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高,高庆辉,左凯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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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泉流芳：南京明代名臣张瑄研究试读：
导言
众所周知，作为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经涌现了数以百计的历史名人，其中帝王将相有之，学者名流有之，才子佳人有之，高僧大德有之，他们共同推动了历史进程，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明。本书的研究对象明代南京刑部尚书张瑄就是这璀璨群星中的一颗，虽然不是太耀眼，但对南京，对浦口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张瑄，字廷玺，别号古愚，晚号安拙翁，再号观庵，南京江北浦口古镇汤泉人，宋名臣张咏之后。他生而“容质俊丽，目光炯然”，年长“美髭髯”。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吉安知府，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河南，南京刑部左侍郎，南京刑部尚书等职，可谓仕途通达，官运亨通。据载，他每升一官，总请人绘一图，并广征名流题咏，前后凡十余帧。后其子孙合并装裱成帙，名之“青云得路图”。张瑄其人，《明史》有传，其他史籍中相关记载亦多，可以据此对其生平经历及成就影响进行比较清晰的考察，其大要概述如下。
一、作为治国能臣的张瑄
自正统七年（1442年）春入仕，至弘治元年（1488年）致仕，张瑄历京师、江西吉安、广东、福建、河南、南京等地为官，前后长达四十七年。史载他为官勤政恤民，廉静守法，所在政绩卓著，皆称贤德，故屡获朝廷褒奖，亦深受民众爱戴，被誉为治国之能臣。童轩撰文的张瑄墓志铭赞美他：“爱民如子，事上以忠。吉瓯闽汴，恩威并隆。御灾捍患，所至成功。肆晋司寇，简自九重。执法不阿，折狱在中。”巡按御史骆骎曾等亦赞之：“文武兼资，刚柔互运。旬宣九载，凛若神君。填抚两边，温然慈母。平蛮寇独征伟略，拯饥寒尤擅阴功。宏名特震，美谥攸宜。”
据史料记载，在吉安的八年，张瑄“循仁义，谨礼法”，一时郡内大治，“九邑之人，皆爱仰之”，吏部考核为天下第一，名列明代吉安最杰出的贤守之一。天顺四年（1460年），张瑄越级升授为广东右布政使。离任之际，吉安民众依依不舍，乃存其靴于府治，并建亭刻石，以作怀念。
在广东布政使任上，张瑄前后历四考，凡十三年。因地方多故，尽管他一直未能通过吏部“给由”考核，但任劳任怨，忠勤职事，其足迹遍及全境，并至少六次受命平定起事瑶民之乱，备历艰险，建立赫赫战功。其操履气节、治化功绩为广东士民有目共睹，同僚称赞他“在岭海之间最久，劳绩最多，有功于广人最大，广人所以思慕爱戴之者最深”。名动京师的硕儒陈献章在给张瑄的赠别诗中夸其“德清南服”，评价之高出人意料。
巡抚福建、河南期间，作为两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张瑄依职巡行境域，安抚军民，导化风俗，惠政颇多。在福建，吏民立石，以纪其功德；在河南，则入祀开封府名抚祠。在南京刑部的九年，他负责诸司刑狱之事，虽已达高龄，但仍勤勉于职，被评为“务守故事”，“断狱明允”。
二、作为文化名流的张瑄
张瑄“幼明敏，负才志”，年仅二十六岁即进士题名，不久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所属的东阁读书，作为国家储材，以备任用。他博涉经史，学问宏富，著作颇丰，见诸记载者有《香泉稿》《粉署余闲稿》《凝清集》《闽汴纪巡录》《奏议》《南征录》《安拙类稿》《观庵集》《纪行杂志》《别录》达十种之多，其中《南征录》至今仍有流传，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张瑄又雅好诗文，成就颇大。明代文学家童轩称赞他“为诗文才思溢出，下笔立就，自成一家”。在当时颇负盛名的韩雍、叶盛、庄昶、陈献章、罗伦等名宦学者，常与他以诗文相唱和。今所见张瑄诗文虽数量不多，但个性鲜明，其中禽言诗就有五首，是同类作品传世较多的诗人之一。
由于受家学影响，张瑄还是成化、弘治年间南都颇有影响的书法家。《金陵名贤帖》收录了明代金陵五十四位书法名家作品，其中就有他以隶书为“参议王公”题写的像赞。通过广东省博物馆的相关传世书画作品以及南京地区近年出土的张瑄书丹、篆盖的多种墓志书迹，我们可以一睹他的行、楷、篆之书体风采。此外，据与张瑄交游甚密的友人叶盛、庄昶的两首题画诗提供的线索，他还擅绘墨竹，并取得不凡的成就。
不仅如此，张瑄还是藏书万卷以上的明代重要藏书家及刊刻家之一，藏书地应该就是他汤泉旧宅内的“桂香书屋”。在繁忙的公务之暇，他先后出资校刊过多部书籍，校勘的书籍所知有明人李祯的《运甓漫稿》和元代大儒许谦的《白云集》，刊刻的书籍至少有《经义》、李士瞻的《经济文集》、李延兴的《一山文集》、刘俨的《刘文介公集》、杨维桢的《铁崖先生古乐府》及陈友仁整理的《周礼集说》六种以上，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张瑄身居朝堂之高位，又兼擅诗文与书画，这在同时代的名臣中并不多见。
三、作为道德模范的张瑄
史载张瑄“赋性仁厚”，与名公交游，皆屈伸有度，不为声势所迫。对后生晚学及僚属，则不吝提携奖掖，其家贫者以俸禄救济之，“所造之士，率为时名流”，因而获誉为“才巨德宏，名位两崇”。小他二十岁的浦籍邑人庄昶曾这样描述第一次与张瑄见面后的感受：“和悦之气可探，使人遇之，如饮醇酒，不觉自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啊！
