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其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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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试读：
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王庆其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王庆其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32-2775-9
Ⅰ.①杏… Ⅱ.①王… Ⅲ.①医论—汇编—中国—现代 Ⅳ.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4297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邮政编码 100013传真 010 64405750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2 彩插0.5 字数623千字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5132-2775-9*定价 98.00元网址 www.cptcm.com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微信服务号 zgzyycbs书店网址 csln.net/qksd/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编委会
主 编 王庆其
副主编 王少墨 王秀薇
整 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庆其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丹 王丽慧 汤 杰 李海燕
肖定洪 吴晓华 沈 莉 张振贤
陈 正 陈 敏 胡玉萍 柳 涛
赵心华 姚 怡 徐君逸 黄 瑶
薛 辉 戴彦成图1 王庆其教授近影图2 王庆其教授在查阅资料图3 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王庆其工作室成员图4 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名师研究室成员作者简介
王庆其，男，上海市人，1944年12月出生于中医世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市名中医，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师承导师方药中教授。1990年师承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为其学术传承人。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研究生部主任，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经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养生文化巡讲团专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培育）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名师研究室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王庆其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导师、《辞海》中医学科主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兼职教授、台湾长庚大学中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加州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等。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40余年，擅长治疗脾胃疾病、心身疾病等，从事《黄帝内经》教学研究30余年。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30余名。曾主持科技部“十五”攻关子课题“裘沛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项目“中医学经典防治重大疫病的继承与发展研究”、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子课题“裘沛然治疗喘咳临床经验应用与评价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裘沛然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建设项目”、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中医药流派传承规律及模式研究·丁氏内科学术流派裘沛然学术思想传承规律和模式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40余部。代表著作有《内经临床医学》《内经临证发微》《黄帝内经专题研究》《王庆其内经讲稿》《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内经病证学概论》《王庆其医学选集》《杏林散叶——王庆其医话医案集》《王庆其临池碎墨》《杏林散墨——王庆其行书作品集》等。1999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著作一等奖；2004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著作）二等奖；2007年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2009年获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优秀教材奖；2010年获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中医科技著作奖；2011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著作三等奖、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曾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市劳动模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优秀指导老师、全国医德医风先进工作者，并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师高徒奖”等。施 序
时维三秋，天高气朗，风和景明，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校终身教授王庆其先生又一新作《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近已完稿即将付梓，余有幸拜读，顿生敬意。该书收集先生从医近50年之理论建树和临证经验，薪火相传，并以医论文丛及医案实录载入，于中医学说颇多钩玄，独创己见；于辨证用药每每圆机活法，功夫过人，实是一部杏林躬耕朝夕心悟之作，光灿可鉴。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王庆其工作室数年研究成果，不仅匠心独具，亦成为业界同行之楷模范本，功莫大焉。
