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胜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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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垄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研制准备
●毛泽东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地质队员谢本武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喊着奔向罗鹏飞，挥着手喊道：“罗技术员，找……找到了！”
●1958年8月，李觉只带了二三十人，几顶帐房，来到青海金银滩，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
毛泽东下决心研制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罗布泊戈壁荒漠，突然地出现一团火球伴随着爆炸声，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疾吸起数百米高的沙尘，翻滚上升，形成巨大的蘑菇状红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与此同时，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办公桌上的电话机铃骤然响起，周恩来用略显激动的语气向毛泽东报告：
主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显得非常冷静。究竟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外国人不承认怎么办？稍作思考后他说：
要详细查清楚。
不久，电话里又传来周恩来的声音：
主席，经现场进一步考察，原子弹爆炸试验确实成功了。
毛泽东依旧冷静地说：
再查，不要忙于公布。
放下电话，毛泽东走到窗前，他那深邃的目光穿过树干不高但枝叶茂密如伞状的龙爪槐，越过庭院径侧苍劲、挺拔的古柏，看得很远，很远……
10年前，也是群雁南飞的金秋，也是周恩来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地质部反映，广西发现了铀矿。一句话激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当即要周恩来约地质部负责人明天一谈。如此紧急，实在有些异乎寻常。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近几年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情况，就十分明了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将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很快把美军逐回到三八线以南。
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时乱了方寸，在玩弄停火阴谋的同时，乞灵于原子弹。
1950年11月30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时威胁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继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是反对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但7年后他登上了总统宝座，“一翻脸就变”，居然也声称：“为了避免使进攻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
随后，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的头面人物还不只一次地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美国几次三番地在中国头上挥舞原子大棒，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
1951年夏，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主席、1935年因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著名核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对他即将学成归国的学生杨承宗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对于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自然感触最深，他和地中海岸边的约里奥的想法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使毛泽东下决心研制核武器。
在50年代，世界上流行这样一种观念：核武器是现代化的和唯一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军备，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低人一等。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
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间，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丛林上空的硝烟陆续散去，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果实初结。
这时，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提出了包括研制原子弹在内的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设想。国内要求发展核技术、研制原子弹的呼声日益高涨。
毛泽东洞察历史，审视环球，从时代特点、人民要求、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把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原子弹提上了议事日程。
关于核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是有所了解的。当时科学家们艰苦创业，培养了一些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在铀矿资源方面却一直杳无音讯。如果只有核科研这只轮子，没有铀矿资源这另一只轮子，原子能事业这辆列车是开动不起来的。
美国、英国早期研制原子弹用的原料是从刚果、南非、加拿大购买或掠夺来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一般物资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用于研制原子弹的铀这样的战略物资了。
其实，即便能买到，中国也买不起。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必须立足于国内的铀矿资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
