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经济中(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玉霞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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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经济中(修订版)试读：

前言

由于多年以传播经济学知识为己任，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我还在企业、政府及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东北大学等高校讲授经济学，所接触的学员有不同的职业和层次，难得的是许多人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济学是善事的利器，它的框架清晰、逻辑一致，具有非常好的解释和推测能力。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市场经济给了我们比较充分的选择自由，这也激发了人们去学习选择科学的欲望。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去诠释经济学的真谛，的确是一条走近经济学的捷径。因此，讲学过程中不断有人向我索要已经脱销的几本书。我由衷地感受到经济学散文这种文体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现在，我决定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生活在经济中（修订版）》，将那三本书中我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及近年来我撰写的经济学散文纳入其中。

作为女性经济学者，我曾被业内称作“婉约派”，除张五常教授和梁小民教授对我的文章给予相当的认可外，我所敬重的台湾大学的熊秉元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也给予本书很高的评价。在此，我对所有给予我很多鼓励的经济学界同行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汪祥春教授和我的博士生导师张一民教授，他们是我走上经济学道路的引路人。我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她们的辛勤工作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光阴荏苒，我在东北财经大学已经耕耘了30余年，如今也算是桃李满园。我欣喜地看到，有太多的学生和我一样痴迷于经济学的世界，走上了传播经济学的道路。我相信经济学的种子能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并永葆青春！王玉霞2018年1月于弘基·书香园—— 第一篇 ——家中的经济学家我的保姆经济学

岁月匆匆，我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已经营了数十年，数十年的家庭主妇生涯练就我一身洗衣烧饭、当家理财的功夫。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女性，人到中年后事业逐渐攀升，教学、科研再加政协常委之类的社会工作，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在事业、家庭皆看重，鱼和熊掌必兼得的理念下，每日里我像陀螺般地变换着各种角色，落得个身心疲惫、花容惨淡。在过度劳顿之中，难免任劳不任怨，席间枕畔思忖着向先生索要女权。我先是争取平等分工，将家务分成四项—洗衣、采买、做饭、搞卫生，让先生自选两样，名曰“男士优先”。然后，再争取不平等分工，一周七日，分成一三五、二四六，由先生任选，而我非常大度地提出可以多干一天—星期日。最后，贵在参与，要求先生承包一项比如洗碗之类的活计。三板斧过后没了招数，先生拿出“大将风度”，以不变应万变，一样不挑，一样不选，偶尔在花言巧语中承包一项，也绝不超过三天。日复一日，我的主妇大权始终没有“旁落”，喜哉？悲哉？

先生在于心不忍和爱莫能助之间，提出能否眼光向外，打开家门，请一个保姆，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交换，进行人力资源重组。用他的话讲，让一位学者在家做饭，本身就是资源的浪费，机会成本过大。请一个保姆，将我拥有的主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主妇的洗衣做饭之类的经营权让渡出去，而我独掌收益分配大权，何乐而不为？我细细想来，总感到这两权分离中存在着代理风险。

风险之一：多年来我已培养出先生和儿子的饮食偏好。尽管我的烹饪技术绝非上乘，但先生和儿子却百吃不厌。有次出差在外，请人帮忙做饭，一个月下来，先生和儿子都瘦了一圈。

风险之二：恐家庭人际关系趋于复杂。十多年来我和先生、儿子一直呈三足鼎立之势，完美地诠释着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之定理，且由于女性相对稀缺，我的家庭地位从来举足轻重。早在学习人际关系学时，我就记住了一个公式，即人的数量以算术级数增加时，人际关系数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这个公式让我不敢轻易打开家门。

风险之三：道德风险。每每听说谁家保姆克扣菜金、偷懒刁钻，更有保姆卷走家私、拐卖儿童、颠覆家庭的传闻。

然而，高风险常伴随着高收益。在无奈之中，我只能听任先生从老家请来一个小姑娘。一年过去，竟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三项风险均已化险为夷。

关于风险一，小姑娘聪明伶俐，学习曲线非常陡峭，几经点拨，就能做一手好饭菜，而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关于风险二，我和小姑娘以心换心，真诚相处，再加上偶尔的“小恩小惠”，不久我们就达成了统一战线。现在不但“军心稳固”，我还觉得多了一个“合谋者”。

关于风险三，我原本就是家庭主妇，菜金和肉价信息对称，监督成本较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小姑娘是从老家请来的，知根知底、沾亲带故又规避了其他风险。

锁住风险，收益多多。在雇用保姆的过程中，引发了我对经济学的许多思考。

思考之一：实现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交换，各自得到了比较收益。雇用保姆后，我可以完全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效率大大提高；而小保姆也从繁重的农田劳作中解脱出来，收入比原来多了好几倍，我和小保姆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开始我用自己的薪水支付保姆的报酬，心理总是不大平衡，感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所差无几。后来我每周在外校兼课半天，这每周半天的收入恰好是保姆一周的工资，这1∶14的比例让我心中释然。

