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现代文学大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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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现代文学大作试读：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第一章 英国现代文学精品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788年1月22日出生在一个古老没落的贵族家庭。1801年就读于哈罗中学,1805年入剑桥大学。180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懒惰的时日》。《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英国诗人拜伦的作品。

1811年7月拜伦回到英国。这次旅行孕育了后来的《东方叙事诗》,并在归途中创作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内容就是这次出国游历的所见所闻。这两章在1812年发表时,震动了欧洲诗坛。

全诗共四章,后两章完成于诗人流亡时期,是诗人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的见闻与感想。长诗主要是浪漫主义抒情,但其中也有直接刻画现实、讽刺现实的章节,还有些章节直接抒发诗人对哲学、政治和艺术的见解。

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次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内容独特而新颖。

长诗主人公恰尔德·哈洛尔德是一个叛逆的贵族青年,一个孤独而忧郁的漂泊者,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形。他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而又厌恶、憎恨周围空虚的现实生活。他高傲的性格,使他不为庸俗虚伪的上流社会所容;而他的贵族习气,又使他不与人民交往。由于对生活的厌倦、冷漠而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之中,终于悲愤地离开了祖国,到海外去寻求解脱,开始了孤独而忧郁的漂泊生活。《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主要通过恰尔德和诗人自己的浪漫抒情,表现了对拿破仑的侵略、英国干涉民族独立运动等各种暴政的愤怒;对莱茵河、阿尔卑斯山……以及意大利建筑与雕刻美的喜爱与欣赏;对卢梭、伏尔泰等历史先进人物的尊敬;对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赞美与鼓动;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厌弃与失望,有“抒情史诗”之称。

长诗第一章主要是描写在拿破仑的铁蹄下,西班牙人民的苦难、他们的反抗以及对自由解放的渴望。诗人赞扬西班牙人民的过去和它不屈的现在,歌颂由农民手工业者组成的游击队反对入侵者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位参加萨拉哥撒保卫战的西班牙女游击队员的光辉形象。对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的统治者,对入侵者拿破仑,诗人表示了极大的憎恨。同时,诗人又感到西班牙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归根到底只不过对本国的君主制度有益,所以在诗篇中又流露出前途无望的悲哀。

第二章,恰尔德·哈洛尔德来到希腊,希腊人民正遭受土耳其的奴役而尚未起来斗争。诗人站在被土耳其奴役的希腊土地上,眼望着灿烂而凄凉的历史遗迹,回忆着希腊伟大光荣的过去,哀叹着近代希腊的懦弱,诗人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追回失去的自由:“谁想要获得自由,必须自己起来斗争。”

相隔六七年之后,拜伦完成了第三章(1816)和第四章(1818)。这期间,诗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大转折——永远地被逐出祖国。他忍受着难以言状的忧郁,带着自尊与痛楚,从一个国土走向另一个国土。

第三章的开头,诗人以极其深沉的歌声唱出被上流社会放逐的愤懑,对女儿的思念。诗人来到比利时,凭吊滑铁卢战场,评说拿破仑的功过;从比利时沿莱茵河来到日内瓦湖畔,诗人以昂扬的情绪追忆法国大革命,讴歌它的先驱者——启蒙主义者卢梭、伏尔泰,表达自己对启蒙主义者自由平等思想的忠诚。

第四章是在诗人流亡到意大利后写的。当时意大利正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被分裂成许多小邦。诗人用意大利光荣的历史、意大利当时民族的灾难,激励爱国志士起来推翻奥地利的暴虐统治,实现民族的统一和解放。

第三、四章同前两章相比较,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减弱,而诗人本人的形象大大加强,拜伦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随时随地地自由地抒发出来,因此这两章政论色彩表现得异常强烈。第三、四章创作时间正值意大利、希腊等国人民斗争高涨之时,而诗人又同斗争发生了实际联系,从而使他的创作获得一种新的生气和力量,表现出了对自由必胜的信念:但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象雷雨似的迎接狂风;你的号角虽已中断,余音渐渐低沉,依然是暴风雨后最响亮的声音。你的树木失了花朵,树干遍体鳞伤,受了斧钺的摧残,似乎没有多大希望,但树浆保存着,而且种子已深深入土,甚至已传播到那北国的土地上,一个较好的春天会带来不那么苦的瓜果。

诗人在恰尔德·哈哈尔德的形象里,反映出自己生活与性格的某些特点:高傲孤独,放荡不羁,对上流社会的憎恶与鄙视等。但主人公那种冷漠静观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则与诗人不同。诗人热切关注人民的斗争,焦虑着人民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怀抱着从事英雄事业的理想。

伊斯兰起义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是19世纪前期与拜伦齐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出生于苏塞克斯郡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811年写作哲学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伊斯兰起义》是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

雪莱的批判态度和叛逆精神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嫉恨。1814 年,雪莱与妻子离异,同葛德文的女儿玛丽结合。英国反动当局便利用婚姻事件对他诽谤中伤,致使诗人不得不愤然离开祖国,旅居意大利。著名长诗《伊斯兰起义》(1818)于诗人离国前出版,它原名为《莱昂和茜丝娜》,副题是“黄金城的革命”。

长诗的开头是一个寓言故事,描写巨蛇与苍鹰在大海云天的一场恶斗,两败俱伤,苍鹰逃向天外,巨蛇跌落海中,为一仙女救起。蛇与鹰的搏斗象征着人间善与恶的斗争,这是长诗的序曲,也是理解长诗主题思想的一把钥匙。

长诗的主体部分是一场虚构的“黄金城的革命”,描写男女主人公莱昂和茜丝娜的故乡伊斯兰黄金城由于暴君统治,昔日的黄金国土变成了黑暗的人间地狱,百姓受苦,生灵涂炭,莱昂和茜丝娜也遭到逮捕和凌辱。于是,他们以宣传作武器,到处发表演说,用真理、正义、自由、仁爱的思想唤醒群众,瓦解敌人,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冲进宫殿,推翻暴君的专制统治。人民群众要求处死罪恶累累的暴君,莱昂却出于仁爱之心将其释放。不久,暴君卷土重来,实行反革命复辟,革命人民惨遭杀害,莱昂和茜丝娜被绑在火堆上烧死。最后,一声轰鸣,烈焰冲天,暴君倒地,莱昂和茜丝娜在仙女的帮助下复活,驾着小船在长河上漫游。

长诗通过对黄金城革命的描写,再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战斗精神。当时,法国大革命正面临挫折,封建势力猖狂复辟,反动的神圣同盟统治着欧洲大陆。雪莱在《伊斯兰起义》这首长诗中热情肯定了法国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宣扬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乐观主义信念,这对欧洲人民革命是个有力的鼓舞。但是,雪莱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是不赞成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表白的那样:“在提倡对人类精神状态进行重大改革,以促进人类社会制度方面,我决不恭维那些粗暴的、恶意的情操——这些情操时时刻刻都在伺隙混进极其有益的社会改革中来。诗中没有报复、妒忌和偏见的容身之地。唯有爱,被当作统治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律,在诗中处处受到赞美。”这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弱点。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著名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英国诗人雪莱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品。

它取材于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和希腊戏剧家创作的悲剧,而又经过诗人自己的加工改造:众神之主朱比特在巨神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但他却违背了“给人类自由”的诺言,唯我独尊,实行专制统治,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和灾难。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从天上窃来智慧之火,把科学文化和生产技艺教给人类。凶狠残暴的朱比特怀恨在心,以怨报德,他把普罗米修斯锁绑在天涯海角的高加索悬崖上,施以种种酷刑折磨。普罗米修斯坚贞不屈,斗争到底。就在朱比特得意之时,他的儿子冥王以迅猛之势,一举把朱比特从天上的王座打入地狱深渊。普罗米修斯被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从悬崖上释放下来,他派出精灵向人间宣布解放的消息,整个宇宙沐浴着一片“爱”的光辉,人类万物幸福欢乐。

雪莱在诗剧的《序言》中说:“我所创造的形象,有许多都是从人类心灵活动,或是它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中吸取来的。”雪莱还表示,他是怀着“改良世界的欲望”来创作这部作品的,其目的是“使一般爱诗的读者们细致的头脑里,记住一些高尚美丽的理想”。这部披着浪漫主义神话外衣的诗剧,实际上植根于19世纪初期的英国现实社会,是现实生活的阶级斗争和诗人的政治理想的曲折反映。它真实揭露了专制统治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歌颂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统治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建立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

英国早在17世纪就初步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到了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推翻封建统治、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残酷剥削奴役工人。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打碎劳动人民身上的锁链,工业革命也没有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而是带来了失业、贫困、破产、饥饿、疾病、死亡。19世纪初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捣毁机器事件和罢工斗争不断发生。《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诗人笔下的朱比特是一个控制着“整个仙界和人类的暴君”,作者通过这个神话形象抨击英国专制统治的罪恶:统治就是万能和唯我独尊,把信仰、法律、爱全都抛弃;现在朱比特来统治,人类就遭殃;先是碰上饥馑,接着是劳役,后来又是疾病,争夺和创痛,以及前所未睹的丑恶的死亡;……