张瑄居家孝友慈爱，其先世产业，悉让诸弟，“虽疏远宗族，亦皆使得其所”。又天性俭约，淡泊名利，居官近五十年，但“自奉如寒士”，视势利如尘埃，致仕后慷慨捐舍汤泉旧宅为千佛庵，分其祠田之半供养寺僧，其长子却因贫困“衣裳褴褛，不能出门户”。其父张俊亡故后，他恳求名臣撰写神道碑文，又屡屡请人为其父及曾祖题写像赞、像记。这是为人子之孝。他平日“性严急，诸子与傔从小有过失，必挞教之”。这是教子之严。在巡抚河南期间，他欲聘名儒刘昂为其子师，并要求刘昂到己宅授课。在艰险的南征途中，他亦不忘在家书中告诫“诸子读书取仕官，勿为显官，勿忤权势”。这是爱子心切。与他共同生活三十七年的继室夫人刘氏病逝后，他悲伤欲绝，并“忍泪”写下如泣如诉的长篇墓志铭文。这是夫妻伉俪情深。
张瑄曾在其汤泉旧居内外广植竹、桂、梅，江浦知县余枢在游访后认为此皆有寓意，乃其高贵品德之真实写照：竹虚而有节，暗表其能虚怀纳言，从善如流；桂本冬荣，代指先生能持盈保满，殁享令名；梅则傲骨成性，象征其能淡于仕宦，高尚其志。此论甚是。
四、作为浦邑先贤的张瑄
张瑄勋业卓著，品德高尚，是明初江浦立县以来官位最高的邑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辞世后仅五年就入祀江浦县乡贤祠，江浦县还先后为他一人建有进士坊、方伯坊和尚书里坊三座纪念性牌坊。其故里汤泉古镇的“八景”“八小景”中竟然有“千佛晚照”“尚书故宅”“惠济晓钟”“梅花古埂”四景与他相关。明代著名学者庄昶（晚号定山）这样评价他的才学：“夫吾邑（指江浦）人才为江北第一，而公为吾邑之第一。”此非虚言也！
早自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起，他就与庄昶分别成为后世浦邑名宦、学者之楷模，极负盛名。《崇祯江浦县志》卷八《学校志》赞之：“浦自设学以来，理学则若庄公定山，勋业则若张公观庵，卓然名世，堪为后生领袖。”《雍正江浦县志》卷七《人物志·科第》亦赞：“珠泉储秀，玉浦钟英。倾珠吐玉，掇取科名。明初所重，庄、张二公。一为理学，一建丰功。其继起者，振斾书林。后先辉映，以迄于今。”《光绪江浦埤乘》卷四十引《定山年谱》载，在庄昶出生前，曾有望气者预言，江浦山川形胜，“当出‘转脚尚书’‘天下秀才’”。此中“天下秀才”指名满天下的学者庄昶，而“转脚尚书”即指南京刑部尚书张瑄，乃因其故里汤泉古镇所在的老山山脉枝脚回转，系堪舆风水术推崇的名区吉壤，故有此称。作为地方先贤，张瑄在浦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作为有明一代颇具影响的名臣之一，张瑄“文武兼资，刚柔互运”，其为政刚正严明、廉静无私、德泽流播，为文博涉经史、才思横溢、拔俗超群，为人心境澹泊、孝友慈爱、坦荡真诚，明人就对他极为推崇，称赞他：“学行淑诸人，文章行于世，政事及于物，功业著于时，卓然为国名臣，虽用之秉钧持衡亦无不可。”
除了《南征录》外，张瑄的其他九种著作惜皆未流传下来，收藏其字画名迹的汤泉故居千佛庵也在多次兵火之中荡然无存，这都是令人叹息的遗憾。然据检索，散见于典籍中与张瑄相关的史料仍有不少，其宦迹所至的各地多保留有与他相关的历史遗存，其中尤以南京地区为多，如张瑄家族墓地就在雨花台区马家店社区，其神道石刻至今仍有保存。他和刘氏的墓葬也已于2009年经过发掘。浦口汤泉黄家巷尚存张氏宗祠的部分建筑。近年文物部门还陆续发现张瑄撰文、书丹或篆盖的多件明代墓志，等等。这又令人感到无比欣慰。
值得一提的还有，2017年12月30日，在张瑄诞辰600周年之际，其家乡所在的南京历史学界专家学者、浦口区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及其裔孙代表济济一堂，在求雨山文化园隆重召开“纪念张瑄诞辰600周年暨其生平事迹研讨会”，以缅怀他的德政伟业。现在又有《明代南京刑部尚书张瑄》两集电视专题片的播放及本书的正式出版。此于张瑄何其幸也！
此外，张瑄故里所在的汤泉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在蒋赞初、梁白泉等著名学者的呼吁下，在南京市、浦口区主要党政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包括黄家巷张氏宗祠、千佛庵旧址在内的与张瑄相关的历史遗存与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已被有关部门纳入到未来江北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整体规划之中。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可以再见那些历史胜迹了。此又于张瑄何其幸也！第一章张瑄的家世
南京是明初京师及此后留都所在，世胄高门、王公贵戚云集。张瑄家族之先祖虽可溯及宋初名臣张咏，但至明初已偏居江北汤泉一隅，在其父张俊以“能书”应诏预修《永乐大典》之前久已无闻于世。直到张瑄之世，才凭借个人奋斗达到其家族发展史上的顶峰，但其最高居官亦不过南京刑部尚书，与徐达、沐英、邓愈、宋晟等南都显贵世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其家族以科举起家，以功名立身，以书香传世，在当时中等仕宦人家中颇具代表性，相关资料关于其家世的记载也有不少，这对今人全面分析研究明代官贵家族兴衰及南京一般社会生活面貌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节张瑄的先祖
张瑄家族是北宋名臣张咏之后裔，这不仅有明代碑刻、题记之明确记载，亦得到民国八年（1919年）所修《得宜堂张氏宗谱》的证实。大约在宋室南渡之际，其族裔为避兵乱而由中原徙居江南之句容县。至元末，张瑄高祖张文忠因其子张日宣官任滁州教谕，乃举家由句容迁居于滁。而真正于元末明初完成其家族由滁州定居江浦（今南京浦口区）汤泉者，则可能是张瑄的祖父张克逊，故后世称张瑄家族为江浦人。一、张瑄的先祖张咏
在后文所述与张瑄家族相关的几篇碑刻、题记中，其先世都有涉及。如张瑄之父张俊碑铭称：“张氏之先句容人。”其曾祖张日宣《元教谕张公遗像记》转述张瑄之语：“予其先世句容人，宋忠定公乖崖之后。”张瑄亲自撰文的其继室夫人刘氏墓志云：“瑄为宋忠定公乖厓之后。”张瑄本人墓志亦称：“系出宋忠定公后，世家句容。”由此可知，张瑄的先世为句容（今江苏镇江句容市）人。其先祖为“宋忠定公乖崖”，或称“宋忠定公”，即北宋早期名臣张咏，字复之，《宋史》有传，因曾自为像赞：“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斁。”乃号乖崖、乖崖子、乖崖翁，或称乖厓，卒谥忠定，故有是称。
