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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兴芜,傅德岷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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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试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古代散文的名称

中国是散文的国度。

自古以来，无论广义的（与韵文相对）或是狭义的（艺术的）散文，都不单是作者记事、绘景、抒情、言志的工具，而且是儒、道、释文化的载体。凡是舞文弄墨者，无有不读散文和不写散文的。因此，散文作家繁若星辰，散文作品浩如烟海。然而对散文的概念及其本体的认识，长期以来却呈现众说纷纭之势。有人说，散文是个“讲不出来”的概念；有人说，散文是“边缘文体”、“活性文学”；有人说，散文是“令人迷惑的”体式；有人说，散文是“浮动飘忽的”文类……总之，散文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文种。更有人说，古代散文是非文学性的，是实用（应用）性文章。这种以“点”概“面”之说，既不符史实，亦有意无意贬低了古代散文的文学价值。但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既然给我们留下了恒河沙数般的散文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进行审美阅读、鉴赏、接受陶冶和教益的载体，我们就可以从作品的情感内容与形状，从散文的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探索寻觅出散文的名称演变及其特质的规律来。

古代散文名称的演变，大体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一、文。这是与韵文（诗）相对的早期的称谓。因为散文（广义的）作为人类共有的交流思想情感的文字载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人们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话语用非韵的文字记录下来，加以整理，便成了散文。这远比用“合韵”的文字（诗）来记事、抒情、说理要容易和方便得多。所以，我国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初见散文的端倪。而作为文字记录下来的韵文（诗）则要晚得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阶级的出现，奴隶主对奴隶残酷的剥削、压迫，奴隶们在繁重的劳动中便将积压于胸中的不平、愤懑、仇恨、哀怨一吐为快，咏歌嗟叹，成为最早的歌谣。故《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鲁迅将这早期的歌谣称之为“杭育杭育派”。但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韵文集《诗经》则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事，记载的主要是西周以来的生产、生活之事。所以，“文”（散文）的出现要早于“诗”一千多年。孔子在《论语》中多处提到“文”、“文章”、“文学”，其含义有的指文采，有的指文化。自然也有指文体概念的散体文。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上述所引之文、文章、文学，就是指与韵文（诗）相对的散体的记事、说理及一切学术文化著作，具有文体的属性。古文论家郭绍虞指出：“我们从当时人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就典籍的性质讲，有‘诗’‘书’之分；就文辞的体裁讲，有‘诗’‘文’之分。”这是散文早期与韵文相对的“文”的称谓。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将“文”作为文体来论述。他说：“文非一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的“文”包括“奏议”、“书论”、“铭诔”等实用文章；晋朝挚虞（？—311）的《文章流别论》中将文体分为“诗、颂、赋、七、箴、铭、诔、哀、碑”九种，其中属于“文”的有箴、铭、诔、哀、碑五种，如将赋、七（赋之一种）作为广义散文（大散文）来看，则“文”有七种。可见在魏晋以前，“文”都是指与韵文（诗）相对的散体文。

二、笔。到了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提出有名的“文笔”说。他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什么是“文”？什么是“笔”？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解释说：“盖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笔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可见“文”指诗、辞、赋等作品，“笔”指各种散体文。刘勰所列的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祭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二十一种文体中，属于“笔”的有后十种。其实，“文”“笔”之说，汉代已有。王充《论衡·超奇篇》：“文笔不足类也。”指文笔不用分类，泛指一切文章。但在《论衡》的另一处，王充又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乃彰万世。”

这里的“笔”为“记事之属”，似乎与“文”有所区别。到晋代，文、笔开始有一些分别，但也没有确定文、笔的称谓。明确将文、笔对举分成两大类别的是在南朝宋。《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里的“竣”、“测”是南朝宋的臣子。与颜延之几乎同时的范晔，重视文章的声律，将他所著的《后汉书》中无韵的“序”“论”称为“笔”，有韵的“赞”称为“文”。可见，刘宋初年的颜延之和范晔代表文笔说初期的见解，即从有韵和无韵的形式上以区分文、笔之不同。刘勰是南朝梁人，在颜延之、范晔之后，故承接他们的观点，亦以有韵与无韵来区分文与笔。但到梁后期，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说：“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这里，萧绎不仅从有韵和无韵分文笔，而且从文学特征上分文笔。他认为，声律必须“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文辞必须“绮縠纷披”，抒情必须“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这才算“文”。而“笔”讲究语言技巧，“神其巧惠”，常用于“章奏”之文。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案文笔之别，以此条最详明，其于声律以外，又增情采二者，合而定之，则曰有情采韵者为文，无情采韵者为笔。”又说：“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谓宜兼二说而用之。”

南北朝后期对文笔说的不同理解，说明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更新与深化。后来，骈文兴起，人们在骈散之间分优劣，对文笔说的解释也就众说纷纭。直到唐代，古文家强调古文，反对骈文，文笔说也就趋于衰微。

三、古文。在古代，散文还有一种与骈文相对的“古文”的称谓。齐、梁时期，骈文兴起。所谓骈文，指那种多用对句，以四字及六字之句调为基本，追求音调谐和，繁用典故，文辞华美的文章。这类文章因追求形式美而影响了文意之畅达。文意朦胧，文脉散漫，文风委靡，是这类文章的弊端。因此，骈文衍及唐代，引起了一些文人学士的不满。他们倡导恢复和保持汉以前的散文传统，即去六朝之排偶声律及其浓丽，恢复两汉之淳朴与其奇偶并用之自由，故称为古文。其代表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次为吴少微、富嘉谟、谷倚，当时称之为“吴富体”，有不少的崇拜者。盛唐末至中唐初，元结、独孤及、萧颖士、李华等，使古文之风更盛。末后到了韩愈，更高举古文运动的旗帜，使古文之势遂至极致。韩愈初学独孤及之文，与韩愈并肩的有柳宗元，但韩愈纯用散体，柳宗元则骈体与散体并用，取各之所长。韩氏门下有李翱等人，李翱之文为北宋所宗。宋朝初年，首学韩文的是柳开，他也兼修柳（宗元）文。其后有穆修，并修韩（愈）、柳（宗元）之文，尹洙出其门下。欧阳修从尹洙学习古文法，在文坛上扩张了一大势力，大大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皆出欧公（阳修）门下，研习创作古文。这样，经过唐宋八大家等的拼搏，终于使濒临僵死的古文得到了复苏。

四、散文。“散文”这一名称正式被提出来，是南宋末年的罗大经（约1195—约1252），他在《鹤林玉露》“刘锜赠官制”条中说：“益公常举以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句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这里的益公，即周必大，南宋时期的散文家；杨伯子即杨东山，诗人杨万里的儿子。他认为散文的“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显然指的是文学散文。这里，他是将散文与骈文相对进行论述的。在同一书中的“文章有体”条，罗大经引用杨东山论黄庭坚的诗文时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杨东山将黄庭坚（山谷）的诗歌和散文进行对比，认为其散文“琐碎局促”，即拘谨无大气、想象不充分，展不开。南宋还有多人提到“散文”。如陈骙在《文则》中说：“《礼记》散文亦有韵协。”是说《礼记》作为散文，还押韵，以求和谐。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中说：“若散文，则山谷不及后山。”“后山”指诗人陈师道。吕祖谦也说：“近代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南宋末年的王应麟在《辞学指南》中将文体分为“散文”与“四六”。并说：“诏用散文”，“亦用四六”。“记序用散文，须拣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可见南宋时已开始并大量使用“散文”这一名称，而且大多指饱含情感韵味的文学散文。

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文》中多处使用“散文”这一概念，指出：“按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其格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讽人，其体不同，其用亦异。”又说：“古之诏词，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非独用于诏也。”到了清代，“散文”的使用更为广泛，如孔广森在《答朱沧湄书》中说：“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说：“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

以上事实说明，“散文”这一概念是我们的祖先早在8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的术语，它是指那种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以区别于韵文、骈文。但是，至今仍有人认为罗大经及南宋、明、清几代诸家所提的“散文”概念，是指实用文章，而非指文学性的散文。作为文学性的散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提出来的。这显然是不顾史实之论。其实，罗大经等提出的“散文”主要是就文学散文而言的。他们所说的散文“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散文应“深纯温厚”，“纵横开阖”，“可踏空”，是指散文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想象（踏空）丰富，联想纵横，且有韵味无穷之感，这不是“文学散文”是什么？同时，罗大经之前已有先秦诸子、两汉魏晋、唐宋八大家大量的文学散文存在，无视这一史实，是很难得出公允结论的。

文学体裁是人类长期艺术实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人类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文学体裁不但已经而且必将日益发生变化和多样化起来。在历史上，当“散文”作为诗歌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时候，其范围领属了一切非韵文的文学作品，还囊括了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一切著作。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散文”才从非文学作品里划分出来，成为与“骈文”对举的文体。当历史的车轮飞驰到现代以后，西方散文理论渐次输入，文史哲分科独立，人们对散文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征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散文又才从广阔的范围浓缩到“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散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显然，以今天的文学观念去要求古人，是有悖于历史主义的观点的。

第二节 古代散文的品类

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或说是儒道释文化“载道”的工具，古代散文最早的功能就是纪实和思辨，而不是审美，因而文史哲不分家，其包括的范围很广泛。这样，散文的分类因各持标准不同，从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诗文分为8类，陆机的《文赋》分为10类，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分为21类，萧统的《昭明文选》分为38类……以后的学者越分越细。明代的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分为59类，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更细分为121类……这些分类均包含了韵文（诗）的品类。清代桐城派的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古文分为13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一分类排除了韵文（诗），兼顾了文学散文和文学性的实用文，采用“大散文”（广义散文）的概念，简繁适度，较为实用，多为后世学人所采用。自然，这一分类往往是将两种文体合在一起，如论辩（论、辩）、书说（书、说）、传状（传记、行状）等，故实际为近20种文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古代散文的研究著作中，大多采用现代散文分类法，将古代散文分为：论说散文、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有的分为记叙性散文、说理性散文、实用性散文；有的分为记叙描写类、议论辩驳类、明志抒情类、讽谕讽刺类；有的分为记人记事类、写景状物类、抒情言志类、说理论道类……仅举几家之说就可看出他们基本上是按表达方式、个别是按作品功能来划分的。这种分类法有不够周严之处。因为按表达方式来分类，一篇记叙性作品中不可能全用记叙的方法，必然有描写、抒情、议论。同理，议论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必然也有记叙、抒情和记叙、议论。表达方式的交叉，很难将一篇作品进行准确归类。以作品的功能来划分，归纳出的几种功能很难穷尽古代散文作品。这里，我们从新的思路和方法，即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的关系着眼，将《古文辞类纂》中所列的散文品类并结合《古文观止》中的文种分为：再现型、表现型、思辨型、告述型四大类。这样划分，避免了表达方式上的交叉，更为合理。一、再现型

再现型散文指创作主体（作者）对创作客体（人、事）重在客观物体的纪实，无夸饰，无虚妄，事真人真，信实无伪，尽管偶有作者（创作主体）的议论，但总体是对创作客体的再现。这类散文又可分为：（一）记述类。作者运用叙述的方法，记人叙事，如实再现人、事的风采、原貌。1.记。记事之文。据查，《尚书》中的《禹贡》、《顾命》乃“记”之始。《禹贡》假托大禹治水后的政区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对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记述详细。《顾命》记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的即位，述得清晰，条理井然。此二文开创了后世“记”体散文的先河。其后，有扬雄作《蜀记》。《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不列其类，可见汉魏以前“记”体之文尚少。直到唐代，“记”体逐渐繁盛，以韩愈、柳宗元等为多；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所作“记”体之文亦多。不过，后世之“记”，不全是记事，偶杂以议论、抒情、寓意，已由再现型转向表现型，使“记”成为两栖型的文体。“记”体散文中，还有一种记人之作。这类散文抓住“人”之个性特征，如实再现。如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抓住严先生与光武帝“相尚以道”和先生“以节高之”的特点，再现了严先生为人高洁的气节。又如魏学洢的《核舟记》写明代民间艺人王叔远能在“修狭”的核桃上刻出各具形态的人物、舟船、篆文、对联、茶壶、念珠、手卷等，再现了一位民间艺人神奇的雕刻技巧。2.杂记。杂记个人生活中之局部事物或一件小事，如实再现事件之过程原貌。如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画记》；柳宗元的《游黄溪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等，都是记一件小事以传递作者一段人生经历、一则思想情绪。（二）传状类。这类散文包括传记和行状两种。1.传记。作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运用白描手法记述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以及时代特征的文字。在我国，传记有着深厚的传统。早在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左传》就开始记述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活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列传”更富文学色彩。到了唐宋，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苏轼的《方山子传》更以寓言、对比、细节描写等笔法，使“传记”这一文体更为生动和形象。2.行状。一般指门生晚辈在业师、前辈逝世后，在为之写“墓志铭”或“传”之前，先写一篇总述死者的世系、名实、爵里、行治、寿年等生平事迹的材料，以供为死者编写传记或墓志铭时参考。这种文章叫行状。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只记段太尉（秀实）的逸事，送给时任史馆修撰的韩愈参用，是“行状”的一种变体。（三）碑志类。刻于石上而示天下后世之文。始自古代帝王，周穆公纪迹于弇山之石，秦始皇刻功于峄山之颠。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有山川、城池、宫室、桥道、神庙、古迹、风土、灾祥、功德、寺观、墓道等碑，而刻于碑上叙事纪实之文字为碑志。碑志可分：1.碑文。刻于非墓道之碑上的文字。韩愈的《平淮西碑》记录了元和十二年（817），他作为行军司马参与裴度平定淮蔡之役而奉命写的纪功文字，表达他反对藩镇割据、主张国家统一的思想。2.墓志铭。古之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的人，殁后人们为之铸器以铭，传其功德于后世的文字。后来，人们在其先辈殁后也刻石铭文以纪念。墓志铭以叙事为主，述其人世系、名讳、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有的不只写人物行状，还夹杂议论，借题发挥，进行褒贬。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不仅勾画出柳宗元的世系及其精敏、正直勇敢、意气风发和为官的情况，还称颂他屡遭贬职仍关心百姓疾苦、为百姓做好事的政绩，并对他长期被贬、“材不为世用”的遭遇，表达了愤懑和惋惜之情。二、表现型

表现型散文指创作主体（作者）对创作客体（人、事、景、物）重主观感受与情感抒发，记人叙事，绘景状物，社会生活图景反射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其旨归在于引出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的抒发。表现型散文可分为：（一）述怀类。出自真心，敞开胸怀，不说假话，以心换心，充分表现“自我”的浓浓真情和拳拳真意。1.赞。赞美之辞，称赞人之功德之文。汉代司马相如作《荆轲赞》，虽世不传，但为“赞”之始作。其后，司马迁在《史记》、班固在《汉书》、范晔在《后汉书》中均有对人之“赞”。如《史记》中《项羽本纪赞》，翔实具体地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生龙活虎的反秦英雄的形象，既肯定了项羽的丰功伟绩，又对项羽的致命错误作出毫不留情的批评。“赞”中还有一种赞扬之文，如晋代夏侯湛（243—291）的《东方朔画赞》，是他在东方朔的故乡祠堂中看见东方朔的画像而作的赞文，赞画“仿佛风尘”，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东方朔的神韵。2.颂。颂与赞均属赞美之辞。《诗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散文之“颂”源于《诗经》，以铺张扬厉、典雅丰缛为贵，如扬雄《赵充国颂》，张纮《陶侯哀颂》等。3.辞赋。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故又称骚体。后人也将屈原的作品叫“屈赋”。“赋”的名称一般认为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汉代大赋以铺叙事物为主，继承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而更多地采取了散文的手法。又有小赋，以抒情为主，风格清新。故将富有楚辞形式上之对偶、排比，大体押韵，语言上多用“兮”字之抒情散文，称为“辞”或“赋”。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等均是。4.游记。游记是记述旅游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的一种美的散文。或记游踪，或描地域，或剪山水，或拍人情……点点入画，奇丽多姿，使人在山水画卷里饱览祖国的壮美河山，抒发感慨，接受美的陶冶。如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等均留下游记佳品。明末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将山川、水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熔于一炉，文笔清丽，绚丽多彩，被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二）箴诫类。作者以浓情厚意，用以规诫他人或自己为目的之散文。1.箴。规诫之辞。作为文体，箴是规诫性的大体押韵之文，也有不用韵的。箴体多用于警诫自己或规诫他人。如扬雄的《冀州箴》、张华的《女史箴》。2.铭。常刻在器物上或碑石上，用于规诫、褒赞之文，有的大体押韵，有的不押韵。张载的《剑阁铭》，全为四字句，基本押韵，写“剑阁”之险要，兼寓告诫之意。刘禹锡的《陋室铭》，属自诫自励之辞，表现作者品德高尚、不与世俗合污的志趣。全文押韵，回环往复，韵味无穷。（三）信函类。这是创作主体（作者）直接面对创作客体发表言说和抒发情感的文字。书。即信，是作者向自己的亲友致候问安、陈述事项、通报信息、抒发思念之情的文字。写信时，作者以第一人称与收信人对话，缩短了双方之间的间距，是感情的直接交流，具有最强烈的表达效果。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以回答任安“不能推贤进士”的责备，抒发自己遭罪受刑的满腹愤懑，谴责了汉王朝酷吏政治的黑暗凶残，表述了自己忍辱苟活的动力在于创作《史记》，是一篇倾吐满腔悲愤的血泪文字。（四）哀祭类。吊悼及祭祀逝者之文。这也是作者面对逝者而述其经历、颂其功德，抒发悼念及承继其志之情的文字。哀辞。又称祭文，是祭奠吊念先贤亲友之辞，是哀祭类的主要文种。它除具备哀祭类的共同特色之外，更应出乎真心，抒发真情。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强烈地抒发了他与十二郎的生离死别之情，深沉真挚，悲哀凄楚，婉转曲折，动人肺腑。三、思辨型

思辨型散文指创作主体（作者）与创作客体（人、事、景、物）之间的关系是：重主观思考，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独特见解，颇具新颖之意和新鲜之感。（一）论辩类。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以不同于前人的眼光对社会人生进行独立思考，敢于触及时事、政治，观照大众关心的问题，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和素养。1.论。议论，以充分有力的事实作为依据，论证严密，说深说透一个道理，给人以思考和启迪。论史，对经史之言，正其讹谬。贾谊的《过秦论》论秦王朝兵强地险，却在短时间被推翻，其“过”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论政，借古讽今，对时事进行批评。苏洵的《六国论》借战国时六国灭亡之事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暗示北宋王朝屡向契丹、西夏纳币求苟安是危险之道。论人，品评人物，提出灼见。嵇康的《管蔡论》一反过去认为管、蔡是顽凶之说，提出管、蔡怀疑周公是对周室的忠心。论事，就事的做法提出自己的主张。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出施仁政、行王道，从仁爱出发，以忠厚之心量刑惩赏，使刑赏达到忠厚的绩效，进而引导天下归于“君子长者之道”。2.辨。又作辩，对言行之是非真伪进行判别、匡正，晓以大义之文字。先秦时期孟子的文章具有雄辩之色彩，以后代代相传，不乏论辩之作。韩愈的《讳辨》就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与进士科之“进”同音，应避讳，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之事引经据典，进行辩驳，对卫道者进行揭露和批判。（二）杂感类。杂记见闻，随意思考，发乎性情，本乎义理的散文。古代散文中常见的有：1.说。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的散文。说，常取社会生活中某点某事进行议论，即大中取小，小中见大，以批评时俗，解读人生，以晓当世。韩愈“悯斯文日弊，作《师说》”，提出了人无贵贱，能者为师的灼见。柳宗元有感于中唐社会农民破产流亡的惨状，作《捕蛇者说》，提出了“赋敛之毒有甚是蛇”，即赋敛之毒比毒蛇之毒还厉害的论断，真是怵目惊心！2.解。因人有疑而解释的散文，重在辨释疑惑，解剥纷难，与说相近，但针对性更强。韩愈的《进学解》针对学生的疑问，阐明治学德行之理，并对当朝不识贤愚、大材小用的做法提出了婉转的批评。（三）序跋类。为己著或他著论述其写作缘由、经过、特色、价值等的散文。1.序。写在书著或文章之前，论述其篇章之所由的文字。序，要求善叙事理，次第有序，但必须有“序者”的思考和评价。归有光的《尚书别解序》，是他为自己读《尚书》所作的心得笔记而写的序言，叙述了他撰写《尚书别解》的由来和此书的内容，指出此书是他“有意于以神求之”的记录，即重在把握《尚书》的精神。“序”这种文体，后来演变成赠序，即为友人送行时之赠言，或喜庆之事亦赠以文。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杨少尹序》、《送石处士序》等均属此类，或劝勉，或赞誉，或希望，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归有光的《戴素庵七十寿序》属贺庆之序。2.跋。题写在书籍或文章后的“后记”，用以说明其写作经过、内容特点或自己的感受。陆游的《跋李庄简公家书》，简要勾勒出李庄简公（光）的刚毅性格与豪迈气概以及读《家书》的感受：“虽徙海表，气不少衰，丁宁训戒之语，皆足垂范百世。”辛弃疾的《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则重在感慨，包含了国家兴亡的重大教训和无限的叹惋。四、告述型

告述型散文指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关系是告知与陈述，重主体的言说与说明。（一）谕告类。谕，晓也；告，命也。这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向臣民发布命令或有关事项的文章，常见的是“诏”。诏。昭也，告也。君主之诏敕及臣子代而传命之文。汉高帝（刘邦）的《求贤诏》提出天下的兴衰治乱与贤才的能否进身致用关系极大，故要求下属官吏举荐贤才，知而不举者还要受到惩罚，把他的宏图大略与招纳贤才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与“诏”相似的文种尚有诰、令等，均属下行文。（二）奏议类。臣子论政事而上奏君主之文，属上行文。1.表。陈请之文。即臣子向君主陈请事项并望得到批准之文。“表”要求字字精确，诚笃简洁，饱含真情，用事忌生僻，用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平易畅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诸葛亮的《出师表》请求刘禅责成他北伐，听取他所荐之人，并劝诫刘禅思考谋划国家大事。文辞恳切，感情诚挚，表现了作者的耿耿忠心和披肝沥胆的襟怀。李密的《陈情表》就晋武帝征召他为太子洗马，他以奉养祖母为由不肯应征而写下的“陈情”文章，全文情浓意深，凄恻婉转，动情晓理，令人无比同情，无法反驳，就连晋武帝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直到他祖母死后，服丧期满，又才征召他到京城洛阳为官。诸葛亮和李密的“两表”被誉为我国古代以至诚感人的典范之作。2.谏疏。谏，建言献策，直言规劝。疏，同书，奏章。谏疏，臣子向君主进谏的奏章。谏疏写作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态度恳切，语重心长，这样才能为君主所采纳。李斯的《谏逐客书》针对秦国贵族要求秦王（始皇）逐客之论，以史为例说明客无负秦，再以秦欲一统天下必广纳人才，而客“愿忠者众”，多方面层层说理，证明客不当逐！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废除了逐客令，并“复李斯官”，收到很好的效果。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立论，劝唐太宗“十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以积德义，达到“国之安”。态度既严肃而又谦恭，论据充分，很具说服力。唐太宗不仅接受其建议，还亲写诏书进行嘉许。

第三节 古代散文的审美特征

古代散文同其他文学种类一样，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古代散文家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他们对生活的解读、反思，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提炼、概括、向往与追求。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古代散文尽管显现出“重实用”的特性，缺少审美价值的强调与追求，但也不乏诸多的审美因素。因为审美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作者对外部和内心世界的一种美的向往和追求。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提出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谨庠序之教”，是他对“王道”社会的憧憬，是他将日常生活中零散的思考、向往转变为有意识的跨越时空的人生体验，从而展示出的超越现实的精神理想的画图，使人看到凡俗人生背后的至善、和谐和美好，令人振奋和激动。同样在诸子散文中，这种审美因素是多处存在而不容忽视的。为此，我们试图从审美角度对古代散文的特征进行审视。一、写实与想象

作为一种相对短小、独立的非虚构的古代散文，其旨在于记述事物、再现生活的原貌，以提供信息、扩充知识，交流思想、传达感情，劝导忠告读者，因而写实便成为它重要的特征。这是因为古代散文是最接近实际生活的文体。多姿多彩、多变多动荡的现实触动了作家，于是，记人叙事，议论说理，状物写景，表情达意，“有感而发”，“有为而作”，优秀的散文作品也就随之而产生。所以，散文的“写实”，是生活之“实”、作家情感之“实”以及内心体验与思考之实。这在再现型的古代散文中是很突出的。晋朝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事信而不诞”（《宗经》），强调了事真；袁枚在《答蕺园论诗书》中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王国维在《文言小言》中说：“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强调了情真、意真、物真。这些都是带规律性的概括。古代优秀的散文作品无一不是作家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的，无一不是作家表现真心，流露真情，述说真意，传达真思的。因而，写实也就自然地成了古代散文的审美特征。

想象是创作主体利用本身储备的信息而展开的对新事物的构想。古代散文中，再现型的作品可以想象，表现型的作品尤为重视想象。陆机《文赋》中云：“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概括了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情景与功能，散文自然也不例外。孟子对“王道”社会的憧憬，老子对“无为之治”的构想，庄子《逍遥游》中对鲲鹏展翅九万里的展现，司马迁描绘“鸿门宴”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唐宋八大家山水游记中的“美点”，都寄托了作家们生命存在的展望。散文之所以在写实时还具有想象，是因为散文同其他的艺术品一样，是“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的”（黑格尔《美学》），一旦“心灵化”的东西，就有取舍、剪裁、加工、提炼，就会出现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和所描写对象的情况，绝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自然，想象不等于“虚构”，“虚构”是“庄严的说谎”，这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总序》中提出的经典名言。“虚构”（如小说）可以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散文是绝对不能容许这种“说谎”的，它的想象只能是在作者艺术感受和客体事物彻底真实的基础上的延伸，而不是子虚乌有的伪造！散文是“非虚构”的！二、思辨与哲理

思辨，就是思考和辨别。古代散文中思辨的色彩是很浓郁的。远自《尚书》的微言到《论语》的对话，再到战国诸子的宏论，均富于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生的思考与论辩。这是和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分不开的。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纲解纽，天下大乱，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诸侯国“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荀子·富国》），即重租重税盘剥百姓，还罗织罪名进行讹诈和诬陷，颠倒是非，穷奢极侈横征暴敛压迫和剥削百姓。人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均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士”纷纷投靠不同的统治集团。那时尚未形成中央集权制，所谓“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各诸侯国的君主都招揽大批“士”为自己服务。而“士”各持一说，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相对自由，这就形成各种学术思想派别，所谓“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薮》）。他们招收门生，议论政治，互相批判，“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传经布道，正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文史通义·诗教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不仅如此，各学派因见解不同又分化成各小派，如儒家孔子死后分化为“八儒”，各崇其所善，相互批判，相互影响。为了说服别人，他们总是史事结合，据理力争，宣扬本派的学说主张，维护自身利益，描绘未来的理想。所以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思考和论辩的色彩一直影响了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以及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甚至清代的政论文体。故思辨色彩可说是古代散文的一个深厚传统。

哲理，是社会和人生的一些原理。恩格斯指出：哲理是“在最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古代散文中的哲理是作家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在论政、论社会、论人生中揭示出来的生活的本质和人生奥秘的真谛。因此，哲理总是和思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论语》中的“仁爱”思想，《孟子》中的“王道”、“仁政”理想、“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憧憬以及“民贵君轻”的民主意识，总是在揭示人应该如何生活得更好的哲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他们在散文中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主张是在暗示人们：人原本是这样生活的（回归自然）。兵家的思想不是教人如何打仗，而是教人如何消灭战争，实现人的和平生活。……这些哲理的提炼，犹如电石火花，将思辨型散文的境界照得通红透亮。在表现型散文中，作家通过叙事、写景、状物，有所感，有所悟，有所思，有所想，从山川物景中提炼出令人警醒的人生哲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重修岳阳楼及其地势形胜、景物变化与迁客骚人登临驰目的不同感受和探求古代仁人襟怀的叙描，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警己警人。苏轼的《凌虚台记》从凌虚台的修筑和命名的叙描，揭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和“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的人生哲理，即人生难测，有顺有逆，切勿恃“台”以“夸世而自足”，应求真务实，方得“凌虚”（超然）之乐趣。古代散文中的哲理常常显露出睿智的光辉，增添思辨的色彩，加强作品的审美力和艺术感染力。三、诗情与画意

诗情，就是浓浓的情愫，它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古代散文家提笔作文，无非是教人、谕人、冶人、育人。要达到教、谕、冶、育的目的，作品必须饱和着深沉浓郁的感情。因为，“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古代文论家早就注意了情感在作品中的作用。陆机《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里提出“情者文之经”，“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也说：“作者情生文”。这些论述说明艺术作品是作家情感的结晶，情是贯串艺术品的灵魂和生命。古代优秀的散文作品就是用生命和感情的汁液浇灌出来的。孟子一生不曾做官，却怀着强烈的自信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君宣传自己“民贵君轻”、“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其散文不仅善辩、雄辩，而且充满浓郁的感情色彩。比如，作为华夏民族优秀品格并为有志之士引为“座右铭”的至理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段声情激越，气势浩荡，深刻地揭示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生之理，给人以情感的振荡、哲理的启示。诸葛亮的《出师表》，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和耿耿忠心，溢于言表，真是“一表惊人千秋泪”，长使英雄泪满襟；李密的《陈情表》，述“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的拳拳絮语，恳切动人。袁枚的《祭妹文》，悼亡妹之深情，使人不忍卒读。林觉民的《与妻书》，充满牺牲一己换取大众自由幸福的革命精神，大义凛然，情词恳切，痛彻肺腑。这些就是诗情在古代散文中产生的巨大的艺术力。

画意，是古代散文家倾注强烈之情而创造出来的形象鲜明并能引起人们丰富想象的、给人以美感的艺术画面。生活就是画，大千世界由众多的色彩与形象组成了一幅幅斑斓的图画。古代散文家在再现与表现生活图画时，总是能动地、灵活地有所选择、有所加工，而非机械的复制。因此，画意是“画”与“意”的有机融合，是实景的再创造。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在100多字的短文中，描绘了自浙江富阳到桐庐一带的水色山景：“水皆缥碧”，澄澈湍急；山，夹岸争高，巍峨险峻；泉水激石，泠泠作响；鸟鸣蝉唱，猿叫鸢飞……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好一幅清新高远、深邃优美的深山绝谷图，表达了作者欣赏、爱恋自然美的强烈之情。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本身就是一幅画，再现了醉翁亭所在之美：有“蔚然而深秀”的林壑与“水声潺潺”的山水相映之美，有“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的朝暮变化之美，有“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的四季转换之美，有“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的动静对比之美，有“树林阴翳，鸣声上下”的鸟鸣山林之美，众多“美点”使太守（作者）与民同“乐”，“乐”在其中。但“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乐”就是作者寄情山水以遣官场失意的达观超然之精神！这“乐”就是醉翁亭这幅“画”之“意”！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在《山野掇拾》里评孙福熙的散文时说：“文中有画”，“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不但文中有画，画中还有诗，诗中还有哲学。”古代散文家也是如此，他们动用手中的调色板，注满情思，创造画意，给散文增添诸多美质。四、随意自由与简洁自然

随意自由，指散文作者的自由心态，其思绪如行云流水，兴之所至，笔之所录，任情任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古代散文的这一特质也是非常明显的。苏轼在《自评文》中谈他的散文创作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也说：散文是散步，诗是跳舞。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散文的特质：自由与随便。随意自由表现为形式灵活，记、传状、赞颂、辞赋、游记、箴铭、哀辞、论辩、杂感、札记、序跋、疏表，体裁多样，任意选取；随意自由表现为题材广泛，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人生的思考，山川景物的描绘，往事漫忆、感想述怀，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的一段经历、一撮悲欢均可入画；随意自由表现在联想丰富，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自由驰骋，孟子的古往今来，庄子的天上人间，苏轼的行云流水，洋洋洒洒，汪洋姿肆；随意自由还表现在笔法灵活，手法多变，“我”手写“我”心，熔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对话于一炉，将穿插、倒叙、勾连、呼应交叉使用，比喻、拟人、象征等修辞手法灵活运用，构成情深意挚、色彩纷呈的艺术画面。随意自由，从外部特征来看，就是“散”，这是古代散文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体之根本所在。

简洁自然，指散文的语言和文体笔调。古代散文的语言无论是发表政见，陈说主张，或是记人叙事，绘景抒情，均有一种简洁朴质的本色美。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说：“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陈骙在《文则》中也说：“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19世纪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评早期的叙事诗》中也提出：“精确与简洁，这是散文的首要美质。它所要求的是思想，没有思想，再漂亮的语句也全无用处。”这就是说，散文的语言简洁最美、明晰最美、朴素最美；先秦时期孔子的“对话”，孟子的宏论，庄子之“意出尘外”，汉代司马迁的叙事记人，以及唐宋八大家的议论、绘山水，其语言“惟陈言之务去”，无不以简洁为尚。因为简洁、明晰、朴素的语言，最能表达真诚的情思。

自然，指古代散文文体笔调自然流畅，不矫饰，不做作，如风行水上，瀚流不滞。其句式以“散”为主，间杂骈偶和排比，长短不拘，舒卷自如，节奏和谐，给人以平易和畅之美感。

第四节 古代散文的发展轮廊

殷商甲骨卜辞系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录，涉及狩猎、农事、祭祀和战争等，重在记事，语言简洁，形式朴拙，内容简单。西周青铜器铭文，本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以保其业的记事文字，比之甲骨卜辞，文字大增，内容也丰富，不仅记事，而且记言，个别还押韵。这可说是古代散文的萌芽。

我国第一部议论散文和记叙散文的集子是《尚书》。虽然文字仍简古，但结构完整，堪称古代散文之始作。如《汤誓》，记录了成汤伐夏桀的理由，议论说理，简洁明确。再如《顾命》，记述了周康王即位时的隆重仪式，陈设和布置井然有序，可谓记叙散文之初始之作。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诸侯并起，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各逞雄长，散文随之勃兴。其形式大体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说理为主的议论散文；一是以描叙人物、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说理散文有《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由于作者本身就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散文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思想的论辩、哲理的阐述和文学的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本来是孟子同齐宣王的会谈记录。齐宣王问“霸道”于孟子，孟子的回答是“王道”，两者针锋相对。但孟子运用排偶和比喻的语言艺术，循循善诱，娓娓动听，先提出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赞扬他具有“仁术”，再说到应推广仁术，布施于百姓，而霸道不足以图存，只有行王道才能“王天下”，最后才提出他的“保民”，以民为重，“民为邦本”的政治主张，终于使齐宣王热心于霸道的思想来个大转弯，思路跟着孟子走，转到实行王道这方面来，充分表明孟子的论辩才能。庄子的《逍遥游》以神话开头，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论述了精神逍遥于尘世之外的思想。全篇天上地下，想象辽阔，展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意。韩非子的《郑人买履》等文，善用寓言进行说理，嘲讽了那些思想僵化，做事不从实际出发，死抱住概念、定义、条条框框不放的迂腐而糊涂的人。诸子散文说理的精微，论辩的善巧，结构的完整，言辞的富赡，都有相当强的艺术性。

以描叙人物、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有《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这些著作兼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就其文学性而言，以《左传》和《战国策》为长。《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将曹刿的沉着、机智刻画得栩栩如生；《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刻毒阴险，跃然纸上。《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宽博的胸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勤奋攻读，体察天下大势，一心追求名利的心理和当时炎凉的世态，均描绘得具体生动，淋漓尽致。这些作品记叙清晰，描写细致，人物个性鲜明，散文的描叙艺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成为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二、演进与多彩（西汉—魏晋南北朝）

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化一统，但实行中央集权，专制横行。“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大大扼杀了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故秦时之文留存不多。

到了汉代，初期尚能继诸子遗风，畅论直言，无所拘忌。但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儒之文”的独唱。但在这一时期，将历史散文推到顶峰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在先秦历史散文的基础上，以人物为中心，通过细节描绘具体事件，使人物栩栩如生，场面有声有色。如《鸿门宴》中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场面，将尖锐的矛盾、紧张的气氛完全渲染了出来，而项羽的磊落气概，范增欲杀刘邦的急切心理，张良的冷静沉着，樊哙的勇猛，均在寥寥数语间显现。垓下之围的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及乌江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长叹，则以一种凄怆而悲壮的笔调写出了项羽失败时的“英雄末路”！其他如《屈原列传》、《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篇章，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司马迁描写人物，重人物的个性，字里行间洋溢着丰富的感情。他的《史记》里有英勇亢直的项羽，也有狡诈善权变的刘邦；有志行高洁的屈原，也有奸佞谄媚的上官大夫……鲜明的艺术对比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美学思想，使作品荡漾着浓郁的诗意。他既承袭了《左传》、《战国策》的传统，又比他们大大发展了一步。《史记》之所以能“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成一家之言”，苏辙认为其原因在于司马迁“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司马迁身受汉武帝的迫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胸中积满怒气，因而他的笔端才倾满了愤懑与不平之气。所以，鲁迅才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西汉的散体文还有汉赋，这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一种长篇韵文。汉赋有骚体赋和散体大赋两种，骚体赋以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和枚乘的《七发》为代表，散体大赋的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等，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汉赋是典型的宫廷文学，价值不大，但在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的骈文有一定的影响。

东汉时期，散文之可称者是班固的《汉书》，它是一部断代的史传散文之作。另有辞赋，但大多为模拟之作，影响不大。

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文化思想异常活跃，在文体完善的追求上作家们更加走向自觉。曹氏三父子（操、丕、植）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大大促进了散体文在两汉基础上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儒家独尊地位动摇，思想有了新的解放；二是社会大变动，为散体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三是自曹操父子以后，魏晋和南朝的君主和王公贵族多崇尚文学，招揽文士。北方各族进入中原，为散体文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但崇尚浮华，重“文”（韵文）而轻“笔”（散文），骈文兴起，出现了形式主义的歪风，散文的发展受了一定的束缚。不过在此时，山水游记和笔记散文得到了发展。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仍如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短短300余字，运用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淳朴、安乐的乌托邦社会的美好图景。叙述自然活泼，描写生动，结构完整，情深意浓，可谓开创了我国纯文学散文。

郦道元的《水经注》与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从山川风景的角度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散文。郦道元熔神话、民歌、景物于一炉，展现了一幅幅山川绚丽的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激发人们怀古励今的感情。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寥寥100多字，集中描写了从富阳到桐庐一段富春江的山光水色，先写异水，后写奇山，把江水和两岸高山、泉石、鸟兽、虫蝉、草木描绘得生动活泼，令人悠然神往，表现了作者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从散文发展的角度来看，《桃花源记》、《水经注·江水》和《与宋元思书》都是我国早期的山水游记散文。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见于“杂书”的散文——笔记散文。这类文章即那种不为公卿廊庙所重，借稗官野史之手，避开封建统治者的文网，以描写风土习尚、人情世态、野史轶事等的散文，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等。这类文章篇幅短小，信笔抒写，不拘一格，朴质无华，情调亲切。这类文章除了记下栩栩如生的一代人物和百年习俗，成为我国杂文、小说的先创者而外，还有珍贵的史料和民俗学价值，艺术地表现了当时人民的心声。三、丰盈与瑰丽（唐—两宋）

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强大，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自六朝以来的委靡僵化的骈文，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思想表达的需要，一些有识之士极力提倡古文运动。唐初的陈子昂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要求变革“彩丽竞繁”、“逶迤颓靡”的文体和文风，恢复周秦汉魏古文的传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腐败，韩愈、柳宗元等目击时艰，志在变革，接续陈子昂“古文运动”的主张，反对骈律，主张新鲜活泼的文风，同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散文，突破了骈文声律和对偶的格式，使散文自由挥洒，运用自如。但是，他们倡导的古文运动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到晚唐，骈文重起，散文再受挫折。直到11世纪的宋朝，欧阳修又重新开展第二次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风靡几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加上苏东坡、王安石等人的努力，才把散文推向了新的高峰。因此，人们把唐宋两代在散文理论和创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共同誉为“唐宋八大家”。

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丰盈的成绩，其突出的贡献如下：

第一，提出了文体改革的理论。首先，明确指出为文的宗旨是“文以明道”。韩愈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道也。我将以明道也。”（《答陈生书》）柳宗元有同样的主张，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报崔黯秀才书》）又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们所谓的“道”自然是儒家学说之道，但确立了古文的文学价值，使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对骈文形式主义的文风无疑是极大的冲击和批判。其次，主张为文“宜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即学古文的精神。再次，强调为文要有创造性，反对因袭模仿，做到“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这些主张为古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题材广泛，写作范围扩大。散文不单是作为记述历史事件而存在，并且出现了许多研讨人生哲理、社会生活问题的散文。如韩愈的《师说》，仅以500字的篇幅，平易的笔调，讲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要事——尊师，说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论证了不论贵贱长少，只要有值得学习之处，均可拜为师的道理。文章说理透辟，简洁流畅，颇有气势。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通过蒋氏三代人宁愿冒着死亡威胁去捕毒蛇而躲开王朝租税的征收，揭露了中唐时期租税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的灾难，说明了“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全文记叙生动具体，刻画细腻，从侧面有力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重大主题。

第三，山水游记极大发展，并且寓情、寓志于景物描写之中。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荡漾着自然美的山水散文的名篇佳作。他写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颜色、声音、动静、远近等，生动逼真，细妙入微。他的《小石潭记》描写小石潭的形状及四周景象，描写潭水的清澄明净，而潭中的百许尾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自由欢乐之态，可感可触，创造了一种清幽宁静的艺术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通过探游华山洞的景物描写，引申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人生哲理，即无限风光在险峰，说明只有立下志向，尽心尽力，不畏险远，克服困难，才能有所成就。文章叙述与议论结合，说理透彻，语言凝练，富有感情。苏轼的《石钟山记》以对石钟山命名缘由的探求为线索，采用记叙和议论相结合的方法，说明认识客观事物必须“目见耳闻”这一道理。文章结构严谨，语言流畅，有时杂以作者的言谈笑貌，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

第四，表现手法多样。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比之于过去的散文，结构更为谨严，表现手法更为丰富，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紧密结合；遣词造句更为精练，散文中更注意意境的创造。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通过对“醉翁亭”周围四时景色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在谪居生活中，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全文写景抒情，由远而近，由浅而深，步步深化，情景交融。加上偶有错落的句式，对句的运用和通贯全篇的虚词“也”的反复出现，节奏舒缓，构成一种回环往复、幽深宁静的意境。四、更化与拓展（元明—清）

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家封建道德思想在各少数民族文化冲击下相对松弛，加上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使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说有唱的戏曲勃然兴起，散文的光芒一时被掩盖下去。到了明代中期，出现了前后“七子”之文，大兴复古之风，其中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他们提出恢复唐宋散文的传统，主张：（一）认识文学的时代性，反对盲目拟古；（二）文学作品应当直抒胸臆，富有本色。归有光并以他的创作实践丰富和充实了散文的宝库。他的散文以描写家庭琐事、亲朋离合见长，突破了古文“载道”传统的迂腐的框框，呈现着清新活泼、内容实在的艺术特色。他的《项脊轩志》借一阁记三代的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存念，表达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深沉怀念。他的《寒花葬志》寥寥数百字，写出了自己儿时与保姆争食烧荸荠的生动情景，韵味深长。他的散文善于抓着生活中刹那间的感受，给予深入细致的描绘，“每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这种表现手法开拓了散文中的速写和抒情散文的领域。

明代中后期，先有“异端”李贽倡“童心”之说，后有以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散文作家，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文学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料，充分表现个性。他们的作品富有真情，个性显露，语言流畅洁净，活泼生动，对晚明和以后的小品散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们的一部分消极避世、追求闲适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之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反对拟古，主张“独抒性灵”。经“公安”、“竟陵”派的革新更化，涌现了大量清新活泼、情采俱胜的小品散文，世称“晚明小品”。晚明小品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张岱，他兼收各家之长，创自家的风格。他的《陶庵梦忆》等集子中的散文，除了寄情山水之外，还有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晚年明亡后，他入山隐居，更于写景抒情之中，寓亡国之痛，寄故国之思。感情深厚，韵味悠长。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主张经世致用，放言无忌。但康、乾之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散文的发展受制。不过，此时出现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散文，由于他们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他们标榜孔、孟、程、朱的儒家理学的“道统”，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的“戒律”，其要旨是提倡封建正统观念，维护封建统治。他们的作品以碑志、传状文为多，一些记事的小品和山水游记，文字简练，具有一定的文学成就。但终因缺乏独创性，而使他们的作品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晚清的散文家值得一提的是龚自珍，他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而处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更加黑暗腐败，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强烈要求政治变、思想变、文章变。因此，他的散文无论政论、抒情小品、史事传记都带着批判的锋芒，见解深刻，文辞犀利，给人以启示。所以，梁启超评他“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晚清末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在龚自珍影响下，创建“报章体”，给桐城派古文以沉重打击，开一代新文体之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古代散文终因语言形式的僵化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自先秦以来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作品，必将以其积极的思想因素和凝聚无数作家智慧才华的艺术经验，作为一笔巨大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永远放射着不朽的灿烂光辉！

第二章 文化初始：纪实与简洁——远古散文的萌芽

第一节 散文流变概述

散文是书面文学，必须产生于文字产生之后。有了文字，才能记录具体的事物，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传达和交流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我国的文字产生于何时，至今尚无确考。经过历代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发掘了不少地下文物。从1898年陆续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墟甲骨卜辞来看，证明在殷商中期（约前14世纪）就有初步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考古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从出土的陶片上看已有象形文字。据测定，龙山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前2300年，即在传说中的夏代（约前2205—前1766）已有文字的雏形。近年考古学家们对上古金文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我国最早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2400年—前2300年间，比向来认为最早的殷商甲骨文，推前了1000年。但是，夏、商时期已无成文的材料可考，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大量文字记载的实物、典籍，最早的还是殷商和西周时期。

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实物、典籍，一是地下出土的原始实证材料（文物），即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一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即《易经》卦爻辞和《尚书》中的某些篇章。这些材料说明远古时期的人们已经利用简易的文字记事记言，而且由简到繁，逐渐成篇，彰显出远古散文的初始和萌芽。

第二节 甲骨卜辞

殷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兴盛时期。社会的分工，生产的发展，科学知识的缺乏，出现了灿烂的巫史文化。殷代奴隶主贵族，强调天命神授，迷信神权，祀神尚鬼，每事必求占卜。占卜结果，将卜问之辞，以简短的文字用刀锲刻在龟甲和牛骨上，以便以后根据事情发展的结果加以验证，有的又将后来验证的结果一并刻上，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甲骨卜辞，而称用来表达卜辞内容的文字为“甲骨文”。迄今发掘的地下文物上的甲骨卜辞近5000个字，但能辨别认识的仅五分之一左右，多数尚不认识和理解。

这些甲骨卜辞，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记事记言文字，表达清楚，记述明晰完整，是当时人类活动的记录。甲骨卜辞一般有一定的格式，包括：占卜的时间及主持者（叙辞），占卜的内容（命辞），占卜的结果（占辞），事后的验证（验辞），结构完整有序。根据卜辞记载的内容，常见的有以下几类：一、占卜一般事件1.乙巳卜，宾贞：三羌用于祖乙？（《殷墟书契前编一》）

这句，有占卜的时间“乙巳”及占卜（贞）主持者“宾”（叙辞），有占卜的内容“三羌用于祖乙？”（命辞）祖乙，商代国王，汤的第六代孙，仲丁之子，居于庇，今山东梁山、郓城一带。这句意为：三羌是否用于祖乙之地？无答，是一条不完整的卜辞。2.戊午卜，争，水其驭兹邑？其为我家祖辛佐王？其家祖乙佐王？（《小屯》乙编第3162片）

这句，占卜时间为“戊午”及主持者“争”（叙辞），占卜内容为“水其驭兹邑？其为我家祖辛佐王？其家祖乙佐王？”（命辞）祖辛，祖乙之子，祖乙后之商王。这句意为：水淹到祖辛之地了吗？水淹到祖乙之地了吗？表现出忧虑之意。3.贞：吏人于岳？贞：勿吏人于岳？（罗振玉《殷墟书契》1·50·6片）

吏，“使”解；人，指祭祀时将人当牲畜杀死作祭品。这两句的意思是：使人把人当牲口杀死祭于山岳吗？不要使人把人当牲口杀死祭于山岳吗？对同一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对贞”（对卜），表现了对这一事件的犹豫不决。二、占卜风雨农事1.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75片）

这句意为：癸卯这天占卜，询问今日有雨吗？这雨是从西边来，是从东边来，是从北边来，还是从南边来？不仅有占卜的“叙辞”和“命辞”，而且表达了多重疑问，推测风雨的来向，重迭反复，表达了较为复杂的意思。2.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郭沫若《殷契粹编》第907片）

这是一条反复“贞”（占卜）的卜辞。在“己巳”这天，王“贞”（占卜）：今年年成好吗？王又“贞”：“吉”。又“贞”：“受年”在何方？卜兆示知，东南西北四方皆“吉”。喜悦之情可见。三、占卜狩猎1.癸酉卜，殼贞：“旬无祸？”王占曰：“乃兹有祟，若称。”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古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第3片）

这是占卜何时狩猎为好的卜辞。在“癸酉”这天，由殼（人名）占卜，问：“十日内有祸吗？”“王”占卜说：“这个时间内有鬼怪，就是这样。”过了20天是“甲午”，“王”以为无事，便外出狩猎，追逐一头犀牛一类的野兽。不料，“小臣”驾一辆旧车，马撞在山崖之上，碰撞了“王”车。“子央”（人名）和“王”坠落车下。这条卜辞有“叙辞”，有“命辞”，有“占辞”，有“验辞”，是一条完整的卜辞。内容包括猎前之卜，猎后之验，时间过程，事件变化，是更为繁复的记事卜辞。2.辛酉，王田（畋）于鸡（山名）录（麓），支（获）大朿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劦日。（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第1915片）

这是非占卜的刻辞，记述了“王”狩猎的情况。即辛酉那天，“王”狩猎于鸡山之麓，打获了一只大朿虎。十月，“王”按“劦日”（和日）的祭祀规矩进行三祭。近似后世的铭文。四、占卜吉凶祸福1.癸未日卜，卜人毂问：“旬无祸？”王占曰：“往来兹有祟！”六日戊子，子考死。（《殷墟菁华一》）

这条记述了占卜人“毂”问：“十日内无祸害吗？”“王”占卜，说：“十日之内往来这里都有鬼怪！”果然第六天“戊子”，“子考”死掉了！卜辞有占卜人“叙辞”，有占卜内容“命辞”，有占卜结果“占辞”，还有卜后的验证“验辞”，是完整的卜辞。2.癸巳卜，彀贞：“旬无咎？”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卬方亦帚我西鄙田。”（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

这条之意为：癸巳那天“彀”（人名）占卜，问：“十日之内无灾祸吗？”“王”占卜说：“十日之内有鬼怪，有人来是很艰难的。”到第五日“丁酉”，果然有人自西边来。“沚”（人名）就告诉说：“土方族（殷商时分布在殷的西北方）正在我东边的二邑作乱。卬方也在犯我西边之田。”卜辞有占卜时间及主持人“叙辞”，有占卜内容“命辞”，有占卜结果“占辞”，还有卜后验证“验辞”，格式完整，记述清晰。3.癸亥卜，出贞：“旬无祸？”癸酉卜，出贞：“旬无祸？”癸未卜，出贞：“旬无祸？”癸丑卜，出贞：“旬无祸？”（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上》1709片）

