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史密斯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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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脸谱：第三只眼看中国试读：
中国人的国民性
林语堂中国人谁不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中国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中国人的德行
李景汉至于什么人才真能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或谁是最适当的中国的解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外国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人以为惟有本国人才真能了解本国人。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极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观察的时候，总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镜。但反过来看，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认识。即按普通常识来说，不是有“当局者迷”和“医不自医”等种种的说法吗？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难”和“旁观者清”等谚语吗？再说，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颇需勇气的，并且往往有种种顾忌，或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一个外国人观察我们的时候，他免不了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度量我们。但也就因为他有了一个不同的标准，才能把我们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将我们的现象和他们自己的现象作一个比较。向来国人对于外人的意见，抱着种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只喜欢外人说我们民族如何如何的优秀，而遇到指出我们的缺点时，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辩护；至于说得对与不对，往往不加深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现在是我们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执己见、闭目不看。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亚瑟·亨·史密斯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于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中国人的脸谱》一书中他那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也未尝不是受着他这种文体之赐。“良药苦口”，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最好是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得到他正面的益处。再者，一个民族的特性是要从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看出来，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亚瑟·亨·史密斯的书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亚瑟·亨·史密斯确是一个胸襟阔大、动机纯正的人；是一个悲天悯人、救世为怀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有热烈感情的人。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地评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不单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西洋人。西洋人是讲效率的，是注重时间的。是活动的，是具冒险性的，是尊重妇女的，对于衣食住是好清洁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别，亚瑟·亨·史密斯当然不知不觉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归纳的种种结论或有可非议之处，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许多例子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第一章 面子生存法则
“面子”之于中国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然而在中国，“面子”不仅仅指人的脸面，它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性名词，其含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表达的范围，或许比那些心领神会的词语的意义还要广泛。想要弄清“面子”的意义，就算只能部分的理解，我们也要事先考虑有关的一些事实：作为一个种族，中国人赋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戏剧本能。几乎可以说，戏剧是这一种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程度，同英国人对体育、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狂热不分上下。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触动，中国人都会沉迷其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戏剧中的人物。置身于戏剧的场景之中，中国人会像戏中人物一般行礼、下跪、躬身、叩头。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即便不会被认为是荒唐的举动，也会被看作是一种无趣的表现。而中国人正是借助这种戏剧术语来思考的。每当中国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启动的时候，即便只有两三位听众，他们也会像面对上百万民众一般，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仅要对你说、对他说，我还要对你们大家说。”假如麻烦得到了解决，他们就会像绅士般自称自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走下舞台”的；假如这些麻烦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就“下不了台”。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与现实毫无瓜葛。事实永远不会成为问题，而问题只是一种形式罢了。如果人们总能适时地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说出一段漂亮的话，那根本就是做戏。我们不会到帷幕的后面探个究竟，因为这样做只会破坏戏的美感。在纠结着各种复杂关系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去探究，因为这样才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抑或忘记这样做，时时中断表演，就是“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的含义，你就如同得到了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中国人的特性”之锁的钥匙。但我们必须注意一点：西方人通常不能完全理解面子的运作规则，以及这一规则所能获得的利益。他们总会忘记戏剧这一重要元素，而不断地纠缠于无足轻重的现实领域里。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如同南洋岛的“塔布”，存在着一种无法否定的势力。