正在毛泽东运筹发展原子能事业，急于想了解铀矿资源方面情况的时候，传来了广西发现铀矿石的消息，令他惊喜万分，并急于想知道进一步的情况。
第二天，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带着从广西捎回来的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会议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已经坐在那里等候。
汇报会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亲切的气氛。毛泽东首先询问了刘杰的个人情况。
刘杰先向毛泽东介绍了铀元素的特性和战略价值，接着汇报了地质专家去广西等地考察铀矿资源的经过情况。
他边说边拿出蜡黄色的矿石标本请毛泽东、周恩来观看，并打开探测器作表演。当毛泽东、周恩来从探测仪器中听到嘎嘎的响声时，既感到新奇、神秘，又显得格外高兴。毛泽东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安排？”
刘杰回答说：
根据专家们初步考察的情况看，我国南方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的可能性很大。这些地区有湖南衡阳、郴县、汝城，江西的上饶等地。我们准备组织力量在这些地区进行勘查工作。
毛泽东听了刘杰的介绍，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插话说：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接着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起身送刘杰到门口，他握着刘杰的手，端详着这位瘦瘦的有着宽广前额和机敏眼光的39岁的年轻部长，笑着嘱咐说：“刘杰，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哟，要好好干喽！”
刘杰牢牢地记住了毛泽东的嘱托……
毛泽东开会讨论原子能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驻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他说话时眼光落在李四光和钱三强身上，大家都明白，今天的老师就是他们。
李四光把事先包着的铀矿石抱起来打开放在桌子上。这时有人说，这是铀矿啊，使得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
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
言归正传后，李四光首先对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赞同，接着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工作的筹备情况。
钱三强则着重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美、苏、英、法等国发展原子能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所做的工作。
为了加深大家的直观印象，钱三强拿出物理所自己制做的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
当计数器发出嘎嘎嘎嘎的响声时，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亲自做试验，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致赞成发展原子能事业。
接着，毛泽东说道：
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讲完后，毛泽东请与会各位领导同志继续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开始作总结性讲话：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当时毛主席向中国科学家提出：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那么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质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现在的实验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个政治家的哲学预言。后来在1955年的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了反质子、反中子……
会议整整开了3个多小时。19时会议结束。毛泽东请大家吃晚饭。
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3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
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不一般，因此，餐厅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分别是豆豉腊肉等6样湖南风味菜，主食则是大米饭加小米粥。
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中国核工业建设在这次会议召开后正式拉开帷幕。后来，1月15日被定为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
其实早在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和相关人员了解了具体情况，并做了细致的安排。
1月14日下午，周恩来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与核科学技术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备的条件。谈话时间较长，涉及内容很多。
谈话间，周恩来发现李四光精神不好，面部表情痛苦，说话不甚流利，便问李是否病了，李四光说是牙痛。总理当即要他讲完意见后先走，抓紧去医院治疗。
薄一波、刘杰也参加了这次谈话。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告诉刘杰和钱三强，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
周恩来要他们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可以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以便现场演示。
当晚，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毛泽东最好能在明天下午6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
几天之后，毛泽东发表了《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讲话，虽然讲的还是用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对付美国的飞机加原子弹，但他充满信心地宣布：
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将在地球上被消灭。