这条卜辞反映了占卜人焦虑心情。第一次占卜在“癸亥”，问：“十日内无灾祸吗？”过了10天是“癸酉”，他第二次占卜；又过10天是“癸未”，他第三次占卜，问的都是“十日内无灾祸吗？”又过30天是“癸丑”，他第四次占卜，仍然问“十日内无灾祸吗？”反复占卜，焦急、忧虑、不安，显而易见。从卜辞的形式看，具有一种整齐的形式美。4.甲申卜，贞：“妇好冥（娩），嘉？”王占曰：“其唯丁冥，嘉；其唯庚冥，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冥，不嘉，唯女。（《殷墟文字丙编》第247片）

这条之意为：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曾多次率兵出征，现将分娩生孩子。“王”（武丁）占卜，问是丁日分娩好，还是庚日分娩好？过后31天，妇好于甲寅日分娩，不好，因为生的是女孩。从卜辞中看出占卜者心情急切，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

从上述各类卜辞可以看出：记叙内容较广，重在吉凶祸福的占卜；能用简要文字记述说明一件事情的发生；文句虽短，但语意显明，已具散文萌芽的状态。

第三节 青铜器铭文

殷末周初，由于生产力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进，青铜器铸造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青铜器制作最精的是彝器，彝器是王公贵族在祭祀、宴享、婚丧时所用的器皿。彝器大都形制厚重，刻镂各种各样的花纹。青铜器铭文则是刻在酒器、食器、兵器等青铜彝器上的文字，目的在于记名、记事、记功，或表警诫训告，或表作器缘由等。正如《礼记·祭统》中所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祖先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即歌功颂德，昭示子孙；或记功记荣，上告祖先神灵，传之后代，永志不忘；或记一件胜事，以显其得意之举。商代彝器传世者不多，今存者多为周代青铜器铭文。就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来看，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颂扬祖先功德

1976年出土的《墙盘铭》对历代周王高尚的品德和功业进行了颂扬。首先，对每个国王的品德都给予了一个不同而准确的赞词，如称文王是“戾和”（安定平和），武王是“盈圉”（迅猛刚勇），成王是“宪圣”（典范圣明），康王是“渊哲”（博大明智），昭王是“弘鲁”（宏伟嘉美），穆王是“祗耿”（庄肃明朗）。其次，对每个君王的功业建树作了简明的概述。无论赞词还是概述，均能做到准确恰当，言简意明，以昭示后代子孙，继承先人品德与功业，永保其江山代代相传。二、记录周王的训诫之辞

周康王时的彝器铭文《大盂鼎铭》中记载周王训诫“盂”的言辞：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在武王嗣文乍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叡酒无敢舐，有柴蒸祀，无敢醉。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囗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女昧辰又大服，余唯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宪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令女盂绍荣，敬雒德经，敏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

这段训辞记周康王对被任命为宗周令的“盂”的训诫之辞，意在要“盂”不要酗酒，要继承“荣”的行事作风，“敬慎顺德之常道，敏捷地早晚入谏”，担此“大事”，不违上天之命令。训辞从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大臣们都不敢违命沉溺于酒，因而上天才“大佑先王，拥有四方”，成就一代伟业。这是从正面说理。再从殷人之坠失天命（亡国），是因为殷的边远诸侯和朝廷百官均沉溺于酒，荒废政事，所以丧失民众，这是从反面说理。正反对比，说理透彻。最后，寄希望和勉励。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三、记录周王的活动

青铜器铭文中有直接记载周王活动情况的，如《令鼎铭》：王大藉农于田，饧。王射，有司暨师氏，小子合射。王归自田。王驭溓仲仆。令暨奋先马走。王曰：“令暨奋！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十家。”王至于溓宫。畋令。令拜稽首，曰：“小（子）乃学。”令对扬王休。

这段铭文记周王在田飨礼，会射后回宫，在路上一时兴发，让令和奋两人骑马比赛，令获得了胜利，王赏赐他的故事。铭文直述其事，有行动，有对话，有过程，完整清晰，人物的神态、口吻、心情，亦隐隐可见。

再如《颂壶铭》之一段：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各（格）太室，即位。宰弘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下略）颂拜手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纳瑾璋。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在三年，五月，旧历二十二日以后甲戌那天，王在周康王邵宫。清晨，王到王室主事。姓“弘”的太宰（王室管家）带着“颂”走进王室大门，在中庭站着。辅弼大臣授王的任命书。王叫姓虢的史官将“颂”的任命登记在册。……“颂”拱手叩头谢恩，接受任命书，佩装好后出门。立刻又返回，接过美玉制成的礼章。这段铭文把周王册封任命大臣的仪式描绘得十分清晰，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动作，仪式程序，明明白白。“颂”接受册封任命时，虽无一句话，但他去而复返取印章的动作充分展现了他接受任命时的激动和紧张心理。四、对赏赐者的感激

在《殷墟文存》（下）中有一则铭文，其内容是：癸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三日，在三月。

这则铭文之意是说：癸巳日，王赐小臣邑贝币十串，邑贝用来制作纪念母亲“癸”的彝器。在王即位六年之后，在三月的酹祭日，小臣邑贝用浓香之酒来进行祭祀，表达了对王赏赐币十串以作为铸彝器费用的感激之情。时间、人物、事件、因果，都记述得明白清楚。五、记录其他事项

在青铜器铭文中，除上述几方面的内容外，尚有记录其他事项的。比如，《散氏盘铭》长达357字，记录了矢氏侵占了散氏领地，散氏不服，进行诉讼。经有关部门裁定，矢氏赔偿散氏一块土地。铭文不但记载了诉讼原因，而且还记述了交割土地的场面：双方参加的人员，测量土地的四边，勘定界线，竖立界标，最后订立誓约的全部情形，具体清晰，已是一篇短的散文。有的铭文还记载了自己获得了某种职位（《颂壶铭》），得到了某种奖赏（《利簋铭》），或立战功而受到表彰（《虢季子白盘》）,甚至自己做了一桩得意的交易（《卫盉铭》）……多种多样的题材，均可以铭文作记载，以传后世。可见，其内容比之于甲骨卜辞，已大大丰富和广泛。

青铜器铭文比之于甲骨文在形式方面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已具备散文的初步形态。

第四节 《易经》卦爻辞

大约与青铜器铭文同时出现的《易经》卦爻辞，相传是伏羲画八卦并演绎成六十四卦；周文王演《易》而作卦辞，其子周公又祖述文王思想而扩充之，作爻辞。《易经》系殷末周初的占卜书，是在远古大量占卜的基础上日积月累，由卜巫之人编纂而成，后经孔子研究、整理而成一部有系统的文化之书。因此，《易经》卦爻辞是一部由多人不断整理加工，是集体智慧结晶之作。当然，就其初始而言，它是一部筮书，正因为如此，据说它才逃过秦始皇焚书之厄运而保全了下来。但它又不仅限于卜筮之事，特别是它通过八卦形式（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推测自然与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故它又是一部无所不在的政治哲学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易经》卦爻辞从反映的生活面来看，有社会人生、战争、教育、刑狱、生产、伦理、婚丧、商旅、祭祀、吉凶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由于它的深奥丰富，我们很难深入堂奥，现仅就我们肤浅的认知介绍以下几点：一、天人合一，万物化醇的哲学思想

天人合一，万物化醇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或“自然”与“人为”的合一和谐，这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十分可贵的。这一观点在《易经》卦爻辞中有多处表现：1.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序卦》以天地代卦名。乾为天，坤为地。说明有天地然后万物产生。2.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

明确指出：“万物”赖于“天地”（自然），“男女”（人类）赖于“万物”，“男女”（人类）是“万物”之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合一和谐的。3.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

天地之间，阴阳之气交融，万物变化和谐，雄雌交媾，万物变化生成。说明人是万物之一，是自然缊化醇而产生的。4.“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

说明“大人”（人类）只有与自然一致，和谐配合，才能了解事物进退存亡、相互转化的关系，成为有德行的“圣人”。“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思想就是要人类把自然（天、地）看成是自己的家园，应当关爱她，呵护她；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否则，人类对自然人为地肆意破坏，势必给人类带来灾难。二、“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力更生，刚健不屈；宽厚待人，容纳万物，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易经》卦爻辞对这一精神财富早有论述。1.《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

天道刚健，运行不已。君子以天为法，自强不息。这里以精练语言，提炼出“自强不息”的箴言警语。2.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家人卦》）

贫困之家，众口嗷嗷待哺，这是愁苦之事，但能辛勤劳作，可以脱贫致富。而富贵之家，骄奢淫逸，妻室儿女只知嬉笑作乐，终将败落。对比说明穷而不馁，自强不息，就能大吉脱贫；而富而骄奢，必将败亡。3.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升卦》）

深夜不眠，勤劳不息地工作，可消灾得福。这是利于勤勉工作的征兆。4.《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

泽中干涸，处境艰难，但君子自励，穷且益坚，舍身捐命，以行其夙志。说明围绕所立之志，百折不挠，必将实现其志愿。5.《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大地平铺舒展，顺承天道。君子取法于地，以深厚的德行来承担重大责任。说明君子（人类）应像大地一样，以博厚的德行含弘广大，待人待物，容载包容万物。6.《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

大地厚实，承载万物；大地美德，广大无垠。它蕴藏深厚，各种物类皆得其所。强调君子（人类）应效法大地，兼容并蓄，涵养德治，才能使人类和睦相处，共生共长。《易经》卦爻辞之“自强不息”强调立志，“厚德载物”讲究修养。志要立正，必须修养；修养要高，志当宏大。两两相生，相辅相成，构成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精神。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曾认为《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精神的集中体现。三、与时俱进，除旧布新的革新意识

与时俱进，除旧布新是一种创造的革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在《易经》卦爻辞中也有所反映。如：1.《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卦》）

日月运行遵循永恒之道，光辉不息，四时运行遵循永恒之道，季节变化永不停息。圣人福国利民坚持不懈，所以能教化天下，移风易俗。这是以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来谈与时俱进，去旧更新。2.九三曰：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卦》）

终日里勤奋努力，如万物蓬勃，与时俱进。从正面讲与时俱进。3.《彖》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

无论损多益少，或损少益多，都与时间同行。即时间长，则损更多益更少，或益更多损更少。从反面来谈与时俱进。4.《彖》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卦》）

施恩布惠的原则贵在及时，坚持不断。这也是从正面讲与时俱进。5.《彖》曰：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

除旧布新，改革得当，隐伏的灾祸就会消除。天地变革时令而成四季之气候。汤、武取代桀、纣，这是顺天命、合人意的义举。依时变革，就能使天地常新，显示出伟大的作用。这是首次称汤、武伐桀、纣为顺天应命的“革命”，这是对变革、革新的高声赞美！6.《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下》）《易经》的原则是，处困就要变革，变革就会通达，通达就可以长久。因此上天就会保佑它，吉祥而无不顺利。只有变革才能改变穷困面貌，才能通达长久。这是对变革意义的正面颂扬。《易经》卦爻辞在公元前12世纪就提出的“与时俱进”与除旧布新的革新意识，激励了多少代人进行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社会的变革，取得巨大的进步。就是在今天，它仍然是激励人们不断前行的推动力。四、中正和谐，团结共济，坚持正道的风范

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以利于群体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是为人行事的重要问题。《易经》卦爻辞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观点。1.《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卦》）

上天按其自然规律运行。保持、调整自然界一种“太和”（谐和）中正的关系，就可以普利万物。这是说自然万物均需要一种调顺全面的和谐，互不伤害，才能发展。2.《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师卦》）“师”为众，“贞”为中正之意。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就可成就一番王业。强调中正谐和，团结共济，事业才能成功。3.《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兑卦》）“兑”为喜悦之意。君子内秉刚健之德，外抱柔和之态，以团结协和为愿望，以利人利物为存心，坚持正道，就能顺天意合人心。以悦民之道“先民”（引导大众前进），大众将不顾劳累而追随；以悦民之道引导大众去冒险克难，大众也会不顾生死而赴之。悦民之道的伟大作用就在于大众因此而劝勉奋进，共济时艰。强调“悦民之道”的重要，而“悦民之道”的前提就是要具有中正和谐、团结共济、利人利物、坚持正道的风范。五、恪守“四德”，直内方外，坦诚谦逊之德行修养

提高素质，不断完善，加强道德情操修养，《易经》卦爻辞有多方面的论述，这里摘录几条如下：1.《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乾卦》）“元”是众善之首，“亨”是众美之集，“利”是义理的统一，“贞”是事业之主干。君子履行仁义就可以号令大众，众美的集合就可以符合礼义，利人利物就可以和同义理，坚持正道就可以成就事业。所以，君子应该身体力行元、亨、利、贞这四种美德。这里，具体提出自身修养的四条美德标准。2.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

有才德的君子始终是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虽然处境艰难，终无祸患。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知错改错，驱祸得福。3.《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坤卦》）

积累善行的人家，必有不尽的吉祥；积累恶行的人家，必有不尽的灾难。强调人应积善。4.《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坤卦》）

君子通过恭敬谨慎来矫正思想上的偏差，用道义的原则来规范行为上的悖乱。恭敬、道义的精神树立起来了，他的品德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要求加强“直内”（内在）和“方外”（外在）的修养。5.初九：素履往，无咎。（《履卦》）

以朴素坦诚的态度处世，就没有灾难。强调朴素坦诚的处世态度。6.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卦》）

谦让，再谦让，这才是君子的风度。具有这种品德之人，即使冒险涉水过河，也是大吉的。明确提出君子之风的表现是谦德。

可见，《易经》卦爻辞虽为占卜之书，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涉及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表现了多方面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从散文发展来看，比之于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易经》卦爻辞，多箴言警语，多用比兴手法，有形象生动的描述，表现出记事文字的进步。

第五节 《尚书》

它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其中有关商代的几篇传到周代，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经周代史官加工而成。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可能传自夏代，经商到周才写定外，《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前古材料加工而成。

据说《尚书》原有100篇，秦末散失。汉文帝时，济南伏生保存有28篇，系用汉时隶书所抄，故称《今文尚书》。武帝时，在孔子宅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比伏生所传多16篇，系用战国文字抄写，故称《古文尚书》。后来又出现数本由先秦文字所抄的《尚书》，俱称《古文尚书》。由此引起了学术史上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尚书俱散失。东晋初年，梅赜献上一部《古文尚书》13卷。该书将伏生28篇析为33篇，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成25篇，合计58篇，以应“古文五十八篇”之说。由于此书注解详明而为世所重，从东晋以后流传了1000多年。但从唐末起就有人对东晋梅赜所献《尚书》质疑。清代中叶以后的两百年间，不少学者对《尚书》作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有清代阎若璩、王鸣盛、孙星衍、王先谦等，他们以大量可靠的材料证明晋人所献之书乃伪作。故今之《尚书》仍指汉人伏生所传的28篇之《今文尚书》，其中包括《虞书》2篇，《夏书》2篇，《商书》5篇，《周书》19篇。一、《商书》《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等统治阶级的诏令、文告。殷商的知识文化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有专门掌管知识文化的巫和史。据《尚书·多士》说：“殷先人有册有典”。可知殷商时期在卜辞、青铜器铭文和《易经》卦爻辞之外，已有用散文撰写的书籍。这些书籍，即所谓典册，就是把文字写在竹简、木片上，然后用系绳或熟牛皮把若干简片编串起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据此，殷商时代已有史官的设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汤征诸侯，“作《汤征》。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还亳，作《汤诰》。”等等。这些典册，均已逸亡。今保存在《尚书》中的《商书》，包括《汤誓》、《盘庚》、《汤诰》等，是比较可靠的文字。《商书》是商代的历史文献，大多是商王的训诰之辞，议论色彩强烈。比如《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这是一篇成汤伐桀的誓词，申述了伐夏的理由不是自己“敢行称乱”，而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再斥一种认为伐夏就是“不恤我众”（不爱民）的谬论，论证伐夏的正义性：“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以夏王残酷压榨人民，民怨沸腾，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为据，进一步论证伐夏的必要性，最后宣布奖惩制度。全文160余字，有叙述，有议论；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证，有结论；层次清楚，结构完整，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说是一篇议论散文的先世之作。《盘庚》分上中下三篇，篇幅长，内容广，虽然文辞古奥，但可以看出语汇增多了，能够以常见的事物作比喻，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地表达出来。如《盘庚》上篇记商王盘庚打算迁都，遭到臣民反对，一些官员甚至造谣惑众，于是盘庚对臣民讲话，要求他们服从王命进行迁都：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

这里，盘庚用形象的比喻，说明迁都“若网在纲”、“若农服田力穑”，才有收成，以说服臣民。对反对迁都的谣言制造者，则进行责备：以浮言恐沉于众。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意思是说，你们用“浮言”（谣言）恐吓民众，好比原野上燃起的大火，还是可以扑灭的。只是你们自找难受，非我之过。这里，比喻的运用，使盘庚的性格、讲话的软硬兼施的口吻和神态，跃然纸上。二、《周书》

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周王朝，以夏殷为鉴，强调天命，重视敬德保民，建立宗法制度，制礼作乐，制定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以加强王朝的统治，文化进一步发展。

西周继殷商设置史官，今存历史文献在《尚书》中有《周书》19篇，是西周历史散文的代表作品。较之商书，散文又有新的特色。例如《无逸》，周公总结历史经验，以“无逸”告诫成王。这是一篇语录体的论说文。谈话的中心议题是“无逸”，从开头到结尾用了七个“周公曰”，一层一层地深入展开。一开头，周公就开口提出“君子所其无逸”的中心议题，也就是全文的中心论点，然后由远到近，从殷代前王的兴衰历史，说到周王朝开国君主的勤劳治国，说明“无逸”的重要，然后对成王提出“无逸”的具体要求，从生活言行，说到君臣关系，说到对小人百姓。全文围绕中心论题，逐层说理，正反对比，把道理说得透彻深刻。而且逐层说理都冠以“呜呼”的感叹词，表现出周公训诫成王的情真意切，远见卓识。文章中心突出，结构谨严，论证充分，层次分明，是一篇前所未有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文章，对战国时期的专题议论文，具有开创的作用。《顾命》，叙述成王死后，康王即位时的仪仗陈设，登基典礼的盛况，叙事描写，非常细致。写大臣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士命士须才。”写登基典礼的布置陈设：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前，缀辂在阼阶前。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戺；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

可以看出，作者按西序、东序，西房、东房，宾阶、阼阶，左塾、右塾的顺序，将豪华的兵器、玉器、舞衣、鼖鼓、弓矢、大车等写得井然有序；再按毕门、两阶戺、东堂、西堂、东垂、西垂、侧阶的次序，将各方守卫的兵卒、步步站岗的情景写得十分威严。叙事描写，井井有条。这种叙事的方法开创了后世记叙散文的先河。

再如《牧誓》，是武王伐纣的誓词，详记了武王誓师的情景：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一开始就描写出牧野誓师的环境，武王的威武，以渲染气氛。然后写武王命令友邦国君、官员和从征将士“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要他们举起戈，排好盾，立好矛，宣布誓师大会开始。会上列数殷纣王的罪状，说明自己伐商，“惟恭行天之罚”，然后发布战斗命令：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号召勇敢的战士们，在战斗冲杀中要整顿队伍，要像虎豹熊罴一样的勇猛，在殷商国都的郊野大战一场，不要杀掉殷商军队中来投降的人。如不勇敢作战，就要杀掉你们。把誓师大会写得绘声绘色，威武雄壮，武王说话的神情和性格特征都显露出来了。以上这些，比起《商书》的《盘庚》，散文又有新的变化。《周书》中的诰命之作，如《大诰》是东征平叛的宣言书；《康诰》、《酒诰》意在劝勉，情辞恳切；《君奭》披心吐胆，亲切诚挚……这些篇什都具有周朝散文的新特色：自然、素朴、庄重、真淳。三、《虞书》、《夏书》

在《尚书》中，除《商书》、《周书》之外，还有《虞书》，其中《尧典》记尧舜生平事迹，被人认作是最早的史传散文。《夏书》，其中《禹贡》记山川河流，被人认作是最早的山水散文。还有一篇产生于春秋后期的《秦誓》，写秦穆公在崤之战失败后的悔过自责，是最早的抒情言志散文。这些篇什文字较前流畅，记事也较前生动，表现早期历史散文的变化。

从散文的发展来看，《尚书》比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易经》卦爻辞都前行了一大步。首先，作品字数多，篇幅长，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是片言只语，而是结构完整之文；其次，从记言作品来看，具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能围绕论题筛选和组织材料，并用古今、正反对比方法，层层推理，说理透彻；再次，从叙事作品来看，时空、方位交代清楚，事件的缘起、发展、结局明白，常用语言和动作来写人，人物的情态、性格突出；又次，在表达上常用形象的比喻、句式的排比、语言的重叠等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生动性、节奏感和整齐美。故说《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成篇的历史散文，它也孕育着后世议论、描写、叙事、抒情各体散文。

第三章 文化争鸣：史传与论辩——先秦散文的崛起

第一节 散文流变概述

公元前8世纪后期，周平王东迁，西周灭亡，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巨大的社会变动，传统的天命神权观念动摇，统治者为了斗争和兼并的需要，开始注重人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促使历史家们总结研究历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价，表示自己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编年记事的《春秋》。

春秋后期，尖锐的斗争，频繁的战争，阶级的升沉，人事的多变，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仅仅记载诸侯各国历史大事的《春秋》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于是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又自觉地采集史料，编修史籍，因而出现了新的历史著作《国语》、《左传》、《战国策》等。由《春秋》的大事纲要到这些规模巨大、内容丰富的宏篇巨制；记言记事，由简括而发展为细致复杂；写人物，由一般的言行记录发展为多方面的刻画描写；语言由质朴艰涩发展为明白晓畅，富于文采。这三部历史著作，有同有异，各有特点，各具风采，对以后的史传散文、辞赋，以及唐宋散文都有很大的影响。二

战国的时势世变，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之后，士阶层兴起壮大，私人著述讲学之风盛行，文化广为传播，意识形态发生大变化，出现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想潮流，皆欲救世之弊，在继承殷周文化的“六经”的基础上，百家争鸣，务为创造，各成一家之言，迅速反映现实的散文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论语》、《老子》、《墨子》，由简短的语录体散文，向带有议论性的散文过渡。语言上，有文有质，韵散间杂，不重修饰，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讲求逻辑。

诸子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孟子》和《庄子》，由对话式的论辩散文，开始向专题论文发展，注意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语言生动流畅。修辞手法的运用，论辩的犀利透辟，铺张扬厉，气势磅礴，汪洋恣肆，奇丽诡谲是其风格特点，是后世论辩散文和形象化哲理散文的开山。

诸子散文发展的第三阶段：《荀子》和《韩非子》，专题论述，重在说理、结构严密，讲究修辞。文章的朴实浑厚，说理的细密周详，文风的严峻峭拔、锋芒毕露，语言的排比对偶，词采丰富和大量寓言故事的运用，是其散文的不同特点。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共同的趋向是由简到详，由质朴到富赡，它们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斗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善于叙事，说理透彻，描写生动，语言精练形象，风格多种多样，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

此外，战国后期，吕不韦的门客集体编写的《吕氏春秋》，总结先秦思想文化，博采诸家学说之长，是一部有严密系统的散文著作。它记录和保存了诸家学说中许多上古神话、历史传说和寓言故事，表现各家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文章风格，被称为“故事的渊薮和寓言的宝库”。还有一些散文著作，非成书于一时，难以判定其中文章产生的具体时间。例如《管子》，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也有秦汉时期的文章。书中记管子供事遗文和其他闻见资料，内容丰富，大部分是议论文和说明文，有的文章记叙生动、情节新颖，有夸张铺叙的特点。《晏子春秋》是专记晏子生平事迹的散文著作，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前期，有人认为成书在《国语》、《左传》之后，是最早集中写一个人物传记的著作，有形象的描绘，有艺术的创造。《礼记》为“六经”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多为议论说明文。其中《檀弓》由几十个小故事组成，如《苛政猛于虎》、《不食嗟来之食》等长期传颂的小文章即源于此。各则小故事，形式简短，含义深刻，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周礼》原是周代的职官志，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大概是战国末期学者所作，到了汉初，《冬官》亡佚，河间献王刘德乃以《考工记》补入，所以后世又名《冬官考工记》。或以为出于春秋末年，或以为出于战国初年。《考工记》全文约7000多字，记述先秦时期各种手工技艺制作方法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篇“标准的说明文”，条理清楚，描绘物态，十分细致，文字很质朴。《易传》是解释《易经》的著作，或以为产生于西周之初，或以为产生于春秋之末或战国之初，还有的认为其中少数文章产生于秦末汉初。《易传》的文章是从卜辞、卦爻辞向系统的说理文方向发展的，其中有许多是具有相当水平的哲学论文，论事说理，结构谨严，吸收了许多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富于文学因素。三

战国诸子和纵横策士为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游说诸侯，他们从民间故事、历史典籍和先秦以来各种比喻的艺术手法，吸收并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为叙事说理的重要手段，成为诸子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先秦寓言源于人类口头创作的古代神话、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是比喻、谐隐的发展，后世逐渐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特殊的文学形式。寓言最早见于文字记载，一般认为是《左传》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国申叔谏楚灭陈的“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人之牛”的故事，是寓言的滥觞。到战国，《墨子》书中出现一些寓言，故事情节简略，未脱离比喻形态。《孟子》中寓言增多，一部分仍似比喻，一部分则趋于成熟。《庄子》中寓言大量出现，寓意深刻，新颖奇特、丰富多彩，表示寓言的发展成熟。《荀子》不大重视寓言的运用和创造，书中很少。到《吕氏春秋》，用许多神话传说故事作为寓言，讽喻时事，寄托教训，论证命题，明理达意，显示出寓言已趋于独立。就形式而言，它上承《庄子》，下开《韩非子》的《内外储说》。《韩非子》集先秦寓言的大成，内容广泛，现实性强，艺术特色鲜明。

先秦“六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易传》中的论说散文等，都用了许多排比对偶句式，是后世骈文的发端。荀子第一个以“赋”名篇的《赋》，铺陈描写，以及散文中间以带“兮”字的楚辞体韵文，成为汉代散体赋的源头。四

先秦散文的发展，在远古散文的基础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春秋到战国初为第一阶段，新的历史散文著作出现，规模大，内容更加广阔丰富，结构布局，叙事描写，语言修辞，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战国中后期是第二阶段，百家争鸣，诸子散文大量出现，论辩说理散文成为主要形式，体制由对话语录发展而为论辩散文和专题论文，论事说理，结构严密，讲求逻辑修辞，风格多种多样，反映了说理散文的高度成就。

先秦散文的特点是：第一，文、史、哲合而为一，许多作品，既是历史、哲学著作，又是富有文学意味的散文作品。第二，这时期的散文著作，无论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第三，富于创造性。由于社会变化错综复杂，百家争鸣，斗争激烈；由于思想自由，无所限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现实，提出问题，敢想敢说，放言无忌，发而为文，形式、风格和语言艺术，都各具特色，多种多样，百花齐放。第四，各种体裁的散文已经具备。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战国为文章之盛”，“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其源多出于六艺”。这时期的散文，文体繁富，样式众多，思想艺术都与“六艺”有关，是后世不同形式的散文的发端，它对后代散文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二节 史传散文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两段话都说明《春秋》是孔子所作，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驱斥“邪说暴行”，维系世道。司马迁讲孔子周游列国，其“王道”主张不为七十余君采用之后，“厄陈、蔡，作《春秋》”。即回鲁国之后，作《春秋》拨乱世反正。实际上，《春秋》是鲁国官修的历史书，为鲁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官集体撰写，最后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教育弟子。它是继《尚书》之后作出的系统的编年体的断代史书。《春秋》叙事严谨，语言凝练，后代之人不易读懂。于是在战国时期学者们纷纷对《春秋》进行解说和阐释，为《春秋》作“传”。齐人公羊高著有《春秋公羊传》，鲁人谷梁赤著有《春秋谷梁传》，鲁人左丘明著有《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以《春秋左氏传》（又称《左传》）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今存《春秋》的内容所记鲁国凡十二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时鲁国和其他各国的大事记。从所记历史起止年月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简要地记载了242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16000余字。《春秋》是按鲁国国君的世系叙事的。其体例如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说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春秋》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可信又不够完备的编年史。说它可信，以天象而论，《春秋》所记载的日蚀36次，实34次，有33次可靠；再如《春秋》所记载的天琴星座流星雨、哈雷彗星等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可靠记录。又如彝器和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以及两晋以至唐宋学者引用的《竹书纪年》，也能和《春秋》的记载相印证。说《春秋》不完备，一是记事简略，有的连个轮廓都不完备；二是后来抄写遗漏，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以日蚀为例，《春秋》所记242年间在鲁国至少可见到60次以上，实际所记34次，仅记一半。此外，还有失记、失载的，至于传写脱漏等，从古今所载《春秋》经文的差距看，更为明显。《春秋》又是我国古代记事的散文著作。它记事的特点是，文字简练，格式谨严，用语精确。如记庄公十年发生的齐鲁长勺之战：“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如记僖公二十八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之战：“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如僖公十六年正月，宋国发生陨石和鹢鸟倒退着飞行的事件，《春秋》记载这件事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只用了二十一个字，就把宋国陨石的大事，记叙得清楚明白，错落有致，语言精确。前后二句，句法不同。按《公羊传》的解释，前后句法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事件不同，人的认识过程不同。“陨石，记闻，闻其填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这样的记事，表现了作者的认识能力和表达能力。《春秋》文章的简练平浅，条理清晰，谨严有法，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比《尚书》的佶屈聱牙，具有新的风格，对后来古典散文的含蓄蕴藉的特点有所影响。二、《国语》《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分国记事，全书二十一卷，计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由于《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故称我国国别史之祖。以后战国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录的《战国策》、《史记》中的部分《世家》、《三国志》等都受其影响，体例与《国语》有某些类似。《国语》的记事年限，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比《左传》早200多年；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即从西周武、成、康、昭王之后直到战国之初，历时537年。《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国语》三十三篇，左丘明撰。”之后，王充、韦昭、刘知几等，都认为《国语》为左丘明所著或编纂。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柳宗元在《〈非国语〉后记》中说：“宋、卫、秦，皆诸侯之豪杰也，左氏忽弃不录其语，其谬耶？吴越之事无他焉，举一国足以尽之，而反分为二篇，务以相乘，凡其繁芜曼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他认为内容上记录不全，结构上繁杂芜蔓，不像《左传》，所以说它不是左丘明所著。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左传》和《国语》二书“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也不类，意必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他从文章的体例、风格不一致，说明《国语》不是一个人著的。解放以来，一般人认为《国语》是先秦史家整理汇编而成，成书于《左传》之后。近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国语》成书于《左传》之前，在春秋末战国初，作者可能是晋国史官，不可能是左丘明编《左传》之后的剩余材料或补充，两书相同内容而篇章有差异，语言风格和文字水平不同，两书的重点也各不相同，《国语》着重在记述当时人物的言论，《左传》则着重记叙当时人物的行事，而且《国语》中有一些材料是《左传》所没有的。《国语》的内容，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至战国初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实，其中《晋语》最详，《周语》、《鲁语》、《楚语》次之，《齐语》、《郑语》、《吴语》、《越语》又次之。它与《左传》同时，绝大部分篇幅与《左传》一样，可与《左传》相参证，故有《春秋外传》之称。早在《汉书·韦玄成传》和《律历志》中就开始称《国语》为《春秋外传》。王充《论衡·案书篇》也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三国时韦昭《国语解叙》亦称“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国语》记叙的类型以记言为主，有对话，也有独白；有叙事，也有论述；有长篇大论，也有三言两语。其中哲理成分居多。所记之言多周、鲁等八国贵族的言论，以及国君对臣下的训话、告诫，臣下向国君的劝谏。《国语》突出儒家“重民”、“尚德”、“崇礼”的思想，比起《尚书》的古奥，显得平易浅近，生动流畅。例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主张让人民讲话，不能压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说明让人民说话大有好处：“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又如《鲁语上·里革论君之过》，晋人杀死厉公，边境官吏报告，鲁君问，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也。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像这样认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比殷商和西周初期的“敬天保民”有所发展。再如《鲁语》中的曹刿问战，把民心的归向作为能否作战的条件。《周语上》内史过论神，把民神并举，认为“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也是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

民本思想之外，当时统治阶级还强调尚德崇礼的道德修养，并把它看作是称霸的条件。如《周语上》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也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提出忠信仁义的道德观念，并以此为标准，把国君的道德修养同称王称霸的巨大政治作用联系起来，这是春秋以来适应社会斗争需要而产生的新思想。《国语》有许多人物对话的议论文章，说理细密，层次清晰，章法谨严，如前举邵公谏弭谤，邵公的谏词，属于论说文。开始说明“弭谤”的由来，“弭谤”的做法，实是点题，交代“弭谤”的事实，接下叙邵公谏“弭谤”，先用比喻说明“弭谤”的危险，然后引证历史事实，从侧面说明不能“弭谤”，不能压制人民说话；接着又用比喻说明，让人民讲话大有好处，“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最后又正面说明不能“弭谤”，“夫民虑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谏词说得很委婉又很形象，逻辑性强，论证有力。又如《楚语·王孙圉论楚宝》，是一篇论辩性的文章。赵简子“鸣玉以相”，问楚之白珩：“其为宝也几何矣？”赵简子以白珩视作宝物，王孙圉则加以反驳，首先提出以贤才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接着又提出：“龟珠金玉，山林薮泽，有用于国，皆可为宝。”分别论述之后，最后又加以总括，“圉闻国之宝，六而已。”对于赵简子的观点，针锋相对，一一辩驳。把贤才视为国宝，强调贤才对国家的重大作用，这样的思想以前是没有的。文章说理充分，前后对照。王孙圉回答的话，表面闲淡，实则“机锋射人”。《国语》在记言中注意通过人物的言论，或不同人物之间的回答勾勒人物的形象，表现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特征。如《晋语四》写晋文公重耳，开始逃至齐，桓公以女妻之，待之甚善，重耳贪恋安乐，不愿离开齐国，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后来齐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子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通过人物的言论、行动，把重耳这个贵公子的思想性格表现出来了，而且富有情趣。又如《晋语九》，写晋大夫董叔，想要娶范宣子之女为妻，以为援助。“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通过戏剧性的对话描写，讽刺了董叔想攀高门、图富贵的思想。如《晋语八》，写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的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先后征求了十个人的意见，十个人不同的回答，表示出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思想性格。不过，《国语》用言论写人物，很多都缺少人物的神采情态。《国语》记言也兼及记事，所记事件都独立简略，不相联系，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例如《晋语二》记晋代虢侵虞，宫之奇谏道，只说“伐虢之役，师出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出”，向其子说了几句虞将灭亡的道理就完了。《国语》写战争也是这样。如《鲁语上》记齐鲁长勺之战，仅记曹刿问战的言论对话，而不记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再如只记僖公二十四年，王孙满观秦师过周之北门后的言论，即写“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师丙，术，视”，也不写战争的前后过程，《周语》中记秦晋崤之战，《晋语六》记晋楚邬陵之战也是如此。《国语》文辞质朴，记言记事，写人物，多显得平板枯槁，不能引人入胜，但比起《尚书》、《春秋》却有新的特点。有少数篇章记言记事也很精采，波澜起伏，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例如《勾践灭吴》、《骊姬杀太子申生》等。还有《吴语》中写吴国与晋国交战前，描写吴国军事列阵，以及不少的外交辞令，可与《左传》比美。《国语》是第一部国别史，影响以后的另一部国别史《战国策》，它的有些记言记事，为《左传》所参考，进一步加工提炼。唐代柳宗元作《非国语》批评它的一些观点，但在序中，又肯定“其文深宏杰异”，并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为文章曾“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也说：“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多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三、《左传》《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左传》一书，或以为是解释《春秋》的著作，或以为是独立的编年体历史著作，或以为是自成体系的完整著作，但与《春秋》关系密切，并深受《春秋》的影响。《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春秋古经十二篇，经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自此有《春秋左氏传》的名称。魏晋南北朝时无异议。唐宋以来，一些学者根据《左传》中杂见战国时事甚多，认为《左传》作者非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左传补注序》认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左传》仍定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君子左丘明作。

左丘明，鲁国人，春秋时史学家。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生于孔子之前或孔子之后。《左传》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左传》集以前各类史书的大成，“广采当时文籍”，基于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深刻了解认识，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进程中各阶级的矛盾斗争，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而且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历史散文。《左传》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与《国语》基本一致，但表现得更鲜明，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在天、神和人的关系上，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强调人的作用。如昭公十八年，郑子产反对用宝物祭神以禳除火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又如桓公六年，楚武王将伐随，随要大举祀神，以求庇佑。季梁却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结果，“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这比《国语》中的人神并重的思想又进了一步。（二）在君民关系上，更重视人民的作用，表现了进步的民本思想。如庄公三十二年，引史嚣的话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又如，文公十三年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襄公二十五年晏子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说明树立君主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为国做主，不是要高踞于百姓之上。因此，君主必须有爱抚百姓之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表现得很突出，表明奴隶主统治走向崩溃，宗法制度开始动摇。（三）军事上也表现了以民为主的进步思想。《左传》极力描写战争，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战争的频繁，另一方面表现出作者进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战役中，作者都表现出战争的胜利并不决定于军事实力的对比，而是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决定于包括民心向背、上下是否团结一致等政治条件，决定于正确的战略战术，表现出作者的远见卓识。如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国能以弱胜强，是由于鲁国有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掌握了反攻的时机，正确执行了战略防御原则。又如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晋国战败楚国而建立霸业，关键在于晋文公在战前作了争取民心、教训士卒、选拔将帅等一系列政治工作，并且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鼓舞了士气，而且在战争中又运用了出奇制胜的战术等等，表现了弱国战胜强国的必然。（四）热情歌颂了春秋时代有见识、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如对春秋五霸的歌颂，肯定他们对当时历史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子产、晏婴、伍子胥一类政治家，对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事件如弦高犒师、申包胥哭秦廷等都给以热情的赞赏。其中对郑子产这位大政治家的描写尤为突出。如襄公三十年写子产为政，正确对待大族，使郑国安定；治理城市乡村，“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及三年，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又如襄公三十一年写子产从政，“择能而使之”，善于任用贤才，各施所长，所以“鲜有败事”。多方面地表现了子产这个政治改革家的业绩，给以热情的赞赏。

另一方面，《左传》对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阴谋诡计，伦常道德的虚伪，父子兄弟为争夺权势的相互残杀，等等，都作了充分的揭露。如郑伯克段于鄢，晋灵公不君，齐桓公之死，晋献公杀太子申生，楚商臣弑父楚成王等。在天神君民关系上，《左传》虽强调以民为主，但又极力维护奴隶制一整套政治、伦理、社会道德和旧秩序。如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劝齐景公防止陈氏篡权的危险时，大肆宣扬礼的作用。《左传》突出的艺术成就有以下几点：（一）善于叙事。《左传》依照《春秋》的编年体例，详记春秋242年中以鲁国为中心兼及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把头绪纷繁的人物事件，构成情节生动结构完整的故事，前后连贯，首尾照应。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叙述了由于武姜对于庄公和公叔段的不同爱憎，导致了家庭的内部矛盾，进而发展成为阴谋争夺政权的武装政变，母子兄弟，成为仇敌，而在政变平息之后，庄公又出于虚伪的礼法，母子相见，和好如初。用很少的文字，把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叙述得层次分明，结构严整，引人入胜。（二）善于描写战争。《左传》描写战争，大小战役数十上百次，各有不同。善于抓住战争胜败的关键，如政治情况、人心向背、战前准备、外交斗争、人物的思想动态等，着力描写，预示战争双方必然的胜败结局，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如《城濮之战》不仅从战前、战时写到战争结局，还写了双方营垒内部的思想状况、战略方针，而且特别以生动的情节描写晋楚双方战时的情景。又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是晋楚为争夺对郑国控制权的一场战争，《左传》不仅写得完整，而且有许多精彩的描写。如写楚军列阵迎战，下令前进，主动迫近敌人。于是，“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晋军统帅荀林父不知所措，“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生动地写出晋军的混乱状态，争舟渡河，先上船的人砍断攀着船舷人的手指，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以后，又写晋军溃退的情况：车陷坑不能前进，楚兵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才拔出陷坑；走不远，马又盘旋不进，楚兵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这样才逃了出去。充分表现出晋军的狼狈，可晋军却自我解嘲说：“我们不如你们大国屡次逃跑，很有经验。”到了黄昏，剩余的晋兵已经溃不成军，连夜渡河，喧嚷之声，整夜不止。这里，把晋军败退的情况，写得非常形象逼真。（三）善于描写人物。一是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如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在“齐师伐我，公将战”，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出场，又是在乡人劝阻的情况下请见庄公，一开始就表现出曹刿的不同寻常。入见庄公，不说战事而谈政治，谈民情；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从容镇定。战争之后，总结经验，侃侃而谈，刻画出了一个爱国的杰出的军事家的形象。二是善于从发展中描写人物的性格。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对重耳的描写，出奔之初，晋人伐蒲，蒲人欲战，重耳不可，遂奔狄。过卫国，求食野人，野人“与之块”，重耳“欲鞭之”，表明重耳出身贵族公子，未经困苦，不自觉地表现出贵公子脾性习气。到齐国，齐桓公妻之以女，成为贵宾，安于现状，不愿离开齐国以图大事。表明重耳留恋妻室，贪图玩乐，没有四方之志。离开齐国，在艰苦生活的磨炼下，在狐偃、赵衰等人的辅助下，重耳增长了见识和才干，逐渐走向成熟。在楚国，重耳善于应对楚成王之“礼”，谦恭得体。到秦国，重耳从远大抱负考虑，小礼不辞大让，取得了秦国的政治支持。回国即位，对寺人披和竖头须，宽宏大量，免除了灾祸。对介子推忘其赏禄，乃“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表现其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三是善于大笔勾画人物。如《殽之战》，写秦穆公要举兵袭郑，不听蹇叔的谏诤，表现其利令智昏，招致失败。而又“素服郊次，乡师而哭”，自己认罪，表现出知错认错，善于正确对待臣下，具有政治家的风度。有人研究统计，《国语》所写人物将近上百，而《左传》有名有姓的人物将近3000个，其中数以百计的人物显示出一定的个性，有几十个人物形象相当鲜明。（四）善于记言。《左传》写许多人物的对话，精练传神，富于文采。如《曹刿论战》中写曹刿与乡人的对话，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未可”，“可矣”；《殽之战》中，秦穆公访诸蹇叔，蹇叔的对话表示出这位老谋臣对政治、军事的丰富经验，对地理形势的深刻了解。穆公使人责骂蹇叔，表现其骄傲自信，利令智昏的神情。先轸问秦囚，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则又是放言无忌，直指其过。可见每个人说话的语气不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神情。《左传》记言的成就，特别表现在许多“行人”的外交辞令上。“行人”指当时的外交人员。他们凭借其强烈的爱国心和能言善辩，运用优美的语言和外交辞令折服对方，达到维护所事君国利益的目的。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面对秦、晋围郑，郑国处于危亡的重要时刻，全凭烛之武的外交辞令，说退秦军，保全了郑国。这段记言，说理有据，层层深入，文笔曲折，言简意赅。再如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盟屈完”，成公二年“齐国佐不辱命”，襄公二十一年“晋人征朝于郑”等的外交辞令，都与此类似。有的外交辞令，如成公三年的“吕相绝秦”则由双方对答，发展而为长篇大论，骈散并用，已具有论辩散文的特色。《左传》是规模巨大的历史著作，杰出的史传散文。它突出的艺术成就常为后世称道。唐代刘知几《史通》评《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六家》）清代刘熙载也称赞说：“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艺概·文概》）它标志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直接影响《战国策》和司马迁的史传散文和唐宋及以后的传记散文。四、《战国策》《战国策》是继《国语》之后，又一部按国别记言兼记事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历史散文集。它记录了东周、西周、秦、齐、赵、楚、魏、韩、燕、宋、卫、中山的国事，杂记自春秋至秦吞并六国，凡245年的历史事件。

今存《战国策》，是西汉末刘向校录皇家图书，根据许多不同抄本整理编辑而成的。他在《战国策叙》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战国策》多出于游说之士的说辞材料，或经验汇集。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学派的士人，都以游说国君作为入仕途径，以达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目的。到了战国中期，纵横之士兴起，四方游说，以谋取富贵，除了揣摸时势，知人论事，还要特别研究自己的言辞。有的游说者为了学习仿效，除自己编写之外，还将前代游说者的著作，各国史官所记录的材料在文字上进行加工润色，最后编集为书。由于编集的人不同，汇集的资料不完全一样，故出现很多种抄本，“错乱相糅莒”。最后，经过刘向的校订、增补、综合编排，去其重复，共33篇，定名《战国策》。东汉高诱曾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正文和注释都有散失，曾巩作了校补。到了南宋，在曾巩校注的基础上，出了两个新注本：一是姚宏的续注本，二是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注。到了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本的基础上作《校注》，近人金正炜又作《补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其内容与《战国策》相似。《战国策》的主要内容，是记述纵横家的言行，从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政治大事，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特别是秦与六国之间，合纵和连横的复杂斗争。它的思想倾向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具有民本思想，对暴君和残民以逞、荒淫无耻的统治阶级有所揭露，对有正义感、有远见卓识、能济困扶危的高人义士，热情歌颂。它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表现出《尚书》、《春秋》和《国语》、《左传》所完全没有的新思想。书中不讲天道、鬼神，不讲尊卑上下，不讲君臣之义，而大讲士的重要作用。如《齐策四·颜斶说齐宣王》，强调士比王贵。齐宣王见颜斶，要“斶前！”而斶亦曰：“王前！”声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燕策一·燕昭王求贤》，写燕昭王发愤图强，愿“得贤士与共国”，听郭隗之谏，“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于是“燕国殷富”，击败齐国，达到报齐入侵之仇。《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由于齐威王采用了邹忌广开言路，倾听批评的劝谏，“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再如《魏策四·唐且不辱使命》，写唐且不畏强暴，敢于在秦王的宫廷上挫折秦王的威风，战胜了秦王的讹诈，使“秦王色挠，长跪而谢”。《战国策》极力宣扬士“扶急持倾”，“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重大作用，虽然许多都是夸张渲染，但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有类似之处。

与此相连，《战国策》还提出了如何识别贤才、使用贤才，以及怎样才能进用贤才的问题，较之《国语》、《左传》，从理论上阐述了深刻的见解。如《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莫敖子华向楚威王说明什么是人才，以及人才的多种多样。他说：“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勋，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说明贤才必须是“忧社稷者”，同时贤才又各有所长，表现不同。国君要招揽这些贤才，必须爱好贤才，真正了解和识别贤才。《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汗明用伯乐相马的故事说明，国君应该像伯乐那样，有识别贤才的眼力，有热爱贤才的感情，视贤才为知己。《楚策三·苏子谓楚王》，苏子把进用贤才看做人臣的可贵品格。“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好伤贤以为资”，不是忠臣。人臣进贤，要做到没有嫉妒之心，君主观察臣下，也要知其是否无嫉妒而进贤。以上对人才问题的思想见解，不仅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就是在今天，仍有认识和借鉴作用。（二）在治国方面，《战国策》与《国语》、《左传》不同，不讲尧舜之道，不讲礼让，不讲仁政，而是讲变法图强，讲权谋，重武力。如刘向所说：“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如《赵策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张强兵强国，变法易俗，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确定治国的措施。“事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赵武灵王坚决贯彻胡服骑射，变法图强的决策，耐心说服群臣：“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观时而制法，因时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作者对这种变法图强，强兵强国的政治主张是肯定的。《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只讲“权藉”、“时势”，不讲仁义礼让，认为成就王道、王业，不在用兵结约，而重在权术。（三）《战国策》不讲信、孝、廉的道德修养，大肆宣扬个人进取、势位富贵、功名利禄。如《燕策一·有人恶苏秦于燕王者》，苏秦就对被奉为“天下之高行”的“信、廉、孝”三种道德伦理观念进行攻击，认为“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只不过是“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他一反当时的道德标准，公然以不信、不廉、不孝自命，明确主张“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公开抛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当他说赵王得用，富贵一时，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此时的苏秦何等威风，不但骄其妻、嫂，而且骄其父母。并感叹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公开否定伦常道德，宣扬势位富贵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这种重功利的思想，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战国策》成书于战国后期，它的文章比起《国语》、《左传》，在艺术上又有许多新的特点：（一）论事说理，机智灵活，风格多样。《战国策》的文章有许多是战国纵横游士的言论说辞，是《国语》、《左传》人事对话和“行人”外交辞令的继承和发展。一是铺张扬厉，变本而加恢奇。即铺陈、夸张、渲染，辩丽横肆，富于鼓动性。如《齐策一·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的富强。说齐国的地理形势，土地之广，兵甲之众，粮食之多，车骑之良，特别集中夸张齐国都城临淄的富庶，以此说明，“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计过也。”又如《韩策一·张仪说韩王连横》，则用对比手法，极力渲染秦国和韩国力量的悬殊，说了韩的力量之后，又夸张渲染秦之强大，又与六国之士卒相比，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以连横之利和合纵之害，说服韩王。二是摆事实，讲道理。如《秦策一·司马错请伐蜀》，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张仪主张伐韩，挟天子以令天下，建成王业；司马错则主张伐蜀，与张仪针锋相对。司马错论伐蜀之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敌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也；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司马错从广国富民出发，主张伐蜀，沉着冷静地讲道理，毫不夸张毫不渲染。三是形象比喻，劝谏说理。《楚策四·庄辛论幸臣》，庄辛对楚襄王的奢侈纵欲，宠幸佞臣进行劝谏。文章先从蜻蛉的被害写起，又说到黄雀小鸟、黄鹄大鸟，“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不知公子王孙的挟弹摄丸，摄射者正在修整弓箭，终于被害丧生。然后又由雀鸟写到小国蔡圣侯，骄奢淫乐，不顾国事，没有料想到楚国正向蔡国发兵，自己终于被楚国所俘。然后才由蔡圣侯说到襄王，直接劝谏，点出居安忘危、必有后患的主题。四是寓理于直问与反问之中。《齐策四·赵威后问齐使》，全以问话方式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然后进而问之，“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叶阳子无恙乎？”“北宫女婴儿子无恙耶？”“於陵子仲尚存乎？”逐一阐述自己爱民、重贤、惩恶的观点。《魏策五·张旄谏攻韩》，则又全用反问的方式，表明劝谏攻韩的道理。魏安釐王要想与秦攻韩，问大臣张旄的意见，张旄不直说，在回答中用了一连串的反问：“韩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从天下乎？”“韩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张旄曰：‘韩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张旄曰：‘韩且割而从其所强与所不怨乎？且割而从其所不强与其所怨乎？’”反问中，表明魏攻韩只有利于秦，无利于魏。两相对照，不言而喻，启人深思。（二）人物描写，细致传神。比《左传》写人物的艺术技巧，又有新的变化发展。一是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写人物。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就用欲扬先抑、前后衬托等多种手法。文章先交代人物的来由，“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贫穷到无法维持生活，托人求孟尝君愿作食客。接着又借属托者之口说其“无能”、“无好”；孟尝君似乎不得已，“笑而爱之”，极显出他的平庸。冯谖出场，左右之人，因孟尝君贱视他，“食以草具”。冯谖三次弹铗，“左右皆笑之”，“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从第三者的角度进一步表现其地位之低下，不被人重视。这是侧面描写。但是，冯谖三次弹铗，公开乞求，无所顾忌，对左右的笑之、恶之，毫不在意，却又显示出人物的不同寻常。“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视孟尝君为知己，而表示出高兴的神情，则又别具风采。然后以收债于薛开始正面描写。孟尝君出记，冯谖署曰“能”，与上文“无能”相应对，又引起孟尝君的惊异。然后逐一表现其“能”：焚券市义，西游于梁，立宗庙于薛，通过为孟尝君凿“三窟”的过程，生动地表现出冯谖超人的胆识，过人的才智。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有似小说的笔法。二是从人物的言行性格冲突和相互对比来刻画人物。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鲁仲连在赵国邯郸的时候，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辛垣衍尊秦为帝。见平原君，责备其胆怯无能：“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见辛垣衍，双方唇枪舌剑，开展论争。辛垣衍从个人出发，要鲁仲连离开围城。鲁仲连则大义凛然，针对辛垣衍的尊秦为帝，指责秦国，说明留围城之中“欲以助赵”，宁死不忍为秦国之民。辛垣衍不知秦称帝之害，鲁仲连援古引今，说明屈尊于人终致后患的历史教训，驳斥了尊秦为帝的错误主张。辛垣衍害怕秦国，甘愿以奴仆自比，鲁仲连援引历史事实，说明若不制止而让秦称帝，不仅梁王不得安然无事，你辛垣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宠位。结果终于折服了辛垣衍，不再谈尊秦为帝。文章通过平原君的胆怯无能，辛垣衍的为个人打算，鄙陋猥琐，眼光短浅，同鲁仲连相对照，表现出鲁仲连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坚定沉着，远见卓识。三是通过气氛的渲染来突出人物的形象。如《燕策四·荆轲刺秦王》，通过曲折的情节刻画出荆轲的勇士形象，特别是易水送别一段：“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通过气氛的渲染，在悲壮的气氛中，把荆轲勇毅、豪迈的英雄形象，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三）多运用寓言故事作为叙事说理的手段。这是不同于《国语》、《左传》的又一特点。寓言最早出现于《左传》，数量少，又缺乏故事情节，到《战国策》，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故事情节精细曲折，形象生动，寄寓的思想颇能引人深思。如《楚策一·江乙对楚王问》，用“狐假虎威”的故事，借以说明北方之所畏昭奚恤，实是畏楚王的甲兵。又如《齐策一·齐人谏靖郭君城薛》中客借“海大鱼”谏靖郭君停止筑薛城：“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即保有齐国，何用薛城呢？靖郭君乃止筑薛城。又如《燕策二·苏代谏赵王》中苏代用鹬蚌相争谏赵王停止伐燕：“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持，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四）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句式，增强说理气势。《战国策》中纵横之士为游说人君，讲求言辞，有的文章差不多都用排比，如《苏秦始将连横》等；有的文章如《赵策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更多用的对偶：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之观其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变乎？