王庆其教授家学渊源，早年先后师从我国当代著名国医与国学大师方药中先生和裘沛然先生，尽得真传，乃门人高足，于医于文底蕴深厚，为上海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重点学科（培育）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中医学家和中医临床家。先生多年执教黄帝内经，殊深造诣，奉献良多。《黄帝内经》古谓三坟之书，文简意博，其理深奥，天地象分，阴阳候列，死生兆彰，斯为至道之宗，被历代医家奉作经典，奠定了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之基础。如此皇皇巨著，不仅汇集生长壮老已之生命百科大全，且集我国古代哲学、天文、地理、农耕知识于一炉，两千年来众家探究未有休止。先生对《黄帝内经》之研究无论典籍版本点校、艰涩词语释疑、内涵真谛阐微，还是养生大义、临证应用等可谓无不通达，论著等身，为人仰止，实非一朝一夕之功。明窗万卷，午夜一灯，俯仰古今，直通心源，大医精诚也，学以成人。中国哲学有“本体”和“工夫”的讨论，按照儒家的观点：“人皆可以为尧舜。”通过知行，实现本体和工夫的联系，“为己之学”“学不可以已”。我们从庆其教授执着追求的治学精神中看到前贤关于学“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训导的践行，诚如《论语》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五千年厚重历史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独特创造和思想精髓，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也是民族自信和价值观的体现。无疑，继承祖国医药学遗产当属题中要义，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责任。大道岐黄，薪火相传。如何把这份宝贵遗产代代相传，最佳的路径是在实行现代学位教育制度的同时，有效地运用师徒传授的模式（导）师教（弟）子承，耳提命受，真正做到“读经典，做临床”，让更多青年学子练就一身功夫，把握中医学的精髓和真谛。我以为《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论著，而且其编著成书更是无数次生动教学过程的艰辛积累。该书以散墨取名亦多新意，彰显特色。散者，广也，自由论说，陈述己见。我国自六朝以来，凡不押韵，不重排偶之散体文，包括经传史书，概称曰“散文”，以别于韵文及骈体文等。墨者，学问，文字之代称，亦寓绳墨，矩墨之意，规矩也。书中所述皆先生之悟道与体验，宏采约收，研机循理，考究坟索，典常揆方，多有悬河之口，惊座之句，扶神圣之玄，开斯人之瞆，可谓散不离宗，墨无泥古。传先师之道，沐绛帷春风。师道尊严，先生一表儒雅风度。“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唐·虞世南《蝉》），先生之写照也。谨以为叙。施杞识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二零一五年秋月（注：施杞先生系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原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原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原会长，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终身教授、全国名中医）人生三件事：立德、立功、立言（自序）《左传》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人将此作为激励人生的“三不朽”。《临证指南医案·华序》注云：“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本人的见解是：立德就是讲做人，为人以德；立功就是讲做事，创造生命的意义；立言就是讲做学问，追求人生的觉悟。要之，人生就是三件事：立德、立功、立言，也即做人、做事、做学问。立德：人无德不立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就是确立为人之道。何谓“道”？中国哲学中的“道”含义极其深刻，有许多种解读。有一种说法我颇以为然：道即道路，可以引申为行走、行为的规则。道还可以解释为“说”，进而引申为言论的法则。合起来就是人言行的规矩，或者是做人的规矩，不妨再进一步引申理解为人生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人生简而言之就是求道、悟道、得道的过程。
求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做人的道理不失为良策。余秋雨先生说：“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文化起着塑造个人人格，可以增长智慧、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品格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营养。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翼星教授说：中国人首先要读的两本书是《论语》和《老子》。它们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准则。《论语》是儒家的代表作，核心思想是“仁”。“仁”的实质是“仁者，爱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儒家注重“入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核心思想是“无为”。“无为”即顺应自然变化，“道法自然”。道家注重“出世”，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鉴此，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契合点上找到自己理想的生存方式和为人处世之道。立功：创造生命的意义
哲学家尼采说：“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教育，其目的是追求知识，获得尘世幸福，赢得生存竞争；另一种是文化教育，其目的不是个体生存需要和尘世幸福，而是直面永恒的生命意义。”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生命本身没有意义，你要给它什么意义，它就会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身做点有意义的事。”曾经有一位学者去某大学做学术报告，有学生递上纸条问：“请问先生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学者想了一想说：“生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应该创造意义来生活。”“立功”就是创造生命的意义。有一位哲人讲得好：“生命离不开生计，但生计不等于生命。”如果我们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度过宝贵的人生，那跟一般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孟子说：“饱食暖衣，劳逸居无教，则近于禽兽。”人生是短暂而又美好的，我们应该珍惜生命的年华，把最美好的人生用在最美好的事情上，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体现人生的价值。立言：做学问是读书人的一种责任
什么是学问？学问不仅是知识，它还包括思想、价值和见识。一句话，它包括人类精神文明最核心的一些东西。《白虎通》：“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所未知也。”追求学问不仅是追求纯粹的知识，也是在追求人生的觉悟。大凡读书的目的有三种：一是为谋生而读书，学习知识和技术可以谋生；二是为谋心而读书，谋心就是寻找安顿心灵的家园；三是为谋道而读书，谋道就是做学问，学问不只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它还包括创造思想和价值，最终是追求人生的觉悟，创造生命的意义。余以为，能以医为业是很荣幸的，它既是谋生的，也是谋心的。学习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可以谋生；用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治好了患者的病，解除了患者的痛苦，心里充满了快乐，充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这就是谋心；最难的是谋道，达到某种境界，非易事。达到“三谋”，才算是完满的人生。
