兰·汗（Imran Khan）总理访华之前，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曾引以为豪地谈道，中巴经济走廊已经为巴基斯坦创造了约7.5万个就业岗位。位于卡拉奇的巴基斯坦应用经济研究中心和巴基斯坦战略规划部表示，在未来15年，中巴经济走廊将创造70万～80万个就业机会，这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这是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实现的一个愿望，因为目前有多达40%的巴基斯坦年轻人失业，而伊姆兰·汗的此次中国行，可能是希望中国向巴基斯坦遭受重创的经济注入更多的资金。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表示，其将审查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债务规模。在巴基斯坦国内，年轻人已经开始在语言技能上进行投资，希望可以抓住与中国人一起工作的机会。“学习汉语和学习英语一样重要，”吉尔吉特的一名学生谢鲁拉·贝格（Sherullah Baig）告诉笔者。军队为他提供了免费的宿舍，并免除了学费，这样，他可以参加相关的普通话课程。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原因，他所在的班上几乎每个人都在修读普通话课程。贝格在普通话课程里的同学包括工程师、教师、退休军官和大学应届毕业生。过去，英语是巴基斯坦唯一可以帮助民众接触世界的语言，英语既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留物，也是巴基斯坦人进入西方市场、大学和就业的一种手段。现在，学习普通话已经成为“热门的新趋势”。
3.在许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国家，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为其提供了一个以中国语言和文化为载体来传播软实力的机会。在泰国，普通话教育已经推广到大学、职业学院、皇宫秘书处，甚至移民局。在巴基斯坦，汉语学习人数的增长得益于中国对巴基斯坦政府的直接资助，以及迅速崛起的家庭教师产业，这些相关机构声称可以提供“中国优势”。中巴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比海底还深，比蜂蜜还甜”。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近80%的巴基斯坦受访者对中国持好感——这是世界上对中国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国家。传统上，文化和语言交流并不是中巴两国发展关系的核心，不过现在，许多巴基斯坦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能得到教育和就业机会，因此他们认为学习普通话非常有必要。2018年5月，巴基斯坦在旁遮普大学拉合尔校区举办了首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招聘会。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30多家中国企业面试了一些学生，希望招聘到翻译、税务助理等。“中巴经济走廊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25岁的工程师艾莎·努尔（Aisha Noor）排队向一家建筑公司提交简历时告诉笔者。努尔完成了由旁遮普省政府赞助的一门免费普通话课程，在她前面的几名巴基斯坦人正在接受普通话面试。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一名巴基斯坦学生正在用普通话向公司做自我介绍。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人意识到语言能给人带来机会。在英国统治时，殖民政府严重依赖当地人，英语教会学校出人意料地受欢迎——尽管教会学校的管理者对该国基督教信徒缺乏感到失望。如今，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沿着英语和乌尔都语两个平行的语言轨迹分裂。这两种语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机会，那些学习乌尔都语的学生感觉自己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旁遮普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拉纳·艾哈迈德（Rana Ahmad）说，考虑到中国可能会主导全球经济，许多巴基斯坦人开始学习普通话，希望在“中国世纪”领先一步。
4.如今，有3万多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工作，中国企业不得不应对在新环境下面临的文化挑战。中巴两国的交往并非只有中国单方面受益，中国还向巴基斯坦青年提供奖学金和其他福利。去美国和欧洲国家留学对巴基斯坦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他们在学会了英语之后，却很难获得去往这些国家的签证。[1] Sabrina Toppa，巴基斯坦记者。来源：大西洋委员会（美国智库），2018年11月15日。区域敌对威胁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1]Fatemeh Aman原文标题：Regional Rivalries Threaten Iran-Pakistan Relations文章框架：最近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伊朗与巴基斯坦边境），伊朗边境安全部队人员被绑架的案件正在考验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目前深陷金融危机。观点摘要：
1.最近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伊朗与巴基斯坦边境），伊朗边境安全部队人员被绑架的案件正在考验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伊朗暗示沙特阿拉伯是绑架的幕后指使者，并认为这是为了破坏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正面临经济困境，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沙特阿拉伯的资金，那么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能维持多久呢？伊朗称，“渗透者”在10月16日绑架了其边境安全部队的14名成员，其中2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成员。武装组织“正义军”（Jaish al-Adl）是“基地组织”的附属机构，被认为是此次事件幕后的推手。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17日的一份声明援引外交部部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Shah Mahmood Qureshi）的话说，“此类事件（在边境绑架）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所为，他们对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现有的密切友好关系感到不满”。他没有详细说明那些“共同的敌人”可能是谁。但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负责人穆罕默德·帕普尔（Mohammad Pakpour）将军指责“该地区的恐怖主义训练国家”雇用、指派和支持恐怖分子，这显然是指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两国是伊朗的主要区域竞争对手。