这些排偶、骈语，是我国古代骈文兴起的开端。《战国策》的散文艺术，继承《左传》而发展。它的铺张扬厉、纵横驰骋的文风，影响了汉初贾谊、邹阳、枚乘的政论散文，影响了枚乘的《七发》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战国策》有些人物描写如冯谖、苏秦、荆轲等，直接为司马迁所吸取采用。唐宋散文作家有的也受其影响，如韩愈、苏洵、苏轼的一些史论和策论文章，更体现出《战国策》文章的特色。总之，《战国策》在思想艺术上可说是古代历史散文的杰作，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不朽意义。五、《晏子春秋》《晏子春秋》又名《晏子》，是记叙春秋时齐国政治家晏子的思想言行、政治主张及其活动的纪实散文集。自汉至唐初均认为春秋齐晏婴撰，自柳宗元提出异议后，争议颇多。不过，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的《晏子》残简与今本八篇大体一致，从而可断定其为先秦古籍。至于有些故事甚至是晏子死后之事，则可能是晏子后人、宾客、民间史家编撰而成，成书约在战国中前期。《晏子春秋》共分八篇：内篇谏上第一、内篇谏下第二、内篇问上第三、内篇问下第四、内篇杂上第五、内篇杂下第六、外篇第七、外篇第八，215篇文章全部与晏子的事迹有关，是我国第一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人物长篇传记。故《四库全书》将其列在史部传记类，称它“实为传记之祖”，是有一定道理的。《晏子春秋》中的晏子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末期齐国大夫，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他曾称“婴则齐之世民也”，即他家并非望族，而是普通人家。直到其父晏弱为齐卿事灵公后，地位稍显。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其父晏弱死，晏子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佐景公达40余年，《晏子春秋》所记之事主要在景公时期。（一）《晏子春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琐事，表现晏子具有一颗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公元前548年，大夫崔杼弑其君齐庄公后，立齐景公为君，与庆封一起自封为相，并集中诸将军、大夫于太庙，用武力胁迫他们盟誓，效忠于他们。唯独晏子“盟誓”时咀咒崔杼、庆封：“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他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但他又不肯为昏君（庄公）死难，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内篇杂上》）公私分明，成礼全节。他身为三朝相国，居室简陋，粗衣食，不嫌妻老，不受非分之赏。其克己奉公之风显名于诸侯。他以民为主，爱民安民，提倡仁政，省刑薄敛，反对严刑峻法。一次，齐景公死了一条猎狗，既做棺椁，又搞祭祀，取乐于宫中。晏子认为“君过矣（错了）！”说：“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死狗有棺。行辟如此，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聚于百姓，而权轻于诸侯。”（《内篇谏下》）这种倒行逆施必然影响国家的安全。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多次谏言：“重敛于民，民必哀矣。”（《内篇谏下》）“君税敛重，故民心离。”（《内篇问下》）主张“节取于民”（《内篇问上》），赋役不应使百姓“财屈力竭”（《内篇谏上》），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二）《晏子春秋》通过多次“谏言”，表现晏子是一位不畏权势之诤言敢谏的忠直耿介之士。《晏子春秋》215篇文章中，标明晏子“谏言”的有63篇（《内篇谏上》25篇，《内篇谏下》25篇，《外篇第七》13篇），占全书的近三分之一，可见晏子为国为民向君主进谏次数之多，内容涉及国家的礼仪法度、推行仁义、任贤用贤、经济发展、救灾安民、外事交往，以及君主戒声色之乐等。为了达到“谏言”之目的，他还采取不同的进谏方式。一是“坐谏”。齐庄公不喜欢晏子，一次宴饮召晏子来，有意嘲弄他。晏子坐在地上不起。待庄公问他为何“坐地”时，他说：“婴闻讼夫坐地，今婴将与君讼，敢毋坐地乎？”即我要与君王争辩是非，故坐在地上。又说：“婴闻之，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谓矣。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内篇杂上》）直指齐庄公“无义”“无礼”，“好勇恶贤”，“祸必及身”。大胆放言，忠言逆耳，不久庄公果为崔杼所杀。二是“哭谏”。齐景公修筑长舍，将要美饰它，风雨大作。景公与晏子入座饮酒，召乐工来助兴。酒兴正浓，晏子唱起歌来：“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罢，“顾而流涕，张躬而舞。”（《内篇谏下》）即禾苗无收，风雨吹落，上天凋敝生民啊！齐景公受教而废弃饮酒，停止工程。三是“跪谏”。齐景公时，连续下雨十七天。景公却日夜饮酒。晏子请求“发粟于民”，救济灾民，多次请求均不准，景公反而派人到全国寻求善歌舞之人。晏子很不高兴，只好把家里的粮食分发给灾民，步行去见景公，陈述灾民之苦难，而宫中却声色犬马日夜作乐，这是很危险的。“我”身为宰相，“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婴之罪大矣。”（《内篇谏上》）深深跪拜。齐景公深受教育，即令减少宫内开支，赈灾济民。四是“屡谏”。一次齐景公在公阜巡游，晏子一天之内三次进谏，批评他“嗜酒而并于乐，政不饰而宽于小人，近谗好优，恶文而疏圣贤人”，其灾祸比彗星出现还厉害。齐景公气愤得变了脸色，很不高兴。直到晏子死后，他才悔悟地说：“夫子一日而三责我，今谁责寡人哉！”（《内篇谏上》）其他还有谏景公不要滥杀无辜，诛杀养马圉人和骇鸟者，都是以旁敲侧击方式的“善言”之谏。这些进谏常常触怒景公，但晏子出于公心，君主屡怒屡谏，表现了不畏权势的忠直耿介之风。（三）《晏子春秋》通过典型的外交事例，表现晏子是一位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功臣。一是晏子使吴。吴王命“傧者”称“天子请见”他，企图屈辱晏子和齐国。晏子若以“天子之礼”见吴王，则吴国与齐国就变成君臣关系。晏子三次佯惑，说：“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内篇杂下》）吴王只好出来以诸侯之礼相见。晏子以“佯惑”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二是晏子使楚。楚国人因晏子身材矮小特意在大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让晏子进去，意欲辱晏子为小国之人。晏子深知其用意，拒绝入，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后改从大门入后，对楚王“齐无人”之问，说：“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机智敏捷，反唇相讥，嘲讽了楚国，维护了齐国的高大和威严。

总之，《晏子春秋》语言平实，简洁生动，故事性强，引人入胜，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第三节 论辩散文：儒家与墨家学派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立者，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后家境中落。他早年丧父，家“贫且贱”，但他聪明好学，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稍长，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事。开馆授徒，并从事政治活动。50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时极短。鲁定公十二年（前498），他54岁，开始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为实现其主张，他先后去了卫、陈、曹、宋、郑、蒲、蔡、齐、楚等国家。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返回鲁国，是年孔子68岁。周游漂泊14年，主张并未见用。晚年，他更致力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他的弟子众多，先后有3000人，以颜渊为代表的高才生72人，遍及鲁、卫、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影响甚广，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开私人著述讲学之风，促进了学术文化下移，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论语》就是孔子的“论”和“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编辑而成。《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共20篇，512章，约两万字。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所作的记录；有一部分是孔子自述的言论；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少部分是弟子回答别人的言论。总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作。《论语》表述的孔子思想、儒家学说，遍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标帜。（一）重物重人，对鬼神、宗教迷信持怀疑态度。孔子不否认宇宙中有人格意义的“天”，他在答卫灵公的大臣王孙贾之问时，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但他又把“天”看成是自然物。他在回答子贡之问时，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即“天”未曾说话，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孔子重视祭祀活动，他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但他又怀疑鬼神的存在。他在回答季路关于“鬼神”和“死”之问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表达了重人事、轻鬼神的现实态度。他还“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这些观点表现了孔子开始摆脱夏、商、周以来的奉天、敬神、尊鬼的命运桎梏，强调知命，重在人为，开始走上诗教礼乐文化之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二）提倡“仁”、“仁爱”，主张施仁政，富足于民。“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所谓“仁者，爱人”，“仁”就是一种博爱精神，即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和睦相处。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认为“仁者”应该“先难而后获”（《雍也》），即“仁者”要先干实事，经受磨难，为百姓分忧解难，把“获”（索取）摆在后面。孔子主张施行“仁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季氏》）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施惠于民，以获民心。因此，他主张轻徭薄赋，富足于民。鲁哀公十一年（前484），他的学生冉求帮助鲁国大夫季孙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孔子十分气愤，不承认这个学生，号召门徒向冉求进攻：“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表明孔子反对横征暴敛的坚决态度。实现薄赋敛的“仁政”，关键在于统治者限制其奢侈腐化生活。为此，孔子反复强调“政在节财”，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反对聚敛和役民失时，应减轻百姓负担，以免耽误农业生产，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这些主张应该说是具有爱民、亲民的民本思想的。（三）主张内省，见贤思齐，乐观进取，取义成仁的高尚道德修养。首先，学习先进。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在他的影响下，学生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即学习贤人，时时检查自己之不足。其次，他认为一个人应当“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即忠诚守信，厚道庄重。“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要与人无争，不要结党营私。再次，要求做到“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即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又次，要正确对待贫困富贵，乐观进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最后，提倡“松柏”气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一个人要像松柏一样具有抗严寒、经磨难的坚强品格，做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样，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表现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这些主张标示出道德修养的具体要求与高尚境界。（四）主张善教、善学、为人师表。孔子在培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教育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出了系统的教育主张。首先，他倡导“有教无类”（《卫灵公》），使很多过去根本无权受教育的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把“文、行、忠、信”（《述而》）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他注重启发诱导，运用启发式教学。他从不急于灌输给学生什么，而是引导他们怎么学，并善于利用各种场合和时机去激发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孔子还努力创造自由活泼的教学气氛，提供平等谈话的机会，运用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开启学生心智，增长学生才干。他采用“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先进篇》记载：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个好主意就立刻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应先请教他们，怎么可以听到就做呢？”冉有问：“听到一个好主意就立刻去做吗？”孔子说：“对，应该立刻去做。”旁边的公西华疑惑不解，问孔子：“为什么对同样的问题您的回答不同呢？”孔子说：“冉求（冉有）生性畏缩，所以要鼓励他立刻去做；仲由（子路）勇气过人，敢作敢为，所以要他慎重地退后一步。”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被后人广泛运用教育实践中。他在教学中善于掌握“循序渐进”的原则。颜渊深有感触地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他还提倡学思结合，由博返约，温故知新等教学方法。

孔子在为师之道方面，非常强调身体力行，教学相长，为人师表。他学无常师，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艺鄙事，都留心学习。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要与思相配合，他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主张学要与问相配合，他“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他和弟子也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学还必须与习相配合，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他的所学又与所行相符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他强调要多做少说空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学习从博返约，一以贯之；学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述而》）“过则勿惮改。”（《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确是他善学、善教、为人师表的真实写照。

不过，因受时代的局限，《论语》在思想方面确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所“复”之“礼”是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即维护贵族阶级统治的等级制度。因此，他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次，他瞧不起劳动人民。他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学生樊迟提出“学稼”、“学为圃”，即学种庄稼和种菜时，他竟然指责樊迟是“小人”：“小人哉，樊须也。”（《子路》）再次，孔子歧视妇女。他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这些思想观念对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极大，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应当剔除的“糟粕”。《论语》在古代散文发展上的贡献，就是首创对话体散文。这些对话是孔子“辞达”（《卫灵公》）、“文质彬彬”（《雍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散文观”的体现，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多方面的特点：（一）对话简洁、精练，含蓄蕴藉，富于人生哲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温故而知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欲速则不达”（《子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微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这些精辟的语言是对社会人生的高度概括，具有催人前行的魅力，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立身行事的箴言。（二）对话措辞严肃而又从容不迫，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写孔子反对讨伐颛臾与学生冉有、季路的对话。首先，孔子批评了两位学生没有制止季氏将伐颛臾的主张；再针对冉有“今乎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的话，进行批驳：“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映了孔子的反战思想，他不主张用武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希望用礼、义、仁、乐的方式解决争端。（三）对话语言极富个性，鲜明地再现了人物的不同风貌。《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写孔子与四位学生谈理想志向。子路“率尔而对”，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而曾皙则放下手中弹的瑟，说：“异乎三子者之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前三位的话均“哂之”（微笑），只有对曾皙的话表示赞同。这里，当过将帅以勇敢自矜的子路豪气干云，当过权臣“家宰”的冉有谦恭谨慎，当过外交官的公西华低调辞令，曾皙的潇洒从容，孔子的随和谦抑，诱导有方，均赫然在目，给人以鲜活的印象。（四）对话具有浓厚的抒情韵味和完整的叙事特色。孔子对爱徒颜渊的评论，充满了深情与爱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赞美之情，溢于言表。“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先进》）悲痛之意，痛彻肺腑！《微子·子路从而后》写子路遇见隐者之事：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有人物，有语言，有行动，有情节。子路“拱而立”的恭谨，荷蓧丈人批评不劳者，留子路宿，杀鸡煮黍招待他，并引见其二子的热情，均跃然纸上，是一则叙事完整的小故事。二、《孟子》《孟子》，儒家经典之一，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是记录孟子言行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11篇，现存7篇。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先世为鲁国孟氏之后。他三岁丧父，家境贫穷，靠母纺织为生，他奉母至孝。孟母教子有方，有“三迁”和“断机”故事，对后世影响极大。孟子私淑孔子，师承子思。一生捍卫儒学，广收门徒，游说诸侯，历游齐、宋、滕、魏等国，宣传其学说思想，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其主张不被采用，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他是儒家学派的忠实信徒和继承者。但他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未达于尊显。自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肯定：“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子就成为儒家八派中唯一能继承孔学的人物，这才出现了孟子地位的“升格”。到了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孟子》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至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孟子》升“经”，与《论语》并列。以后“四书”长期成为封建王朝科举取士的标准读物，这不但成就了《孟子》一书的地位，也抬升了孟子的声誉。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此后被尊为“亚圣”，成为钦定的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孔孟之道。孟子的思想学说博大精深，遍及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一）主张“天人合一”的道德观和性善说。他认识到人类世界是道德的世界，以为道德根源的最终标准是“天”。孟子引《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这种天意源自民心的认识，反映出天人合一的道德标准。他把“天”想象成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最终以“天意、民意”合一，其合理内核，可视为对暴君的一种警示，并提醒为君者绝不能有违民心。同时，孟子追求天道与人道，亦即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仁民而爱物”。他指出：人类应当顺从天道（大自然）的规律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应当与养护再生同时并重。“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诚如是，“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梁惠王上》）。孟子盛赞“牛山之木尝美矣”（《告子上》），若以斧斤相加，以牧放牛羊而践踏，牛山本来面目便会完全丧失。由此告诉人类，利用自然与依赖自然，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必须求得和谐统一。“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人性本善，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认为天有善恶之心，人性天赋，善端与生俱有。因此，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性善”的具体表现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这“四端”犹如人之四肢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善”中的一种本能。这是人区别于禽兽之性的重要表现。人之所以不善，是后天受环境的影响和私欲的蒙蔽。因此，一个人应当“先义而后利”，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正和谐。如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由性善到取义舍利，以达到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这就是性善说的功利追求。（二）宣扬以民为本，施仁政，行王道，反霸道，揭露和批判统治者的暴虐行为。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认定“民贵君轻”，民重权势轻。国家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民为先决条件，天命在民心而不在君主，君主无道可以诛杀之。成汤流放夏桀、武王伐纣均是惩治毁灭仁爱和正义的恶贼。所以，“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孟子以“民为邦本”的认识，强调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客观真理。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行先王之道”，“尊先王之法”，“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即先王都是推行王道、施仁政的典范。因此，他“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援引史事，称颂先王之德政。施仁政、行王道，君主还应讲仁贤、礼义、政事。否则，“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尽心下》）“以德行仁者王”，德行天下者方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而仁政最具体的表现是给百姓以安乐，与民同忧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这样，就能以仁德治天下，仁者便可无敌。

此外，行王道还必须反霸道。孟子认为王道与仁政连为一体，霸道则与暴政相连，以德服人的仁政，当然要反对武力食人、杀人的暴政。所以，孟子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这些人“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这些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这些“善战者”，应“服上刑”，他们是“自作孽，不可活”（《离娄上》）。对行霸道、暴政之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三）主张民有恒产，省刑罚、薄税敛，济百姓，不违农时发展生产，使民富足。孟子认为在经济上必须“制民之产”，使百姓拥有一份“养生丧死无憾”的财产，即叫恒产。这种财产可以满足百姓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足够他们养家糊口：“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要解决“恒产”，关键是土地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井地”方案：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滕文公上》）

这是孟子落实“恒产”所规划的具体方案，即实行井田制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

孟子主张经济上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在见梁惠王时，对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反对重赋敛以富君的做法，认为“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告子下》）。对农业税，孟子认为西周通行的什一税率和井地方案中的“九一而助”是最合适的税率：“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耕者九一”（《梁惠王下》），甚至采取“助而不税”（《公孙丑上》）的方法，即采用助耕公田的劳役税，而不采取土地收获物的实物税，以减轻百姓负担，使之获得必要的劳动产品，保证生活之需。此外，孟子还主张除征收农业税外，不征一般商旅买卖之税，即“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以繁荣市场。对于少数垄断市利的商人（贱丈夫）必须征税。他说：“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公孙丑下》）

孟子还主张济百姓，不违农时，发展生产。他认为国家应抚恤鳏寡孤独等“天下穷民而无告者”（《梁惠王下》）；灾荒之年应开仓赈济百姓；生产上有困难者也应救济：“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下》）“君之于氓也，固周之。”（《万章下》）国家对百姓进行周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徭役征发必须“不违农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不违农时，才能发展生产，富足百姓。否则，“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破坏生产，造成人间悲剧。

孟子的经济思想及其主张是他施仁政、推行王道的具体表现。他的理想王国的蓝图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再辅之以教育，申孝悌之义，百姓生活稳定，社会和谐，“仁政”和“王道”就可实现。尽管孟子的“理想”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种亲民、爱民、保民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四）主张尊老爱人，加强修养，提高道德自律，追求自我人格完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要加强修养，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公孙丑上》）要“尚志”，立下“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之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明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要“专心致志”于仁德的修养，集“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告子上》）于自身。

加强伦理道德修养，还应做到“道德自律”，追求自我人格完善。孟子认为一个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安贫乐道，绝不同流合污。要爱人，推己及人，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节操，进而“舍生而取义”（《告子上》），达到为民为道献身的崇高境地。同时，孟子对为官在位者更加强调了道德自律精神。他指出：“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万章下》）于是，对入仕“不由其道”的“钻穴隙之类”（《滕文公下》）进行了猛烈抨击。为官在位，要泽被于民，造福天下，则是“官道”之本分。这种道德自律，对于人们人生观的确立，具有很大的教益。（五）提倡善教德教，普世与精英教育结合，身教重于言教。孟子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民爱之”，“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夏、商、周三代，皆以庠序学校教民“以明人伦”（《滕文公上》），人伦明则百姓亲睦。因此，孟子强调人格道德教育是教育的首要任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德教溢乎四海”（《离娄上》），就能“以善养人”（《离娄下》）。“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滕文公上》）当在“教之人伦”之后。他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孟子以普世教育与精英教育并行，在主张对民众实施“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尽心上》）时，不忘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为乐。这正是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之延伸。

关于教育方法，孟子主张“教亦多术”（《告子下》）。他以身教为先，认为：“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滕文公上》）认为“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告子上》）。同时又辩证地指出：“梓匠轮舆，能以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人获得高超技巧是在习得规矩之后自我修行提高的。至于学习方法，他以“一傅众咻”（《滕文公下》）为喻，讲述了环境之于教育十分重要；以“学弈”为喻，说明懂得专心致志方可学而有成，同时反对“一曝十寒”（《告子上》）的做法。

自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这里，孟子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是对的，但把“劳心”与“劳力”、统治与被统治看成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就为两千多年来的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并固定为统治阶级剥削百姓的理论依据，实不足取。

为宣传和捍卫孔门学派的儒家学说，孟子的文章虽多为“对话体”，但比《论语》的“对话”大大发展了一步，更富论辩的色彩，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一）纵横驰骋的论辩风格。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正是“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时代。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论“盈天下”，而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认为这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为了“正人心，息邪说”，捍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他起而辩驳。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他吸取纵横家“善辩”之长，铺张扬厉，开合抑扬。如孟子见梁惠王时，“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抓住“利”字，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和行仁义之好处。第二章，梁惠王立于沼池之上欣赏鸿雁麋鹿，并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抓住“贤者”进行论述，并通过周文王与夏桀的对比，说明只有像周文王这样实行仁德之治、百姓富足的君主，才是“与民同乐”的“贤者”。这些论辩针对性强，纵横驰骋，颇具说服力。（二）多种多样的论辩方式。或直接说理，或因势利导，或取譬连类，或对照比较，或抓住矛盾，引之入彀。《公孙丑下》孟子先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进而引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彰明“仁者无敌”、“人和”对战争胜负的作用，这是直接说理。《梁惠王上》当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避而不谈“桓、文霸业”，径直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总论点，再借用齐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推出王有“不忍”之心，有行仁政的心理和思想基础，再道出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婉言讽谏；在指出其“不肯推恩”的错误时，引譬取喻，证明“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进而比照“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意义与“不推恩无以保妻子”的恶果，直逼出齐宣王之“大欲”乃是“莅中国而抚四夷”、“征战求霸”的野心。并用“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的寓意，暗示征战求霸必有后灾，否定了齐宣王的霸道言行。循此推进，再以“海内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齐国企图“以一抗八”，后果不言自明。这样一步一步把齐宣王的思路引入“发政施仁”而天下无敌的向往中，让齐宣王发出“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的主动请求。这里，孟子用先纵后擒之法，再取譬对照，使敌论“霸道”入套而就范，论敌也入彀折服，其仁政、王道之主张也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三）灵活多样的逻辑推理。一是明确概念，注意名实之辩。《滕文公下》关于“大丈夫”之义，孟子指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梁惠王下》关于“一夫”（独夫）民贼之义：“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因此，“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把汤讨桀、武王伐纣归为“弑君”之外的正义行为。二是运用归谬法驳倒对方。《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中，孟子与陈相对答，陈相是楚国人陈良的弟子，先师陈良学儒而后叛之，见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而大悦并从其学，当他提出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饔飧而治”的农家理想时，孟子反复设问，问许行是否自己“种粟而后食”、“织布然后衣”、“织冠而后戴”、“铸铁而后耕”……当陈相回答“否，以粟易之”、“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是“以物易物”交换来的。这就使农家的“事必自为”的所谓“平等”理想与现实构成矛盾，其主张荒谬之处不攻自破。三是归纳连锁推理。《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孟子列举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的事迹，阐明古之圣贤均经历了种种磨难，是上天磨炼他们的心性使之担当历史的大任，这是归纳。接着，自“人恒过，然后能改”，转向现实思考，归结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语，这是连锁推理。多样的推理，使论辩严密，无懈可击。（四）强烈的感情，充沛的气势。孟子自认推行的是天下之“正道”，可救世之弊，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出于这样坚定的信念，他自信真理在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理直气壮。因此，他“善养浩然之气”，进行论辩时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比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排比重叠，感情充沛，将“舍生取义”这一道义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再如，孟子回答齐宣王如何识才任贤时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梁惠王下》）排比、对偶，气势如虹，将选贤任能、舍弃不才、兼听而不偏信之理说得严密而透彻。（五）善用比喻和寓言进行论辩。孟子论辩不是枯燥的说理，而是“寓理于形”、“寓理于事”，生动形象，颇具说服力。比如，他以“五十步笑百步”说明魏国的政策虽好一点，但与邻国无本质的不同（《梁惠王上》）。以“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滕文公下》），形容百姓希望商汤去解救他们的急迫心情。又如“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以麒麟、凤凰、太山、河海与走兽、飞鸟、丘垤、行潦的关系来类比孔子与平民的关系，他出乎民而又高于民，盛赞孔子之德。这些比喻均来自生活，浅显易懂，生动形象。

孟子在论辩中还常常“寓理于事”，运用寓言来说理。比如他在谈“养浩然之气”时，引用“揠苗助长”之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公孙丑上》）说明凡事均和禾苗生长一样，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浩然之气也是长期积累而成，不是偶然得之的。特别是《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写一个终日在城外坟场乞讨的齐人，每天酒醉饭饱回到家里，向妻、妾炫耀吹嘘自己在富贵人家吃够酒肉。一天，其妻暗中跟在他后面，发现他到坟场向祭坟扫墓的人乞讨酒肉。其妻将真实情况告诉其妾，二人相对而泣。齐人回家后，还摆架子夸耀自己。这则寓言有人物、有行动、有情节，颇具戏剧性，深刻地讽刺和揭露了当时追求功名利禄之徒，却是行为肮脏、灵魂丑恶、冒充体面的可悲的骗子。这些寓言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将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显示出来，引人深思。三、《荀子》《荀子》是荀卿的论文集。

荀卿（约前313—前238），赵国人。战国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称荀卿，汉时人避汉宣帝（刘询）之讳，称为孙卿。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理论活动。早年游学齐国，一度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并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其弟子众多，著名的有韩非、李斯等。后游学楚国，由春申君用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其间曾回赵和入秦。晚年又到楚，从教著书，终老兰陵。《荀子》一书，今传32篇，其中《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为其“弟子杂录”，其余26篇则为荀子自著。荀子生活的时代，战国七雄争霸已近尾声，封建统一的局面即将出现。学术理论上的百家争鸣也进入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孟子之后继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是批判地吸收先秦各家（特别是法家）的思想理论，因此他的思想学说既宗儒而又别儒，成为集百家之大成的一位大师。（一）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肯定“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殷周以来，直到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谈天命、天道，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他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哲学观上对天命、天道有新的认识，他在《天论》篇中明确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即“天”是按照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自然规律，“禹治”和“桀乱”，“非天”之命，他们所在的日月、星辰、瑞历是相同的，而是他们的人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至人”（高明人）应该“天人之分”，“人命”和“天命”是不相同的，进而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即仰慕和等待上天和万物的恩赐，不如掌握上天的规律，施展人的才能对万物加以变革发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只指望上天恩赐，万物就不会对你恩赐。这就批判了前人所谓的“天有意志”、“治乱在天”、“天命可畏”等唯心观点，认为人类不应消极顺应自然，而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和伟大创造力去利用和改造自然，这就显露出浓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他在《性恶》篇中又指出：“今使涂之人伏木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说明“圣人”就是由“涂人”（普通人）后天的学习、积累仁义法制而达到的，这就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论，肯定了后天实践对人的作用。（二）提倡“性恶”论，通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法后王”，主张实行“隆礼重法”的“王制”，建立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治秩序，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安定。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而提出“性恶”论。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忘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即人之本性生来就是贪图私利、忌妒仇恨、有耳目之欲的，如顺其本性，必将发生争夺、违反等级名分、破坏社会秩序，导致暴乱。只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的教化，才能产生辞让、合乎文理的社会秩序，导致社会安定。这里，荀子认定人性生来就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的教化才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恶”，所以不能“法”远而不可知的“先王”，必须“法后王”。他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非相》）即了解周王朝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效法文、武、周公之道。坚持儒家“正名”之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王制》）“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正名》）强调尊卑等级名分的必要性，这样人们的思想才得以交流，一定的政治原则才能得到贯彻，从而建立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治秩序。他认为“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王制》）。把道德礼义和礼法制度完备健全起来，就能使天下归心，无不顺服。而能称王天下者，也是“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王制》）。即以礼义规范行动，以法令处理决断政事，政治举措能因时而变，这是从政理事的根本。倘能如此，就能治理好国家，使社会和谐安定。（三）提出“强本节用”、开源节流和“省工贾，众农夫”等主张，发展生产，富民强国。在经济上，荀子反对孟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主张“义利兼重”。因而，他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天论》）。即增强农业生产而节制费用就不会贫困，如“荒本”而“侈用”，则不能富。他强调富国必先富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富国》），坚决反对对百姓横征暴敛：“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王制》）要富民强国，关键是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富国》）即农业和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是财富的本源，国家赋税收入和仓库储备是财富的本流。富国富民的根本途径是开源节流，发展生产，节制消费。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富国》）即按礼制规定节省财政开支、减少消费；还要依靠正确的政策方针来实现。此外，要使国富，须正确处理农、工、商之间的关系。他说：“工商重则国贫”（《富国》），“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增加农民的人数，是生养百姓，以政裕民的重要举措。同时，“士大夫众则国贫”（《富国》），精简机构，减少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人数是促生产、富国富民的重要条件。

荀子的经济思想是十分“宏富”的，其基本点是富国。他认为发展农业是富国的根本。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把治政与治农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主张对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四）提倡“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的道德修养，骄富贵，轻王公，修身以自强。荀子在《修身》一文中阐述了修养身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方法，认为提高品德修养的关键在于遵循礼义。因为“人性恶”，“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必须加强自身的“自省”和修养。修养之术在于：“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即以礼正身，以师正礼，以专一去芜杂。因为“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即遵循礼法才不会迷茫不安，才会像草木被雨露滋润一般。所以，“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这样，遵循礼义而修身，就能“骄富贵”、“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达到“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以修身自强”的高尚境地。（五）强调教育可以培养人的美德，学习应“锲而不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荀子的《劝学》篇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首先，他从“性恶论”出发，认为人之贤与不肖是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他以植物和沙土为例，指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要改变人之不肖，只有接受教育。他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甚至一个人的贱贵、愚智、贫富也源于教育。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他还强调受教育者的主观努力。他说：“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又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经过不断“积”累，就能培养人的美德，改变人的恶性。其次，荀子重视道德教育，提出以“礼”为标准，区分善善恶恶。因此，他以儒家传统的《诗》、《书》、《礼》、《乐》、《春秋》作为教材，以经教人，以经取士。他说：“《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再次，他提倡“锲而不舍”的学习方法。他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学习，就能获得成功。最后，他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师不仅教人知识，而且能以人格感化人。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修身》）他还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教师与天、地、君、亲并称的人。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礼论》）因此，对教师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民族盛衰的标志。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家衰，必贱师而轻傅。”（《大略》）

荀子处于百家争鸣的战国后期，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又概括总结，在《非相》中指出“凡说之难”，提出了“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又主张“君子必辩”，分清邪恶，排除奸言，以确立自己的主张，要求在辩论中要“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做到“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荀子的文章已脱离语录、对话体，每篇有中心、有论据、有论证，结构完整，是成熟的议论散文，而且在论辩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一）论辩文章，以先王、礼义为标准，列举历史和世俗有根据的远近事实，居高临下，逐一概括批驳，严肃庄重，坚决果断。如《非相》，以尧长、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他们都是古之“圣者”，而夏桀、殷纣“长巨姣美”，却“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成为最可耻之人。从而提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看行为）”，批判和否定了相面术。《正论》用七个“世俗之为说者曰”，分别批驳当时流行的论调，各自独立，不相联系，总括一起，则表现“王制”的是非标准，做到了“分别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的谈说之术。（二）说理文章，不同其他诸子之文，在每篇中心论题之统率下，分别提出明确的分论点，详细论述，构思细密，结构谨严。如《王制》，强调王者之道，而先提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于是分别“强道”、“霸道”、“王道”论优劣，指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境况。《王霸》阐明如何加强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儒效》论述“大儒”与“俗儒”的对立，阐述大儒的社会效用及怎样才算一个大儒。这些文章均是围绕中心，分别进行论述。（三）论证说理多样化。一是诠释说理。他特别注意概念的界定和辨析，用以表达观点。同是国君，他分为“圣君”、“中君”、“暴君”；同是人臣，他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臣道》）；同是儒者，有“俗儒”、“雅儒”、“大儒”（《儒效》）；甚至在《修身》篇中提出“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等22个概念，并对这些概念一一进行界定、区分，使论述更为清晰、透辟。二是设问自答。先提出问题，再进行回答。《君道》提出“请问人君”、“请问为国”、“道者，何也”、“君者，何也”等问题，一一进行解答，针对性强。《礼论》以“礼起于何也”引起，再提“三年之丧，何也”、“然则何以分之”、“三月之殡，何也”等问，阐明“礼”的起源、内容及其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归纳推理。先论述，再归纳，提出结论。《荣辱》先论述一系列有关荣辱的问题，指出什么是“荣行”，什么是“耻为”，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应如何成为仁德之人。《正论》以七个排比段对世俗言论一一批驳，最后得出结论。四是寓理于形，比如《劝学》中“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以喻“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天论》中“日月不高，则光辉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来喻“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这些比喻生动形象，浅近明白，说理透彻。（四）语言上多用叠词，大量运用各种形式的排比，对偶句式。有的如《劝学》，自首至尾就是骈体对偶；有的如《儒效》，在行文中又间以带“兮”字的骚体式的韵文，形似《老子》。文章音调铿锵，有节奏、有气势，具有早期骈文的特点，如《王制》、《议兵》、《致士》，等等。

荀子反对墨子“用而不文”、“好其实，不恤其文”，而要求“文以致实”，“礼义以为文”，强调“治国一民”、“移风易俗”的重大社会意义。因此，荀子重视民间文艺，利用民间形式，创作了带有说唱性质的《成相》，又创作了第一个以赋名篇的《赋》，设问铺张，比兴描写，散文中又间以骈体对偶的整齐句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称之为“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影响了汉代的散体辞赋。四、《墨子》《墨子》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记录墨子的言行编纂而成，是墨家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宋时亡佚18篇，现存53篇。

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名翟，相传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故一说为鲁人。出身于工匠的平民家庭，善于制作。少时，他曾修先王之术，通六艺之论的儒术，因不满其烦琐之“乱”，更不满其脱离实际的“仁爱”之说，另立新说，自创一派，授徒讲学，与儒家对立。

墨子的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他曾率门徒奔波于齐、卫、宋、楚、越、魏等国，以平民身份谒见君相，谈论外交，商议战争，宣传其政治主张，曾制止多次战争。因此，当时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同时得到发展，儒、墨二家时称“显学”，可见墨子学说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由于西汉以后尊儒抑墨，墨学衰微，几乎成为“绝学”，遗世著作不多，故将墨家列在儒家之后论述。

为匡时弊，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反对儒家繁礼、厚葬等观念，主张“背周道而用夏正”，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诸多主张，以纠时弊。主要有：（一）提出“天志”、“明鬼”之说，以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它赏罚分明，“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又说：天之意，是“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天之意，是“不欲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以及“强之暴寡”，“诈之欺愚”，“贵之傲贱”。天之意，是“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和“有财相分”，又“欲义而恶不义”（《天志》）。即“天”是希望人与人之间“相爱”、“相利”，不要“相恶”、“相贼”，大国不要攻打小国，大家族不要欺凌小家族，豪强不劫掠弱小，狡猾的不谋诈愚笨的，高贵的不傲视卑贱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帮助，相互教导，相互分离财物，共同主持正义而鄙弃不义之举。墨子的“明鬼”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所谓虽“深溪博林幽闭人之所”（《明鬼》），都有鬼神在监视。鬼神又能显威力，能够赏贤罚暴。“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明鬼》）意思是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不贤”、“殃有万民”，鬼神不会因其高贵而不给予处罚；反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只要“贤”，鬼神也不会因其卑下而不予赏赐。可以看出，墨子之所谓“天志”、“鬼意”，实际上是代表小生产者和下层劳动人民乞求平等、“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和意愿，是墨子以此来度量王公大人“仁”与“不仁”的标尺。“兼爱”则是墨子学说的核心。他认为：“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又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之说，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非命》），人与人之间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墨子用无差等的爱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批判强凌弱，众暴寡、贵傲贱、智欺愚的现实。他提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认为人人应相爱相利，爱人如己，不要厚己薄人，损人利己，希图在苦难的人间建立一个“兼爱”的天国，消灭社会上互相残杀的现象，达到天下太平的局面。

墨子虽然“尊天”、“明鬼”，却主张“非命”。他反对“命富则富，命贪则贪；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非富》）的“命定”观点，而主张“力行”，认为贫富、贵贱、寿夭都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不是命中注定。他说：“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夫岂可以为其命哉？固以为其力也。”（《非命》）意思是说，怎么相信命运呢？一切都靠自己的努力！可见墨子谈“天志”、“明鬼”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他真相信鬼神可以造福，就会相信天命，而不会“非命”，不会从“非命”中相信人的力量，依靠人的力量。这种反对宿命论的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一定的积极意义。（二）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使能为政而治。墨子的“兼爱”思想推广到政事上则主张“尚贤”。他在《尚贤中》以大量的古今事例和引经据典，从正反两方面来证明“尚贤”是“为政之本”。因为贤者，“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他们不偏袒父兄，不偏向富贵，不贪恋女色，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所以，用贤者施政，就会“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如何“尚贤”？墨子认为，“尚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兼爱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贤上》），只要是贤者，即使是下层劳动者，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尚贤中》）。另外，主政者虽为贵族，如是“不肖者”，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以期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上》）。

同样，墨子在《尚同中》结合现实并引用古代圣王之治来证明“尚同”是“施政之本”，当政者“不可不察”。所谓“尚同”，就是举国上下，“一同其国之义”，即国家的政策法令要上下沟通，统一意志，同心同德，这样就能做到“谋事行，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这就是“尚同”施政之功。否则，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则治乱无序。如何“尚同”？墨子以古代圣王为例，指出：“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想；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即善于用人，依靠群众，倾听民意。帮助他调查研究的人多，其见闻就远大；帮助他宣传的人多，其善政就能深入人心；帮他思虑的人多，其谋划就能成功；帮助他行动的人多，其事就能办好。

可以看出，墨子的“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旨在反对西周以来的宗法礼制，要求改变世卿世禄制度，反对王公大人的统治，为“鄙者”、“贱者”开辟一条上进从政之路，让出身微贱但有才干的人参与政治。这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要求改善经济地位和参与政权的愿望，是有进步意义的。（三）主张“非攻”，反对掠夺性战争。墨子在《非攻下》揭露了天下诸侯热衷于“攻伐并兼”的不“义”之举，指出他们皆“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认为这种掠杀性的争霸战争既违背上天鬼神之意，也不利于百姓，更不利于攻伐者的利益。因为致力于攻伐，则“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即国家失去法度，百姓失去务农根本，“此实天下之巨害”。因此，墨子主张“非攻”，要求诸侯大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兼爱上》）。“非攻”上符“圣王之道”，下符“国家百姓之利”。故当政者对“非攻”之说，“不可不察”。

墨子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非攻”，而且在实践上率徒数百人，自制战争器械，为人守城。在《公输》一文中就记载了他行十日十夜赴楚，制止楚国攻打宋国的故事：“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子墨子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这是他独信天志，以为天欲爱人、利人，天不欲大国攻小国的“兼爱”、“非攻”思想的实践。（四）主张“非乐”、“节用”、“节葬”，反对奢侈享乐。墨子认为，“非乐”不是因为音乐之声“不乐”，而是“为乐”既不能使“饥得食、寒得衣、劳得息”，也不能御强国之攻伐，既使君臣废治，更使百姓废耕作。故“为乐”上不符“圣王之事”，下不合“万民之利”，故“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必须“非乐”（《非乐》）。“节用”也是如此，墨子以古代明王圣人为例，从衣、食、住、行方面，指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即能用即可。“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节葬》，墨子以犀利的言辞，深入的分析，批判了儒家厚葬久哀可以“显孝”、“致富”、“治强”的观点，主张“节葬”。因为“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节葬》）。即人死安葬之后，生者应赶快从事工作，各尽所能，相互帮助，这才是“圣王之道”，也才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可见，墨子“非乐”、“节用”、“节葬”之主张，是对当权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批判，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应重视劳动生产，利国利民。

墨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除上列几点之外，他还探究了关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法，在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取实予名”的命题和“非以其名也，以其取实也”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否定孔子的“正名”说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对认识论的重大发展。

从散文的发展来看，《墨子》一书也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一）体式完整，质朴无华。墨子活动的时代晚于孔子而早于孟子，而《墨子》的成书则晚于《孟子》。所以，《墨子》在文章的体式上较《论语》、《孟子》有所发展。除部分篇章是语录形式，《耕柱》以下几篇是对话体外，《尚贤》以下20余篇是墨子中心理论部分，记载了墨子游说诸侯国君，实行“兼爱”、“非攻”主张，均有明确的中心论题，有机的结构，已不是简短的片言只语，是完整的论辩文章。所以，《墨子》是继《论语》语录体和《孟子》对话体散文走向成篇的论辩散文的开始。

墨子和孔子都重言谈的作用，但他们的文艺思想不同。墨子认为“夫辩者，将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厉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言，以说出故”（《小取》）。但他强调狭隘的功利而又重质轻文，他以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外储说左上》）。因此，墨子虽重辩论，而文章文采不足，朴质无华，不像孔子讲求文质统一，所以他对后代影响不大。（二）围绕中心，构成论辩系列。墨子的“十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是他理论的核心篇目，十篇文章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系列。正如他在《鲁问》篇里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各篇文章虽各有重点，但都围绕“兴利除害”，实现“兼爱”、“非攻”之目的。（三）以“三表”为准进行论证，说理充分严谨。为了宣传主张，说理充分，使人们容易接受，墨子在《非命上》中提出“三表”的议论主张。何谓三表？墨子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围绕论题进行论证时，必须有历史的事实、现实的证据和实践的检验。墨子的许多议论文就是这样重实证，按“三表”之法写成的。（四）运用寓言故事和类比推理，说理形象，逻辑严密。墨子的文章中开始运用寓言故事进行比喻说理，如《鲁问》篇中，墨子针对鲁阳文君“顺天攻郑”之说，指出：“譬如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以此说明假托“天意”，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是十分荒谬的。墨子又继孔子的名实主张，注意文章的逻辑推理，特别突出的是运用类比推理的形式。如《公孟》、《耕柱》以大喻小，《非攻》由小推大，显示出严密的逻辑力量。

第四节 论辩散文：道家学派

老子（约前571—？），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做过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其生活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略早，孔子曾向他问“礼”。他见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道德衰微，失望至极，便西出函谷关，退隐而著《老子》。《老子》一书是否是老聃所著，历有争论，或以为是一人之作，或以为是非成于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五千言》，是中国道家的主要经典，能较全面地反映老子的哲学思想。全书共81章，分上下两篇。上篇37章，人称《道经》；下篇44章，人称《德经》。全书可见老子整个哲学体系的形成，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延伸到政治论。老子看待社会人生的种种问题，既能从宏观角度出发，又能从微观角度作多面审视。

老子整个哲学体系都是由他“预设”的“道”而展开的，“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老子》中提及“道”字，凡73次，同是谈“道”，而其含义却不尽同。（一）老子认为“道”是超时空的永恒的真实存在。“道”生成了宇宙和天地万物。“道”是虚无缥缈，不可直接凭感官感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真实存在。“道”虽无形无声，但有规律可循。它先天地而生，运行不息，是万物之母，老子不知其名，勉强称它为“道”。

老子反复声明“道”之“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以名，正说明了它的无限性，超时空的永恒性；有了名，就会被限定住，老子为了方便起见才勉强用“道”来称呼它。它足可让人体悟：“道”虽无形无声，虽然超越了人类感官感知的范围，但它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元素，这正如第二十五章所描述的，它“独立不改”，它是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不随外物的变化而消失，也不会因外物变化的力量而有所改变。

对“道”的真实存在，还可从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来理解认识。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用一、二、三来形容“道”创生万物的历程，阐述了“道”展现为统一的整体是独立无二的，它本身禀赋了阴阳二气，二气交冲生成了阴、阳、和三气，这三气再衍生产出了万物。这一过程中，足见老子“预设”的“道”确属于真实的存在。（二）“道”的又一含义是指它作用于万物时，表现出了某些规律性。一是对立转化规律。老子认为，事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一切事物都在相反对立状态下形成，而对立双方又是互相依存的：有无、大小、生死、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曲全、枉直、洼盈、敝新、多少、损益、刚柔、祸福、荣辱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辩证法的来源。基于此，老子还看到了事物无不向着它对立面转化的规律，阐释了“祸福相倚”、“物极必反”的道理，说明了经由事物显露的表面能透视其隐藏着向相反的对立方面转化的过程。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以柔慈的地位争取胜利的势头。主张创造条件促成转化：要想收敛它，必先扩张它；要想削弱它，必先加强它；要想夺取它，必先给予它。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用弓弦的张弛和箭位高下的调整，讲述了为达到目的，必须注意矛盾对立而促成转化的规律。同时，老子用“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来阐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则是从对立转化过程中讲述了面对事物变化，要防范于未然的道理。二是循环运动规律。这是讲返本复初的运动轨迹。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十六章），因为“本根”是一种虚静状态，万物生成之后，其运动发展离“道”越来越远，就会出现烦扰纷争，不合于虚静自然，所以要返回本根，返朴而归真，正是为着持守“道”的虚静自然的无为状态。（三）“道”的含义是指生活准则。如果把“道”理解为一种超时空的真实存在，那么“德”则可以理解为“道”的作用与实践。这样“道”就落实到了人生的层面上，“道”的一些特质将为人类所体验而取法。具体说来，诸如自然无为，致虚守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柔弱守雌，谦下不争，取后，慈爱，俭朴等观念都是“道”表现的基本特质和精神，都可为人类思想行为所体验取法。这样，“道”和“德”是二而一的关系。“道德”便成为了人类的生活行为的准则。因此，《老子》之“道”，其含义与“德”同一。（四）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在《老子》中，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是在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亦即不加强制力而顺随自己如此的状态。他所说的“无为”，是指顺其自然不加人为的意志任其发展，这里的“人为”是指不必要的作为，甚至强作妄为之义。《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这一思想运用于人类社会，就是让人间一切顺任各自的情况自由发展，不加丝毫的“人为”干预，用之于政治就体现了老子以民为主、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在老子看来：统治者“有为”，强作妄为，肆意扩张私欲，必然导致扰民的种种弊端，天下禁令越多，人民越穷苦；民间武器越多，国家越混乱；人民技巧越多，精巧的奢侈品越多；法令越苛刻森严，盗贼也就越多（第五十七章）。统治者人为的干扰越多，百姓越是无法安居乐业。要消除上述弊端，必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是因为老子看出了当时的统治者不足以有所作为，却偏要强作妄为，结果只会给人民带出灾祸，所以才大声疾呼“无为而无不为”。可见《老子》一书的目的就在于发挥“无为”思想，争取“无为政治”。

老子把“无为”观念散布于《老子》全书之中，其鲜明的目的是要争得“无为”的理想结果。正如第五十七章中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中“好静”、“无事”、“无欲”都是“无为”的涵容；只要治世者不强作妄为，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可见用“道”治国，则可国富民昌。《淮南子·原道训》指出：“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可见，“无为”显现出来的虚静自守情态，正是道家修身治国所要达到的“合于道”、“通乎德”的理想境界，能达于这种境界的便“无所不能为”了。因此，《老子》中论述虚静自守，柔弱守雌，居后不争，谦下包容，恬淡寡欲等等，或关联着修身，或关系到治国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老子的社会价值观。《老子》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但人的认识都有一定局限，包括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等，老子也不能例外。因此，他的理论及一些主张，也有不能保证其必然的可能性。比如：老子主张“自然无为”、“无为而治”，是针对春秋乱世提出的，而当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事情既纷繁又复杂，要清静自守而“无为”是绝不可能的。其构想的“无为之治”，是“小国寡民”那样一种散落的自给自足的农村集合体，并非前瞻性的社会发展预测，只能给人以心理的调适与安顿，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现实。他主张“返本复初”，顺应自然，这种只求虚静的回归，有碍于事物不断向新的方向发展。他主张“无知”、“弃智”、“绝学”而弃“仁义礼法之学”，虽是针对当时巧诈伪作而发的议论，却忽略了智、学、仁义、礼法能引人向上，能创生人类文明的积极面。《老子》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不能掩盖他哲学思想的光辉与价值。有学者把《老子》喻作“修身处世的古老东方《圣经》”，或称赞它是“安顿心灵的智慧伟构”。

从散文的发展来看，《老子》一书与儒家学派的《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学派的文章不同，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文体独特。老子的文章韵文、散文间用，韵文为主，回环往复，音调抑扬，富有诗的特色。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全章基本是句句押韵的四言句，最后两句是散文体式，并突出运用“兮”字，很好表达了“德”和“道”的关系。即“德”是随“道”而转移的，“道”无形无声无象，但又是真实存在和可信的，是认识万物的开始。所以，“道”是“德”的内容和根本，“德”是承载“道”之行为显示。第八十一章讲美信善知的关系：“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四字句为主，间夹三字句，首尾用韵，句式整齐，句句成为格言，发人深省。故有人称老子之文为“哲学的抒情诗和散文诗”。（二）形象释理。老子大量使用比喻，用形象化的手法多侧面地阐释其思想观点和幽深玄妙的哲理。如对“道”的阐释：“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第三十二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第三十四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三十五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第四十一章）从视觉、听觉、触觉来描写“道”的虚空，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能触摸；从大小方面来描写“道”体；从有、无的作用说明“道”的特性；又用形象比喻来描写“道”的作用。（三）语汇丰富。老子的文章中有许多同义词、近义词的广泛运用，把相反相成的词构成“正言若反”的形式，富于变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第五十八章）。把“祸”、“福”的辩证关系以及对立面的转化，以“正言若反”的语式说得清楚明白。又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这也是讲事物总是向着它相反的方向转化运动的。再如“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第八章）。以六个近义词说明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不争达到争的目的。此外，还有多种句式的变化。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含四、五、六、七、八言的句式，长短交错，节奏感强。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四段排比句并列承接，连锁递进，颇有气势。