作为一名读书人，更应该做学问。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不应只是为谋生，因为没有学问的人同样可以谋生，甚至可能获得非常成功的生计。当我们选择以学问为终生志业时，实际选择了对于事业的责任。“立言”就是做学问，承载学术的延续和读书人的责任。王庆其甲午年季秋写于上海中医药大学（注：本书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上海市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研究王庆其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项目、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医药流派传承规律及模式研究·丁氏内科学术流派裘沛然学术思想传承规律和模式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名师研究室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王庆其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项目）甲篇 经典发微中医学经典是先人们临床医疗经验的结晶，离开临床实践就无法解析经典的隐奥，立足临床实践是研读中医学经典的最高境界。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古人倡导“知行合一”，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于行而成于行。学习经典概莫能外。《内经》专题十讲第一讲 从文化和临床研读《内经》的体会
我从事《内经》教学三十载，稍有些许体会，归纳起来三句话：从传统文化解析经典，结合临床阐释经典，讲经典要“照着讲与接着讲”。现不揣浅陋，求正于同道。（一）用文化阐释经典，从经典理解文化1.文化有什么用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经说过：“文化有什么用？我真的不知道，但没有文化什么用都没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文也是残缺的人文。”当代教育存在的问题是自然科学往往忽略了人文精神的成果，人文科学也没能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在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更要使学生能够正确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对待人类自身，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
韩启德院士曾经说，西医学在20世纪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它像脱缰的野马，速度和方向越来越难以驾驭，其原因就是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脱离。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主任张大庆认为，我们培养的医生，不能过分依赖高新技术而忽视对医学本源的探求和对医学人性化的追求。2.什么是文化和中医药文化
文化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文治、教化的总称。《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象，以了解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现象，以教化天下。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指与人的思维、意识、情感等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如哲学、宗教、道德、习俗、文学、艺术等，具有明显的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取向。
什么是中医药文化？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的初步定义是：“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笔者认为，所谓内涵即概念中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对中医药文化概念界定过于宽泛反而无助于中医药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解读中医学对生命、健康、疾病、生死等问题的价值观念、独特的认知思维方式、人文精神和医德伦理等。3.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
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认为：“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哲学家尼采说：“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教育，其目的是追求知识，获得尘世幸福，赢得生存竞争；另一种是文化教育，其目的不是个体生存需要和尘世幸福，而是直面永恒的生命意义。”《内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是传统文化与医学相结合的结晶，文化是沃土，医学是大厦。我们要学习、研究、弘扬《内经》学术，必须结合对文化母体的审视和剖析，才能真正领会中医学的真谛。所谓“用文化阐释医学；从医学理解文化”。《内经》作为医学的经典，集中反映了先人们对生命、健康、疾病、生死等问题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防治疾病的实践方式，以及医德伦理等，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和实践经验。中医学是医学，也是文化，那么《内经》则是文化与医学相结合的结晶。因此，我们从文化角度探讨《内经》所蕴含的深刻理念，必将有助于弘扬中医学。4.“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思想与《内经》学术
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甚广，从文化解读经典的切入点何在？张岱年先生说：中国文化对人类的独特贡献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这两种思想对《内经》学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切入点。（1）“天人合一”与《内经》：“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中医学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基因，是专门探讨人类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内经》没有明确记载“天人合一”的字样。但《灵枢·岁露论》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它贯穿于整个学术体系之中，并以当代医学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与《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天人合一”观的原始含义是指“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是“一种内心修养理论”。《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思想是建立在人与天地同源——“气”基础之上的。《内经》作者在肯定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人体置于“天地人一体”的大背景下考察生命活动的规律，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内外相应的大系统，这一思想符合系统论的原则，包含了许多科学的元素，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学术特点。《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与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和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有着原则的区别。董仲舒认为的“天”是神学意义的天，即带有人格意志的、创造及主宰宇宙的“上帝”。“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可以交相感应，属于唯心主义的观念。《内经》中的“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理念，径指客观世界的本身，而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应，强调“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而“天地”是不能与“人”相应的，其基本意义与“天人感应”论迥然有别。