但面子更加神秘莫测、无章可循，只能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判断和变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一件事情上，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即便在解决村民吵架这样的小事上，“和事佬”也需要认真掂量面子的平衡问题，就像欧洲政客们思考力量均衡的问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这一点，但对于东方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调解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全双方的面子。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法律的仲裁。很多时候，诉讼都只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比赛。送给别人一份厚重的礼物，就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厚礼是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很少，或者说还没有出现过将礼物全部回绝也表示给对方面子的先例。要想保留面子，就必须这么做。如果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也是丢面子的事情，即使证据确凿，也要予以否认，只要能保全面子就好。例如一只网球不见了，恰好被一位苦力拾到。当苦力把球归还给网球的主人时，主人却表现得非常气愤。他带着大家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地上有一个球(实际上这个球是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理直气壮地说：“瞧，‘丢’的球就在这儿!”一名女佣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事后客人发现丢了东西，她又会装模作样地把铅笔刀从桌布下面拿出来，并声称是自己找到的。在这两个事例中，当事人都保住了面子。如果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一把银勺，当他知道为此要付出一笔不小的赔偿金时，就会马上辞职，并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说：“我的工钱就留着赔那把勺子吧，我才不要呢。”这样做他便觉得没有伤到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明知钱已经要不回来了，却还要到债务人那儿，严厉地斥责、威胁一番，以显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却保住了面子，从心理上得到暗示，以后不会再像这样要不回钱。一旦仆人得知自己因为失职或激怒了主人而将被解雇时，他们很可能会故意继续犯错，然后主动辞职，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对我们来说，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并不见得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我们总会听说在中国，作为一项恩赐，允许犯罪的官吏穿着官服接受死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第二章 勤俭持家
“节俭”就是会过日子的标准，特别是在处理家庭收入与支出的问题上。从我们所能理解的角度分析，中国人的节俭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限制需求、杜绝浪费、从少投入多产出的增值角度分配资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人都是节俭的高手。到中国旅行的人，常会注意到中国人在饮食方面的节俭，这也构成了他们对中国最初的印象。尽管中国家庭中的成员较多，但是他们却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来维持生存，例如稻谷、各类豆制品、小米、蔬菜和鱼类。这些食物再加上其它少量的东西，便构成了这一庞大家族的主食。只有在过节或是一些特殊的场合，他们才会吃一点儿肉。西方世界设法为赤贫的人群提供低价而富含营养的食物，在人们关注这件事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中国，两文钱所购买的食品能够满足成人一天所摄入的食物。即便在灾荒之年，一天少于一文半的花费，也能够使许多人维持生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高超的烹饪技艺。虽然在西方人看来，中式食物通常都过于简单粗劣，甚至令人倒胃口，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在对现有的食材进行加工、烹饪的技艺确实堪称是大师级的。在这一点上，格罗夫·柯克先生将中国人置于法国人之下、英国人(或许也包括美国人)之上的位置。但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为中国人论资排辈，但他们的烹饪技艺确实略胜一筹。综合以上的分析，即使是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中国人对于主食的选择无疑是最科学的。卓越的烹饪技艺，恰到好处的佐料配置，花样繁多的菜色品种，就算是对中式烹饪最不了解的人，也会对此有所耳闻。而另一个方面，尽管这并没有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但却极赋有现实意义：中国的饭菜在烹调时几乎都能物尽其用。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家里，上一餐剩下的饭菜都会在下一次进餐时出现在餐桌上，除了已经变质的部分。要证明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家庭里养的猫或狗的身体状况，便能得到答案。这些动物的生存现状可以说是令人堪忧的，因为它们只能依赖人们不吃的食物生存，其情况简直有些惨不忍睹。在那些发达的国家里，人们的浪费行为随处可见。例如美国这样一个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国家，人们一天所浪费掉的东西，足够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充裕的生活。我们希望这些被浪费掉的东西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利用，正如同许多中国人在“吃饱”之后，仍然能够将剩余的饭菜用于下一餐；茶杯中剩余的茶叶，仍会被重新倒入茶壶，煮过之后继续饮用。现实中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亟待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人非常注重食物的卫生情况，而中国人却并不讲究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腹中之物。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到处都能看到人们驱使马、骡、驴及牛干活的情景，一些地区还用上了骆驼。看到下面所描述的情况，一些读者无疑会感到他们节约得实在是有些过分：无论是被撞死、老死，还是病死的动物，都会被中国人吃掉。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人们也不会因为动物死于常见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弃食用它们的尸体。事实上，人们如果食用死于这种疾病的动物的肉便会生病。可是那些购买这种肉的人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照例买来吃下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因为这种病畜肉的价格十分便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吃这种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同死马、死骡、死驴的命运一样，都有可能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我们就曾亲历过几件村民煮吃死狗的事情。这些狗都是被人毒死的。有一次，一个外国医生知道了这件事，就跑去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但毒死的狗已经“下锅了”，这群无知的村民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即成的狗肉火锅。最终的结果也使其他人安心地等待下一次美味。说到中国人的节俭，还有一个与烧饭相关的事例。中国人在制锅的选材上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有效的节省燃料。他们使用的最基本的燃料就是一些捡拾来的枝叶、麦秆儿和庄稼的根茎，一点燃很快就烧没了。为了尽快把食物烧熟，中国人将烧饭的锅底做得薄薄的，煮饭炒菜时也会非常小心。搜集柴草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例证。