总之，老子的散文其独特写法与前代论说文不同，后袭者也寥寥，但对古代散文写作中采用散韵间用的形式，注重节奏美和音乐感，却有深远的影响。二、《庄子》《庄子》是道家学派庄子及其后学之著作。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哲学家。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为蒙地漆园小吏。家贫，曾借粟于监河侯（官名），但拒绝了楚威王的厚币礼聘。他生活的时代，司马迁说他与“魏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生活的时代相一致。

庄子是老子学说的继承者，是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与孟子一样，都以其睿智的思想被后世公认为先秦思想文化界里的旷世奇才。庄子之于老子，正如孟子之于孔子，所以后世言儒必称“孔孟”，言道必称“老庄”。老子讲“大道”，倡“无为”；庄子也发挥“天道”，宣扬“无为”，他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但庄子的个性张扬，人生态度不同于老子：“老子微笑待人，庄子狂笑处世；老子教人，庄子嘲人；老子说给心听，庄子直指心灵。”（林语堂《老子的智慧》），老子尚能入世，庄子逍遥出世；老子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虽然排斥和否定，但尚未像庄子那样在揭穿儒家“救世愚行”时，进入了虚无主义。庄子反对不义战争，同情人民疾苦，对鱼肉人民的统治阶级和黑暗社会极不为满，他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便辞官归隐，终守清贫。

庄子对先秦各家学说无不涉览，但以老子之言为准，著书10万余言。据《汉书·艺文志》载：《庄子》52篇。但经秦火浩劫，逮至晋朝郭象注《庄子》时，编选成现有的33篇，即内篇7，外篇15，杂篇11。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看，大体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部分篇章为庄子自著，掺入了一些庄子弟子或后学之作，抑或有老子以后道家人物的手笔。可见《庄子》实为老子之后庄子学派的一部论文集。因此，全书难免有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若以庄子思想核心之“自然”二字去解读，则全书脉络还是连贯的，其思想体系也是完整系统的。

庄子思想博大精深，他把老子“道”的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创立了完整而精辟的哲学思想体系。（一）庄子以远古“至德之世”为模式，设计出了无为而治的“乌托邦王国”。庄子在《应帝王》、《马蹄》篇中主张顺应自然，养性保真，政治上无为而治，把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进一步描绘成为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否定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以此反对当时的人治的“有为”政治：或以德治国，或以智治国，或以法治国，或以力治国。认为“有为”政治是使天下争端四起，使社会混乱的根源。其认识虽偏执于一端，不过是愤世嫉俗，正言若反而已。同时，这也足可见他的“无为”政治是对统治阶级酿成的战国乱世的一种批判。（二）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卓有见识地进行了发挥和发展。他在《天地》、《天道》、《天运》等篇中把“道”放入了“物”之中，认为“道”与“物”原来是一体的，是宇宙万物的起源，自然的规律。所以“道”无所不在，并内存于宇宙万物之中，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和原理，这就较好地解决了“道”与“物”的关系。（三）庄子把老子相对主义的端倪发展到极端。他从人的认识总有一定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齐万物”、“等生死”、“无是非”的重要命题，提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揭示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认为人的认识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这在古代认识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展示出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包容着的合理因素，但又毕竟不是一种正确全面的认识论，这是对事物存在的相对性的夸大，忽视或否定事物存在还有确定性的一面，从而导致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这当然是不足取的。但他的这些认识又是因战国辩家蜂起、相互攻讦而产生的，所以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四）庄子十分看重人的个体价值，这与儒家注重人的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有明显差异。庄子在《人间世》、《山林》等篇中主张追求物与我、人与自然完满和谐的自然境界，由此把人生的理想境界与人的精神自由联系起来深入思考，提出“逍遥”、“无待”观念。他主张虚以待物，放弃对功名、利禄、权势等等外在事物的追求，清贫自守，做到“无己”、“无功”、“无名”而进入理想的人格境界。（五）庄子在《养生》、《达生》篇中主张“无己”、“顺人”又“不失己”，强调“内德为美”的道德修养。在养生哲学方面希望通过“心斋”和“坐忘”的修养方法，进入“物我为一”的境界，又把顺守自然的中虚之道作为养生的根本原则。这些，都是道家庄子学派颇为独特的见解。

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最优美生动，最具有诗情画意，最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显现出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一）想象丰富，善用比喻和夸张，气势宏伟而景象壮阔。《庄子》一书充满奇特的幻想，作者善于糅合神话传说，运用叙议结合手法进行论理，说理进程中满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如《逍遥游》中对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描写，对蜩与学鸠内心独白的描写；《应帝王》中浑沌的妙趣横生；《秋水》中写河伯与海若交谈；《至乐》中髑髅与人的对话；《达生》中写孔子观于吕梁的惊心动魄场面；《外物》中任公子钓大鱼的场景。那无穷的想象力显露出瑰丽奇伟、变幻万千的浪漫主义色彩，那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让作者驱于笔端，赋予鲜明的思想，给人以美好的回味。（二）构思奇特，善于利用典型事件，虚构人物故事，借寓言以阐发深湛的哲理。《庄子》的论理，不用逻辑推理方式，而采取寓议论于故事和人物形象之中的特殊构式，有意把一切自然事物、神话传说社会化、人格化，具体化。因此有鲲鹏的巨大变化、有冥灵和椿的长寿（《逍遥游》），有用五十头犍牛为饵以钓的大鱼（《外物》），有蛮氏和触氏蜗角之争战（《则阳》），有鸱的吓鹓雏（《秋水》），有涸鲋的求援（《外物》），有坎井之蛙与东海之鳖的对话（《秋水》）……其中人性化了的物，都有自己的思想而表现出了它们的精神风貌。比如，作者让髑髅谈生的拘累和死的超脱（《至乐》），甚至在《盗跖》中把“无足”（贪婪而永不满足）与“知和”（安守本分为人清廉）这类抽象概念也拟人化，使它们互相诘问争辩。在《庄子》中，无论历史人物、神话人物、虚拟人物，都被作者任意驱使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笔法多种多样，行文千变万化，如使列子御风（《逍遥游》），黄帝与“知”问答（《知北游》），孙叔敖、熊宜僚、孔子这些不同时代的人物也能相聚一起（《徐无鬼》），文法变化，转换无穷，顷刻之间，顿成异观。（三）细致描绘，生动传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徐无鬼》里写匠石挥动斧子，《让王》里刻画原宪贫困而品格高尚，《养生主》里写“庖丁解牛”，《达生》里写“痀瘘承蜩”，都成为传世久远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于《齐物论》里形容风的吹动，连用近二十个比喻，绘声绘色，已达极致。庄子犀利的笔触，指向社会弊端和丑恶行径，诙谐之中透出尖锐辛辣，如《则阳》写蜗角之战讽刺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外物》写伪儒“以诗礼发冢（盗坟）”，《列御寇》写“舐痔得五车”，那无情嘲讽，令人心大快，引出无限思索，有意出尘外之感。（四）塑造出一批诡谲怪异的艺术形象。那硕大无比的鲲鹏，那吸风饮露的神人，那无用之用的支离疏，那七窍皆无的混沌，那望洋兴叹的河伯，那侃侃而谈的髑髅，那争蜗角之地而兴兵征战的触氏和蛮氏等等之外，庄子还特意塑造了“形貌丑怪残缺而内德完美”的人物形象，用他们来破除世俗的道德观，并以“形残内美”和“形全德亏”作对照，追求人的形体之外更高的价值，在“忘形”、无情的基础上，阐释了道德内美的审美观。例如，在《德充符》中塑造的德充而形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支离无脤、瓮盎大瘿，他们形象可怖，但德行才智超人，是最受天下爱戴欢迎的人。又如《山木》写逆旅人有妾二人，一美一丑，丑妾受宠，实因她内德充盈而叫逆旅人不知其形丑，这就谓之“忘形”。庄子用这种超越外形而“无情”的观念，去考察人的内德价值，无疑是古代美学史上的一大贡献。（五）庄子自道其写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三种方法巧妙配合，交互成文，灵活变化，形成了汪洋恣肆、仪态万千的文风。这就使《庄子》散文，或如行云流水，无迹可寻；或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或如万斛泉涌，随地而出。变化之妙，又绝不仅止于此，时而又呈天马行空态势，“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雄奇瑰丽，令人心目俱怡。三、《鹖冠子》《鹖冠子》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自注为“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稍后的应劭《风俗通·姓氏》又称“鹖冠氏，人，以鹖为姓，鹖冠子著书”。将鹖冠子定为人。人，即巴人中的板楯蛮，居于川东、川东北，以渠县为中心。战国后期，巴、楚“数相攻伐”，川东逐渐沦于楚国之手，出现巴地多楚风，楚地多巴俗，巴、楚人混居交融的局面，故《汉书·艺文志》称鹖冠子为楚人。但鹖冠子本为巴的人，后亡于楚，游于赵，本应为巴人。《鹖冠子》成书于战国后期，今本《鹖冠子》与马王堆帛书多有相同之处，可确认为是先秦古籍。《鹖冠子》凡3卷、19篇。《汉志》、《隋志》皆列其为道家。《鹖冠子·学问》以“九道”概括“圣人学问”：“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征，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集中反映了《鹖冠子》的思想倾向，即以道家为本，吸收了儒、墨、法、阴阳、兵家思想。《鹖冠子》文章以专题论文为主，首篇《博选》以选贤、待贤为中心，指出：“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正为本者也。”“故德万人者谓之隽，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全篇首言人才的重要性，次言如何选贤，再言如何用贤，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明代王世贞谓“此论深入物理，曲尽事情，最有跌宕处，三复便得之”（归有光《诸子汇函》）。《鹖冠子》文章常骈散间行，韵散同体，散句中间杂骈句、韵语。如《世兵》篇中：“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多为骈偶句，对仗较工整；“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传。……合散消息，孰识其时？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纵驱委命，与时往来。盛衰死生，孰识其期？”多为韵语，有散文诗的韵味。《鹖冠子》19篇中，有7篇问答体。由于所记皆人物问答，故语言较浅显通俗，平易自然，与其他专题论文的奇奥晦涩有所不同。如《度万》篇：“庞子曰：‘敢问五正？’鹖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庞子曰：‘愿闻其形。’鹖冠子曰：‘神化者于未有，官治者道于本，教治者修诸己，因治者不变俗，事治者矫之于末。’”五种治理方法中，鹖冠子最标榜积极能动、出神入化的“神化”治理，其次为顺应、遵循客观规律的“官治”，再次是力主自身道德修养的“教治”，最不主张的是因循守旧的“因治”和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治”。又如《世贤》篇，以医比喻治国：“王独不闻魏文侯之问扁鹊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耶？’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馋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长兄治病，防患于未然；中兄稍病即治；扁鹊病重治病。最善治者，名声最下；最不善治者，名声最高，名实不必相称。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看其真才实学。这段话言近旨远，语浅义深，很有哲理。可见《鹖冠子》的道家思想倾向是很突出的。《鹖冠子》杂黄老刑名之学，长于哲理思辨，以及韵散同体，铺排成文的体式和奇奥晦涩，博辩宏肆的文风，对汉代散文有深远的影响。四、《列子》《列子》，相传战国初列御寇撰。

列御寇，传为战国初道家学派的哲学家。亦作圉寇，郑人。《庄子》中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篇列举十位天下豪士各自学说之特点，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贵虚”即“虚静”、“无为”。《战国策》亦载有列子的情况：“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韩策·史疾为韩使楚》）其书《列子》，先秦时代典籍未曾见。西汉晚期的刘向曾对《列子》一书加以整理编纂，取名《列子书录》，共8章。东汉初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录“列子8篇”。唐人颜师古注：“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称之。”班固的“列子”实指其人，“8篇”实指其文。可见列子确有其人，《列子》一书确曾流行于世。但刘向与班固所见之《列子》早佚，今见之《列子》经历代学者辨正，确定为西晋中期作品。既非列子自著，也非先秦时代列子之徒所记述。虽为赝品，但该书保留了相当部分列子的思想和战国时期杨朱学派“贵生”、“重己”的主张。此书亦曾与《庄子》并称，认为思想相近，文辞相似，故附于道家学派之后作一简述。（一）《列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庄学派的哲学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列子》坚持“道”是万物始祖，又是实体事物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天瑞》篇中明确提出：“道”就是“天地之根”。这“天地之根”同老子所说的“天地之母”具有相同的含义。“道”是实体物质，看似玄之又玄，但它是“气”所形成，天地万物均“积气之成”。这与庄子的“道气”说完全一致。这是对老庄学派的继承。《列子》又吸取《周易》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宇宙生成和发展的阶段论，认为“道”既产生万物，又是变化发展的。在《天瑞》篇中借用“易有太极”的观点，指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从“太素”以后物质世界便开始形成且发展变化，即“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以后“复变而为一”，循环往复，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变化发展，而且由阴阳制约，各阶段互不孤立而且有着内在联系。这是对老庄学派的发展。（二）《列子》又是一部散文著作，有着较高的寓言艺术。《列子》8篇共有寓言故事110个：其中《天瑞》4则，《黄帝》19则，《周穆王》11则，《仲尼》13则，《汤问》20则，《力命》9则，《杨朱》4则，《说符》30则，不可谓不多。这些寓言故事，一是表达理想追求的，如《黄帝神游华胥国》（《黄帝》）、《终北之国》（《汤问》）、《古莽国与阜落国》（《周穆王》），憧憬无竞争、无争斗，无爱无憎，无官无民，无耕无作，一切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或仁义治国，反对勇力取胜。二是说明深刻哲理的，如《愚公移山》（《汤问》），通过愚公子子孙孙移山不止的故事，表达了劳动者坚韧不拔、矢志不移、团结胜利的崇高品德。三是讽刺批判现实的，如《华子病忘》（《周穆王》），通过宋国华子中年患健忘症，不知现实生活中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一旦病好，这些“罪恶”便一齐向他涌来；《逢子精神错乱》（《周穆王》）亦是如此，批判“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不分是非利害得失，全都糊涂。四是探索自然奥秘的，如《杞人忧天》（《天瑞》），通过忧天塌地陷的杞人与劝者的对话，表现古人探索宇宙形成的奥秘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两小儿辩日》（《汤问》）则提出早晨太阳离地球近还是中午太阳离地球近的天文学问题，表现出古人对宇宙现象的好奇与探索。五是论证符验的，如《黑牛生白犊》（《说符》），讲宋国一家三代好施仁义的人，不料家中黑牛两次生出白牛犊，孔子认为是吉兆，但两代人眼睛都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所有强壮之人都要参战，这家由于父子均眼瞎，幸免于参战。战争结束后，父子的眼睛都痊愈复明。《人有亡者》（《说符》）也是如此，一个丢斧头的人疑邻家之子偷了斧子，看他一切行为都像偷斧子的样子。后来他挖土时找到了丢失的斧子，再看邻家之子，一切都不像偷斧子的样子。这也是对患疑心病者的批评。六是表现列子自我形象的，如《列子穷不受粟》写列子家境贫困，面有饥色，却拒绝接受官吏送来的粮食（《说符》），表现了列子的气节；《列子师老商》写列子在老商氏学习九年，才掌握道家之理（《仲尼》），表现列子专心致志、刻苦磨砺的品质；《说符》中的《列子观影》、《列子学射》，写列子勤奋努力，聪慧敏捷，虚心求教，善于学习的精神。……用较多的寓言故事来描写自我，这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不多见的。（三）《列子》的语言质朴简劲。其叙述事件、描写人物，干净利落，明白畅达，有较强的语言表现力。

总之，《列子》以其众多的并有艺术特色的寓言故事，影响了后世散文家的创作，在散文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第五节 论辩散文：法家学派

管仲（约前730—前645），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经济改革家。年轻时为维持家计，曾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后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相。管仲相齐40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子》是一部托名管仲所作的古代经世著作，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之书。其中早者成书于战国，迟者成书于西汉时期，大多写成于战国中后期，是管仲学派之后人根据管仲言行、思想之传说而撰著之作。《管子》旧本原有389篇，经西汉刘向（约前77—前6）删除重复，整理成86篇，后又佚失10篇，今本存76篇，分属8个部分：《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轻重》16篇。内容较庞杂，涉及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儒家等学派的思想，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法学思想。《汉书·艺文志》录于道家，《隋书·经籍志》将其改入法家。《管子》一书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一）强调法制先行，依法治国，神圣的法律高于一切。《管子·法法》篇首先论述了法制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指出：“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就是说国家无法制，事情就没有常规；法令不用法律手段来推行，政令就无法贯彻。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小恩小惠，必须靠法律。严明的法律是保护民众的有利武器。“法者，民之父母也”，法律是治国的准绳，犹如规矩之于方圆，无规矩不能成方圆。

其次，法律制度必须合乎治国之道。即国有“三欲”：“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征取）不可过多，禁不可过繁，令不可多变。“三欲必节”，“宪律制度必法道”，就是说，国家制定法律必须合乎本国国情，合乎民众的根本利益，不可过重，过繁，过多。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不能轻意更改，或随意废止。国无常法，“则民妄行矣”，就会违法行事；朝令夕改，就无法取信于民，民众对国家就会存有疑虑，国事危矣。

再次，法律制度必须靠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来推行。即：立法须审慎，执法要赏罚严明，讲“信实”，排除一切干扰。立法者和执法者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意志坚定，集中一切权威执法，“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即执法者不受钱财贿赂，不避亲戚，不感情用事，不徇私情，不惜一切维护法律的尊严，神圣的法律高于一切利益。国君的地位，王族的私欲，权臣的私利，民众的私情，统统服从法律的尊严。《管子》的法制思想在《任法》篇亦有论述，它一再强调“明法固守”、“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乃治国之大道。这一法制思想即使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二）张“四维”，充仓廪，抚孤独，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管子·牧民》篇指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认为应张扬礼、义、廉、耻四种品德，有了“礼”，“不逾节”，一切按规定办事，则“上位安”，社会稳定；有了“义”，“不自进”，不自私，不贪赃枉法，老百姓就不会奸巧欺诈，人间和谐；有了“廉”，“不蔽恶”，不掩盖包庇丑恶行为，“则行自全”，官吏的行为就会日益完善；有了“耻”，“则不从枉”，人们就会走光明正道，邪事就不会发生。否则，“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社会要和谐稳定，除了在精神方面弘扬“四维”美德，注重对老百姓的精气神的培育外，还须在物质方面给老百姓以实惠，做到充仓廪，抚孤独。《管子·牧民》篇中同时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统治者不违天时、地利，关注民生，惠及民生，老百姓才会安定而不动乱。对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即鳏寡孤独等生活困难的百姓，政府要给以直接的物质帮助。《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负窭，赈疲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即国家积累的财富不用来资助百姓，必然会遭到百姓的反对。如果国家能及时给百姓以物质帮助，“匡其急”，“振其穷”，老百姓“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就会出现“善政”，即民心安定，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三）主张予而后取，藏富于民，治国必先顺民心。《管子》认为，治国必须先顺民心，政策只有顺民心，应民望，百姓才会拥护。而百姓的基本需求是富足安逸，厌恶的是贫穷和劳苦。“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管子·牧民》）所以，要想让百姓为国事而甘愿忧劳贫贱，国家就要让百姓富足安逸。要取必须先予，予而后取是正道。所以，《管子·牧民》篇指出：“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懂得此理，对于治理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给予百姓富足安逸之术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管子》主张农、林、牧、副业和手工业、商业同时发展。《管子》指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五辅》）“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牧民》）又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问》）“无市则民乏。”（《乘马》）这些论述说明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林、牧、副、手工业和商业也关系到国家、百姓的贫富，是富国富民的“经产”，即基本行业，缺一不可。

减轻赋税和劳役，也是使民富足安逸的方式。《管子》指出：“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如此则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海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戒》）即薄赋敛，轻徭役，不违农时，则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百姓就不会患饥劳，获得富足安逸的生活，这也是予民的方式。《管子》予而后取的思想，就是藏富于民的思想，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兴亡的大事。《管子》指出：“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枢言》）所以，予而后取，藏富于民，是善政的表现，是国家大治的标志。（四）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止”，反对“竭民财”、“罢民力”，给民以温逸之感。《管子》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权修》）。即取民之财必须考虑百姓的负担能力，不能无限度地搜括百姓的财富；使用民力必须考虑百姓的剩余劳动是有限的，不能无休无止。因为地生财有时，民用力有倦，如果无休止地取民财用民力，“竭民财”、“罢民力”，就会激化统治者与老百姓的矛盾，甚至会导致人民群众起来推翻统治者。《管子》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亡。”（《权修》）可见，“取之有度，用之有止”，“竭民财”、“罢民力”，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要“取之有度，用之有止”，不“竭民财”、不“罢民力”，《管子》主张要薄敛轻徭。一是“厚收善岁”：“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小问》）即丰年财丰民逸，国家可以多征。反之，灾荒年，民穷财困，国家不仅要减免赋役，还应赈济百姓。二是“相地而衰征”（《小匡》）、“案田而税”（《大匡》），这是管仲的思想和主张，即根据百姓耕种的土地的肥瘠情况确定征收不同的赋税数量。三是相家而赋。即根据每个家庭养老育幼的负担情况，适当减免负担重的家庭的赋税义务。比如，70岁以上的老人，“一子无征”；80岁以上者，“二子无征”；90岁以上老人，“尽家无征”。三孩之家，“无妇征”，免除妇人之赋役；四孩之家，“尽家无征”。收养一孤儿者，“一子无征”；收养两孤儿者，“二子无征”；收养三孤儿者，“尽家无征”。这既是养老、慈幼、恤孤之德政，又是度量民力而取之的善举。四是薄征商税。《管子》继承管仲不征关市之税，而趋向免税或轻征商税。这些轻徭薄赋的主张是《管子》具体落实“取之有度，用之有止”的举措，这样才能给民以温饱安逸之感。（五）厉行“樽节”原则，反对统治者铺张浪费，奢侈腐化。《管子》认为，要真正做到取民有度，用之有止，让百姓富足安逸，必须反对统治者铺张浪费，奢侈腐化。否则，统治者奢侈无度，浪费不止，财政收入不敷满欲，势必取之无度，用之不止：“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权修》）所以，统治者必须厉行“樽节”原则：“节饮食，樽衣服，则财用足。”（《五辅》）“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禁藏》）“樽节”（节约）的要求是：“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即根据官位、俸禄高低来制服、用财，衣、食、住、行均按规定办，不超越，不多支，才不会取民无度，用之不止，保护民财民力。《管子》的这些主张既有以法为主的法定思想体系，又兼容藏富于民、轻徭薄赋的儒家思想，具有儒法思想相融合的特点。

从文章的表达来看，《管子》大多为议论文和说明文，少数篇章议论而兼叙述、对话或故事，体例不一。其特点主要有：（一）正反对比，充满辩证观点。《管子》论述“得民心得天下”时指出：“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五辅》）“圣王”与“暴王”的对比，深刻地说明“民心”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侈靡》是论及领域最广泛、内容最宏大、篇幅最长的一篇论文，主要从消费、市场、生产三者的关系来阐述消费理论，从而提出政治改革和治国的方略。比如，“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古义道，畏变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就是说法律制度和丈尺斗斛，是治理国家的准绳和器物，固执坚持古代道义是害怕改革！仁义之人善于运用事物发展规律，智慧之人善于掌握事物变化规则，非仁智者不能格乎天地，抓不住改革之机，只能坐失良机。又如，“能摩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城市）贫而鄙（乡村）富，美如朝市；国（城市）富而鄙（乡村）贫，尽如暮市。市也者，劝（促进）也。劝者，所以起本事（农业），而末事（工商业）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即推陈出新，随时代变化改革政治，利用市场促进农业发展，进一步刺激工商业的繁荣，带动消费，促使城市共同富裕，国家就会安定。当然，太奢侈的消费又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短短50余字，论及了城乡、农业、工商业、消费的多种关系，充满了辩证观点。（二）演绎与归纳并用，说理透辟。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此段先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观点，再进行演绎、递进推理，最后进行归纳，得出结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说理透辟，令人折服。（三）对话说理，亲切自然。《管子》多处以管子（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来论述治国、富民、强兵、王国之道。比如，“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乎？’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小匡》）“爱民之道”全由“对话”说出，非常亲切自然，使人容易接受。二、《商君书》《商君书》亦称《商子》或《商君》，古代经济、政治学著作，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言论汇编。《汉书·艺文志》称其有29篇，现存24篇。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中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出身卫国公室后裔，故亦称卫鞅。“少好刑名之学”，曾在魏国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熟悉李悝、吴起等人的变法理论和实践。后秦孝公下令求贤，公元前361年，他由魏入秦，以“强国之术”说服秦孝公，深得孝公信任，前后两次主持秦国变法，使秦由弱变强，因功封于商。秦孝公死后，被人诬告谋反，被“车裂”。

商鞅以“重法”著称，在法家中自成一派。《商君书》是战国中后期商鞅及其后学的代表作，是研究商鞅一派政治法律经济思想的主要依据。《商君书》阐述了历史进化论、人性爱利说和强力原则。这三者构成了《商君书》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商君书》集中论述了法治、刑赏、耕战等问题。此外，还记载了秦国的一些政治与军事制度。《商君书》24篇，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于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徕民》、《弱民》、《定分》可能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难以确考。《商君书》大约编定于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不仅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策略，而且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经济思想。（一）提倡和贯彻法治主义，主张绝对的去私任法，坚守法权的无上尊严。商鞅是法家中严格的法治主义者，他在《商君书》中指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开塞》）又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修权》）“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因此，治国必须实行严格的法治。推行法治就要“去私任法”，讲究信用。指出：“惟明主爱权重信，不以私害法。”“明主慎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私亲近。”（《修权》）这样，立法分明，不循私则治。

商鞅之所以主张法治，是因为战国时代，诸侯进行着频繁的战争，只有实行法治，才有利于民众。如果采用“义”教，则有害于民众。“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开塞》）要法治就要刑多赏少，严刑酷法。“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提倡“以杀刑之反于德”，“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开塞》）这充分体现了商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打击世袭贵族领主的政治主张。（二）认为农为富国之本，兵为强国之要，大力推行“农战”政策。商鞅在《商君书》中认为战国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守”（《开塞》）的时代，一个诸侯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会面临被大国灭亡之险。所以，国家必须强兵。要强兵，必须富国。要富国，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去强》）农业是富国之本，兵为强国之要。所以，“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外内》）强调奖励兵、农，以实现“农战”而称王的主张。

为了大力推行“农战”政策，商鞅采取了系列措施：1.“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粮食和布帛数量多的百姓，免其徭役。2.作战勇敢，在战场上“能人得一首则复”（《史记·商君列传》），即斩敌一人，免其赋役。3.其他诸侯国来秦务农之百姓，免其父、子、孙三代兵役，对其开垦之荒地，十年不征：“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徕民》）4.百姓家中有成年的“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加倍征税。其旨在建立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经济，以利于农业的发展。（三）重征商税和一切非农业活动的赋役。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国富之基础。商业、手工业是“末业”，士、工、商不仅不生产粮食，而且大量消耗粮食，还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因商品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民弃农经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农战》）。为此，必须采取抑制工商业活动的措施：“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外内》）即对农业之外的一切行业一律采用重税。主张加重关市之赋，加重酒肉之税，加重一切市场营利的捐税；对游惰坐食不务农者，课以很重的人头税。对于农业的征课，则“不烦”、“不多”。他说：“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垦令》）他还提出：“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垦令》）。即按照农民收获的多少以定农民赋税的数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迫使商人和手工业者完成以粟纳税，必须亲自务农。这也是重农抑商以适应“农战”之需。《商君书》在表达上尽管“不文”，不如孟子、庄子的汪洋恣肆，想象丰富而奇特，但也显示出明显的特色：（一）语言质朴、简练，说理清晰。《商君书》的语言不像老子、庄子的深奥难懂，而是浅白流畅，简洁朴质。如，“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则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修权》）又如，“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靳令》）再如，“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农战》）直白的语言，简朴的话语，把法、信、权和“任法去私”的重要性，圣君得民心、民用力、官民专心从事“农战”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二）句子短，多排比，富于雄辩和奔放的气势。如，“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去强》）又如，“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也。”（《修权》）短句，紧凑，排比、对偶，层层推进，递进说理，极富雄辩和奔放的气势。（三）取譬设喻，生动形象。《商君书》虽多正面说理，亦常取譬设喻，增强说理的生动性。如，“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修权》）比喻大小官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就是“国之隙”、“民之蠹”，就会造成“木折”、“墙坏”，国家的灭亡。又如，“离朱见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错法》）比喻人君“不可不慎己”，应加强“德”的修养和“法”的理念。再如，“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定分》）连续的比喻，把法令之重要、名分之确定说得清楚明白，尤其百人逐兔之比，更为透辟。这些比喻大多来自生活中常见事物，易懂易明，非常贴切。三、《韩非子》《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汇编。

韩非（约前280—前232），战国末期集法家大成的思想家。他出身韩国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去楚国与李斯同在荀况门下求学，“学帝王之术”，但他却“喜刑名法术之学”。他为人口吃，短于言辞长于著述。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当时韩国国势日衰，韩非屡上书韩王，提出许多“明其法制”、“富国强兵”的建议，不为所用。他愤而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篇，共10余万字。其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十分欣赏，李斯告秦王此为韩非之书。秦王急于得韩非而攻韩，韩非被派使秦。李斯恐韩非见信于秦王不利于己，便进谗言，陷韩非下狱。李斯又派人送药逼韩非自杀而死。《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共55篇，基本上是韩非自著。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商鞅的用“法”，慎到的论“势”（政治权威），申不害的讲“术”（权术）汇合为一个整体，主张治国必须立法执法，人主必须紧握权势，善用权术，驾驭群臣，实行中央集权。他的思想对于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起了重要的作用。《韩非子》的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作为战国晚期的法家思想，既能承前，又有新的发展。（一）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提出了进步的社会历史观。韩非在《解老》、《喻老》等篇中唯物主义地解释了老子的“道”，提出了唯物的自然观。老子认为“道”是先于物质而存在的精神实体，韩非则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存在于自然界万物生存、变化之中，是万物的总规律。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解老》）“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主道》）即“道”是万物之始，判断是非的准则。同时，韩非又从前期法家吸取了“理”的概念，把“理”看成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他指出：“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解老》）即“道”是绝对的，不变的，“理”是相对的可变的。所以，韩非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而“弃道理而妄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倚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解老》）。注定是要失败的。

韩非继承发扬了荀况、墨翟注重“实行”和“参证”的思想，形成注重“参验”（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显学》中对称为“世之显学”的儒、墨二家“皆自谓真尧舜”进行批驳，指出：“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年，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将儒、墨脱离实际无“参验”之论称为“愚诬之学”，抨击了儒家“仁义”之类的虚妄之言，要“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韩非还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提出了重今废古的进步的历史观。荀子（况）“法后王”，“古今异情”，“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和墨子非命、强力的观点，影响了韩非，使他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历史进化论，表现出强力、竞争的思想，强调“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反对德治仁政，倡导耕战，富国强兵，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充满自信进取精神。他在《问田》中极力主张“废先王之教”，而应“立法术，设度数”，才能“利民萌，便众庶”，达到“治天下之柄”。他在《五蠹》中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心度》中提出“治民无常，惟治为法”；在《问辩》中又说：“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之所以强调法治，是他认识到人类社会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个时期，各有各事，各有各道，今仍赞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即不能遵循古代构执永成不变的东西，一味地“法先王”，而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二）建立以“法”为主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认为，“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法是适合时代的。韩非所说的“法”，是指成文的法律，君主统治百姓的条规：“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常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韩非认为，一个国君仅凭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势”，只有借助“势”，法才能有效。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生之筋也。”（《人主》）“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五蠹》）因此，韩非认为“法”与“势”（权）相结合，而且君主应拥有制定法律和“独断”的大权，执法严明，“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重刑少赏，才能使统治稳定，否则天下会大乱。

此外，韩非认为君主还应讲求“术”，即驾驭臣民的权术。他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法”是可以公开的，而“术”是深藏不露，不能见人的。只有这样，臣民对国君才会像神一样崇拜。讲“术”，还要不相信所有的人，包括妻妾、孩子、近臣等，他在《八奸》中列举八种人对君主构成威胁，君主必须提防。“术”还要求国君不择手段驾驭臣民，甚至用“质”（将妻儿当人质）、“镇”（用爵禄笼络）、“固”（互相监视）来控制大臣。如不见效，即可“除之”（《外储说右上》）。总之，为了成功地进行统治，稳固国君的地位、权势，君主必须将“法”、“势”、“术”三者并用，紧握权势，实行中央集权。持国之道不再是“仁义辩智”，而应是“严刑峻法”。这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巩固政权之所需而提出的政治主张。（三）奖励农战，征重税，专民力，坚决取缔和禁止一切不利于农战的活动。韩非承接商鞅的“农战”思想，认为“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诡使》）。即富国以农，强国以战。为此，他主张重税，充实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他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诡使》）即国家不仅要征百姓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而且要征他们一部分必要的劳动产品，使之常处于“贫饿”状态，促使农民努力耕作。他公开反对“足民”，他吸取荀子的“性恶”说，认为人是自利的。他说：“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六反》），租税轻会使民众流于奢侈和怠惰。所以“足民”不仅不能言治，而且有害。但生活中即使重税，仍有一部分人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剩余产品，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为此，他提出“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六反》），即用不同的重税使“富者贫”，使大家生活在同一贫困线下。韩非的重税主张是为其“农战”思想及七雄争霸、实现封建统一服务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他不惜以人民的饥饿为代价，使劳动人民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下，则赤裸裸地暴露其为封建君王的专制集权服务的残酷的剥削本质，是不可取的。（四）提出重质轻文，强调实用，反对雕饰的文艺观。他在《解老》篇中说：“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在《外储说左上》中举“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两个故事为例，说明过分讲究豪华的形式，将舍本逐末，有害内容。韩非重实用的文艺观，实际上是吸取了墨子的重实践的思想而对儒家的礼乐文化的批判。

韩非的论辩散文，继诸子散文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内容广泛，体式多样。《韩非子》55篇，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9类：第一，游说类：《初见秦》、《存韩》、《难言》、《爱臣》，此为韩非使秦时说秦之作；第二，上书类：《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过》、《孤愤》、《说难》、《和氏》、《奸劫弑臣》、《亡征》、《三守》、《备内》、《南面》、《饰邪》，此为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之作；第三，老学类：《解老》、《喻老》，此为韩非径释或援引古事以明“老学”（老子之学）之义之作；第四，纪事类：《说林上》、《说林下》，此为韩非汇聚史例以备论述所需之作；第五，君术类：《观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体》、《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此为韩非论人君正己驭下、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之作；第六，辩难类：《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此为韩非论法术之道，辟时俗之论之作；第七，问答类：《问辩》、《问田》、《定法》，此为韩非之徒所记其答辩之辞，极言辩说、救世及法与术之别；第八，通论类：《说疑》、《诡使》、《六反》、《八说》、《八经》、《五蠹》、《显学》，此为韩非痛斥时病、力尚功利之作；第九，补辑类：《忠孝》、《人主》、《饬令》、《心度》、《制分》，此为韩非之徒所杂录者，极言人主任法而不任贤之要。可以看出，《韩非子》一书的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是十分广泛的。

韩非的文章体式多样，有长篇，如《五蠹》长达5000余字，为诸子议论散文之高峰；有短制，如《爱臣》、《大体》等仅300余字；有驳难式；有纲目式；有问答体；尚有少数韵文，如《主道》、《扬权》，用韵文写成，具有诗的韵律节奏，带有抒情意味。特别是《内外储说》六篇，均先提总纲，再分两部分，一“经”文，由总纲再提出的论题；二“说”明，列举史事作论据。这是韩非议论散文特有的表达形式。（二）议论说理多样化，细密周详深隐微。韩非的议论手法多样，比诸子散文的说理更为深入。一是先总后分式，即先提出全篇论题或总纲，然后依次分别论说。如《八奸》，先提“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然后分论这八种奸术。《十过》也是如此，先提出“十过”，再一一论说“十过”之内容。二是一论一证式，即提出一个论点就论证一个，合起来就是全篇中心。如《八经》，分论“因情”、“主道”、“起乱”、“立道”、“参言”、“听法”、“类柄”、“主威”八种治国之“经”术。三是矛盾对立式，如《诡使》围绕“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展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又如《六反》力斥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力主世主以功利用人，正反说理，是非分明。四是细密周详式，如《孤愤》，以势孤之感和愤慨之情阐述了推行法治的人和掌握大权的人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揭示了当道掌权者蒙蔽君王，修智之士不得为国效力的根本原因在于重臣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阻塞贤路。再如《说难》，韩非总结纵横游说之士的经验，结合自己向国君宣传法治主张的亲身体会，说明向君主进言的困难。“说难”是论题，先解释论题概念，然后用三个“所说”，两个“说之”，列举事例证明，以下连用七个“身危”，列举五事，说明进谏之难。然后针对“在知其所知之心”这一关键，提出“凡说之务”的三种方式，然后又用几则历史故事进一步论证进言之难。层层推进，说理深入细密。（三）重实证，重推理，论据充分，颇具说服力。韩非研究了历史状况，熟谙社会人情世故，他在分析论说事理时常常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生活现象作为论据，以证明其观点。如《十过》论10种君主不应犯的过错，逐条举史实以证。《说林》上、下共汇集了71则实例，其中少数寓言和生活小故事，多数取材于历史，内容均为就诸侯国的内政外交说服别人接受自己意见之例。《亡征》一口气列举47种导致国家危亡的征象。《难言》举出12种言说者的风格及其遭到的批评。《喻老》以18种史事喻道家之“道非道”、祸福相倚的矛盾转化律。这种重实证和推理的论证方法可谓韩非之独创。（四）大量运用骈排对偶形式和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艺术美。韩非在语言上更多用骈排对偶的形式，或用于句，或用于段，或用于篇，反复运用而又多变化，增强了文章语言的艺术美。如《五蠹》、《亡征》、《解老》、《喻老》等。此外，他还大量运用寓言故事，其内容之广，数量之多，现实性之强，皆在诸子之上。他的《内外储说》6篇，被人称为结构宏伟的“寓言群”，对以后的寓言文学颇有影响。而且许多寓言为历来的人们传诵，成了警示人们立身行事的家喻户晓的典故。如“守株待兔”（《五蠹》）、“自相矛盾”（《难一》）、“秦伯嫁女”与“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七术》）等，增强了文章说理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第六节 论辩散文：兵家与其他学派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生卒年不详，其活动时间大约与孔子相近（前551—前479），春秋时兵家。曾以《兵法》13篇从齐国出奔到南方吴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的推荐，吴王阖闾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为将。对于吴国的崛起，起过重要的作用。《孙子兵法》全书共13篇，约6000余字，分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分别论述了战争的重要性、战略决策原则、指挥作战的智谋、战争士气的调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一）提出了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原则。《孙子兵法》在《计篇》中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即用兵打仗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战争制胜的原则问题。这就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从“五事”、“七计”等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以制定制胜的原则。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可见“五事”、“七计”包括“民”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将领指挥能力，军队的组织、制度、训练、战斗力的强弱，赏罚和纪律等方面，而孙子将“令民与上同意”的“道”放在首位。这个“道”是政治，是民众拥护君主的程度，能否为君主而生，为君主而死，也就是民心的向背问题。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民心”是战争制胜的首要原则，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人的因素，是难能可贵的。（二）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普遍军事规律。《孙子兵法》在《谋攻篇》中指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孙子兵法》把“知”与胜负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肯定信息对战争的重要作用。要“知己”，《孙子兵法》提出了“上下同欲”、“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谋攻篇》），“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地形篇》）等等。即上下同心，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多少的对比采取不同战法，以有准备对无准备，要了解己方士卒之作战能力是否可以打。要“知己”，将帅还要“杂于利害”（《九变篇》），从利、害两方面考虑，“因利而制权”（《计篇》），把握有利战机，确定正确方针；要“先胜而后求战”（《形篇》），即在了解彼此强弱的基础上，有把握取胜而后求战。要用“示形”（《计篇》）、“动敌”（《势篇》）、“诡道”（《计篇》）的方式去诱骗和调动敌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我专而敌分”与“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虚实篇》）的方法，采取“兵贵神速”（《作战篇》）、“奇正之变”（《势篇》）灵活的战略战术；还要注重军内“人和”，“视卒如婴儿”（《地形篇》）；调动士气，“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篇》）。要“知彼”，必须重视敌人情报的获得。获取情报，孙子认为一是实地侦察，一是利用间谍。《孙子兵法》专用一篇《用间》，论述间谍的类型，如何使用管理间谍以及如何形成间谍网络等问题。充分发挥间谍的作用，切实做到“知彼”，做出准确的决策，正确的指挥，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故“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成了古今中外军事指挥的重要原则。（三）具有较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孙子在论述兵法，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时，能够从一些客观条件入手，估计到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这是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反映。比如，《孙子兵法》中的“道”和“天”，“道”不是虚无的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指“令民与上同意”（《计篇》）的“民心”与政治；“天”也不是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计篇》）等自然现象。孙子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即要事先知道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取于鬼神”）的方法去取得，不可用过去相似之事作类比（“象于事”），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位置去占卜吉凶（“验于度”），一定要通过“人”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这也是一种朴素唯物论的观点，与当时的“畏天命”、“敬鬼神”等唯心论之说是针锋相对的。

同时，孙子在探讨战争规律时还表现出了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比如，他看到了战争中的敌我、强弱、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对立现象及其互相转化的可能，要求指挥者要“知彼知己”、“杂于利害”，全面地考虑问题；提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指挥者要善于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对己要转“乱”为“治”，转“怯”为“勇”，转“弱”为“强”；对敌要转“逸”为“劳”，转“饱”为“饥”，转“安”为“动”，将自己的劣势转为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

正因为《孙子兵法》中体现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战国以后为历来的军事家重视和推崇；在国外，已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捷、阿拉伯等十多种文字。现在许多国家的军事界、企业界、体育界、学术界等都甚为重视研究《孙子兵法》，在军事斗争、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比赛、学术研究等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足见《孙子兵法》巨大的影响和价值之所在。《孙子兵法》作为军事论辩散文，自有其独特之处：（一）语言凝练剀切，提炼出诸多军事格言。如“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计篇》），“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虚实篇》），“避实而击虚”（《虚实篇》），“始如处女，敌入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等等，这些格言既是军事的，也适用于其他具有竞争性质的行业，富有普遍的意义。（二）中心明确，结构完整。它已不是语录体和对话体，每篇有标题，有中心，有分析。如《计篇》，先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中心论点，接着围绕中心展开论述，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并作具体分析，最后提出将帅要“造势”和用兵不厌诈的“诡道”之法，迷惑引诱敌人，打击敌人，取得胜利。有纲有目，条分缕析，结构浑然一体。（三）大量使用排比句式，颇有气势。如，“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这段排比句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军事思想讲得清楚明白。二、《公孙龙子》《公孙龙子》是名家的代表作，战国时公孙龙撰。

公孙龙（约前320—前250），战国时哲学家。传说字子秉，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他是名家的代表人物，著名的“辩”者，喜为“守白之论”。名家是战国时的一个学派，强调“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着重讨论了“名”（概念）“实”（事实）关系问题。《汉书·艺文志》列名家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数家。各家之著均残失，惟《公孙龙子》虽残尚完整。《公孙龙子》在《汉书·艺文志》原著录14篇，宋时已亡8篇，今存6篇。首篇《迹府》为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写成的传记，其余《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5篇为公孙龙自撰，是研究他名辩思想的重要资料。（一）公孙龙的著名论题有二，一是“白马非马”。公孙龙指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白马论》）即“马”指形体，“白”指颜色，称呼颜色的概念不能用来称呼形体，故说“白马非马”。又说：“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白马论》）这里，公孙龙指出了“马”和“白马”在内涵上的差别，认为白马是马与白的结合，内涵上要比马丰富，白不是马，故白马也不是马。

从现代逻辑关系来看，“白马非马”的三段论的方式是：大前提：“命色者，非命形也。”小前提：“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结论：“白马非马。”（二）公孙龙的另一著名论题是“离坚白”论。他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坚白论》）他认为“坚、白、石”三个概念不可并称，而“白石”、“坚石”可以组成两个概念，因为“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坚白论》）。即眼睛只能见白而不见坚，坚就不存在；手只能摸到坚而不觉其白，白也就不存在，故坚与白是分离的。

可以看出：公孙龙的论辩重在从视觉与触觉的不同感觉来分析概念，区别个别（白马、白石、坚石）与一般（马、石），具体与抽象，以致导向过分强调事物的差别性，忽略事物的一般性。公孙龙自问自答，自立自驳，反复诘难，层层推进的论辩方式，虽属于诡辩，但对于启发人们的逆向思维，精于概念的准确和辨析，推动论说散文的发展和古代名学（逻辑学）的建立，有其积极的意义。三、《尸子》《尸子》为战国末期杂家尸佼之著作。“杂家”指战国末至汉初折中糅合各家思想，主要“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派。

尸佼（约前390—约前330），战国时杂家。晋国人，一说鲁国人。为政于秦，曾参与商鞅变法的策划。商鞅被杀后，逃亡入蜀，著书于蜀，卒于蜀。《汉书·艺文志》谓《尸子》2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亡其9篇，唐代魏徵等撰《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辑有《劝学》等13篇。清代有三种辑本，其中汪继培辑本较全，计有13篇，佚文数十则，有12000字。《尸子》兼儒墨，合名法，兼收并蓄，反映出战国末期各思想流派趋于整合的趋势，故《汉书·艺文志》将《尸子》列入杂家。但尸佼参与商鞅的变法，其法家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一）他主张“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要求确立并根据法律制度进行统治。《尸子·分》中，“上比度以观其贤，案法以观其罪，吏虽有邪僻，无所逃之。”《发蒙》篇中，“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这种“比度”、“案法”，赏罚分明且“人君独断”的思想，即属于法家所有。《尸子》也崇尚儒学，称颂孔子，宣扬仁义忠信，其儒家思想倾向也是突出的。《尸子》还宣扬墨家的“兼爱”、名家的“正名”、“明分”等观点。总之，《尸子》反映了新型地主阶级要求变革社会，统一天下的愿望和要求。（二）作为论说散文，《尸子》议论严谨，层次井然，寓理于形，深入浅出。如《劝学》：“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茧，舍而不治，则腐蠹而弃；使女工缫之，以为美锦，大君服而朝之。身者茧也，舍而不治，则知行腐蠹；使贤者教之，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夫学，譬之犹砺也。昆吾之金，而铢父之锡，使干越之工，铸之以为剑，而弗加砥砺，则以刺不入，以击不断；磨之以砻砺，加之以黄砥，则其刺也无前，其击也无下。自是观之，砺之与弗砺，其相远矣。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砺砥也。”此为文章的首段，论述学习的必要性、重要性。尸子以治茧为比，以磨剑为比，以孔子教弟子为正例，以今人不知砺其身为反例，言近而旨远，语浅而义深，很有说服力。其论证方法和语言风格与《荀子·劝学》很有些相近。行文深入浅出，生动深刻，语言也骈散间行，很有气势。（三）有些文章穿插故事，意蕴深切，发人深省。《贵言》篇论述言语可贵，君王应察纳雅言，从谏如流。文章开篇就讲了一则故事：一次，范献子游河，君问众大夫：“谁知栾氏之子在哪里？因为我亡栾氏以后，其老的未死，少的已壮了，所以我问一问。”船夫清涓说：“君王如果善修晋国之法，得到臣民的拥护，栾氏之子又如何呢？如不修善政，失去臣民的拥护，那么舟中之人都是栾氏之子。”君王说：“此话很好。”第二天早朝，就令赐清涓田万亩，并说：“以此田易彼言也。”以田易言，虽显奇怪，然含意深刻；为政清明，倘能如此贵言从善，必然会天下归心，内外同心；反之，则众叛亲离。同时，从一个故事入手展开议论，也使得行文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总之，《尸子》博采众长的思想和精深宏博、长于譬喻、类比的散文艺术，对秦汉散文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四、《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杂家之代表作。

吕不韦（？—前235），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原为巨商，因助秦庄襄王和秦始皇父子继承秦国王位，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他执政时对秦统一六国起了很大作用。吕不韦门下宾客甚众。他使其写下所闻，汇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6卷，160篇，20余万字，号曰《吕氏春秋》。此书虽出于众手，但也代表了吕不韦的思想倾向，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杂家。（一）《吕氏春秋》虽是辑合先秦各家之说而成，但整体上则有鲜明的倾向性。它以儒家为主，兼取道家墨家之义，对兵家、农家也给以重要地位，对法家、名家、纵横家及阴阳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即所谓“兼儒墨，合名法”。《吕氏春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先秦思想文化的一次系统整理、汇集和总结，大体上反映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建立过程中文化融合的趋势。它的编写目的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指导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并为之作舆论准备。它摈弃诸子中不利于达到此目的的成分，吸收了其中对己有益的内容，因而“杂而不杂”。书中提出了以“德治”、“仁政”为主，以“刑赏”为辅的主张。它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上德》）“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书中还有不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如，关于宇宙起源，它提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它还指出：万物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还认为人的认识和知识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后天学习中所得：“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听言》）“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谨听》）在认识论上，提出去掉主观偏见，做到兼听并观，仔细观察分析的观点。“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去宥》），“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观表》）“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别类》）更为深刻的是，它还指出事物是可知的，又是不可穷尽的，认为“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别类》）。还认为社会历史是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长见》）即“今”是“古”的发展，“后”又是“今”的继续。历史是有规律的，连续的发展的。（二）《吕氏春秋》采录了先秦诸子学说的精华，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文献和遗闻轶事。从散文发展来看，它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之新发展。它编排有序，系统性强。《吕氏春秋》与所有诸子散文不同，它是一部有计划的集体编撰的著作，故其体例严整，不是单篇的组合。它按“纪”、“览”、“论”三大块进行编写，“纪”按春夏秋冬四季安排，每月一纪，每纪5篇，内容各有侧重，并不重复；“览”为八组专题论文，除“有始览”为7篇文章外，其余“七览”均为每“览”8篇论文，题目不同，内容各异；“论”为“六论”，每“论”下属6篇论文，规范严整。此书“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高诱《吕氏春秋序》），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以“纪治乱存亡也，知寿夭吉凶也”（《序意》），倘事前无严密的计划设计，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先识览》主要论述辨察事物的道理和方法，从知贤、任贤谈为君之道。《先识》以“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即贤人离开无道之君。《观世》讲君主必须求贤之理。《知接》论君主智力与知贤的关系。《悔过》讲君主“智不至”而不“悔过”之危害。《乐成》讲贤主、忠臣决定事业的成功。《察微》讲君主应“见微知著”，小处不察，必酿大患。《去宥》讲君主认人识事必须去掉主观偏见。《正名》讲按实求名，“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可见8篇论文围绕“为君之道”这一中心，丝丝相扣，层层递进，有序而严密。（三）《吕氏春秋》诋君责政，极富批判锋芒。《吕氏春秋》针对现实，诋君责政，颇具批判精神。《贵公》以“圣王之治天下必先公”领起，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去私》更以天地运行“无私载”，日月普照“无私烛”，“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为理论依据，指出：“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以尧舜禅让为例对君主世袭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圜道》更明确指出：“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以私欲乱之也。”其批判之锋芒直指当时之“人主”“始皇帝”（嬴政），其胆略不可谓不大。