哲学家任继愈说：《内经》中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和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经常是血肉相连的。科学不断丰富和巩固了唯物主义哲学，而唯物主义哲学也经常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2）“和为贵”与《内经》：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关于“和”的思想，《内经》记载很多。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阴阳和，故有子”“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素问·生气通天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阴阳别论》：“阴之所生，和本曰和。”《素问·五运行大论》：“从其气则和，逆其气则病。”
最难能可贵的是《灵枢·本藏》关于“人之常平”（即健康人）的一段描述：“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经文中“卫气和”“血和”可概括人体气血运行和畅；“志意和”可理解为精神活动正常；“寒温和”意指人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内经》关于健康的理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人体能适应自然环境；心与身的和谐，即生理与心理协调；气与血的和谐，即人体内环境协调。对和谐的认识和追求，肇始于人的生命过程的本身，以及人的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那种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包括人的生命过程）只要能够保持和谐状态，就能生生不息，健康也不例外。
“和为贵”是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及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内涵有二：第一，和实生物。《周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认为“和”是宇宙的根本状态，是阴阳运化的最终归宿。第二，和而不同。“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可以丰富、发展并生成新的东西。和而不同是人类的理性大智慧。
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其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的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西方大哲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其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若能够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从文化解读《内经》的意义有三：第一，有助于深刻领会中医学理论的真谛。第二，有助于形成中医学的思维方式。第三，有助于提高中医人文化素质。（二）合临床解析经典，用经典指导临床《内经》是先人们临床医疗经验的结晶，离开临床实践就无法解析《内经》的隐奥，立足临床实践是研读《内经》的最高境界。张子和说，《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古人倡导“知行合一”，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于行而成于行。中医学属于应用学科，离开临床应用谈医学，难免空泛。
兹举《内经》一例。《素问·上古天真论》有云：“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肾气有余也。”经文原意是说，人至老年（男子64岁、女子49岁）还有生殖能力的原因有三：天寿过度、气脉（血）畅通、肾气有余。我们可以从原文进一步理解为人体健康长寿的原因是：拥有先天长寿基因、气血畅通协调、肾气充足旺盛。它启迪现代养生应该注重保持气血流通和保护肾气充足，纠正过去养生一味强调补肾之片面观念。
再进一步联系临床实践，老年病共同的病理特点：老人多肾精气亏虚；老人多瘀，《灵枢·营卫生会》：“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许多老年病与遗传基因有关。
实验表明，补肾活血方药在改善老年机体自由基代谢方面明显优于单纯补肾和单纯活血的方药，说明肾虚血瘀并存是衰老的主要病机，补肾活血是延缓衰老的有效措施。补肾活血法对老年性痴呆、脑动脉硬化、脑血管意外、冠心病、高脂血症、退行性骨关节病等老年性疾病有很好的疗效。
本人通过经典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体会较深。既然经典是先人们临床经验的结晶，那么治经典之学必须与临床相结合，否则就无法真正领会经典的奥秘所在，无法辨识其中的是非曲直，无法体现经典的生命活力。如果不着边际，虚无缥缈，高谈阔论，或者迂回于烦琐的文字考据之中，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与中医学术发展无补，经典将失去其生命的活力。如果教经典的教师不接触临床，自己没有用经典指导临床的实践体验，只是随文衍义，从文字来到文字去，把经典当作医古文来教，那么学生就会失去学习经典的兴趣，不会真信经典有什么用，长此以往，教师自己也会没有自信，也就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三）照着讲与接着讲
怎么教《内经》？《内经》自己有记载。《素问·金匮真言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素问·气交变大论》：“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灵枢·官能》：“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所谓“其人”，是指热爱中医，钟情岐黄，且有一定悟性的可造之才。“得其人不教”是教师的过失；“非其人勿教”，现在看来也是教师没有尽职。
至于具体如何教？冯友兰先生的经验值得借鉴：“对古人东西要有两种态度，一是照着讲，二是接着讲。照着讲，实际就是还古人本来面目，重述古人的东西；接着讲，即从古人的东西出发，将古人提出的问题向前推进，开出一新的局面，达到一新的境界。”我觉得讲中医经典，必须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古代研究经典也有两种方法，即“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其中，“我注六经”，就是强调恢复经典的原貌和本义；“六经注我”，是在准确理解经典原义的基础上，阐释我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钱文忠教授的经验是“由外向内讲”和“由内向外讲”。所谓“由外向内讲”，就是用现代的语言阐释它里面的内容；“由内向外讲”，就是先进入里面，切切实实地把自己放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里去，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往外讲，然后把它的真实意思阐发出来。
