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开创者：唐德刚经典作品集(共3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唐德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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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开创者：唐德刚经典作品集(共3册)试读：

从晚清到民国

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为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自序

这部拙著的底稿，原是作者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而这本至今未全部杀青的《中国近代史》，又曾与一家美国出版商订有出版合约。而这部英文原稿的底稿，则又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英文讲义的累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千变万化的，而近现代新史料之出现，更是日新月异的，因此作者用在课室中的“讲义”，每学年，甚至每学期都有增删。这种不断的增删和改正，自然也就影响了那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的原稿，使它永远无法发展成一部足让作者自己感觉到满意的定稿，从而同意让其出版。岁月催人，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加以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都在“改革开放”，新史料和新史书之出现，简直有如白浪滔天，使人目不暇接，治丝益棼，因而作者这部老史稿，也就益发无“改革开放”之时了。

近年来因为退休多暇，在史学出版界的朋友们，尤其是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长期不断的鼓励和追索之下，笔者始则勉强应命，从《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写起。由于一般读者在正反两面的反应，皆甚为热烈，笔者也就亦步亦趋地附骥于绍唐兄的《传记文学》，写起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文章来了。始则勉强翻译点英文旧稿，以应主编组稿之雅嘱；后来由于很多读者的不断鼓励，笔者亦自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个人治史数十年，亦不能说一无所得而自暴自弃。对不断鼓励我的读者和编者，尤有道义责任，不应过分藏拙，更不应轻率下笔。记得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又说文人之笔和武人之枪，是一样厉害，不可轻用。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辙，然无征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至于褒贬古人，月旦时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古史先哲太史公有自勖之言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家何敢？然历经忧患，久谪异域，隔洋观变，对祖国兴衰，能无管窥之见？知我罪我，固由贤明读者明察之也。

本编中泰半拙作，都曾由《传记文学》首刊之，承刘社长盛情特许，再经台北“远流出版社”主编游奇惠、责任编辑陈穗铮两女士，经年累月，集结成书。复由该社王荣文社长之特许，经台北陈宏正先生与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之鼎力推动，始由长沙岳麓书社发行此大陆版。两岸胜友如云，隆情高谊，铭感五衷也。“导论篇”中，尚有“湘淮两军志”附录及“史料与史学（附图表）”各一本，尚在编纂中。由于海峡两岸出版法略有出入，台湾版与大陆版亦稍有异同，贤明读者谅之为感。【1999年8月25日于纽约市郊区北林寓庐】第一章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子”，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烦，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20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不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血脉贲张、咬牙切齿。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他们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怕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20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30年）才出生的中青年华裔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心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言简义赅地去搜搜它的根，再做论断。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human 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在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

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着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着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1700余年，在性质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着鼻子，一牵两千年。所1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它们于四至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徙”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个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的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hurch）两头大的“中世纪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300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扩张主义”的“两面性”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有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涵盖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做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传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举个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们。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不都是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四德”？！

可是，我们如果只看见人权、民主、科学、技术，而忘记了那杀人放火、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而胡吹或变相地胡吹，说什么“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把贩毒走私，说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杀人放火，是为帮助落后地区开化，不得已而为之；武装侵略，是帮助愚昧帝国加入“世界社团”（world community），纳入“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那岂不变成“魔鬼的辩护士”、杀人犯和毒枭的律师了？！因此我们读历史、写历史，都应观其多面。窥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块，便说教终生，强人从己，那就无啥学术之可言了。黄粱梦醒，天翻地覆

再者，“帝国主义”也不是任何一个单纯的国家或民族所可包办2的。它种类繁多，因国而异。葡、西、荷、英、法、俄、德、义、日等国扩张的方式，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相异之处。

纵是同一个国家，向同一地区侵略，其发展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因时而异，各有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1493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1945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450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15、16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记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60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1521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1602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3万四千余人；1639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未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沙”（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向“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为郑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三个海权小邦，虽曾于16至18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1405—1433）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对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250年之“马尼拉邮船”（Man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400年（1433—1839），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若论欧西各国东向扩张之先后，英国实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国却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拘一格、花样繁多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一部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国则英之尾闾也。

英人做有计划之东侵盖始于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ngland）之创立。该公司为一私营之商业组织。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力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其第一目标盖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时已弱点毕露，治下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国之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其时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强。然两雄相争，法人终非敌手。笔者今犹忆及数十年前在大陆上初中时，老师教世界历史课，曾大谈“英国小将克乃武（Robert Clive）大败法国老帅杜普雷（Dupleix）”之历史故事，有声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于1757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为英国所独吞，一吞200年，至二次大战后始恢复独立。