在诗剧里,雪莱还以炽热的感情塑造了普罗米修斯高大完美的艺术形象。普罗米修斯同朱比特是根本对立的,他热爱人类,同情人类疾苦,为人类幸福英勇献身。他为拯救人类免于苦难,反对朱比特的专制统治,因而被绑在悬崖上3000年,风吹日晒,雨淋雷劈,秃鹰啄噬,恶鬼折磨,受尽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普罗米修斯掌握着朱比特将来一定要被推翻的秘密,这使朱比特很害怕,他派使者来劝说普罗米修斯供出这个秘密,以便得到宽恕。在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失传的剧本《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普罗米修斯是答应了朱比特的条件,两人最后言归于好的。但雪莱“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他大胆摒弃传统观点,反其道而行之。在诗剧里,雪莱描写普罗米修斯坚决不向朱比特“屈膝下跪”,“低头祈祷”。他既不为神仙们的声色娱乐所诱惑,也不被恶鬼们的残酷刑罚吓倒,而是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暴君斗争到底。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的救星和卫士”,他同朱比特的斗争是善与恶的斗争,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人民群众与专制统治的斗争。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非但勇敢、庄严、对于万能的威力作坚忍的抵抗,而且毫无虚荣、妒忌、怨恨,也不想争权夺利……始终是道德和智慧十全十美的典型,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这个形象概括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专制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己坚定的立场,伟大的品格,崇高的思想。

诗剧中的冥王是朱比特和海神忒提斯的儿子,他比朱比特更强大,更有力量,代表着“永恒的必然性”。当他遵从自然的规律出现在朱比特面前,喝令朱比特退位的时候,朱比特“困兽犹斗”,“竭力挣扎”。于是,“经过了一场恶斗”,太阳失色,星辰战栗,冥王使用旋风、闪电、冰雹给朱比特以无情的打击,最后把朱比特埋葬入地狱的深渊。在雪莱早年的诗歌创作中,曾经流露过否定革命暴力的改良主义思想,他鼓吹以理智和道德作武器,革除社会弊病,实现社会正义。但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部诗剧里,雪莱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革命暴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真实客观地揭示出专制统治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推翻暴君,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

在诗剧里,雪莱还以浓郁的色彩、欢快的旋律描绘了朱比特被推翻、普罗米修斯被解放以后,地上人间的新气象、新面貌、新秩序:只见许许多多的皇座上都没有了皇帝,大家一同走路,简直像神仙一样,他们不再互相谄媚,也不再互相残害;人们的脸上不再显示着仇恨、轻蔑、恐惧……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氏族和国家的区别,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别高低;每个人都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每个人都是公平,温柔和聪明。

这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皇帝,没有压迫奴役的大同世界,这个人与人一律平等,相亲相爱,自由自在的人间乐园,同暴君朱比特统治下的黑暗王国,同当时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它反映了诗人对充满着压迫、剥削、欺骗、仇恨、痛苦、灾难的现实世界的不满,对美好未来的幻想,对光明前途的乐观信念。当然,雪莱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并没有超出以“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模式,还只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进步的。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作品。它气魄宏大,想象丰富。诗人把普罗米修斯和朱比特的矛盾冲突,把人类的苦难和解放,放在全宇宙的范围内去展开,诗人的想象遨翔于整个宇宙之中,他的笔触时而天上,时而地下,时而人间,时而冥府,纵横来去,挥洒自如。他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凶恶残暴的朱比特,坚定勇敢的普罗米修斯,还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神仙、精灵、鬼怪,有的善良,有的丑恶,有的热情,有的软弱。他不仅刻画了普罗米修斯高大完美的形象和精细微妙的内心活动,描写了惊心动魄的矛盾斗争,还展现了自然界变幻无穷、多彩多姿的壮丽景色。整部作品立足于现实,而又不拘泥于再现现实,它取材于神话故事和前人的创作,而又不落窠臼,诗人以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神奇的诗的世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一部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剧,全剧用诗歌形式写成。有押韵诗,也有无韵诗;有独唱、对唱和合唱。诗人的主要笔墨不是用在展开戏剧冲突,推进情节发展上面,而是用在抒情描写上面。其中一些诗段在故事情节中虽不占重要地位,但它直抒诗人胸臆,写得非常出色,可以独立成篇,当作一首抒情短诗来读:生命的生命!你的嘴唇诉说着爱,你的呼吸像火一般往外冒;你的笑容还来不及消退,寒冷的空气已经在燃烧;你又把笑容隐藏在娇颜里,谁看你一看,就会魄散魂飞。光明的孩儿!你的四肢在发放火光,衣衫遮不着你的身体;好像晨曦一丝丝的光芒,不待云散就送来了消息;无论你照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仙气飘扬。《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同时也反映了雪莱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矛盾。他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但又把人类历史解释为抽象的“善”与“恶”的搏斗;他对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怀抱坚定的信念,但又把社会的发展变革归结为一种神秘的“必然性”;他肯定了用革命暴力去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但又夸大了“爱”的作用,把“永恒的爱”当作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源泉。他的诗歌风格是热情洋溢、想象丰富,但有时又过多使用抽象的比喻和象征,比较令人费解。

唐 璜

唐璜本是14世纪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色鬼、恶棍,常常再现于西方作家的作品之中,如莫里哀的散文剧《唐璜》和普希金的悲剧《石客》。拜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历史背景上重新塑造唐璜。

长诗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天真、热情、善良的贵族青年,很少哈罗尔德的忧郁孤独,亦无曼弗雷德的愤世嫉俗,更见不到该隐那种叱咤风云的叛逆反抗,他的性格特征随着种种历险经历而深化复杂。他顺从人的天性,无视清规戒律,绝少虚伪做作;他又缺乏坚定的信念,常常因意志薄弱而经不起诱惑。他在教堂、母亲的“膝下”和教师的课桌前长大。正当他的母亲向人夸耀“她的少年哲学家已经变得如何正经,如何沉静,如何稳健”的时候,他却受到了邻居贵妇人朱丽娅的引诱,坠入爱河。传统的贵族教育培养起来的种种理念被人的爱欲需求击得粉碎。唐璜对恋人总是倾心相与,但却常常遭受险情,被迫分离。他与邻居贵妇的私情暴露,被迫离国远行。他在海上遇难,被海盗的女儿援救,并与其相爱,但又被贪心的海盗卖到奴隶市场,又一次与爱人分离。唐璜并不怯懦,在关键时刻能表现出英雄气概。他在海上遇险,看到受饥饿威胁的人们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先吃哪一个人时,他宁死也不干这一野蛮行为;他被人从奴隶市场上买到土耳其苏丹的宫廷,面对苏丹王妃咄咄逼人的无耻求欢,他神态自若,虚与委蛇,最终带同伴逃跑;在战场上,他奋不顾身救出一个孤儿;在英吉利荒道上只身把强人打翻……唐璜喜好女色,艳遇不断;他玩世不恭,能迅速地适应各种突如其来的境遇。他参加了正在入侵土耳其的俄国军队,“因功”到了俄国女皇的宫廷,心安理得地成了女皇陛下的新宠,后来又以俄国特使的身份出使英国。长诗突然中止时,他还沉溺在伦敦的“大千世界”里。

唐璜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既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唐璜,又大大超越了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但他的好色和玩世不恭又和原型相似。在拜伦的眼中,唐璜是一个普通的贵族青年,他的荒唐只不过是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可见他是一个芸芸众生式的人物。其性格的复杂性体现了现实世界中生活的多样性和道德的复杂性。客观地说,拜伦创作《唐璜》并不是为了专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长诗中对唐璜活动的描写常常是作者大发议论的由头和缘起。拜伦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说:“我打算让他周游欧洲,要他经历种种围城、交战、冒险的生涯;最后叫他参加法国革命。……我要把他在意大利写成一个爱奉承女人的骑兵,在英国把他写成惹得人家离婚的罪魁祸首,在德国写成像维特一样的多愁善感的青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拜伦创作《唐璜》的目的在于讽刺主人公真正活动的18世纪末和诗人生活的19世纪初“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诗人批判一切反动势力的民主与自由思想。

首先,通过主人公的冒险足迹,描写了海盗称霸的希腊岛屿、奴隶市场、土耳其苏丹后宫、俄罗斯宫廷和英国上流社会,刻画了威严的女皇、淫威的皇后、谄媚的朝臣、骄奢专横的将军、腐化堕落的王公贵族……他们一半是权威,一半是淫荡,制造了无数人间惨状:民族被奴役被侵略,战场上血腥的屠杀,奴隶市场上人像牲畜一样被买卖。诗人揭示出封建专制的暴虐和社会道德的虚伪,谴责了“神圣同盟”的侵略暴行,表达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憎恶。