据《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张咏本传、钱易撰《宋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墓志铭》、韩琦撰《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宋祁撰《张尚书行状》及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张咏生于五代后晋开运三年（946年），虽家世贫寒，但自幼刻苦学剑，遂精其术，以致“无敌于两河间”。其早年倜傥有大志，尚气节，重然诺，乐为奇节，是一位远近闻名、行侠仗义的剑客。据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引《倦游录》记载，张咏曾独仗短剑，杀死开黑店劫掠旅客财物的店主父子三人。何薳《春渚纪闻》卷三又载，张咏曾飞剑斩断祝舜俞伯祖宅内东垣的合拱枣树为二。此等传奇故事，都可证明张咏剑术的神妙超卓。韩琦撰张咏神道碑铭即赞其“生平勇于为义，遇人艰急，苟情有可哀，必极力以济，无所顾惜”。刘敞撰张咏谥议亦说：“尚书布衣之时，任侠自喜，破产以奉宾客，而借躯报仇，往往过直。”此外，他好弈棋，精射法，喜饮酒，至数斗不乱，晚年因此成疾。
早年的张咏，不仅习武，而且读书习文。宋祁在所撰的张咏行状中这样描写他早年苦心求学为文的情形：“始就外傅，即览群经，书必味于义根，学乃知于言选。家贫无以本业，往往手疏坟史。每有属缀，辄据庭树槁枝而暝，苟不终篇，未尝就舍。”入仕后，他仍然好学不辍，并雅好著文。其文不事雕饰，雄健有气骨，尤善诗笔，句词清古，曾作《声赋》，梁周翰览而叹曰：“二百年来不见此作矣。”又或称其“读书无虚日，秉笔为文，落落有三代风”。钱易所撰张咏墓志铭称赞他晚年“不事产业，聚典籍百家近万卷，博览无倦，副本往往手写。至于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亦躬自详校”。今有《乖崖集》传世。
据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张咏中进士乙科，初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咏仕途顺畅，可谓步步高升，先后授拜麟州通判、礼部考试官、濮州监税、浚仪知县、荆湖北路转运使、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掌三班院、益州知州、给事中、户部使、御史中丞、杭州知州、知永兴军府事、判三班院、判登闻检院、升州知州、江南东路安抚使、陈州知州等职，累阶至正奉大夫，累勋至上柱国，累爵至开国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根据有关学者统计，在以上仕宦生涯中，张咏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时间不足四年，而在地方任职的时间长达三十年以上，是以长于治郡而称的名臣。
张咏在地方任职，多颇有治声，在崇阳、杭州、升州、益州等地任满时，当地吏民都曾挽留张咏。张咏对自己的治郡才能也颇为自负，他曾对人说：“吾榜中得人最多：谨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沆）；深沉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旦）；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准）；当方面寄，则咏不敢辞。”关于张咏治郡之方法，《宋史》本传说他“为治尚严猛”，又说他在蜀“为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南宋王刚中称赞张咏：张瑄先祖张咏像“考绩其为治，大抵以严猛奋励制其暴，以精明果断摘其奸，以公平信义善其俗。讼至于庭，据案一决，悉中其隐，百姓惊叹，以为神明而不敢犯。”宋真宗对他地方理政亦评价甚高。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四月，升州城（今南京）中大火，“烈焰忽飞，狂风并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间，千室俱烬”。张咏时知升州，宋真宗遣使抚问，放心地对使臣说：“今张咏在彼，吾无虑矣！”灾后张咏及时捕杀了不法的纵火者，并赈恤伤者，官为瘗埋死者，民情遂安。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张咏治理四川期间，为稳定当地经济，他曾进行一系列货币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创立“交子”的使用制度。《宋史·食货志》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今学界公认“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而张咏则被誉为“纸币之父”。据介绍，在中国发行纸币“交子”六百多年后，英格兰银行才开始印制英镑纸币。为了纪念世界货币史上这一重要事件，英国伦敦英格兰银行总部中央的一个天井里，种着一棵在英国极为少见的中国桑树，因为当年张咏制作“交子”使用的纸张原材料据说就是桑树叶。
总之，张咏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为人刚毅正直，嫉恶如仇，心境澹泊，不喜俗礼，其在民间及士大夫中都广获赞誉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八月一日，张咏卒于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理所，享年七十岁。六日，陈州上报朝廷。宋真宗曾称张咏材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至是闻讣震嗟，命追赠尚书左仆射。蜀人闻其卒，罢市号恸，建大斋会，置遗像，事之如生。天禧四年（1020年）八月二十九日（或称十一月二十七日），权葬张咏于陈州宛丘县孝悌乡谢村里。皇祐三年（1051年），宋仁宗追谥张咏“忠定”。熙宁三年（1070年），其曾孙、元城县主簿张尧夫为张咏墓地立神道碑，并邀大名府通判韩琦撰写碑铭。