思考之二：实现了原材料对半成品、成品的替代，降低了生活的费用。当我兼职做家务时，时间的机会成本较大，所以总是尽可能降低购物的搜寻成本，从来都是就近买些成品、半成品以图方便，往往是多花钱、少办事。小保姆专司家务，时间非常宽松，每日里购物货比三家，且尽量买些时令蔬菜、新鲜鱼肉，做出的菜营养好，口味佳，每月的菜金还有了节余。

思考之三：加大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小姑娘从农村来到沿海大城市眼界大开，我和先生均在高校任教，家里自然有股书卷气。小姑娘读书写信有我们指点，一年下来进步不小。我相信这段经历对于她今后就业谋生，为人妻、为人母，必然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而我集中时间致力于教学科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思考之四：实现了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改革开放后，我家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可支配收入中，有了可随时支配的收入。小保姆家在农村，生活虽不算贫困，但也没有剩余，她的报酬寄回家中，马上会转化为种子化肥等生产投入。因此将我的部分收入转移为小保姆的收入，提高了货币的边际效用，同时把储蓄直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由此带来了总需求的增加，这对我国不算景气的国民经济也是一个小小的牵动。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成了热门话题，每每想到全国城镇有3 000多万下岗职工，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动力，我就滋生了一种为国分忧的豪情。若有相当一部分家庭能像我家一样，保姆产业怎能不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雇用保姆，雇出了比较利益，雇出了帕累托改进，雇出了货币边际效用的提高，雇出了人力资本的改善，既雇出了微观经济效益也雇出了宏观经济效益。我劝如我一样为家庭、事业所累的职业女性，若条件允许，请雇一位保姆。家中的经济学家

在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一章的题目非常醒目—“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言外之意，经济学家与一般人的思考不同，对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与一般人得出的结论往往偏差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循着斯蒂格利茨先生的训导，我试着在我的小家里过把“经济学家”的瘾，下面是几则家事中的经济学思考。一、奉献的边际收益递减—贤妻良母难做

十年前初为人妻不谙世事，且从小在夫权统治的家庭中长大，自然向往做一名贤妻良母。先生下厨、买菜、洗衣被我一一拒绝，每日里由我独揽家务琐事并乐此不疲。

最初两年，常听到先生由衷的赞叹，欣赏妻子的能干，叹服女人的耐力。随着时光流逝，先生逐渐习惯于此。他看电视，我烧饭，成了我家一道非常自然的风景线，耳畔的赞叹声由经常到偶尔直至销声匿迹。再后来，当我工作繁忙服务不周时，先生颇有微词，我终于沦落到劳而无功、劳而有过的境地。

一次女友来访，谈及某日亲自下厨为其先生操办生日，此番举动令她的先生好生感动，并由此对她倍加怜惜。相形之下，我不由得哀叹上天如此不公。冷静下来究其原因，是我忽略了一条基本的经济学规律—边际收益递减。女友难得下厨，奉献行为稀缺，边际收益很高，而我的奉献如江水滔滔，长年累月托负着家务之舟，自然已经让人习以为常。况且水涨船高，夫妻博弈如同斗鸡，其纳什均衡是你进我退。先生由赞叹到麻木直至挑剔，精确地描述了这泛滥的奉献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常言道，“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伦理学崇尚克己、奉献、博爱，而经济学注重成本收益的比较。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婚姻更像一张契约，体现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界定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像七仙女和董永这样的“天仙配”，也得“你挑水来我浇园”。家庭也像团队生产，激励约束不相容同样会产生偷懒和搭便车。贤妻良母不仅自己的收益成本不对称，而且会带来较大的外部性，例如，造就先生的懒惰；儿女的低能。由贤妻良母导演的家庭悲剧也屡见不鲜。边际收益递减律提醒女性：贤妻良母难做，在为家庭做奉献时是否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呢？二、书越贵越买—读书的成本是什么

购书的费用在我家的消费支出中占一定的比例。一本好书给人带来的效用几乎无法用货币度量，在我看来，购书是一种消费者剩余价值很大的理性行为。因此，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我和先生、儿子均有读书癖、购书癖。但购什么样的书，它是否满足一般的需求定律，这在以往的购书行为中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前几日，儿子买回一套世界文学名著，书的内容固然不错，但其印刷和纸张的质量很差，当然书的价格也较低。目睹儿子非常辛苦地阅读这套字迹又小又模糊的书，我不由得思考读书的成本是什么。读书的成本主要是读书所花费的时间，而不是书的价格，购书的成本与阅读所耗的时间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为了节省区区几元钱，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而且可能造成视力的损害，实在得不偿失。为此，我劝购书者，书要买贵的，花大价钱买好书。一本质量上乘、装帧考究的书，不仅会节约你的阅读时间，还具有收藏价值。此外，高价带来的信誉租金也是对作者、出版商写好书、出好书的一种激励。三、吃剩饭的成本—更大的浪费