其次,揭露和讽刺了诗人最为熟悉的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大英帝国凭借雄厚的资本屠杀恫吓世界,充当镇压革命扼杀自由的国际宪兵。政府压迫盘剥国民,政治家撒谎,无形文人变节。贵族男女心灵空虚,沉溺声色犬马。男人喝酒、赌钱、嫖妓,女人花枝招展,打情骂俏。夫妇同床异梦,23岁的贵族少妇竟然背着50岁的荒唐丈夫勾引16岁的男孩。拜伦对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金钱统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将英国比做一个住满了凶禽猛兽的动物园,将伦敦称为“魔鬼的客厅”。在他的笔下,拜金道德毒化了社会,腐蚀了灵魂,人人把钱看得高于一切:可以“拿走性命,拿走老婆,但决不要拿走人的钱袋”。

再次,长诗充满着对正义事物的爱,对失去自由的人的同情和对被压迫者的战斗号召。拜伦十分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他热情的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甚至号召顽石也起来反抗世上的暴君。他确信未来世界是自由的世界:人民将是自由的,一切王座与君主,必将成为使未来子孙们感到可怕的、不可理解的陈迹。《唐璜》里有不少哲学的思索,如“沉思人世的变化无常”,探讨“生与死”的奥妙,研究岁月永恒,人生苦短,命运莫测等等。诗人“怀疑是否怀疑本身也是怀疑”,视“人生是场游戏”,并因此而流露出虚无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和悲观绝望等等消极情绪。

长诗借外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评议英国乃至欧洲的现实,批判压抑人身自由的暴政,抒发对正义自由的渴望,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品,其作者无愧于时代歌者的称号。《唐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佳作,强烈的主观抒情和浓郁的浪漫色彩构成了作品的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拜伦鲜明的爱憎激情显现在长诗优美而略带忧伤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统贯全篇。主人公次次历险,命运大起大落,使长诗中的戏剧性场面层出不穷。大海、海岛、内陆、美女、强盗、王妃、女皇,离奇的故事,异域的情调,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多彩多姿的浪漫画卷。作者恰到好处的抒情与浪漫的图景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长诗表现出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夹叙夹议是《唐璜》的另一重要特征。拜伦似乎常常按捺不住自己,在叙述中随时向他的主人公和读者大发议论,或评点国事和人物,或追忆遐思,或赞叹大自然的神奇。诗人的议论讽刺了现实时事,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成分;抒情性的议论则多是浪漫主义的感慨,直抒胸臆,美妙而感人。

诗作的语言风格多样,极富变化,把愤怒的揭露、辛辣的揶揄、尖刻的辩论、俏皮的嘲笑、热烈的抒情和哲学的沉思表现的恰到好处。拜伦的语言畅晓明白,具体简约。他大量采用口语词汇,但白而不俗,谑而不陋。整部长诗犹如一曲扣人心弦、荡人魂魄的交响乐章。

艰难时世

狄更斯早想就写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小说。1838年他到北部工业区曼彻斯特等地参观时,看到那里工人的悲惨处境非常吃惊,想要对这现象作“有力的一击”。但是,这个愿望过了10多年才实现。……

50年代初,工人运动的滚滚浪潮虽然已经消退,但由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一些工业城市仍不断爆发罢工斗争。正当狄更斯开始写作《艰难时世》时,普莱斯顿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斗争,狄更斯曾到那里去了解罢工情况。他担心人民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国家将受到猛烈的震动。狄更斯认识到当时劳资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决心在作品中对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加以迎头痛击。在写给他朋友查尔斯·耐特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艰难时世》的写作意图:“我的讽刺对准那些只知数字和平均数而不知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这时代的最邪恶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从作品看来,他的创作意图确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的讽刺锋芒对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葛擂硬和庞得贝,通过葛擂硬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展现,以及关于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葛擂硬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代表,而庞得贝则是实业界号称“硬头皮、铁拳头”的凶狠人物,是葛擂硬哲学的支持者、追随者。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着那个烟雾弥漫、象征大不列颠的焦煤镇。

葛擂硬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后来成为焦煤镇区域的国会议员。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暗示了当日统治英国的是些什么人。作者讽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说那些议员是“专门讲究度量衡、专门会背乘法表”,“对其他任何事情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行尸走肉般的“贵人”。葛擂硬就是这班“贵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像葛擂硬这样的人物决不止一个,而有许许多多。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无半点“人性”的家伙正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主宰着这个社会。葛擂硬以其议员身份,起着纽带作用,把焦煤镇这小小的工业市镇同那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国家机器联结起来,这样,焦煤镇作为大不列颠的缩影就更富于典型性了;而葛擂硬的活动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而暗示,葛擂硬哲学像妖风毒雾,不仅笼罩着焦煤镇,而且弥漫于整个大不列颠。

作者不仅揭示了这个人物和他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用解剖刀一样锋利无情的笔,剖开葛擂硬哲学这神秘之果,把它那龌龊的、饱含毒汁的内容展示给读者。狄更斯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语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硬哲学的精髓:“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的话,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在葛擂硬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现金买卖关系没有别的,因此,感情、幻想、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娱乐嗜好之类这些与现金买卖无关的东西是要不得的,通统应该清除。基于这个铁的原则,他只许用“事实”——就是能用来赚钱或与金钱收益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们。于是,他那5个孩子成天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种种“事实”塞得昏头涨脑,儿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杀,全被拔除。孩子们必须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许唱流行的童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马戏,也被认为是堕落行为。他自己在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葛擂硬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讲实际的人”。这个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展示资产阶级守财奴的性格,而在于刻画这号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如何把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丑恶和荒谬,而且还在于生动地展现了它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揭示了它对社会的危害性。这恶果主要从露易莎和汤姆两个形象体现出来。

在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思想毒害、摧残下,露易莎和汤姆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儿童应有的感情、兴趣和爱好。他们成年累月过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下层社会完全隔绝。结果他们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态的人;他们不仅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而且思想空虚,感情贫乏,连生活的信心也丧失了,年纪轻轻便滋长了悲观厌世思想。露易莎和汤姆的性格不同,他们的命运也不大一样。露易莎脆弱得象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里,生活毫无意义,她也从未感受到生活的丝毫乐趣,只觉得生命象炉中的火花一样。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倾注在对弟弟的友爱之中。她父亲把婚姻看作一桩买卖,把她许给了年纪比她大30岁的资本家庞得贝;她对此没有异议,而象羔羊似的顺从。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正当她濒于绝望的时候,花花公子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可是她太懦弱了,爱情刚萌芽,她就恐惧地将它摧折了。露易莎的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摧残青春,葬送爱情和幸福的罪行。

至于汤姆的命运,具有另一层意义。他脱离牢笼似的石屋之后,纵情于吃喝玩乐,以此作为对葛擂硬哲学的报复。可是,他的“报复”,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对抗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是“以毒攻毒”,因此,他越是往报复的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越深,终于变成一个卑鄙自私、冷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恶魔式人物。汤姆的堕落,再一次宣告葛擂硬功利主义教育的破产,表明这种教育无法造就“纯正有为”的人才,只能产生社会的蠹虫。

应该指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硬的反动哲学的同时,对这个人物多少流露出同情和幻想,这表现在葛擂硬得了现报之后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坚持自己那套理论,“而注意到具体的情况,拿他的事实和数字服务于信心、希望与仁爱”。显然,葛擂硬的转变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因为“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象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狄更斯从唯心主义道德观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干着坏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让他看到自己行为的恶果,那么天性中的“善”就可能被唤醒,去克服“恶”的那一面,从而改邪归正,弃旧图新;社会上的灾难也就得以消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道德观,是他所提倡的以阶级调和、阶级溶合为特征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通过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反动实质的另一面。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自私自利的人们组成的,因此应该让每个人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贪婪地、残酷地剥削工人,全然不顾工人的死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从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庞得贝就是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信奉者。在他眼里,工人不是“有爱情和喜悦、有灵魂”的人,而是“人手”,是给他带来金钱收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加法中的数字”或机器——总之,是古代奴隶主所说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野蛮态度对待工人,污蔑工人爱抱怨,不肯安分守己;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作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他把损害镇上居民健康的煤烟看成是“衣食父母”,“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肺部。”他恬不知耻地把他榨取工人血汗的计件活儿说成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工作、最轻松的工作,也是报酬最好的工作。”如果谁要干预他为所欲为的野蛮行径,他和镇上其他资本家就威胁说,宁可把财产扔到大西洋去。对此,作者用揶揄的口吻说:“虽然如此,焦煤镇的大事们还是很有爱国心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的,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们的财产。瞧,他们的财产就在那烟雾迷漫的焦煤镇上日增月累着。”