张咏家族本世居邺（今河北临漳），后徙居澶州临黄县。及张咏葬其先祖于濮州-城（-城为濮州治所，在今山东省-城北），遂为-城人。其曾祖张立，曾祖母李氏。祖张铎，祖母马氏。父张景，淳化四年（993年）卒，母谢氏，至道二年（996年）卒，咸平元年（998年）合葬于-城。其曾祖及祖父遭唐末、五代之乱，皆未出仕。其父张景授大理评事致仕，以其子张咏之贵累赠太常卿。张咏夫人唐氏，先咏而卒。继娶王氏，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显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二年（1018年）卒于陈州私第。有一子名从质，卫尉丞，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八月二十九日，张咏死后未及月，因居丧伤心过度而亡。有一女，出嫁翰林学士王禹偁之子奉礼郎王嘉祐。有孙四人：约，奉礼郎；综，驾部郎中；绰，卫尉寺丞；绅，建州石鼓县令。其曾孙知名者三人：尧夫，先后为元城县主簿、大理寺丞、宛丘令；尧民，邢州童罔县令；祖。有同母弟张诜，有文集十卷、奏议三十卷，授虞部员外郎。张瑄先祖张咏世系简表赵孟頫题书的张咏像赞
张咏以其特立卓异的人格魅力，辉煌突出的治郡德政，在有宋一代长享盛誉，蜀民把他比作诸葛孔明，更有誉之为宋兴以来治蜀第一人者。崇阳、鄂州、成都等多地都建有纪念张咏的祠堂，并时加修葺。北宋仁宗时期，甚至有士大夫议论，将他与赵晋、寇准并列，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韩琦在其撰文的张咏神道碑铭中亦赞其“以魁奇豪杰之材，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代之伟人也”。洪迈《容斋三笔》卷五：“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刘敞《公是集》卷四十一《张忠定谥议》：“自宋兴以来且百年，言治者甚众，其直己以事上，尽心以抚下，生有荣名，死有遗爱者，尚书（指张咏）殆无与并焉。”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题张忠定书》：“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如公者少欤？”《宋史》本传：“（张）咏所至以政绩闻。天子尝曰：‘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翻阅宋人的笔记小说，几无不载张咏事迹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巨大。
张瑄说他是张咏之后，“世家句容”。句容今为江苏镇江所辖县级市，但历史上曾长期隶属于今南京所在的宋元时期的昇州、江宁府、建康府、建康路、集庆路，以及明清时期的应天府、江宁府。景德四年（1007年），张咏因病出知昇州。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二月，张咏在昇州秩满，昇州民愿请留，宋真宗特授之工部尚书，令再知昇州，不久兼任江南东路安抚使，直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八月以病重离任养疾。张咏在昇州前后长达六年，事迹亦多，但未闻他与下辖之句容县有所关联，且死后墓葬陈州宛丘县，则其后裔张瑄一支南徙句容当在张咏辞世之后。又，张咏至少有四孙三曾孙，张瑄未说明其家族出自张咏后裔那一支，今人就更难以确考了。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浦汤泉张氏宗祠倒塌，曾从墙壁间发现半幅张咏画像。此残像一度被认为毁于太平天国之乱中。《光绪江浦埤乘》卷四十记其事经过曰：
道光二十七年，汤泉张仕伯家祠壁倾倒，出画像一轴，自腰以下缺其半，上题十六字，云：“乖则违俗，崖则绝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旁钤一古印，状如玺，识者曰：“此宋张益州画像也，今出张氏祠壁中，则其为忠定后裔无疑也。”按《名臣言行录》云：公（指张咏）去蜀，留一实封文字与僧希白，曰：“候十年观此。”公薨于陈。讣至，蜀人号恸罢市。希白为公设大会斋，请知府凌策发所留文字，乃公画像，自为赞云“乖则违俗，崖则绝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与此出于壁者相同。此物奚以至浦哉？既而思之，公尝为建康守，岂其后子孙流寓乌江。而凌策发观之后，仍归画像于其家，俾子孙世守之欤？然至本朝已八百年，而画像忽一见。乃甫出未久，仍亡于粤贼（指太平天国起义军）。是虽鬼神呵护，亦不能历劫常存。惜哉！
其实，后世流传的张咏画像有多幅，其时代也有早晚之别。清道光二十七年汤泉张氏宗祠壁间发现的像赞文字，也与张咏神道碑铭等记载的版本不同，故此像未必就是张咏题赞的那一幅。不过，以之作为汤泉张氏乃张咏后裔的物证则无问题。至于它的由来，受资料所限，就不知其详了。二、张瑄的高祖与曾祖
张瑄的高祖见载于张瑄继室夫人刘氏墓志、张瑄之父张俊碑铭，以及张瑄曾祖张日宣《元教谕张公遗像记》。不过，相关记载仅寥寥数语，兹照录如下：
其一，《元教谕张公遗像记》转引张瑄之语：“高祖荩臣，始迁于滁。”其二，张俊碑铭：“君（指张俊）曾大父文忠，赀富甲一乡。”其三，刘氏墓志：“高祖讳荩臣，茔在滁西门外乌兔桥。”
综合这些信息可知，张瑄的高祖张荩臣是张氏家族由句容始迁滁州之第一人，他曾“富甲一乡”，墓在滁州西门外乌兔桥。
这里需要分析的是，张俊碑铭记其“曾大父文忠”。张俊“曾大父”即张瑄高祖，但刘氏墓志及《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均作“荩臣”。“荩臣”者，忠臣也，与“文忠”之意相通。按照张瑄墓志及刘氏墓志中关于其先祖名、字讳称表达的规律，“荩臣”当是张瑄高祖之字，其名应为“文忠”。张文忠迁滁的年代，以上史料没有涉及，但因其子张日宣“仕元为滁阳教谕”，故迁滁事当发生在元代无疑。
张文忠墓地所在的滁州西门外乌兔桥，据《光绪滁州志》卷一记载为州境小沙河一段乌兔河上跨河之桥：