任何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即便是不会做别的事情，像捡拾柴草这样的事总该是会的，并且这样的孩子常常会成为捡拾柴草的主力军，频繁地出没于秋冬季的原野上。在他们那尖牙利齿的竹耙之下，任何一根杂草都不会被放过。孩子们还被叫去到树林里用木棒打秋叶，就像打栗子般起劲，一些急性子的人甚至等不及秋叶落到地上，就开始在空中“捕捉”它们了。任何一位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怎样使手中的布料物尽其用。她们可不像西方的女性那样，在衣服的纹样和做工上煞费苦心，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力和省布料。即使是一块洋布的下脚料，中国的妇女也决不会放过，而是自己动手使其物尽其用。如此的节俭令那些讲究“家政”的女作家简直无法想象。即使是一块碎布条也能够在纳鞋底时派上用场。在伦敦或纽约地区的行善者们，一面将自己家中的旧衣服捐给穷人，一面又希望这些可怜的人能够自食其力，不要单纯地依赖别人的施舍，因为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虽然他们所使用的布料和我们的差别很大，但是如果中国人得到了这些东西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衣物的使用情况完全会令我们满意。中国人喜欢在纸上题字赠送朋友，他们会将这些题字粗略地缝在一块绸布底子上。注意：是用线缝上去的，而不是粘上去。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为朋友省钱。当人们需要更换题字时，这种昂贵的丝绸——作为衬布——可以继续使用。就连街上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们，也很懂得节省的艺术。在他们眼里，不管多么小的利益都要引以为意。比如，一个小商贩能够清楚地数计各种不同火柴的根数，并确切地说出一盒火柴所能获得的利润。用过的账簿，在中国人的手里又会被用来糊窗户或者糊灯笼。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必需的日用品，在他们那里却是能省则省了。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合理，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香便文博士所作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就有一个非常切实的事例：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二十三英里的路程，花了五个小时。之后这三个人又返回广州去吃专为他们留的早餐。吃早餐前，他们已经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程，其中一半的路程还抬着人；而走另一半路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节省五分钱!还有一个例子：两名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的路程之后又乘船返回。半路船搁浅了，从早上六点起，他们一直没有吃东西，也不愿花钱卖三文钱两大碗的米饭吃。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船才回到广州。此时，他们已经连续二十七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之前还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的路，抬着香便文博士到广州又走了十五英里，还要加上博士行李的分量!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节俭行为有时让人无法容忍。然而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过分的节俭中所呈现出的朴实。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北方，人们如同漫步在伊甸园中一般，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不穿衣服，而像平时一样劳动、生活。看上去好像很舒服，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衣物的磨损，节省布料。在中国，没有一辆独轮车不是嘎吱嘎吱作响的，其实只要滴上几滴油就可以消除这种声音，但没有人这样做。显然，对这些“神经麻木”的人来说，嘎吱的声音远比油要便宜得多。一位日本人要侨居国外，他在合同上唯一要特别注明的就是每天提供足够的热水，以便延续他每天洗澡的习惯。中国也有洗澡的地方，通常称为澡堂子。但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有的甚至都没听说过。 一个中国小孩玩得满身灰尘，他的母亲会用一把笤帚在孩子身上扫来扫去。有一位外国妇女见此情景，便好奇地问道：“你每天都会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感到非常的惊讶：“每天洗澡？打他生下来，还从没洗过呢!”在普通的中国百姓眼里，就算肥皂商的橱窗里贴了一张“比土更便宜”的广告，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心动的感觉。相比之下，中国人无一例外会认为外国人都是“浪费肥皂者”，这也是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称呼。中国人洗衣服也用肥皂，但用的时候也是省之又省，而他们“洗干净”的概念同我们所说的干净完全是两码事，几乎不能列入同一讨论范围之中，让人觉得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节俭而节俭。但也有很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干净整洁，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但他们同样能够做到整洁体面。或许就因为中国人的这种节俭的性格，在中国一般很难买到成品。随处都可以买到的是原始形态的半成品。人们喜欢将这种半成品买来，然后自己动手使其成为最终的产品。毕竟，自己做的总会比买现成的便宜得多——这是大部分中国人最普遍的想法。所以在中国找不到一样完整可用的成品。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有关中国人节省的事例，其实在中国随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事例。例如一般的房子，室内的光线不是很充足，即使点上一盏灯也用不了多少油钱。然而他们也有节省的办法，就是在两个房间之间的墙上凿一个洞，把灯放进墙洞里，这样一盏灯便可以照亮两个房间。在中国各类加工厂的厂房里，例如编织厂、陶器厂、金属加工厂、象牙雕刻厂等等，都能看到一灯两室用的情况。像这样的工作环境，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在证明中国人的节俭，而不是在显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本来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换上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方式，那么又会使他们原来所做的事情变了味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好像总是一个样子，不管是简单的加工，还是经过一番复杂的程序，这似乎就是他们的产品所特有的标志。他们能够在小院子里建起一个小型的炼铁炉；在一小时之内用泥砖砌起一个炉灶，不仅省钱省时，并且很好用，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时间使用。在完成重要的工程时，中国人往往缺乏事先做准备的习惯，然而没有比这一点更好地证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作为皇粮的谷物运送到北京。通过北河，从天津起运，到通州卸货。“谷物交换”市场的人吃惊地看到，这些需要机械来卸船、称重和搬运谷堆的工作环节，全部都是通过一批苦力来完成的。而他们的工具只是形同截锥、大小相当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些草席。草席垫在地上，将谷物倒上去，过称之后装袋运走，再把草席一收，先前热闹的谷物交易所又变成原来的泥地了!一个像样的美国烟草种植园，需要为烘干烟叶而搭建一个结构牢固的长棚，这也是种植园里最大的一笔开销。而中国人却从来不会为此花半个子儿。棚子直接用茅草搭建，用完之后这些茅草还可以作燃料。采摘烟叶的时候，他们会连同结实的叶柄一起摘，然后用草绳把叶柄扎起来，挂在一根根草绳上，就像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似的。晚间再连同绳子一起收回来。无论是从最终的效果还是从节省成本的方面考虑，这都是最佳的方式。任何一个留心观察的居住者，都能随便找出这样的例子，以反映中国的社会现状。再没有比下面更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的了：一位中国的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要到远方去。一问才知道，原来她是要到一位离祖坟最近的亲戚家去。为的是死的时候，能够省点儿抬棺材的路费!第三章 劳动是生活的主题