一日，我接到婆婆患脑血栓的消息后十分焦虑，相处十余年我们已经情同母女。婆婆年逾花甲，体重超标，每每为她买衣服都耗去我许多的搜寻成本。我想不明白婆婆一辈子含辛茹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如何长出这多余的脂肪酿成血栓？原来早在20年前，婆婆家生活拮据没有冰箱，每当饭菜剩下，婆婆舍不得扔掉，就勉强多吃，多余的卡路里使她日渐臃肿并因此留下隐患。

剩饭该勉强吃下还是该扔掉，真值得思考。从小我们就接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家长大多告诫孩子，将碗里的饭菜吃光。即使现在外出做客，也常听到有人相劝“多吃多吃，免得浪费”。剩饭扔掉是浪费还是勉强吃下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会有悖常理。做熟的饭菜如果不及时吃掉或者及时保存便是沉没成本，这是一笔已经付出的开支，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可能将熟饭再变成生米。理性的人在决策时应忽略沉没成本的存在。目前的选择不是吃还是不吃，而是应该比较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多吃剩饭的成本与收益。当吃下的成本小于收益时就该吃，否则就不吃。勉强吃下的成本首先是生理上的不舒服，其次是过量的饭菜对身体的伤害（据说最佳状态是八分饱），而其收益至多是下顿饭少吃半碗。由此可见，将剩饭扔掉看作是浪费，将过食看作是节俭，显然不是理性的逻辑。太太经济学—信息少的收益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家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社会舆论的宽松，离婚率的增加，使婚姻的进入障碍降低。面对着围城外潜在的竞争者，一些人到中年的太太采取的措施是加紧对先生的监督盘查，收集各种信息，生怕落得个现代版秦香莲的境地。

然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由于搜寻信息需要成本，所以信息并非越多越好，当信息的搜寻成本过高时，信息少反而具有效率。循着信息经济学这一理论，我对先生实施的是品牌忠诚策略，取得了信息少的收益。

实施这个策略，我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其一，先生的品牌已经取得了较高的信誉。与先生朝夕相处十余年，我对他知之甚深，先生是典型的东北硬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买礼物不送花，从恋爱到结婚都不说“我爱你”。面对这样的丈夫，我只好收起所有的浪漫，从平实的生活中去感受他对我的在意。和先生在一起生活没有心惊肉跳的激情洋溢，却能感受到安全与踏实。既然收集信息的成本太高，而假冒伪劣商品又防不胜防，我宁愿选择品牌忠诚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其二，获取信息少的收益还因为我比较自信。虽说时光流逝红颜易老，然而善良、聪慧、贤达却具有永久的魅力。只要我不断努力发挥比较优势来完善自己，在竞争中也未必处于劣势，同时我还独具“先动者优势”。有名分、有法律保护，占据着天时地利。有谁如我一般了解他饮食偏好的酸甜苦辣，有谁如我一般熟悉他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白手起家，我们是一对衔泥垒巢的劳燕；异地他乡，我们是两条相濡以沫的旱鱼。即使不讲感情，不讲道德，不讲法律约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家庭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已成为彼此的专用资产，即使资源配置的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资源重组、要素流动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幸福靠配置也靠创造，得到了“次优选择”也算是“令人满意”。

其三，获取信息少的收益也是出于几分无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掌握先生的全部信息，况且谁愿意在监督和盘查中生活，还有可能物极必反、弄巧成拙。夫妻之间虽有婚约，却仍然是两个平等的主体，没有丧失重新选择的权利。夫妻博弈往往是双赢或双输，围城里空气稀薄，先生或太太都会感到窒息。常言道：“强扭的瓜不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增强心理承受力。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太太将全部幸福押在先生身上，风险太大，规避风险的策略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你所热爱的事业、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子女，都是你的寄托，有了他们你就永远不会孤独寂寞。况且年轻貌美从来就是相对价格，即使你是七十岁的老妪，说不定还有一个八十岁的老翁对你倍加珍惜。太阳每天都会升起，负心的先生离开，也许正是太太新生的一个契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获取信息少的收益并不是信息无收益。在当今这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家庭的守卫者的确不可掉以轻心，太太应掌握有关先生的必要信息，如工作的性质、收入的状况、朋友的品位等，要做到抓大放小，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先生是一个风筝，任他在天空自由飞翔，一根线却牢牢掌握在太太手里。

获取信息少的收益，太太就降低了搜寻与监督的成本，余下的时间与精力可用于教育子女、建设家庭、完善自己。即使先生萌生了走出围城的冲动，他也会因为有太多的眷恋、太高的成本而选择放弃。减负的神话