2.巴基斯坦目前深陷金融危机。新上任的总理伊姆兰·汗接管了他所谓的“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暂停向巴基斯坦提供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报复其对阿富汗和印度恐怖分子的庇护和支持。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希望其能够提供12亿美元的援助以防止经济崩溃。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一些人担心，巴基斯坦可能会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金偿还对华贷款，中国为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价值60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中巴经济走廊（CPEC）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方面的年均偿还额估计为30亿美元。伊姆兰·汗表示，他对“中国在消除贫困和腐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另外，为减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其打算向沙特阿拉伯借款。[1] Fatemeh Aman，大西洋委员会南亚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来源：大西洋委员会（美国智库），2018年11月6日。洞悉土耳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Altay Atli原文标题：Making Sense of Turkey’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文章框架：土耳其和中国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实现相关目标的有效工具；迄今为止，中国在土耳其最大的一笔直接投资为由中国企业组成的财团收购了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康普特码头65%的股权；土耳其认为，中国不仅可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短期资金，而且是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土耳其和中国关系的改善与土耳其目前与西方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关；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与欧盟国家没有太多不同。观点摘要：
1.土耳其和中国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实现相关目标的有效工具。土耳其与中国建立更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这一长期愿景的核心是“一带一路”倡议。土耳其政府已多次明确表示，其对中国的这一倡议充满热情。2017年5月，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讲话，强调该倡议“将有助于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他还表示，“土耳其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亚欧的十字路口，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参与国之一”。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已被列入土耳其的政策文件中。土耳其政府的热情得到了商界的认同，商界积极支持该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国际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比如，2018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成功举行的“一带一路”工商协会联盟峰会就是最好的例子。
2.迄今为止，中国在土耳其最大的一笔直接投资为由中国企业组成的财团收购了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康普特码头65%的股权。按集装箱处理能力计算，康普特码头是土耳其第三大集装箱码头。这笔投资不仅对提升土耳其的航运和贸易能力至关重要，对“一带一路”倡议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中国能够提供连接北欧港口和地中海港口的集装箱航运新服务。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已经进入土耳其市场，但其他中国企业巨头还没有涉足土耳其市场。土耳其预计，更多的中国投资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流入，鉴于土耳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地位，中国企业在土耳其市场上会更加活跃。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恐怖袭击和未遂政变等安全问题，中国企业在土耳其问题上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而现在它们找到了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过去几年，两国政府间签订一系列协议，例如铁路运输和核能协议，这为加强双边合作铺平了道路。
3.土耳其认为，中国不仅可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短期资金，而且是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利益攸关方。这个国家现在需要得到资金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将经济置于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轨道上，以提高生产率，减少危机的发生。这需要改善实体基础设施，提高技术能力，并逐渐进入生产价值链上游。土耳其期望从中国得到的资金，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得到的资金，将对上述需求的满足做出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土耳其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的成果上，而不是集中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机会上，“中国制造2025”旨在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而中国的低成本生产机会已经很少。这是土耳其希望与中方合作建设高速铁路和一座核电站的原因，也是土耳其在2013年将一家中国公司纳入导弹防御系统采购招标清单的原因，由于与美国和欧洲的投标者不同，中国公司可以转让技术和联合生产。
4.土耳其和中国关系的改善与土耳其目前与西方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关，认为土耳其必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的二分法观点是错误的。土耳其对华政策基于经济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反西方的立场。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是因为它与跨大西洋共同体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土耳其长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合作伙伴，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成为土耳其实现这一目标的自然选择。土耳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在经济领域远离西方。土耳其希望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以不断发展。
