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络时代的传播格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雷跃捷,陈卫星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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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络时代的传播格局试读：

发刊词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就伴随着信息传播活动。进入近代工商文明阶段以后，便出现了有组织有规模、制度化的信息传播活动——新闻报道。自从有了信息传播活动及新闻传播活动，人类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就从未停止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始自20世纪初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的传入。历经几番挫折，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在这个学术发展历程中，几代新闻传播学者立足本土经验，积极引介外来学术资源，在理论和方法上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同时也为中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改革发展和国家社会的整体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中国传媒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和信息传播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全国高校中一直名列前茅。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综合性教学研究机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确立了“学术立院”的发展宗旨，力争打造出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一块理论高地。当代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学生罗尔夫·魏格豪斯曾把创办一份杂志或出版物作为一个学派的典型特征之一。这表明学术成果及其载体对一个研究机构的存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筹划出版《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高端平台的一个标志物。

学术研究的活力在于交流和开放。因此，交流和开放是我们办刊的核心理念。首先，我们力求把《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打造成一个面向海内外学人、完全对外开放的学术对话交流平台和学术话语的公共空间，而不仅仅是汇集本院同仁的理论文献和学术成果的系列辑刊；其次，我们提倡学术研究方法的多元、兼容、并包。身处大数据和媒介融合的时代，我们倡导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不断增加新的观察视角和拓展新的考察、评论范围，切实推进对西方理论知识的本土化阐释和中国学派的学术知识创新，为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乃至于整个社会发展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和精准的价值坐标。

今年正值中国传媒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学人，我们谨以本辑刊的出版作为献给拥有60年辉煌历史的母校的一份薄礼。

导言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全面普及和不断更新，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应和着全球化的节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信奉技术乐观主义的未来学家们一直以此断言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第四次或第五次产业革命，并成为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和产业革命的转折点。不管未来如何定义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这次变革，人们大概都发现其中最核心的资源是信息传播。从硬件来说，是信息合成载体的能量和性能越来越优越，如席卷全球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从软件来说，是信息流通的组织结构越来越自由开放，虚拟社会越来越不虚拟，反而成为真实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在今天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化社会条件下，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事实表达和知识结构开始不断撞击人们原有的主观信念和信仰体系。换句话说，当新的信息生产力工具成为人们的想象的载体时，通过信息传播来实现的“人对人的作用”究竟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人们要始终聚焦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个社会的主体性存在不能脱离主观信仰及其媒介化的方式。换言之，一种主张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或者集体实践的指南？刘海龙的专著《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显然是对这个问题的聚焦。任何观念的话语操作过程，由于理想价值和利益取向的不同，一开始就可能呈现出路径的差异并展开历史的较量。如同虞文俊的《政党报刊对抗战前十年国民党新闻法规的体认和抗争》一文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政治社会学的传播逻辑：即便是一种管理法规，如何应用或借用，实际上也反映出传播媒体本身的立场和态度。

历史进程的螺旋式上升轨迹告诉我们，信仰和信仰的缠斗是可逆反的，或者说最后都成为一种“幻觉”和“幻灭”的相互追逐的游戏。当全球化来临之时，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新公共领域：全球公民社会，传播网络与全球治理》一文中提出新的社会体系建构的路径，并归纳为技术能力、制度能力和组织能力的竞争，以重新面对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会存在的四大危机：效率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和公正危机。从技术权力而言，任孟山对华裔学者周永明的专著《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的评论，证明政治的参与性与技术的角色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提供新的演示平台和操作空间。

卡斯特关心的是有社会学性质的全球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人们企图通过信息传播来予以建构的一个社会框架。具体来说，这个社会理想是可以经由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具体化、专题化的信息建构来予以呈现的。比如，对于人们的健康信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主题，法国学者阿德里安·斯太伊在《社会生产：健康信息领域中的自治和合法化》一文中提出他的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其敏感性特征与政治和伦理内涵相关联，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生产：人们再次生产了联系、表达以及与回应实际生活需求的制度关系。”显然，信息的社会自治性及其应用反映了人为争取自由而不懈努力的过程。