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为孩子减负的口号不绝于耳。学生、家长、媒体及教育主管部门众口一词地强调应该为学生减负。然而事与愿违，在全社会减负的呐喊声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丝毫没发生改变。在惨烈的升学竞争中，孩子的负担日益沉重。孩子在重压下身心疲惫，老师在重压下心力不济，家长在重压下忧心忡忡，人人向往的减负成了神话，尽管它是那么美好，那么诱人，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天长日久，减负即使在精神上也失去了“充饥”的魔力，整个社会陷入了升学考试恶性的竞争泥潭。一、可怜的孩子

中国的儿童更多地被形容成为小皇帝、小公主。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孩子的稀缺使孩子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这个还不算富裕的民族，对孩子的投入极其慷慨，中国父母的奉献精神堪称天下第一，孩子几乎都被家长惯坏了，他们怎能称得上可怜呢？

孩子的可怜是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就没有了童年。小小的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终日与学习为伴，成天上课，业余时间上各种辅导班，一旦到了初三，便没有了节假日，没有了八小时学习时间的概念。我儿子所在的重点高中，住校生从早晨6：30到晚上9：30，除了课间及中午吃饭，均为上课与自习时间，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不受《劳动法》保护的群体。我有一个表妹将孩子送入青岛市郊的一个重点中学，离开学校后表妹在给她的丈夫打电话时失声痛哭。妹夫问：“怎么了？难道是将孩子送进监狱了？”表妹说：“差不多，十几个孩子睡在一间宿舍，伙食不好，从周一到周六不准走出学校的大门。”十三岁的孩子失去了自由。

孩子在学校不仅仅要承受体力与脑力的压力，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按成绩排班，按成绩排座，动态调班，优胜劣汰，无论学习好还是学习差的孩子均承受着与他们年龄不符的竞争压力。学校还经常变换花样强化这种压力。我儿子上初三的时候，我参加了他们学校举办的一个“把握今天，辉煌明天，大干100天”的誓师大会。大会隆重庄严，前面是初三各班的孩子，后面是孩子的家长，一个班级派一个代表站在台上，率领本班同学宣誓，其中有个女孩，在誓言中竟有“从今以后，我们要过上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言辞，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有苦涩，笑声中有悲壮。

巨大的心理负担，繁重的课业负担，严重地侵蚀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由于缺乏体育锻炼，孩子中小胖墩、豆芽菜不在少数，而且我国城镇中小学生近视率能改写世界纪录。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孩子中自杀的、杀人的（甚至杀亲生父母的），精神错乱的，已不再是媒体报道的热点。据辽宁《半岛晨报》抽样调查统计，孩子心理不健康的比例超过50%。

除此之外，追逐分数第一、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还带来两个有害的副产品：其一是泯灭了孩子的创造力。我的儿子经常因为独辟蹊径而被老师批评。孩子初中与高中的数学老师都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儿子的思维发散，不依常规的方法做题，虽然说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但毕竟我们面对一张考卷，判卷的老师没有时间循着你的思路去想，偏离常规的算法，十有八九被判错，吃亏的是我们自己。”这种循规蹈矩的教育方式，难怪我们能培养出数理化奥赛世界第一，却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创新取胜）。其二是让孩子失去了求知的兴趣。长期大量超负荷填鸭式的教学，日复一日演算没有穷尽的试卷，使本该趣味横生的求知过程变得枯燥无味，让孩子对学习产生了厌恶心理。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她的女儿中考结束后对她讲：“妈妈，一个月内你不要在我面前提学习两个字。”探索奥秘，增加知识的学习原本可以其乐无穷，而僵化与繁重使它变成了酷刑，让许多孩子感到恐惧。一个对学习恐惧与厌恶的孩子怎么可能成为知识海洋的弄潮儿。

我们怎么啦？为什么和孩子过不去？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希望他们快乐与幸福。然而人生的快乐与幸福包含了童年的快乐与幸福，剥夺了孩子“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快乐，我们拿什么去补偿？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二、无奈的家长

与学校联手剥夺孩子童年的，恰恰是深爱着孩子的家长。“爱之深，责之切”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我看过一个报道，一位政协委员热泪盈眶地谈到，每天清晨呼唤女儿起床时，孩子经常伸出一个手指，请求多睡一分钟。然而无论如何怜爱，家长总是硬下心来，让孩子去背负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学习重担。面对孩子的早出晚归，面对孩子的夜以继日，家长的那份心疼与焦急，不亲身感受，很难明白其中的滋味。这是一群无奈的家长，他们的选择具有相当的理性。

理性之一是知识具有很高的租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的价格更加合理。计划经济中常见的脑体倒挂现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矫正。知识有价，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从一般意义上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有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知识及技能成为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对劳动力市场这一变化心知肚明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又怎能不硬下心肠，想方设法地让孩子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