5.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与欧盟国家没有太多不同。在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低成本制造业转型之际，土耳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与欧洲同行一样，即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同时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土耳其实际上是在追随欧洲伙伴，寻求中国的投资。2000～2017年，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为422亿欧元，对德国的投资为206亿欧元，对意大利的投资为137亿欧元，这远多于对土耳其的投资。土耳其的目标不是二选一，而是通过相关方式巩固其作为全球参与者的地位。[1] Altay Atli，土耳其科克大学国际关系讲师。来源：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美国智库），2018年11月25日。中国与东南亚：战略依存关系正在形成？[1]Kai He原文标题：China and Southeast Asia：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Making？文章框架：中国继续发挥其“魅力攻势”，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吸引东盟国家；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形成了战略依存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难题；中国的战略目标；东盟国家的战略利益；任何相互依赖的关系都有两个主要特征，即脆弱性和敏感性。观点摘要：
1.如果我们不得不选择一个词来描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词应该是“不对称”。中国的人口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以下简称东盟）十个国家总人口的2.2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这些国家的4.3倍。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几乎是东盟国家总体军费开支的6倍。一些学者喜欢用“格列佛”和“小人国”来比较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政治关系；希望“小人国”能够共同以某种方式与“格列佛”合作。
2.在后冷战时代，东盟国家成功地通过多边机构，特别是东盟地区论坛（ARF）来限制中国的行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的外交自信确实在该地区引起一些担忧和怀疑。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整体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自2013年以来，中国继续发挥其“魅力攻势”，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吸引东盟国家。一方面，中国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广泛欢迎；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对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保持谨慎和中立的态度。
3.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形成了战略依存关系。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所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使后者比前者更加脆弱，但美国的参与提高了中国对东盟战略依赖的敏感性。多边机构在塑造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加制度化的关系将使双方在未来的新生战略依存关系中降低脆弱性和敏感度水平。
4.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难题。根据“权力平衡”或“威胁平衡”理论的逻辑，作为较弱的一方，东盟国家应该寻求与强大的中国保持平衡。尽管有些东盟国家选择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没有任何一个东盟国家在军事方面挑战中国。中国对东南亚邻国的政策主要是创造经济吸引力，而不是以安全为导向的强制措施。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有助于它们建立良好关系。机构自由主义者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EAS）等多边平台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
5.尽管这些现有论点揭示了事实的某些方面，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许多研究证明，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令人信服，甚至存在误导性。欧洲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相对较高的相互依赖性并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样，夸大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的经济联系也是危险的。其次，多边机构确实可以把降低交易成本确定为合作的重点。然而，东盟主导的制度似乎只是“强调过程，而不是进步”，因为这些制度在限制国家行为方面是无效的。
6.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依存”论点，以阐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异常良好的关系。笔者认为双方在追求各自战略利益时需要彼此。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东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另一方面，东盟国家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刺激经济，维护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自治权。
7.中国的战略目标很简单：民族复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朝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这就需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国著名学者阎学通提出，中国应把外交重点放在周边。与东盟国家保持健康的关系是维持和平外部环境的关键，这种环境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