小沙河，源出一都二保分水岭，与全椒县交界……过官庄东仙桥下，折而北，入赤湖铺，即石濑涧也……又东，合金家桥下之水，为乌兔河，有桥曰乌兔桥（笔者注：原文误为“兔乌桥”）。又东入上水关，以在州之西，又名曰西涧，唐韦应物《滁州西涧》诗，即指此……
乌兔河，又因音近讹称“乌土河”，或称“乌土湖”，而乌兔桥则讹称“乌土湖桥”了，《光绪滁州志》卷三即载：“乌土湖桥，在州西五里，俗讹为五里桥。”
张瑄的曾祖见载于张瑄墓志、张瑄继室夫人刘氏墓志、张瑄之父张俊碑铭，相关文字亦极为简略，兹照录如下：
其一，张瑄墓志：“曾祖日宣，元滁学教谕，因侨寓于滁，国初徙江浦，遂占籍居焉。”
其二，刘氏墓志：“曾祖元教谕，讳日宣，茔在州之白庙。”
其三，张俊碑铭：“大父日宣，有文学行谊，为教官于滁，遂家滁州，后又徙江浦，故今为江浦人。”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张瑄曾祖张日宣大约生活于元末明初，他属张氏家族由句容迁滁之第二代，又是元末明初由滁州始徙江浦的第一人。此后张氏家族“占籍”居于江浦，遂为江浦人。张日宣曾为官元代滁州州学教谕，主管一州之儒学教育，张俊碑铭说他“有文学行谊”或即指此，但具体文学行迹已不可考了。
此虽言张日宣于元末明初徙居江浦，但其墓地却仍在滁州白庙。白庙见于《〈得宜堂张氏宗谱〉谱成后录》，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张嗣钊在修谱过程中曾“憩于白庙村，饭于（张）昌玉家”，可知民国初年白庙仍然有张氏裔孙徙居。其具体位置，2007年《续修浦滁张氏宗谱》称滁县张樊白庙子有张氏祠堂，则白庙当在滁州张樊。又据滁州旧志，有“白庙桥在八都”。此白庙桥得名亦当与白庙相关。今滁州市西南南谯区乌衣镇即辖有白庙村，其旁有黄圩乡张樊村，应即此地。
值得思考的还有，据前引《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张瑄的高祖张文忠“始迁于滁”。而据张俊碑铭，张日宣“为教官于滁，遂家滁州”，张瑄墓志亦称其曾祖张日宣“元滁学教谕，因侨寓于滁”，似乎是张日宣为官滁州后始寓于滁。考虑到张文忠墓已在滁州西门外乌兔桥，则其生前已迁滁应无疑义。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张文忠因其子张日宣为官滁州教谕，乃举家迁居于滁。
张日宣的以上记载仅片言只语，所幸明人王《思轩文集》卷二收录了一篇他受邀撰写的《元教谕张公遗像记》，为今人考察相关史实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其全文如下：
南京刑部尚书江浦张公闲视予以其先祖日宣公遗像，属为之记。
公讳宣，日宣其字也，仕元为滁阳教谕。久之，见时事日非，遂去官，隐居于滁之北门为终焉。计此像不加公服而为燕服者，当是去官时作也。然距今几二百禩矣，中更变故，滁当兵冲，室庐、资帑剽掠焚荡，此像独能保其无失，固已幸矣。又安保其绢素完好，缋事鲜洁之若此者，岂不为尤幸矣哉！
公因语：“予其先世句容人，宋忠定公乖崖之后，高祖荩臣，始迁于滁。先祖年踰六十，即命工写像，后数年而卒，像留于长房。元季俶扰，伯母赵氏不携家资一物，独负像匿山谷间，乱定而归，遂珎袭焉。正统壬戌，瑄举进士，奉使过家，求之从兄福兴，始得一见。成化甲午，以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改抚河南，复往求之。福兴子广悬像中堂，乡人长老观者如堵，咸谓瑄貌酷似先祖，其眉目则与先君相类。众遂谕广以像见归。予得之，加以珎袭焉。盖埒以示吾子孙，先生幸为记之。”
予复于公曰：“唐薛元超为中书舍人，见省中磐石，谓其祖道衡常据以草制，辄泫然流涕，况见其遗像乎？魏曹文烈尝为吴郡太守，后再至吴，于太守舍见壁间祖父画像，乃下榻涕泣，况此像传之先世，而且有类于公父子者乎？公之子孙不患其不知爱重也。公有丈夫子七人，皆明敏辨博，读书业文，日跻显融。其所以绳其祖武，克绍先烈者，自本乎贻谋之远，示训之素，似亦无待于像也。虽然岁时令节瞻拜起敬，则敦本反始之心油然而生。此苏文公之于公家乖崖，所谓像亦不为无助者也。”
据此可知，张日宣名宣，日宣为其字，这与张瑄及其继室夫人刘氏墓志等资料所揭示的其父祖、兄弟、子侄之名与字的起取规律相一致，即名为单字，字则取双字，如张俊（字俊民）、张瑄（字廷玺）、张瓘（字廷玉）、张纯（字伯显），等等。目前所知张瑄高祖张文忠（字荩臣）是个例外，他的名与字皆取双字。大约在元末乱世之前，张宣已预“见时事日非”，遂辞去滁州教谕之官，终身隐居于滁州北门。《元教谕张公遗像记》称张宣“隐居于滁之北门为终焉”，未提及其后徙居江浦事，与张瑄墓志、张俊碑铭的相关记载相矛盾，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张宣一度徙居江浦的可能性，但他辞官后主要隐居于滁州北门则无疑问，真正于元末明初定居江浦者很可能是张宣之子、张瑄祖父张克逊。《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又称，张宣年逾六十即命画工为自己绘像，后数年而卒。此像中张宣未穿官服，而著日常闲居的“燕服”，也可证是张宣辞官后所绘。
关于这幅张宣画像的流传经过，文中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据张瑄自己介绍，此画像原来一直由张宣长房保存。元末动乱一起，其伯母赵氏“不携家资一物，独负像匿山谷间，乱定而归”，故像得以“绢素完好”，堪称奇迹。正统壬戌（正统七年，1442年），张瑄进士及第，奉使还乡，求之堂兄张福兴，始得一见此像。成化甲午（成化十年，1474年），张瑄先以副都御史身份巡抚福建，后改抚河南，再往长房求见画像。张福兴之子张广悬挂此画像于中堂，乡里长老前往观像者“如堵”，皆说张瑄的相貌酷似其曾祖张宣，张宣的眉目又与张瑄之父张俊相似。于是，众人都劝说张广以此像归之张瑄。张广被说服，张瑄始得其曾祖画像。为了表达珍藏此像，并传之后世子孙之意，张瑄邀请南京吏部尚书王写了这篇《元教谕张公遗像记》。遗憾的是，此像未见于明万历年间江浦知县余枢题写的《游尚书故宅记》一文，大约明代后期就不存于世了。三、张瑄的祖父母