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
在原子弹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
中国争取苏联核技术援助
1954年10月3日，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议正在进行。
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双方各自对国际局势、国内情况作了阐述和介绍。
苏联派出最高代表团前来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活动，充分表明中苏两国的友好，而这种关系则是与苏联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联系的。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不久就取代马林科夫成为苏共第一把手，但他还面对着以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为首的强大的反对派。
这次他亲率代表团访华，就有寻求中方政治支持的意图。因此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主动作出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友好表示。
在会谈前，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商定，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也要抓住时机争取苏联援助，以求有个较高的起点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因此，当赫鲁晓夫主动提供帮助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听了毛泽东的话后，赫鲁晓夫愣住了，他没想到在这种场合毛泽东竟会给他出这么个难题。于是，情急之下，急忙以无礼的口气说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听到赫鲁晓夫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很不高兴，他一边将香烟掐灭一边说道：“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并没有感觉出毛泽东的不快情绪，于是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木然未解。
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10月3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接着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道：“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做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
随后，赫鲁晓夫去了上海畅游了黄浦江，接着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意。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接下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赫鲁晓夫最后同意，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
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
作为合作条件，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
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
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
3月，在中共中央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国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
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协定”还规定，苏联将在1955至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能量回旋加速器，并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
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一批仪器安置在这个基地。
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
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
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
通知认为：
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要求，本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
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3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紧接着，制订各项规划的工作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
在找铀禁区勘探希望矿床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第三机械工业部于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随着三机部的建立，原子能研究拉开了序幕，研制原子弹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铀矿，从此，各路地勘人员开始了漫长而又神秘的艰辛跋涉。
1957年初，年仅23岁的罗鹏飞作为309地质大队11分队的技术员和战友们辗转湖南、江西，完成勘探任务后进入粤北山区。广东翁源下庄，这个仅有十余户农家的小山村村民，惊奇地注视着这群装束奇特、风餐露宿的人。
粤北山野覆盖着大片花岗岩。在花岗岩体内找铀矿，当时国内外没有先例。
很多专家认为花岗岩体内部对铀成矿不利，难以形成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因此，花岗岩区被视为找铀的“禁区”。
面对找铀史上的这一空白，敢为人先的中国年轻的地质队员，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毅然向崇山峻岭挺进。
1957年4月，11分队组建普查小队，包括队长于宇建、地质技术员罗鹏飞等共16人，他们分成4个小组，向下庄纵深进发。
到当年8月，他们经过4个多月的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把整个下庄山区踏查一遍，但成效却不大，那神秘的铀始终与大家捉迷藏。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翻山越岭，队员们时刻保持着一分乐观精神，夜晚露宿旷野，队友们围在篝火旁畅叙青春的梦想，决心不找到铀矿决不罢休，不为祖国贡献出一分力量，绝不放弃。