狄更斯不仅愤怒地揭露庞得贝之流残酷掠夺、压榨工人的野蛮行径,而且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苦难生活。作者说:“我有一种不健全的想法,以为英国人民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辛苦的人民。”语带诙谐,却伴随着辛酸的眼泪。作者所描写的焦煤镇工人住宅区是这样的:窄院连着窄院,狭街紧靠着狭街,犹如“迷宫”。一幢幢简陋的房子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住房不通风,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只要看一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便知道,狄更斯的描写是多么真实!斯梯芬就是住在这贫民窟中的一个苦难深重的工人。由于生活一直很苦,他年纪虽然才40岁,看起来却象个老头了。这个纯厚诚实,“善操机器织机的好织工”,一生中吃尽苦头,“碰到的烦恼车载斗量”。残酷的法律又使他无法摆脱酗酒、半疯狂的妻子,跟他所钟情的女工瑞笳结合。他抱怨生活“一团糟”。可庞得贝毫无心肝地指责说,这是那个“金汤匙”的思想在作怪。

斯蒂芬的命运是个悲剧。他不愿加入主张阶级斗争的工会,因此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所疏远;但他忠于本阶级,不愿充当庞得贝的密探,因而被老板解雇。两军对垒,他是夹在中间的孤独者。作者虽然谴责那个排斥他、打击他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但表明斯蒂芬的悲剧主要是庞得贝的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要不是庞得贝敲骨吸髓地剥削工人,斯蒂芬的生活不至于这么苦;要不是庞得贝无理地开除他,他不必远离焦煤镇,出外谋生;要不是庞得贝狠毒地诬赖他盗窃银行现款,他也不至于坠入废矿井,惨遭重伤至死。斯蒂芬的死,乍一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偶然中有必然,他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斯蒂芬的悲剧,是对资产阶级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诉。从这里看出,狄更斯深切关怀人民的命运,对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这一点,给这部小说增添了思想光彩,使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狄更斯“是捍卫着下层阶级,向上层阶级进行斗争,向虚假与伪善进行讨伐的战士”,实在一点也不过分。

除了通过斯蒂芬的悲剧揭露资产阶级的野蛮、残暴之外,作者还以讽刺的笔触描绘资本家庞得贝捏造身世、自我吹嘘的卑鄙行为,从而揭穿了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宣扬的所谓“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种种无耻谎言。

庞得贝自称出身卑微,常爱夸耀自己赤手空拳起家的奋斗史。他胡吹自己生在阴沟里,一生下来就被毫无心肝的母亲所抛弃,而抚养他的外祖母又是冷酷无情的酒鬼。他说自己从小受尽虐待,没进过学堂,从铺子外面的招牌学会认字母,从教堂尖塔上的时钟学会了看时间。他自称靠了自我奋斗,从流浪儿、小听差、苦工、看门人、一小职员,以至于后来成为焦煤镇显赫的大亨。庞得贝为什么要这样胡吹瞎说?这里有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以此作为麻醉剂,借以平息工人的不满情绪,麻痹工人的革命斗志。他企图以自己的“奋斗史”表明,社会给一切人提供了出头上进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一个穷小子可以凭6便士赚到6万镑,一个流浪汉,小听差,可能成为显赫的大亨,因此,“人手”们只要埋头苦干,好日子在后头哩。其二,以此作为镇压工人的“软刀子”。我庞得贝可以赤手空拳起家,机会均等嘛,你们这些“人手”为什么不行?这只怨你们自己没本事,活该!因此,“人手”们得安分守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存什么奢望,不要老想着“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由于斯巴塞夫人想讨好主子庞得贝,把银行失窃案的嫌疑犯派格拉太太移解归案,结果派格拉太太披露了庞得贝的真实身世,从而揭穿了庞得贝所谓“白手起家”的谎言。庞得贝的谎言既经败露,“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骗局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极其深刻有力的。作者指出,资产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弊病,是引起社会灾难的重要根源。虽然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他还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灾难,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引起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不过,作者毕竟还能看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本质,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不能不说是这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一大功绩。

但是,狄更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没有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他只是希望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把这个社会弄得好一点罢了。他在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目的就在于引起资产阶级人士的警惕。在小说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说:“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骨瘦如柴的学者们,搜罗‘事实’的要员们,斯斯文文而精疲力竭的不信宗教的先生们,把书上许多陈腐无聊的教条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先生们: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他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极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就是在你们胜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幻想已经完全从他们的心灵中被驱逐了出去,这时他们面对的,只是勉勉强强的糊口生活,现实就会象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这未免使人觉得,他对现实的无穷忧虑,与其说是为了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不如说是为了资产阶级。

基于这种思想立场,狄更斯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情工人,甚至对工人怀着钦敬的感情,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表现他们要求改变“一团糟”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并且通过斯梯芬的口,对工人运动表示同情、谅解,驳斥了资本家庞得贝对运动参加者的污蔑和诽谤。作者还通过斯梯芬和瑞笳这两个正面形象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良品质:诚实、善良、正直、阶级友爱精神和对本阶级的忠诚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狄更斯对工人的同情和尊敬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就是说,他所同情、尊敬的只是温和、善良、安分守己、缺乏反抗性的工人。小说中的斯蒂芬就是这种工人的一个标本。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是像绵羊一般温驯善良。他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赞成对资产阶级采取“强硬手段”及“征服和战胜的办法”。他认为采取强硬的对抗手段,对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因此他拒不加入主张采取暴烈行动的工会。他幻想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怜悯、同情和帮助。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严重对立的形势,斯蒂芬一味采取妥协、调和的态度,这正反映了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工联主义思潮。狄更斯抱着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加以描写的正是工人运动中消极落后的因素。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他带着厌恶的感情来描写在工人中开展阶级斗争宣传鼓动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对他加以百般嘲讽、丑化,并借斯蒂芬的口直接攻击“暴力派”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不仅如此,作者还直接抒写了自己对于蕴藏在工人群众心中的反抗情绪的恐惧心理,认为“就是在这班人中的最卑贱者的心里,也永远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他慨叹地说,“假定我们将来把数学只用到物质的对象上,而用别的方法来统治这班可怕的、难以预测的人们该多么好!”这话表明,作者和受奴役的无产阶级之间实在还隔着一道鸿沟,在他眼里,工人群众是神秘莫测、难以驾驭的怪物,使他忧虑的是蕴藏在工人心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一旦象沸腾的岩浆一样冲破地壳喷发出来,将给周围的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祸!

总的说来,狄更斯并不真正了解工人阶级,他只把工人阶级当作受奴役的可怜虫加以怜悯而已。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残酷、野蛮的压迫剥削,也不赞成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求得解放。他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融合。他说,“工人参加工厂管理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有合作,才能够结束剥削。”他这个观点在《艰难时世》中明确地表现出来。斯蒂芬便要求老板用慈悲和耐心对待工人,接近工人,希望老板和工人不要隔离、对立。但是,狄更斯不能不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劳资之间的对立是那么尖锐,实现劳资合作、阶级融合的前景是那么渺茫。因此,在作品中,狄更斯并没有表现庞得贝那颗残酷的心为斯蒂芬的怨诉所软化,庞得贝对斯蒂芬始终没表示丝毫的仁慈和友爱,而是一味冷酷地呵斥他,最终还把他赶出工厂。这说明了,到了50年代,狄更斯开始意识到,他这一套阶级调和论终究是行不通的;现实主义终于战胜了他的阶级偏见。从《艰难时世》清楚看到,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一方面是目光敏锐、具有无比的讽刺才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他又是热心的阶级调和论的鼓吹者,博爱主义的说教家,他对现实的一切讽刺和批判,都只为了对现存社会制度作局部的改良。

从作品看来,狄更斯的思想虽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是,其主导思想倾向毫无疑义是进步的一面。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对受奴役的无产阶级表示深切的同情,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部作品的社会效果,卢那察尔斯基作过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小说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文学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之一。”

简·爱

小说从孤儿简10岁时写起。她被寄养在舅父家,舅父已死去多年,她同舅母及表兄妹一道生活。因为在与表兄、舅母的冲突中她桀骜不驯、不肯屈服,于是被送入慈善机构办的寄宿学校,一呆6年,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两年。接着她来到贵族罗切斯特的庄园当家庭教师。长久接近,她和罗切斯特之间产生了爱情。几经波折,到举行婚礼之时,罗切斯特的内弟突然出面阻拦。简于是得知,庄园楼上的女疯子竞是罗切斯特的妻子!简在极度痛苦之中,毅然离去。路途上历尽苦难,后为传教士圣约翰一家所救助,她接受了在圣约翰的教区中当教师的工作。圣约翰具有狂热的献身精神,他要简嫁给他,随同他到印度去传教。简拒绝了,因为她发现自己仍然爱着罗切斯特。这时她意外地得到一笔遗产,而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于大火,妻子死去,他也双目失明。但简仍然忠于爱情,回到了罗切斯特身旁。他们终于幸福地结合了。

小说通过简·爱的生活经历,表现了她对平等和个人尊严的执著追求和富于反叛精神的可贵性格。特别是在简同罗切斯特的悲欢离合故事中,夏洛蒂讴歌了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和资产阶级金钱利益原则的纯洁爱情。