英人东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为中国。然其时正值我国乾隆盛世。中央权力方浓，沿海诸省亦无懈可击。中英交往乃限于国际之贸易。唯英国此时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钟表、呢绒等少数制造品之外，无太多商品足资供应，而我国之丝、茶、瓷器则可无限外销。因此中英贸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凭金银硬币以为挹注。

不幸我国之“顺差”贸易，不数稔便迅速逆转。至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monopoly）之后，我国顺差瞬即变为逆差，以致一泻如注，不可收拾。

鸦片原产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为最佳最夥。明季列为藩属“贡品”。盖鸦片原为极有效之药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见“竹管啖烟”之陋习，盖亦传自海外，鸦片遂成为毒品矣。

顺康之间（1644—1722）满族入主未久，朝气蓬勃；而中土于大乱之后，人口大减，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北京，朝廷政令颇能一竿到底。烟毒初现，政府即申严禁之令，故亦不足为大患。不期嘉道之际（1796—1850），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届。朝政不纲，地方官吏之贪污腐化尤不可遏，鸦片禁令乃渐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扬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做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鸦片之趸船，有时竟泊于广州城郊之黄埔！“滥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为甚。年前笔者游黄埔，导游者告诉我：“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官学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诉他：“比军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国人走私贩毒，鸦片堆栈之故址也。”导游愕然。

近年来曾有中西历史学家，坚持“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之学说。他们认为“鸦片”只是一种商品，由英商运抵南中国外海伶仃洋中之小岛。其销行中国内地则全由中国本身极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运之，非英人之责任也。此一学说，真是历史学界的奇谈怪论。

笔者定居纽约市40余年，对本市贩毒掌故可说了如指掌。所知个体毒贩，大至亿万富翁之毒枭，小至当街兜售“白面”之八九岁儿童，可说“阅人多矣”。以美国今日缉毒机关之有效，科学方法之新颖——偶读其官方缉毒报告，直如科幻小说，然终不能禁。驯至每况愈下，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为毒犯所征服。目前联邦政府于国内束手无策之情况下，只有乞助于友邦，冀图直捣“金三角”之老巢，亦未见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缉毒之难，岂踞坐皮椅，于象牙之塔内放言高论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万一？！

区区读史之余，每做遐想：设有超级帝国主义，以激光炮、原子弹诸武器为后盾，强运千吨今日最精纯之“中国白粉”（China 4White），泊舟于纽约港内之“艾丽丝小岛”（Ellis Island）以供应市内之大小毒贩，则伟大之纽约市将成何世界？美国又成何国家？华府白宫对此超级毒枭之反应又何如哉？此不正是当年道光爷陛下的中国吗？！

明乎此，吾人当知19世纪之英国便是人类历史上，若是之空前绝后的最大毒枭也！明乎此，则鸦片商品论者，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鸦片战争”与“茶叶战争”

有的学者可能还要辩论说：鸦片之为害一事也。鸦片之沦为中英战争之导火线，则又另一事也。以逊清政府当年之颟顸愚昧（ignorance）、闭关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纵无鸦片，则其他任何一“片”——麦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为“麦片战争”……“溺片战争”之导火线，岂独鸦片已也？中英之战势在必发，非鸦片之过也。

此言实昧于历史事实之又一胡说。

有关“鸦片战争”（1839—1842）之中西史籍无虑数百种。今日史家对战争之经过，盖均已耳熟能详，不须争辩。拙作限于篇幅，亦无法重叙史实。然该次战争之基本性质，有待研讨之处则正多也。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试看伦敦、香港等地19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君知否？这类建筑，纽约与波斯顿5，间亦有之。英人垄断了印度高等鸦片；波斯、土耳其产之次等货，美商营之也。）

总之，“鸦片贸易”（opium 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所以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然则19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着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敢作敢为的林则徐。6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 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中，就不必细述了。“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1839—1842），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7

曾两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王乔治三世遣马戛尔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划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白种伙伴所共识。《中美望厦条约》（1844）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Commissioner Alexander H.Everett）于1846年10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划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1847年4月10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

8肯南总统（James Buchanan）所撤职。

但是英国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帝国主义。鸦片战后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盖中国为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颇难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鸦片战后俄、法、美诸强亦接踵而至，对弱大中国群起而蚕食之，各分一杯羹固为势所必至，而一强鲸吞则为时已晚矣。因此在“太平军”金田起义（1851）之后，英国对华政策乃有极显著之改变。