出于本性的勤劳，无论做何种工作，都全力以赴——这是对“勤劳”的一种解释。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勤劳的价值，认为勤劳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大为称颂。从总体上看，一个民族勤劳与否，可以从一个立体的纬度分析，即长度、广度和深度。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指的就是劳动的时间；广度指的是劳动的人数；深度指的是“出于本性的勤劳”和“全力以赴”所花费的精力。从这三个角度分析，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一个偶尔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与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相比，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显然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劳表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感觉，就如同约翰·卫斯理的名言所表述的那样：“永不停息地全情投入。”在中国，很难看到懒汉的身影，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闲适的富人。虽然这部分人只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一小部分，但这些富人的生活并非像外国人看到的那般平庸，他们也在时刻关注自己的事业。中国人总把平民分成知识分子、工人、商人、农民四大类。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教学方式存在很多弊病，但同时却又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项特质很感兴趣——勤奋出回报。为有钱人买官所开的后门比比皆是；各个省份的官府也总在抱怨候补的人数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但这一切却丝毫影响不了科举考生们的积极性。无论是高级别的还是低级别的考试，可以说是场场爆满，这些人仅仅是为了争夺一个职位。只要想象一下每次考试中考生们所花费的精力与投入的热情，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勤奋刮目相看。《三字经》中提到了很多勤奋治学的人物，比如在晚间借助萤火虫所发出的微弱光亮读书的车胤；将书固定在牛角上，一面耕田一面看书的李密。这样的故事激励着中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很多人的勤奋程度几乎和这些传奇人物不相上下。而当他们一旦获得成就，哪怕是最低级别的晋级，一部人便会放弃勤奋的作风。中国人通常不会将这样的人称为学者，只有那些勇于在布满荆棘的小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行而获得最终成就的人，才被人们尊称为学者。不仅在中国，恐怕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祖孙三代参加同一场考试，经过多年百折不挠的努力，最终如愿以偿。1889年春季，京城的《京报》上刊登了几篇讨论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的奏折。福州一位官员称，当地的秋试中有九名年过八旬的老年考生，其中有两名老年考生已经超过了九十岁高龄。当然他们最终全部通过了统考，其文章结构严谨，书法逑劲有力。还有一些老年考生，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无论这次成功与否，都会获得政府授予的名誉学衔。河南地区的官员也作了相关的报告。报告中称，当地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考生，其中一位年过九十。他们也全部“通过了为期九天的严峻考验，文意准确，词章优美，毫无暮年之气”。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安徽省呈报的情况，那里八十多岁的考生有三十五名，九十多岁的考生有十八名之多!别的国家会出现这样嗜考的现象吗？如果说中国考生的生活是一种勤奋的典范，那么中国农民的勤奋状况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如同一个全方位的管家，手头上永远都有做不完的活。北方地区的农民，除了在冬季能够休息一段时间外，一年到头总有做不完的活。虽然各国的农民大体上都这样忙碌，但中国农民的勤劳程度是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比不上的。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尚且如此，那些无地的雇农更是忙得不分昼夜。即便这样，他们也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生活永远是艰难的。农民要精心照看田间的每一棵白菜，消灭每一片菜叶上的害虫；而雇农们则要找寻更为琐碎的事情做，想尽办法弄到吃食，以养活家人。有事需要出远门的人，即使是在通马车的地方，人们通常也会在半夜起来赶路。在他们的意识中，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不管你起得多早，你总会在路上遇到手持粪叉、肩背篓筐的矮个子农民，一路搜寻粪便的踪影。如果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做，拾粪就将成为他们继续进行的工作。为了生活，中国人经常要做两份工作。每当河面结冰而无法通船的时候，天津等地的船工就会拉冰撬，这样他们就可以以最小的资本、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一些运货费。同样的，很多地方的农民也在农闲时期编织草帽、手搓草绳，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换钱。如果你到过中国的农村地区，就会看到妇女们坐在巷口一边闲聊，一边纳鞋底或者纺线。总之，她们不会真正闲下来。最能持之以恒的工作的阶层要算是商人和他们的店员了。尽管在西方国家，店员的工作也不是什么闲差，但总比中国的店员轻松许多。这里店员的工作似乎永远无休无止。他们很少能够享受节假日，每日工作繁重，只有在他们忙到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才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中国的店铺很早就开门了，但是要在很晚的时候才结束营业。由于中国人采用了非常繁琐的记账方式，账房先生为了记录每天的销售和收支状况，经常工作到很晚，因此他总是最晚一个结束当天工作的人。当然也会有空闲的时候，店员们会从收到的钱币中挑出稀有的币种，拿去卖钱。实际上，令人感到最不可思义的是，在中国，工作最劳累的阶层却是官僚阶层。每个人都向往这一阶层，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趋之若鹜。然而，中国任何一级官员都要独自处理数量庞大的文件，并对事件的结果负全责。如果那些为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着的工友们能有幸看到下面的这张工作表，不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这份工作日程表是属于中国一位声名显赫的大臣的。京城一位外国使团的翻译作了如下的讲述：“有一次，我同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交谈，他始终抱怨事务的繁忙和身体的过度劳累。他告诉我，每天凌晨两点，他就要离开家来到皇宫值班，一直到六点钟；而六点到九点这段时间，他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务；九点到十一点是他在兵部当班的时间；作为刑部的官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他又要到刑部坐班；同时，他又在总理衙门里任职，所以要在衙门里度过下午的两点到六点这段时间。这些就是他白天的工作行程。此外，各种特别会议也总要求他去参加，这已是工作之外的安排了。因此他总要到晚间七八点钟才能回家。”了解了以上的情况，此后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结束了这段谈话的六个月之后，这位官员便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去世了。这种工作状态同样夺取了许多其他中国官员的生命，显然，他们都是对政府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指出长度与广度的定义，即是指参加劳动的时间与人数。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看到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成就。