简从小就有反抗歧视和压迫的顽强天性和勇气。如果她像周围的人所希望的那样,牢记“谁在养活她”这个事实,由此出发来看待她同表哥舅母的关系,那么她应该驯服听话、任凭凌辱仍然感恩戴德,但她不甘为奴仆,她身上没有那样的奴性。她同舅母一家不能相安无事过下去,原因在于此。

到了寄宿学校,简在舅母家已经形成的反抗性格,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加,更加坚毅深沉了。寄宿学校的管理和卫生状况都很糟,孩子们在这里挨饿受冻,境况十分悲惨。这一段描写有很强的揭露性,英国慈善机构的虚伪腐败的本质被暴露无遗。简并不害怕艰苦的生活,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压制个性和摧残人性的“教育”。有关海伦·彭斯之死的描写,无疑是对那种践踏人性的“教育”的强烈控诉。

初到庄园的简·爱,既无超群之才,也无出众之貌,社会地位还十分卑下。由于富于反抗和强烈自尊的个性已逐渐成熟,她对罗切斯特的态度必然地不以一个奴仆的行为规范为依归。这样她在言谈举止中透露出来的卓尔不群的精神境界,强烈地吸引了罗切斯特。经过微妙曲折的感情历程,她同罗切斯特作为精神上互相平等的个人而产生了互相爱慕之情。她鄙视腐朽的家财门第观念和庸俗的物质利益原则,敢于向一切社会偏见挑战,敢于追求纯洁的爱情。但与此同时她又企望获得她所鄙视的社会的完全承认,即她不能容忍她的婚姻被教会和法律所否决。因为,她十分珍视的“友好坦率”,其实就是将人的尊严和人与人的相互平等作为婚恋的前提和基础;倘使她留在庄园,她认为,由于疯女人的存在,她势必落到情妇的位置上去,这正是”她所不能忍受的。为了平等和尊严,毅然出走,即使几乎饿毙路旁也未后悔。这个举动突出了简的个性,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它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平等”理想的局限。

如果说简同罗切斯特的相爱是从社会现实方面否定了传统和习俗的陈腐观念,那么她之拒绝圣约翰的求婚则是从精神和理想方面否定了社会的偏见。圣约翰比罗切斯特更年轻、英俊,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坚强的意志、善良的心地和献身事业的热情。但这些东西同样没有成为爱情和婚姻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关于爱与平等的欺骗性宣传,同简的追求有抽象的共通之处,因而简之拒绝圣约翰比她爱上罗切斯特更需要勇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文主义的肯定现世人生的影响。

简最后与罗切斯特结合时,两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全调换了:罗切斯特又穷又瞎,失去了往日的一切,简则从穷人上升为富豪。但他所失去的东西,也正如她所意外获得的,实质上都不是他们爱情的真正基础。作者在赞美并祝福他们的爱情时,虽然用了“意外之财”的败笔来涂抹亮色,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爱情及其归宿的性质。其中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婚姻只应以纯洁的爱情为基础。与当时现实中妇女的地位和统治阶级的婚姻标准相较,夏洛蒂的理想有鲜明的进步倾向。《简爱》艺术上的特点是,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情节设计善用悬念和细微的感情波折抓住读者,矛盾冲突安排曲折巧妙。

小说局限是,视野较狭窄,情节中有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色彩,对圣约翰这个用宗教为殖民主义效劳的盲目殉道者作了错误的赞美。

大卫·科波菲尔

在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冲击下,金钱法则主宰了社会。科波菲尔一生的坎坷就是因为摩德斯通、尤利亚·希普之流图谋和他有关的财产所造成的。从喧嚣的伦敦,到幽僻的村镇、荒凉的海滩,无处不弥漫着金钱崇拜、自私自利的毒雾,它窒息着人们的生活,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当时英国的儿童教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生意经的对象,破产后的小酒料商克里古尔开办萨伦学校,不过是在经营另一笔买卖,他关心的只是如何用学费抵偿债款,和更多地克扣学生伙食费用以牟取厚利。作为校长,他除去“鞭打艺术”外一无所知,在他统治的学校里充满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和趋炎附势的卑鄙。从童工身上残酷地榨取廉价劳动力,是当时英国工厂普遍存在的现象,摩德斯通·格林酒业公司一个批发店雇用了3、4个孩子,其中的科波菲尔刚刚10岁就从早到晚和成年人一样劳动,得到的工资却只能买一点半价出售的陈蛋糕或粗制布度日,永远饥饿、衣衫褴褛,说不尽的痛苦和屈辱。

婚姻、家庭是狄更斯一贯关心的问题,作品用许多篇幅写了金钱怎样玷污和破坏着这个一向被视为圣洁的感情的殿堂。摩德斯通先生娶科波菲尔的寡母,不过是藉婚姻关系取得她的财产;摩德斯通小姐随后来到这个家庭,则是为了掌管这份财产。而小科波菲尔是他们霸占这份财产的一种障碍,于是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备受欺凌。作为实利主义的化身,摩德斯通姐弟性格里的那种所谓自制、坚定、意志力,实际上是唯利是图的铁石心肠,他们轻蔑任何精神生活,他们“象是一阵冷风吹走一切人和人之间的正常感情”,剥夺了科波菲尔家里原有的宁静和欢乐,终于使得科波菲尔心地善良、感情脆弱的妈妈在苦恼和惊吓中离开了人间。老船工辟果提先生组织起异姓同心的一家,依靠劳动和彼此间的眷恋、关怀、体贴,生活在一条旧驳船上,虽然清苦,却十分幸福,但是,小爱弥丽在当“阔太太”的引诱下,和有钱人家的少爷斯提福兹私奔了,从此,她的舅舅辟果提先生为寻找她四处漂泊。她的未婚夫海穆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曾经是那么温暖可亲的旧驳船,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古米治太太,每夜亮起蜡烛,等待爱弥丽的归来。威克非尔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希普为攫取金钱,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胁迫他的雇主威克菲尔“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名字和名誉”,给威克菲尔父女带来不可言状的痛苦。由于财产纠纷,狄克先生被家人折磨得神智失常,甚至几乎被终身禁闭。马戡太太借女儿安妮的名义不断向女婿史特朗博士勒索钱财,以致引起别人对安妮爱情的怀疑,一度造成他们夫妇间的隔膜。科波菲尔的姨婆因为丈夫挥霍成性而夫妇分居,老保姆辟果提则因丈夫吝啬而苦恼。一桩桩风波、纠葛,不仅说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往往是脆弱的、不幸的,并且从一个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不安。

金钱世界的残酷,集中地、尖锐地表现在广大下层人民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上。出身于破产小职员家庭的狄更斯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他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穷教师麦尔的惨痛,和贫苦无告的密考伯先生的惶惶不可终日。承担着萨伦学校全部工作的麦尔,“身边连半个先令也没有”,靴子破得无法修补,更可悲的是由于老母亲住在济贫院,就受到百般羞辱,以至被逐出校门。密考伯先生替各式各样的商家招揽生意,“收入很少或一无所得”,为了维持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卖尽当空,颠沛流离,债主经常上门叫骂,随时有被债主控告,和被法警逮捕入狱的危险。密考伯先生一生都在等待“机会”,机会却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出现。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密考伯太太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的丈夫“具有各种资格和才能”,可惜这些“资格和才能”始终得不到了解赏识,密考伯太太是善于估计和分析形势的,可惜她的理智和逻辑在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里总是到处碰壁。尽管天性快活的密考伯本人能够随遇而安,乐以解忧,我们也禁不住为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多难而感到辛酸呢。最后,在金钱逼迫下密考伯竟然一度成为恶人为非作歹的工具,当他挣脱魔掌,解除了良心上的重担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在英国本土上自己一家是无法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的,决心移居海外。开往澳大利亚的航船上的移民们,一方面说明了英国向外扩张的殖民政策,一方面不也是对那个“给他们出生而不给他们职业的国家”的一种控诉吗?