在此期间，英人已不再做印度模式之企图。而改采联合法美两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做沿海与内陆之全面开放。斯时法美诸强虽亦尾随英人插足东亚大陆，然其经济力量与英商相比则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动列强共逼清廷做全面开放，则实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国一国而已。英国之此项邀请，美政府因疑其动机，不愿加入，而法国则欣然入彀，此即为英法联军于1860年攻陷北京之全盘经纬。

北京既陷、圆明园被烧，而清帝咸丰亦死于承德，导致宫廷政变，寡妇垂帘。清室至此对西方帝国主义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对列强的予取予求，简直是百依百顺。因此清政府于天津、北京两地与列强所签诸条约，可说均是据英人所要求之条件为基础的一边倒的城下之盟。强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听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谓促成中国加入“世界社团”、采行“条约体制”之实际经过也。

在此“条约体制”下，清廷随后签了一连串的条约，不特把中国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开放，外人在内河航行、筑路开矿、传教办学、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条约保护。英人监督我海关、代办邮电亦均一概落实，而《中英北京条约》（1860）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则为“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中英南京条约》（1842）中，鸦片走私被蒙混过关，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厦条约》（1844），则明订鸦片为“违禁品”（contraband），贸易为走私，美商不得参与。1858年中美天津续约，美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原拟重续此条，然为英使额尔金（Elgin）所绐，乃将此条删除，遂使英人未费一词竟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矣。（见列卫廉1858年6月23日发自天津对美国国务院之23号报告。原件存于美国国家档案局。）

既经合法化，“鸦片”这项“商品”在中国进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占全中国外贸总额60%以上；而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之运输，几乎亦由英商总揽承包。英帝国主义之对华发展，至此亦可谓登峰造极矣。

席丰履厚，圆颅方趾，大英帝国之臣民，当时真是傲视万邦，睥睨全球。那亿万个贫穷肮脏、面黄肌瘦、愚昧无知的鸦片鬼“约翰·支那曼”（John Chinamen），仰视豪华幽雅的上海“外滩公园”，也就不能与狗同入了。

朋友，这便是清朝末季，以英国为轴心的“西方帝国主义”侵华之大略及其严重后果之实况。虽然当前中西汉学界尚另有说辞，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来发掘历史事实时，是非终必大白。林肯总统说得好：“你可骗所有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这正是公正历史家的信条。

因此当《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人对华之愿望可说已全部达成。大英帝国虽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没有沦中国为第二印度，却取得把中国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经济权利。可是中国毕竟还未成为殖民地。诸强蜂拥而来，则大英帝国如何保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怎样维持“现状”（status quo）更从而推进之，就变成其后一阶段英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了。英帝政策的蜕变与法帝的“非洲模式”

长话短说。自1860年的《北京条约》到1901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之签订的40年间，大英帝国随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姆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1885）、“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1898），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

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当然都是以“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论进退，它都能发而中节，正如丘吉尔所说：“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与日本那样作风恶劣。

再说说法国。法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原是个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者。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后的非洲模式之延续。在19世纪的非洲，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建立其殖民地。分据之后，彼此壁垒森严，互不相让、势同敌国。一旦欧洲本土有矛盾，则非洲亦矛盾随之。此即法人强占安南（1885）及广州湾（1898）之后，向广西、云贵延伸之意图也。其后德人之占领胶州湾，据青岛（1898），以山东为“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亦属此类。

至于俄国，其入侵中国之方式与性质，则又为另一形态。疆土帝国主义的俄罗斯

前节已言之：“欧洲扩张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The Modern Era）的时代现象。欧洲扩张主义者之向东发展原有海陆二途。上面诸节所述原是以西葡两国做急先锋，以英美两国压阵的“海上帝国主义”；而取道陆路东侵的帝国主义，就只有俄罗斯一国了。