早在拉丁文时代的欧洲，被誉为“14世纪的爱因斯坦”的法国学者奥雷姆在发明“传播”一词的时候就曾设想一种人与媒介之间无距离的分享，这就是何雪莲要《设想一个没有版权的世界》的原因。因为“版权的本质是垄断，而知识天生要求分享，自由文化理念深得人心。”“礼物经济”的概念十年前曾经被国际著名传播学者从人类学家那里借用来阐释一种全球化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现象。其实，关于信息传播为何越来越成为人类的魔咒，需要更多思考不断技术化同时永远存留的人性需求，如伴随性、共在感、亲密性、个性化等等。孟伟因此有理由重申《新媒体环境下广播传播特征的再认识》：人类越是感觉文字象征符号不堪重负，就越是想要强化人与人之间信息界面的感性接触，而声音无疑是最简单快捷的情感数据。

作为一种制度的传播渠道正在跟随新媒体的技术可能性而朝向传播者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这是陈静茜所研究的《自媒体中的新闻格局：微博客平台内容运营策略分析》一文的命题。当代人的社会性特征可能是投入越来越少，参与却越来越多；不一定有信息，但是肯定有观点，希望所有在面前的信息都能成为情感宣泄和实话实说的对象。这与其说是一种自主，不如说是一种自发性。由此衍生出的一种新的有关社会制度的想象，林仲轩在《网络江湖：中国另类公共领域的浮现》一文中称之为“情境意象”，“一个多元的、多重的、非正式的、非共识的、底层的、反抗的另类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正在把当今时代的民间叙事作为素材，提供一种11年前的孙志刚事件所开辟的新闻事件公共化的叙事通道。

新媒体的“新”在于信息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展示出民主和多元的事实建构。艾民伟等同学的论文《一个悲剧，许多故事：毕节“流浪儿”窒亡事件中的微博议题建构》，从社会基层的水平视角，不仅向我们再现了新闻事实在互联网上的自我修正能力，同时也在质询社会环境的道德建构能力。《群体性孤单》这本书则提示我们，人们寄希望于科技手段来寻找、重构或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翻译这本书的周逵把这种希望称之为“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这种理想的寻觅，其实也是一个职业群体的纠结；陈科对白红义的《以新闻为业：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一书的评论说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在转型时期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多重复杂关系中拉扯，其自身的存在及行为越来越滋生出多种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传播领域内的主流范式，一般被总结为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全球化三大历史性结构。这种划分是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对国际传播发展的历史性过程所进行的描述和归纳，从哲学上来说，几乎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正反合的三段论式结构，历史的线性过程和非线性逻辑相互交叉。就中国本土而言，如何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当中来印证和思考国际传播的逻辑，无疑是刘建平的《意识形态帝国原理：战后东亚的国际传播与地区秩序》这篇长文的学术创见。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作者穿透美国对日关系的政治意图成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驱动机制的过程，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以意识形态的传播政治学达成共识而不以军事体制的权力政治学实行强迫，是近代帝国主义向现代帝国进化的标志。”历史的断裂产生信息的节点及其连带性，而历史的诡异重叠成为国际霸权主义和不平等秩序的源头。

如果说新闻是今天的历史，那么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正在力图把信息本身打扮成先知，无所不在的信息流让人们无所逃遁。我们希望不断涌现的信息不仅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界的想象来源，也要让人们找到一致和归属，找到力量和信心，找到人、社会和国家的主体性。淘汰历史的时间和定位自身的时间，无疑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建构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当然也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一个路标。

特稿

新公共领域：全球公民社会，传播网络与全球治理[1]

摘要：公共领域是思想和计划的传播空间，这些思想和计划起源于社会，并能影响社会体制中的决策者。全球公民社会就是社会价值和利益的组织化表达。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及两者通过公共领域的互动决定了社会的政治形态。全球化进程使讨论范围由国家扩展到了全球，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和专门的全球治理形式的出现。同样，公共领域作为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也从国家范围转变到了全球范围，并围绕全球传播网络日益被构建起来。公共外交是公众而非政府的外交，它影响全球公共领域，并通过构建共同的文化意义，为传统外交形式超越权力关系的保守谈判奠定了基础。其中，共同的文化意义正是传播的本质所在。