8.中国最终是否会改变对东盟的魅力攻势？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东盟国家的支持对于中国在该地区乃至世界具有领导地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如果东盟各国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会加快。
9.东盟国家的战略目标也很简单：经济发展和民族自治。中国可以帮助它们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中国是东盟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大规模投资，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于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加速增长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投资和援助没有附加政治条件。第二，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也是东盟国家所珍视的原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始终坚定不移。因此，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是实现该地区发展和政治自治战略目标的关键支持者。
10.任何相互依赖的关系都有两个主要特征：脆弱性和敏感性。脆弱性被定义为一方需要承担另一方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害。敏感性涉及一方在处理外部影响时的反应程度。虽然中国和东盟需要相互支持彼此的战略目标，但它们具有不同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脆弱性主要取决于物质力量，因为权力是一方在国际政治中强加影响并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的主要手段。如前所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巨大的权力差距决定了后者比前者更脆弱。
在敏感性方面，由于外部行动者，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权力差异，东盟国家在应对外部影响方面应该比中国更敏感。然而，它们已经成为塑造中国和美国未来权力平衡的关键角色，每个国家都试图吸引和拉拢东盟国家。这种战略意愿增强了东盟的政治影响力。
11.有趣的是，东盟国家和中国都依赖多边主义来应对脆弱性和敏感性问题。由于东盟国家在战略上比中国更脆弱，因此中国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处理与之关系是合理的。由于巨大的权力差距，任何东盟国家都很难单独挑战中国。以东盟为导向的多边机构，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为东盟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可以会集有限的权力，并集体应对相关问题。很显然，东盟各国的协同性越来越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2.对中国而言，多边主义也有助于克服敏感性，尤其是在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时。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支持东盟在区域多边安全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通过支持东盟在多边主义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可以阻止其他大国，如日本和美国，操控区域多边机构的议事日程。反过来，这也可以防止它们对中国施加更多压力。当美国挑战中国时，这些以东盟为导向的多边机构成为抵制外部压力的制度平衡工具。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中国造成压力，中国成功地与东盟国家保持一致，促进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以制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然而，这一政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将中国的利益与东盟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
13.正如谢尔登·西蒙（Sheldon Simon）10年前提出的那样，东盟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边社区将走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东盟无法确保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深刻的战略依存关系将在塑造亚太地区秩序时发挥重要作用。处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将中国和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社会化，以使它们融入以东盟为重点的多边机构中，将是东盟在未来区域秩序中保持领导地位的关键。东南亚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化战略依存关系可能促使中国比预期中更为和平地崛起。[1] Kai He，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来源：国家亚洲研究局（美国智库），2018年10月28日。重返大国政治带来的亚洲“悲剧”？[1]See Seng Tan原文标题：Asia’s “Tragic” Return to Great-Power Politics？文章框架：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既是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通过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连接大国的桥梁；冷战后的亚洲，与大国对其传统期望及其所谓的在地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和优势相反，成为新兴安全架构的东道主；“四方安全对话”的最新举措广泛围绕“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主题以及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表面上的目标；在变化无常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似乎不愿意继续扮演和担负自由世界领导者和战略保障者的角色和义务；仅仅将亚洲的不稳定归咎于特朗普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该地区目前的许多困境都出现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观点摘要：
1.2001年，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出版发行了巨著《大国政治的悲剧》，其中主角们成为自己某些致命错误或误判的牺牲品。对于米尔斯海默来说，大国在它们对权力的无休止的追求中表现得很激进，常常伴随着悲剧性的后果。人们不必“欣赏”其对大国对抗的洞察力。在全球和地区交叉点，这种竞争往往会使较小的地区国家深陷其中，迫使它们成为这些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尽管其天生倾向于对冲。正如谢尔登·西蒙（Sheldon Simon）在30多年前撰写的有关强权运动对东南亚影响的文章中所观察到的，大国谋求提高全球地位（相对于同等竞争对手的地位），这导致它们将小国视为地区制衡中的潜在伙伴，以对抗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国。