因财丧德的卑鄙小人尤利亚·希普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耻和虚伪。他的形容举止,言谈笑貌,无处不散发出令人作呕的伪善味道,为了在这世界上“可以行得通”,他谦卑再谦卑,忍让再忍让,在摇尾乞怜的面具下,掩盖着攫取财富和地位的野心。他永远在窥视,永远在寻找损人利己的时机。他善于探听别人的隐私,作为在一定时机要挟、制服他们的把柄,他更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有意促使威克菲尔律师养成酗酒的恶习,趁他酒后昏聩软弱,伪造票据和签字,用各种不法的奸谋从事欺骗掠夺,一直到把威克菲尔“按在他的拇指下面”,他利用密考伯先生的贫困,以极其微薄的薪水,和一笔笔小额借款,把这个好好先生和各种罪恶勾当拴在一起,供他驱使。特别是当希普作为敲诈犯被揭露,置身囹圄之后,还继续以他的“谦卑”和“退让”博得人们的称赞,居然成为“模范”的“悔悟者”,更是绝妙的讽刺。

人和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社会的动乱,生活的压力,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这一切正是以金钱为象征的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狄更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能够揭开所谓“维多利亚盛世”华丽的帷幕,指出它身上的疮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看到了社会的“不人道”。他愤慨,他谴责,却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它,更找不出正确的解决途径,而是把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作用上,寄托在善良的人身上和他们对于幸福坚持不懈的追求上。怀着这样的理想,他塑造了作品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

在科波菲尔这个形象里,融合着狄更斯自己的血肉,如果幼年的狄更斯不曾在一家黑鞋油公司刷过瓶子,就不可能把在酒业批发店里做小苦力的科波菲尔的悲苦写得那样真切动人。科波菲尔担任报馆访员,以至日后成为专业作家的甘苦,也正是狄更斯本人的体验。狄更斯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给了科波菲尔,还通过他传达出自己的喜怒哀乐,思想和憧憬。正因为这样,在作品的初版自序中,狄更斯才满怀深情地说:“对于我的想象所产生的每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溺爱的父母,从来没有人象我这样深深地爱他们,不过,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深心的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在妈妈和老保姆辟果提爱抚下,小科波菲尔感情纤细,对世界怀着纯洁的爱心,即使后来受到继父和坏学校的摧残,也仍然保持着他的坦白、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最可贵的是他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逆境中经受磨炼而不消沉,在顺境中并不踌躇满志,耽于安乐。他正视生活,诚恳地用力谋生,有意志,有决心,有果断。幼年时期的科波菲尔被迫离家,能够尽力干活,自食其力,为寻求前途和希望,他竟然以百折不回的坚毅,徒步数十里,去投奔从未谋面的姨婆。少年时期的科波菲尔有机会重新开始学习,虽然学业久已荒疏,却能以不懈的努力,赶上和超过班上的同学。青年时期的科波菲尔在博士院习艺之外,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努力减轻姨婆破产后的经济负担。成年后的科波菲尔功成名就,依然兢兢业业。他奉行的格言是:“永远不要把你今天可以做的事留到明天做,延宕是偷光阴的贼。”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生平不拘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拘献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在大事和小事上,我总是一贯的认真,……凡可以献上我的全身的事绝不献上一只手,不管我做什么决不妄自菲薄。”就是这样,科波菲尔一步一步攀登上去,摘下了幸福之果。

通过科波菲尔前后两次婚姻生活的对比,也表现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科波菲尔对朵拉一往情深,但不谙世事的朵拉只是一支“娇嫩的小花”,是“一件精致的供人玩赏的玩具”,是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生活观念的“孩子妻”,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这对夫妻之间投下阴影。只是由于朵拉早逝,才为这段短促的婚姻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实际家科波菲尔希望妻子是“他的顾问,具有更多的魄力,更多的用来支持他,改善他,赋有填满他周围的空虚的能力”。安妮斯才是这样的妻子。安妮斯是狄更斯着意美化的人物,她既有美貌又有美德,天使般的纯洁,英雄样的胆识,同时从来就是一个“小管家”,她不声不响地全力保护着被希普欺凌的老父,她明智的指导、勇敢地支持着在生活和精神上遭受挫折和痛苦的科波菲尔。“思想和宗旨的一致”使科波菲尔和安妮斯得到了完美无缺的爱情幸福。

狄更斯把他的爱心给予科波菲尔,用科波菲尔的创业精神、高尚情操,否定了剥削者的唯利是图,和强盗骗子手的巧取豪夺,但是,他们宣扬的科波菲尔道路不过是通过自我奋斗去建立个人小天地里的安乐,缺乏崇高理想,人物也就缺乏更多的思想光彩。

早年城市贫民的生活培养了狄更斯的阶级意识,基于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厌恶上层的统治者,真诚地同情和赞美下层的被统治者。他始终相信,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普通人民在道德感情上远远超过贵族资产阶级,他们才是人类价值的维护者。这种感情和认识鲜明地分别体现在对于以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为中心的两组人物的刻画上。

辟果提和他的亲属朋友,既无门第财产,又不曾受过教育,但是他们都有着金子一样的心。老保姆辟果提把自己的一生始终如一地奉献给科波菲尔,痛苦的时刻安慰他,困难的时刻帮助他,遇到灾祸保护他,这一切远远超过了仆人对主人的责任。老船工辟果提先生胸怀象大海一般宽阔,包容着对别人的好意和关心,他收留下海穆和爱弥丽,以无限的亲爱把这两个孤儿抚养成人,他收留下朋友的遗孀古米治太太,尽心尽意地给她安慰和体贴。他自始至终“想到每个人的权利和要求,只把他自己除外”。为了拯救失足的爱弥丽,他毫不迟疑,手执拐杖,走遍天涯,直到把她带回身边。这个动人心弦的举动适足以说明他的为人。水手海穆对人怀着淳朴的信任,他的笨拙羞怯正是心地忠厚、诚实可亲的表现。爱弥丽违背了他,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怪自己失去了搭救她的机会,并且有意向她隐瞒失去她的痛苦,以减轻她的痛苦。他带着一颗流血的心,更加慷慨地为别人活着,一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小缝纫工爱弥丽由于爱情失足而抱恨终生,从歧路上回来之后,她深深地把自己的创伤掩藏起来,以她的温柔、善良和勤恳爱护舅舅,照顾帮助一切感受困难的人。就连丈夫死后整天愁眉不展,自怨自艾,使人感到苦恼的古米治太太,在别人的愁苦面前也忘掉了自己的苦难,而尽力去抚慰比她更加不幸的人。这都是些平凡的受尽苦难的人,他们是粗糙的,甚至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们富于同情和牺牲精神。他们的灵魂是美丽的。

富有、聪明的斯提福兹以财产和他的风采、殷勤、才能,去博得人们的好感,然后损害他人以满足自己,漂亮的躯壳里包藏的是绝对的自私自利。他随便玩弄倾心于他的达特尔先小姐的感情,他当众侮辱一时触怒他的麦尔先生,他把崇拜他、爱他的科波菲尔当作自己手里一块柔软的面团,随意揉搓。他坐在辟果提先生的火炉边笑着,友好地看着大家,心里盘算的却是怎样夺走他们掌上的明珠爱弥丽,他答应爱弥丽使她“以夫人的身份回来”,曾几何时,就把她遗弃给自己的恶仆。根据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他要“超过一切障碍前进,在比赛中获胜”。他要做“弱肉强食”中的“强者”。他的母亲贵妇人斯提福兹夫人同样的冷酷无情。她爱儿子,但儿子一旦违拗她的意志,辱没她的门第,她就毫不容情地宣称“不拘死活,他永远不能接近我”。对于被斯提福兹所伤害的辟果提先生一家,她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内疚,反而责怪爱弥丽,使她母子失和。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的对比是强烈的。狄更斯的倾向性也是明显的,他坚定地站在辟果提们一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提福兹们。然而,我们又感觉到作家对斯提福兹的描写,往往“手下留情”,他揭露斯提福兹的损人利己,却又反复渲染他的雍容大度和特有的魅力;在描写斯提福兹进行的罪恶活动中,却又表现他思想斗争的“痛苦”;在和科波菲尔最后一次聚谈时,斯提福兹要求说:“想我最好的时候。”科波菲尔确实是这样对待他,始终怀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恋情,对他的恶行也只是感到哀伤而不是愤怒。这是作家塑造人物方面的败笔,它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作为资产阶级作家的狄更斯,这也许是他自己思想感情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

另一方面,狄更斯由衷地热爱、称赞劳动人民,却过分地强调了他们的忍让、宽恕、与人无争,甚至也不说一句分量稍重的话。辟果提先生为让爱弥丽能“以夫人的名义回来”,去恳求斯提福兹夫人的场面就十分典型。故事将要结束时,以从容献身的精神跳进汹涌的波涛去救助斯提福兹的恰恰是海穆,他们的同归于尽多少带着一点宿命的味儿,让死神去解决损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作家一种无可奈何的处理。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狄更斯没有能够从这一观点去认识它,而是把它看作一种道德交锋,用高傲、任性、轻薄的好胜心等性格方面的原因去解释这个悲剧,用善恶斗争去解释阶级矛盾,显然是错误的。