以基辅（Kiev）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的俄国，原是一个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极其落后的东欧小国。1240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辅为蒙古远征军所破，其后沦为蒙古帝国之附庸凡240年。至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然在此240年蒙古统治期中，此一原为不东不西之小国，却学到一些既东且西的统治技术。其尤要者则为蒙古治下之极权政府也。因此俄国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为当时世界上凶残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统治者。俄民斯时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统治，一旦恢复独立，也就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做最恐怖的扩张主义之反弹。其在西方因受阻于强有力而更开化的西欧诸强，就只有疯狂地向东推进了。斯拉夫原为东欧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发，不数十年9竟翻过亚欧交界之乌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为中亚与西伯利亚（Siberia）之第一号煞星了。Siberia者原即鲜卑利亚之转音，我国西北边陲内外少数民族之故乡也。这些“少数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移，每年南北转徙千余公里的游牧民族。本身虽极剽悍，若无大单于为之统一，则亦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俄人东侵时，其武力虽不过数百人至数千人，然其拥有现代火器，以故“各个击破”之实力极强。而俄人扩张之时其残酷程度可能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其杀人灭族、奸掳焚掠，甚至烧烤人肉佐膳，亦时留记录，有案可稽。笔者族叔唐盛镐博士精通俄语，彼自俄国革命后所公开之沙俄档案中，翻阅有关史料，读之真骇人听闻，不堪想象。所以沙俄东侵百余年，鲜卑利亚真被它杀成一片血海！所幸于17、18世纪时，中国清室崛起，而康雍乾三朝（1662—1795）本身固亦为一强大之陆上帝国主义也。以故于17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之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俄军挫败，乃有中俄《尼布楚条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170年。直至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10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俄语Vladivostok，即镇东二字之组合也），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国自沙俄迄苏俄俱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在清朝时与中国贸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无太多进口货物，故其对华贸易兴趣不大，而所重者领土也。所以俄帝于晚清末叶为一单纯的土地帝国主义（territorial imperialism），较之英国之十项全能，逊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联军之役时，彼竟能趁火打劫，不费一弹而尽占我东北，并及外兴安岭以东之整个西伯利亚，且乘势穿越白令海峡而尽占阿拉斯加（Alaska），与自加拿大东来之大英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贿通美国参众两院，以720万美元之廉价（约五美分一顷）售与内战后之美国，然其以非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余读咸同两朝之《筹办夷务始末》，见清朝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书，纵在英法联军推向北京炮声正浓之时，其篇章亦以来自盛京（今沈阳）为最，足见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国对华疆土之兼并，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统治俄罗11斯43年，1682—1725）至史达林（统治苏俄30年，1924—1953），初无稍变。东起海参崴、西迄伊犁，两国疆界绵长5000英里，俄人总是虎视眈眈，伺隙而动。其志在兼并整个满蒙与新疆，证据斑斑。我国近代史家每举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与伊犁等小区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邻家。北邻之大志固在中国长城以北之整个满蒙与新疆也。

此种帝俄对中国之侵略远景，受祸最大者固为大清帝国，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属难能，对边疆、藩属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日本的“欧罗巴社会”

日本在近代东方之崛起，是历史上一个奇迹。其崛起后竟能踵随欧美诸强侵掠中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而其凶残则较诸白色帝国尤有过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为大陆上汉族文化向外扩展之边缘，而此边缘文化于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体，其母体文明又表现得若斯之颟顸不可救，则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为乎而然呢？在诸多解说中或以社会形态说较为可信，且为读者试释之。盖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后，隋唐以后，僧侣学子群访长安，日本社会制度才开始汉化。然汉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权文官制、考试制度、征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适合岛居小国，日久变质乃与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国之文官制、征兵制，原均为代替世袭制而设计者，日本试行之，中央集权未成型，反而助长诸侯世袭，军人职业化，从而架空了中央，所谓藩幕是也。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故为读者述之。至于我国传统社会之结构则为单纯的“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故与欧式经济发展，殊嫌凿枘不投。

日本既以社会形态之偶合，益之以明治时代之开国精神，心物两健，不旋踵乃崛起为侵华最后起之帝国主义矣。甲午中日之战（1894—1895）后，割我台湾，奴役朝鲜，进窥南满，中国之外患遂益形复杂，而英国在东亚大陆上之“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更难“维持”了。所谓“势力范围”的因因果果

我们如把清朝末季英国对华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国这一“纵深发展”的政策，盖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不像俄日两国的侵华政策，前后不变，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阶段便是统治印度之后，乃把中国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阶段之发展，以1842年《南京条约》之签订及其后数年为巅峰。在此阶段中，英国对美、法、俄诸强均嫉视殊甚，而其他列强亦以牙还牙，视其为公敌。此亦欧洲纠纷在亚洲之余绪也。

第二阶段则自1856年“亚罗船事件”（The Arrow Incident），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始，直到1898年义和拳之蠢动而告终。在此40余年中，英国在华与诸列强之关系则为政治妥协、经济领先，甚或独占（如鸦片、如航运）。以故在此阶段中“维持现状”实为英国对华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1898年终成泡影。盖此时大清帝国“气数已尽”，举国瘫痪、振作无力，而欧美诸强之扩张主义却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观火的美国，竟于此年无意中击败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宾，一夕之间竟也变成远东的贪婪一霸。巧的是笔者那位欢喜搞“以夷制夷”的贵同乡李鸿章，秘密与沙俄勾结以抗日本，亦于此年把旅顺、大连两港租给了俄国。俄帝得此两港囊括了满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了。俄国此举侵犯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弄得英国在中国长城以北路不能修、矿不能采、鸦片也不能卖，损失不赀，那就兹事体大了。