8月上旬的一天，烈日当空，暑热难当。空气闷得似乎能点火就着，像往常一样罗鹏飞与找矿员谢本武、周四保等人上山勘探。大家正在行进中，忽然，一个队员跑到罗鹏飞面前，抖着手中的地图惊慌地报告“我们闯进‘禁区’了”！“禁区？”罗鹏飞心里骤然一紧，急忙接过地图，手指顺着图上那红色的路线移动，脸色严肃，眉结紧皱。也许是树密林深、道路曲折难辨，也许是求胜心切，他们已进入规定的“禁区”2000多米了。
良久，罗鹏飞甩掉手中的烟蒂，继续向前走去。“既然来了就探个水落石出！继续前进，散开搜查，不能漏过一山一石！”他认准了这个理：外国花岗岩地区没有铀矿，并不等于中国的花岗岩地区也没有铀矿，中国红军不也创造了外国没有的“长征”么？这位有点执拗和坚强的开拓者，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下，始终满怀一定能找出铀矿的信心。
队员们忍受着疲乏、饥饿，在悬崖上、石丛里细心地搜索着……“罗技术员，找……找到了！”地质队员谢本武喊着奔向罗鹏飞。
罗鹏飞心一震，迎着来人急问：“什么，你说什么？”谢本武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挥着手，结结巴巴地说：“找到了！真的！快……快……！”
不用他再说下去，罗鹏飞立刻明白了。他那双明亮而疲乏的眼睛，立即闪现出异彩！他抓起伽马仪，往左方奔去。
一块巨大的圆滚滚的石头，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着无数的光点。罗鹏飞诧异了。他迅速地操作伽马仪。蓦地，从耳机里传出的“咯咯”声冲击着他的耳膜。
表盘上的伽马指针，就像上满了弦的钟表，一个劲地往高档指数的刻盘上打。100，满！500，满！1000，还满，他一连调了3个档，指针都达到最高指数。罗鹏飞惊住了。
意外的喜悦使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两眼直直地望着这块又大又圆的石头。
罗鹏飞的意志此时经受着考验，一边是外国专家的定论，一边是现实。此时，如果他稍一否定自己，中国的原子弹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罗鹏飞执着地扩大了探测面。
从大圆石向悬崖下，仪表的指针一直不停地摆动。一条厚度大、品位高、很有开采价值的铀矿带终于被发现了。
此时此刻，罗鹏飞以及其他所有队员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在艰难险阻面前未曾皱眉头的小伙子们，此刻，为几个月的艰辛付出，更为新中国造原子弹有了希望，相拥而泣……
罗鹏飞的发现无异是对当时权威的挑战。因此，开始的时候，在花岗岩中发现了铀矿并没有获得支持，而且还引起了许多怀疑。
一位外国专家听了罗鹏飞的汇报之后说到：“笑话，笑话，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不客气地教训他，“就算这块花岗石含铀，也仅仅是一块圆石而已，能有开采价值吗？年轻人，要相信科学，要走正道。我不喜欢别人干违背科学的事。如果影响了工作，后果你能负责吗？”
罗鹏飞被人扣上了“浪费大王罗鹏飞”的帽子。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激情，更不能因为苏联专家的几句话，就放弃了自己的发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鹏飞带着队友们仍然挥汗舞镐，挖掘勘探沟带，进行了纵深勘查。
罗鹏飞在垂暮之年回忆这段往事时，眉宇间仍然透露出满怀血气的豪迈：
我们国家的铀矿地质事业起步慢、基础差，应该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扶着别人递过来的拐棍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走，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只要能给第一颗原子弹提供核原料，管他会遇到什么风险，一切的一切，自己担下了！
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早出晚归，也无法去估算为寻找铀矿流过多少血汗，所有的代价换来的是3条数米宽、数米深、几十米长的深沟。
罗鹏飞带领战友背着仪器不停地在深沟里奔波。大家的脸不知被太阳晒得脱了多少层皮，全身被毒虫蚂蝗蛰得伤痕累累。
就在这个时候，罗鹏飞又接到了最后通知，要求他立即把人员全部撤回。
吕新华时任11分队队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写道：“罗鹏飞这个仅仅学了一年地质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曾与苏联专家对话，‘我讲不出很多花岗石可以成矿的道理，但这段时间工作证明，这地方是有希望的’。”
虽然罗鹏飞接到了撤回的通知，但勘探队党组织支持了他的行动。于是，罗鹏飞率领小分队，继续昼夜奋战在工地上。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打了100余米的坑道，发现了3个矿体，品位也较高。
面对这喜人的数据，罗鹏飞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一份进一步勘探的建议，提出由普查转入深部勘探。
花岗岩里含铀！这一重大发现惊动了北京，引起各级领导和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高度重视。
1957年12月，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建议将罗鹏飞发现的86号带称为希望矿化区，预祝矿化区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工业意义的铀矿床。后经继续勘探，该地带终于发展成为我国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大型花岗岩铀矿床，并被命名为“希望矿床”。“希望矿床”因此被载入世界地质找矿史册。
后来，罗鹏飞转业到南昌卷烟厂。在这期间，他严格执行了党的保密纪律，守口如瓶。直到1993年10月，在时隔36年之后，国家科委颁给罗鹏飞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是：
下庄花岗岩型铀矿发现发展和成矿规律研究。
这位老功臣感慨地说：“过去的辉煌就让它过去。我们的党和国家现在做的，是着眼未来。”
选定和建设研制基地
1957年夏天，我国迈出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
李觉到九局时，我国原子弹基地地址已经从原先的60多个预选厂址，缩小到10多个，但最终地址还没确定。
宋任穷和刘杰要李觉亲自去考察，拿出个肯定的意见，报中央审批，然后立即进行基地建设。这是李觉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关于原子弹基地选址，我国是从两年前开始筹划的。
我国第一批核工厂选址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外部自然和人为的条件对核工厂可能的影响；核工厂正常运行和发生事故时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易于稀释扩散；周围人口密度稀少。
1956年8月，建筑技术局成立了原子弹基地选厂办公室。紧接着，就派选厂小组按照上述条件，到西北、西南、中南和华北等省、自治区选址。
到1957年二三季度，共选择了60多个预选厂址，以后进行了复选，并补充了个别新的厂址。