我的教学体会是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内经》讲什么就照着讲，讲清《内经》的本意；第二步，就是接着讲现代如何理解和发挥；第三步，讲清《内经》对当前学术发展和临床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第四步，怎样运用《内经》。这就需要自己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和体会，或者是结合历代医家及前辈医家的经验，探索怎样把《内经》应用于临床和学术研究。
要搞好教学，关键是教师应成为“明师”，即明理之师。要成为明师，教师自己就要不断学习，博览群书、精通专业、精湛技术，具备了渊博的知识，才能成为明白之师。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这表现在高等教育偏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中。诚如熊十力先生当年在复性书院开讲词中说：“现今学校教育，唯重知识技能，不重器识的培养，但知能所以善其用者，在于人之器识。所谓‘器识’，是人的器量与见识，即人的胸怀、度量、见识、智慧。这些是决定一个人的品质和未来运用知识技能是否有所作为的根本。”
作为大学教师，其责任不仅是教书，更主要的是做学问。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首先不是因为要找个饭碗谋生。因为，没有学问的人同样可以谋生，甚至可能获得非常成功的生计。如果找教《内经》来求稻粮之谋，成本太大、太辛苦。
那么，什么是学问？学问不仅是知识，它还包括思想、价值、见识和智慧。学问，首先要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疑问，然后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再学习、思考、研究，千方百计解决问题，这就是做学问。孔子说：“困而学之。”“困”者困惑，因为“困”所以学，学是一种自觉的需要。古人云：学之为言，觉也；觉其所未知也。追求学问，就是追求人生的觉悟。【参考文献】［1］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731.［2］吉文辉.中医学文化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3.［3］李存山.张岱年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26-337.［4］马中.人与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148-150.［5］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1-95.［6］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第二讲 从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看《内经》的学术价值
两千余年前的《黄帝内经》发展到今天，究竟有什么学术价值？（一）从世界中医学的兴衰看《内经》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多种中医学，如古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和中国的中医学，但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了中国的中医学得以延续外，其他都成了民间医学或出现了断层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埃及人曾经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其文化和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埃及文化先后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汇入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和木乃伊供人们凭吊。
印度中医学也有着丰富的内容。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后，其也遭到了摧毁，沦落为民间医学。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国家的繁荣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致外敌入侵，文化先后中断，其中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它和阿拉伯医学全部被取代了。
中国中医学不仅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逐渐走向世界，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医学界的青睐，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深入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内经》为中医学建立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医学模式和方法论，值得现代借鉴。第二，《内经》为中医学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着许多科学元素。第三，以《内经》理论为指导的临床医学具有实用价值和确切的治疗效果，这是中医学生命力的源泉。
如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建立了5万余家中医药机构，中草药贸易超过200亿美元。1998—2002年我国中医药对外合作项目274项，有54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到我国学习中医药，为我国各专业留学生数量之最。WHO在亚洲设立的15个中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个与中医药有关，其中7个设在中国。《全球中医学发展战略》中指出中医药和针灸等正在受到全球广泛的关注，在人类保健事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6年世界中医学政府论坛上，WHO和东盟力促中医学纳入国家体系。（二）《内经》建立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充满气，气又可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即地气）与阳气（即天气）的结合和交互作用形成了人体。《内经》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需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就是和谐，形神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这与WHO关于健康的含义不谋而合。
三才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体质气质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内经》特别重视体质气质理论的原因盖出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三才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了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表1-1）表1-1 三种医学模式比较