关键词：公共领域 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治理 传播网络公共领域与社会的建构

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传播信息与观点的网络”。公共领域是社会政治组织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这个空间内，人们能以公民的身份聚集在一起，并且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从而影响社会政治组织。公民社会是这些观点组织化的表达，而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基石。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公民社会能够组织和传播公民对于各种思想及利益冲突的争论，并且为这些有争论的思想和利益冲突提供一个充分的表达渠道，那么政府与其国民就会逐渐疏远，政府与其公民的互动就会局限于选举期间的互动。在这样的时期，政治营销和特殊利益集团占据主导，公民的政治选择十分有限。

公共领域的实质性表达随着情境、历史和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就其在当下的实践来说，公共领域完全不同于18世纪中产阶级公共领域那种理想类型，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正是围绕这种理想类型建立的。物理空间（尤其是城市和大学的公共空间）、文化制度，以及民意形成的非正式网络，是影响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正如约翰·汤普森（2000）所言，在工业社会中媒介变成了公共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任何形式的传播网络构成了公共领域，那么我们的现实社会、网络社会，就是在媒介传播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领域，而非形成了其他的传统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公共领域既包括多样化的大众媒体，也包括多样化的互联网与无线传输网络。

不过，如果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一些启发性价值，那是因为这个概念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其他两个关键性的制度建构维度——公民社会与政府——不可分。公共领域并不仅仅只是媒介或者公众互动的社会空间领域，它更是公众辩论中思想和计划方案来源的文化/信息储藏室。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正是通过公共领域维持了公众辩论，并最终影响政府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制度确立了宪政原则，通过这些原则能够使公众辩论有序地开展和组织。正是公民、公民社会以及政府通过公共领域的沟通互动，才保证了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之间的稳定性。如果公民、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没有这种互动，或者在互动过程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关键组成部分之间的传播渠道被堵塞，那么整个代表体制和决策体制就会陷入僵局，合法性危机就会随之出现，因为公民在社会体制中不能确认自我。合法性危机会导致权力危机，最终又会导致根植于政府中的权力关系产生重新界定的需要。

正如哈贝马斯（1976）自己所承认的，他的民主理论事实上只是一种理想情景，无法抵抗资本主义对政府的渗透。但是他提出的政治平衡术语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知识建构——它表达了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文化意义的社会建构，以及政府体制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中立空间，公共领域与所有的历史迹象相悖。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强调文化领域的关键作用，在这个领域中社会的表征与观点经历了形式化、去形式化以及再形式化的过程，为政治和政策运作的基础建构提供了理想的元素。

因此，在本论文中我首要分析的问题是建立在文化元素之上的社会政治形式与过程，这些文化要素既可能被政治组织作为社会宰制的表达方式而独立创造，也可能由公共领域内的个人、利益集团、各种公民组织（公民社会）以及政府共同生产出来。这些公共领域的建构和运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某种特定政体的结构和变化。