张瑄的祖父母虽见载于其父张俊碑铭、其继室夫人刘氏墓志及张瑄本人墓志，但均极为简略。其中张俊碑铭云：“父克逊，隐德弗耀，配徐氏有贤行。”刘氏墓志云：“先祖布政使讳克逊，茔在江浦之黄岩岭。”张瑄墓志云：“祖克让，忠信孝友，为乡人所重……后果以公（指张瑄）之贵，祖、考俱累赠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祖妣徐，妣郑、黄、朱、顾，俱夫人。”
综合这些信息可知，张瑄的祖父张克逊是没有官职的一介平民，所谓“隐德弗耀”即是。但他为人忠信孝友，故为乡人所重。因其孙张瑄之故，张克逊先后受赠布政使、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万历江浦县志》卷三、《崇祯江浦县志》卷三及《光绪江浦埤乘》卷二十一即称，张克逊因孙张瑄仕赠广东左布政使，加赠南京刑部尚书。
张瑄的祖母徐氏，其事迹亦不传，所谓“有贤行”乃系一种泛泛之称，亦因张瑄之故赠有“夫人”名号。徐氏之父徐玲及其弟徐璋，见载于张瑄撰文的《〈弘治滁州志〉序》，文称：
徐玲，余祖母之父也。初高皇帝兵至汤泉，玲偕弟璋谒见于军门，大悦，籍记姓名。不旬日渡江，即改汤泉为香泉，授玲香泉县知县，中书省符牒尚存，印识宛然可考。后革香泉并入江浦，调安仁县。璋亦授杭州府推官。《万历滁阳志》亦称：“徐玲，任知县；徐璋，玲弟，任杭州府推官。”可知徐玲因与其弟在汤泉拜谒、归附明太祖朱元璋而授为香泉县知县，后因革香泉县并入江浦，又调任安仁县（今属湖南郴州市）知县。关于香泉县的建置沿革情况，我们下文再析，此不赘。
张克逊至少有四子，除了第四子张俊外，据前引《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其长子一房元末曾避乱“山谷间”，惜长子之名未见载，仅知其妻为赵氏。
张克逊之墓，刘氏墓志称“在江浦之黄岩岭”。此“黄岩岭”，据旧志亦称“黄崕岭”“黄悦岭”，地在旧江浦县城西北（或称“北”）十五里。其两峰高耸，石脊连亘，地号险阻，明初始凿山开路，遂成南北孔道。或称永乐六年（1408年），明成祖北巡，“开黄悦岭为御道。浦距滁百里而遥，所经山曰黄悦岭，径仄而险”。又有“黄岩铺”，北至西葛城铺二十里。黄悦岭东七山又有宋张孝祥墓。1982年，文物工作者在原江浦县城西北约五公里的老山七佛寺分场黄叶岭南坡的竹林中，发现了张孝祥墓碑及墓冢。而在此前的1971年，南京市博物馆还在其近旁的黄叶岭东南麓发掘了张孝祥嗣子张同之夫妇墓，出土有墓志、香草纹银瓶、月影梅银盘等重要文物。由此可知，所谓黄岩岭即今黄叶岭，张克逊墓当在此附近。不过，《得宜堂张氏宗谱》卷二之《明迁浦分滁世系实录》却称张克逊夫妇“葬店西保侯家，有碑”，卷九《茔山坐落》亦称：“江浦北区店西保侯家祖茔一方，面积约占二百亩，克逊公之墓在焉，碑碣、谒台、界石、荫树俱为山邻盗伐毁裂，模糊不辨，幸其界尚可识焉。”不知此茔地与“黄岩岭”是否指同一地点？如果不是，则其可信性就要打个问号。
需要说明的是，今张瑄墓志之刊本称其祖讳“克让”，与刘氏墓志、张俊碑铭不同，当系“克逊”传刻之误。又，按照刘氏墓志及张瑄墓志中关于其先祖名、字讳称表达的规律，此“克逊”当是其祖父之名，而其字史籍失载。所幸《得宜堂张氏宗谱》载其家族迁浦三世祖名“克逊”，“字受谦”。按：“克逊”“受谦”文意相通，亦符合张瑄先祖命名之一般规律。显然，《得宜堂张氏宗谱》的这一记载是可信的，堪补史阙。四、其他族人
除了本节及以下两节介绍的张瑄直系先祖、兄弟姐妹、诸侄及其子孙外，史籍中非其直系的族人则极为罕见，所知有前引王撰写的《元教谕张公遗像记》中提及的三位族人。
其一是在元末乱中独负先祖张宣画像藏匿山谷间的长房伯母赵氏。由于张瑄之父张俊为张克逊第四子，此长房伯母赵氏当为张克逊长子之妻。从文中张瑄“奉使过家”求见画像的经历看，此长房一支亦当居于张瑄故里江浦，而非其旧籍所在的滁州。
其二是正统七年（1442年）保存先祖张宣画像的从兄（即堂兄）张福兴，他出自长房，显然就是前述赵氏之长子。
其三是成化十年（1474年）继续保管张宣画像的张福兴之子、张瑄从侄张广，其时张福兴当已不在世，故画像流传至其长子张广一房。
总之，根据《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像留于长房”的记载可以判断，赵氏、张福兴、张广这三位张瑄族人均系出张克逊后裔中的长房一支。
此外，《梦林玄解》卷三十一“神授一儿”条在介绍与张瑄相关的梦征时提及：“明年辛酉（正统六年，1441年），公之堂兄琮，梦迎举人，见一人乘白马来，视之，乃公也。其年秋，果中高选。”此堂兄张琮不知出自张克逊第几子。五、张瑄家族徙居路线
关于张瑄家族的祖居地，各种史料记载皆无分歧，都指为句容。如后节所引王直撰文的《故德清令张君墓碣铭》称“张氏之先句容人”。张瑄墓志亦云其“世家句容”。而前引王撰文之《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张瑄亦自称“其先世句容人”。至于其徙居路线，他本人撰文的刘氏墓志则称：“瑄为宋忠定公乖厓之后，自句容徙滁州，徙江浦。”这是自元代以来的张瑄家族的徙居路线。
而此前的张瑄先祖张咏，前文已析，其家原世居于邺（今河北临漳），后徙居澶州临黄县。因张咏葬其先祖于濮州-城，故钱易撰《宋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墓志铭》、韩琦撰《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都说他是“濮之-城人”，《宋史》其本传亦称“濮州-城人”。由于张咏死葬于他最后任官的陈州，故张咏后裔亦称为陈州人，张嗣钊撰《得宜堂张氏宗谱》谱序即云：“三传而至忠定公，授任西川节度使，后以出知陈州，卒于陈，又为陈州人。”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张咏后裔一支是何时徙居到江南的句容？张嗣钊所纂《得宜堂张氏宗谱》谱序说“忠定公八世孙更迁南京”，但于史无据。根据我们近年对南京地区旧县志及族谱的研究，句容周边的江宁、溧水、高淳等地不少大族多系两宋之交特别是宋室南渡之际，为避北方兵革之乱而徙居南方。据前引张俊碑铭，张瑄的高祖张文忠在由句容徙居滁州前已“富甲一乡”，可证是当地大族。其家族由北方来徙句容，颇疑同在这一时期。汤泉全镇图1925年
张瑄家族的第二个徙居之地是江浦近旁的安徽滁州，前文已析乃系元末张瑄高祖张文忠因其子张日宣为官滁州教谕，故举家由句容迁居于滁。据《元教谕张公遗像记》，张日宣后来辞官，隐居于滁州北门。而张瑄墓志称其“侨寓于滁，国初徙江浦，遂占籍居焉”。张俊碑铭亦称：“日宣……后又徙江浦，故今为江浦人。”但张日宣死后仍葬滁州白庙，故我们怀疑张日宣只是一度徙居于江浦，真正于元末明初完成其家族由滁州定居江浦者，很可能是张瑄的祖父张克逊。