理性之二是高等教育文凭仍然是一个门槛。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劳动力不均质的条件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无法如雇员一样清楚雇员自身的能力。由于测度雇员能力的成本太高（如试用期半年），所以雇主就借助另外一个与能力相关的指标—文凭。一个能够读到大学毕业的人，一般来说智商不会太低，而且接受过与企业有关的专业训练更容易进入工作状态。由于文凭是传递雇员能力的一种信号，因此，它就成了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进入障碍。我们在太多的招工广告上看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字样。尽管文凭不等于能力，文凭不代表水平，但它的门槛效应将多少有能力、有才华的青年挡在成功的大门之外。没有文凭，孩子将失去许多机会。

理性之三是家长陷入囚徒困境。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描述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在激烈的升学考试竞争中，学生与家长均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们在与其他高考竞争者博弈的占优策略就是不能减负。因为假如其他竞争者减负，我的理性选择是不减负，悄悄地超过对手；假如其他竞争者不减负，我的理性选择也是不减负，因为掉以轻心，便会被不减负者打败。无论对手减负还是不减负，个人理性的选择都是不减负，不减负是竞争中取胜的最优策略，减负不就成泡影了吗？我亲耳听到一位中学校长说：“减负，谁减负谁是傻瓜。”这种不当傻瓜的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社会为那张文凭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可谁能打破这个愚蠢的纳什均衡呢？谁愿意从我做起？囚徒困境又称囚犯两难，家长痛苦的选择岂止是两难，可怜天下父母心！三、失态的教师

教师的职业被称作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教师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回首童年，除了母亲，留给我慈爱与关怀最多的是我的老师。那些亲切、耐心、敬业的中小学老师，在我心底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永远是我从业做人的楷模。

曾几何时，像母亲一样慈爱的老师变了模样。媒体屡有报道教师中的败类，将孩子殴打致残、在孩子的脸上刺字、逼迫孩子吃屎，甚至奸污幼小的女生。每每看到这些报道我总是胆战心惊。这些现象不具有代表性，那些教师中的道德败坏者早就应该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但是缺乏耐心、口无遮拦、体罚和心罚孩子的老师绝非个别，下面是我儿子刚上初中时的一段日记。

浅秋。微风惬意地吹着我的脸，可是我的心并不惬意。

中学，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吉利的字眼。因为它不仅陌生也许还代表着严苛的校规和恼人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不愿意上中学，可是没办法。

我跟着爸爸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到了四中。一进教学楼，我就遇见了我的班主任冯老师。我打量着她，老练、深沉，这是我对她的评价。于是，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了。

也许冯老师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开学第一天就出现了第一位“牺牲者”。“大家请看，某某像狗一样趴在桌子上。”冯老师喊道，我吃了一惊，看起来如此老成持重的老师竟会在开学第一天就辱骂学生！这就是初中一年级最好的老师吗？很快轮到我了。上课时，我想举手发言，看冯老师似乎朝我点了一下头，我便站了起来，“谁让你站起来的？”我懵了，说了一声“对不起”。刚坐下又听见她说：“谁让你坐下的？”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就这样，冯老师用她苛刻的言行限制着我们。在班级里、在她的课堂上，甚至只要冯老师在教室，你就不可能听到一点笑声。同学们渐渐地被她训练成了一群长着小孩儿脸的老头、老太太。时至今日，在初中一年级二班的课堂上、班会上你都不会看到同学们生龙活虎、踊跃发言的景象。

我的孩子平时未见他有多好的文采，可每每写到他的老师及教育制度，他却能写下如“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及“长着小孩儿脸的老头”这样入木三分的文字。就是这位老师在家长会上毫不掩饰地说：“孩子成绩不好，就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当孩子上初三时，班主任（此时，儿子已经换了班主任）十万火急地将我请进学校，问及孩子所犯的错误，竟是因为无所顾忌地大笑。我问老师：“是课上还是课下？”老师说：“快上课了，学校正开展下课静悄悄活动。”十几岁的孩子紧张地学习45分钟之后，在下课的时候因为笑而被罚不准上课还要请家长，让我如何理解学校及老师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及制度？

老师的行为、学校的规定均源于严酷的升学考试及教师主权的教育制度。教师的失态是因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中考与高考的压力。孩子初三的班主任和孩子一起没日没夜地度过“黑色的初三”，一年之内体重减轻了8.5千克。因为她是化学教师，学校给她的指标是她的班上不能有一个化学不及格的学生。奖金、职称等所有的名利都与学生的成绩挂钩，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老师们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身心疲惫的老师难免失去了原本具有的耐心和亲和力，教师也是人。

教师失态的原因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我国的教育市场上，存在着卖方垄断，教师主权现象严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使学生和教师的地位不对称，学生与教师的不平等，使学生的偏好与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二是九年义务教育容易给人错觉，好像初等、中等教育是免费的午餐。免费上学者只承担少许的费用，让学生与家长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腰杆不硬。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纳税人，在集体支付公共品的费用后，蜕变为“沉默的羔羊”。三是教育市场提供的产品是无形的服务，其质量的测度与监督成本很高，家长对教师提供的服务信息显著地不对称。孩子身心所受到的侵害多数属于无形的伤害，它使家长在遭受教师的道德风险时无可奈何。当然，教育市场上的国家垄断及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较低等原因也是教育产品质量不高、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证的原因。