责政之作，亦有多篇。如《侈乐》，指出：“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而暴君夏桀、殷纣之“侈乐”，则是乱世之产物，而引起人民之怨恨。“侈乐”之产生在于“纵欲”，倘“纵欲无穷”，则“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必然产生，导致政衰国亡，批判了“侈乐”而倡“节乐”。再如《节丧》、《安死》均反对厚葬，提倡“节丧”，“以俭节葬死”。指出：“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这不是“爱其费”，也不是“恶其劳”，而是“为死者虑”。只有“节丧”，才能实现“安死”，才算是真正的“爱人”。这是墨家思想之体现。（四）《吕氏春秋》寓理于事，叙议结合。《吕氏春秋》每篇中心明确，论点突出。在议论时不作烦琐的概念辨析和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三言两语将道理讲明之后，即大量引用历史事实作为论据，以证明其论点。如《异宝》篇，开篇提出：“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接着，列举三则史事加以论证，证明其“异”。其一是孙叔敖临死时“知不以利为利”，告诫儿子“必无受利地”，不要接受楚王肥沃之地的封赐；其二是江上之丈人拒不接受伍员赠与的千金之剑；其三是宋子罕“以不受为宝”，拒不接受“野人”献上的宝玉。三位古人“所宝者”与世人“异”，这是他们的智慧“异乎俗”之故。这里，作者显然主张以道德为宝，这是演绎论证。另一种归纳论证，也是以大量史事为例证。如《尊师》篇，文章一开始就列举神农、黄帝、帝尧、帝舜等16位圣贤从师学习之例，接着又举子张、颜涿聚等6位“刑戮死辱之人”从师学习而成为“天下名士显人”之事例，最后归纳指出：“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说明无论圣贤或不肖之人，只要尊师勤学，均可功垂后世，名扬青史。（五）《吕氏春秋》取譬设喻，大量运用寓言故事。《吕氏春秋》虽文笔平实，却多取譬设喻，富于形象性。如《劝学》篇用“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来比喻硬性说教之人，如同用石头让溺水之人沉下去，治病却让病人喝下毒药一样适得其反。《去私》篇用“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来比喻“王伯之君亦然”，即王霸之君应像厨师一样不先尝美食，“去私”、“无私”！《用众》篇以齐王食鸡为喻，说：“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鸡足掌）数千而后足”，主张博采众长才算“善学”。这种寓理于形的比喻，在《吕氏春秋》中是很多的。

此外，大量使用寓言故事也是《吕氏春秋》的一大特色。据有人统计，此书共辑寓言故事300余则，其数量之多，在先秦诸子中可与《韩非子》比肩。其中大多“杂取各家”，也有独出机杼的创作。有的更成了今天人人知晓的成语经典，如《察今》篇之“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嘲讽因循守旧之可笑，主张治世必须因时因地而制宜。再如《本味》篇之“高山流水”，记述了伯牙鼓琴，钟子期听琴评琴。钟子期死后，伯牙破琴不复鼓琴，以为世上再无值得为之“鼓琴”者，成为流传千古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佳话。

第四章 文化一统：鸿辞与阔论——秦汉散文的演进

第一节 散文流变概述

秦王嬴政在李斯等人的辅助下，于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帝国一统天下，废封建，设郡县，实行中央集权，“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的法治主张，服法术以兼天下，“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不得臣士卒”（《爱臣》），“一法而不求智”（《五蠧》），以及“道无双故曰一”，“抱法处势”等君主集权思想，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又吸收了韩非严刑峻法的治国主张，以刑杀为威，“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蠧》），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疯狂的镇压杀戮，严密的思想禁锢和焚书毁籍，摧残文化，促使秦帝国仅经短暂的12年统治就土崩瓦解，而造成“秦世不文”、文学上几乎成为空白的局面。《汉书·艺文志》有秦时杂赋9篇，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也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在《明诗》中又说：“秦皇灭典，亦造《仙诗》。”但这些诗赋都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所见到的秦代作家只有李斯。二

汉代的散文是先秦散文的新发展。其更新变化与汉代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汉兴承秦之敝，秦王朝的灭亡，引起人们的深切思考。同时，内有“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外有匈奴威胁，“岁入边，杀人民甚众”，这成为当时内外两大矛盾。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发展，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边患暂时平息。但是，随之而来的又是诸侯国的割据，商人对农民的兼并，经济富厚，交结王侯，奢侈成风，又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汉初，统治者面对重大社会矛盾，无暇顾及文化思想的设施。从高祖到文景时代，制定法令，厉行节俭，奖励农耕，与民休息，以及所谓的“黄老之治”，其实都是儒、道、法思想并用，因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得以延续，纵横游谈之风得以继承。文士关心社会现实，能比较无顾忌地自由抒发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对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都在为汉朝的统治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提出社会改革的意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得到发展，出现了陆贾、贾山和贾谊、晁错等代表作家。

陆贾，生卒年不详，楚人，曾随刘邦平定天下，后事文帝，官至太中大夫。他为刘邦论“古成败之国”，“粗述存亡之征”作《新语》12篇。如第一篇《道基》说：“德盛者威广，力威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法布则功兴。”其文多骈体，如第七篇《资质》谈成败之理，则以山之水流为喻，多铺陈排比。贾山，颍川人，汉文帝时作《至言》8篇上书于文帝，指陈秦之暴虐。如篇首所说：秦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接下，具体数说秦的暴虐奢侈。最后，希望文帝以秦为鉴戒：“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文章同样多排比和骈俪句，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有纵横家的气势。

贾谊是西汉杰出的政论家。他重视现实，善于透过社会表面繁荣发现潜伏的隐患，敢于直言，不加掩饰，而且积极为巩固汉王朝政权提出改革的措施。他的这些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治安策》中。他的《过秦论》从巩固汉王朝统治出发，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不知攻守之异，仁义不施。晁错是汉初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削藩疏》，都是针对汉王朝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抗击匈奴，巩固国防，削弱诸侯王势力，提出积极改革的措施。他们从经济方面提出重农抑商，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储备，输粟入边，以巩固国防的重要措施。他们和陆贾、贾山的政论散文，是先秦诸子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在思想上，诸子之文重在阐述其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现实政治和哲学思想相结合。贾谊、晃错的政治思想则是儒、道、法兼采，不主一家，文章内容，重在解决当前社会具体矛盾和实际问题；文章排比铺张，纵横开阖，感情奔放，语多骈体，注重文采，表现出纵横家的风格。

此外，与其同时或稍后，许多诸侯王国都聚集着一批文士，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其中散文、辞赋的杰出代表有邹阳、枚乘；哲学著作《淮南子》，则是淮南王刘安门下文士的集体创作。三

经过汉初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在位的54年中，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建树，对外征伐，推动西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政治上，全国统一，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镇压了阴谋叛乱的诸侯王，平定沿海东瓯、闽越等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通西域，集中豪强于茂陵以削弱豪强势力。在经济上，兴修水利，推行进步的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又从豪强手中夺回了盐、铁、铸钱三大利，增加了朝廷收入。此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军事上，打败了北方的强敌匈奴，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疆域空前扩大。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声威煊赫的汉帝国气象，大大增加了汉代士大夫文人的自信和自豪。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反映在散文中，出现了气魄雄伟的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产生了司马迁的规模巨大的《史记》。

为了加强统治，汉武帝改变汉初以来重黄老、轻儒学的政治措施，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五经博士，举孝廉茂才，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罢纵横之学”。自此，文化一统，作家的思想逐渐被束缚，学术思想的发展受到限制，百家争鸣的局面渐渐结束。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早年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是当时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武帝时举为孝廉，武帝诏问，承其旨意，作对策三篇，统称《举贤良对策》，大讲“天人相与之际”，“灾害谴告”、“天心之仁爱人君”，为文化专制提供理论根据。如《对策一》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异象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以此来统一汉朝的思想，特别在文末提出罢百家、尊儒家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散文的特点，同他宣扬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以儒家经典为立义根本，引经据典，深奥宏博，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与汉初贾山、邹阳、枚乘等人那种铺张扬厉，感情奔放，气势磅礴的风格，截然不同，一变前期的直激疏放而为委婉醇厚。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西汉前期的昭帝、宣帝之时，并未完全贯彻执行。汉宣帝就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宣帝纪》）到西汉后期，“柔仁好儒”的元帝即位以后，就以“纯儒”代替“王霸杂用”；元帝、成帝之时，朝廷的丞相、公卿都是以名儒和经术进用的，于是经术成为仕进的阶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用来附会经文，使今文经学达到了极盛时代。自此以后，神学思想弥漫朝野，许多散文作品也充满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比起西汉前期的散文成就，大为逊色。这时期的散文作家比较有影响的是刘向、扬雄等。四

汉代散文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独具时代风貌的赋体散文。汉初文士，在楚辞的影响下，争相学习仿效，最早出现了贾谊《吊屈原赋》、《鸟赋》为代表的楚辞体骚体赋，主要在抒发个人失意的情怀。武帝时，汉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汉帝国的强大，经济的繁荣，帝王生活的淫侈，新兴地主阶级的积极上进精神，给文士们的建功立业以巨大的鼓舞，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骈体赋一变而为体物写志的散体赋，或称大赋。散体赋是“古诗之流”，在精神上继承了《诗经》雅、颂的歌功和讽谕精神，在形式上渊源于战国的策士遗风，是纵横游士文章的演变，而又“出入战国诸子”，继承荀子《赋》篇而发展起来的。

汉初，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散体赋形成的代表。散体文与韵文间杂，主客首引的反复问答体，铺陈夸饰，意在讽谕，形式趋向华美，汉赋的基本特点已经具备。此后，赋家不断涌现，出现了如司马相如、严助、枚乘、东方朔、朱买臣、扬雄、刘向、王褒等大家，而名望最大、最能代表汉赋的是司马相如和他的《子虚赋》、《上林赋》。

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汉赋，重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与此同时，骚体抒情赋仍然存在发展着。自贾谊《鸟赋》抒写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后，董仲舒和司马迁又先后写出了《士不遇赋》和《悲士不遇赋》，更直接抒发同样的感情。稍后，刘歆和扬雄有《遂初赋》和《逐贫赋》，或被贬而感念从前，或甘处贫穷而安身立命。以悼亡感伤为题材的抒情赋，自贾谊《吊屈原赋》借吊屈原以自吊之后，则有汉武帝的《悼李夫人赋》，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前者写相思的悲感，后者借哀秦以寄托讽谏。以宫怨为题材的，除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之外，则有班婕妤的《自悼赋》等等。

司马相如之后，汉大赋已定形，后来作者难以超越，因之，模拟仿作，渐成风气。五

公元25年，刘秀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了东汉政权。他即位之后，不但崇奉儒学，而且信奉谶纬，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嫌疑”。明帝、章帝继续奉行，于是，“儒者争学图谶，兼复以妖言”（《汉书·张衡传》）。使谶纬之学极盛一时，成为东汉一代的统治思想。谶，是巫师或方士制造的一种预示吉凶的隐语或预言；纬，是以迷信解释经书。谶纬宣扬神学迷信，欺骗人民，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得东汉政权越来越黑暗。这时，不断产生反谶纬的论著，继张衡《请禁绝图谶疏》、桓谭《新论》之后，王充的《论衡》出现，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思想进行批判。

东汉中期，公元89年和帝即位，东汉王朝在政治、经济上衰败不振，外戚、宦官交相专权，政治腐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加之“党锢之祸”接连发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文化思想上，由于社会动乱，民生疾苦，道家、法家和佛教思想，在一些士大夫和人民群众中流行，官僚士大夫集团以经学作为“清议”的斗争工具，宦官则依靠帝王之势兴办鸿都门学，提倡辞赋和绘画、艺术，与之对抗。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和儒家思想开始动摇，其他各家思想和新风气因之兴起，这对东汉后期的散文，特别是建安文学有重要的影响。这时期议论政事的风气盛行，出现了王符、崔寔为代表的政论文作家，他们继承汉初贾谊、晁错的传统，敢于针砭时弊，昌言无忌。

继《史记》之后，到东汉，班固的《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又丰富了新的内容，结构更加严整。《史记》是私家著述，《汉书》为官修史书，从总的来说，在思想艺术上《汉书》不如《史记》，但二者有同有异，各具特色，在语言和文章风格上也各不相同。《汉书》对后代也颇有影响。

在赋体散文方面，出现了班固的《两都赋》，体制宏大，内容由以前的田猎、苑囿、宫室等，进而写京都的繁盛，成为京都大赋的“长篇之极轨”；在艺术风格上有特色，但仍未能摆脱对《子虚赋》等赋的模仿因袭。东汉中叶至后期桓帝、灵帝，宦官贵戚争权夺利，杀伐不休，国势衰败，奢侈成风，社会民生，日益困窘。西汉大赋的现实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汉赋作家已无大汉精神可以歌颂，于是继承西汉抒情赋传统，汉赋由宫廷游猎、歌功颂德的长篇巨制，一变而为抒写情怀，讥刺暴露的抒情小赋。在东汉赋风的变化中，班彪最先写出《北征赋》，开抒情小赋的先声，但体制仍然沿袭骚体。之后，张衡的《归田赋》在体制和艺术形式上出现新的变化。它不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不堆砌辞藻，铺陈状物，而是用简洁清新的语言，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情志，言尽意止，没有汉大赋的篇终讽谕。《归田赋》语言精丽，句式排偶，多用四、六句式。因之，它被视为东汉抒情小赋的首篇。继此之后，蔡邕的《述行赋》，虽用骚体，但少用骈偶。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讽刺，更表现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精神。形式上，承袭骚体而更加灵活疏荡，通俗直率。六

政论散文、史传散文和赋体散文，是两汉散文的新成就。比起先秦散文，无论记事、说理、论辩，更讲求结构，独立成篇，而且更着力于人物的刻画描写。先秦散文，单独成篇的抒情散文极少，两汉则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和秦嘉《与妻徐淑书》等书信体的抒情散文。先秦没有独立成篇的景物描写散文，而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对泰山景物描写则成为后代山水散文的先驱。汉代散文在发展中，由于辞赋的影响，在先秦散文排比对偶、句式整齐的基础上，趋于骈偶，逐渐形成了有规则的骈体文。在文体上，奏议、叙事、传记、论说、书信、箴铭、碑志等各种文体更趋于完备。

先秦寓言在战国时期蓬勃发展，与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于说理论辩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汉初的政论散文，继承先秦诸子，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在议论中大多直接采用先秦寓言。汉武帝后，独尊儒术，专向经学，百家争鸣之风逐渐衰微，寓言的运用和创作也就更少。刘安《淮南子》糅合诸子学说，继承诸子和李斯的论辩遗风，辞赋骈偶倾向增多，在以事推理的表述中，较多地创作或改写一些寓言、神话故事。如《人间训》中有名的“塞翁失马”、“亡秦者胡”；如《览冥训》中的“女娲补天”等，但为数甚少。在史传散文《史记》、《汉书》中，除引证《左传》、《战国策》的寓言故事外，还吸收了一些民间的寓言，如 “指鹿为马”等，仍然数量很少。总的说，两汉寓言散文没有新的发展。

第二节 “秦世不文”之书铭

李斯（？—前208），秦代政治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初为郡小吏。后师事荀卿学帝王之术。战国末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为秦王政（秦始皇）重用，任为客卿，官至丞相。始皇死后，他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为赵高所忌，被杀。他工书，还有书奏和刻石铭文留世。（一）《谏逐客书》及其他书奏

李斯《谏逐客书》的写作背景是：秦王政（秦始皇）执政以来，各诸侯国为了削弱秦国向外扩张实力，纷纷派出间谍去秦国活动。秦王政十年（前237），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游说秦修灌溉渠300余里，欲耗秦的财力、人力，以免秦向外用兵。后来这一计谋暴露，秦王室贵族乘机发难，要求秦王“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为此，李斯排一己之私，从秦国兴衰的高度写成此文，上书秦王。

这篇文章，李斯吸取了战国纵横家和荀子、韩非总结的游说经验，善于谏说。荀子深知进说之难，认为善说者应该做到“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括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非相》）。荀子指出，劝谏的困难是用最高的道理去劝说见识低下的人，用最好的治世之道劝谏别人改变昏乱的局面。劝谏的时候，不能直截了当来达到目的，必须由远及近，但列举远古的事要确定不误，列举近世的事又要避免平庸，要随时变迁，无论从容、急迫地说，还是多说少说，都要能像堤坝控制水流，像矫正弯木那样控制自己，使各方面都说得恰当，而又不挫伤别人。韩非著《说难》，总结向君主进言的困难“在知说者之心”，才不至触动君主的“逆鳞”。李斯做到了“知说者之心”，善于远举、近举，“曲得所谓”。他劝谏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要广纳人才，都不直接说出，从秦国的历史说到秦国的现实，处处从秦国的利害出发，始终抓住秦王有“成帝业，为天下一统”之心，处处为统一天下的利益着想，从秦国的实际着笔，而绝不谈个人的得失，表现出对秦王的赤胆忠心。特别是文章末尾，强调的“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表示士要为秦国竭尽忠诚，可见客不当逐！笔带感情，是很能打动秦始皇之心的。随时变化，从容不迫，虽指出吏议逐客的错误，但不“折伤”、不“逆鳞”，完全采用了荀子、韩非《说难》总结的经验，最后为秦王所采纳，取消了逐客令。所以刘勰评论此文说：“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文心雕龙·论说》）

本文还继承了荀子《赋》篇的形象比喻和战国纵横策士铺张扬厉、气势奔放的特点，运用多种形式的排比句式和多种修辞手法，抑扬顿挫，因而富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文章的前段，以准确真实的论据，热烈赞赏的感情，叙述过去秦国“四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得客卿（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而建立功业，客卿得“四君”重用而施展才智，君臣契合，秦国强盛。歌颂“四君”的丰功伟绩，也就是歌颂客卿对秦国的巨大贡献。既然如此，与秦始皇所下逐客令“大索，逐客”相比较，“过”之所在，不言而喻。这些是以排比句式以增加感情、气势来表现“客不当逐”的。下接中间一段，叙说秦国的现状是要说明秦始皇的重物轻人，“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于人民也。”文章不是一般地叙述，而是从秦国现有的珠宝器物、服饰美色、音乐乐曲三个方面展开叙述，铺采摛文，夸张渲染，刻意描写，有声有色。突出了“重物”，然后与逐客相比较，“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也就突出了“轻人”。这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故秦欲一统天下，客不当逐！《谏逐客书》在散文发展史上是一篇承先启后的作品。它既有战国纵横家铺张扬厉的论辩之风，又有荀子、韩非子排比扬厉、征引故事的特点，而辞藻更加华美，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文，被认为是汉代辞赋的先声，骈体文的初祖。

李斯的其他书奏有《上议烧诗书反家语》、《论督责书》、《狱中上书》。《上议烧诗书反家语》中，骈排之句，时时间出，如“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等，与上文有类似之处。《论督责书》是李斯畏祸，重爵禄上书胡亥，阿媚取容的作品，劝二世加强法令诛罚，并引韩非严刑重法之语，文风酷似韩非的严峻峭拔，而句式则比谏书更为整齐。如“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掩聪明，内独视听……”。《狱中上书》与前几篇不同的特点是，满含怨愤之情，自称其功有七，而皆反语为“罪”。如说：“……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字，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书辞辩丽，用语斩截，文风也与韩非文章的深切明快类似。排比对偶，也与前文无异。总之，李斯的文章，数量很少，但对汉赋、骈文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二）《泰山》等刻石铭文

秦统一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李斯随始皇巡视东南沿海各地，写了7篇刻石铭文：《泰山》、《瑯琊文》、《之罘》、《碣石》、《会稽刻石》、《峄山刻石》等，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乃今皇帝，一承天下，兵不复超。……”（《峄山刻石》）又说：“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年。……”（《会稽刻石》）其记功刻石，在历史上虽有进步意义，但也有虚夸不实之辞。

碑刻铭文，源于殷周记功、记事的青铜器铭文，把帝王功业刻勒在金属器皿上，后来改刻在碑石上，句式参差。李斯的这些刻石铭文，继青铜器铭文而发展，文字朴实，句式以四言为主，气势奔放，正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影响汉唐以及其后的各类碑志体散文的发展。

第三节 两汉的政论散文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初期政论家、辞赋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年轻时曾跟随秦朝博士学《春秋左氏传》，时称贾生。18岁以能诵诗书善文，称于郡中。经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岁被文帝召为博士，通晓诸子百家之事，善于对诏。每诏令百官议事，诸老臣不能对答者，贾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汉书·贾谊传》）。由此受到文帝赏识，一年中越级升迁为太中大夫。在政治上，贾谊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汉书·贾谊传》），及“列侯就国”等等，从而引起当朝元老诸臣周勃、灌婴等人的不满，在文帝前共进谗言，责以“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文帝因之疏远，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四年之后，召还京城，改拜为梁怀王太傅，仍不得重用，但他仍数上疏陈政事，言治安之策。后梁怀王坠马死，他身为太傅引咎自伤，常哭泣，抑郁悲伤而死，年仅33岁。（一）贾谊著文章58篇，刘向编为《新书》。他的文学成就是政论散文和辞赋，政论散文以《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以及《谏立淮南王诸子疏》等最为有名。1.贾谊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重视民心向背的巨大作用。他以为“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他也吸取了法家思想，在施行仁政的同时主张施以法制。他说：“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治安策》）同时他又吸取了道家齐生死、等祸福、顺应自然的思想。贾谊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论家，极力主张维护汉王朝的统一，改革政治，发展生产。能够透过社会表面繁荣的景象，发现社会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措施，大胆直言，无所顾忌。

汉初承秦之敝，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引起人们的思考，而汉王朝又面临经济凋敝、匈奴侵扰的内外矛盾，从巩固王朝的需要出发，贾谊作《过秦论》，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文章重在论秦朝的过失，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谈起，极力铺写秦国君的雄才大略与秦国的强盛，也写六国人才之众和实力之强，但六国都被秦王朝吞并了。至此笔锋一转，写到陈涉，并把他与六国之师对比，指出陈涉无论从才能和武装力量等方面都不能与六国之师相提并论。结果却出人意料，六国之师打不败的秦国，却被陈涉揭竿为旗，“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原因何在？贾谊画龙点睛地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为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提供鉴戒。

汉王朝初建立的时候，经济困窘，人民失去本业，又遭受大的饥荒，以致“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经过高祖、孝惠的休养生息，文帝的躬行节俭，经济恢复，百姓安定，接着又是商人兼并，奢侈成风，人民皆背本趋末，贾谊乃上《论积贮疏》，指出这是国家的大害：“今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久以长，是天下之大贼。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为此，贾谊指出积贮粮食、发展生产，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命脉。上疏切中时弊，为文帝所采纳，躬耕藉田，劝勉百姓。

随着经济的恢复繁荣，社会的各种矛盾又日渐显露，特别是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国势力强大，独立割据，豪强横行，奢侈成风，僭越周制，匈奴侵袭，仍为边患。于是，贾谊由长沙召回朝廷，在文帝七年（前173）又上《治安策》，全面揭示汉朝表面繁荣下所藏着的深刻危机，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以深怀忧思的感情，提出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首先，主张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坚决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对诸侯王的僭拟，地过古制，不听诏令，屡为反叛，要“以仁义恩厚为芒刃，以权势法制为斤斧”来对付他们，并施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措施，削弱他们的势力。此外，还在《谏立淮南王诸子疏》中，反对分封淮南王的四个儿子，认为这是“假贼兵，为虎翼”，必将给中央王朝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揭露反对富商大贾的豪奢僭越：“庶人屋壁以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治安策》）在这里，贾谊再次申述《论积贮疏》中重农抑商，发展生产的主张。对于匈奴外患，主张坚持抵御，反对投降，指出匈奴“嫚侮侵掠”为天下大患，使边郡之地不得安宁。对于文帝的苟安妥协，极为不满：“何忍以皇帝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治安策》），他不仅力主抗击匈奴，而且自告奋勇，“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最后，总结秦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因而反对严刑酷法，主张以礼义治国，恩威并用。“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治安策》集中体现了贾谊的政治思想。贾谊的政论散文，针对现实而发，揭露矛盾，击中时弊；他提出的政治主张，见识高远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统一，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所以班固在《汉书》本传赞论引刘向的话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2.贾谊的政论散文继承了先秦散文的内容和艺术手法，而又结合所处的时代变化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贾谊的政论散文铺张扬厉，纵横驰骋，气势磅礡，有纵横家的习气，又有辞赋家的风采。如《过秦论上》，先写秦国的依势凭险，志在兼并：“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一开始，就以逼人的气势，写出秦孝公兼并天下的勃勃雄心。接着写惠、文、武、昭时秦国的声威，六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向秦国发起进攻。结果，诸侯疲困，从散约解，争割地以事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接下，又铺写秦始皇的威震四海，“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然后又从各个方面铺写王朝的强大，气势如惊涛巨浪，悬崖飞瀑，不可遏抑。“自始至尾，光焰动荡，如鲸鱼暴鳞于皎日之中，烛天耀海。”（何烨《义门读书记》）又如《论积贮疏》，论说积贮粮食对国家的重大意义：“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为了突出文章的中心，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夸张、渲染，增强了文章的非凡气势。

贾谊的政论散文疏直激切，感情强烈，浑厚而悲壮，明畅而富赡。在《过秦论》中，贾谊在当时能高出众议，歌颂秦国的声威，肯定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惋惜其迅速的灭亡，并怀着热切的感情为汉王朝的统治总结历史经验，所以在奔放的气势中也洋溢着充沛的感情。《论积贮疏》同样怀着对汉王朝的忠诚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坚信其主张的正确，因而理直气壮，笔带感情。在热烈壮盛的感情中，时而又表现出低徊悲叹。如说到粮食严重不足的情况时说：“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耳闻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在《治安策》的开头，则更是痛哭流涕：“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从高帝到文帝，汉王朝在这40多年中，政治经济都有发展，天下趋于安定。但是，贾谊政论散文论及政事时，从不歌功颂德，相反却是指陈弊端，针砭时弊，而且放言无忌，甚至敢于直接批评汉文帝对匈奴的妥协，知“射猎之娱”而不知“与安危之机孰急”？表现出贾谊为国忧虑之心，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希望更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

贾谊的政论散文，浑厚质实，明朗畅达，善用比喻，注意文采，富于形象性。另外，在先秦散文已有对偶句式的基础上，他的文章有的自然对偶，不求精工，有的则趋于整齐，这是对先秦诸子、纵横策士、荀卿和宋玉的赋篇以及李斯《谏逐客书》等文风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贾谊的政论散文骈散相间，文质并茂，是“论史”的开端。他的《过秦论》影响南朝范晔《后汉书》的论赞，刘知几《史通》亦说：“蔚宗参宗贾谊”；《治安策》务事势的疏直激切，影响唐代陆贽和宋代苏轼等的书牍奏议。其现实精神、儒道思想，不仅影响东汉末期的政论文作家，而且影响唐宋古文运动。（二）贾谊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7篇，而流传较广的有《吊屈原赋》和《鸟赋》两篇，都作于长沙王太傅时期。

贾谊有治国之才，而不能见用于文帝，贬谪长沙，意不自得；渡湘水缅怀屈原，乃作《吊屈原赋》，吊屈原遭遇不平，对屈原所处的黑暗现实的抨击，都是借以自喻：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

这是骚体赋的继承，文中辞句的内容也是屈原反复说过的，但这篇赋与屈原骚体赋有所不同：一是对偶句、感叹句多，除篇首六句排除相对外，“世谓随夷”、“莫邪”二句，以及前文的“鸾凤”、“阘茸”、“贤圣”等都是对句，有铺张排比的策士遗风。二是句式短小，音调急促，有自己愤懑不平的激越感情。三是“乱辞”很长，几乎占满全篇之半，但不用“乱曰”，而创为“谇曰”。四是内容上更有强烈的反抗，不赞成以身殉国，而主张远走高飞，“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鸟赋》作于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汉书·贾谊传》）这篇赋假托与鸟的问答，从自然到历史，从祸福变化到死生聚散，把小智和达人、贪夫和烈士、是非与好恶，作了鲜明的对比，抒发其怀才不遇、抑郁不平的悲愤之情。最后，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两篇赋，是汉代、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先导，又是汉代大肆铺陈、以物体志的散体赋的过渡。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和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学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为太常掌故，迁博士，拜为太子家令，景帝时以辩智得幸，任内史、御史大夫，很受宠重，时号“智囊”。他的政治主张和贾谊基本相同，都能深刻地揭露现实矛盾，提出改革主张。他力主改革政治，奖励农耕，抗击匈奴。他还针对吴王等蓄谋反叛的形势，提出削藩。但当各诸侯王以“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起兵反抗削藩时，景帝不得不腰斩晁错以缓解矛盾。晁错以对汉王朝的耿耿忠心而遭此难，实属时代及其个人的悲剧。他的政论散文有《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论贵粟疏》最为著名。（一）《论贵粟疏》。汉文帝时，“民近战国，背本趋末”，为了解决现实矛盾，继贾谊《论积贮疏》后，他于文帝十年（前170）上《论贵粟疏》，主张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既增强粮食的储备，又可以入粟于边，巩固国防。文章开始以历史经验谈到粮食生产对于安抚百姓、巩固王朝统治的重大作用：“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他认为粮食的重要胜过金玉，希望文帝如古代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然而，当时的现实生产低下，剥削苛重，农民一年辛苦，仍然入不敷出，处于穷困的境地：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对农民生活的痛苦，表现得如此真切具体，非有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有所同情，是写不出来的。与商人相比，商人“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过吏势”。造成这种状况，是商人乘上之急，囤积居奇，是商人对农民兼并的结果。因而，他对汉王朝没有认真贯彻重农抑商政策，发出深沉的感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这样下去，要想“国富法立”是不可能的。对此，晁错提出解决矛盾的措施：“入粟以受爵”，这样，顺于民心；所能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这对朝廷，对百姓，对鼓励农业生产都有好处。晁错的思想主张，比贾谊《论积贮疏》更具体深刻，重农贵粟的道理和措施，讲得更充足有力而切合实际。虽然“入粟受爵”最终还是有利于地主豪商，但在当时确也可以推动生产的发展，缓和农民与地主商人的矛盾。文章说理透辟，语言朴实，态度冷静，与贾谊铺张扬厉、感情奔放的文风不同。（二）《言兵事疏》和《守边劝农疏》。为抵御匈奴，晁错比贾谊提出了更为实际的政治主张。他在这两篇文章中，首先提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又提出用兵和临战交兵，必要“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并主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言兵事疏》）。把百姓按古代制度组织起来，兵民结合，以防备匈奴：“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晁错抗击匈奴的主张，较之贾谊《治安策》中的自信豪言：“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就显得更为切实有效。（三）《贤良对策》与《论削藩疏》。晁错总结秦末之衰，是由于“任不肖而谗贼；宫室过度，嗜欲无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他要文帝引为鉴戒：“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另外，他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比贾谊更坚决。他在《论削藩疏》中对吴王濞的骄恣谋乱，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显，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十分透辟。晁错的削藩主张，诸侯哗然。其父自颍川来召错，曰：“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为了汉王朝政权的统一巩固，他不惧个人安危，最后终以身殉。

晁错的政论文，善于结合实际，深入分析，立论精辟，论证周详。其冷静沉实，颇似法家韩非的文风。

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同为西汉鸿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少相异之点。明代李贽在其《藏书》说：“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而一二，岂如晁之凿凿可行哉？”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指出：“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受《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少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较疏略，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这些评论都是十分准确而中肯的。三、邹阳的《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前129），西汉文学家。齐（今山东东部）人。为人正直，有谋略，讲节操，以文辩著名。初为吴王濞文学侍从，吴王濞密谋叛乱，曾《上吴王书》劝阻，吴王不纳；乃去吴至梁，为梁孝王门客。后被谗入狱，写了《狱中上梁王书》，辩明冤曲，得以释免。释放后，为梁王上客。其政论散文现存有《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一）《上吴王书》。此“书”开始以秦的“晚节末路”为喻，劝吴王引以为戒：“臣闻秦倚曲台之宫，悬衡天下，画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接着，谈维护汉王朝的统一，说明汉的中央政权不可冒犯，劝其熟察形势，为子孙后代计：“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二）《狱中上梁王书》。此“书”比前篇更为有名。其写作背景是：当时权臣爰盎等反对景帝立孝王为嗣，孝王同羊胜、公孙诡等人商量派人刺杀爰盎，邹阳极力劝阻。公孙诡乘机毁谤邹阳，孝王把他下狱。邹阳在狱中写了这封信，申辩冤曲。上书从历史经验教训讲起，紧紧抓住梁孝王欲得有才之士成就帝王之业的心理，旁征博引古人行事，反复申说，广为比喻，感情激昂慷慨，颇有战国纵横遗风。如文章开始一段所说：“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又说：“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勿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情切辞婉，一唱三叹，危苦烦冤，委屈愤慨，表述无遗。虽在喊冤，却无乞怜之相，反写得“气盛语壮”，感人肺腑。比起上篇，排比对偶更加工整，气势更加奔放，已经形成通篇骈体文势，被人称为六朝骈文的滥觞。四、刘安的《淮南子》

刘安（前179—前122），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沛县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袭父职封为淮南王。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才思敏捷，曾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半天即就。他是汉之宗室，地方政权的代表人物，是汉朝中央集权的反对派。他曾招宾客方士数千人，集体编写《鸿烈》一书，即《淮南鸿烈》，亦称《淮南子》。后被控谋反事发，自杀，受株连者达数千人。《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主持门客集体编著的政论文集，全书21篇，每篇以“训”为名，如《人间训》、《主术训》等，计有10余万字。《淮南子》的内容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儒、墨、阴阳各家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道”所派生的，归结到“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原道训》）。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以抵制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同时提出革新弃旧的发展观，认为：“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氾论训》）可以看出，刘安主持编写此书旨在从思想上反对汉王朝的文化统治和“独尊儒术”的政策，故他攻击儒家为“俗世之学”。

从散文发展的角度看，《淮南子》的文章有辞赋化的特色，对骈文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刘勰评其文说：“《淮南》泛采而文丽”，“得百氏之华采”（《文心雕龙·诸子》），清代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艺概·文概》）说明其散文艺术是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奇伟宏富，文采富丽，善用比喻。既有先秦遗绪，又有其时代特征。兹举一段为例，如《览冥训》中谈到客观环境对事物质能的重要影响时说：凤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濑。邅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际，径蹑都广，入日抑节，羽翼弱水，暮宿风穴。当此之时，鸿鹄鸧鹤，莫不惮惊伏窜，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类乎？此明于小动之迹，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

这与庄子《逍遥游》之写大鹏、燕雀相近似，想象丰富，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而《淮南子》的这篇文章却有辞赋铺陈、对偶骈俪的特色。再如《原道训》之论道德，《览冥训》之记述神话故事，都是用骈体文的句式来表现的。在西汉骈文形成的过程中，《淮南子》的地位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五、桓宽的《盐铁论》

桓宽，生卒年不详，西汉政论家。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字次公。宣帝时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60篇，在西汉政论散文中独具一格。

汉武帝后期，因对外用兵，对内事功，财政困窘，御史大夫桑弘羊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盐、铁专卖，专卖权由各地封建权势阶级所掌握，致使老百姓因盐、铁价格高昂而吃不上盐，买不起农用铁器，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昭帝即位后，于始元六年（前81），召集各地方官推荐的“贤良”、“文学”60余人，与制定盐铁专卖政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及他们的下属在朝廷召开的经济会议上，就盐铁专卖及其他经济政策展开了一场辩论。双方各持己见，相互驳难，发言各达100多次。最后，昭帝采取折中态度，部分取消盐铁专卖。20多年后，宣帝时的学者桓宽根据会议文献及参加过争论的朱文伯的介绍，加以推衍，“增广条目，著数万言”，这就是《盐铁论》。《盐铁论》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对话体”记录了丞相、御史和“贤良”、“文学”两方互相诘难辩驳，简练明快。如开篇《本议》的一段：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大夫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逸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可以看出，“文学”是从“仁义”、“教化”的角度来谈治国之道，认为盐铁等专卖是“与民争利”，最终造成贪鄙盛行，弃农经商，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而“大夫”是从国防的角度来谈盐铁等的专卖，其旨在于“蓄货长财，以佐边费”。否则，将造成府库空虚，边备乏用，戍边战士“饥寒于边”，无以养兵。双方针锋相对，辞锋犀利，浑朴质实，并能传达出双方论辩时的感情色彩，颇有战国诸子散文雄辩之风。东汉一、桓谭的《新论》

桓谭（？—56），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成帝时以父任为郎，善鼓琴，遍习五经，博学多通。王莽居摄时，不求媚，默然自守。王莽时官为掌乐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官为议郎给事中。喜毁俗儒，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指责朝廷将谶纬用于任人行政。一次，当着光武帝刘秀之面“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视为“非圣无法”，几遭处斩。他叩头流血，方得解，遂被贬为六安郡丞，死于赴任途中。其著作为《新论》，《后汉书·桓谭传》称：“初，谭著书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光武帝）善焉。”《新论》内容广泛，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及辞赋音律诸问题，观点多己出。可惜其书已佚，今仅存辑本。

桓谭是一位积极上疏言事陈政之士，光武帝即位，他即上疏言政，“失旨不用”；后经大司空宋弘荐为议郎给事中后，又上疏言兴废之事，曰：“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接着，以楚庄王和孙叔敖的对话，说明“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希望光武帝重士惜士，重农抑商，明法度，使“狱无怨滥”。此时，光武帝信谶纬之术，“书奏不省”。桓谭又“冒死复陈”，反对谶纬之学，曰：“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这篇奏疏，“帝省奏，愈不悦。”以致最后“言谶之非经”，几被杀，可见他反谶之执著。

自然，最能代表桓谭思想而影响深远的还是《新论》，如《形神篇》云：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燃其灺。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死则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倾刺而不获救护，道亦灭，则肤余长干焉。

这段论述肯定形神相依、形神不离，精神依附于形体，是扬弃了以前“天人感应”的唯心主张而具有唯物主义特色，为后来南朝·梁范缜的《神灭论》提供了立论的启示与基础。

从散文发展来看，桓谭之文不事雕琢，平白易懂，句式灵活，行文自由随便，常将历史故事与切身体会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自然质朴的风格。二、王充的《论衡》

王充（27—约97），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洛阳受业太学，师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后归乡里。曾任郡功曹、治中等小官，后罢职家居，从事著述。他历时30年，“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王充传》）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征召，他因病不行。其时他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作养性书16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于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充之《论衡》，即论平之意。“释物类同异，正世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他在《佚文篇》中曾说：“《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他在《超奇篇》又说：“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实。”即对当时流行的失实的众书的虚妄之言，特别是那些宣传宗教迷信的谶纬之学，一一进行匡正辨驳。在他看来，“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这对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一）他对宗教迷信神秘主义宣称的“天人感应”进行了批判。在《自然篇》中，他对“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谴告、瑞应等进行驳斥，戳穿了天有意志、天有所为的谎言。他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由此，他批驳了汉高祖刘邦母亲遇蛟龙而孕的传说，指出：“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也。牝牡之会，皆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施。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奇怪篇》）这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人与龙不同类，不可能交配怀孕。又如，他针对迷信认为人死后变成鬼之说进行批驳：“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又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土何用为鬼？”（《论死篇》）这就从科学角度批驳了人死变鬼之说。接着，他又运用归谬之法进行批驳：“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论死篇》）这就有力地批驳了有鬼论的迷信。（二）针对经学教条，他大胆地对当时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典进行质疑。他在《问孔篇》中提出《论语》中孔子的言论有24处失误之处，绝非句句真理。在《实知篇》引用16条材料证明孔子非生而知之，指出孔子连自己的吉凶祸福均不能预知，怎能预知未来数百年之事？此外，他还有《刺孟》、《非韩》等篇，对孟子、韩非子的不足和自相矛盾之处提出了批评。自然，王充不是攻击孔子、孟子、韩非子本人，而是批评对他们的神化，从而演变成为各种迷信之说。（三）主张“天道自然”，实践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批判“生而知之”的唯心论调。他认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谴告篇》）。自然界是由“气”本身的运动而产生万物，不存在有意志的创造者。自然界的“灾异”如雷电等，也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因此，感官经验和实践才是知识的来源，不存在“生而知之”和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之说，强调用“效验”、“经验”作为知识可靠性的标准。由此出发，他肯定了汉代文化的进步，批判了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四）他还提出一些文学理论主张。他认为文章应“为世所用”，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篇无补”（《自纪篇》）。反对贵古贱今，以古语代替今语；为文要敢于提出新的见解，有独创性，反对模拟因袭，等等。

王充一生尽力于反对宗教神秘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明白流畅，独抒己见。刘熙载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文概》）其缺点是失之过繁，文采不足。三、王符的《潜夫论》

王符（约85—162），东汉哲学家。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好学，有志操。《后汉书·王符传》说他“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王符终身不仕，潜居著书。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他肯定“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一切自然现象“莫不气之所为也”（《本训》），他以肥沃的土地“弗耕不获”、千里之马“弗策不致”为例，强调人为的重要性。从而反对谶纬迷信和圣人“生知”说，认为“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赞学》），坚持后天学习、实践的必要。他揭露官场的黑暗腐败与豪族地主的贪婪与残暴。他在《贵忠篇》里揭露了“窃位之人”（官员）的贪鄙嘴脸：“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即当官脸就变，财迷良心黑。宁可让钱朽坏而不贷人一钱，宁可让仓米腐烂而不贷人一斗。他主张农、桑为“富国之本”，崇本抑末，反对浮华奢靡。他在《浮侈篇》里指出：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这段论述深刻地揭露了东汉末期弃农经商的国策和崇尚奢侈、虚伪浮华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国危”的征兆，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他在《实贡篇》里批评官场“官无善吏，位无良臣”，“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虚造声势，妄生羽毛”之腐败现象，认为这是“衰国危君”之表现。他在《爱日篇》里呼吁爱惜民力，不要强占百姓的劳动时间。认为“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使百姓不至于“废农桑而趋府廷”去服徭役。他在《述赦篇》则批评当局宽大无边赦免罪犯之政策，指出：“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可以看出，王符的《潜夫论》确是讥评时政得失之作。《潜夫论》语言明快朴素，善于铺排，句多骈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说：“《潜夫论》醇厚……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潜夫论》是：“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之比也。”可谓精当之语。四、崔寔的《政论》

崔寔（？—170），东汉政论家。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崔骃为东汉著名文学家；其父崔瑗为东汉书法家。少沉静，好典籍。其父于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卒，他隐居墓侧服丧三年完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一起来征聘他为僚属，他不就。桓帝初，“举至孝独行之士，病不对策，除为郎。”曾任五原太守，受大将军梁冀案牵连而罢官。后又复出，任尚书，称疾不视事，卒于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他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后汉书·崔寔传》）

崔寔的《政论》已佚，今存一卷。从残文来看，他敢于揭露社会黑暗，针对东汉王朝“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的现实，他提出“遭时定制”、“参以霸政”、“重赏深罚”。他说：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指五帝三王），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肃清，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

这里，崔寔以西汉汉宣帝（孝宣皇帝）实施“严刑峻法”，使“海内肃清，天下密如”（安静），比汉文帝（孝文皇帝）之“文景之治”时还好；再与后来“多行宽政”的汉元帝对比，“行宽政”造成“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由于他主张推行法制，革除社会积弊，故《隋书·经籍志》将他“入之法家”。稍小于他的仲长统评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后汉书·崔寔传》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又赞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这些评价可谓中肯恰当。

崔寔的《政论》结构谨严，论证严密，但通篇骈偶，对以后骈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五、仲长统的《昌言》

仲长统（180—220），东汉末政论家、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少好学，博览群书，善为文章。他20余岁时，游学于青、徐、并、冀之间。他性卓异豪爽，洒脱不拘，敢直言，讥评时政，“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后汉书·仲长统传》）。州郡每次召仕，他都称病不就。他“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他愿“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后汉书·仲长统传》）。汉献帝时，尚书令荀彧闻其名，推荐他为尚书郎，后参曹操军事。每论及古今时俗行事，他直言无隐讳，恒发愤叹息，故名其论著曰《昌言》，凡34篇，10余万言。惜散佚，仅存《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之片断，保存在《后汉书》本传及《群书治要》中。

仲长统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暴露社会腐败和同情人民痛苦遭遇的思想家。他反对传统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强调“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群书治要》卷四十五），重视人的主观努力。他从秦汉以来王朝兴衰的历史中，揭露和批评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宣扬的神秘主义天道观和天人感应之荒谬，指出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社会的危机全是统治者政治腐败引起的，是“人事”不善而非“天道”，“天道”仅是日月星辰和四时运行的自然法则而已。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道”之说，具有唯物主义的可贵因素。他还对当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进行了揭露。他对最高统治者“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以及“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悦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以致“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理乱篇》），对这种腐化荒政、任人唯亲，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之暴政作了深刻揭露，并指出这种“乱世长而化（治）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之怪政，必然导致“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理乱篇》）的灭亡局面。他的批判锋芒直指王朝统治者，可谓胆略过人，勇气超人！他在《损益篇》中论述了土地制度、用人、刑法、赋税等哪些可改，哪些可复，即是“损”还是“益”。其中特别提出政治要清明，对诸侯王降爵削土还不够，必须“收其奕世之权，校其纵横之势”。认为财政凋敝、风俗败坏、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这就深刻地触及了封建制度的本质问题。《法诫篇》主要揭露外戚、宦官专权给国家造成的危害：“输权重于妇党”，“借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这样，“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可以看出，仲长统之《昌言》绝非“狂言”，而是看到东汉末年统治者之“病入膏肓”的清醒之论。

仲长统“擅于文辞”，其政论散文慷慨陈词，颇具气势；骈散相间，讲求韵律，影响了以后骈俪文风的形成。

第四节 两汉的赋体散文

枚乘（？—约前140），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人（今属江苏）。汉兴，诸侯王承战国养士之风，聘用贤才。吴王刘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枚乘等值仕于吴，为郎中，都以文辩著名。吴王因“怨望谋为逆”，称疾不朝，蓄意谋反。邹阳与枚乘皆先后上书吴王，进行谏劝。枚乘有《上书谏吴王》和《上书重谏吴王》，“不避重诛以直谏”，“披腹心而效愚忠”，指出“为逆”是“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队入深渊难以复出”（《汉书·枚乘传》）。吴王不听，枚乘等即离开吴国到梁孝王门下。这时景帝即位，听晁错之谋，削损诸侯，吴王刘濞遂与六国谋反。于是，枚乘又上书重谏吴王，指出汉王朝中央的强大：“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不可抗拒。那些劝王谋反的谗谀之臣，“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并再指出，吴举兵与汉相较量，“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汉书·枚乘传》）。劝吴王还兵疾归。吴王不听，终被擒灭。文章不长，其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排句，句式整齐，音节和谐，与荀子、韩非的某些文章相类似。例如：“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上书谏吴王》）再如《上书重谏吴王》：“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筰之塞，东当六国之从。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这样的铺张，排比，与贾谊文章一样，显示出汉初文章已带有骈文倾向。

汉平定七国之乱，枚乘由是知名，景帝拜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再游于梁。梁孝王宾客均善辞赋，而以枚乘为最高。梁孝王死后，他归淮阴。武帝即位后，闻枚乘之名，乃派安车蒲轮征乘。枚乘年老，死于道中。

枚乘是继贾谊之后最重要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9篇，今存者3篇，而以《七发》最为有名。此文上继贾谊，下启汉赋，是汉赋形成期的代表作品，是由楚辞通向汉赋的桥梁，被人称为汉赋的开山祖。《七发》长达2000余字，叙述吴客探问楚太子病，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首段铺陈致病之由，乃生活过于安逸，然后引入正文。吴客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一层层地开导太子，最后荐方术之士，以“要言妙道”说之，“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全赋即结束。

文章开头“述客主以首引”，先是散文，然后用对偶韵文，写太子致病之由：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这段文字指出封建统治者荒淫奢侈的生活，是秽病的根源，有较高的见识。全文主要在叙事描写，如第六段观涛。刚到之时，不见江涛，只见水力所到之处：……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汩者，所温汾者，所涤汔者，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瀁兮，慌旷旷兮。……

然后，接着写江涛的出现：……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渺渺，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枚乘这篇赋，结构宏伟。特别是观涛一段最为精彩，用丰富的想象，富于变化的笔调，烘托渲染，把江涛的声势和壮丽景象，写得淋漓尽致。这里，作者虽然用力写涛，同时也写观涛人的观感，深刻地写出观涛者心胸受到荡涤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就和那个从思想上治疗疾病的中心思想紧紧关联起来。在形式上，开始主客问答，形式似楚辞的《卜居》、《渔父》和宋玉的《高唐》、《神女》赋。赋的正文，所叙七件事，都是一件件地铺陈，这显然又是受到楚辞《大招》、《招魂》和纵横家铺张扬厉的影响，但它又不像楚辞那样多用虚词，而是进一步散文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说：“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以《七发》来看，全符合刘勰所谓赋的特点。

比起贾谊《吊屈原赋》和《鸟赋》的骚体，枚乘的《七发》有了新的变化：一是散文，而不是韵散间杂，句式整齐；二是反复问答，少用骚体辞句；三是铺张扬厉，文辞华美；四是叙事状物，不在说理抒情；五是有讽谕的作用。无论形式和内容，都不同于骚体赋，完全是有汉大赋的特征。《七发》一出，作者继踵，“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文心雕龙·杂文》），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骃的《七依》，马融的《七广》，王粲、曹植的《七启》，徐幹的《七喻》，等等，而后以“七”列为文体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大。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谏猎疏》等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少好读书，学击剑。景帝七年（前150），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不久称病免官，客游于梁，与邹阳、枚乘、严忌等游说之士居处。几年之后，乃著《子虚赋》。他是枚乘之后二三十年，将汉赋发展定型，成为有汉一代主要文学形式的辞赋大家。梁孝王死，相如归蜀。曾与卓文君当垆沽酒，演绎一段爱情佳话。武帝即位，读《子虚赋》而善之，蜀人杨得意为主管天子猎犬的狗监，曰：“臣邑人司马相如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以为《子虚赋》乃诸侯之事，请为天子作游猎赋，即献《上林赋》。武帝大悦，自此为武帝文学侍从。曾为武帝出使巴蜀，安抚百姓；后又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为稳定巴蜀，开发西南，沟通汉、夷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回京后，有人告他出使巴蜀接受贿赂，被免官。他与卓文君闲居茂陵（今陕西兴平东）。一年后，又再召为郎，郁郁不得志，“常闲居称疾”，于元狩五年（前118）于茂陵病卒。

司马相如一生著述颇丰，然多亡佚。《汉书·艺文志》载其赋29篇，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美人赋》、《长门赋》。文仅存《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四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记的《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等皆遗失。

司马相如的辞赋，按体制可分为骚体和散体两类。散体赋以《子虚赋》、《上林赋》最为盛传。这两篇赋先后写成，虽可各自独立，而按内容实是一篇，《文选》始分为二。（一）《子虚赋》、《上林赋》（或合称为《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赋的典型代表作，它奠定了汉赋“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和“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它以虚设的人物对话形式结构成篇，由楚使子虚、齐之乌有和代表汉天子的亡是公三人的对话组成。子虚夸说楚国云梦之大、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夸说齐国土地之广、物产之丰，以驳倒子虚；亡是公则铺陈汉天子上林苑射猎的赫赫壮观，以压倒齐、楚，显示了压倒诸侯的汉天子的声威气派，歌颂了汉帝国对藩国的胜利。