关于张氏家族徙居江浦的时间，《得宜堂张氏宗谱》谱序称：“至宋季，以避元乱，徙和州之乌江。明洪武初，增补江浦县，自是吾族遂为江浦人。”谱序把其家族迁徙的时间推前到宋末，当然是没有依据的传闻。不过，其文称张氏所徙之地先是“和州之乌江”，明洪武（1368-1398年）初年析置江浦县后遂为江浦人，则符合史实。史载洪武初年省乌江县入和州，洪武九年（1376年）三月，析六合县孝义乡，滁州丰城乡及和州遵教、怀德、任丰、白马共六乡之地置江浦县，属应天府。又，《万历江浦县志》《光绪江浦埤乘》皆称张瑄及其父张俊为“任丰乡人”。故张日宣及张克逊徙居之初的任丰乡尚属和州乌江县，至洪武九年（1376年）后才改属新置的应天府江浦县。
张瑄的故里江浦任丰乡即今南京市浦口区汤泉古镇，明称香泉镇。《万历应天府志》载，香泉镇在江浦县“西三十里任丰乡，近汤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及《光绪江浦埤乘》卷三十七等称其地“本名汤泉，明初赐名香泉”，或称“明太祖尝改汤泉为香泉”，则香泉镇名乃明太祖朱元璋赐改。不仅如此，元末明初朱元璋还一度在此设置香泉县。前引张瑄撰文的《〈弘治滁州志〉叙》即可印证。张瑄为汤泉人，以上所记又为其家世资料，且相关档案“中书省符牒尚存，印识宛然可考”，故所记香泉县置革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光绪滁州志》卷六则载：“徐玲，字廷辉，以材选历香泉、安仁知县，致仕归。徐璋，字符辉，玲弟，以孝廉任高安主簿。”亦可为证。关于徐璋任职记载的不同，或许《光绪滁州志》所说是初授，《〈弘治滁州志〉叙》的记载是升授。
史载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攻占太平路（今安徽当涂）之前，曾经驻扎于和州等地，时汤泉尚属和州。张瑄所谓“初高皇帝兵至汤泉”及“不旬日渡江，即改汤泉为香泉，授玲香泉县知县”当即此时，则可推知朱元璋赐改汤泉为香泉、置香泉县，并授徐玲为首任知县，皆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前后。至洪武九年（1376年），因析六合、滁州、和州三州县之地新置了江浦县，故香泉县遭革并入江浦县。简言之，以今日汤泉古镇为治所的香泉县在元末明初前后约存世二十一年，其唯一一任知县乃张瑄祖母之父徐玲。
汤泉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在浦口区乃至整个南京都具有重要影响，民国时即有学者称赞汤泉“为邑（指江浦）之名胜区也，其温泉之美，风景之秀，胜迹之多，皆出南汤山（指江宁汤山）之右”。而张瑄家族的来徙，无疑又在汤泉古镇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第二节张瑄的父母与兄弟姐妹
张瑄之父张俊虽最高仅授任德清知县，但政绩卓著，为民爱戴，其早年还因“能书”而应诏参加《永乐大典》的纂修，这都使他在青史永留美名。他为人“轻财重义”，为官“刚毅嫉恶”、勤勉干练，则对幼年随父流寓异乡的张瑄的成长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张瑄的兄弟姐妹甚多，其次弟张瓘及瓘子张纯、张织等亦著称史籍。此外，其长姊夫李侃不仅与张瑄“同学同年”，“谊同昆仲”，且对张瑄有启蒙及抚幼之恩，故张瑄终身“以师礼”事之，并视同家人。一、张瑄的父母
关于张瑄之父张俊的生平事迹，张瑄墓志及出土的其继室夫人刘氏墓志虽有涉及，但极简略。《光绪江浦埤乘》等方志虽有其小传，但亦语焉不详。所幸《抑庵文集》卷十及《国朝献征录》卷八十五收录了王直撰文的《故德清令张君墓碣铭》（或称《德清令张君俊墓碣铭》），对其行迹有比较翔实的记载。按：墓碣即墓碑之别称，此文原来当刊刻于张俊墓前的神道碑上，今此碑早已无存。两书收录的张俊碑文互有出入，相对而言，《抑庵文集》的录文比《国朝献征录》稍多，故以其为底本照录如下，而将《国朝献征录》的异文标注在括号内，以作比对：
张氏之先句容人。君曾大父文忠，赀富甲一乡。大父日宣，有文学行谊，为教官于滁，遂家滁州，后又徙江浦，故今为江浦人。父克逊，隐德弗耀，配徐氏有贤行。
君其第四子也，讳俊，字俊明（《国朝献征录》作“俊民”）。自幼聪敏好学，弱冠为县庠生，读书作文，名出侪辈上。会朝廷修《永乐大典》，征群儒集馆阁，君以能书与焉。书成，入太学，擢为左军都督府都事，刚毅嫉恶，不可以势挠。都督薛禄有嬖吏王罗者，母丧，匿不发，而歌呼饮酒自如。君曰：“违天逆理，莫有甚于此。”具以闻，罗由是得罪，然君亦不为有势者所容。未几，诬以事，谪保安十年，恬然自处，未尝有几微不足之意（《国朝献征录》作“未尝有几征不足意”）。
久之，禄以功封阳武侯，总兵镇北，边人皆疑其将何如（《国朝献征录》作“构君”）。君曰：“王（《国朝献征录》无此字）罗获罪于天，天道所不容。薛公，国之大臣，岂以私嬖雠天乎？吾无患也。”既而薛公乃遣人邀君计事，语皆合意，即留置幙（《国朝献征录》作“幕”）府，将奏用之。适诏下求贤，御史李骥荐君，授德清知县。
德清县大人众，君一邑（《国朝献征录》作“见”）士民皆能记其姓名，人谓君聪察若神，不敢欺。县积逋税累数万，凡十余年不能足。君设方略，不期年皆办完。当是时，使者假公事行县，以苛酷取财，民不胜其扰。令以下闻风多避匿，而扰愈甚。君闻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将何恃？”独治事如故。使者亦闻其名，不复肆。县人赖以安，皆德君。藩宪大臣亦每称君，以励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喜学，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质颇秀，欲遣入县庠。其家夜怀金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备朝廷任使，岂假此求赂乎？圣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补学官弟子。民有许三者，尝阴伺官府动静为奸利，恣暴横，昔为县者不敢校。君廉得其实奏之，流徙远方，一邑称快。