可怜的孩子，无奈的家长以及失态的教师均是一考定终身制度的牺牲品，这是一场负和的博弈，没有人在这场博弈中占到便宜。现行的升学考试制度不改革，减负就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神话。减负强调多了，其精神上的满足也会边际效用递减。

我们呼吁为孩子减负，其实是在呼吁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教育市场的完善、学生与教师地位的平等、消费者主权的确立，而这一切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转换成本太高是落后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是一项我们很难承受但不得不承受的成本，毕竟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孩子不健康，我们的民族就不强大；泯灭孩子的创造力，我们的民族就会丧失竞争力。拯救孩子，就是拯救民族的未来！居民小区里的经济学

小区、物业这两个名词越来越多地被城市居民熟悉。从过去拥挤吵闹的大杂院到如今整洁宁静、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居民小区，其舒适度与幸福度不言而喻。回首儿时泥泞、污浊，还常常能听到吵骂声的居住环境，我不由得感叹“换了人间”。

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理性的思维让我感到某些美中不足之处。一、颠倒的“主仆”关系

在居民小区的物业管理中，由于小区服务如防盗及公共场所的清洁带有公共品的性质，不能由个人单独生产与消费，所以，业主采取集中缴纳物业费，委托物业公司统一提供居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且代为管理的做法。对物业公司—这个花钱雇用的“仆人”，业主完全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号施令，甚至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业主有自由选择服务好、收费低的“仆人”。

然而，在我居住的小区，“主仆”关系完全颠倒，“仆人”主动，“主人”被动。“仆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收取什么样的费用，“主人”没有发言权。物业公司反“仆”为“主”，取而代之的招数是让“主人”虚化。我所在的居民小区其物业公司是小区房产开发商的下属企业，业主购买了房产，便被捆绑使用它的物业公司。除了剥夺业主的自由选择权外，物业公司还想方设法推延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时间。居民入住已经两年有余，业主委员会至今没有成立，结果面对小区居民个人的微弱呼声，物业公司不理不睬。

没有业主委员会的监督与讨价还价，当居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就会处于求告无门之境：如开发商将小区的地下开发成大型超市，地下超市的废气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向小区排放。居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抗争，环保部门再三干预均无成效。开发商采用的是游击战术，吵得紧就封，吵得松就放。白天封，晚上放。群龙无首的业主几经抗争心灰意冷。搭便车的激励使集体行动很难组织，很难维持。时间一长，业主也就听之任之了。

另外，小区独立为居民供暖。煤价上涨，其供暖的质量与时间均大打折扣。大连市政府规定，室内温度在16℃以下可以举报。入冬以来，我家的温度经常在12℃以下，举报到有关部门，其回答是须物业公司测温记录以作为处罚依据，而物业公司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参与此事，领导说这不是我们的事，供暖公司是另一个部门。”小区供暖不足本是维护业主权益的物业公司应该主动监督及协调解决的分内之事，现在主人将仆人的分内之事做了，请仆人实事求是地见证一下，竟遭到仆人拒绝。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让业主花钱去雇用这样吃里爬外的仆人呢？二、排他性的拾荒权

物业服务虽然让业主寒心，但物业公司赚钱的手段却可圈可点。虽然没有做到点石成金，却做到了让垃圾生钱。

垃圾生钱不是物业公司的发明。城镇居民生活垃圾中有很多可回收的物品，它们养活了一群没有其他技能、在城市讨生活的弱势群体。在我的家乡，他们被称作“捡破烂儿的”。传统捡破烂儿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破坏性，暂且不说在翻捡破烂儿过程中造成垃圾分散凌落，由于拾荒者之间的无序竞争，往往导致无效劳动（同一堆垃圾，被重复翻捡若干次）。竞争遵循“先到先得”和“弱肉强食”的规则。弱小的拾荒者常被“破烂儿王”欺压。此外，更有拾荒者模糊了“捡”与“偷”的边界，顺手牵羊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我家所在的居民小区的创新之处是出售排他性的拾荒权。小区物业将整片小区垃圾作为生财的资源进行运作，将原本自由竞争的拾荒权转化为垄断权，获取排他性拾荒权的拾荒者，需付出两类成本：其一是货币，每年向物业公司支付5 000元；其二是劳动，拾荒者每天要定期无偿地将垃圾装袋集中，物业公司每年不但有5 000元的货币收入，还节省了处理垃圾的费用，真是一举两得。由于产权清晰、职责分明，物业公司又节约了监督费用，居民区治安状况也大大改善，而且由于小区的住户比较富裕，其垃圾的含金量不低。我几次与拾荒者攀谈，发现获得拾荒垄断权者精神愉快，干劲十足，由于其与物业公司签了长期合约，其诚信度也高。