刚过午夜，天色微亮之时，中国人便开始了新的一天。当中国的皇帝开始上早朝的时候，欧洲的宫廷尚处于睡眠状态。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是做不到的事情。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习以为常的事。天子的作为或多或少地为他的子民做出了榜样。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还有北方地区的纺织工人和磨房工人们，据说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才能休息，第二天又会很早起床继续工作。当天还没亮的时候，赶路的旅行者就会发现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农民已经赶到了集市上卖菜。当西方人开始用早餐时，中国的早市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夏季，如果你清早五点半到上海的街道上散步，你会感到，没有比眼前的景象更能反映出东西方的差异了。黄浦江畔，当在高楼里做生意的西方人还没什么动静的时候，中国人的店铺已经热闹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个小时之后，街道上才会出现西方人上班的身影，而此刻，中国人已经完成半日的活计了。“热爱劳动”，或许是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所作出的最正确的评价。他指出，中国人的这一特征充分地显示了其政府的工作能力，即让他的子民们能够安于现状。这种优秀的劳动特质值得人们去研究与发扬，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中国人劳动深度的问题，在此提几点看法。和其他亚洲人工作的情况一样，如果将我们的工作模式强加于这个充满特色的民族身上，那只能得到失败的教训。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缺乏一项西方人万分推崇的品性——热情。不需要《圣经》的教诲，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懂得这一点对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成熟的宗教与哲理性的思考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却无法改变他们千百年来行进的步调；他们从长期积累的经验中获得恩惠，如同荷马所描绘的诸神一般，总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当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产生了无法避免的残酷竞争时，到底哪一方会胜出呢？如果所罗门那句勤劳致富的至理名言没有受到质疑的话，中国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繁盛发达的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克服自身的那些缺点，实现国家的兴旺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诚意”应该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上，如此一来，中国人将会因为他们的勤劳，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第四章 万事礼为先
中国人的礼貌问题，或者说是东方人的人际交往问题，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进行研究：一个是赞扬，一个是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暗示自己具有许多美德，然而内心的刚强比外表的柔弱更为突出一些。因而，我们一来到东方国家便很快注意到，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所掌握的人际交往的艺术令西方人自叹不如，这也是缺乏此种能力的人对拥有这一天赋的人产生的自然心理。即使是那些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艺术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在没有亲身的经历作为证据之前，人们是无法想象的。中国的传世经典一直保留着三百条的礼仪规范，与三千条的行为准则。一个受如此多的教条束缚着的民族，能够繁衍生存似乎变成了一种奢望。然而，中国人对待各种礼数的态度与对待教育的态度如出一辙。经过长期的教化，他们已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的本能行为之中。这一民族的天才，将各种繁文缛节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西方，这些礼节只是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会被人注意到。但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些繁琐的礼数而失去光彩，这些礼数总会适时地被用到合适的场合，如同过节时会穿上节日盛装一样自然。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本能，对各种礼节的应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如果有人在一定的场合下失去了这种判断的能力，那么他就会如同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无法回答出九乘以九等于多少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西方人下意识的肯定这种观点：礼节是内心美好感受的表达。个人的幸福体验应该成为全体的幸福体验。中国式的礼貌之所以难以被西方人所接受，问题就出在这儿。中国人的礼貌并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像人们掌握一门技术一样，虽然其不可或缺，但它并不一定是内心活动的一种表现，中国人的礼貌既是如此，其反映的只是复杂心境的某个细小的部分。在西方人看来，存在于中国的各种尊称的应用形式中，就算不会使人发疯，也足以令人头痛不已。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总在提醒人们注意身份的尊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并将这些礼仪看作是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必备手段。来去有先后，先后有其序，有了秩序，万物才能并行不悖。这就像下一盘棋，一个说：“在下贱卒走两步。”对方也要回答：“鄙人贱兵也走两步。”一个说：“承让。在下贱士要吃掉尊兄的贵卒，走到象位。”两个人说一句走一步，直到分出胜负。虽然棋局的输赢并不会因为这些客套话受到任何影响，但如果其中一个人光走不说，就会被认为是不懂礼数，被人笑话。任何一个不知道按规矩做出答复的人，都会被人取笑。按照中国人的想法，环环相扣的礼节就是棋局本身，不懂得回应就是无知的表现。中国人所恪守的各种礼节，也会因为城乡的生活差异发生一些变化。礼仪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农村，尽管也要遵守各种礼仪，但与城市相比，已经简化了许多。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掌握了一套适时应用的礼仪。但即便是最不懂得礼貌的中国人，也比最有教养的西方人更显得彬彬有礼。相比之下，我们的表现幼稚得如同初生的婴儿一般。一个外国人要想掌握中国人的礼仪，除了要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外，还要时时慎言慎行。有太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的礼节方面表现得笨手笨脚，甚至在明知就里的情况下，也还是顽固地“无知”下去。因而，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毫不掩饰(或者下意识)地鄙视这些“蛮夷”，认为他们没有“规矩”。礼节就像一张气垫，虽然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是它却能够用来减轻震动。然而，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大多数时候，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礼仪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到客人的感受。比如你到一户中国人家里做客，你并不想喝茶，但他坚持要生火泡茶。当他生火的时候，他并不会在意你是否被烟熏得流泪，或是被呛得像吞了一包苦味中药。在主人看来，他已经尽了“地主之谊”。至于客人感觉如何，那是客人的事。在农村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主人觉得有责任把你要住的房间打扫打扫(形式上的)，即便这时你已经住了进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着手进行。