此外，我们有理由证明在国际领域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国际范围内的这个公共领域存在于政治/制度空间内，它不服从于任何具体的国家主权力量，反而由国家和全球非国家主体之间不断演化的结构关系所塑造。人们普遍认为，各种社会利益主体都在国际领域内进行着自我表达，这些利益主体包括跨国企业、世界宗教组织、文化创造者、公共知识分子、自我认定的世界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利益团体。正如我将在下面论证的，国际领域中还存在一个全球公民社会，以及由国际社会、国家联盟和超国家政治组织所展现的特别的全球治理形式。所有的这些行为主体和机构要想以常规的方式进行互动，就必须有一种发端于国家公共领域、并与之共享的理想化领域。否则，互相破坏会取代合作，纯粹的主导控制会超越治理。不过到目前为止，国际公共领域建构的形式和过程还远未明晰。这是因为许多同时出现的危机模糊了国家公共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共领域的危机使得国际公共领域的出现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一个繁荣的国际公共领域，全球政治秩序只能由民族国家的强权政治来限定。尽管社会现实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这些民族国家依然执着于国家主权的幻象。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我们居住于一个以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全球化是一个建构社会体系的过程，这个社会体系具有在实时或特定时间内，把全球连接成一个整体而发挥作用的能力。能力主要指技术能力、制度能力和组织能力。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包括快速的远距离运输及计算机网络，允许全球网络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性地连接任何人与任何事。制度能力主要指民族国家为了保持其对领土范围内行为的控制，而进行的去管制化、自由化和私人化的规则与程序。组织能力指在任何地点、任何活动中，能把网络当作一种灵活、互动、超越边界的结构形式进行使用的能力。并不是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被全球化了，但是构建我们这个星球的全球化网络会影响到每个人和每件事。这是因为所有关键的经济、传播以及文化行为都被全球化了。换言之，它们都要依赖战略性的网络节点链接全球。这些网络节点包括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货物与服务的生产分配、国际贸易、科学与技术的全球网络、全球技工市场、由外国直接投资和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全球劳务市场的选择性融合、全球媒体、传播的全球互动网络（这主要指互联网，也指专门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各类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全球文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全球化了，因为网络在链接的同时也造成了分离。根据网络中的价值程序设计，网络链接所有有价值或可能变得有价值的事。网络会绕过和排除不能给网络添加价值，或会扰乱网络程序有效运转的任何人或任何事。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地理都随着全球网络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网络体现了多维度的全球化逻辑。

此外，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表现和处理上是全球性的。这些全球化议题包括：由于不可持续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治理问题；为了遏制环境恶化所需的全球性的、长期性的保护战略；人权问题的全球化，以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社会公正问题；全球安全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恐怖主义，以反恐为借口的政治恐吓）。

总的说来，正如乌尔里希·贝克（2006）在其《全球时代的权力》（Power in the Global Age）一书中所分析的，决定个人日常生活和各国政府管理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性相互依赖过程的影响，而这一过程明显超越了国家主权的地域控制范围。按照贝克的论述，在全球化年代，全球企业的超级权力（meta-power）挑战了国家权力，并且“相应地，国家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事先存在的政治实体”（p.51）。国家权力也受到了全球公民社会试图重新定义世界体系的反权力战略的破坏。因此，在这个全球化年代，我们现在所目睹的并不是政治的终结，而是政治的四处移动……政治行动的机会结构不再被国家/国际的二元对立所限定，而是根植于“全球”领域。全球政治转变为全球内政（global domestic politics），侵犯了传统国家政治的边界和基础（p.249）。

问题产生的全球性和问题管理的国家性所造成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导致了4种有明显区别、相互联系，并且影响管理制度的政治危机：

1. 效率危机：问题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举例来说，主要的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金融市场管制，或者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情报工作）。

2. 合法性危机：民族国家基于民主的政治代表制仅仅象征着对于民族国家能力的信心和支持，即相信民族国家能够在全球政策制定网络中维护本国利益。考虑到必须处理的政策制定的多变性和问题的不可预测性，选举任命不再表示一种特殊的授权。因此，公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不断增加的距离和不透明性会随之出现。随着形象制造代替问题协商成为获得权力的首要机制，这种合法性危机由于媒介政治实践和政治丑闻而加剧。在过去十几年内，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态度调查表明，公民对于政治党派、政客，以及代议制民主制度，有一种普遍增加的不信任态度。

3. 认同危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国家和文化日益与全球或跨国网络中的政治决策机制脱节，为了反抗其作为（该国）公民的政治身份，他们的自治要求就以抗拒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4. 公正危机：在去管制化的框架内，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常常会增加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在一个缺乏全球管制的环境中，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对经济竞争的需求会对现存的福利国家造成伤害。福利国家的急剧减少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弥补结构上导致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作为纠错机制的国家制度能力在不断下降。