近年来，陶功定提出大生态医学模式，即把人类置于大生态系统中，人作为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要和其他系统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和谐是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志。健康是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是医学最广义、也是最首要的任务。这一观点是对《内经》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的继承和发挥。
此外，东西方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国家、民族会产生不同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认识，也决定了思维模式的不同。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以形式逻辑加实证主义为其基本的认知方法，它偏重于分析还原的方法，着重形质实体的研究，研究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征服自然。而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科学，以经验积累和直觉领悟为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综合整体、取类比象的方法，着重系统功能的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尽物（人）之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内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的代表作）。前者对整个西方科学的崛起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后者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辉煌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三）从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看《内经》
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已发生转变，而《内经》无疑是契合这个转变的。
首先，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发展。《内经》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崇尚养生。《内经》“治未病”的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预防医学理论，也是医学的最高境界。“治未病”的首要措施就是养生。《内经》所谓“宝命全形”：“宝命”，即珍惜生命；“全形”，即保全形体。养生的本质就是珍惜生命的价值；养生的内涵就是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人体形与神、气与血的和谐；养生的主要内容就是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这些养生保健的思想原则和内容丰富的养生方法，对21世纪医学发展而言，具有指导意义。中医药关于养生、保健、预防、康复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在未来医学发展中将大有作为，这是值得开掘、发扬的重要领域。
第二，从疾病医学向生态医学发展。《内经》倡导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内经》从本质上讲，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专门研究人体的健康、疾病及养生与治疗疾病的问题。它把“人”置于天地及社会这一生态环境中来讨论生命活动的规律。《内经》讨论医学问题的方式和范畴，实际就是生态医学所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中医学就是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医学。《内经》中的生态医学包含了自然生态与医学、社会生态与医学、心理环境与医学3个方面的内容，大致属于“泛生态医学”范畴和“大生态医学”模式，即宏观层面的生态医学。
第三，从对病源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内经》主张整体治疗，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宝命全形论》：“法天则地，随应而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灵枢·逆顺肥瘦》：“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的失调是导致疾病的原因之一，因此，治疗必须“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内经》还有“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等记载，因为人体全身的脏腑经络、四肢百骸是统一的整体，故可以通过整体治疗调节局部的病变。《内经》整体治疗的原则，充分显现了中医学治疗的特色，可以纠正当前只注意局部的“病”“病灶”“病理”，而忽视人体全身脏腑气血的盛衰，以致病衰人亡的现象。尤其对于目前关于恶性肿瘤的治疗，采用扶正祛邪的方法让患者带瘤生存，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内经》主张形神同治，尤其强调治神为先。《素问·宝命全形论》的记载值得我们玩味：“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此罗列了《内经》时代的三种治法，根据具体情况“各有所先”使用。耐人寻味的是它把“治神”置于首位，可见其对心理治疗的重视。《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把治神、守神放在治疗的重要位置。《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人）为本，工（医生的治疗措施）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张介宾注：“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而其神之可使也。”医生的治疗措施（如药物）通过病人神气才能发挥治疗作用，如果病人精衰神亡则治之无效。故凡治病，无论是否是由精神因素所致，都必须心身同治。《内经》创造了情志相胜、祝由、劝慰开导、顺情从欲等情志治疗方法，开心理治疗之先河。
第五，从群体治疗向个体化治疗发展。《内经》治疗疾病强调因人制宜。《内经》所倡导的“因人制宜”就是根据个体的性别、年龄、体质、心理素质等的差异来设计治疗方案的，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治病特色。《素问·疏五过论》：“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而“因地制宜”的实质也是“因人制宜”，因为这里的“人”是有体质倾向的人。生态学认为，生物体中存在的全部化学物质都来自土壤、空气和水，由于不同地区之地壳中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不同，因此水质与植物成分也随之不同，动物与人的体质亦因此而不同。