赋前，“楚使子虚使于齐”至“仆对曰：‘唯唯’”一段是赋的序文，以主客问答引起，接下开始正文，铺写楚国的云梦：写山，写山之土、山之石，然后再分别描述云楚之山，东西南北四方景物，最后写楚王田猎而结束，逐层铺张陈述。前段，用三言、四言句不等，或对或不对；后段，则改用三言句，多用对偶。如前写楚王田猎：楚王乃驾驯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孅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乘遗风，射游骐。

句式有长有短，或七言或三言，对仗工整，夸张、渲染，以壮阔的气势，表现出楚王车骑弓箭的华丽，田猎的气概。下段，写楚王在郑女扶舆下田猎，先写郑女之美：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谿谷。……

后写楚王猎于蕙圃：揜翡翠，射，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连鹅，双鸧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扬旌栧，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拂，涌泉起，奔扬会。……

一段之中用了33个三言句，而且多成对偶。结尾，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楚使：“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并夸言齐国之大，“吞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表示出讽谏之意，以示劝诫。

下篇《上林赋》，紧接乌有先生的话，极写上林之巨丽，篇幅更长，规模更大，骈对的句式更多，辞采更加华丽，声调更加和谐。这篇赋的铺排手法不同于《子虚赋》之写云梦的山、土、石、东西南北四方，层层展开，而是依照游览的先后顺序，逐步改换景物的写法：先写上林山川的水势，后写水中动物，山溪原野和草木，上林苑景象和苑中异兽，写离宫别馆，苑中树木，猿类动物，然后写天子师众田猎，天子射猎和部下获猎的景象，猎后置酒张乐。《子虚赋》中写楚王田猎游乐，连用四个“于是”领起四类，绘声绘色；而写上林苑，则一口气连用九个“于是乎”，领起九个部分：“于是乎蛟龙赤螭”、“于是乎崇山矗矗”、“于是乎周览泛观”、“于是乎离宫别馆”、“于是乎卢橘夏熟”、“于是乎玄猿素雌”、“于是乎背秋涉冬”、“于是乘舆弭节徘徊”、“于是乎游戏懈怠”、“于是乎乃解酒罢猎”……最后，以子虚、乌有先生自认其过，以示讽谕。其铺张夸饰，繁辞艳丽，骈俪对偶，气度恢宏，真是达到了“极声貌以穷文”，为《七发》与《子虚赋》所不及。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不仅使汉赋发展定型，而且成为一个时代不可逾越的新的文学形式的典型代表。但自西汉起，对以相如为代表的汉代辞赋，指责多，肯定少。司马迁、扬雄虽肯定其有讽谏之意，但又责其“虚词滥说”；扬雄以为犹驰“郑卫之声，曲终奏雅”（《汉书·司马相如传》），淫丽之辞，“雕虫篆刻”。他们是从儒家“征圣”、“宗经”的文艺标准来要求，否定汉赋在文学上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的批评者评司马相如的作品是歌功颂德、宫廷文学、形式主义等，则是以政治内容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定的，仍然否定了汉赋的艺术成就。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较多的文章从思想艺术上肯定司马相如的辞赋。应该承认，汉赋是西汉新的文学形式，它的铺张扬厉，气势恢宏，是汉帝国强大声威的反映，具有时代精神。（二）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汉赋，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范围，第一次把帝国的宫廷生活、宫苑、田猎形象地表现出来。它的排比铺张的手法，语言的奇丽多彩，叙事状物的穷形尽象，深雕细刻，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技巧，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使之成为一种美的文学，这是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们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如此，司马相如还提出了新的辞赋理论，是最早自觉地从事辞赋文学创作的作家。《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何以作赋时，他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赋迹”讲形式，即在锦绣的基础上纂组成文，以华丽的文辞组成作品的经纬线，铺张描写事物，注意音韵和谐。“赋心”包括飞腾的想象，思骛八极，心游万仞，天地万物，无所不写，还要有广阔的胸怀，昂扬上进的精神，这就要求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司马相如的赋作正是这一赋论的实践，表现出他的文艺观在当时是与众不同的，已经突破了儒家宗经、征圣的文艺观点的范畴。

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虽直接继承《七发》而发展，但实际上是吸收了先秦文学多种的艺术表现方法，又结合时代特点，加以新的创造。当时赋家多创作骚体赋，司马相如继枚乘之后，则创作与之不同的散体大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司马相如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相同。”充分肯定了司马相如的创新精神。（三）司马相如除《子虚赋》、《上林赋》等散体赋外，还有《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四篇骚体赋。其中《美人赋》一篇多以为是伪作。《哀秦二世赋》是他随汉武帝出猎长扬宫，途经秦二世墓地时哀叹秦二世之作。他以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意在为武帝提供鉴戒。《大人赋》本在对武帝好神仙进行劝谏，但因前半极力渲染大人“朅轻举而远游”，反使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长门赋》。据传汉武帝的陈皇后阿娇失宠，金聘司马相如做一篇赋以感动武帝，使自己重新得宠。司马相如在这篇赋里，表面上似写陈皇后因妒失宠，被谪长门宫的苦闷忧思，“为文以悟主上”，实际上他是借以表现自己免官闲居的郁郁情怀，是继传统骚体而作的一篇抒情赋，是以“宫怨”为题材一类作品的开端。这篇赋，文辞瑰丽，排偶整齐，情意缠绵，抒内心活动尤为细致：……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由省过而就床，由入梦而见君，由鸡鸣而起视明星，夜漫漫彻夜不眠的内心痛苦过程，和盘托出。结合景物以抒情，委婉曲折，细腻真挚，凄切动人。

总之，司马相如的赋是多种多样的，按篇幅长短说，有大赋，有小赋；从语言特色说，有骚体赋，有散体赋；从内容说，有体物写志赋，有骚体抒情赋。“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对汉赋各种体裁，都奠定了基础，后世赋家，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他的影响。

在赋之外，司马相如还有《谏猎疏》、《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四篇散体文章。（一）《谏猎疏》为奏疏。规劝汉武帝不要“自击熊彘，驰逐野兽”、“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言辞恳切委婉，热忱有加，表现出对天子安危的无限关切。同时，“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小规劝中隐寓大讽谏，劝谏武帝“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国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希望武帝神明远见，明察秋毫，防微杜渐，励精图治。《谏猎疏》乃小题大做，约言藏丰，小处着墨，大处着眼的好文章。（二）《喻巴蜀檄》是篇檄文。元光五年（前130）“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警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蜀民此非上意”。这是写这篇檄文的缘由。文中仅对唐蒙和郡守说：“今闻其乃发军兴制，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只指出唐蒙的“忧患长老”，郡守的“擅为”的过失，而与皇帝无关，看来似乎有点文过饰非，然在当时相如奉使作檄，为贯彻武帝意图，安定人心，只能如此，不可能指责武帝有何过错。再说，文中特别强调“计谋远虑，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在当时也是得体的。文章辗转委曲，明白晓畅，义正词严，气度恢宏。有些句式，两两相对，长短整齐，而又不强求对偶，表现出早期骈文的倾向。（三）《难蜀父老》是篇檄文。元朔元年（前128）相如还报“喻巴蜀父老”之后，力主使南夷，与邛、筰、冉等少数民族相连，置为郡县。武帝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事定还报，武帝大悦。因相如使，蜀长老多言通西南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于是乃作此文，说明通西南夷的必要。虽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强调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篇文章多排比对偶，夸张渲染，不仅句式整齐，而且音调和谐，是其特色。这篇文章与《喻巴蜀檄》对后世论说文颇有影响，被看作是檄、移文体的典范之作。（四）《封禅文》为司马相如绝命之作。它上承李斯刻石文，用铺张扬厉的赋法，作歌功颂德的文章。鲁迅《从帮忙到扯淡》一文曾说司马相如不满于文学侍臣的“帮闲”地位，暗地里作此封禅的朝章大典文章，“以见他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寿终”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封禅文》是司马相如用生命的最后一息所发出的不得其志的悲怨或呻吟。三、王褒的《洞箫赋》、《圣主得贤臣颂》等

王褒（？—前61），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市）人，活动在汉宣帝时期。少年时就善诗、工赋，对音乐也有较高的修养。汉宣帝时编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提倡歌诗音律，广征茂才。益州刺史王襄听说王褒有俊才，遂请为诗。王褒写了《中和》、《乐职》、《宣布》诗，刺史十分高兴，命人配以《鹿鸣》歌之。深得其赏识。上奏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于是王褒作为特别优异的征士，待诏金马门，作《圣主得贤臣颂》。后数从宣帝游猎，多作讴歌颂赞之文，擢为谏议大夫。其后太子有疾，王褒奉诏往侍太子，朝夕为太子诵读诗文及自己所作，太子竟奇迹般恢复了健康。太子甚赞王褒的《甘泉宫颂》、《洞箫赋》诸篇，命后宫嫔妃近侍皆诵读之。有一次，方士言益州某地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而得。宣帝命王褒前往，不料病死途中，有绝命之作《碧鸡颂》。《汉书·艺文志》著录“王褒赋十六篇”，今存《洞箫赋》1篇，《九怀》9篇，《甘泉宫颂》和《碧鸡颂》皆残文。存文《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僮约》、《责须髯奴辞》各一篇。（一）王褒为汉宣帝时最著名的辞赋家，也为西汉“四大赋家”之一。他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是《九怀》，此系《楚辞》篇名，为追思屈原之辞。全篇分《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章。作者崇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同情其不幸的遭遇。王逸《楚辞章句》选辑了这篇作品，并为之写《序》说：“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从文意看，似有《离骚》远游之意，但因王褒没有屈原那样的政治遭遇和胸襟气魄，故《九怀》仅有失意者的落寞哀愁，缺乏爱国者的伟大情怀，缺乏屈原赋震魂摄魄的艺术感染力。

王褒最有名的代表作品是《洞箫赋》。这是一篇典型的咏物小赋。洞箫本是古代一种排箫，发音清晰而幽雅，在宫廷和民间都广泛使用。《洞箫赋》与司马相如或叙事、或抒情的散体大赋不同，是一篇独具风格的描写音乐的咏物摹声小赋。它先写箫管之所生：“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粉以扶疏”，“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造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接着，写工匠施巧，乐师准法；最后，以铺张博喻手法，浓墨重描写箫声：1.以形绘声，即用视觉形象去喻音乐形象，把无形的乐声转化为有形的直觉。如“形旖旎以顺吹兮，瞋含糊以纡郁。气旁迕以飞射兮，驰散涣以逫律”。用形容旌旗飘动的“旖旎”来描写箫声婀娜多姿的形貌，使人愁苦郁结于胸中；用“飞射”直感的视觉形象去描绘乐声的旋律从箫管中缓慢地递相迭出，使人联想到乐声连绵，形如雨矢。2.声形并喻之法，即视听结合，形喻声喻交错，用自然界的音响去向形的转化，描写音乐的形象。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或漫衍而络绎兮，沛焉竞溢……风鸿洞而不绝兮，优娆娆以婆娑；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把箫声比作“浑沌而潺湲”的流水，又如古时军伍为防止士卒喧哗含在口中的“枚”断折后的“猎猎”之声；再如水丰漫衍、络绎不绝，竞相奔流之声；又如风声不止，似温柔的和风盘旋回绕；再如连绵漂浮之声，不绝于耳，弃其旧而发出新奇之声。……这些由声而形的视听结合，构成强烈的“通感”，感觉的“移借”造成“声亦可观”的艺术效果。3.多种类比，连类无穷，由此及彼，令人浮想联翩，反衬箫声。如：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严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湿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怫愠。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慧。……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暴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撇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斥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鸡睨，垂喙蜿转，瞪瞀忘食。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

王褒以铺张和博喻之法，从巨音、妙声、武声、仁声等角度极力摹写箫声之形态：其巨声若严父畜子，其妙声若孝子事父，其武声若雷霆震响，其仁声若南风吹拂，其慷慨之声若壮士，其优柔之声似君子，这是写箫声之形态。又从贪婪者、凶戾者、强暴者、逸乐者以及常人和物类等方面描写箫声之巨大作用：贪婪者听之而廉洁，凶戾者闻之而不怨，可使强暴者仁慈，逸乐者自励；其声悲，令人怆然下泪；其声娱，令人纵情欢乐；可使蟋蟀喘息，蝼蚁徘徊，鱼鸡忘食；可以“感阴阳”、“化风俗”，入道德，中节操，这是写箫声之功能。作者或以人喻，或以物比，具体形象地描摹了洞箫的各种声音和感人至深的力量。它作为第一篇描写音乐的小赋，它的“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体制模式和以形绘声、以情绘声的描写技法，一直成为后世音乐赋的范型。另外，《洞箫赋》的骈偶倾向更加突出，笔触纤巧细腻，语句骈俪整饰，对魏晋六朝骈文的形成发展有深远影响。（二）王褒除赋之外，尚有几篇散体文。《圣主得贤臣颂》首以人、马为喻，论圣主必用贤臣，方能治好国家，着眼点重在圣主一边；再以史实，并称引《诗》、《易》，分论贤臣必遇圣主，方能发挥作用，着眼点重在贤臣一边。最后用赋体颂赞圣主、贤臣“然交欣，千载壹合”，必然天下大治，“永永万年”，着眼点摆在双方的结合上面。圣主贤臣共治乃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之文论述、讴歌的一贯主题。《四子讲德论》乃《中和》、《乐职》、《宣布》诗的传，与《圣主得贤臣颂》一样，也是歌颂朝廷的作品，如“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意指天下太平，具有儒家道德文章的色彩。《僮约》和《责须髯奴辞》系游戏笔墨，作者以嘲弄的态度和戏谑的笔调描写奴仆和奴仆的劳动生活，缺乏积极的思想内容，但作者善于排比文辞，夸张事态，描写生动细腻，笔调幽默风趣，极富于喜剧而含悲酸的艺术效果。虽内容不足取，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使人从中窥见西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四、扬雄的“四大赋”与《太玄》、《法言》等

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五世祖扬季做过庐江（今属安徽）太守，“汉元鼎间（前116—前111），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汉书·扬雄传》）。从此定居四川，家有田百亩，有宅一处，“世世以农桑为业”。但到了扬雄的时代，“家产不过十金，乏无担石之储”。扬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曾受学于蜀郡学者严君平。家虽贫，但“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仰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作《蜀都赋》、《绵竹颂》等，又很感慨于屈原之死，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但他“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遂摘取《离骚》之词，反其意而用之，作《反离骚》。他40岁后（约前13，汉成帝永始四年后），离开蜀郡到长安。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吏，并向汉成帝推荐。直宿郎杨庄也曾诵扬雄的《绵竹颂》给成帝听，并称颂其文似司马相如。于是扬雄被召入宫廷待诏，后为给事黄门郎。他历事成帝、哀帝、平帝、新朝，但他仅以文章名世，官运不亨通。王莽新朝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后因甄寻案发，牵连刘棻兄弟及门人数百人。因刘棻曾从扬雄学奇字，狱吏来天禄阁捕，扬雄“从阁上自投下，几死”。王莽“有诏勿问”，方得免。后以病免官。王莽天凤五年（18），扬雄病卒。《汉书·艺文志》称扬雄赋12篇。今存《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太玄赋》、《逐贫赋》、《解嘲》、《解难》、《酒箴》、《反离骚》等篇章。（一）扬雄以赋见称，与司马相如合称“扬马”，《蜀都赋》和《反离骚》为扬雄早年之作。《蜀都赋》受司马相如铺叙大赋的影响，极其铺张夸饰之能事，热情讴歌了蜀都的地理形胜、山川风物、城市建置、历史沿革及物产矿藏、食品烹调、工艺商贸、歌舞游乐、鬼神祭祀等等，广博繁富，纵横开阖，遂开后世京都大赋之先河。《反离骚》是一篇骚体小赋，对屈原的遭际深表同情，对屈原的沉江极为惋惜，其中也寄寓了扬雄自己的身世感怀与愤世不平之情。（二）成帝时期，扬雄的“四大赋”继承发扬司马相如散体大赋之路，并奠定了他在西汉赋坛继司马相如之后的地位。《甘泉赋》写于元延二年（前11）春正月，乃扬雄随成帝幸甘泉祭天，“奏之以风”。作者通过对甘泉宫雄伟壮丽的描写，歌颂了汉帝国的强大统一；同时也寓讽于颂，正话反说，将甘泉宫“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一之威神”，揭露了帝王的骄奢淫逸，讽劝成帝弃奢就俭，吸取秦朝荒淫误国的教训。《河东赋》于同年三月作，乃扬雄从成帝游河东祭地，“上之以劝”。文章描叙了成帝“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的游观，歌颂了大汉“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的统一强大，表达了作者希望成帝“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上追古圣，成为一代雄主的劝谏。《羽猎赋》于同年十二月作，乃扬雄从成帝狩猎，“因之以风”。作者反对成帝“刮野扫地”、“囊括雌雄”，使“军惊师骇”、“野尽山穷”的“羽猎”，希望他“罕徂离宫而辍观游”，“承民乎农桑”，“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不要沉于“苑囿之丽，游猎之靡”，讽谏之意较之《甘泉赋》、《河东赋》，更为明显和直接。《长扬赋》作于第二年秋天，乃扬雄从成帝观长扬射熊馆，“上之以风”。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大汉的禽兽之多，“发民入南山”，捕捉野兽，将野兽集中在长扬射熊馆，然后“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成帝“亲临观焉”，而田业荒芜，“农民不得收敛”。扬雄在赋中借子墨客卿之口，指责成帝此举乃“天下之穷览极观”，“颇扰于农民”，“本非人主之急务”；借翰林主人之口，歌颂汉高祖“拯民所乏”而天下安定，文帝“躬服节俭”而世道太平，武帝“爰整其旅”而平息边患。扬中带抑，劝谏成帝不要“淫览浮观，驰骋稉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应“平不肆险，安不忘危”，“行简易，矜劬劳，体力役”，“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男女莫违”。

以上“四大赋”均作于成帝时期，那时国事日非，王朝没落。扬雄初入仕途，政治热情高，关心朝政，忧虑国事，力图挽回颓势，也对成帝寄予厚望。故“四大赋”铺张扬厉，博采摛文，美颂有加，但议论亦多，讽谏亦重，对民生疾苦有更多关怀。（三）哀帝以后，外戚专权，皇帝昏庸，西汉王朝走上崩溃的道路。扬雄所作《解嘲》、《逐贫赋》等，格调大为改变，充满牢骚愤懑不平之气。《解嘲》作于哀帝时。扬雄在成帝时被任命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并列。哀帝时，又与董贤是同僚。王、刘、董三人在成帝、哀帝、平帝间达到“三公”以至“权倾人主”的地位，而“雄三世不徙官”，有人嘲笑扬雄不善仕进，为官拓落，“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却“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上不能“尊人君”，下不能“荣父母”，扬雄反嘲亦自我解嘲，故作此文。文章先写有人指责他“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却“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反而去作《太玄》，官运何其拓落。然后写扬雄的回答。他指出：当时“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深刻地揭露了官场皆钻营之人，利禄之徒，狂妄之辈，庸俗之类。下自“县令”、“郡守”，上至“群卿”、“将相”，皆忌贤妒能，自私自利，于是贤士见弃，能者遭殃。官场腐败如此，扬雄又“安得青紫”，平步青云？文中还列举范雎、蔡泽以至叔孙通、萧何等成就功名者，是因为“当也”、“时也”、“适也”、“得也”、“宜也”，是因为“会其时之可为也”，而自己则处于“不可为之时”，当然就只能“为官拓落”、“默守《太玄》”了。这里，扬雄表达了对当时政治强烈的不满，并且他还认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雷声隆隆之后，“天收其声”，火光炎炎之后，“地藏其热”，“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说明自己因此而采取了清静玄默、守道全身的处世态度。《逐贫赋》也是一篇牢骚赋，文章寓庄于谐，借轻松诙谐笔调抒写沉痛悲愤之情。作者先将“贫”拟人化，“呼贫与语”，叙述自己的贫苦状：“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次写“厌贫逐贫”，叙述自己逃避贫困，而贫困却如影附形：“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然后写贫乃作答，并打算离去：“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二子，与我连行。”最后，扬雄向“贫”道歉，表示要安贫乐道，永守清操。文章由厌贫、逐贫而安贫，反映了扬雄“惆怅失志”、“进官凌迟”的仕途困顿和穷愁潦倒的生活境遇，歌颂了清贫自守而大治天下的“帝尧”，谴责了荒淫奢侈、但图享乐的“季世”昏君，表现了作者为官清廉，决不“贫富苟得”的人生准则和政治情操。《太玄赋》乃哲理赋，抒写扬雄因现实黑暗、环境险恶而潜身远祸，云游仙境的思想。虽不免消极，但也包含了对龌龊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对后来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蔡邕的《玄表赋》，以及曹植、郭璞的游仙诗，都有大的影响。

扬雄除赋以外，其论说杂文和哲学、语言著作也有较高的成就。（一）《谏不受单于朝书》。作于哀帝时，其时单于上书求朝，愿臣服于汉，而哀帝及群臣出于财政支出方面的考虑，“不许而辞之”。扬雄上此奏疏，历述始皇以来，汉与匈奴攻守和战的历史交往和现实关系，摆事实，讲道理，指陈形势，分析利弊，终于力排众议，说服了哀帝。文章论述周详，说理透辟，明白晓畅，富于气势。（二）《剧秦美新》。作于王莽代汉（9），改国号为“新”之时。扬雄以年老久任转迁为大夫，作《剧秦美新》一文，论秦亡之剧，称“新”朝之美。其中有“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云云。唐代李善在《文选》此文的注中就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为后世所诟病。（三）《太玄》和《法言》。这是扬雄的哲学著作。此时，他认为一切言论均以“五经”为准则，“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遂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太玄》的体裁模仿《周易》，《法言》的体裁模仿《论语》。他创造了一个万物的主宰：玄。“玄”是万物的根本，它使精神得以活动，使事物得以发展。它没有形迹而又无所不在。他所谓的“玄”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绝对观念，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在反对弥漫当时社会的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等方面却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倾向。他批判宗教迷信，指出神怪没有灵验，圣人不谈神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法言·重黎》）他批判神仙方术，指出生死乃自然规律：“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他以圣人有时同世存在，有时超越五百年才产生的事实，批驳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妄说。他认为新旧事物之间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法言·问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玄莹》）他还强调后天的学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又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他还表现出一些辩证法思想，如他认为“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太玄·玄摛》，即事物是有发展、有转化的。但他不强调条件，所以带有循环论的缺点。

扬雄的《太玄》文字古奥，“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有人责难它过于艰深，因此扬雄又作《解难》，认为越艰深越高明。刘歆也曾笑他“空自苦”。但因为扬雄哲学思想中具有唯物主义成分，所以和他同时的无神论哲学家桓谭称赞“扬子之书文义至深”、“度越诸子”，肯定它必传于后世。（四）《方言》。此是扬雄的语言学著作。扬雄仿《尔雅》体例作《方言》，搜集古代和当时同义词语，分别注明通行地区；其取材或来自古籍，或为直接调查所得。可使人窥见汉代语言分布状况，是研究我国古代词汇的珍贵材料，其中对古蜀语的保存尤为仅见。东汉一、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等

张衡（78—139），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世为显姓，祖父张堪，蜀郡太守。他少时“善属文”，游于京畿之地而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后汉书·张衡传》）因奇才，“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累召不就。安帝时（107—125），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执管天文的太史令，创制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他不慕当时所居之官，多年不任，自去吏职五年。顺帝初（126）再转复为太史令。他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擅长辞赋，有《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等，另有诗作多篇。他是东汉继班固之后又一辞赋大家。（一）《二京赋》始作于游学京师之时。《后汉书》本传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附会，十年乃成。”即《二京赋》花了10年工夫，篇幅更加宏大，成为汉赋“长篇之极轨”。《二京赋》仿班固之《两都赋》，极铺陈赡丽之能事，颂扬两汉帝国之繁盛。如《西京赋》描长安市场之繁华：“临迥望之广场，程角骶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将市场、商人、游侠、杂技、歌唱、马戏、魔术，一一再现。《东京赋》写汉明帝之奢侈：“我后好约，乃宴斯息。于东则洪池清蘌，绿水澹澹；内阜川禽，外丰葭菼；献鳖蜃与龟鱼，供蜗蜌与菱芡。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汉。”尽管作者认为“奢未及侈，俭而不陋”，但已显皇室之豪奢。所以，《二京赋》于赞颂之辞寓讽谏之意。《西京赋》写汉武帝求仙，希长生不老。作者暗讽道：“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天子田猎，“上无逸飞，下无遗走”，“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陁。”只知享乐，安知败坏顷刻即至。《东京赋》更直指：“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凡事皆从微至著，不可不慎之于初。这不是微词冷语，而是直刺之讽！（二）《南都赋》极写南都之盛。南都指南阳郡，治宛，为光武帝之故乡。因在京之南，故称南都。此赋立意在“不忘本原，存孝思于后嗣。故历举其山川物产，以示不同”（《文选》注）。故赋的结尾之“颂”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据彼河洛，统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可见此赋纯属歌功颂德之作，现实意义不大。（三）张衡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晚年所作的几篇抒情小赋：《鸿赋》、《思玄赋》、《归田赋》等。《鸿赋》已佚，但“序”文尚存，其中有云：“予五十之年，忽焉以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息慰。”可见其晚景凄凉，落拓不遇的慨叹。其他几赋之意旨与此相近。《思玄赋》写于顺帝之时，其时国是日非，政治黑暗，是非不分。张衡欲言政事，又被佞臣谗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势既不能，义又不可，但思其玄远之道而赋之，以申其志耳”（《文选》注）。“赋”中写道：“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烦毒以迷惑兮，羌孰可为言己？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百姓多灾，随时有丧身之危险；社会“烦毒”，无一知己可言；深怀忧国忧民之心，思绪繁乱。尽管如此，自己仍“竭力守义”，“贫穷不改”，表现了处乱世而不改志的孤高节操！《归田赋》紧随《思玄赋》而作。《思玄赋》中已有“思归”之意：“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辀而徘徊。虽游娱以偷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归田赋》更是明白写出“归田”之理由：“游都邑以永久，无明路以佐时”，自己只能“临川羡鱼”，“俟河清乎未期”，“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接着写“归田”之景象：仲春令月，百草滋荣。鸟鸣仓庚，逍遥娱情。但有感于鸟之“触矢而毙”，鱼之“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最后写“归田”之所感：由鸟、鱼之遭遇联想到名利之不足取，以及老子“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遗训，决心返回“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墨奋藻，“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以“归田”反衬出当时政治之腐败和人才之横遭压抑、排斥。张衡的这些小赋比之于《二京赋》之大赋，现实性更强，艺术性更高，对以后的抒情小赋很有影响。二、蔡邕的《述行赋》

蔡邕（132—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其六世祖蔡勋反对王莽篡汉，携家人逃入深山，习黄老之学。他少时性笃孝，母常病，不寝寐进行服侍。母逝后，他结庐于墓，恭行孝道，乡人高其义。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音律。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后迁议郎。熹平六年（177）七月，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因“讥刺公卿，内及宠臣”，纠弹宦官而被流放朔方。遇赦后，因权贵迫害，亡命江湖12年。中平六年（189），董卓擅权，邕不得不为侍御使，官至左中郎将。但邕认为董卓“性刚而遂非，终难济”，欲逃离隐匿，未成。初平三年（192），董卓被诛，株连蔡邕。他自求黥首刖足，继成《后汉记》。司徒王允畏史家之笔，不允，邕遂死于狱中。

蔡邕所著诗赋甚多，大抵为述怀、刺世、吊古、言情、咏物、俳谐之作。今存《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等篇，其中尤以《述行赋》为有名。《述行赋》直指时事，抒愤泄慨。“赋”前有序云：“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可见他作此“赋”之目的不在“述行”，而在对当时权奸当道，不纳忠言，横行杀戳之愤慨。比如，“赋”中写道：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车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挐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

这里，蔡邕将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朝统治者：皇家高高在上，忠耿之士万方受阻，权贵罗织罪名以害人，贪利横行而不收敛。百姓贫而无居，露宿湿地；田地荒芜，颗粒无收。宽大谄佞之人，急于迫害忠谏之人。正是“正道日涩”，“匡世无亮”。像这种义正词严，为民呼吁，为正义呐喊，直指最高统治者奢侈腐败、庶民疾苦的文章，在封建专制横行的时代，倘无强烈的正义感和不怕死的胆识和勇气，是很难写出来的。无怪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说：蔡邕不单是“典重文章的作手”，读了他的《述行赋》，“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应该说此评是十分确当的。

蔡邕之赋，多用典，工整雅致，多用偶句，亦多骈俪，颇受推重，对汉末抒情小赋有较大的影响。三、赵壹的《穷鸟赋》、《刺世疾邪赋》

赵壹，生卒年不详。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身材高大魁伟，美须豪眉。恃才倨傲，为人所摈。他狂放不羁，屡“犯事”，几乎被杀，为友人所救。一生位不过郡吏。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他作为郡的上计吏到京师，司徒袁逢、河南尹羊陟奇其才，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后西归。州郡十辟公府，皆不就职。终于家。他曾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16篇。今能见于《后汉书·赵壹传》者，仅《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二篇。（一）《穷鸟赋》作于上京师前。他因“犯事”被友人救之后，他“书”致友人表谢，“书”中有云：“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赋”云：“有一穷鸟，戢翼原野。毕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在这篇“赋”里，赵壹自比一只折翅落地的穷鸟，上有天网，下有陷阱；前有苍鹰，后有追赶者。弹矢交集，欲飞不得。上下左右交困，内心如冰如火般恐怖。这里，赵壹将他“几死”的社会的黑暗、正直之士动辄得咎的处境揭露无遗，表达了对当时权奸专权、政治腐败的谴责和自己的愤懑！“赋”的后部分表达对友人多次救他的感激。（二）《刺世疾邪赋》也是作于上京前，紧随《穷鸟赋》之后，以抒其怨愤。首先，他以五帝、三王为例，指出“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时事变迁，是非混淆，德政无能，赏罚无益于混世。因此，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历代帝王均以天下为私，战祸不断，杀伐不息，荼毒怨酷，一代胜过一代。他们“宁计生民之命，惟利己而自足”。这是对历代统治者贪婪暴虐之揭露。

其次，他集中笔力展示了东汉末年豪强日盛、佞谄日炽，腐朽黑暗统治的社会现实：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东汉末年，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党锢之祸不断，政治腐败。朝廷到处是佞谄舐痔之小人，邪夫得势，刚克正直之士“立致咎殃”，屡遭迫害，甚至消亡。这种“情伪万方”之丑恶现实，自然引起作者这类正直之士的愤慨！

再次，他在分析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之原因时，认为：“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即最高统治者之“不贤”造成政治之腐败。他们被女色掩其视听，被佞臣秉其威权而作恶。他们所好之者则“钻皮出其毛羽”，一切皆好；所恶之者则“洗垢求其瘢痕”，百般挑剔找其“瑕疵”。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之中，即使有“欲竭诚而尽忠”的忠直之士，也面临“路绝险而靡缘”，仕进无门，路险恶而无机缘！再加上“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即“法禁”保护豪强地主的骄横而对孤门细族的迫害，势必造成“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积薪而待燃”。即国家犹如失舵之航船，待燃之积薪（干柴），危亡就在目前。这是对现实多么尖锐深刻之批判！为此，作者“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表达了对现实的厌恶与唾弃！

最后，“赋”以秦客和鲁生之诗来结束。秦客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对富贵称贤、文不值钱，佞媚得逞，正直见弃之现象，充满不平与辛酸，同时对改变这种现状也饱含绝望之感。鲁生诗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前写豪强势族之豪奢，后写贤者虽“悟”而被困。于不平中显示出孤愤与绝望之情！

可以看出，《刺世疾邪赋》对封建专制集权社会的黑暗及其弊端的揭露是深刻的，批判是大胆而尖锐的。这已经超越了“怨刺”的范畴，而是愤怒的抗争与呐喊！应该说这是东汉抒情小赋比之于前的一大发展。

第五节 两汉的史传散文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精通史学和天文历法，武帝即位初为太史令。司马迁随父进京（长安），在茂林（今陕西兴平县西北）开始学习。曾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十岁诵古文”。20岁以后，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漫游大江南北。回长安以后，入仕为郎中，随武帝巡游各地。元鼎六年（前111），他35岁，武帝平定西南夷，他奉命出使西南，安抚视察，这是第二次大游历。次年（前110），父卒，临终奉遗命：“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元封三年（前108）继任太史令，集中精力撰述《史记》。天汉二年（前99），为李陵败降匈奴辩解，说了几句直话，触怒了汉武帝，遭受残毒的腐刑（阉割），下狱。出狱后，为中书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继续完成著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后又写作五六年，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他55岁时，全书才得以完成。从他任太史令到写成《史记》共计18年；如加上实地考察采访和删定改削，足足花费了40年时间。《史记》完成时称《太史公书》，东汉末，始名《史记》。《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巨著。它全面记述了中国古代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由五大部分构成，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65万字，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不仅在史学上有巨大的贡献，而且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史记》之所以称为“史家之绝唱”，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忠于实录”的进步的历史观。他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表现出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赞扬下层人民的品质才干；他还具有卓越的民族观，主张各民族间应平等友好，反对以掠夺、扩张为目的的不义战争；他揭露和批判了汉武帝以前的多位汉代皇帝及其宠臣们的荒淫、奢侈、残忍和自私，统治集团内部的钩心斗角，互相残杀，屠戮功臣，对外扩张等政策；他对上流社会的惟利是图，背信弃义，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等恶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还重视经济发展对国家兴衰的作用。总之，他这种“不虚美，不隐恶”，被后世誉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德、史识，对我国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二）《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记》之所以称为“无韵之《离骚》”，主要在于它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表现在：1.《史记》开创了传记文学，把史传散文的发展推向高峰。史传散文，或称传记文学，它叙述历史事件而又描写人物，具有文学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国语》、《左传》和《战国策》已初步具有以上特点，但到了《史记》才出现了真正的完整的史传散文——史传文学，它比此前的历史散文有以下不同的特点：（1）从规模来说，《国语》和《战国策》是记述各国片断的历史，《左传》以鲁国为中心，兼及各国，限于242年，《史记》则扩大为全中国史，以历代君王为主，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了历史的统一观点，上下约3000年。（2）《左传》等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为中心，人物描写附于历史事件之中。《国语》写人物受到记言的限制，只有勾勒骨架，对个别人物如晋文公虽在许多章节描写，但因很多言论的间断，人物形象仍不能突出；《左传》以编年为主；《战国策》分国记事记言，一人一事的本末，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往往散见于几卷或几十卷，篇幅长，不易连贯，显得松散。《史记》则不同，它采用纪传体来写历史，以描写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行事的本末来表现历史。如《项羽本纪》通过项羽一生兴衰成败的形象描绘，反映出秦王朝在农民起义中的覆灭和楚汉相争、项羽失败、刘邦胜利而建立汉王朝这一历史过程。又如《李斯列传》，以李斯一生的成败，形象具体地反映了秦王朝的兴衰过程，可以说通过李斯这个人物传记的叙述描写，形象地反映了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此外，《史记》写人物的每一传记，篇幅短小，人物形象的描写集中突出。各篇传记，既能独立成篇，而又彼此关联，有严密的组织安排，是有系统的整体。（3）史传散文或史传文学，都是记真实的历史，写真实的人物，这是《史记》与《左传》等具有共同的特点。但是，《史记》的突出成就，则是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遵循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以自己的强烈爱憎褒贬，对人物事件进行艺术加工，集中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创造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个性特征的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作者的倾向。如《高祖本纪》中既记述了刘邦建立汉王朝的功业，揭示出他性格中成功的因素，同时又直言不讳地写出刘邦的流氓无赖行径。如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为其父祝寿时问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又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幼时看到秦始皇时谈话的粗豪；钜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破秦军，诸侯军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写出项羽的英雄盖世。垓下之围，写项羽的悲歌慷慨，斩将刈旗，自刎乌江，等等。渲染、夸张，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2.《史记》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和批判性。它赞赏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民众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政治改革，如肯定商鞅变法等；同情广大民众的疾苦，肯定人民群众反对封建暴政的反抗斗争，为一批下层社会人物立传，有刺客、游侠、医卜、倡优等；对统治阶级，甚至是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残酷、贪婪、阴险、昏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讽刺，表现出深刻的批判和斗争精神。3.《史记》在艺术表现上重人物塑造。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有100多个。这些人物大多具有英雄气质，积极进取，勇于事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的实现与事业的成功。如伍子胥、孙膑、商鞅、陈涉、项羽等，这些人物又大多具有悲剧色彩。其悲剧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环境使然，他们面对的是“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是绝对权威，他们的好恶与昏庸，往往是造成一些忠直耿介之士悲剧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是这些人自身的性格使然，他们要么直言敢谏，忠心耿耿，被谗被害；要么恪守承诺，重信重义，为解救国家和朋友的危难而奋不顾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的道德信条。4.《史记》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1）对人物外貌的具体描写。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说项羽的眼睛“重瞳子”与舜一样；又写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从外貌突出项羽其人的不同寻常。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外形：“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写李广人高，臂长，与其善射有密切关系。再如《高祖本纪》写刘邦的帝王相：“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秦始皇本纪》写秦始皇的凶残面目：“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2）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如《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的心理：“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在听了客的批评劝说之后，“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通过信陵君前后不同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他虚心下士，纳谏如流的品德。如《汲郑列传》中当汲黯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于是，武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几个字，表现出汉武帝的心理活动而引起的神情变化，显露出好听谀辞，好大喜功的性格。（3）通过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李斯列传》写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通过李斯见厕中鼠和仓中鼠不同境况的感叹、联想，表现出李斯贪恋权势富贵的人生观，一生行事，显现于此。又如《酷吏列传》中写酷吏张汤：“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通过张汤少年时对老鼠偷肉进行掘窟、审理的细节，既表现了张汤办案的才能，也表现了其为“酷吏”的本性。再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以及见秦始皇出游的细节，表现项羽豪放不羁，胸怀大志的形象。《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武安侯田蚡未贵时，“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后来田蚡做了丞相，魏其“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设宴等候，他则表现出冷漠的态度。通过前后两个细节，表现出田蚡的贪慕势利，骄横自恣的形象。（4）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描写。《左传》、《战国策》虽已多次运用这一手法，但不如《史记》的渲染、夸张，形象突出，生动感人。如《项羽本纪》中通过钜鹿之战对项羽形象的描写。战前，陈涉兵败被杀，项梁军被秦章邯攻破，项梁战死，赵地义军被秦军包围于钜鹿，反秦义军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正在这时，项羽杀宋义，表现出在救钜鹿问题上的远见卓识；破釜沉舟，表现其英勇果断，誓死不还的战斗决心。然后，极写项羽钜鹿之战的声威，用了三个“莫敢”：“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用了三个“无不”：“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用诸侯的怯懦、惴恐，衬托秦军的强大，而项羽三败秦军，给以毁灭性的打击，扭转整个局势，又烘托出项羽不可一世的壮勇形象。再如《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也运用了类似手法。5.《史记》叙述方式多样，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以叙代议，以议代叙，寓褒贬于人物事件记述中，有鲜明的爱憎倾向，抒情性极强。（1）寓褒贬于细节之中。如写刘邦为亭长时，往贺沛令，“乃绐为谒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这一细节表现出司马迁对刘邦流氓无赖的讽刺和揭露。《李将军列传》记述李广世世受射，其才气，“天下无双”，身经70余战，屡立战功，威震匈奴，号称“飞将军”，然而“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终以不堪督贵，“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叙述中不仅对李广的一生遭遇深表同情，而且对武帝的偏私寡恩，深为不满。如果同《卫将军骠骑列传》两相对比：卫青由于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帝王，“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因为是卫皇后姊子，传中写他“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而“日以亲贵，比大将军”。两相对照，不同的论赞，司马迁的爱憎褒贬，十分鲜明。（2）借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表示自己对人物的论断。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述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然后，记颍川儿歌，表示自己的论断：“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颍水不会永远清，灌氏也不会永远横行下去，终于有一天要遭灭族之祸。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时有人对卫青的评说：“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这也寄寓着司马迁对卫青的论断。（3）在叙事中把议论和抒情结合在一起，表示自己的观点。如《屈原列传》中对屈原作《离骚》的解释：“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大段的议论，联系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其不平之气。《伯夷列传》在记述伯夷让国，饿死首阳，则就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进行大段议论，对所谓赏善罚恶的天道提出怀疑，同样抒发其有类伯夷遭遇的感慨，表示出自己的天道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廉颇失势，借宾客的对话抒发其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也与自己的遭遇有关。（4）《国语》、《左传》中常借“君子曰”对人物历史加以评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不仅是对人物历史的直接论断、褒贬，而且有时又是对传记中人物事件的补充、说明，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如《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一段评论文字：“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是对项羽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最后，对项羽的“背关怀楚”、“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和错误所在。评论中对项羽这一英雄人物，充满爱慕和惋惜之情。6.《史记》在语言上有极大的创造。（1）在生动形象之外，还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特殊的思想性格。如陈涉辍耕垄上的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表现陈涉为人佣耕时不同寻常的抱负。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秦始皇则“喟然叹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也。’”不同的独白，表现出两人出身地位、性格的不同。项羽为贵族后裔，粗犷，骠悍，雄心勃勃；刘邦为小亭长，向往富贵，只能羡慕赞叹，性格内向深沉。（2）《史记》常引用民谣和谚语，以增强表现力。如《淮阴侯列传》引民歌：“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客观叙述中，寄寓着司马迁对刘邦陷害功臣的谴责。其他如《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引颍川儿歌，《李将军列传》的引谚语，等等，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含意深刻。（3）《史记》在引用古语时，常常翻译成明白晓畅的口语，使文章的语言风格一致。7.《史记》具有多样化的风格。韩愈说它“雄深雅健”，苏辙说它“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艺概·文概》），表现在传记文中，比较突出的是，有的文章风格常与记述描写的人物特点相一致。如《项羽本纪》写项羽这个英雄人物的壮勇不可一世，文章雄健壮丽，气势奔腾。《李斯列传》、《酷吏列传》写法家人物，则表现严峻深峭的文风。《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写志士仁人的不幸遭遇而寄寓自己的身世，则又写得激情满怀，低咏浅叹。《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写谋士张良、陈平的运筹帷幄，用奇计以定社稷，文章又表现出恢诡奇丽、变幻莫测的特点，等等。司马迁文章多种风格的形成，既继承了《春秋》、《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史传散文的主要成就，也受到诸子散文，以及《诗经》、《楚辞》的影响，刘熙载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艺概·文概》）（三）《史记》的创作及其影响1.《史记》的创作。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就是要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1）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灾谴”的神学，弥漫一世，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要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探求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主张“天人相分”，重视人的作用，反对、怀疑所谓天道、天命，这与当时董仲舒的思想是对立的。在古代，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董仲舒也主张“天不变，道也不变”；司马迁研究历史，则要从成败兴坏的道理中，探求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他是主张“变”、肯定“变”的，他说：“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他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就是在著述中要表达出自己的主张见解，在形式上要有所创造。他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要通过以往的历史的著述，表达自己的理想，给后世以启发。（2）司马迁写《史记》，“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此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的这种“实录”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勇敢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大胆无畏求实的态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按照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作出忠实的记录。这种求实的精神，使之不仅为帝王将相、贵族士大夫等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立传，而且也为游侠、刺客、医者、卜者、商人、俳优等下层人物作传，既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人物作传，也为外民族的统治阶级立传。同时，从实录精神出发，司马迁也不是一概记录，而是有所选择，除考其真实可信，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外，许多历史人物还与自己的褒贬爱憎，人生理想密切关联，即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因此，司马迁笔下的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如廉颇、蔺相如、鲁仲连，以及韩非、吴起、屈原、韩信、晁错、李广，等等，他们或以高尚的道德，崇高的气节，爱国的思想，卓著的功业，对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大多有理想，有抱负，奋发有为，具有昂扬上进的精神。从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记述描写中所流露的感情倾向，表现出司马迁的爱憎和理想，也表现出当时普遍存在的昂扬上进的时代精神。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史记》有伟大的抱负，有进步的思想，有创造的精神。

然而《史记》的产生，还有其客观社会背景和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客观方面，西汉中叶，武帝在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内外建树，使经济高度繁荣，全国空前统一，中央集权巩固加强，使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随着汉帝国的出现，物质条件日益具备，汉武帝对文化发展又采取重要措施：“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为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条件；而新兴的地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需要总结历史作为鉴戒。因此，创作《史记》正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主观方面，司马迁自幼受到史官家庭的教养，名师的指教，任太史令，有机会“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广泛地涉猎古代的文化典籍。其后，又漫游全国实地采访，网罗旧闻；加之父亲的遗命，伟大的抱负理想，促使司马迁以巨大的热情为完成这部历史巨著而奋斗。遭李陵事件，幽于缧绁，在苦难的境遇中，在生死剧烈的斗争中，使司马迁“穷而后工”，更加发愤，把自己郁积的愤懑，不同于当时的政治观点，熔铸在《史记》之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进步的观点和强烈的批判精神。2.《史记》的影响。《史记》正因为具有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提倡的古文（散文）运动，就是要从当时盛行的骈偶文体中解放出来，形成自然流畅的散文风格。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清代桐城派的著名作家，无不推崇《史记》。对小说、戏曲的影响更为繁多。明朝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小说，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史记》，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深受《史记》笔法的影响。《史记》中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也成了元、明以来戏曲编演的蓝本。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传刻的《六十种曲》，其取材于《史记》的作品就有11种。至今京剧传统优秀剧目中还有《文昭关》、《鱼肠剑》、《赵氏孤儿》、《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鸿门宴》、《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等，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电影《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等优秀的京剧、话剧、电影作品都取材于《史记》。应该说，《史记》是中国文学的一座宝库！

司马迁除《史记》之外，还有两篇很有名的散文：《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这是了解、研究司马迁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一）《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叙述自己的生平活动，写作《史记》的动机、目的，准备经过，指导思想，结构安排等，实际上是一篇自叙传和写作《史记》的纲要细目。清代李景星说：“《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灿然明白。未读《史记》之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以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严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四史评议》）《自序》中概括《史记》各篇主旨，多对称排比句式，整齐中又间以参差，纡徐而又雄逸，如：“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再如：“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再如：“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等等。总之，本文是引导人们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指路之作。（二）《报任安书》。《报任安书》写于公元前93年，距李陵事件已经五六年，司马迁下狱受腐刑后，复召为中书令。但是，受腐刑的屈辱痛苦，使他抑郁悲愤，无时或已。正在这时，他的朋友任安来信，希望他以推贤进士为务。于是他在回信中，把长期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悲愤一一倾泻出来。在回答了身残处秽，刑余之人，不足以荐天下豪俊之后，怀着深沉的愤懑之情，叙述李陵事件的本末，得祸的缘由，受刑屈辱的痛苦过程，对汉王朝最高统治者是非不辨，压抑贤才，严刑峻法，残酷寡恩，表示极大愤慨。同时说明，“所以隐见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提出了震撼千古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正确的生死观这一光辉思想的照射下，在古圣先贤身处困境、发愤著书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为坚持自己的理想事业，继续完成未竟的《史记》，表现出坚忍不拔，顽强战斗的精神。他要使他的《史记》巨著“述往事，思来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信中，叙事、议论、抒情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用各种长短不同的排比、对偶句式，把一腔的郁积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写受腐刑的耻辱痛苦，一连用了10个排比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十种耻辱，腐刑到了耻辱的极顶，而司马迁遭受的正是这样的奇耻大辱的腐刑，其痛苦悲愤之情，可以想见。诉说自己身居囹圄的痛苦，则又用不同的排比、对偶句式：“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在这样的屈辱痛苦中，司马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心忍辱含垢，效法圣贤，为实现发愤著书的理想而奋斗。最后又用了一段更是骈偶成对的句式：“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由屈辱难忍的痛苦，到思想上的生死斗争，到发愤著书的顽强战斗，感情一层一层地加深。随着感情的起伏变化，不断变换句式，波澜起伏，跌宕沉郁而又雄逸奔放。“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叹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吴楚材《古文观止·报任安书》评语）这是散文史上最早、最长的一篇抒情散文，流传广远，影响深巨。文中大量的铺陈排比，表现出司马迁所受纵横家文风的影响，同时也表现西汉前期散文的骈偶倾向，它被人认作是西汉前期骈文开始的杰作。（三）《悲士不遇赋》。司马迁还有一篇《悲士不遇赋》载入《艺文类聚》，大约是晚年所作，与董仲舒《士不遇赋》内容相近，但在形式上不同于董赋，多骈偶用韵，整齐的句式中又间以骚体句式。如：悲乎，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文。谅才违而世废，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感，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遂将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

这篇赋抒发对社会现实的愤慨不平，不同于董仲舒赋的雍容不迫，而与《报任安书》相类似，形式上仿效骚体而又有变化，不全用“兮”字而多用四言句，与当时散体赋的影响有关，成为西汉较早的抒情小赋。东汉班固的《汉书》、《两都赋》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年青时曾入洛阳太学，“学无常师，不为章句”，群经之外，博览九流百家之书。其父班彪为著名学者，当时在司马迁《史记》的影响下，刘向、刘歆、扬雄等先后写过《史记》的续篇，仍名《史记》。但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同时还认为这些书的作者“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所以，他“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就是在这个《后传》的基础上开始编撰工作的。后来，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获释。召为兰台史令，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班固因其父之书不详，又采集史料，搜集异闻，作《汉书》。武帝以前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本，武帝以后，以班彪《后传》为基础，续补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代94年的历史史实，潜精研思，历时20余年。永元元年（89），从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事被杀，班固也因之被捕，死于狱中。其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乃命其妹班昭与马续先后补写，最后才完成《汉书》。（一）《汉书》和《史记》有许多不同之处：1.在体例上，《汉书》是断代史。《史记》是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纪传体通史，全面叙述我国上古至汉初约3000年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展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体例，是第一部断代史，叙述自高祖至孝平、王莽229年的汉代历史。2.在内容上，《汉书》扩大了研究领域。《汉书》增加了纪、传、表、志，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增载了许多历史文献，包括当时的经济制度、社会状况、疆域政区、军事法律等有关典章制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艺文志》，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源流、派别的是非得失，保存了珍贵的文化史资料，是我国目录学的开端。3.在思想上，《汉书》是官修的史书。班固以儒家道统为指导思想，因而在材料的选择处理上，往往表达出适应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史记》是私人著述，思想不主一家，司马迁父子又多受道家和战国纵横家的影响，因而思想束缚较少，能独立思考，富于批判和创造精神。正因为如此，班固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这正是司马迁进步思想所在。因为《汉书》代表正统思想，所写史传，大都是重臣贵戚，名儒显宦，没有《史记》那样为下层人民立传。还因班固生活在东汉后期谶纬之风盛行的时代，书中宣扬天人感应，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在所不少，缺少《史记》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4.在史传文学上，《汉书》重写实。《史记》写人物，真实与夸张结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强烈，倾向鲜明，形象突出。《汉书》则重在写实，遵照历史写作原则，没有《史记》的激情、夸张，讲求简括、严谨，重视历史文献记载，因此历史性多于文学性。5.在语言上，《汉书》多骈偶。《史记》往往采用流行的口语，浅易近人，句式单行散体，少骈偶；班固因为是辞赋名家，往往把辞赋的语言用入史传散文，而且多用文人辞藻，文辞华丽，爱用古字，句多骈偶。西汉以来骈体文逐渐形成，到东汉班固进一步发展，基本定形，首开魏晋六朝骈俪之风。（二）《史记》和《汉书》历来并称，它们之间也有相同之处：1.班固和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家，都遵循了真实的历史著述原则。《汉书》的一些传记，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如《外戚传》揭露了汉朝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种种阴谋斗争，揭露了外戚的骄奢淫恶。如《杜周传》中还揭露了皇帝贪好女色所造成的政治恶果。在《食货志》中，对文帝、景帝时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有所反映；在《严延年传》、《陈万年传》中对虐害人民的酷吏，也敢于揭露批判。2.班固对司马迁的遭遇是有所同情的。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完全记载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实际为司马迁的忧愤不平加以申诉。在《李陵传》中，叙述李陵的事迹也笔带感情。无论行文、思想，多与司马迁相同。（三）《汉书》描绘人物事件，选材剪裁，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方面，仍有许多成功之处：1.所写人物，有些具有典型意义，可与《史记》媲美。如《苏武传》就是其中著名的篇章之一，用简练整洁的语言，对比反衬；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情节，刻画出苏武的英雄形象，热烈地歌颂了苏武的崇高思想和爱国精神，这正是《史记》所缺少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它：“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悲也不能过也。”2.细节生动，传神传意。如《霍光传》揭发外戚专权，专横暴虐，用平淡的笔调通过细节描写霍光：“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这就把霍光“秉持万机”、权倾朝野的专横形象表现得十分突出。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仅仅通过“头触屏风”这一典型细节，就生动地刻画出陈万年专以谄媚为事的奸滑形象，给以辛辣的嘲讽。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论中评《史记》、《汉书》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指出班固的文风是董仲舒、匡衡、刘向尔雅深厚风格的继承。又说：“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综合范晔、刘熙载所说“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尔雅深厚”，“裁密而思靡”，是《汉书》的突出特点，对后代的散文有很大的影响。