更巧的则是我们一向好勇斗狠，以“响马”闻名全国的山东老乡，也于这时打毁了一座德国教堂。好个借口，德国一下便冲入胶州湾，占领了青岛，宣布山东省为德国“势力范围”。德法邻居，法国岂肯后人，也一下霸占了广州湾，西南中国也就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面临台湾，日本也就当仁不让了。

这样一来，原以整个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不免慌了手脚。它赶紧占了九龙，以巩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便拿下威海卫以对抗沙俄。但是威海卫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为联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国，否认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它自己也想宣布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但是长江流域早已华洋杂居，有范无围，并且比起中国全境也范围太小，损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1898年的英国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忽然灵机一动，找出个办法，便是干脆不承认“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何是好呢？幸好英国政客都有优良的“巴厘满训练”（Parlamentarian training），长于言辞，精于辩论。因此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红耳不赤，一针见血的精擘之论，曰：“势力范围，从未承认；利益范围，从未否认。”（Sphere of influence, we have never admitted；sphere of interest, we have never denied.）

因此，英国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范围”，则必须打破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一原则既定，长于辞令的政客乃把它取个名字叫作“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90年前英美两国在中国所搞的“门户开放”和邓小平所搞的“门户开放”，就大异其趣了。邓的门户开放是来个开门请客，迎接外资外援。而90年前的门户开放，则几乎与中国政府无关。中国想管，洋人也不理会。他们的门户开放是不许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势力范围”，搞非洲式的瓜分运动，所以中国在此均势条件下，也不无小惠，至少可免于做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国当时要提出“门户开放”，多少有点心虚脸红。心虚者，它对它自己在华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龙，在华的“势力范围”如西藏，开放不开放呢？脸红者，设英国主动送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问，脸红否耶？！

所以“门户开放”这个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发动者实为英国，而英国政客不愿，也无此厚脸皮执行之，这样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国外交家自开国以来便一直是志大言夸、行动敏捷、满腹理想而从不老谋深算。加以此时美国在华也没有“势力范围”，更可不负责任，放言高论。因此一经伦敦策动，麦金莱总统（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与国务卿海约翰（John M.Hay，1838—1905）便欣然同意，并一肩扛过。自此这项英国对华政策就变成美国的对华政策了。它为英国利益服务而英国还要装模作样，对这项“美国政策”吞吞吐吐地做有条件之保留呢！笔者走笔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国的外交家，真要多读点英国史，才配上台来打点国际麻将啊！

以上所述英国这几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对华政策的第三个阶段了。海约翰搞“门户开放”的闹剧

海约翰自承担了“门户开放”这宗天降大任，他便认真地草拟了一篇《门户开放照会》，于1899年正式有技巧地先后分送各列强。这照会强调三项要点：一、中国领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二、主权独立（state sovereignty）；三、列强利益均沾（equal opportunity）。这项照会发出去之后，有关列强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条件地批准了，而使此一历史事件永垂后世，虽然它并没有正面解决任何问题。原因是建议人却也是违议人（如英国），执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国）。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强的口是心非就更无论矣。

美国为什么要执法犯法呢？盖海约翰承担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国本身在中国并无“势力范围”，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自己也变成肮脏自私的帝国主义之一了。他如以门户开放三原则为借口，不许那后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鲜和南满侵略，则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觉涔涔汗下。为着保护菲律宾，白宫主人把心一横乃与日本再签两造密约，便把整个门户开放运动出卖了。因此虽然这位“门户开放”先生在历史上大名鼎鼎，但是此事自始至终只是一场闹剧而已，未成气候。再加上一个昏聩无知的叶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紧要关头，幽囚了儿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闹剧，什么“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事态就更不堪设想了。四年之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竟集重兵数十万，在我东北大打起“日俄战争”来。这一打则什么“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便啥也没有了，门户开放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

不过天下事总是有其两面性的。门户开放虽然失败了，却反映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清朝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否则，如中国真的被列强瓜分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搞不起来了！【1990年6月23日脱稿于台北“中央”图书馆】第二章　太平天国

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致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清朝268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尼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做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的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12·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他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清朝，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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