第六，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内经》提出：“人者，天地之镇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与其说中医学是治病的学问，不如说是治人的学问，知道什么人生病有时比知道生什么病更加重要。《内经》中的许多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更注重治疗人。例如，在发病学方面，《素问·刺法论》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金匮真言论》提出“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人的正气在发病中具有主导作用。在治疗学方面，《内经》强调正气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指出，“形弊血尽而功不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神不使”，此处的“神”是指病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的抗病能力。强调医生的治疗措施是通过人的正气发挥治疗效应，所以养护患者的正气常是治疗的关键，故《素问·五常政大论》有“？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的论述。治病用药，切勿损伤正气，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主张食补与药疗同时进行，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任何治疗措施都是为了保护人体的正气。中医强调治病先治人，通过治人达到治病的目的，治病不忘固护元气，主张留得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对急重危症强调“回阳救逆”“急下存阴”“先留人再治病”等。现代研究认为，中药的作用机制是多个有效组分的配伍在多环节、多个靶部位上的整合调节，其作用大多不是与靶点受体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变疾病状态下失调的机体内环境，调衡或逆转病理过程。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也体现了激发机体自身内在调整的多环节作用机制。即中医的治疗手段是通过治理调节机体功能，达到治病的目的。（四）世界第五大发明：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
经络是中医学的一大发现，它以朴素的形态揭示证明了人体是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的特点。
针灸疗法是中医学的伟大发明，针灸对全身各系统、各器官功能都有调整作用、镇痛作用、增强免疫作用和促进组织修复作用。其中调整作用贯穿于所有的作用之中，它是通过身体三大平衡系统（神经系统、神经-体液系统、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实现的。
针刺镇痛研究的进展之一，就是证实了针刺可引起深部组织神经感受器或神经束发放传入冲动通过它们的活动可使中枢系统各级水平痛觉调制系统痛觉信号减弱，并发生性质上的改变。
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刺疗法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进而引发了探索经络实质的研究热点。
科学家预言，对经络实质的研究、针灸作用机理的研究，可能引发医学的重大革命。（五）《内经》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古代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的成就不仅在于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成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示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气象学的成就，《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形。《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世界科学也面临着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等新问题。生命科学是21世纪科学研究的热点，仅用西方流行的还原论和分析的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种弊端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及传统的整体论和综合方法，将在未来医学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说：“20世纪后期诞生的复杂性科学，使现代科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启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的科学性的大门。”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借助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获得突破，而这一思路不正是从《内经》中得到的深刻启迪吗？第三讲 《内经》的天人之道及其在医学中的运用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天人关系一直是民族文化的特色部分。从人类文明之起始至近代，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宇宙（天）是怎么形成的、生命（人）是怎么产生的、天与人关系如何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近代学者马中说“人的本质，就是‘人-人’‘人-天’关系的总和”。古人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探索生命的奥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关系属哲学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属“天人合一”说。（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道1.“天人合一”说
现有资料表明，“天人合一”说最远可以溯源到商代的占卜，把天（天帝）看成天地万物的主宰，天人关系实际是神人关系。之后，围绕着这一命题，历代学者留下了大量论述，使它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根据现代学者张岱年考证，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说的是北宋·张载的《正蒙·诚明》：“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诚”，指天道，天是真实而具有一定规律的；“诚”也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合乎原则的。张载认为，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性和天道合一存乎诚”，人的精神境界与天道协调是最高理想。“天人合一”说溯源于商代的占卜，把天（天帝）看成天地万物的主宰，天人关系最早实际是神人关系。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三套系统的“天人合一”观。（1）儒家“天人合一”观：春秋时期儒家把天作为道德的本源，孔子心目中的“天”是一个有着道德倾向的天。《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地的德性生生不息地生长发育万物，圣王能效法天德，“与天地合其德”。即人与自然界要互相适应、相互协调才能达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孟子·尽心上》则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尽性章》：“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倡导以人与道德之天、义理之天的合一，他肯定人性与天道的相通，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即“知性则知天”——“性天相通”。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既是人性又是天性，人心和天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孟子认为，人的心性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们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孟子所讲的“天人合一”实际是“性天合一”。从人格的最高理想与最终境界论述了人与天地的合一。