由于这些危机的产生及政府缓解危机能力的下降，非政府行动者变成了多数人的需求、利益和价值的倡导者，从而进一步破坏了政府在应对全球化和结构转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全球公民社会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基于政治体制处理世界问题的能力的降低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然而，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属性标签，把几种不同的、常常是既矛盾又竞争的组织与行为模式整合在了一起。因此，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必须做一个清晰的划分。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地方的公民社会行动者来保卫当地的或部门的利益、特殊的价值观，以反对或超越正式的政治进程。这些次一级公民社会的例子包括草根组织、社区组织、工人协会、利益团体、宗教组织，以及公民协会。在所有社会中这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实践，一些社会学者，尤其是帕特南（2000），甚至认为这种公民参与形式正在衰落，因为个人主义变成了我们社会的主导文化。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这些组织的发展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社区组织已经变成社会景观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组织的差异性在于社会组织起源的日益多样性。比如，宗教在拉丁美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非天主教的宗教组织中。在东亚社会，尤其在韩国，学生运动仍然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起源。有时候，犯罪组织在一些贫穷的社区建立他们的支持网络，以换取庇护与强制性保护。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社区中的人民、妇女组织、生态学家或者是少数民族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他们的认同。尽管传统形式的自愿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资源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处于衰落状态，但是，围绕着每一个主要的政党，侍从体系依然存在。总体来讲，这些多种多样的过程导致了一种转变，就是从制度化的政治体制转变到非正式和正式的利益与价值团体，它们是集体行动和社会政治产生影响的来源。这赋予地方公民社会以权力，以应对不受控制的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尽管地方公民社会构成了一个滋养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组织、计划以及实践环境，但它并不是全球公民社会。

第二个表现出来的趋势是非政府组织（NGOs）的崛起，它们的行动或目标以全球或国际社会作为参考框架。绝大多数分析人士将它们看作是“全球公民社会”。这些组织是私人组织（全部或部分地由公共机构提供资金赞助），它们在政府渠道外运作以期解决全球问题。通常他们强调获得普遍认可、但本身却被政治机构所压制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国际非政府组织声称要成为被压迫人权的解放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赦国际，这个组织的影响力源于它能公平公正地批评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的压迫，而不考虑任何政治利益风险。这些组织主要拥护最基本的准则，或者是不可妥协的价值观念。例如，严刑逼供受到普遍谴责，即使它能作为一种和“魔鬼”作斗争的手段。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对人权的广泛主张，导致了数以万计非政府组织的诞生，这些组织囊括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从贫穷到疾病，从饥饿到瘟疫，从妇女权益到儿童保护，从禁止使用地雷到拯救鲸鱼。典型的全球公民组织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乐施会，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其他几千个这样的组织。在玛丽·卡勒德的主持下，由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中心编撰的年度报告《全球公民社会年刊》系列丛书，都有力地证明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质量上的相关性，并且还表明了其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改变了全球性和地方性问题的社会与政治治理方式。

要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其中三个特征必须要强调一下。首先，与政治党派不同，这些非政府组织具有相当大的名气以及合法性，这使其能够通过捐赠和自愿服务获得相当大的资金支持。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关注实际问题、具体案例，以及人类团结的具体表达：解救饥饿中的儿童，释放政治犯，阻止用石块砸死妇女，以及减轻非可持续发展对本土文化所造成的影响。而最基本的一点是否决了依据整体的政治大环境进行合理化决策的传统政治观点。其次，目标并不能确保手段的正当性。目标往往是消灭邪恶，切实行善。积极的结果必须从其本身进行考虑，而不仅仅作为朝积极结果发展的一种方式。因为人们逐渐不再相信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直接行动带来直接结果这种方式愈发地得到人们的支持。最后，非政府组织完成其目标，为其事业寻求支持的关键性策略是媒体政治。正是通过媒体，这些非政府组织才能接触到公众，并且动员人民支持它们的事业。这样，它们以选票作为威胁，最终对政府产生压力，或者以公司对消费者反应的担心，向公司施加压力。因此，媒体变成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战场。正是因为这些活动是全球性的，所以全球性的媒体是它们的主要目标。传播全球化导致了媒体政治的全球化。