狄更斯十分重视道德感情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只要人人向善,在善的旗帜下携起手来去制止恶,就可以使社会得到改造,推动社会前进。他所谓的善,也就是富者慷慨无私,心怀慈悲,贫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因此,他在揭露有产者的冷酷残忍的同时,又创造了富有而仁慈的姨婆,在描写普通人民的生活命运的同时,还特意写了知足常乐的特拉德尔一类人物。姨婆是个道地的食利者,她买卖公债,以地产作抵押放债,向国外市场投资,而且脾气怪僻,怀有各种偏见。加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令人望而生畏,其实她却是个“永不卑劣,永不欺骗,永不残酷”的道德家,是个善心菩萨。她同情并且善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孤苦无告的科波菲尔,受人欺侮的狄克先生,以至她分居多年不走正路,穷愁潦倒的丈夫。家财丰盈时,她不以富贵骄人;一旦丢了财产,也能自甘淡泊。特拉德尔的一生有那么多不幸和挫折,却总是知足和快乐。他“除了同自己作对外,不同任何人作对”,他永远把方便和好的东西留给别人,为别人的幸福感到欢乐。他在萨伦学校每天挨打,甚至代人受过,但他总是在眼泪没干之前就开怀大笑。他被打发到社会上,工作辛苦,生活拮据,但他高高兴兴,因为“挣得不多也用得不多。”他爱的苏菲受家庭拖累,久久无法出嫁,他心甘情愿地等待。后来他终于当了律师,却长期得不到升迁。他终于结了婚,家庭布置却“完全不成体统”,尽管如此,在他工作兼住宿的房间里还是永远响着笑声。姨婆和特拉德尔是狄更斯树立的两个榜样。确实,如果富人都是姨婆一样,穷人都和特拉德尔一样,世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纷争和苦恼。可惜这只是空想。

出于道德说教的需要,狄更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助善戒恶。有德行的姨婆财产失而复得,儿孙绕膝,富贵长寿。对生活从不抱怨的特拉德尔不仅有了当法官的希望,而且有了自己的宅院,苏菲娘家人的转运,更增添了他的欢乐。此外,在生活的斗争中取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辟果提先生,密考伯一家,斯特朗博士夫妇,最终无不安居乐业得到了宁静、温暖。斯提福兹、希普之辈则受到天理法纪的惩罚。这种因果报应的“大团圆”,固然是狄更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感情流露,但也容易助长他所同情的阶级的幻想,起着销蚀斗志的消极作用。《大卫·科波菲尔》在思想内容上的两重性是明显的。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真实反映,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狄更斯曾经说过,他的“企图是揭露出并不诱人的和令人反感的真实,和冲淡那包围着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假光彩”。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其中对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帮凶的抨击,和对于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迫害的普通人民的由衷赞美,深切同情,更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但是,狄更斯毕竟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资本主义罪恶,是为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而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因而他所提出的治疗社会的药方也只能是架空的,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大卫·科波菲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以曲折生动的故事结构取胜,只是如实地,融和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去叙写生活。读这部作品,仿佛科波菲尔和我们促膝相对,娓娓而谈,就在一些日常的平凡事件的絮谈中,我们逐渐结识了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牵肠挂肚地揪着我们的心。

具体生动的世态风情,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显示了狄更斯描绘生活的天才。他特别擅长通过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服饰装束、习惯好恶以至某些怪僻,写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气势昂然、仪态庄严的姨婆一出场,就以她那种旁若无人的神气,表明了她的绝对自信,和惯于让人服从,这正是多年独居生活形成的一种性格。科波菲尔的年轻妈妈被姨婆的古怪和威严吓得发慌,但又曾经“恍惚地”感觉到她摸她的头发,还“觉得她的手并非不柔和”,而“当她怀着怯弱的希望看她时,却发现那个女人褶起衣服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在一只膝盖上,双脚放在炉栏上,向着火皱眉”。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勾画出了姨婆外表吓人,心地善良,可笑又可亲的形象。褴褛的衣服上带着显赫的衬衣硬领,外套上挂着只为装饰用的单眼镜,手杖上漂亮的大穗子,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一封封文体浮夸,词藻堆砌,故弄玄虚的长信,生动地描出了虽然落魄却依然绅士派头十足的密考伯先生。老保姆辟果提的形象是和她又红又硬的两臂、被缝纫磨得象小香料擦子一般的食指、码尺、蜡头、永远继缀不完的袜子等等连在一起的。一生与大海相伴的辟果提先生,说话常常离不开海,总是爱用“蛤蜊”“咸水”一类的比喻。希普没有眼眉,睫毛,红褐色的眼睛,象蛇一样不断扭捩、蠕动的身子,象青蛙一样又冷又湿的手,充分地显示出他的阴险卑劣等等。狄更斯善于抓住人物的某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张,给人留下经久不忘的印象。例如朵拉的稚气,安妮斯的至善至美,斯特朗博士的宽容大量,……即使是一些出场不多的人物也莫不如此,谁不记得脚夫巴吉斯向辟果提求爱的“全过程”呢,谁不记得关于他那个盛财物的箱子的不可测的“秘密”呢!就是通过这两件事情的反复描述,使得老实憨厚,可偏偏要玩弄点小狡猾,“有点小气”的巴吉斯跃然纸上了。

作品还生动地描写了人物活动的环境。房屋、家具、用品,都富有生命和性格,希普的家是一个“很过得去的房间”,“但一点也不舒畅”,全部地方都具有“赤裸的、磨折的、瘦弱的意味”。斯提福兹的卧室则是个安乐窝,处处是他母亲亲手为他布置的安乐椅、靠枕、脚凳。安妮斯可爱的老住宅里,古老的楼梯、古老的休息室,处处散发出悠闲清洁的气息。朵拉主持的家,“除了吉普的宝塔以外,没有一件东西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环境和人物合成和谐的整体,人物性格因之更为鲜明。

狄更斯是幽默的巨匠。巧妙的漫画手法,夸张、诙谐,处处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例如,不负责任到处借债的密考伯在债务人监狱中,居然成为监犯俱乐部的一个“伟大的权威”。债主们的逼债使他“羞愧得不得了”,“随后半个钟点”,他却“擦亮他的靴子,带着比平常格外体面的神气,哼着一支曲子出去了”;“密考伯太太三点钟被帐单和讼费逼得晕了过去,四点钟她就吃油炸羊排骨喝热麦酒了。”这些描写都令人哑然失笑。还有,密考伯太太始终念念不忘娘家人,而“娘家人”对她的一家却始终不屑一顾;狄克先生记叙自己不幸遭遇的那份永远写不完的“呈文”;姨婆对于驴子的仇视和恐惧;特拉德尔为9个姨姐妹所作的“牺牲”,科波菲尔无可救药的“家政”,……例子俯拾皆是,都是以善意的揶揄,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或性格的某个方面,洋溢着作者对他们的爱抚之情,其中又往往包含着一种凄楚的哀叹,仿佛含着眼泪在微笑,它很自然地引起我们的同情和会心的笑。对于英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希普一类的丑恶人物,则投以讽刺。狄更斯憎恨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作品写英国会议里有的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号令,永远不履行的宣告,只能使人迷惑的解释”。而不列颠象“一支缚起的鸡一般”。写司法界各种数不清的法院,堆积如山的案卷,审判官不过是“一个麻木不仁的错误制造者”,监牢里“悔悟的款式正如裁缝店中外衣和背心的款式一样流行。“大量的坦白在性质上很少差别,连在字句上也很少差别”,这种种描绘,莫不一针见血。幽默温和的讽刺构成一种悲喜剧的色彩。哀而不伤,谑而不虐,是狄更斯作品的特有风格,它是狄更斯温和的政治态度的反映。

名利场

爱米丽亚秉性善良柔弱。她把全部的青春献给了乔治·奥斯本,其实她爱的只是心造的幻影。现实中的乔治是一个毫无真情的纨绔子弟,结婚才几天,就沉溺于赌博声色之中,准备偷偷地同利蓓加私奔。把这样的人当作崇拜偶像,说明她的空虚、浅薄。相反,都宾真心地爱她,她享受着这种爱,但又不肯用自己的爱报答他,流露着自私。她在厄运面前,逆来顺受,使人感到她楚楚可怜。爱米丽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正面人物。这个形象虽然是作者“费了好些心血”刻画出来的,但由于受作者宣扬“仁爱”的主观思想的影响,性格不丰满、概括性也较弱。但她的生活遭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与爱米丽亚相比,作品真正的女主角利蓓加即蓓基,是深刻得多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她冷酷自私、虚伪狡诈而又泼辣能干,具有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的冒险、投机精神。这个形象个性鲜明、性格丰满,典型地概括了把一切变成现金交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

利蓓加是穷画家的女儿,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她一生浪荡江湖,混迹上流社会,招摇撞骗,追求的生活目的,无非是想塞满其名利的欲壑。初登名利场,她勾引肥头肥脑的乔斯,是因为他是殖民地的收税官,有不少钱。她同罗登私奔,并不是看中这个赌棍,而是因为罗登是拥有几万镑财产又没有子女的克劳莱小姐的宠侄,以为可以稳得遗产。最后出卖姿色,博取司丹恩勋爵之流的欢心,也是为了猎取财富和地位。利蓓加的生活目标,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通过利蓓加的形象,使人们看到资本主义追名逐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如何象瘟疫一样侵入了人们的心灵。

萨克雷笔下的利蓓加,不是概念的化身,而是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形象,沿着追求名利这一性格脉络,作者多方面地勾画出她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特点。其中最基本的两点就是:“假”和“变”。利蓓加象一切骗子一样。工于心计,处处用假象来遮掩真相。