实践出真知，物业公司出售排他性拾荒权的做法实为超越书本的制度创新。三、公共绿地的产权变迁

现代居民小区的一个特点是拥有大片的公共绿地。草木繁茂的绿地与点缀其上的亭台楼阁构成小区的园林景观。公共绿地与小区内其他服务设施一样，归业主所有。当我们购买住宅时，也购买了与其配套的公共绿地等相关产品。这些设施与住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容产品。它既不是开发商的恩赐，也不是开发商的促销手段，而是产品本身。其产权非常清晰，归小区业主共同所有。

开发商为了顺利地出售一楼住宅，将本该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的部分绿地，转化为归一楼业主排他性占有的庭院。该种做法无疑遭到相当多的非一楼业主的强烈反对。将公共产权演变为私人产权，侵犯了大多数业主的利益。

作为非一楼的业主之一，我对此番公共产权演变为私人产权有不同的看法。换言之，我对自己所拥有的公共产权被侵犯没有反感。剥夺了多数人的产权是否一定对原产权人造成侵害，并无固定的答案。是否受到侵害关键在于将公共产权演变为私人产权后，私人如何行使产权。

若一楼业主用自己的庭院堆积杂物，晾晒衣物，不用说，则是侵害了多数人的利益，造成原公共产权拥有者福利下降。若一楼业主在自己的庭院种花种草，美化环境，就有可能提高原公共产权所有者的福利。例如我居住的单元，一楼退休的业主将庭院打扮得花团锦簇，读书写字之余，站在阳台上免费欣赏楼下那姹紫嫣红的景色，心中十分惬意。种花种草有很大的正外部性，一楼庭院原为呆板的公共绿地，由物业公司种植养护，哪及私人那般尽心竭力地美化呢？家庭装修中的时间成本

自结婚以来，我频繁地搬家。在论资排辈按计划分配住房的体制下，东北财经大学每新增100户住宅，便有300～400名教职工陷入搬家的忙碌中。作为年轻教师，我从住半间房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小房换大房之后，于1997年终于搬入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的新房，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由于从预期和情感上都将这次搬家作为最终的归宿，我们倾注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装修这个新家。毕竟我和先生均为高校教师，其生活及工作的多半时间要在“家中”度过。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过上每天都可以洗澡的生活，顿时感觉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和先生由衷地感到满意与幸福，尽管此时已是人到中年。

然而好景不长，时过两年，我和先生对这套住宅的满意程度迅速递减，除喜悦之情一扫而光外还感到难以容忍的不便。100平方米的住宅实际上就是两室两厅，两室作为孩子及大人的卧室，两厅即客厅与饭厅。饭厅兼保姆的卧房，既不雅又不便。我和先生虽然都是教授却没有一间书房。我蜗居在卧室里看书，先生在客厅里敲电脑，如果有一个人想看电视或睡觉，另一个人就无法工作。偶尔双方老人光临，更加凸现尴尬与局促。看来住宅的“够用”与否是一种感觉，所谓水涨船高，欲壑难填，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类无穷的欲望，其构成了经济学永恒的话题。我靠着不断的忆苦思甜，平衡着情绪上的不满，同时多么希望大学教授能分配到一个工作室，以改变目前生活与工作在空间上没有界线的窘境。

进入21世纪，高校教师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再加上按揭贷款等政策的出台，校园兴起购买商品房的风潮。以我所在的经济学院为例，竟有一多半教师在近两年内购买了新房，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购买了第二套房子。从城市居民住房环境的不断改善，完全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这个指标比GDP更显著可靠。

对现有住宅的不满使我与先生迫不及待地卷入校园购房风潮中。也许是被“不便”刺激太大，先生非要购买两套100平方米的住宅然后将中间打通。同事购买的住房多数在150平方米到170平方米，从众心理让我感到先生的举措有点儿过分，“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儿子即将上大学，老人仅剩一位，只有我们俩是常客，小品里说了，距离大了美没了”。先生回答：“房子大了喘气都舒服。”先生的话让我想起现代消费理论的发展强调的是商品和劳务的属性，而不是商品劳务的本身。这种新观点认为市场商品需求不是为了取得由物品和劳务提供的直接效用，而是为了从产生效用特征的组合中获得满足。购买大房子既能带来具有实用价值的书房、客房、保姆间、健身房，还具有“钻石商品”带给人的自尊、成就、炫耀及呼吸舒服等主观效用。无疑它将大大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此外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与投资是一对矛盾，多消费是追求目前的生活美好，多投资是期待未来的生活美好。当资源一定时，消费与投资此消彼长，经济学有句名言“你不能期待今天吃掉的面包，明天还存在”，而唯有居民购买住宅，可以将多消费与多投资融为一体。住宅是居民衣、食、住、行中的一项，今天改善住宅，今天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住宅又属于投资，随着城市土地的稀缺，人口的增加，住宅投资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目前居民理财的手段很少，利率又低，投资住宅无疑是理性的选择，况且校园周边的土地已开发殆尽，在校园周边购房真是机不可失。此外，我赞同购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购住宅的地点离儿子所在的高中非常近，想想儿子在“黑色的高三”，学校距离家的路程不超过十分钟，该是多大的福利。