班固是辞赋大家，其代表作是《两都赋》。在东汉大赋走向衰落的情况下，他没有沿着抒情赋的路子发展，而是沿着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赋的体制，创作出规模更加宏大，长达4702言的《两都赋》，把西汉大赋的宫苑、田猎的题材范围扩展到京都大邑。《两都赋》前有“序”，后面正文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西都指长安，东都指洛阳。从汉光武到汉和帝，建都洛阳。赋里假托西都父老有怨言，希望复都长安。班固担心帝王离开洛阳，故上此赋以劝阻。故他在《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可见《两都赋》是班固盛赞东汉王朝建都洛阳，意在讽谕汉明帝不要从洛阳迁都回长安。《西都赋》以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都之盛，首述山川形势之丰饶和城郭宏伟、街市繁华；中言宫室（先正朝、次后宫、次府署、次离宫）之盛；末言天子田游（先田猎、次弋钓、再游览、后宴饮）之乐，极尽西都之奢侈豪华。如写城郭之宏和街肆之盛：“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展现了西都长安城郭之宏伟，市场之繁荣，游人之众多，奢侈豪华，娱乐嬉戏之无边。在赋的结尾，以西都宾极言怀旧思古之义进行总结：“于斯之世，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世，农服先畴之田亩，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灿乎隐隐，各得其所。”突出了西都之繁华与旧德旧规，意在为东都的东汉王朝的统治者提供西汉衰亡之鉴戒。《东都赋》则相反，以东都主人告西都宾之语，不言物质之丰饶，而是“折以今之法度”，专言东都制度之美，突出变旧制，归之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比如，写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东都之情况：“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蘋藻以潜鱼，丰圃草以育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即东都城内奢俭合理，奢不能逾，俭不可侈。郊外填泉养鱼，丰草育兽，王同臣民同耕同牧。又说：圣上睹万方之欢娱，又沐浴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营；嗜欲之源减，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可见东都之俭朴异于西都之豪华，东都之廉异于西都之奢，东都之重教兴学异于西都之荒嬉；东都之蹈德咏仁异于西都之守旧循规……两相对比，东汉之功德、东都之制之优自明。以致西都宾听了，“矍然失容”，承认自己“狂简”，未闻“正道”。《两都赋》全篇通过西都、东都之比照和前后对比的描写，贬抑西都的奢侈豪华，颂扬东都制度之完美，为东汉王朝建都洛阳大造舆论，歌功颂德。其文历数汉王之仁德，专替朝廷说教，是一篇典型的“汉颂”。

班固还有一篇《幽通赋》，陈述吉凶性命，表明自己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全用骚体写成，没有什么新的特点。班固的赋与以前的赋的不同，是在东汉骈俪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长句增多，骈偶对仗增多，显现出散体汉赋向骈赋方向发展的趋势。

第六节 两汉的杂著散文

东方朔（前145—前93），西汉文学家。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字曼倩。据《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之士上书自荐者“以千数”。东方朔亦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从他自述可见其幼孤，由兄嫂抚养大；聪颖好学，文武之术，皆有所习，自认为“可以为天子大臣”。武帝以为“大奇”，“令待诏公车，奉禄簿”，但未得省见。他诙谐滑稽，善辞赋。直到武帝要修上林苑时，他放言直谏，指出：“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为此，武帝“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但上林苑依然照建。

后方外事兴，国家多事，许多大臣均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东方朔仍为太中大夫，他只有以诙谐调侃处之。久之，他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尽管他关心国事，提出法家“农战强国”之计，但违背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主张，一直视他为倡优之辈，不予采用。为排遣忧愤和自慰，他写了《答客难》一文。《答客难》是一名篇。在文中，东方朔假设“客”以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作比，责难他“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即长期位卑，连同胞兄弟都感到无地自容。东方朔则以“时异事异”为自己辩解。称：苏秦、张仪之时，诸侯并立，“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士能得到重用。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

东方朔在答辩里突出了几点：一是时代不同，今是天下一统，贤与不肖很难区别。二是时风不同，一切顺乎皇帝之意，“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为士者虽有智能而不得皇帝赏识，要取得高位，是不可能的。三是官场倾轧，嫉贤妒能。“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即有人在背后进谗言。四是士子之多之穷，无钱敲开仕进之门。因此，即使苏秦、张仪生于今世，也是不可能为高官显仕的。尽管如此，自己还是要注意修身洁行。并责备“客难”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譬犹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全篇是反话正说，本是满腹牢骚不满之话而以正话出之，借肯定自己满足于卑下之地位而自足自慰，实则是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愤懑。东方朔这种“以乐寓苦”、“以正寓怒”的“欲哭无泪”的表述，可谓情不得已的一种“苦笑”，增添了极大的讽刺效果。

此外，东方朔还有《谏起上林苑疏》，前已有简要说明；另有《非有先生论》，写非有先生仕吴而“默然无言者三年”，吴王怪而问之。非有先后答曰：“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言外之意是未遇兼听不同意见的明王圣主。这同《答客难》的主旨一样，依然是有感于君臣未合、悲士不遇。

东方朔的散文言词敏捷，常借俳谐滑稽之辞于诙谐之中寓讽谏之意，在轻松幽默之内不乏冷嘲与热讽。这种体式影响了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达旨》和蔡邕的《释诲》、《客傲》等。二、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

路温舒，生卒年不详，字长君，西汉巨鹿（今属河北）人。少时牧羊，好学，取泽中蒲叶编用习书。稍善，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吏。通《春秋》经义，举孝廉，为常山邑丞。后官至廷尉奏曹掾（为中央审判长官办文牍的属官）、太字等职。宣帝即位（前74），曾上书反对刑讯，认为审狱苛刻，刑罚严厉，是最大的失政。主张治理国家要“尚德缓刑”，反对严刑峻法。《尚德缓刑书》是路温舒在汉宣帝即位时上的一个奏章，目的是乘汉宣帝刚即位的时机，把过去一直存在的酷吏制造的大量冤案，使社会不得安宁的状况加以改变。本文深刻地指出了秦汉以来狱吏的罪恶，还指出秦朝灭亡的一重要原因就在于压制正直言论，而只听谄媚之语。

文章开头即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的结论，由此他建议皇上“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接着，他从秦朝灭亡的历史中总结出治狱严酷是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指出：“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为此，他主张“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即废除诽谤之罪，崇尚道德教化，放宽刑罚，直到废除刑狱。他的意见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心性之恶所致，而是与整个社会制度相关的。

文章引古论今，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一方面分析时政弊病，其尚德缓刑之目的在于社会的改良与发展。文章言词恳切，说理清晰明白，可谓用心良苦，其忠可鉴。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

杨恽（？—前54），字子幼，华阴（今属陕西）人。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之外孙。始读外祖《太史公书》，颇为“春秋”。有才干，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宣帝时为左曹。因告发霍光子孙谋反，封平通侯，迁中郎将。为人轻财好义，廉洁无私。但性刻薄，好揭人隐私。又以能高，凡忤己者必欲击之，由是多怨于朝廷。后被人诬陷，免为庶人。家居治产，交宾结客为乐。恰逢日蚀，有人上书说杨恽骄奢不思悔过所致。逮捕入狱，并抄出他给友人孙会宗的信，信中对朝廷有不满之意。宣帝见而恶之，认为杨恽大逆不道，被腰斩。妻、子被流放酒泉郡（今属甘肃）。同他友好的官吏（包括孙会宗）一律罢官。《报孙会宗书》是杨恽在免职之后，对友人孙会宗劝诫之信的回复。杨恽颇有才干，轻财好义，缺点是性情忌刻，不能容人。他的免职是同僚相轧，“横被口语”。他心怀不服，免职岁余，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是一位有知识和谋略之士，给他写了一封信，加以劝诫。指出“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即应闭门思过，博取同情，不应交宾客，博取赞誉。杨恽不赞同孙会宗的意见，为此写了这封倾泄愤懑抑郁之气的信。

首先，写自己终于决定复信的原因：“足下哀其愚矇，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守，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即你不了解事情的原委，我只好违背你的意旨，遵照孔子的“各言尔志”的教诲，略陈愚见，望你明察。

其次，回顾家族及自己的过去，以及现在“戮力耕桑，灌园治产”的原因。说自己在得势之时，“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即自己不能有所作为，为国分忧，受到了惩罚。被废之后，“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即自己过大行亏，只好当农夫以度余生。所以，全家一起种地治产，给国家完粮纳税。想不到这又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再次，说明自己已获罪三年，居家劳动之余，有权过农家的生活。“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即我已是一个庶民，有权喝酒吃肉，有权唱歌跳舞，有权学商贾之谋利，你怎么还用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这样一个“庶民”呢？

最后，讽刺孙会宗离开原籍西河魏土，去到多贪鄙的安定山谷为官，难道是“习俗”改变了你的志气吗？如今不顾事理，随俗毁誉，不知“去就之分”，心志平庸。故奉劝他“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无多谈”。即望你在大汉隆盛之时，努力供职，婉言谢绝了孙会宗的劝诫。

杨恽胸怀不平，将悲愤激慨之情发为文章。自责之辞，实为自我张扬；自贱之辞，实是自我欣赏。通过嬉笑颠嘲的文字，发泄满腹牢骚，从中可见作者桀骜不驯的性格。故有人以为此信有其外祖父司马迁《报任安书》的风格。四、刘向的“奏疏”与“三传”

刘向（前77—前6），西汉文学家。字子政，本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元帝时为散骑宗正给事中、谏议大夫，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敢于直言。曾两度下狱。成帝时官至光禄大夫等职。他为人忠正，不肯阿世取容，为革除西汉的政治积弊，屡次上书。（一）奏疏。《谏营延陵过侈疏》，对成帝的穷奢极侈进行劝谏，指出大肆营建陵墓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愍焉。”而且敢于公开指责其奢侈对国家的危害：“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垅，悦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智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文章意深辞畅，平易近人，旁喻远引，从容舒缓，曲折尽意。其他《使人上变事疏》、《条灾异封事》，劝元帝疏远宦官，进用贤能。《极谏用外戚封事》，劝成帝废用外戚，无授以政。这些奏疏，表明刘向敢于揭露矛盾，铺叙论事，引古说今，忠耿之心昭然显现。但他同董仲舒一样，文中大讲天人灾异，有浓重的经学气和神学色彩。（二）“三传”。除奏疏外，刘向文章还有叙录七篇，其中以《战国策叙录》最为有名，文风深沉醇厚。其影响最大的是他校书时编撰的《列女传》、《说苑》和《新序》三本故事集，又称“三传”。《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说：“向睹俗弥奢淫，而赵（飞燕）卫（子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可见，刘向编撰“三传”之目的，就是“以戒天子”，为汉王提供历史的借鉴。《列女传》今存7篇，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7类，共记105名妇女的事迹。其中孟母三迁教子、齐桓公娶丑女无盐等，颇具教育意义。《说苑》今存20篇，分为君道、臣术、建本、贵德、立节等20类，分类纂辑先秦到汉代历史故事，杂以议论，大都以儒家思想为主，阐明国家兴亡、政治成败之理。《新序》今存10篇，包括“杂事”5篇，“刺奢”1篇，“节士”2篇，“善谋”2篇。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说苑》中保留的一些故事，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之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之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说苑·谈止》）这个故事至今仍为人传颂，成为告诫人们不要贪图眼前利益，否则后患必至的箴言。《新序·杂事》中的“叶公好龙”亦是如此：“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居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这一故事成了对那些求虚名而不务实的形式主义者的讽刺。

刘向的“三传”取材广泛，文笔简练，借遗闻轶事，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目的在于“言得失，陈法戒”，其中有许多名言、至理、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能给人以启发。文辞多骈偶，叙述对话和议论，语言精练传神。叙事、写人、议论熔于短小的体制中，被称为我国古代笔记文和小说的滥觞。东汉一、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

马援（前14—49），东汉初名将，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文渊。其先祖赵奢为战国时赵将，因大破秦军功封马服君，子孙因以为姓。他12岁孤，少有大志，曾誓言“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新莽末年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东汉立，归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任陇西太守。建武十七年（41），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诫兄子严、敦书》是建武十七年（41），马援任伏波将军前往交阯征剿征侧、征贰两地动乱时，因兄子马严、马敦“喜讥议，而通轻侠客”，专门写了此信以训诫。信一开始便以“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之生动比喻，说明“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以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即别人的长短、国家的政治法制是不可随便议论的，并表明自己“大恶”之态度。接着，以现实中谨慎谦俭之龙伯高和豪侠好义之杜季良为例，以切身的感受告诉侄儿应该学龙伯高的“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而不要学杜季良的“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并说不是后者不好，而是因为后者不易学。因为学龙伯高不成，还可以“刻鹄不成尚类鹜”，成为一个谨慎严肃的人。学杜季良不成，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狗”，堕落成轻薄子弟。这里，马援进一步重申侄儿应谨慎小心，不议人恶的主张。

这封信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两个侄儿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还举现实中的人物为例，并用生动的俗语说明自己的看法，写得具体生动而亲切，婉切情深，谆谆之意溢于言表，处处表现出一个长辈对后辈的关怀，极具教育意义。二、马第伯的《封禅仪记》

马第伯，生平事迹不详。所传《封禅仪记》，是记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车驾东巡封泰山的经过。其突出之点，是以登泰山路径为线索，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泰山的景色：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窈窕，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暗泾，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

这是《容斋随笔》（宋·洪迈著）所载之残文，已可看出作者马第伯所描泰山之高峻，路途的艰难，登高俯视之奇特景色，以及登山之艰难困顿，简直是一篇描写山川风景的游记散文。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其描写艺术颇为后世赞赏。洪迈评曰：“其叙山势峭险，登陟劳困之状极工，予喜诵之。”（《容斋随笔·汉封禅记》）清人王太岳甚至将此文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相提并论，认为此文“幽夐廉削，时若不及柳氏，而宽博雅逸，自然奇妙，柳氏之文盖犹有不至焉”（《青虚山房集》）。可以说《封禅仪记》是我国山水游记散文的开篇，对南北朝描写山水景物的散文有直接的影响。三、李固的《遗黄琼书》

李固（94—147），字子坚，东汉汉中南郑（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博览群书，结交英贤。举孝廉，辟司空，皆不就。顺帝阳嘉二年（133）以对策入仕。永和（136—141）中，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冲帝即位（145），任太尉。一直反对外戚、宦官擅权。后因不屈从外戚梁冀，被诬杀。著奏章10余篇。《遗黄琼书》是李固写给处士黄琼，劝他入仕的书信。黄琼（86—164），字世英，东汉江夏安陆（今属湖北）人。其父黄香为魏郡太守，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父逝后，又被多次征召，均谢绝。顺帝永建二年（127），由于公卿推荐并派车去接，他不得已而行，中途又“称疾不进”。李固素慕黄琼之德才，故致书于他，劝其入仕。黄琼才至京师，初任议郎，后迁尚书令，官至太尉、司空，成为一代名臣。

在信中，李固首先针对东汉征聘用人制度的流弊在于利禄熏心之徒弄虚作假，欺骗舆论，沽名钓誉，以致一些有识之士不愿为官的现象，对犹豫观望的黄琼晓之以大义，指出：如果想当隐士，学巢由，“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就不必应征上路；如果要“辅政济民，今其时也”。尽管“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但“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即要等到尧舜之君才入仕，简直是不可能的。这里，李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其次引用前贤之语来劝诫他：“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即峻峭的高峰容易折损，洁净的白玉容易玷污。高雅的曲调和者必少，太高的名望与实际能力很难相称。言外之意是不要自视太高，摆架子，要用真本事去办实事。再次就当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很多，如鲁阳樊英、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征聘后均表现平平，名实不符，以致俗论皆称“处士纯盗虚声”的恶评。所以，诚恳希望黄琼“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即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恶名，为士林争气！

这封书信明快恳切，推心置腹，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全信300余字，既有前贤的言论，又有具体的例证；既有对友人的婉转批评，又有恳挚的真切希望，令人感动。故黄琼接受劝告，出仕之后果不负众望。他在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中，似乎比李固更为清醒，常称疾不起，后来自提引退，得以寿终，而李固却被外戚诬杀。此文也就成了一篇名文。四、秦嘉、徐淑的“两地书”（一）秦嘉的《与妻徐淑书》

秦嘉，东汉诗人，字士会，陇西（今甘肃东南）人。桓帝时为郡上计吏，赴洛阳，任黄门郎。其妻徐淑因病还母家，不及面别。夫妇居两地，互以诗、书赠答。他的《与妻徐淑书》，写得情真意挚：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俛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此信写他去洛阳，非本意，只能“随俗”，努力干这苦差事。再说他身体尚好，只是一路风尘，“惨惨少乐”，唯有对她思念不已。又说他想回故郡，但为期久远，迟迟不定，只有思念和怨气同发。最后写想暂时一见，有事相托。今有车来，想必能实现。全信以自然淡雅文字，诉说衷肠，悠悠情思，不绝于耳，淳朴真挚，感人至深。（二）徐淑的《重答夫秦嘉书》

徐淑，东汉才女，女诗人，陇西（今甘肃东南）人。桓帝时，其夫秦嘉赴洛阳为官，她病居母家，未送别，只能以诗、书表怀念之情。她的《重答夫秦嘉书》，就是对秦嘉给她寄来镜、钗、琴等物的回复：既惠音令，兼赐诸物，厚顾殷勤，出于非望。镜有文采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异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赐，非丰恩之厚，孰肯若斯？览镜执钗，情相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镜鉴形，斯言过矣，未获我心也。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婕妤有“谁荣”之叹。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待帷帐，则芳香不发也。

在信中，徐淑首先感谢丈夫“既惠音令，兼赐诸物”（镜、钗、香草、素琴）的深情厚谊；再说睹物生情，“思心成结”，时刻不敢相忘。但对丈夫劝诫她以“芳香馥身”、“明镜鉴形”，不敢苟同，认为这是“未获我心”，不理解我。并以“飞蓬”之诗和“谁荣”之叹来表明自己思君不断的心情。“飞蓬”见《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即自从哥哥东方去，我的头发乱蓬蓬。香油香膏哪缺少，叫我为谁来美容！写古代一个怨妇思念远征丈夫的心境。“谁荣”之叹指西汉女文学家班固的祖姑班婕妤，少有才学，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嫔妃），世俗称她“荣耀”之极。但她却有“谁荣”之叹，有的只是宫中的苦闷和对亲人的相思。徐淑以此表明自己不因丈夫为黄门郎而“荣”，有的只有相思和苦闷。所以，一切美容香饰之物“当须君归”之后，才能为“悦己者容”。可见徐淑超凡脱俗之情志与节操。此信言简韵长，意真情切，不尽之意如绕梁余音，撩人肺腑。真是一篇用血性凝成的情书。

秦嘉夫妇在那儒教横行，男女授受不亲的专制时代，能写出“两地书”这样叙夫妇之情、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美的文章，十分难得，当属绝世之首创。

第五章 文化多元：清峻与通脱——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多彩

第一节 散文流变概述

魏晋南北朝（220—581）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乱的时期，也是文学发展变化的一个时期。唐宋的作家把这时期的文学看作“八代之衰”，“道丧文弊”。这时期的文学虽然有它的缺陷，但“乱世兴文”，这时期的文学也有不同于秦汉文学的新风貌，在散文史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一概斥之为“衰”、“弊”，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一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极端黑暗，土地兼并剧烈，人民困苦，加之连年的对外战争，自然灾害不断袭击，阶级矛盾的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黄巾起义在地主阶级联合力量的镇压下，起义失败，又继之以军阀割据的大混战。东汉王朝的被摧毁，社会的大动荡动摇了自秦汉以来儒家独尊、文化一统的局面，人们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比较自由解放，道、法、名、兵、纵横家的思想也随之发展，加上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后，就获得了统治阶级的赏识，迅速地扩展，成为中国的一大宗教。因此，这一时期可说是儒、道、释及其他诸家文化并存发展的时期，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特色，并影响了散文家的思想与创作。

在军阀大混战中，曹操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实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迅速统一北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这一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曹操父子奖励文学，招揽了许多饱经动荡离乱的文士，形成了彬彬之盛的文学集团，这就为以魏国为代表的建安文学（196—219）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曹操的统治下，重法治，尚刑名，征用人才，讲治国用兵之术，而不讲礼义名节。曹操能突破儒家的束缚，思想通脱，能够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影响到文章方面，形成了清峻的风格。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等，就承袭了这种通脱的思想和清峻的散文风格，为建安散文开拓了新的风貌，标志着汉代散文向魏晋散文的重要过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强调文章的重要作用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出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主张“诗赋欲丽”，强调“文以气为主”，强调个性的作用。因此，曹丕的文章则又趋于华丽、壮大。他的《与吴质书》，虽与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同样具有抒情特色，但又讲求骈偶，注重辞采。曹植的散文，同其诗歌一样，“辞采华茂”，如《求自试表》，多用长短的排句偶语，以表现其被压抑的痛苦悲愤。另如孔融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以及陈琳、阮瑀的书檄，如《为袁绍檄豫州》，《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文，也是重辞采，多用典故排偶，向骈文的方向发展。同一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体现其散文的最高成就，情辞恳切，志尽文畅，如“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自然整齐的句法，也倾向于骈文。总之，建安时期的散文特点，一是突出地增加抒情成分，这是对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以及东汉秦嘉夫妇书札抒情散文的继承，同时也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二是重词采，讲骈偶，是东汉末文章好排比、尚华丽文风的继续与发展。

正始时代（240—248）是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屠杀异己，进行黑暗统治的时代。文士们崇尚老庄，由建安时的积极进取变为消极反抗，作品的内容由反映民生疾苦变为“忧生之嗟”，这时期的散文代表作者是嵇康、阮籍。嵇康擅长散文，“文辞壮丽”，“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公开表示对礼权和朝廷的对立，公开宣告与司马氏为首的上流社会彻底绝裂，嬉笑怒骂，直言无忌，是曹操清峻通脱风格的继承发展。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反礼教、反出世的作品，文章的特点是骈散相间，韵散自由，三言四言七言，长短错杂，多骈偶。二

两晋时期，社会动乱。两晋的短暂统一和太康（280—289）的表面繁荣，接着就是“八王之乱”，外族入侵，西晋（265—316）灭亡。偏安江南的东晋（317—420）王朝，仍是腐朽特权政治的继续，苟安享乐，争权夺利，斗争不已，终于在农民大起义中，为刘裕代晋自立，东晋也随之灭亡。在这社会动乱的局面下，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风表现得多种多样。

西晋初期，李密的《陈情表》以丰富的情感，质朴的语言，不加渲染雕饰，自然真切地直抒胸臆。西晋中后期，以张华、潘岳和陆机为代表的西晋作家，继承建安华丽文风，更加讲求辞藻，以华丽繁缛的文风，把骈文推向又一个发展阶段。潘岳的文章，辞藻妍丽，“善为哀诔之文”；陆机的文章，“弘丽妍赡，英锐漂逸”，长于诗赋论文。

东晋时期，玄风兴起，侈谈名理，驰骋文辞，成为文坛风气。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但在国家破亡的战乱中出现的杰出爱国志士刘琨，他的蕴含着爱国热情的文章，慷慨悲壮，继承和发扬了“建安精神”。刘琨之后，东晋文坛一个以书法著名而又善于为文的王羲之，他的《兰亭集序》清新流畅，成为写景散文的开端者之一，是有名之作。陶渊明的文章在晋宋之际是最有成就最有特色的。他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疏》、《自祭文》和《祭程氏妹文》等，都是以朴素简洁，感情真挚为特色，在散文领域开拓了另一种风格。这种独特的文章风格，正是与陶渊明身当乱世而独立不群的性格相一致的。两晋时代的散文，几乎全用排偶、对句形式，多用典故阐述事理，骈文之特征表现更为充分。三

南北朝时期，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们讲求文学，更注重文学形式美的探求，更把骈文这一艺术形式推向发展的顶点。表现在骈偶、属对的精工之外，更加多用典故，讲求敷设辞采，讲求音律。这使骈文显示出它的形式美之外，又由于只追求形式，变成以华美形式掩盖内容的空虚，走向了形式主义。

刘宋（420—479）时代，骈文用典的繁密，文辞的富艳，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如《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徵士诔》、《祭屈原文》，以及谢灵运的《谢封康乐侯表》等，都表现突出。不仅多用典事，征引繁博，而且铺锦列绣，文辞绮丽。这时期文章的另一新变化，是以直接描写山水为对象的文章出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这虽指诗歌发展而言，散文也是这样。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记旅途艰辛与重峦叠嶂、烟云变幻的奇丽景象，虽是书信，亦可视作山水散文的开端。

齐梁（479—557）时代，文学也比较繁荣，最突出的是声律的兴起，用于诗文写作上，于辞采之外更注意讲求声音的抑扬铿锵，上下的平仄协调，句式以四六相间，匀称而又错综之美。骈文的形式美到这时达到了更加完美的地步。这时期的抒情散文有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清丽典雅，被视为这一时期的书简名篇。刘峻的《重答刘秣陵沼书》对曾经在书信中辩论的朋友的逝世，表示深沉的哀悼，精约简洁的辞藻、典故、凄怆缠绵的忧伤情调，抑扬顿挫的音调，给人以深刻的艺术感染。他的《广绝交论》因感于当时位高望重的文坛名士任昉，生时奖掖提拔后进，众望所归；而死后门庭冷落，无一顾及其穷困之子，愤激地写下此文，抒发绝交的论点。文章先写世俗社会中朋友之间的五类交情，以讽刺当时的势利之交，对其权势者“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然后写任昉生时的情况：“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于是众人趋附，“冠盖辐辏，衣裳云合，辎击櫘，坐客衡满”。可是任昉死了之后，则另是一种景况：“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穗帐犹悬，门罕渍沥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险绝，一至于此！”作者满怀悲愤之情，以锋利的文笔剥落了世俗人情的虚假面具，抒情达意，真切感人。山水散文继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后，有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写山水、动静结合，明丽清新，被称为描写山水的名文。吴均的《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与宋元思书》三篇写山水景物的散文，以清俊为特色，被称为“吴均体”。

陈（557—589）的散文代表作家是由梁入陈的徐陵。《晋书》本传称他“其文颇变旧体，辑裁巧密，多有新意”。他的骈文善于说理，以情动人。他的《劝进元帝表》，张溥称之为“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他编的《玉台新咏》专收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而更多的是齐梁新变之作，所以他写的《玉台新咏序》也就是以新变的诗体风格施之于不押韵的骈文，工巧靡丽，成为当时四六骈文（宫体文学）最完美的代表作。陈代其他作家如江总、陈后主等的作品，多为艳冶的宫体文学，没有什么新的特征。

至于北朝，由于战乱频仍，文士南迁，文学长时期处于衰落的状态。从拓跋珪建立北魏（386—534），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家，直至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奖励文学，北朝文学才逐渐兴起。比较有名的作家有早期的高允和稍后的温子昇、邢邵和魏收等人，但都无突出成就。自庾信由南入北之后，南北朝文学相互的影响，庾信也因其故国之思转变了自己早年的文风，而成为北朝最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哀江南赋序》则是南北朝骈文最高成就的代表。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散文也呈现出多姿的色彩。建安是抒情小赋发展繁荣的时期。一方面继承东汉，受到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建安文人大多饱经离乱，感慨特多，用抒情小赋的形式，能够比较自由简捷地抒发情感。建安的抒情小赋，题材扩大，内容广泛。有寄居他乡的哀怨，有离别亲友的悲伤，有外出征战的感叹，有对人生早逝的追悼，有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有怀才不遇、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悲怨，等等。但其共同的特征是，篇幅短小，面对社会人生，感情强烈，慷慨悲凉，文辞华美，形式向骈偶的方向发展。这些不同内容的小赋，在艺术表现上可以分为几类：一是触物兴怀，直抒情感。这以王粲《登楼赋》为代表，登当阳城楼，睹物生情，抒发其强烈的怀乡之感和怀才不遇的深沉忧思。二是写物图貌，寄托哀思。这以曹植《洛神赋》为代表，以人神恋爱，人神之道殊，寄寓其凄怆愤怨之情，这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继承发展。三是咏物小赋。有的描写禽鸟动物，寄托象征。这以祢衡的《鹦鹉赋》为代表，极力铺写鹦鹉被囚网罗，向往山林，无可奈何，只有为人主报德。鹦鹉的形象，象征自己以及当时许多文士的不幸遭遇。另一类纯粹咏物，如曹丕、曹植、王粲、应玚所写同题的《车渠碗赋》，赞美西域诸国贡送的车石所制的小碗、渠玉；《迷迭香赋》赞颂西域的迷迭香草。这是西汉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等咏物赋的继承。

魏末正始，辞赋很少，阮籍《首阳山赋》以凭吊伯夷、叔齐，寄托自己无力挽回现实颓势的悲哀。嵇康《琴赋》，铺写琴音的作用。这时期唯有向秀的《思旧赋》颇具有特色。这是一篇怀人思旧的抒情小赋。嵇康、吕安被杀之后，向秀被迫赴洛阳应举，途经嵇康山阳旧居，睹物思人，想起好友临刑弹琴，刚直不阿，忽又听到令人若断若续的笛声，悲愤之情似将喷涌而出，却又立刻关闭闸门，戛然而止。许多沉痛、悲愤之情，尽在言外，语虽尽而寄意无穷。

西晋，太康短暂统一的表面繁荣，文士们在安定的条件下从事创作，辞赋又盛极一时，但多模拟之作。这时期的赋以张华、潘岳、陆机为代表作家。张华的《归田赋》模拟张衡，有名的《鹪鹩赋》与祢衡的《鹦鹉赋》相类似。左思的《三都赋》模仿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而作，积十年而成，众相传抄，洛阳纸贵。虽规模巨大，内容丰博，辞藻宏丽，写蜀都尤有地方特色，但终未突破汉赋体制。潘岳《西征赋》规模、内容、叙事抒情比起班彪《北征赋》有自己的特点，但体制和表现手法仍与《北征赋》类似。木华的《海赋》写大海的磅礴气势，在艺术上有特色，但其铺张扬厉、堆砌辞采，多用难字，仍未摆脱对汉赋的因袭。西晋文章的特点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潘岳和陆机正是这时期的突出代表，“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可以概括他们的不同风格。

东晋时期，玄学之风统治文坛，赋和诗文一样，脱离现实，空谈庄老哲理。但东晋之初，“淡乎寡味”的玄言文风还未完全形成，有的辞赋还能接触现实，表现出一定的艺术特色。如郭璞的《江赋》，其写大江的规模气势，形象生动，可与木华《海赋》相并称。东晋中后期，玄风形成，真正代表这种“漆园义疏”的赋作是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孙绰善于雕琢文辞，自诩此赋“掷地作金声”，然而赋文一开始写山，就结合老子玄学，接着写飘然去五台山，“睹灵验而遂徂，忽乎吾之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羡乎层城？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游天台，求神仙，寻长生不死的乐园，摆脱尘世俗念，通达而超然物外。赋末，更大谈遗世独立的老庄佛道思想，把辞赋的内容变成了老庄的注疏。但它的玄学思想和对山川景物的描写，与木华《海赋》、郭璞《江赋》对江海情态的描写，为以后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文作了先导。东晋末，陶渊明的辞赋出现，和其诗文一样，给当时玄风独振的赋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南朝时期，抒情小赋继续发展。题材不断扩大，继述行叙志、怀人思旧，进而为怀古伤今，感叹兴亡，摹山范水，感时伤别，甚至进而以艳情和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写物图貌的小赋，除了写飞禽走兽，细小昆虫，又进而扩大到风花雪月，枯树竹杖，以及宫廷器物。在艺术上，更加细密精巧，辞句更加锤炼华美，而且把诗歌的特点，五、七言诗句杂入赋中，增加了辞赋的诗情画意。继魏晋的骈偶倾向，陆机、鲍照、谢庄等注重音律，“永明”声律兴起，骈文骈赋更讲求声音辞采的配合，形式更趋完美。到南朝后期，宫体诗的特点移入辞赋，使辞赋又渐向绮艳的宫体赋发展。

刘宋初期，“颜谢”齐名。颜延之感于乘舆赭白马衰老病死，向宋武帝献《赭白马赋》，极力铺陈骏马的品色骨相，用典繁密。谢灵运作《山居赋》，描写故居始宁墅的地主庄园，从四面八方写故居的山川河流，田园湖山的物产，庄园内的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的闲居生活，精工细微，但都是摹仿汉赋的格局，堆砌典故，文辞艰涩。鲍照的《芜城赋》，一反汉赋写宫殿京都的豪华，对江陵都城由繁盛而变为荒芜的凄凉景象，抒发其古今兴亡的感慨。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都是借主客以首引，一是假设梁王宴客，时当雪下，授简于司马相如为之赋雪；一是假设曹植与王粲夜游，素目流天，曹植乃命王粲赋月。这两篇赋，都以清丽的辞藻，对雪月作了精细的描绘。《雪赋》先写雪的产生，然后写雪下落的情状：“始缘甍而冒栋，终开簾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末尾以“乱”作结，由雪的洁白的特点而想到品德，进而抒写情志：“纵心浩然，何虑何营”，表现万虑全消的道家思想。《月赋》，先写月升起之前大地澄洁的空明景象，然后写月夜的景色：“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末尾以“歌”作结，由月夜美景，不觉引起思念贤人朋友之情：“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情调比《雪赋》高亢。两篇都是骈赋，构思新奇，写景细赋柔和，风格清新华丽，艺术上都有所创新。

齐梁时期江淹的《恨赋》、《别赋》，以人为描写对象，结合自身经历感受，写出各种人物的一生遗恨和离别的愁苦忧思，思想境界比《雪赋》、《月赋》深刻。与之同时的萧子晖的《冬草赋》，结合自己境遇的变化，借冬草“凌霜自保，挺秀色于冰涂”，表现自己虽失势也保持不事新主的志向。结构短小，只用100多字就写出冬草的特性和全篇思想所在，语言精练形象。梁朝后期，赋风转向绮靡，在宫体诗的影响下，赋多写宫廷生活，美女丽人。如沈约《丽人赋》描写丽人来时的情态。萧绎和萧纲都写有《采莲赋》，都是只写采莲女的情态。庾信的《春赋》、《灯赋》、《镜赋》等，同样是在描写景物中描写美女。这些艳情之作，思想内容不过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淫荡生活，但在艺术形式上写人状物，琢磨精细，清丽明朗，在四、六骈偶句式中，有些杂以五、七言诗句，使小赋具有诗的意境，这又是赋的变化，对以后的辞赋有所影响。

北朝的辞赋，多受南朝影响，多模拟之作。文士重视辞赋，而把章表碑志的散文看作儿戏。北齐的魏收就说：“会能作赋，始成大才士。”但是魏收所作的五篇辞赋，一篇也没有留下来。现在一般都把由南入北的庾信看作北朝的辞赋大家，集南北文学精华。《哀江南赋》是他在辞赋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代表。五

自汉末至魏以后，文学脱离经学而独立，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人之多，超过前代，学者也出现了不少。特别是在史学方面，有的是文人兼史家，有的是史家兼长文学，出现了多部有影响的史传散文。其中以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注）、常璩的《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最为突出。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自然引起文学批评之风的兴起，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齐梁时期，以骈体文写文艺理论著作的有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论述了诗赋骈文发展至南朝刘宋时的历程。裴子野反对南朝浮华文风而著《雕虫论》，他批评“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悦，无取庙堂”；批评当时之文“摈落六艺”，“淫文破典，斐尔为功”，“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他的为文虽未能摆脱时代风气，但代表着由文而质的转变的趋势。钟嵘《诗品》对汉至齐梁以来五言诗的作家分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更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划时代的文艺理论著作，它系统地研究评述了历代文学盛衰变化的缘由，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等等。全书用精练纯熟的骈文写成，其突出之点是，能够用受限制拘谨的骈文把那些抽象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创作构思中精细的道理，恰切而形象地表达出来，充分发挥了骈文艺术功能，表现了作者驾驭骈文形式的高度才能和技巧。

第二节 建安——三国的散文与辞赋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出身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宦官家庭，20岁举孝廉，做过地方小官。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军阀混战期间，东征西讨，统一中原，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由丞相进封为魏王，建都于邺（今河南临漳县）。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整刷政治，改革风俗，赏罚严明，惟才是举，知人善任，指挥作战。他又是杰出的文学家，“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不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局面，而且以他创作的诗文开创了新的文风。（一）曹操的散文，差不多都是书、檄、章、表、诏、令等应用文。这是因为社会动乱，在当时剧烈的矛盾斗争中，出于斗争的需要，这些散文形式能迅速反映现实，简捷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广泛地影响社会。他的散文虽然是应用文的形式，但曹操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无论思想内容、遣词用语、表现形式，都有所创新，它真实地表现了曹操一生的思想言行，个性特征，精神风貌。鲁迅说曹操“是一个改革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的应用散文直截了当，不模棱两可，不浮华侈靡，这些都表现出曹操在文章上的革新精神。

曹操的散文同他的诗歌一样，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时代的风云，民生的疾苦。建安七年（202），曹军驻谯地发布的《军谯令》：“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然伤怀。”这与《蒿里行》中所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同样抒发出一种悲凉的感慨。其中所说，“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为死亡将士的后代亲属给以抚恤，给死亡的将士建立祠堂，让他们祭祀祖先。建安二十二年（217）冬，疫病流行，百姓大量死亡，为赈济灾民所下的《赡给灾民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死，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并命令官吏和男女百姓，对孤寡无依的老幼，“廪食终身”，对贫穷、老人，“随口给贷”，同样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表现出对人民灾难的同情。

在《整齐风俗令》、《明罚令》中，曹操的散文又表现出另一种情调。在《整齐风俗令》中，开门见山，一口气列举结党营私，操纵舆论，排斥异己，颠倒黑白的前朝事例，说明整齐风俗的道理，表示革弊的决心，坚定不移，连用四个整齐的排比句式，气势挺拔，铿锵有力。《明罚令》禁除有害人民健康的绝火寒食风俗，说明纪念介子推而寒食，是偏向；北方冻寒，老少瘦弱，寒食将有不堪之患。因而明确宣布：“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严峻的气势，使人不可侵犯。两篇令文，既表现出曹操政治上移风易俗的精神，也表现出他简约的文风。正是做到了他对诏策的要求：“指事而语，不得依违。”用质朴的语言，代替了以往诏令的深奥难测。

官渡之战后，曹操的统治区域逐渐扩大，需要从军队中选拔一批将吏，充任地方官，他批判过去那种重德行、轻军功的任人标准。在建安八年（203）的《论吏士行能令》中，明确提出：“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一反儒家传统，表现出法家的治国精神。赤壁之战后，曹操遭到严重挫折，为了重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完成统一大业，迫切地征求贤才，于建安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先后三次发布了《求贤令》、《敕有司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鲜明地提出“惟才是举”的口号，与东汉以来选拔官吏的旧传统相对立。三次求贤令内容一致，而文章各有变化，各有特点，却又都突出表现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求贤令》说明贤才的重要，从自古的君主求贤，说到现在天下未定，访求人才更加迫切，然后又说到廉士和才士的不同，没有才士就不可以治国霸世；最后，要求把那些地位低下被埋没的，被受污名的人才推举出来，标准是“惟才是举”。层层阐述，把求贤的道理，求贤的要求，求贤的感情，在100多字的文章中表现得明晰晓畅。《敕有司勿废偏短令》，引历史事例说明有作为的人才，不一定有好的德行，要求有司不能因为才士有偏短而弃遗不用。重点阐述德才的关系，再强调“惟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令》是对前文“进取之士，未必能行”的补充和具体阐述，说明有才能作为的人，虽然德行不足，但“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字里行间，已经洋溢着对才士的爱慕感情，反映出曹操晚年为统一天下而求贤若渴的精神。三篇散文，有的多用感叹、反诘句，抑扬顿挫；有的多用直陈句，斩钉截铁；有的则又排比铺陈，热情奔放，气势雄伟。无论思想内容，表现形式，都与以往诏令的依附六经，高古典雅，大不相同。（二）曹操的散文约有140多篇，最能代表其散文特色的是《让县自明本志令》。建安十五年（210），曹操56岁，当时他已统一北方，大权独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又当赤壁之败，三国鼎立，刘备、孙权，成为心腹之患。他的政敌说他“有不逊之志”，要篡汉自立，甚至要他交出兵权。面对不利的形势，为了答复社会舆论，安定部下，他写了这篇文告。这是一篇表明心迹的政治宣言书，也是一篇叙事抒情的自叙传。这篇文章用朴素平实的文笔，把自己30多年来的政治、军事生活，思想抱负和发展成长过程，坦率地披露出来，“勤勤恳恳叙心腹”，反复申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篡汉的野心。文章鲜明地表现出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散文风格。如叙述他功业虽大，并无异心时说：平定天下之后，“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说辞都符合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但话语间却又显露出曹操躇踌满志、自尊自负的神情，这是别人说不出来的。几句话，既体现曹操的个性又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

曹操洞悉当时的斗争形势，对于要他交兵权的社会舆论作出了正面的回答：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这也是曹操真诚的肺腑之言，毫不含糊，毫不掩饰。不能交出兵权，“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针锋相对，说得斩钉截铁，明确坚定，表示出曹操的斗争锋芒和政治上的精明干练。语言浅显自然，平易近人，入情入理。最后，为了再次表明对汉室的忠心，不以功大自居，进一步消除社会的疑虑，“且以分损谤汉”，以古人功成退隐，有功拒赏为榜样，决定作出暂时的让步：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

表示让出封地三县，食户二万，只食封邑万户。一方面表现出谦恭有礼、胸怀广阔的政治家风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曹操善于斗争，通达干练的思想性格。曹操的谦让是战略性的退却，不是迫于形势的畏怯屈从，内心仍然充满自尊自信。文章全用排比对偶，因而理直气壮，气势雄伟。

这是一篇作为斗争武器的严肃的政治文告，但它不像以往诏令的高古典雅，艰深其辞，而是用简朴的语言随意挥洒，娓娓而谈，如话家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忸怩做作之态，真诚坦率，感情真挚，叙事中兼有说理抒情，时而委婉地剖白，时而又以壮盛的气势，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这正是曹操清峻通脱风格的代表作。然而更突出的是文体上的创新，把诏令体的应用文变为叙事抒情的自叙传，成为王充《自纪篇》之后最早的自传体散文。（三）勾画人物形象这一特点在其他的令、表、书奏中也有所体现。如《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命》，为追念枣祗子的功绩，下令给他儿子封爵。在令文中，首写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举义兵，周旋征讨”，坚守东阿、兴办屯田的功绩，然后，着重在屯田兴立之后对征收租粮的争议中来写枣祗的形象。屯田兴立，参加议论的都主张“计牛输谷”，按租用官牛的数目缴纳租粮，但枣祗以为于公不利，坚持“分田之术”，即按产量分成收租的办法。通过“祗白”、“反复来说”、“祗犹持之”、“祗犹自言，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等具体的描写，就把令文开始所写的“天性忠能”的形象，敢于坚持己见，力排众议的刚强性格表现出来了。其他如《请追赠郭嘉封邑表》也有类似的特点。他的自传体散文是司马迁传记散文的发展，其描写人物特点的笔法也受到《史记》的影响。清人杨钧在谈到学习曹操散文的体会时说：“曹文无长篇，篇数尤少，如何可学，余甚疑之。后乃知其短篇，皆具长篇之气力，不骈不散，有子长之遗则。”（《草堂之灵》）

综观曹操的散文，无论是其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还是文章体制，较之东汉文坛崇尚经学、讲求骈偶的文风，是大胆的革新，表现出“改造文章的祖师”所具有的胆识和魄力。二、曹丕的《与吴质书》、《柳赋》等

曹丕（187—226），字子桓，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次子。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因其长兄曹昂早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魏王世子。公元220年曹操死，即帝位，在位七年，公元226年卒，谥号文帝。他生长在战争年代，自幼娴习弓马，精于骑射和剑术，好文学，有逸才。他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有重要贡献，《典论·论文》是他最重要的文章。流传至今的作品有书札、辞赋、诗歌等数十篇。（一）书札之文。曹丕的诏令和书信，大多用骈体写成，如《伐吴诏》、《答曹洪书》、《与钟繇书》，都是写得很好的骈文。他的散文叙写普通日常生活，都能饱含感情，委婉曲折，深切动人。他的抒情散文，继曹操之后又有发展。《与吴质书》和《又与吴质书》就是他擅长的书信散文的代表作。《与吴质书》约写于建安十七年（212），书中真实记录了往日与友人吴质交往的情景：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写往日难忘的交游生活，叙事中带有感情，文笔婉转，清新绮丽。由过去写到现在，“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由议论感慨而直接抒情。《又与吴质书》约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这时因瘟疫邺下文士先后凋丧，曹丕的挚友也相继死去，追念昔日交游，情调哀伤。接下，评论建安诸子的文章，把对朋友怀念爱慕的真挚感情，寓于议论说理之中，最后，由朋友又联系到自己，直接抒发感慨：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想到自己年岁已长，才德不足而位尊望高，应当及时勉励，努力不懈。这两篇抒情散文，在形式上文辞由散而骈，语调由舒缓而强劲，感情由哀伤低沉而变为昂扬振奋，继承东汉后期的骈体而更为典丽。（二）自叙之文。曹丕有一篇《典论·自叙》是他自叙身世之文。他说：“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惟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惟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这篇“自序”全是曹丕的“自传”，从少时习武学艺，论剑比试，以及少诵诗论、毕览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著书论诗赋等，均娓娓道来，兴之所至，笔之所逮，生动活泼，新颖别致，是充满亲切感之自叙文字。（三）辞赋之文。曹丕的辞赋，大约有30篇，都有他主张的“诗赋欲丽”的特色，题材较广泛，无论骚体或散体，也是排偶较多。如建安十四年（209），随曹操东征所写的《浮淮赋》，描写将士渡淮水的情状，把军士的雄姿，壮烈的声势，绘声绘色，写得形象逼真，如在目前。《离居赋》写征夫思妇离居的痛苦：“惟离居之可悲，廓独处于空床。愁耿耿而不寐，历冬夜之悠长。惊风厉于闺闼，忽增激于中房。动惟裳之晻暧，彼明烛之无光。”再如咏物的《柳赋》，序文说：“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植斯柳得彼迄今，十又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赋文描写柳：“应隆时而繁育，杨翠叶之青纯。修干偃蹇以虹捐兮，柔条阿而蛇伸。上扶疏而孛散兮，下交错而龙鳞。”形象地写出柳树的形态、特征。又继续写柳树的过去和现在：“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于是，感物而怀故伤情：“嗟日月之逝迈”，表示“乘至德而不伐兮，岂简单而择贱。含精灵而奇生兮，保休体之丰衍”。可见作者的自尊自重，自命不凡。其他，还有描写春天自然景色的《登台赋》，写禽鸟而有寄托的《莺赋》等等，虽然曹丕的赋思想境界不高，但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语言清丽，简洁遒劲，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四）文论之文。曹丕之所以能掌文坛之牛耳，不在于他的政治地位，而在于他的文学见解。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文论”专著。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批评了两汉以来“文人相轻”、轻视文章的观点，提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即文学的社会价值。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文人“不托飞驰之势”而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这对于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的。其次，他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所谓清浊，即刚柔之谓。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各有所长，难可兼擅。其三，提出了文体的区分。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各种文体的基本规则是相同的，但各种文体的功能和表现方法是不同的，雅、理、实、丽，各具特色。其四，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态度。批评了“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即尊古薄今的观点，以及“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即“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提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审己度人”，克服“善于自见”，自以为是的毛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因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才能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曹丕的这一主张应该说是颇有创见的。这篇谈理论的专文，以散文的形式来表述，无玄谈奥秘之论，有浅近明晰之说，分析深刻，论断中肯，多用排偶，颇有气势和情韵，开创了我国文论专文写作的先例。三、曹植的《求自试表》、《洛神赋》等

曹植（192—232），字子建，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封为陈王，卒后谥号思，世称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世子。曹丕、曹叡相继为帝后，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他是建安具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钟嵘《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著有《曹子建集》10卷，有赋、杂文、诗200余篇。（一）章表之文。曹植是写“表”的能手，写了多份表章。他的表章同散文一样，“辞采华茂”，形式上善用骈偶，比曹丕更加精工，《求自试表》是其代表作。曹植早年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又以其才华，深得曹操赏识。曹丕、曹叡称帝后，对他压抑迫害，备受猜忌。明帝太和二年（228），“植常自愤怨抱利器无所施，上书求自试”。在表中，他一开始就表明报国立功的志愿，先从君臣大义说起：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兹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

然后转说到自己的抱负，愿统一军，亲伐吴蜀，“必乘危蹑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写得感情奔放，气势雄伟。末段，再陈求试之心：臣闻骐骥长鸣，伯乐昭其能；卢狗悲号，韩国知其才。是以效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

连用典故，隔句为对，比喻形象，文辞华丽，但曹植的愿望未被明帝采纳。太和五年（231），又上《求通亲亲表》，要求存问亲戚，又再次表现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附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情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感情强烈，意甚恳切，令人凄然。刘勰在称道魏初善写表章的曹操、孔融、诸葛亮等人时，特别称赞“陈思之表，独冠群才”（《文心雕龙·章表》）。其章表体貌华美，音律协调，词句清越，情志显豁，笔调随思想内容变化。（二）书札之文。曹植才思敏捷，其书札之文亦恣肆富丽，锋芒毕露，很有文采，著名的是《与杨德祖书》。杨德祖，即杨修（175—219），华阴（今陕西华阳县）人，博学有才智，为曹植“密友”。因聪明过人，常识破曹操之计谋，被曹操所杀。此信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写给杨修的，先写魏王（曹操）招揽天下人才，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均“悉集”于魏，并对这数人之文作了精要点评。次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并以孔子制《春秋》还要听取子游、子夏之意见进行修订为例，说明天下之文没有超过《春秋》的，故“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主张要正确开展和对待文学批评。再说批评者须有过人之条件，“人各有好尚”，人评文章亦因爱好不同，评价不一。最后希望杨修对他的“辞赋”提出批评，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并表达他欲有所进的雄心壮志：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