1958年3月，在李觉的带领下，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的工作人员和苏联专家一道，在确定了原子能生产和铀浓缩企业的厂址后，又前往四川、甘肃和青海选择核武器研制基地。
李觉对比了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几个点的情况，觉得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环境比较好，倾向于在那里建基地，便立即起草报告。
5月31日，由中央政治局确定，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批准了李觉的选址报告。
7月，李觉从西藏回到北京。宋任穷告诉他：“西北基地的地址，中央书记处已经同意了，是小平亲自批的。”并将有关文件给他看。
二机部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根据3月份李觉在海北州给部党组的报告写的。宋任穷指示李觉立即快速兴建。
李觉立即投入了基地建设。根据中央指示，他参加青海省委常委，以便更直接地接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争取他们的支持。
李觉找到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志，向他汇报。高峰表示全力支持。李觉以前在西藏工作的经历，对于他在青海工作很有好处。
基地选定在青海的金银滩，代号为“221”，对外称青海矿区，为了保密，也用“青海省机械厂筹备处”、“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等名称。
基地占地1100余平方公里，西临青海湖，是水草丰茂、人迹罕见的盆地，平均海拔3200米，高寒缺氧，无霜期很短，没有铁路和公路相通。
在这样一个地方搞建设，是很困难的。青海省委指派副省长薛克明负责，组成由省人委、计委、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组，协助办理和解决地方建材、生活供应、劳动力和警卫等问题。
在建筑工业部的支持下，从西北工程局和兰州第九设备安装公司选调部分职工，加上青海省支援的河南省支边青年数千人，组成104建筑公司和103安装公司4处，担负“221”建设。
1958年11月，基地开始施工。九局组建“221”筹建处实行现场领导。
早在1958年8月，李觉只带了二三十人，几顶帐篷，来到青海金银滩，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
刚来的时候，茫茫戈壁显得异常荒芜，部里给这批创业者配备了4辆苏制越野吉普车。李觉知道，这在当时是国内最好的越野吉普车了。
部里还给他们配备了4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生产的“解放”牌卡车，运载器材和设备，包括3顶地质队员用的帐篷。
李觉和他的战友们到金银滩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了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割去一人高的牧草，支起3顶帐篷。
环湖地区年平均温度在摄氏-4度，海北地区比海南地区更冷一些，气压低、缺氧，水只能烧到80度，饭蒸不熟，肉煮不烂，草原牧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已经习惯，但从低海拔去的人，一时难以适应。尤其是科技人员们，过去还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受过这样的苦。
草原的黄金季节十分短暂，李觉一行到金银滩不到1个月，工作尚未就绪，天气就骤然变冷，绿绿的牧草，几天之内就开始变黄，枯萎。
时常有暴风雪，有时晚上下大雪，早上帐篷顶上厚厚一层雪，几乎要把帐篷压塌，门也被大雪堵住，清晨起来第一件事，铲了雪，才能出去。
草原上没有电，他们只能点煤油灯和蜡烛。北京还是酷暑盛夏，气温在30多度，草原上已经是雪压冰封。吉普车的车窗上结下一层薄冰，先要用喷灯加热，才能发动起来。
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领导对李觉他们十分关心，常来看望，见他们条件那么困难，就劝他们搬到西宁住，白天到这里来工作。
这里离西宁也不远，才100多公里，坐吉普车，两个小时也就到了。
薛克明对李觉说：“你们也当一回牧民，过过游牧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李觉谢谢他们的关心，但是他说：“不能这样，否则会影响工作。”
他们住的是地质队用的加厚帐篷，里面有一层棉絮，外面是帆布，不透风，帐篷杆是铁的，大雪压不倒。里面烧的是煤，一天到晚可以把火烧得旺旺的。
李觉指着帐篷，指着炉灶说：“这条件比我们在西藏时强多了，西藏哪有那么好的条件？连张司令员、谭政委住的也是帆布帐篷，挡不住风雪，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进出都要弯腰。好多边防战士至今还住着帆布帐篷里，烧牛粪，卧雪饮冰，这帐篷这么宽敞，我还有一张小桌子，比牧主的蒙古包还好。我们在西藏，烧的是牛粪，这里烧煤，你们看，火多旺啊！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嘛！”
李觉与西藏一比，尤其与他直接管理的边防战士一比，就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青海与西藏是邻居，青藏公路的起点就在西宁。从进军西藏，到建设西藏，青海各族人民和青海省军区，给予西藏地区大力支持。
青海的同志对西藏的情况也很熟悉，虽未曾与李觉谋面，但也知道这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是进军西藏的年代，解放也好几年了。省军区的条件虽然比不上内地，但也相当不错，他们年轻的同志住楼房，让老首长住帐篷，而且是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军区领导很过意不去，他们就说：“其他年轻的同志在这里坚持，是不是请李副司令员到军区大院去住，不占用你们的工程车，不影响工作，我们负责接送，早晚也可以吃口热饭。”
基地的同志也都说这个办法好，请李局长到军区去住，您还要在省上办事，与北京联系，不必天天过来，抽空来看看就行了。
李觉还是执意不肯，作为一个指挥员，怎么能离开自己的队伍？让同志们在艰苦的地方坚持工作，自己到舒适的地方去享受，这怎么能行？李觉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
李觉常说：“正人先正己。己身不正，何以正人？现在只有3顶帐篷，二十几个人，有几辆车，机动性大，怎么都好办，以后成千上万的人来了，总不能都到西宁去住！到西宁去吃！”李觉十分注意领导者的表率作用。
李觉还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就是无声的命令。什么样的将领，带什么样的士兵；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队伍，作为一个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要做出一个好榜样，才能培养出好作风、好传统，带出一支好队伍。
省军区的同志见劝不了，没有办法，就给李觉送了一盏汽灯，给他们送来3个高压锅，让他们能够吃上熟饭。还送来一些食品。
李觉带来的20多人，多数是工程师，他们负责勘察设计，每天早出晚归，跑遍了金银滩的各个部落、各个地方，晚上挤在帐篷里，在煤油灯下，画图纸，搞设计，规划着金银滩未来的蓝图。
李觉觉得他们的工作很重要，每天熬夜，很费眼力，就把军区送给自己的汽灯送给他们用，又打电报到北京，请部里多购买一些汽灯。