以控制全球化进程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构成了第三类公民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运动建构了行动与组织网络，来促进追求全球正义的全球社会运动（媒体不太确切地给它贴上了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的标签）。例如，萨巴达运动就形成了一场社会运动，反对全球化（具体表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和大部分墨西哥人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为了生存和维护自身的权利，他们呼吁全球团结一致，并最终成为本土社会运动在全球网络中的先锋。同时，该运动亦是更为广泛的全球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网络中许多具有争议性的运动和协调一致的运动相互关联，其中某些形成了旨在改变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社会首创的固定网络，这一过程重新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图景。不过，由“另一个世界是可能”这类话语所激发的全球正义运动并不是国家范围内斗争的简单相加。在全球化进程中，这是一个反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全球性网络。该网络中的节点交替增加与缩减，这些变动取决于每一个社会与全球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的政治表现。尽管许多社会的领导人试图为新世界秩序建构一个程序，但社会运动最好从其所反对事物的角度进行描述，而非从一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描述。这些运动是民主运动，他们呼吁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能有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新的政治代表形式。尽管运动内部非常多元化，但仍普遍存在一种对国际组织治理世界的批判，因为国际组织完全由国家政府组成。这是一种合法性危机的表述，最终又转变成为反抗的政治行动。

此外，还有全球公民社会的第四类表述，这就是民意运动。它由多元化媒介体制中的信息流，以及利用横向传播、网络自发创造的即时、特定的社会动员所组成。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现象充满了政治意义。第一例证便是2003年2月15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反对即将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的和平示威游行。通过建立一个全球的水平传播网络，互联网与无线传输网络既提供了一个组织工具，也提供了一个讨论、对话以及集体决策的方式。对韩国、菲律宾、西班牙、乌克兰、厄瓜多尔、尼泊尔、泰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做的通过互联网与移动通讯工具组织当地社会政治动员的案例研究证明，这些活动在呼吁世界团结时，具有组织和动员当地人民的能力。2007年10月缅甸反对军人政权的社会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早由学生主导的示威游行，其规模相对来讲要小得多，但人们用手机拍摄示威活动并上传到YouTube之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示威游行者的决心和军人政权的残暴使示威运动扩大。当寺院的僧侣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愤怒时，这一运动已经变成了全社会的运动。接下来的暴力镇压也很快被拍摄下来上传到互联网上，这是因为抗议者有能力拍摄记录，并且可以通过无线传输网络传播这些记录材料，几百缅甸人手中的拍摄工具使一切信息传播活动变得可能。缅甸人民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博客日志、脸书通知和上传到YouTube中的视频，不屈不挠地传播抗议运动中的信息，从而将他们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连接起来。国外的主流媒体重新编辑并向世界报道了这些来自运动第一线公民记者的报道。当独裁的军人政府关闭所有的互联网服务，切断手机服务，并没收在街道上发现的录制设备时，缅甸军政府的残暴早已暴露在了全球视野之下。这些对军人政府的揭露让它的支持者感到难堪，政府的残暴也招致美国和欧盟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尽管他们没有停止军人政府和欧盟、美国公司之间利润丰厚的石油、天然气交易）。总而言之，全球公民社会现在拥有的技术手段使其能独立存在于政治机构和大众媒体之外。不过，社会运动要改变公众意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赖于它在公共领域中影响辩论的能力。在这一情境和历史境遇中，全球治理如何在社会实践和社会机构中得以顺利进行呢？全球治理与网络国家

民族国家在面对和处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民族国家治理的目标）能力在逐渐减弱，由此出现了各种特别的全球治理形式，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尽管面临多重危机，民族国家却并不会消失，它们会转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实用主义转变真正地改变了当代政治与政策制定的景观。我所指的民族国家在制度设置上包括整个国家（即国家政府、议会、政党体制、司法，以及政府行政部门）。民族国家经历的危机是由全球化造成的，这个体制通过3种主要机制来转变自身：

1. 民族国家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了国家网络。其中一些国家网络具有多重目的，并且从实质上得以确认，如欧盟；其他的一些网络普遍关注一系列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南方共同市场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另外一些其他网络只是合作与讨论的空间（如亚太经合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最强大的网络中，参与国家很明显共享主权。在比较弱的网络中，国家通过隐含却实际上共享的机制来合作。