所有你恳请他不要打扫的言辞都将是无效的，就算飞扬的尘土使你双眼红肿，他也不会停下来。这或许就是《礼记》上所说的待客之道。这样的待客之道同样也常见于各种宴席之上。在这些让人心慌的场合(多半会在开席的时候)，热情好客的主人会为客人夹菜，将你面前所有的碟子装满，即使你根本就不喜欢吃主人夹的菜，也吃不完，但重要的却是他认为你会喜欢。如果你不吃这些菜，主人就会暗示你：如此热情地款待你，你都不接受，这就是你的失礼之处了。旁人也不会认为主人这样做有什么可指责之处。至于外国人是否懂得这种游戏的规则，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怪不得别人。按照这种逻辑，一位中国新娘去拜访一位外国女性，当她向主人行礼时，却是背部对着主人，朝相反的方向行礼。这让主人感到非常愤怒和疑惑。事后才知道，新娘行礼的方向正是皇帝坐朝的北方，而当时这位外国女性正站在南面的方向。新娘并不关心主人会站在哪儿，只要知道该朝皇帝的方向，并向着这个方向行礼就够了!赠送礼品也体现着中国礼仪的特征。就像前面所说的，给对方送礼就是给其面子。礼品的样式是有讲究的。如果是经常交往的人，中国人则会赠送一种用红纸包裹得很整齐的点心，也许受赠人不喜欢吃这种油腻的糕点，但是他必须要收下。即使受赠人当面表示(被逼无奈)要将礼物转送给别人，对于送礼者来说，他绝对不能把礼物拿回去。在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各式各样的程序。受赠人可以表达自己对礼物的看法，例如询问礼物的价格。不管满意与否，受赠人都要在客人临走的时候说：“让您破费了!给您添麻烦了!”一位外国人受到邀请，参加一场中国人的婚礼。他发现婚宴上有很多糕点，当仆人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糕点时，旁人还在不停地称赞它们(似乎都喜欢吃热的东西)。作为贵宾，盘子首先递到了他的面前，但他表示并不需要。这位外国人的举动，似乎给这场婚宴蒙上了阴影，这盘热腾腾的糕点此后也没有传给其他人。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种婚俗，是向参加婚宴的客人收取礼金的委婉方式，因为中国人都比较含蓄，所以通过送糕点的形式来收取。在场的客人都懂得这个规矩，当然，这位不知内情的贵宾除外，他的拒绝让在场的其他客人不便拿出礼金。此后，他有幸参加了这户人家的另一场婚宴。有趣的是，主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用比西方人还直白的方式对他说：“礼钱就放在这里吧!”虽然中国的礼仪表现出很多形式上的繁琐和不切实际的做法，但中国人的交际艺术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保持西方人的坦诚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克服一些鲁莽，如果能够在西方人独立刚强的性格的基础上，融合东方人的彬彬有礼，那是再完美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很多的西方人并不这样看。我的一位在巴黎生活多年的朋友回到了伦敦，很自然地，他的举止反映出法国人的一些习惯。在伦敦，他向遇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对此，他的一位友人讥讽道：“嘿，老家伙，这可没有法国耍猴的节目!”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融合东西方的优点，并在布满陷阱的社会上熟练地运用中庸之道，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第五章 淡薄的时间观念
如今发达国家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时间比金子还贵。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快得厉害，同样的工作量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及运用，使人类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体质和习性方面早就为人类的这次进步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曾做过多少荒唐愚蠢的事——吃喝和打架，而且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发现，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民族竟然被自己旺盛的精力所驱使，一件一件地做起事情来。在问候语方面，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人在碰到熟人的时候，说：“吃饭了吗？”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一句话却是：“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通常情况下，前者是吃，而后者是做。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意识到时间比金子还贵了，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即不放过最后一秒钟。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中国人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出奇地空闲。他们将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而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例如中国人所指的“午时”就是指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钟的整段时间。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问：“现在是什么时辰？” “月亮的中午是什么时候？”确切地说，他们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对于时间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日出时分”和“日落时分”在中国语言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因为其中与经纬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午夜”的理解同对“正午”的理解是一样的，十分含糊。古时的中国人在夜晚，通常都是由“打更人”来确定时间的。但是以“更”来计算时间并不精确。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打响。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可以说是长短不一的。对于我们常用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作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手表，但是这样的人却不懂得用手表来安排日常的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就把它擦洗一下，使它保持正常工作。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通过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常常有“日上一杆、两杆、三杆”的说法。青天白日倒好，如果没有太阳，就去观察猫眼睛的张缩。这个确定时间的方法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流逝关注的程度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界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大洪水之前的人；另一种是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远去，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着常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但是后者发现，人类的生命不能持续几百年，因而学会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按这种分法，中国人就属于“大洪水之前的人”。举个例子来说，例如茶馆为了招揽客人，并挽留顾客，常常会聘请技艺高超的说书艺人。在场的听众可以四处走动，或者干着自己的事情，完全不领会说书人。而这位说书人只顾说着自己那没完没了的书。唱戏也一样，有时同一场戏要一连演上好几次，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对于中国人的杂耍技艺来说，如果演得好，那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冗长而无聊的开场白。