假的第一个表现,是用虚情假意掩盖冷酷自私。她对儿子小罗登漠不关心,却在大庭广众间亲亲热热抱吻他。她不爱丈夫,只把丈夫当作高等佣人,但又装出体贴入微的姿态,哄得罗登服服帖帖。爱米丽亚是她的朋友,她照样同罗登设计斗牌骗爱米丽亚丈夫乔治的钱,而见面时却装出亲亲热热、十分关心的样子,说什么“亲爱的,看老天的面子,赶快叫他别再赌钱了,要不然他就完了。他跟罗登天天斗牌,你知道他并不有钱,倘若他不小心的话,所有的钱全要输给罗登了。”真是虚情假意到了极点!利蓓加善于在脸上涂抹各种油彩。化冷酷为热情,化自私为大方,化泼辣为温顺,化大胆为老实,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对丈夫、朋友、儿子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对待别人了。

假的更突出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把下流无耻的行径隐藏在“正经”的外衣下。利蓓加一无所有,全靠用赌博、讹诈和姿色来支撑其腐朽的寄生生活。《名利场》写道,滑铁卢战后,大胆妄为的大批英国流氓混进欧洲各国,罗登夫妇“可以算是第一批骗子里的角色。”他们像别的态度蛮横的英国流氓一样,“欺骗旅馆老板,拿了假支票到老实的银行家那里去诓钱,定了马车买了首饰不付账,和不懂事的过路客人斗牌,做了圈套赢他们的钱。”除了赌博和诈骗,利蓓加还用自己特有的姿色,闪烁的绿眼睛、美丽的卷发、动人的歌喉、俏皮的谈吐勾引着一群花花公子和达官贵人,连驰骋疆场的德夫托将军和朝廷显贵司丹恩勋爵这帮风月老手都倒在她的怀里,成了她的靠山和摇钱树。十分明显,利蓓加干的是丧失良心、尊严、道德的勾当,但“却喜欢有良家妇女的名声。”因为她的经历告诉她,只有伪装成“上等人”,才能攀高结贵,满足名利的欲望。为此,她信口胡诌外祖母家的高贵身世,努力“学着上流人的一套做作”,顶着克劳莱上校太太的身份出入交际场所。但是,单靠这些是不够的,伪装正经必须取得上流社会的公认。于是她撒娇卖乖要司丹恩勋爵令他夫人邀她参加岗脱大厦的宴会,因为“能够踏进这重门的,才算得上有体面享特权的贵客”。此外,利蓓加还通过勾搭大伯,在嫂子引见下觐见了国王。作者幽默地写道:“经过这次大典,她就算声名清白,好象御前大臣给了她一张德行完美的证书。”

利蓓加不仅善于伪装,还善于窥测时机,见风使舵,好象一条变色龙,能适应各种环境,又象一个惯于察言观色的高等术士,能把提名利场中各色人物的心理,从容应付。她初出校门在爱米丽亚家做客,就一眼看出乔斯是自命不凡的大傻瓜,于是投其所好,对乔斯装出又崇拜又多情的样子,如果不是乔治暗中破坏,恐怕已成为乔斯·奥特笠太太了。不久,她从繁华的伦敦到人烟稀少的乡间,在毕脱·克劳莱男爵家做教师,很快熟谙了这个家族中勾心斗角的关系,用八面玲珑,上下奉承的策略,在缝隙里站稳脚跟,控制了这个乡间贵族之家的主宰——毕脱爵士,又很快讨得了有7万镑存款的克劳莱小姐的欢心,并把蛮横的赌棍流氓罗登弄得伏伏帖帖。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她从容周旋于将军、王公之间。回到伦敦后,面对着权势盖天的政客、情场老手司丹恩侯爵,她巧妙地装出天真烂漫、需要人保护的“依人小鸟”的样子,搞得司丹恩侯爵如醉如痴。利蓓加象一个“天才”的演员,会逼真地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不但用诡计和姿色骗取钱财,混进上流社会,而且还替罗登骗得了总督的职衔。即使由于同司丹恩侯爵的暧昧关系被揭穿而声名狼藉、流落江湖,最后还弄到了乔斯死后的一笔人寿保险金。

利蓓加的性格深深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尔虞我诈、道德败坏的印记。她的经历象一面镜子曲折而真实地照出了当时社会道德习俗和风尚的丑相。《名利场》不但成功地塑造了女冒险家利蓓加的典型,而且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和贵族形象的塑造,广泛地揭露和尖锐地批判了19世纪前半期英国社会的金钱统治和门第权势。《名利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作品中描写的资产者形象对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奥斯本身上。奥斯本道貌岸然,喜欢自吹是“老老实实做买卖的英国人。”萨克雷把他放在尖锐的矛盾中,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老老实实”的实质。原来,奥斯本出身卑微,靠证券经纪人赛特笠的栽培,才跃居为伦敦蜡烛业的巨头和市中心有信用的大财东。但是,由于,1815年3月拿破仑在加恩登陆,路易十八仓促逃难,整个欧洲人心惶惶,公债跌价,赛特笠老头倾家荡产了。按一般常理,奥斯本应该报答恩情,支援赛特笠。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债权人会议中,对赛特笠“最强硬、最不放松、最狠毒、最轻蔑”的就是奥斯本。在以金钱为灵魂的奥斯本看来,破产是最大的罪过,何况又牵累自己受了损失;另外,他也想用证实对方“行为恶劣”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通过恩将仇报这个典型事件,《名利场》揭露了遮掩在“老老实实”外衣下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极端利己主义本质。奥斯本的冷酷、自私,同样表现在他对儿子婚姻的态度上。先前,他支持乔治与爱米丽亚订婚,那时赛特笠的钱超过奥斯本1万多英镑。赛特笠破产后,奥斯本马上给爱米丽亚一封措辞恶毒的信,说是她的父亲行为恶劣到这步田地,两家之间的婚约当然应该取消,同时威迫乔治立刻向又黑又丑而家资万贯的施瓦滋小姐求婚。乔治拒绝时,奥斯本先生“脸上气得发青,两只眼睛就象红炭一般。”后来,在都宾的撮合下,乔治与爱朱丽亚秘密结婚。奥斯本得知后,烧毁遗嘱,取消了乔治的继承权,并且亲自出马向施瓦滋小姐求婚。萨克雷通过对奥斯本的行为的精确描写,二个道貌岸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形象跃然纸上。通过这个形象,使我们看到,在资本家眼里,一切都是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奥斯本很有钱,他常以此自豪,但作为英国特定时代的资本家,他也象当时许多势利的暴发户一样,深感自己社会地位低微,他对贵族的态度,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作品写道:“每逢他遇见有身份的人物,便卑躬屈节,勋爵长,勋爵短,那样子只有英国的自由公民才做得出。”为了满足虚荣,也为了提高地位,奥斯本袭用与自己无亲无故的奥斯本公爵家的纹章,要儿子结交贵族子弟,花多少钱都行。儿子死后,他把孙子打扮得“活脱儿是个西城大爷。”“幻想自己的孙子进大学,做议员,说不定还能封为男爵。”他想到自己可能成为贵族之家的老祖宗,“浑身暖融融的”。奥斯本垂涎贵族门第的势利心理,反映了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有与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名利场》通过典型事件和个性化的言行、心理的描写,赤裸裸地暴露了奥斯本冷酷、自私、伪善的本质,使读者看到,奥斯本的生活目的是无止境地扩大财富和提高地位。他同《名利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崇拜金钱和权势的追名逐利之徒。

19世纪初的英国,随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贵族没落了,但他们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恩格斯说:“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的高级职位。”像《名利场》中描写的有一连串吓人头衔的司丹恩勋爵就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权贵。在《名利场》中,他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有金钱有地位,处处显出有教养的样子。他并不尊重妻子,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妻子彬彬有礼,赢得人们的啧啧称赞。他的谈吐、装腔作势的本领,连利蓓加也十分佩服。但揭开老底,司丹恩的行径却不光彩:“早年出名的大胆,赌钱的本领是了不起的。他和福克斯先生曾经连赌两天两夜。国内最尊贵的大人物都输过钱给他。据说他的爵位也是牌桌上赢来的。”当这个赌棍在《名利场》中出现的时候,又成了整日整夜沉溺在宴会和情妇怀抱中的酒色之徒。为了博得利蓓加的欢心,他不但责令老婆、媳妇在岗脱大厦宴会上接待利蓓加,还私下安插她的丈夫罗登去担任考文脱莱岛的总督。表面上看,他气宇不凡,目空一切,骨子里虚弱得很。当罗登撞见了妻子同司丹恩的幽会,把司丹恩勋爵打了一顿,并送去决斗书,司丹恩勋爵却不敢决斗。活现出色厉内荏的丑相。最为可笑的是,司丹恩勋爵死后,社会舆论却大肆颂扬他的品德、才学、善举。“他死了,贫苦的人们失去了依靠,艺术失去了提倡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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