2. 国家也许会建立越来越稠密的国际机构和超国家组织网络来处理全球问题——从多功能的机构（如联合国）到特殊功能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安全会议、国际原子能组织）。也有围绕着一系列具体问题（像环境保护条约问题等）成立的特殊的国际机构。

3. 国家为了提高合法性也许会将权力和资源分散，或者通过将权力下放给当地政府，以及能够扩展公民社会决策空间的非政府组织来开发其他的文化或政治服从形式。

以上这些多元过程孕育了一个新的国家形式——网络国家，其特征是共享主权与责任，治理过程灵活多样，从时间和空间方面来讲，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多样化显著。整个体制通过专门决定朝着实用性方面发展，有时会引入互相对立的原则和机构，也会从政治控制方面去模糊、消除政治代表体制。在网络国家，效率会有所提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合法性是通过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来获得的，尽管地方机构发挥作用，整体的政治合法性也许也会有所提升。不过，随着地区国家自治的增加，也许会导致不同层次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

依靠专门网络的全球治理实践会面临许多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从矛盾中演化而来。这个矛盾就是制度成为网络的历史性建构性质与它们必须在网络中承担起新的功能与作用之间的矛盾，这些新的功能与作用与它们的民族国家社会紧紧相连。网络国家面临着组织、技术以及政治三方面的协作问题。就组织问题而言，以前的部门在面对社会时，通过领土和权力获得生命力，而现在部门的基本角色是寻求与其他部门的协作，这两者之间的结构、奖惩机制和运行原则都不一样。技术合作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传播协议不能运作。互联网与计算机网络的引入常常会破坏而不是促进部门之间的协作，因此各部门经常会拒绝网络化科技。政治协调问题不仅仅在部门的水平方向，并且也在纵向上发展，这是因为各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联系的网络化使官僚自治力降低。此外，各部门网络必须与它们的公民选区网络建立联系，这就会给官僚机构带来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公民的互动。

网络国家的发展也需要面对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协调一个共同的政策意味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套共享的价值观。这些例子包括在市场管制中反对市场原旨主义，在环境政策中接受可持续发展，在安全政策中接受人权先于国家安全。而通常，政府并不共享同样的原则或者类似的解释原则。

此外，还有一个遗留的地缘政治问题。民族国家仍然将治理网络看作是一个为他们获取特殊利益的谈判桌。非政府组织的决策过程有时会陷入僵局，这是因为缺乏一种合作性的文化。而阻碍合作达成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个人/政治/社会利益至上。政府将国家全球化看作是扩大他们自身利益的一个机会，而非一种新的由政治机构共同治理的新环境。事实上，全球化进程越是向前发展，它所造成的冲突越大（如认同危机、经济危机和安全危机），并导致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主权的极度重视。这种紧张关系成为各个政府在政策中追求单边主义的基础，而当今世界，全球互相依赖导致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多边主义。

只要这些冲突一直存在，对于世界的地缘政治行动者而言就很难（并不是不可能）从一种实用主义的实践、政策协商的特殊作用形式，转变到接受网络化治理的宪政体制。新公共领域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新的政治体系来源于一个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网络国家形成的过程。全球网络国家超越并且整合了先前存在的民族国家，但并没有将这些民族国家融为一个全球政府。实际上，在没有全球性政府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全球治理的过程，将这些社会政治组织与决策方式从实用主义转变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全球体制，要求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网络国家之间进行意义的共同创造并共享价值观念。这种变革受到文化观念因素的影响和博弈，通过这一过程，政治和社会利益作用于国家变革。归根结底，人民的意志来源于人民的思想。而且人民基于影响他们生活和人类未来的这些问题，以及在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信息和发生的争论，来形成他们的思想。当代的全球公共领域主要依赖全球/地方的传播媒介体系。这个媒介体系包括电视、广播以及印刷媒体，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多媒体和传播体系，其中互联网与水平的传播网络现在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以国家地域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朝着以媒介体系为基础建构的公共领域转变。这个媒介体系包括我提出的大众自我传播概念体系，即在一个多重模式的传播中，多对多的那种接受和发送信息的传播网络。这种传播模式常常会绕开大众媒体以及政府的控制。