这封信先论众才，中谈客观地对待文学批评，这与曹丕之《典论·论文》有相似之处，但他认为“辞赋小道”却与曹丕主张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相左。这不是他轻辞赋，而是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在政治上屡受压抑而志不得逞，故视文章为“小道”。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这是曹植的“违心之论”。从他给杨修所述之雄心来看，他功业不建，将退而为文，亦可证明这点。这封信因给好友杨修所写，故能敞开心扉，评说文坛，中肯贴切，引喻作譬，生动形象，述志抒怀，气豪辞壮，是一篇很有意义和影响极大的书札。

另一篇《与吴季重书》亦是如此。吴季重，即吴质（177—230），魏文学家。济阳（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建安中吴质出任朝歌长，曹植写这封信勉励他。此信先叙宴饮之乐；次谈“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再以佳政勉之。全文高视阔步，志意高远，词如泉涌，文采飞扬，有俯视一切之气概。（三）辞赋之文。曹植的赋有50多篇，其中不少抒写被压抑迫害的愤懑，有壮志难酬的哀伤，亦用骈俪，文辞的华美，比其他散文更加突出。《洛神赋》是他最有名的代表作。以神话传说为题材，通过人神恋爱的故事，寄寓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赋中描写洛神的形象十分精彩：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近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浓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写洛神的形状，从远近不同的角度来写，“远而望之”，“近而察之”；从整体写体态容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然后又具体写，从身材、肩、腰到发、眉，由云髻、修眉写到唇、齿、眼目、脸颊，再到服饰的裾履。写到洛神被君王的真诚爱慕所感动时，又改换笔调，从动态，从内心描写洛神，把洛神的“柔情绰态”、外美内惠，充分表现了出来。这篇赋的描写手法，虽然受到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影响，然而艺术上的精工细致，语言的形象优美，则是独具匠心。这篇赋与传统赋体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一，虽同样铺陈描写，但《洛神赋》不像汉赋的横向铺陈，而是纵向描写，前后连贯，没有重叠堆砌的弊病。其二，一般的赋都写实，这篇赋却发挥了丰富的想象，把神话传说引入赋中，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而且化虚为实，虽然写的洛神是虚的，而艺术形象给人的感觉却又是真实的。其三，一般赋不外骚体、文体、骈偶，而这篇赋却是朝俳赋的方向发展，不仅辞采华美，而且表现方法丰富多样，语言流畅凝练，使之有独特的成就，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在辞赋中是无与可比的。

曹植赋的另一特色，是写了许多托物寄意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鹖赋》等等，其中《蝙蝠赋》、《鹞雀赋》两赋，更是别开生面。如《蝙蝠赋》：呼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凭木。

形象地刻画出蝙蝠“形殊性诡”的特点，寄寓着对那些“每变常式”的奸邪之徒的讽刺痛斥。《鹞雀赋》是一篇禽鸟寓言赋，鹞要吃雀，雀要抗争，通过雀与鹞的对话表现出它们之间的生死斗争，形象地揭露了以强凌弱的社会现象。这与《蝙蝠赋》相联系，可能是对曹丕所派监视他的人之讽谕。这篇赋突出的艺术表现是，不用铺陈，全用口语的对话形式，写出鹞雀的动态和心理活动，寓意深刻。它对于后世的讽刺赋、俗赋有所影响。

曹植和曹丕的抒情赋，同他们的诗一样，都善于写男女之情，但曹植多有寄寓。如他们都写有同题的《出妇赋》，曹丕对弃妇虽有同情，但他说“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曹植对弃妇写得很凄惋：“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衣入门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仆御而登车，左右悲而失声。嗟结而无诉，乃愁苦而长穷。”曹植对弃妇更表示出同情和不平：“恨不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不仅比曹丕的思想高一筹，而且寄寓着自己遭遇之感。（四）史论之文。曹植还有一些史论文章，这些文章说理清晰、论辩深刻，颇有政治见解。比如他的《辨道论》、《汉二祖优劣论》就秦皇、汉武，刘邦、刘秀进行比较论辩，认为秦皇、汉武都“纳虚妄之辞，信眩惑之说”，迷信神仙，实无稽之举。对刘邦、光武，则认为“光武近优”，列举事实，极具说服力。特别是《成王汉昭论》，指出：“至于昭帝，所以不疑于霍光，亦缘于武帝有遗诏于光，使光若周公，践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即汉昭帝之不疑霍光，是武帝留有遗诏，同时霍光也没有像周公辅成王那样“践天子之位”，否则，“叛者”、“疑者”会更多。言简意深，见解独特。

值得注意的是，曹植常借用寓言来说理作文。《释愁文》借用玄灵先生解愁的方式，指出为追名逐利而滋愁之害：“良由华薄，凋捐正气”，不可忽之。但玄灵先生开出的药方则是老庄的消极无为，这同曹植一贯积极进取的思想是相悖的。也许这是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郁郁不得志而走向另一极端的表现。《藉田说》借用树之“蝎”来说明古时尧之“蝎”是三苗、共工、鲧、兜的作乱，齐之“蝎”为诸田，晋之“蝎”为六卿，鲁之“蝎”为三桓，进而推广到一般君子之“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贵而骄，残仁贼义，甘财悦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国；大夫勤耘，以收世禄；君子勤耘，以显令德。

即天子、大夫、君子都要勤于耕耘，“轻凿修钩”，去掉各种各样的“蝎”（蠹虫），这样树才得以繁茂，国家才能安定，农业才能丰收，君子美德之风才能显现。这种寓理于形，形象说理的方式，既新颖别致，又寓深刻之理于浅显明白的叙事之中，给人以警醒和启示。建安七子一、孔融的《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孔融（153—208），汉末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性好学，举高第，拜为侍御史。后董卓专权，任北海相；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被征为将作大匠，又迁少府、大中大夫等职。为人恃才负气，常讥评曹操的军政措施，为曹操所忌。后触怒曹操，被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他与王粲等六位文学家并论，列为“建安七子”之一。原有文集，已散佚，后人辑有《孔北海集》。

孔融胆大气盛，无所忌惮，鲁迅说他“专喜和曹操捣乱”（《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是曹操门下的侍从文人，而是易代之际的独行特立之士，何况他比其他“六子”中年龄最大的徐幹还年长20多岁，故曹丕将他列入“建安七子”是“很两样的”。孔融对人和事均有自己“过人”的见解，故其文“体气高妙”、“豪气直上”。《荐祢衡表》写于建安二年（197），是孔融为推荐祢衡给汉献帝上的“表”。祢衡（173—198），汉末文学家，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刚傲物。孔融在“表”中极力赞赏祢衡的才能，称他“淑质贞亮，英才卓烁”，初涉艺文之书，“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记忆非凡，文思敏捷。为人“忠果正直”，襟怀坦荡，“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是非清晰。如果祢衡入朝，“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其他官员相比，得祢衡则“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此时曹操已篡权，收孔融之荐表后，欲见祢衡。祢衡自称犯病，不肯往。后曹操召为鼓史，大会宾客，欲当众辱之。不料，反为祢衡所辱。操怒，遣送荆州刘表。不合，刘表又将他转送江夏太守黄祖，终被杀。祢衡的结局虽与孔融的初衷相悖，但他的“荐表”却写得汪洋恣肆，意气高远。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所说：“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充分表现了他的一腔热忱和对人才的珍惜。《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写于建安九年（204），曹操专权，孔融写此信是为盛孝章求助。盛孝章，即盛宪，会稽人，曾任吴郡太守。《三国志·孙韶传》称：“初，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虞预《会稽典录》注：“宪字孝章，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融忧其不免祸，乃与曹公书……”孔融此信从“友道”和“好士”（得贤）两方面来劝说曹操出面营救盛宪。先从“岁月不居”，友人零落，惟“盛孝章尚存”谈起，进而突出其艰难处境：“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以引起曹操对友人的同情和关注。再以春秋时齐桓公未救邢国而引为耻之例，说明曹操应救盛孝章。因他“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只要你“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意谓对曹操来说，救孝章是轻而易举之事，却又可弘“友道”之大事！进一步突出救孝章之必要性与可能性。最后，针对曹操张扬的“匡复汉室”、招贤纳士的心理，从“好士”（得贤）的角度再次说明必须救孝章。指出：尽管有人讥评孝章，但他之名天下皆知，“九牧之人所共称叹”，何况你“匡复汉室”、正需“得贤”之时，即使孝章不是杰出人才，你救了他，你“好贤”之名传于四海，再结合燕昭王以高礼遇招待“小才”，说明只要你有招纳贤士之诚意，则天下之贤士必将纷纷投奔而来。这封信言辞恳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史论事，譬喻恰切，表现出不卑不亢、理直气壮之豪情。果然，曹操收信后，即征盛孝章为骑都尉。但“诏命未至，果为（孙）权所害”（《会稽典录》）。演出了一出扼杀贤才的人间悲剧！不过，孔融此信却表现了他为贤士、为友道，不畏强权，据理力争，不同于一般懦怯文人之胆略和勇气！

孔融还有与曹操“捣乱”的文章，比如《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反对曹操禁酒，以众多事例说明“酒何负于治者哉”。为此，曹操曾有“训答”进行辩解，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再以归谬进行驳斥，说：“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即夏、商两代因女人亡国，何以不禁婚姻？接着指其急于禁酒，“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一语道破曹操禁酒之真实目的，在于为战备“惜谷”！可见孔融为文，遇事即发，大胆放言，尖锐泼辣，豪气干云。曹丕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词”（《典论·论文》），看来是不够确切的。二、王粲的《登楼赋》等

王粲（177—217），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其先祖仕汉为三公，其父为长史。少时以博洽著称。董卓乱时，献帝西迁，王粲到了长安。诣左中郎将蔡邕。时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宾客满座。邕倒屣迎之，对众宾客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王粲17岁，除黄门侍郎。当时卓党举兵混战，长安大乱，不就。其时荆州刘表有好士之名，王粲便南行投靠刘表。刘表以其“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器重。王粲在荆州15年，一直不得志。刘表死，曹操平定荆州，辟王粲为丞相掾，后迁军谋祭酒。曹丕建魏，拜为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建安二十一年（216）从征吴，二十二年（217）春病死于征途中。著诗、赋、论、议等60篇，有《王侍中集》。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成就较大者，其诗文多反映汉末离乱和人民的痛苦，对当时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深表憎恶。但他最有影响的是辞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他“长于辞赋”，《登楼赋》是其辞赋的代表作。《登楼赋》约作于建安十一至十二年（206—207）。王粲于初平四年（193）南徙荆州，至建安十年（205）为十二年，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此“赋”中有云：“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即他到荆州已“逾纪”过了十二年。《登楼赋》是王粲登当阳城楼，极目四望，睹物生情，抒发其强烈的怀乡之感和怀才不遇的深沉忧思。

开篇：以深沉之笔写忧思难解之感和怀土之思：“登斯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说明登楼而望，意在“销忧”。但极目四望，田野宽阔，长川秀美；漳、沮二水交会旋流，城楼宛如二水之间的“长洲”；肥土水涯，陶牧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荆州之绿野平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川原可赏，非吾故乡，我又何必在此停留？漂泊之感，怀土之思，油然而生！

续篇：写遭乱漂泊，进一步写家国之思。“遭纷浊而迁逝”已过12年，我怀归之情日甚一日。现凭栏北望：荆山高阻，川流深险，阻塞了我归家之路。十载飘零，有家难归，我只有悲泪横流而不止。这不禁让人想起困于陈而思鲁的孔子，囚于晋仍弹楚曲的钟仪，仕楚而思越的庄舄，“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我虽“穷达”，但“怀土”之心同孔子、钟仪、庄舄是一样的。这里，作者对造成人们离异漂泊的社会现实的千古之恨和家国之思，聚上心头。

末篇：归乡不能，国家复兴无望，报国之心无从实现，更添凄怆和愤懑：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循阶除而下降兮，乞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黄河难清，动乱不止，国家复兴无望。希“王道”一平，假“王道”而施展才力。自己虽洁身修好，恐怕终不被任用，只能无所事事，空度一生。鸟兽尚且求群举翼，同归故所，我却独此羁留，忧愤充溢胸臆，徒添伤悲。

全赋由“销忧”而“添忧”，由白天而黄昏，由登楼而下楼，情景结合，情随景迁，韵律和谐，婉转凄切，感人至深，表现出“自伤多情”的个性，被刘勰称为“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标志着抒情小赋已臻于相当的成熟。

王粲还为刘表代写的《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军阀袁绍死后，其子袁谭、袁尚兄弟争权，相互攻击，王粲代写的这两封信劝说他们不要同室操戈，虽无救于阋墙，袁氏弟兄最终为曹操所灭，但王粲的两封信却词章纵横，诚挚恳切，被后人评为“其言诚仁人也”，有战国纵横家之余风。

王粲另有政论散文《难钟荀太平论》、《爵论》、《儒吏论》、《三辅论》、《安身论》、《务本论》多篇，虽多为残篇，但能看出王粲持论高雅，与名法之言为近，辩驳应机，似魏晋诸贤。三、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阮瑀（约165—212），汉末文学家。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少学于蔡邕。宏才卓越，不群于俗。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后曹操辟之，不应，逃入山中。操令人焚山，方得瑀，召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善作书檄，史称他曾在马上为曹操作书与韩遂，操竟不能增减一字。后迁仓曹掾属。作品多散佚，后人辑有《阮元瑜集》。《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阮瑀为曹操代笔写给孙权的信，目的是劝“和”诱“降”。此信写于赤壁之战后三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建安五年（200），东吴孙策死，孙权时年15岁，接江东大位。周瑜、鲁肃等给孙权建议：“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何区区受制于人也。”（《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乃依江东重臣，发奋图强十三年，与刘备联手于赤壁破曹（208）。刘备南征四郡，又为“荆州牧，治公安”后，“权稍畏之，进妹固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西连蜀汉，与刘备和亲，江东之势日益强固。曹操乃作此书，欲招纳孙权“同事汉”，实际上是欲报赤壁之仇、进军东吴而造的舆论。

首先，此信先叙旧情，再谈分歧。从孙策时欲有“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谈起，后产生分歧，原因在于“或缘侵辱，或起瑕衅，心忿意危，用成大变”。表明自己与孙权“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岂若淮阴捐旧之恨？”即我是宽待你的。你“忍绝王命，明弃硕交”，是因为听信佞人之谗言。你“年壮气盛，绪信所嬖，既惧患至，兼怀忿恨”，又不能“远度孤心”，近虑事势，外加刘备的煽动，“事结衅连，推而行之”，分歧越来越大。我想你的“本心”是“不愿于此”的。这是以情言事，为孙权开脱，为下面的劝“和”诱“降”作好铺垫。

其次，表明“招纳”之意。先自谦“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国朝将泰之运，荡平天下，怀集异类”，常恐海内责“老夫包藏祸心，阴有郑武取胡之诈”，以致使你“翻然自绝，以是忿忿”。为此，我常“怀惭反侧，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以堂皇之语和盘托出“招纳”之本意。

再次，分析双方形势。从赤壁之战说起，指出赤壁之战是因为“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并非周瑜水军战胜之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依据，“徙民还师”，又非周瑜之所能败。不承认赤壁之败，表现出一股矜骄之气。同时说明已将荆州之地“尽与君，冀取其余”，这无损于我之肌肤。你却“思计此变”，这“无伤于孤”。即使如此，仍“以至情，愿闻德音”，表现出一副恳切之态。接着，给孙权分析军事形势。指出：“以君之明，观孤术数”，即应知道我军力之强大。而你“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宴安而己哉？甚未然也”。即孙权地少力乏，以江为据，未必能取得安宁。再说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吴曾不御；汉潜夏阳，魏豹不意，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这里以军力相威胁。

最后，给孙权指明出路。即“能内取子布（张昭），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乐，孤受其利，岂不快哉？”为此，我才“按兵守次，遣书致意”。否则，“古者交兵，使在其中”，即大兵压境，兵戎相见。果然第二年（212），曹操征孙权。

此信在委婉曲折中暗藏机锋，于软硬兼施内显露霸气，体现了阮瑀“文辞英拔”之风。但对赤壁之败强词夺理，却又显示出无奈与无助。

阮瑀另有一篇《筝赋》，则显示出另一种风格。比如写筝声之幽微奇妙：“惟夫筝之奇妙，极五音之幽微。……浮沉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不识其为。平调定均，不疾不徐。迟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跞盘纡，壮士之节也。曲高和寡，妙妓虽工，伯牙能琴，于兹为矇。”把筝声的浮沉抑扬，殊声巧妙，不疾不徐，慷慨磊落之音调变化生动再现，其优雅如“君子之衢”，卓越如“壮士之节”，虽妙妓和伯牙均不能为之。言辞清丽，舒徐委婉，音律和谐，余音袅袅。四、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等

陈琳（？—217），汉末文学家。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避乱冀州，归袁绍，曾为袁绍移书刘备，有辱曹操父祖之语。袁绍败，归曹操。曹操爱其才而不咎其过，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所草书檄甚多，多散佚。后人辑有《陈记室集》。《为袁绍檄豫州》是陈琳代袁绍写给刘备的信。刘备归陶谦，陶谦上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故称刘豫州。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于许都，挟天子令诸侯，以袁绍为太尉，后又让大将军。袁绍耻于曹操之下，不肯受。建安五年（200），袁绍伐许都，命陈琳作此檄文，以告刘备，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归袁绍。故本檄文极数曹操祖宗三代之不良行为：“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摽狡锋协，好乱乐祸。……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文中所列曹操三代之劣行以及他挟天子令诸侯，卑侮王室，目无君主，掘墓掠金，均事事有据，激昂痛骂，绝非空穴来风。特别是开头数语：“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故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高屋建瓴，一下就确立了讨曹之正义性。文章写得洋洋洒洒，痛快淋漓。故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明人张溥也称此文“奋其怒气，词若江河”。曹操败袁绍，陈琳归曹操后，曹操问陈琳：“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谢罪说：“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操爱其才而不责之。可见此文刺痛了曹操，亦可见曹操不念旧恶招揽人才，确有其过人之处。

此外，陈琳还有《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檄吴将校部曲文》等书檄文字，均写得流畅爽快，但远不如《为袁绍檄豫州》之紧凑激烈，痛快淋漓。五、徐幹的《中论》

徐幹（170—217），汉末文学家。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为人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握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曾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善辞赋，多散佚。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玄猿》、《漏巵》、《橘赋》已失，《圆扇赋》仅存残篇，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三。另有《中论》一书，今本凡20篇，体现了他对儒家“中”的思想的强调。有“治学”、“修本”、“虚道”、“核辩”、“夭寿”、“务本”、“考伪”、“审大臣”、“慎所从”、“亡国”等篇，认为“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主张重义轻浮名，其思想从魏晋流行名、法观点回归到儒家之“圣贤之道”。其“辞义”正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所言：“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如《考伪》中之一段：“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其间圣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迟，人伦之中不定，于是惑世盗名之徒因夫民之离圣教日久也，生邪端，造异术，假先王之遗训以缘饰之，文同而实违，貌合而情远，自谓得圣人之真也。各兼说特论诬谣一世之人，诱以伪成之名，惧以虚至之谤，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丧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这段论述揭露和批判了那些以“先王遗训”为招牌，生邪端，造异术，造谣惑众，使人丧失先王人伦之教的要求而不自知欺骗性，维护了“三代之教”。所谓“考伪”就是揭露那些异端邪说之欺诈与骗术。其说理“俱正而实”，语言典雅匀称，舒徐婉曲，常有排比偶句。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曰：“余谓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与其他诸子激烈之文风略有不同。六、刘桢的《答魏太子书》

刘桢（？—217），汉末文学家。字公幹，东平（今属山东）人。为曹操丞相掾属。长于五言诗，作品多散失。有辑本《刘公幹集》。

刘桢的《答魏太子书》，是回答魏太子嘲戏的文章。《三国志》注《典略》记载了这封“书”的写作情况：文帝曹丕曾赐刘桢廓落带，其后曹丕的老师死，欲借廓落带取以为像。因此，曹丕书嘲桢云：“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于是，刘桢写了这篇《答魏太子书》：“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之尾，缀侍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刘桢针对曹丕的“物因人而贵”的观点，指出：“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贵者所御，贱者所先”，并以璞、珠、金、貂尾“四宝”为例，它们均“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最初并未“接于至尊”而显得尊贵，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宝”。言外之意是说我刘桢本身就是“宝”（人才），并不因为佩带你赐的“廓落带”而抬高地位。这“带”并非“妙饰”，如你认为“殊异”、特别尊贵，拿去就是！不卑不亢，骨气自现！从文辞来看，排比对仗，相当工整。故被称为“辞旨巧妙”。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意谓其文有豪爽气，但不够刚劲。但从这篇《答魏太子书》来看，刘桢的“答嘲”是柔中有刚，软中有力，曹丕之论似可商榷。七、应玚的《报庞惠恭书》

应玚（？—217），汉末文学家。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人。为曹操丞相掾属，转为平原侯（曹植）庶子，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曹丕称“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但传世之作不多。后人辑有《应德琏集》。

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应玚的《题辞》中说：“德琏极鲜书记，世所传者，止报庞公一牍耳。”今以《报庞惠恭书》为例，以窥其文貌。“书”云：“夫萧艾之歌，发于信宿；子衿之思，起于嗣音。况实三载，能不有怀！虽萱草树背，皋苏在侧，悒愤不逞，只以增毒。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木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这是写他归隐之后清静冷落的心境。他与庞惠恭已分别三载，思友之思，怀友之念，刻不相忘。虽有忘忧草在树背，但高地下垂植物之须犹如我的忧愤不断。“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木之下，旷无休息。”只有“抱劳而已”，抒发了一种“人走茶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世态炎凉之感！接写庞惠恭来信问候的感激：“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继。曾不枉咫尺之路，问蓬室之旧，过意赐书，辞不半纸，慰藉轻于缯缟，讥望重于丘山。是角弓之诗所以为刺也。植鹭羽于苑丘，骋骏足于株林，发明月之辉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视听，亡声命于知友者也。”你威震一方，朝夕有像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那样品行端正之人相随，政务繁忙，还不忘赐书问候。你这份规劝殷切之情重于“丘山”！你这信好比明月之辉光，使我这不思进取的蓬首之人耳目为之一新，你这是不顾危害，“亡声命于知友者也”。看来应玚归隐是有得罪于曹操之处，而庞惠恭不怕株连而写信安慰他，希望他振作起来。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应玚“美志不遂”，似乎也可证其不幸之事。对于庞惠恭的盛情，应玚是十分感激的。故本信写得情真意挚，感激涕零。文辞典雅，秀杰隽永；排比对偶，文气畅达。其他诸子一、诸葛亮的《隆中对》、《出师表》等

诸葛亮（181—234），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父诸葛珪，汉末为太山郡（今山东泰安县东北）丞。亮早孤，随叔父诸葛玄依荆州（今湖北襄阳）牧刘表，后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城西），躬耕陇亩，研究政治、军事，洞察天下时局。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纵论大势，高瞻远瞩，为刘备提出战略大计和基本国策，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辅佐刘备，赤壁之战大破曹军，奠定天下三分局势。蜀汉建立，亮为丞相。刘备“白帝托孤”，遗诏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封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内修政理，外图中兴，东联孙权，南和诸戎，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谥忠武。

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他治蜀20余年，对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著名的散文家，有《诸葛亮集》传世，多为奏章、书信一类文体。（一）《隆中对》为诸葛亮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全文高屋建瓴，雄辩滔滔，紧扣“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这一中心，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各方面的情况，向刘备提出了建立霸业、恢复汉室的策略。首先分析曹操军事上拥有百万之众，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又与曹操有矛盾，只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然后分析荆州、益州时局。荆州战略地位极重要，乃用兵之地，而荆州牧刘表昏庸不能守土保疆；益州地势险要，天府之土，民殷国富，而益州牧刘璋暗弱不知爱民用贤；劝谏刘备不失时机，占据荆、益，建立根据地，内修政理，外结联盟，“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伺机而动，待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兵，夹击曹操，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一篇300余字的对策，将天下形势分析得如此透彻，了如指掌，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事实上，后来三国时局的发展衍变，蜀汉政权的战略方针，皆未超出本文的视野和规划。行文也大处作墨，简练精当，脉络贯通，气势充畅，读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载誉后世，脍炙人口。（二）《出师表》乃天下“表”中第一，陆游所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确非过誉之词。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师北驻汉中，准备伐魏，临行上表刘禅。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颇有内顾之忧，故上表劝诫，并表白自己的忠心，这就是《前出师表》。故文章一开篇就用两“宜”三“不宜”，谆谆告诫，叮咛周至；然后具体交代国内文武大臣之贤能者及军、政大事之可堪重任者，劝勉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最后表明自己以身许国，报效蜀汉的心志和此次出师北伐，兴复汉室的目的，以及临别依依，不能自持的一片真情。次年（228）十一月又作了《后出师表》，陈述出兵伐魏的决心和必要。当时，魏将曹休被东吴打败，魏军主力东下，关中虚弱，即“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但朝廷出现了一些反对伐魏的意见，后主刘禅也犹豫不决。为此，诸葛亮在“表”中阐明乘时伐魏的必要和迫切。虽成败未料，仍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表均写得简约真挚，情辞恳切，一个老臣的耿耿忠心和披肝沥胆的胸怀尽显其间。如果说《隆中对》以理服人，以雄辩滔滔，议论精辟，令人叹服，《出师表》则以情动人，情真意恳，肝胆相照，感人至深。如果说《隆中对》更多的是上承秦汉政论散文议论风发、深刻透辟的余风，并有所发扬光大，《出师表》则下开魏晋六朝抒情散文情理昭彰、情文并茂之先河，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同时《出师表》与《隆中对》一样，语言朴实自然而又典雅淳正，句式整齐和谐而又参差错落，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不假雕饰而骈对工整，不修文采而文采斐然，它们正因为此而成为千古名句，众口流传。（三）《诫子书》、《诫外甥书》是诸葛亮书信体散文的代表作。前书告诫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真是千古至理名言，万代警示人心。后书告诫外甥“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字字饱含哲理，句句发人深省，大有格言警句之韵味。

诸葛亮非刻意为文，而文感人至深，基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苏轼评曰：“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明，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不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东坡全集》卷四《乐全先生文集叙》）又说：“读《出师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章懋功《古文析观》引）诚哉斯言，点评极为精当。二、应璩的《与广川长岑文瑜书》等

应璩（190—252），三国魏文学家。字休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建安七子应玚之弟。博学工文，善为书记。文、明帝时，历官散骑常侍。齐王曹芳（邵陵公）即位（240），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辅政，多违法度，常为诗以讽。复为侍中，典著作。后人辑有《应休琏集》。

应璩长于书记，《文选》入选四篇。《与广川长岑文瑜书》系广川县时旱，祈雨不得，他给广川长岑文瑜写的一封信。此信先叙干旱之严重情况：“顷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砾销铄，草木焦卷。处凉台而有郁蒸之烦，浴寒水而有灼烂之惨。宇宙之广，无阴以憩；云汉之诗，何以过此？”再说他们修道场求雨，“静无征效”。最后指出，要“劝教”爱民、“知恤下人”，并亲自拜坛祈雨，方可有效。并以夏禹、殷汤求雨为例，说明今天求雨不落，是无割发及肤、剪爪侵肌之圣贤。为此，特致此书以提醒广川长岑文瑜。此信明谈求雨之事，实为抨其不爱民之实，于嬉戏调侃之中寓严肃意旨。《与侍郎曹长思书》，借用历史典故来向“大弟”（年轻朋友）述说怀抱，如：“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几榻。”我年岁已老，惟“清谈而已”，岂有恨哉？《与从弟君苗、君胄书》言欲归田园居，报知君苗、君胄二从弟知道。故信中极言京都生活之孤寂喧嚣：“来还京都，块然独处。营宅滨洛，困于嚣尘。思乐汶上，发于寤寐。”表明归田是他之志：“吾方欲秉耜于山阳，沈钩缗于丹水，知其不如古人远矣。然山父不贪天地之乐，曾参不慕晋楚之富，亦其志也。”此信恬淡韶秀，颇有潇洒出尘之概。《与满公琰书》是答谢满公琰来看望并召他赴会之信，全信追叙宴饮之情，谢其见招而辞不得往之意，思想意义不大。但信中却有生动的景物描写：“适欲遣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之会。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这对以后山水景物的文章是有影响的。

应璩的散文，多四六句，对仗排偶，更为讲求，虽不够严谨，但已臻于自然。明人张溥称他“书最多，俱秀绝时表”。大概指其恬淡肃穆之风。三、阮籍的《大人先生传》

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阮瑀之子，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博览群书，才藻艳逸，倜傥放荡，不拘礼俗。他倾向曹魏，与司马氏集团有一定矛盾，故常用醉酒之法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他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变为“口不臧否人物”。自然高迈，行己寡欲，嗜酒、能啸、善弹琴，以庄周为模则。多次拒召。后听说步兵校尉缺，而营中有人善酿酒，厨中多美酒，便求为此职，故后称他为阮步兵。他曾任意独驾，任车自由奔驰，直至穷路，乃痛哭而返。此即“哭穷途”之事。曾登广武城，观楚汉战处，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表现出愤世嫉俗之慨！当时专权的大将军司马昭想与他结儿女亲家，他大醉60日，竟不得言而止。其诗文俱善，表现嗟生忧时、苦闷彷徨的心境，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多有讽刺。诗文多散佚。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阮籍的散文体式多样。有赋体《东平赋》、《首阳山赋》、《清思赋》、《元父赋》、《鸠赋》、《猕猴赋》；有议论体《通易论》、《达庄论》、《乐论》；有笺奏体《为郑冲劝晋王笺》、《诣蒋公》；但最能代表他理想追求的是《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传》名为“传”，实际是没有情节故事，杂以骚赋的论辩文，寄寓了阮籍的政见和评论。他设问设答，言“大人先生”，指出：“大人先生者，盖老人也，不知姓氏，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他“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理，不与时同”。即“大人先生”身处乱世，能“魁然独存”，“默探道理”，有不与时同的独立见解。为此，他讽刺封建腐儒之“礼法之士”是“裈中之虱”：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亦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悲夫！而乃自以为远祸福，坚无穷也。

这段描写把那些依附于门阀氏族的“礼法之士”，自以为“远祸福、坚无穷”，实际是钻在棉裤中破絮之处的虱子，一旦“炎丘火流，焦邑灭都”，则将“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揭露、讽刺，尖锐、辛辣、深刻！

不仅如此，他在此文中还大胆揭露和抨击了世家大族和“礼法之士”都是一些伪君子：今汝造声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欲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此非汝君子之所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这段文字不仅深刻地揭露了“礼法之士”及其门阀士族诡诈、虚伪、盗名、欺世的真面目，而且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制法“束缚下民”，贪婪掠夺，穷奢极欲，严刑镇压百姓之反抗，最终走向亡国、戮君、溃散的必然规律。并以尖刻语言进行讽刺，指出这种“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却被你们视为“美行不易之道”，岂不太过？《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所以，他在本文中还提出了“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的老庄“无为而治”的无君社会的理想，这在魏晋之际杀戮不断、争权篡位之时是十分少见的。但他在政治上屡遭压抑，只能佯狂醉酒避之，所以他以“大人先生”作的歌来自喻：“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即宇宙的末日到了，升天也逃避不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正是阮籍内心痛苦的显露。

从散文发展看，阮籍的散文骈散相间，韵语连翩，吸取了辞赋之法；有的篇什更是通篇骈偶，故他对骈文的成形是有影响的。四、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

嵇康（224—263），三国魏文学家。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学不师授，博洽多闻。好老、庄之学，恬静寡欲。善属文、弹琴、咏诗。与魏宗通婚，其妻为曹操孙女，他应为曹植的侄女婿，政治上倾向曹氏。拜中散大夫。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友善，游于竹林，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崇尚老庄，主张回归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的烦琐礼教。他性烈，嫉恶如仇，用青眼视所善者，用白眼视所恶者，对专权的司马氏集团极端蔑视。他喜打铁，大将军钟会曾过访，他锻铁不止，不予理会。钟会离去时，嵇康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可见他对权势者的轻蔑，亦埋下钟会之所嫉。后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使正行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昭非常恼怒，再加钟会构陷，借证吕安非“不孝”之事而同吕安一起被杀。时年40。有《嵇康集》。

苦闷与不平，狂傲与愤激，嵇康的散文如同他的个性一样，满溢着对乱世、混世的愤懑与抨击。他的散文，鲁迅说他“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比如，《难自然好学论》，针对孔子所言“学而时学之，不亦说乎？”唱了反调，认为“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从人性好逸恶劳的角度提出不逼，人是不会好学的。《管蔡论》针对的史实是：管，古地名，约在今河南郑州市；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武王封叔鲜于管，称管叔；封叔度于蔡，称蔡叔。他们二人同武王发、周公旦，都是周文王之子。武王平定天下后，令管叔和蔡叔监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殷朝的遗民。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年幼，周公辅政。管、蔡疑周公将要篡夺王位，会同武庚进行叛变。周公出兵平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故近一千多年来都认为管叔、蔡叔是“凶逆”，“顽恶显著，流名千载”。而嵇康这篇文章则一反传统的说法，认为管蔡对周公的怀疑是出于对周室的忠心，他们“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这个见解是大胆而“新颖”的，且作了透辟的议论和说理。《与山巨源绝交书》则是嵇康散文中的名篇，也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山巨源（205—283），即山涛，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阮籍友善。山涛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司马师执魏政时，任尚书吏部郎。后“为选曹郎（尚书），举康自代”。即迁升尚书时，举荐嵇康代替他的尚书吏部郎之职。嵇康便写这封信拒绝，并表示与之“绝交”！此信先写自己“直性狭中”，“性有所不堪”，不愿为官。自己“不涉经学，性复疏懒”，放纵已久，情志傲散；“又读老庄，重增其放”，致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表明自己不肯出仕。再写自己“至性过人，与物无伤”，于官场有“七不堪”、“甚不可者二”：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耶？

这段激烈之辞表面说自己不适做官，实对官场之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黑暗现状的剖露。特别“非汤武而薄周孔”，明确表示对司马氏企图篡夺王位之不满，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埋下伏笔。后写“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即人所好不同，不可相强，以示“绝交”之故。全文词锋犀利，冷嘲热讽，充分表现了嵇康傲岸不群的独特个性以及绝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故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称：“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明代李贽在《焚书》中也盛赞此文：“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可见此文影响之深远。

嵇康有一篇《家诫》，告诫儿子“非义不言，详静致道”，做人要处处小心，做一个谦谦君子。这与他“非礼俗”之风迥然有异。其中之奥，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得很清楚：“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即嵇康之“非礼俗”是对司马氏集团以“礼俗”（禅让）之名而行篡权之实的反抗。

嵇康的散文还有《太师箴》、《与吕长悌绝交书》、《养生论》、《无私论》、《明胆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另有一篇《琴赋》，先写琴材料之珍贵，琴声之淋浪优雅、变化无穷，琴声之“感荡心志，发泄幽情”，归于琴德之赞美：“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以表达其高雅之情操。故他在被司马氏诛杀之时，临刑自若，援琴而鼓一曲《广陵散》，并叹曰：“《广陵曲》于今绝矣！”成为千古绝叹！五、向秀的《思旧赋》

向秀（约227—272），魏晋之际文学家。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友谊尤深。曾与嵇康一起打铁，和吕安一起灌园。嵇康死后，他不得已应本郡荐举入京（洛阳）。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精于老庄之学，作有《庄子注》，亦擅诗赋。《思旧赋》是向秀入京之后，从洛阳归来，北返，经过嵇康在山阳的旧庐，思友怀旧，百感交集，于是写下这篇追悼他们友谊的抒情短赋。“赋”前“序”交代他与嵇康、吕安深厚的友谊，特别提到嵇康临刑弹琴之事。今经其旧庐，日薄西山、寒冰凄然之际，闻吹笛人之嘹亮笛音，不禁追思昔日“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说明作赋之缘由。其赋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作者路经嵇康旧居，目睹萧条零落，屋在人空。想起嵇康的冤屈和临刑“顾日影而弹琴”的悲愤，悲从中来，痛何以堪，这是他寄生命于分寸之阴啊！听鸣笛复寻友人，马不前而援笔写心，这是何等伤痛之事！这篇短赋，言短情长，余韵不尽！正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我现在懂得了。”即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向秀所处的时代，严酷的政治迫害，使他也是“没有写处的”，故有些话不敢明说。所以，这是一篇言不尽而意无穷的、饱含深情的沉痛之作。

第三节 两晋的散文与辞赋

李密（224—287），或李宓，一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二年（224），卒于晋武帝太康八年（287）。父早亡，母改嫁，自幼由祖母刘氏抚养。曾师事谯周，博览五经，尤精《左传》，能言善辩，以文学见长。历任蜀汉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曾出使东吴，以答辩机敏，得吴主孙权及群臣敬慕。蜀亡后，西晋王朝为了安抚蜀汉的世族，同时也减少灭吴战争的阻力，对蜀汉旧世臣采取了笼络收买的怀柔政策，或任命其子孙留在中原为官，或征召他们到洛阳京师任职。为此，在泰始三年（267），晋武帝立太子，在州郡多次征聘李密皆不就的情况下，再诏征李密为太子洗马（太子属官），李密仍不应命。诏书连下，州县催逼，李密乃上《陈情表》，武帝感动，嘉其孝诚。祖母死，李密服丧期满，始应召至洛阳。后徙尚书郎、温县（今河南温县）令、汉中太守，政令严明，政绩显著，以刚正廉洁见称。后因赋诗触怒武帝，免官还乡，卒于家。他著《述理论》10篇、文1集。然皆亡佚，惟遗《陈情表》1篇及《荐寿良志》、《与中山王笺》残文。《陈情表》与诸葛亮《出师表》有“蜀中两表耀千秋”之誉，古人谓“读《出师表》不下泪者，不为忠臣；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为孝子”，可见“两表”实为天地间难得的至诚之文。《陈情表》首叙自己与祖母抚孤、送终，相依为命的关系；次叙自己忠、孝难以两全，进退狼狈的处境；最后以“圣朝以孝治天下”为依据，表明自己并非有意抗诏，以矜名节，实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愿乞终养，不能废远，望武帝谅其苦衷，允准请求。全文情真意切，凄恻婉转，有一种催人泪下，断人愁肠的艺术感染力。精练简洁而又颇具文采的语言，生动形象而又耐人品味的比喻，如以“星火”喻形势急迫，以“奔驰”比迫不及待，以“狼狈”形容进退两难，以“鸟乌私情”借喻人之孝诚，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写孤苦无依之状，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赋生命垂危之形……故《陈情表》中有大量词语成为成语典故而世代流传，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陈情表》之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主要是作者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文中通过个体生活的表述，表现了强烈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浓郁深厚的情感，凄恻婉转、真切自然的语调，读后令人无比同情，无法反驳。诚如北宋学者李格非在《冷斋夜话》卷三中所说：全篇“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有的评论家还说：“读《陈情表》而不掉眼泪的，除非铁石心肠。”本来“表”这一文体是政治性极强的，本篇却大写“乌鸟私情”，个人生活，这在散文史上是首见的，对后世抒情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本篇辞采自然质朴，注重对偶，这对后世散文尚文重骈的发展趋势及骈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因而，这篇既有感人的情义，又有充足的论辩的佳作，不仅在当时使晋武帝为之折服，而且在其后的1000多年以来，被众口广为传扬，并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合称“两表”，被誉为我国古代以至诚感人的抒情散文的典范。二、潘岳的《马汧督诔》、《寡妇赋》等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一带）人。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因才名冠世，为众所疾，十年不得官。初仕为河阳令，后转怀县令。太傅杨骏辅政，引岳为主簿。骏诛，历任长安令，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晋书》本传说他“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赵王伦诛贾后及亲族，潘岳被诬谋反，下狱被诛，夷三族。（一）哀诔。西晋的文章，建安风骨减退，骈俪华艳的文风更加发展。潘岳工诗善文，讲求辞藻，长于抒情，尤善于写哀婉、悼亡的作品。他的骈文中哀诔作品有《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等，尤以《马汧督诔》最为有名。这是为督守关中侯马敦立功异域，为州司所枉，死于囹圄所写的哀诔文。文前有序，赞叹马敦抗击羌氐的英勇坚贞：“子以眇尔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众，据十雉之城。群氐如猬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木石将尽，樵苏乏竭，刍荛罄绝。”在极端危难的时候，“敦固守孤城，独当群寇，以少御众，载离寒暑；临危奋节，保谷全城。”序文骈散间杂，而诔的正文则是整齐规则的骈文。如写马敦固守孤城，临危奋战，保护边城的英勇事迹：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兹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奋其奇，保此汧城，救我边危。彼边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无加卫，墉不增筑，婪婪群狄，豺虎竞逐，……声势沸腾，种落煽炽，旌旗电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飞矢雨集，惴惴士女，号天以泣。爨麦而炊，负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悬之急。马生爰发，在险弥亮，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棱威可厉，懦夫克壮，霑恩抚循，寒士挟纩。

马敦的指挥奋战，解救了边危，保护了汧城。然而被忌陷害，愤死狱中。作者为之悲痛不平：“哀哀建威，身伏斧质，悠悠烈将，覆军丧器。戎释我徒，显诛我帅，以生易死，畴克不二？”最后写汧城百姓对马敦的伤悼：功存汧城，身死汧狱，凡尔同围，心焉摧剥，扶老携幼，街号巷哭，呜呼哀哉！

诔文写得声情并茂，哀婉动人。马汧督的事迹被人传颂称赞，潘岳这篇诔文也因之广泛流传。张溥评论此文说“余读安仁《马汧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传苏子卿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二）辞赋。潘岳不仅长于哀诔之文，其赋体散文亦多佳作。他的《寡妇赋》，所写寡妇是他的良友之妻，又是他的妻妹。赋中描写这一年轻寡妇的孤独情状：“静阖门以穷居兮，块茕独而靡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灵衣之披披；退幽悲于堂隅兮，进独拜于床垂；耳倾想于畴昔兮，目仿佛于平素；虽冥冥而罔觌兮，犹依依以凭附。”接着，写对亡夫思念的痛苦之情：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雪霏霏而骤落兮，风浏浏而夙兴。霤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意忽恍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远而哀降兮，情恻恻而弥甚；愿假梦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寝。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凛凛；气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亡魂逝而永远兮，时岁忽其遒尽；容貌儡以顿悴兮，左右凄其相慜。

悲痛已极，想捐弃生命，看到幼小的女儿，又依依不舍。“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于怀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独指景而心誓兮，虽形存而志殒。”缠绵凄恻，感人肺腑。

为人们广泛传诵的是潘岳的《秋兴赋》和《闲居赋》等抒情赋。《秋兴赋》继宋玉《九辩》而变化，以悲秋起兴，借景抒情，叙写登高见危，不如归隐江湖的感慨。其中因秋起兴写秋景一段，为全赋的重要文字，写得很出色：“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于是乃屏轻箑，释纤，藉莞蒻，御袷衣。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嘒嘒以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朣胧以合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呼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以下由秋景的感慨而引出江湖，“放旷乎人间之世”，为秋兴二字作结。写秋兴比《九辩》一层一层地写来，更加形象具体。《闲居赋》，序文写自己因官不达，“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自以为“拙者之效”，因而有绝意荣宠，“孝事老母，灌园粥蔬”为“拙者之政”。赋的正文，铺写退居洛阳城南的四方环境，以京都灵台、明堂、“礼容之壮观”、“王制之巨丽”作为陪衬，极写家园景物，闲居安处，侍奉老母的天伦之乐：“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亢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最后，以“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作结。赋的特色是，语言明净和畅，辞藻绚丽鲜美，情韵轻敏流利。但是，联系潘岳一生“性轻躁，趋世利”的思想作为，赋中抒写的情志，多为后世讥诮。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所说：“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址，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三、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叹逝赋》、《文赋》等

陆机（261—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父陆逊，东吴丞相，父亲陆抗，东吴大司马。少时有异才，文章冠世。父卒，领父兵为牙门将。280年，陆机年20，东吴为晋所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晋武帝太康末年，与弟陆云同至洛阳，文才倾动一时。太傅杨骏辟为祭酒。骏被诛后，赵王伦辅政，引他为相国参军。赵王伦被杀，齐王冏搜捕陆机下狱，因成都王司马颖解救得免，乃依附于颖，被荐为平原内史，故后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被宦官孟玖等诬陷通敌，为司马颖所杀。（一）骈文。陆机长于诗赋论文，“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本传）他与潘岳为文的风格特点不同。潘岳锋芒毕露，气韵流畅，语言浅净；陆机则情思繁富，词义含蓄，语词冗繁。但他们二人都是当时的骈文能手，辞赋大家，时称“潘陆”。

陆机的《吊魏武帝文》是骈文也是抒情赋的代表作，与潘岳的《马汧督诔》同为写哀吊的作品，表现出深沉的慨叹和哀伤，感情充沛，但另有许多不同之处。《吊魏武帝文》同样前有序文，说明作文的缘由，是陆机元康八年（298），即他入洛的第18年，入朝任著作郎，见魏武帝遗令，“慨然叹息久之”，乃作此文。文章一方面赞美曹操英雄盖世的巨大功绩，一方面又对曹操临终之际“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对婕妤伎女和众妾安排的同时，甚至想到分香、卖履及分绶等等极其琐屑之事，陆机怀着哀伤、惋惜的感情，一一加以评论。序文骈散间杂，着重写遗嘱的内容，吊文则全用排偶，侧重写曹操的生平业绩和身后之事。

吊文一开始，即以热烈的感情赞美曹操在乱世扫群雄、修纲纪、整礼乐、重振政治秩序的功业，与曹操盖世英雄的气概相一致，表现出奔腾的雄伟气势：“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劲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剪焉而后绥，釐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纲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德大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全用六字句式，对偶工整，韵律和谐，文辞华美形象而富有诗意。

接着写曹操临终之际的悲伤情景，用“雄心”和“弱情”形成强烈的对照，抒发出对曹操的哀惋感情：“迄在兹而蒙昧，虑噤闭而无端，委躯命以待难，痛没世而永言。抚四子以深念，循肤体而颓叹，迨营魄之未离，假余息乎音翰。执姬女以瘁，指季豹而漼焉，气冲襟以呜咽，涕垂睫而汍澜。违率土以靖寐，戢弥天乎一棺。”“力荡海而拔山”的一代英雄，临终时对家人姬女却表现出“颓叹”、“嚬瘁”、“漼焉”、“呜咽”，对死亡的无可奈何，而又留情系念。对这样盛衰无常的变化，“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算促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顶天立地的英雄，到头来终不免“翳乎蕞尔之土”。深沉的喟叹中，寄寓着自己家世之感。

吊文最后的一部分，写曹操死后他的婕妤伎女执行遗言的情况，陆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描写这些禁锢在铜雀台的妇女的悲哀，渲染出悲伤的气氛。以见出曹操临终遗言的荒谬可笑，由此而对曹操表示一定的批评，抒发其慨叹和悲伤的感情。

陆机这篇吊文，不同于潘岳《马汧督诔》最突出的是，在悲伤哀悼中寄寓自己家世的兴衰之感，描写出曹操复杂的性格，借助想象描写出伎女的悲伤情景，而且还如刘勰所说：“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文心雕龙·哀吊》）（二）辞赋。陆机辞赋的代表作有哀伤赋、文论赋。《叹逝赋》与潘岳的《寡妇赋》同收入《文选》哀伤类。这篇赋是陆机40岁时感“懿亲戚属，亡多存寡”，“十年之外，索然以尽”，因此哀思而作。赋中先说逝者，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众所不免。然后写因逝者的悲痛，慨叹人生难持：“或冥邈而既尽，或寥廓而仅半，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蕙叹，瞻前轨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难。”最后，又以天道自然，自我安慰：“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赋末，表示要解脱世俗的累赘，“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陆机与潘岳，都是以贪念权势而不能自拔，终遭杀身之祸。虽说要解除“心累”，但并非出于衷心。这篇赋把说理与抒情结合在一起，但说理多，抒情不及潘岳的委婉深沉。

陆机不及潘岳的“巧于叙悲”，但说理精切，是其所长。《豪士赋》名曰赋，却只有几十句，序文长达几倍，实是一篇具有讽刺意义的说理骈文，它针对齐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卒为长沙王所杀而作。说明侥幸成功之后，如果不及时引退，而矜骄自夸，必遭祸患。举引历史，说理细密深透，气势层层迭起。但陆机明知此理，而自己却不能辞祸自保。

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独创性的杰出的文论之赋，以赋体形式，论述以艺术构思为核心的创作过程，是一篇骈文的代表作。它的突出之点是用精美形象的语言，把创作过程中难于表达的甘苦情状，写得十分具体形象，细致深刻，如写艺术构思一段：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花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现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把文学创作的构思复杂过程写得如此形象精细，流利畅达，足见陆机对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驾驭骈文艺术有很高的修养。这篇赋，论文章的创作构思，提出各体文章的风格要求，是继曹丕《典论·论文》的作家论之后，第一篇完整系统的创作论，在文学理论上有重要的贡献。汉代的辞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扩大，各种文艺形式如音乐、歌舞、雕刻、绘画等，都先后进入辞赋中，而专门谈文学创作的，《文赋》是第一篇，对赋体文学的发展也是一种开拓创新。（三）陆机还有《演连珠》五十则。连珠是一种介于辞赋和骈文之间，在骈文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文体形式，它聚集若干首骈偶的短文来说明一些道理，像串珠一样，故称连珠。它在形式上似骈文，要求四、六对偶，辞采华丽。连珠体的形成，源于韩非的内外《储说》短文，而形成于扬雄，中经班固、曹丕等的效仿发展，至陆机而臻于成熟。陆机的《演连珠》，有演习、推广的意思。在形式、题材上又有扩展。连珠体的格式，运用逻辑推理的形式，一般为二段、三段式，先提出论点，作为大前提，然后从大前提直接推出结论；或者中间经过论证、推论，然后得出判断结论。如陆机《演连珠》其八：“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际。何则？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全文用六字句排偶，开始两个排句，提出论点，前提：镜子的体积很薄，但它照见物体的功能很大；眼睛的视力有限，但能看遍天地。然后，用“应事”两句论证、推理：应付事物凭借人的精神智慧的力量，而不依靠人的形体；天地化育万物，用它的阴阳精气，而不用具体的实物。“是以”二句，是结论，判断；故说使天下的人喜乐，并不是喜欢礼乐的形式，天下百姓归附有仁德的国君，并不是感激礼乐形式的恩惠，而在于发挥礼乐的本质精神，这是三段式。

再如其十八：“臣闻览影偶质，不能解独；指迹慕远，无救于迟。是以循虚器者，非应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机。”这是二段式，用四六对偶，运用两个对偶句提出论点，然后直接推出结论。意思是，把自己的身影作为伴侣，不能解除自己的孤独；空追慕前人而不实践，不能补救自己的迟缓落后。因此，遵循空虚的东西，不是应付事物工具，玩弄空洞的言辞，不是达到治理国家的办法。

从《演连珠》可以看出陆机有不少正确的政治见解和他思想的精细严密，也可以看出他骈文的艺术技巧。自汉以来，在许多“连珠”作品中，陆机成就最大。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四、张载的《剑阁铭》

张载，西晋文学家。字孟阳，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官至中书侍郎，领著作。后因世乱，称病告归。与弟张协、张亢俱以文学著名，时称“三张”。

张载的骈文历来被人传诵的是《剑阁铭》。此文作于太康初年。时张载之父张收曾任蜀郡太守，他随父入蜀，路经剑阁。剑阁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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