西汉董仲舒把孟子的“义理之天”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认为人是天的副本，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尝罚的属性。《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便说：“天有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所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是建立在“天人感应”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天者，万物之祖”“天亦人之曾祖父”，由此推论出人体结构和天体相类的“人副天数”说。人是一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则是放大了的人，正由于天人同类，故可相互感应，天人合一。（2）道家“天人合一”观：道家所理解的“天”摈弃了宗教神秘色彩，是指大自然。人从大自然中来，又回归到大自然去。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天道、地道、人道“统归于一”。道家从“无为”的立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融合一体，更好地体悟和适应自然规律。比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天指自然而然的“道”。《庄子·齐物论》则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指自然，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万物之自然融会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3）理学家“天人合一”观：至宋代，儒道之说形成了新儒学，又称理学，分为三派。①二程和朱熹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天人一理”：程颐对孟子的“知性知天”做了解释，认为万物的本根在“理”，而“天”“性”都是理，理与人相通，其“天人合一”具体表现为“与理合一”，把“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②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天人一心”：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是“良知”“天理”，指先天的道德观念。③以张载、王夫子、戴震为代表的“天人一气”：宋代道学对孟子“天人合一”思想做了深入探索，张载接受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建立“气一元论”，提出“太虚即气”“天人合一”即合于一气。《中庸》认为“诚”是天人共具之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张载肯定“天人合一”是“诚明”的境界，“诚”是最高的精神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天人合一”是人的最高觉悟。2.“天人相分”说
“天人相分”说发端于春秋。先秦《荀子·天论》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其基本观点是将天、人区别开来，揭示了“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两者彼此制约、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认为天人之分与天人之合互为条件，没有“分”也就无所谓“合”，主张天人各司其职，求得天人和谐。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不能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的治乱；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利用规律以控制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3.“天人相胜”说《史记·伍子胥传》载：“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后来理解为“人定胜天，天定胜人”。此“天”指天命，包括自然界和社会规律在内；“定”指安定；而“胜天”非指战胜自然的含义。《逸周书·文传解》：“兵强胜人，人强胜天。”
唐·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天人交相胜”，天与人“各行不相预”，有时人胜天，有时天胜。如果社会安定，是非分明，赏罚合乎标准，则人理胜天理；如果社会混乱，是非不明，赏罚不分，道德法律都失去效力，则天理胜于人理。此“天”指天理，“人”指人理。4.“天人相通”说
老子著作中还有“天人相通”的思想。比如《老子章句》明确说：“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道德经》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与人就这样相互交通了起来，人也因此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吐纳之术从大自然获得精气，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5.“天人感应”说
秦以后，陆贾、董仲舒将阴阳五行与签纬之学引入儒学，用天人感应来论证天人合一。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其实讲的就是天和人的关系，以及天人如何相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又将天人合一进一步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6.“天人合德”说
“天人合德”，指天与人的德性相契合。这是一种对人精神境界的关注。在人的眼中，天是完美的，因此人要与天的德性相契合，就得在精神层面达到“仁义礼智”的最高要求。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里所说的“德”并非现代汉语中所理解的“道德”，而是广义的“德性”，或曰精神价值。儒家的“性命”学说便集中地体现了“天人合德”的根本宗旨。7.“天人合道”说
“天人合道”，即老子天、地、人统一性的论证。
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道”，又被哲学家称作“道体”，与具体的天道、地道和人道是一种既超越又内在的统一关系。所谓超越，是说道体不同于天道、地道和人道任何一种，它是天下万事万物总的本体、依据和规则，对它任何纯粹不加修饰的形容和说明都是多余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所谓内在，是说道体不仅涵摄天道、地道、人道，而且将其自然无为原则贯彻于天道、地道、人道具体原则之中，整个世界及天地万物顺其本性地存在和发展，依照道性自然无为价值原则进行取舍；天道、地道、人道不仅以道体为基础，体现着道体原则，同时还必将复归于道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十六章》）。因此“人”“地”“天”“道”共同效法同一自然原则，人道、地道、天道与道体具有统一性，即天人合道。8.“天人一气”说
虽然后世张载明确提出“天人一气”的概念，但首先把天、人的本原都明确归结到“气”的却是东汉的王充。“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语出《论衡》，是王充哲学的著名命题。王充以此突出气的本原地位，并将气与元合称为“元气”，用以标志世界万物的本原。“阴阳之气，凝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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