2.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既是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通过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连接大国的桥梁。然而，近年来，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紧张关系已使这些东南亚国家间出现裂痕，使东盟难以阻止他国干涉。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可能正走向一个充满挑战的不安全时期，甚至可能是冲突时期。
3.冷战结束后不久，一批学者就对亚洲的前景进行猜测，一位观察者认为，亚洲是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在内的众多新兴大国和潜在挑战者的家园，有可能成为“大国冲突的战场”。他们警告说，该地区即将进入无节制的竞争性权力争夺时期，特别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多边机构的情况下，多边机构可以通过限制和规范国家的行为来减少该地区大国竞争的不利影响。尽管亚洲地区不乏局部冲突和矛盾，但是并没有像现实政治预言家预言的那样陷入洲际战争的黑暗混乱之中。区域专家强调安全的多种“途径”和“支柱”，它们既反映了该地区的复杂性，又可能减少相关冲突。另一些人坚持认为，一个自信的中国并不（自然而然）是一个“扩张主义”的中国。
4.冷战后的亚洲，与大国对其传统期望及其所谓的在地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和优势相反，成为新兴安全架构的东道主，这种架构藐视人们对地区秩序、权力和影响力的传统认知。并非美国或它公认的战略竞争对手，或者说，一群强大和有实力的国家会重塑亚洲秩序和管理亚洲，东盟将最终在确定当代亚洲地区主义的内容和轮廓方面占据超过其相应份额的比例。这种事态发展在国际事务史上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有人称之为“结构性缺陷”。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形成该地区的外交安全议程和公约时自愿服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想法”是对传统认知的蔑视。
5.很明显，只有东盟领导的架构中的大国和其他区域外利益攸关方准备维持它们达成的“大协议”，以规范它们的行为，并把区域领导权交给东盟，才会持续这种反常现象。这一伟大架构的裂痕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出现。2008年，澳大利亚领导人陆克文（Kevin Rudd）提出了一个新架构，以取代似乎停滞不前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据推测，这个架构建立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上，并未为东盟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二年，当时的日本领导人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在没有东盟和美国的情况下推行了排外的地区主义。虽然中产阶级利益攸关者提供的这些替代方案没有获得中国或美国的支持，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两个主要大国很可能会将东盟的多边安排变成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
6.今天的亚洲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大步迈进并驻留的地区：复杂且充满明显的和潜在的紧张局势。随着中国日益展现其军事实力，分析人士就当代亚洲的安全状况是否类似于“修昔底德陷阱”展开了辩论。“修昔底德陷阱”是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立的一个术语，指由于新兴大国所构成的威胁以及这种动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老牌大国感受到恐惧，开始思考如何巧妙地避开战争。印度对中国“扩张”到印度洋、与南亚相关国家的接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政策）及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感到担忧。
7.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及其盟国和安全伙伴最近一直在不懈努力，包括通过多边手段，遏制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遏制方面的相关努力包括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重启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
8.“四方安全对话”的最新举措广泛围绕着“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主题以及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表面上的目标。有人认为，在某些方面，“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强调规则和与亚非增长走廊的联系）可能是“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大规模“扩张”的全面回应。
9.当然，中国领导人似乎确信，“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都与对中国的遏制有关，但是由于其处于初级阶段，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其他国家倡导的多边倡议中看到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忘记它的区域邻国是如何通过建立东亚峰会，包括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接纳为成员，来削弱其在“东盟+3”（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和东亚地区机构中的影响力的。同样地，中国似乎通过创新多边举措，如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从制度均势中脱颖而出。中国还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注入活力，以平衡其竞争对手在东盟领导架构内的努力。