当前的媒介体系是地方的同时也是全球的。这个媒介体系围绕着核心的媒介商业集团组织起来，它们的网络可以延伸至全球。但是同时，这个媒介体系依赖于国家管制，并且专注于对特殊受众的窄播。通过媒介体系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通过传播一些强有力的影像和信息来制造媒介事件，跨国激进分子引发了关于如何全球化、为什么要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是什么的争论，同时也引发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选择的争论。正是通过媒体，既包括大众媒体也包括水平的传播网络，非国家的社会行动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变革。最终，人们意识的转变会对政治行为、投票模式以及政府决定产生影响。正是在媒体政治这个层面，社会似乎可以偏离政治体制中被制度化的价值和观念而发展。

因此，对于国家行动者和跨国政府机构（如联合国）而言，最要紧的是不仅要围绕着体制运作机制的政治代表程序来连接公民社会，而且要将在全球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争论与公民社会连接起来。全球公共领域围绕着媒介传播体系和互联网络建立起来，尤其是在Web2.0时代的社会空间，最典型的就是YouTube、MySpace、Facebook，以及不断增长的博客空间。在2007年年中互联网上共有7000万博客，而这一数字每六个月内就会增加一倍。在1990年代，联合国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关于人类问题的重要会议（从妇女问题到环境保护问题）。尽管在政策设计方面这些会议并不是非常有效，但是这些会议在促进全球讨论、提升公众关注以及在提供讨论平台方面是必要的，通过这个平台全球公民社会得以延伸到政策争论的前沿。因此，加强巩固以传播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是核心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国家和国际组织就可以为公民社会的需求和项目作出贡献。要想做到这点，可以通过不断鼓励具体的社会创造和历史记录方面的对话，并且为对话提供材料，使之能向世界反映其政策决定。通过全球媒体和互联网利用世界公共舆论的力量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政治参与最有效的方式，这可以通过在以政府为基础的国际机构和全球公民社会之间创造一个富有成效的、相互协作的连接来实现。正是这个多重形式的传播空间构成了全球公共领域。结论：公共外交与全球公共领域

公共外交并不是宣传，也不是政府外交。我们没有必要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指称传统的外交实践。公共外交就是公众的外交，也就是公众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在国际领域的表达。公众并不是政府，因为公众不会拘泥于国家机构。就“公众”而言，我们所公认的意义是超越私人领域的一个既定社会组织。私人领域是一个以自我价值和利益为主的领域，而公共领域是一个共享价值观和利益的领域。公共外交理念背后隐含的并不是以“软权力”的形式来维护国家或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相反它利用不同社会集团和他们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实现意义与理解的共享。公共外交实践的目标不是说服而是沟通，不是声明而是倾听。公共外交寻求建立一个各种声音都能够被听到的公共领域，尽管这些声音有着不同的起源，界限分明的价值观，以及常常冲突的利益。不同于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的目标并不是去维护权力，或者是通过谈判重构权力关系。公共外交促进传播空间的产生，在这个空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作为外交的前提条件，所以当外交时刻到来的时候，它反映的不仅是利益与权力，而且还反映意义与共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共外交卷入了全球公共空间，它等同于传统意义上国家体系中被认定的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文化积极参与其中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行动者创造、面对各种观念性元素，同时也创造一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同的计划通过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政治机构进行传播，向着共知的决策过程发展，这一过程尊重各种观点和政策选择。

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全球化互相依赖的世界，政治上共同决定的空间必然是全球性的。我们所能选择的，或者是去建构一个全球政治体系，并以此作为不考虑文化的权力关系的表达，或者是围绕着传播全球网络创造一个全球公共领域，其中的公共讨论象征着一种新形式的全球治理共识的出现。如果选择是后者的话，公共外交——可以理解为网络化的传播和意义共享——就变成了一个为实现世界秩序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工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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