于是，还没等表演开始，外国观众就感到十分后悔了。中国的宴席是最可怕的。他们制作的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凡是见过中国宴席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惊恐与绝望，然而中国人却感到这种享受太短暂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句格言中充满了悲伤与无奈，听到这句话的外国人不忍拒绝这样的宴会，但是这种场合的折磨又是无法忍受的。中国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人”的生活方式行事。上学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整天都要呆在学校里，从日出到日落，中间只有一两次自由活动的机会。例如可以吃点东西。教书先生也是这样。一场科举考试竟要持续几天几夜，而且每一级都很难考。但是大多数应试者在经历了这种不具合理性的考试后，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中的荒谬和弊端。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出来的人，不禁使人联想到他们在求学路上是多么的艰辛。中国的语言，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大洪水之前”的特点，这一点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的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他们不主动地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阅读或写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中国人对时间的漠视，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劳动相比，中国人劳动的内涵具有与之不同的一面。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们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外国人，现在有哪几位还愿意和他们再合作一次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的工作情况：那些工人是晚来早走，有时还要停下来喝喝茶。工作时，他们要走上很远的一段路，仅仅就是去搬运一布袋石灰浆。如果他们能够用独轮车推这些石灰袋的话，那么一个人所干的活就等于三个人所干的活。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遇到下雨天，他们就会停工。结果经常是这样的：虽然工人们很卖力的工作，但是工程的进度却很慢，并且很难计算这些工人每天都做了多少“工”。听说有一个外国人，因为不满于他所请的木匠的钉板条速度，于是就利用木匠吃饭的时间自己干，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竟干了四个木匠在半天里干的活。维修劳动工具，对于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一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客气了。工具经常会神秘地坏掉，但是却没人会承认曾经动过它们。“我没有去过那里”，是一句再恰当不过的托辞了。把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买一些绳子把它们扎起来，脚手架就搭好了。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使用的东西，现在都不能用了。外国人在这时就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他们一个个就像格利佛一样，被一根根的线所操纵着，这么多根线都在控制着他们，他们实在是招架不住了。记忆中，一位广东的承包商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非常不幸地成为了鸦片的牺牲者，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诺言和金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后，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只好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很早以前就把玻璃的尺寸告诉你了，但是光是窗户你就量了三次。而你却还是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现在已经全都没有用了。门也关不严，连一点胶水都没有用，地板也参差不齐，而且这些木料上面全是节疤，所以也无法正常使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非常和气地说：“不能这么说，这样就太有失绅士风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缺乏耐心，做事风风火火。这一点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曾有人明智地指出：中国人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一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令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两座仅仅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外国信件流通了，因为它们都压在电报总局里。而具体原因就是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最令外国人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也常常漠视时间。而在西方，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绝对不能超时。然而，在中国却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主动安排客人休息，那么客人即使再累也要一直讲下去。当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和你讲个没完，而且毫无主动告辞的意思。记得有一位优秀的牧师说过一句名言：“我想见的人必定也是想见我的人”。如果这位牧师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那么他一定会彻底地修改这句话，然后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上帝保佑你，请走好!”这种直言相告的方式，可以使一个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备受震撼。当他看到这几个字时，一定说不出话。紧接着就是使欧洲人的耐心完全丧失，从而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都能够像不久前去世的马根济医生那样对待中国客人，那么他们就一定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中国客人不断地到来，但是又“只来不回”。所以马根济医生经常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外国人能够像一位学中文的学生那样说话直截了当，那么他们也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英语短语，就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却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第六章 凡事不较真儿