因为住宅的投资属性，因为住宅地点的专用性，因为儿子就学方便，亦因为先生喘气舒服，我同意先生荡尽家中所有货币储备而且背负几十万元的重债，在2001年年末购买那套先生选中的期房。

2002年年末我们收到了现房。由于开发商的诚信太差，现房与当初的承诺有多处不符。原来的地热变成了一般的暖气，原定的每栋楼五层变成六层，小区内不准通车（有地下车库），设计中的地面扶梯被取消，等等。所有购房的人均有上当的感觉。校园内有人曾组织房主联合起来与开发商重新讨价还价，但因房主分散，组织成本太高而不了了之。先生与我商量决定将此住房卖掉，但由于两套房子变成一套房子（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仅留一个门），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买主。两套房子变成一套房子的决策使转换成本升高，我们被这大面积的住宅套牢。所幸的是，2002—2003年房价一路上扬。两年之内此房价上涨了十万元有余，锁定效应使我们获益不浅。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转换成本太高就会被原有的系统套牢。没有选择的专用资产经常会遭到“要挟”，其经济租金难保。依我所见，锁定效应不都是坏事，锁定效应使决策者丧失了改善的机会，但同时也杜绝了改退的可能。选择太多，反而不会选择的现象屡见不鲜。未来的不确定性及人的有限理性，使有选择与无选择之间没有明显的好坏界限。失而复得的喜悦令先生对该房格外珍惜。

先生投入极大的热情及精力去装修我们的新家。从设计到施工，从购买材料到监督工人干活，繁杂辛苦如同“剥掉一层皮”似的装修工程全部由先生一人承担。务过农，做过工，品位及鉴赏能力都不低的先生在装修工程中显现出全方位的才能。别的家庭装修都是夫妻一起上阵，精疲力竭，而我是东北财经大学家装集团中最悠闲的主妇。当然，悠闲不是免费的，其代价是丧失话语权。一个什么也不干的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我自觉地和先生一起搞好预算，然后照旧看书写字，坐享其成。

先生的装修进程非常缓慢，追求完美、做事认真的他对待家装精益求精。借鉴别人家的经验教训，搜寻商品信息与装修工人讨价还价，耗费了先生大量的时间。装修工程具有刚性，一个项目档次较高，其他项目就很难马虎，先生上街购物经常给我打来这样的电话：“地板非常重要，应该买地板王”，“门不能对付否则容易走形”，“品牌地砖就是不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家装修预算不断增加，毛坯房也在一点点地改变。难得先生不急不躁、热情如初、不知疲倦。

终于有一天，儿子问：“咱们什么时候搬家，还有三个月我就考大学了？”购房目的丧失了重要的一环，我失去所有的耐性连珠炮地向先生倾倒怨言：“咱不能拿装修当日子过，家装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已近合理，商品质量好价格就高，少花钱多办事只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家具有点色差，瓷砖的缝有些不直，理石窗台有瑕疵均属正常，正如吃个苹果没有必要去挑选又大又圆的。我们比别人晚入住一年新房，一年内我们白缴纳物业取暖费用7 000元，影响了旧房出租，其收入为25 000元。”我的话音未落，先生哈哈大笑。经济学教授遇上计算机教授，先生在家庭装修决策时忽略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时间就是金钱。市场演绎的脱贫手段

每次回乡让我最难受、最沉重的就是与姨妈见面。自从姨父去世，姨妈一家的生活非常窘迫。表弟及妻子下岗，姨妈及孙女一家四口仅靠姨妈400元的退休费生活。孙女要入托上学，儿子身体又不佳，其生活之艰辛让姨妈整日愁眉不展。每次接过我孝敬姨妈的一点“心意”时，姨妈总是眼含热泪地说：“帮一饥帮不了百饱，想办法给你表弟找个工作吧！”姨妈的眼泪，姨妈的托付，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虽然家乡的父母官确实有几个是我的好朋友，但给一位年近不惑，没有文凭、没有专长，甚至连一个好身体都没有的表弟安排工作，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年复一年，我的家乡之行在姨妈不变的泪光、不变的嘱托中结束。面对如母亲一样疼爱我的姨妈，心中那份痛苦与无奈，将我所有归乡的喜悦荡尽。十几年来姨妈一家的命运，是我心中摆脱不了的牵挂！

2008年8月，回乡的第二天，我准备去看姨妈，妹妹说：“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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