君轻财重义，急人之急，有贫不自振者，虽倒囊与之，不少靳。故人李东，素廉介，欲为子侃娶妇而无赀，君即以女妻侃，且教（《国朝献征录》作“戒”）女孝敬，尽妇道。其于诸子尤笃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戏，择名师使学。昼出理政事，夕归，课其学业以为常。
正统丙辰，罢归，优游自适者凡十三年。戊辰七月十九日（《国朝献征录》无此七字），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七（《国朝献征录》作“六十有七”）。娶郑氏，继朱氏。子男六，瑄、瓒、瓘、玠、珂、璪（《国朝献征录》无此十五字）。瑄（《国朝献征录》作“子瑄”）取进士，为刑部主事。女六：长嫁李侃（《国朝献征录》无此六字），侃（《国朝献征录》作“壻李侃”）与瑄同年登第，为户科给事中（此后之文，《国朝献征录》皆无），即行人司副东之子也；次适陈经；余幼，未行。孙男一，绣虎。
瑄既闻讣，将归，奉柩合葬于某山之原，而以员外郎程式所为状，托予僚友侍郎曹公来属文，以刻之墓碣。瑄之心，盖汲汲以显亲为事，思著其美于不朽，可谓能孝矣！予安可辞？乃按状序而铭之曰：
材足以为，抑又逢时。功立名存，邑人之思。骞于即曹，有伟令子。刻辞墓前，焜耀无已。
以此碑文为基础，再结合张瑄墓志、刘氏墓志、《光绪江浦埤乘》及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我们对张俊的生平事迹考述如下。
1.张俊的生卒年及葬地
张俊为其父张克逊第四子，“俊”为其名，其字《抑庵文集》作“俊明”，《国朝献征录》作“俊民”。《（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一引《国朝献征录》作“俊民”。《光绪江浦埤乘》卷二十一称：“《府志》（张）俊下误增‘民’字。”意指《江宁府志》中记载的“张俊民”名中的“民”乃误增之字。今刘氏墓志记张瑄之“父布政使讳俊民”，张瑄墓志亦记“考俊民”，可知张瑄之父名“俊”，字“俊民”，《国朝献征录》的记载是对的，《抑庵文集》所记有误。
据刘氏墓志，景泰癸酉（景泰四年，1453年），张瑄任刑部主事满三年，“例得推恩，封赠父、母、妻”，所赠当是刑部主事之职。张瑄墓志则称，因张瑄“之贵”，其父张俊先后赠官“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当是后来加赠。《万历江浦县志》卷三、《崇祯江浦县志》卷三及《光绪江浦埤乘》卷二十一即载，张俊“赠刑部主事，累加广东左布政使、南京刑部尚书”，所载更为全面。故刘氏墓志称张俊为“布政使”“先布政使”，都是封赠之官。张俊最后任官是德清县知县，其《墓碣铭》乃题“德清令”，下文所引的张俊《像赞》亦题“德清尹”皆为此故。
据碑铭，张俊生于洪武壬戌（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疾”卒于正统戊辰（正统十三年，1448年）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七岁。刘氏墓志亦称：
正统丁卯（正统十二年，1447年），（张）瑄任刑部主事，丧继室潘夫人。姊李恭人以先布政使感风疾在家，三女俱幼，恐闻之增剧，谋之姊夫都御史李公侃，时为都给事中，遍访宜娶者，得夫人纳焉，年始二十二岁。瑄得以慰亲，亦不失家。
夫人入门，内政修举，事李恭人夫妇如舅姑，抚诸女如己出，人莫不称贤；居二年，先布政使考终，讣至，哀毁如曾绖事者，人莫不称孝。
所谓“居二年”正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而张俊卒亡之疾乃指“风疾”，即风痹、半身不遂等症。碑铭显示张俊有六子六女，其具体情况，我们下文再作讨论。
张俊之葬地，碑铭称张瑄“奉柩合葬于某山之原”。此“某山之原”，刘氏墓志说是“（江浦）县西金字冲”，且张瑄早年卒亡的两位正室夫人吴氏、潘氏亦祔葬于此。成化二十年（1484年）三月初九日，因其“地隘难开拓”，张瑄诸子改迁吴氏、潘氏至江南“江宁县安德乡第三图唐家山”新茔，与此前一年新亡的刘氏“合葬”，但张俊之墓似乎一直在江浦旧茔金字冲。按：古代丧家请人撰写墓志或墓碑铭文，撰文者或许并不知道亡者的确切葬地，故在碑、志铭文中先填“某山之原”，以待丧家补充。张俊墓碑没有保留下来，其碑铭乃见于有关文集，故所记是“某山之原”。而刘氏墓志是张瑄亲自撰文，他当然了解自己家族祖茔的分布情况，故有明确表述。这里的“金字冲”仅知在江浦县西，其具体所在于史籍中尚未查获。《得宜堂张氏宗谱》卷九则称：“江浦北门外，去八里，有欢喜领（著者按：原文如此，应为“岭”），即吾泉入城所必经之道，东有任德清县令俊公墓。清咸丰中，红羊（著者按：指太平天国起义军）盘踞吾浦，以是山一带为守城营垒，墓碑摧残。”此云张俊墓在江浦县城北门外八里欢喜岭，与刘氏墓志所说的江浦县西金字冲并不吻合，从该谱记载的张瑄墓葬位置等张氏家族早期资料的准确性看，这一墓址的可信性也要令人生疑。
2.张俊早年事迹
据碑铭，张俊自幼聪敏好学，二十岁弱冠之年，即为江浦县学生员，读书作文，皆名出同学之上。适遇朝廷因编修《永乐大典》，征召群儒集于馆阁，张俊“以能书”而参与纂修。张俊应诏预修《永乐大典》的时间，碑铭没有明确说明。而据有关学者研究，《永乐大典》的纂修过程比较复杂，永乐元年（1403年）、三年、四年、六年，曾经先后多次征召纂修人，张俊究竟属于哪一次，目前尚难以确定。不过，因为永乐六年的这次征召主要是对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已书成的《永乐大典》进行善后誊录、整理，故工程量较小，仅征用了三十人，张俊应当不在此列，而属于前几次的可能性更大。如所周知，编纂《永乐大典》，其抄写量巨大，《春明梦馀录》记有“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占预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负责抄写的誊录人员多选国子监及郡县生员之能书者，或直称“善楷书”者。碑铭称张俊“以能书”应征，《光绪江浦埤乘》卷二十四亦称张俊“永乐朝举楷书”，不言而喻张俊应为预修《永乐大典》的誊录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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