第一次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千人一面，身上的衣服大多都是蓝色的，而且中国人的眼神有些呆板，好像总是“盯住一个地方”。中国男人的辫子也像一个豆荚。不需要太多的经历，即使是那些最不具备观察能力的旅行者，在评论中国人的特性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即使距离很近的两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在说话的口音上会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或是不清楚的地方，有时还会闹出笑话。而当这种差别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种新的方言就产生了。曾经有人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但是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是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被人提醒，各地的风俗是不同的，用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获得舒适生活的保障；但是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一件不为人们重视、司空见惯的事情。令西方人感到十分烦恼的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极其快乐的事情。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这些在中国人眼中是司空见惯、毫无异议的。当有人问一个卖肉饼的人：“你每天能做多少张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到底能做出几张饼，就留给发问者自己去研究计算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再如，有人问一个农民他的牛有多重，在他回答出一个数量后，似乎感觉这个重量太轻了，便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重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是多少，可是这个仆人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于是这个人又问了一次，这时仆人才承认，没有算上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这个仆人曾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是最重要的。士兵除了脑袋之外，身体的其它部分都要派上用场，因此他常常忽略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里有九十里地远”。但是在追问之下，他却说出了另一个较少的数字“四十五里”。原来他的那个“九十里”是来回的总路程。在中国，最明显的不统一，就是对铜钱的计算。而铜钱又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在其他国家，对于货币的计算都是十进位制的，因而它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不特意问一下的话，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我们不必走遍所有的省就足以发现，一串铜钱的数量也是五花八门的，既没有规则又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子的计量情况，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任何两个地方的“两”都不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国人会因此而感到极端困惑，多数人也会因此而损失一大笔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否则你也逃不掉它的破害。这种混沌的计量法也给那些诚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老实巴交的贫民百姓。混乱的货币制度中暗含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但在这里我们只谈事实。中国的其他度量标准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计量值。政府利用这种混乱的计量制度在谷物交收时横征暴敛，也许只有像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能够长期的忍受这种压榨，若换了其他民族，一定会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的一品脱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但是到了中国情况就变了，一“品脱”不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性。例如在盐市上，人们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仅仅拿到了十二两的盐。这种做法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对于那些买主来说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盐商也只会将它解释为买盐与卖盐之间的“老习惯”。在对土地的丈量方面也存在着这种欺骗的手法。一些地方一亩地的面积，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那么大。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只好准备两套丈量的工具，去测量不同地区的土地。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在还没来得及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的时候，就去判断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了，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同样，当人们统计粮食的亩产值时，也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事实——这块土地并非固定不变。那些表达距离远近的词语通常也是不一致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深有体会。在这个国家旅行时，如果我们按里来计算距离的远近，就有必要确定一里具体有多长!我们不否认这种估计距离长短的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是不精确、不一致的。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一个人走在这个国家的大路上时，里就很长。如果在大路上走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那么在乡村的小路上走一天就是一百里。因为中国人认为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看，这种计算方法的依据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是以行走的困难程度为计算依据的。这样一来，离山顶还有“九十里”，而实际上却还没爬到山的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是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直线丈量的不统一。也就是说，从A到B测量的距离不一定就完全等于从B到A的距离。欧几里德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在中国就是行不通的。在这里，人们将这句话插入了一个否定词。举个例子，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共一百八十三里，但是从南到北计算却是一百九十里，更为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计算，其结果都是这样。在知识的领域里还存在一种与此相类似的现象。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河上的航行更是如此，当你问船员还有多远到达对岸时，船员的回答是四十里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四十”实际上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但是船上的人竟然会说出一个令你哑口无言的说法：“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曾听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府的邮差在一次送信的时候，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跑到目的地，于是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听起来十分正常的辩解使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了一遍路程，结果发现邮差实际上跑了八十三里，从此这段路也就是八十三里了对于那些距离城市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人们却把它们统称为“三里村”。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的两旁盖有房子，那么这段路就变成了五里长，村里人还会坚定不移地说就是五里。由此，你无需怀疑或惊讶，因为种种标准都可以自己设定。做秤的人满街走，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