10.在变化无常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似乎不愿意继续扮演和担负自由世界领导者和战略保障者的角色和义务，而这一角色它已扮演了70多年。2018年6月，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同时美国与中国出现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他威胁要颠覆所谓的“亚洲悖论”，即亚洲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但在安全方面可能是最危险的。特朗普在他任职的第一个星期内，就让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而，16个月后，他在推特上写道，如果该协定现在明显好于其前任在位时的样子，那么他可能会重新考虑让美国加入，这或许表明，美国政府意识到，它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摊牌后，不能再单单依靠中国，至少不在基于多边规则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触及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时这样做。然而，鉴于总统对多边主义的蔑视，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正如谢尔登·西蒙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在2017年于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表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演讲是超现实的，因为他不断谴责多边合作和制度包容主义，而这正是亚洲特色的开放地区主义的组成部分。
11.仅仅将亚洲的不稳定归咎于特朗普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该地区目前的许多困境都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出现。事实上，正如他在与金正恩会晤时所证明的那样，他的不可预测性也暗示了“修昔底德陷阱”逻辑中自我实现的决定论和悲观主义常常缺少选择因素。[1] See Seng Tan，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来源：国家亚洲研究局（美国智库），2018年10月28日。五十多年的亚洲观察：美国视角[1]Sheldon W. Simon原文标题：Fifty-Plus Years of Watching Asia：An American Perspective文章框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将东亚划分为北部和南部两部分来分析是很恰当的；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多次尝试建立多边机构；东盟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亚将印度尼西亚纳入地区组织的一种方式；重要的是东盟还没有成为一个军事同盟；到20世纪90年代末，东盟已成为世界上政治最多样化的地区组织之一；美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事务上都把东北亚和东南亚联系在一起；在东南亚，反恐是加强双方执法、防务和情报合作的关键；国防是美国在东南亚进行多边合作的重点；安全问题似乎没有经济问题那么令人担忧。观点摘要：
1.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将东亚划分为北部和南部两部分来分析是很恰当的。美国与该地区的“冷战”，以及“冷战”后对其关注可以通过美国相应的安全措施加以评估。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存在于东北亚地区。日本和韩国成为美国反对苏联、中国和朝鲜的东亚战略的初级伙伴。美国的中心辐射型东亚战略应运而生。北约是一个多边的军事联盟，要求每个成员在遭遇袭击时都要进行防御。与北约不同，美国无法在其与日本和韩国之间达成类似的安排。韩国人对日本殖民历史的不满意味着韩国不愿与日本达成任何安全协议。另一种选择是美国和每个国家分别签订双边防御条约。美国是“中心”，双边合作伙伴是独立的“辐条”。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军事上的相互作用。例如，直到最近，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只通过与美国在多边海域上举行的联合演习进行直接互动，比如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
2.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多次尝试建立多边机构，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联盟以及“马菲印联盟”（MAPHILINDO）。虽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但所有这些都表明，该地区的非共产主义精英都认识到，为应对来自中国、苏联和朝鲜的挑战，某种形式的政治合作是必要的。
3.东南亚领导人在1967年构想了一个新的区域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组成。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总统兼国父苏加诺（Bung Sukarno）曾试图摧毁马来西亚，他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新殖民主义”国家。基于地理位置、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尼被普遍认为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在苏加诺执政期间，印尼与“共产主义国家”（苏加诺将这些国家称为“新兴力量”）结盟，威胁到地区稳定。
4.在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总统的领导下，印尼军队在政治上的崛起使其国家方向不仅转向西方，也转向了邻国；与此同时，其他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开始寻找一种方式，将印尼纳入一个地区组织，既承认印尼的重要性，又要求印尼遵守地区准则。东盟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亚将印度尼西亚纳入地区组织的一种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东盟制定了五个成员国都同意的一系列措施。第一项措施是保护该地区的自治不受外来干涉，并禁止东盟国家参与彼此的内政事务。第二项措施是尊重那些与西方国家结盟的东盟成员国——五国防务安排中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与美国拥有双边安全协议的菲律宾和泰国。印尼的中立立场也同样受到尊重。除了这些基本的政治原则之外，东盟还及时增加了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以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前者是一种保证，即不会与外部国家建立新的联盟，同时含蓄地保留了成员国已经形成的同盟。后者旨在将核武器排除在该地区之外，以安抚中国和越南。
5.重要的是东盟还没有成为一个军事同盟。尽管存在一些双边演习，但目前还没有开展涉及所有成员国武装力量的联合演习。一个安全合作机制是马六甲海峡巡逻（MSP），它由四个沿海国家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组成，以打击海盗。这四个国家的船只在各自的海域巡逻，如果遇到海盗，则它们会互相通知。马六甲海峡巡逻既不涉及美国，也不涉及任何其他外部势力。
6.到20世纪90年代末，东盟已成为世界上政治最多样化的地区组织之一。2015年，它包含完全的民主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部分民主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军事独裁”国家（缅甸和泰国）、“共产主义国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和世袭君主制国家（文莱）。有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正式安全承诺，还有一个成员国（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不那么正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