李觉在薛克明副省长的帮助下，将场区里的少数牧民迁移出去，并妥善安排。然后选调几千名支援边疆建设的河南青年参加基地施工，首先是修路，修一条西宁至金银滩的干线和到各个分厂的支线。
不久，收到苏联专家提供的基地初步设计方案，然后由二机部设计院和核武器研究所进行工程设计。请兰州建筑工程局三公司等部门调集人员，组建104工程公司和103安装公司4处，承担施工任务。
到1958年年底，调进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有2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7000多民工，还有2000多熟练的建筑工人，在草原上形成一支庞大的建设队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草原上建起了一批被称作“干打垒”的简易宿舍，条件虽简陋，比帐篷强多了。在省政府的关怀下，还拉了一条电线。基于有限的电量，李觉决定，先搞个小电站，保证用电。
从外地进来，首先见到的还是牧民、牛毛毡房、成群的牛羊和一片片牧草。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草原深处，在牦牛和羊群的那边，会有一座神秘的“原子城。”
另外，基地还围了一片草原，准备修建机场。万余名建设大军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克服各种困难，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而且创造了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铸造了基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
任命原子弹靶场基地司令
1958年的“八一”建军节过后，时任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的张蕴钰刚刚来到办公室，还没坐下，桌上的电话铃便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是正在北京开会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打来的。
曾绍山在电话里对张蕴钰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
张蕴钰的本能告诉他，如此匆忙地让他进京又如此保密，肯定与某项重大的决策有关。
第二天，张蕴钰由大连乘火车到京。
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曾绍山副司令就把他带到灵境胡同陈赓副总参谋长的住处。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落。院子不算太大，正房是二层楼，有一个小小的外廊，门窗屋脊有着典型的北京建筑风格。正屋的正厅是陈赓副总长平时会客的地方。
张蕴钰还没站稳，就响起了陈赓言语爽朗的说话声：“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
张蕴钰既感到突然，又兴奋。决定让他担任首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让他精神振奋和感到荣幸。
党中央决定我国要搞原子武器，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谁听了都会万分鼓舞。
这一刻，张蕴钰既没有犹豫，也没有冲动，而是稳定了一下情绪，极力使自己显得沉稳一些，简练地回答说：“好！服从命令。”
陈赓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没想到，如此重大的任务，就这么简单地交代了一下就结束。
陈赓副总长没有任何闲聊，转身忙别的事务去了。
在一旁的曾副司令几乎没有说一句话，王勉秘书送他们出门。
第二天，张蕴钰到总参装备部见到安东副部长。
几年前他们曾打过交道，因此算是老熟人了。
安东问：“见到陈副总长了吧？”
张蕴钰说：“见到了，他说请你给我介绍情况，交待任务。”
安东说：“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有时间。”
就这样，张蕴钰接受了基地司令一职。
张蕴钰，1917年生，河北省赞皇县人。赞皇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1937年参加八路军，担任过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冀豫军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军务股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参谋。
1940年3月，张蕴钰担任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七团副团长。七团将前来抢粮的100余日军和200余伪军全歼于黑水河畔。日军旋即前来报复，张蕴钰和政委黄镇一道指挥七团阻敌。在战斗中，七团生俘日军，缴获山炮。张蕴钰还指挥机枪射手击落1架日军飞机。
1947年8月，张蕴钰调九纵队二十七旅任参谋长。9月，过黄河，参加解放宜阳、鲁山、宝丰、洛阳和郑州诸次战斗，后又参加淮海战役。
当时攻击黄维兵团的平原攻坚战一度受阻，二十七旅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在敌阵地前60米处，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攻不上去，也撤不下来。班长抽出背上的工兵锹，挖了个卧姿掩体。两名战士看见了，也动手挖，挖完卧姿挖立姿，后来挖成堑壕。后面的部队看见了这一切，挖了条战壕和这3人接通了。
张蕴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战场创造的巨大意义，提出了开展迫近作业，利用壕沟接敌，削弱敌人火力优势的完整设想，二十七旅以后就是用这一新战法拿下了小张庄，中野各纵队纷纷到二十七旅学习“迫近作业”。
在朝鲜战场上，33岁的张蕴钰出任志愿军十五军参谋长。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张蕴钰成为参与指挥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五圣山紧依上甘岭，这里是上甘岭战斗的前沿指挥部。在上甘岭战役反复争夺的最初阶段，张蕴钰第一次上五圣山了解战况，为作战提供决策依据。
在阵地调查中，张蕴钰提出为减少伤亡，保存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转入坑道斗争。白天钻洞，夜晚打仗，用小分队袭击阵地的敌人。一旦时机成熟，就进行大反击。
军部经过研究，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决定由张蕴钰负责统一指挥。
在十五军将领中，张蕴钰资历最浅，但善思慎行，颇谙韬略。
上甘岭战役前，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3天，提出一个“突不破”的战法。
十五军内持异议者甚众，但张蕴钰十分理解秦基伟的思路，力排众议。
秦基伟说他当军长期间，很幸运有两个好参谋长，一个是何正文，另一个就是张蕴钰。
1958年10月初，张蕴钰把家从旅大搬到了北京，这时常勇已经回来。
他与常勇以前曾同事过，因此一见面都显得非常熟悉。常勇介绍，选场委员会到敦煌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的一处地方适合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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