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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劼人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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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精品选试读：

出版前言

我国现代文学是指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是在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兴文学。其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组成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我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集中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构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此时的文学，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根本任务。

在创作实践上，我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了文学主人公，充分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以及表现下层人民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主题。也是通过这些内涵和元素，现代文学对推动历史进步起到了独特作用。

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今天的历史状况和时代主题与现代文学的成长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但文学表现人物、反映社会、推动进步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在此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现代文学的经验，吸取其有益的因素，开创我们新世纪的文学春天。我们编选《中国书籍文学馆·大师经典》丛书，精选柔石、胡适、叶紫、穆时英、王统照、缪崇群、陆蠡、靳以、李颉人、张资平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正是为了向今天的读者展示现代文学的成就，让当代文学在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中开拓创新，生机盎然。因为这些著名作家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永恒的魅力。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10月

李劼人简介

李劼人（1891～1962），原名李家祥，常用笔名劼人、老懒、懒心等。他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北黄陂。他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他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

李劼人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12年，他发表处女作《游园会》，至1918年，他发表短篇小说百余篇。“五四”时期，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1919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从1921年起，他主要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1923年，他写成中篇小说《同情》。

1924年，李劼人回国，先任《川报》主编，后任教于成都大学。1926年，他被聘为成都大学教授，后又被聘为文科主任兼预科主任，还兼任成都《民力日报》副刊编辑。同年，他发表短篇小说《编辑室的风波》。

1930年，李劼人对军阀、政客蹂躏大学教育和迫害进步师生感到强烈不满，他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回家开饭馆。1933年秋，他举家迁到重庆，出任机器修理厂厂长职务，由文学教育转向“实业救国”。1935年5月，他辞职回成都。7月，他写成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同年秋天，他出任纸厂董事长。《死水微澜》将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紧密结合，把时代特征及变化渗透到整个故事情节中，因而具有史诗性特点。小说的最大成功是借人物命运的变迁来展现时代政治、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变化，真实塑造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作品还结合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细腻地写出了人物活动环境的民情风俗、起居服饰、地方特产等，从而增强了历史真实性，具有浓郁巴蜀文化的地方色彩。有文学批评家将此作称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

1936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他在一菱角堰边修建了以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栖身之所，取名“菱窠”，他在此从事创作。1936年初，他写成长篇小说《暴风雨前》。1937年，他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大波》。《暴风雨前》深入地解释了近现代中国面临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动，描绘了四川保路运动产生的根源。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对社会生活和地方风俗的描绘也相当广泛细腻。《大波》可以称为四川辛亥革命的一部宏大史诗和百科全书，具有恢弘的气势。

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都以成都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巨变，具有史诗性的意义。“三部曲”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连贯，规模巨大，结构恢弘，被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先生称颂为“小说的近代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劼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月，他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先后担任文协的理事、常务理事、总理事及《笔阵》主编等职。1941年，他出任嘉乐纸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又把全部精力投入纸厂，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1943年，他辞去纸厂职务回成都，重新从事翻译和创作。

1946年，李劼人出版短篇小说集《好人家》。1947年，他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畸形经济和畸形人性的长篇小说《天魔舞》开始连载。

1950年，成都解放后，李劼人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川西区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副市长、中国文联委员、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四川省分会副主席等职。

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深受19世纪法国文学影响，对中国历史小说传统形式具有根本性突破，他以崭新结构和独特叙述方式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他将中国历史小说偏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和显赫历史人物的描绘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寓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动于广阔社会风俗史画面的勾勒。他以更完整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俗叙事，在左翼社会分析小说之外开创了寓社会政治史与文化风俗史于一体的新的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

李劼人小说自觉借鉴了19世纪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经典现实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注重细节刻画及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整体性，追求客观、冷静地再现现实。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深受法国作家福楼拜、左拉等人影响。总之，他既有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手法的深入把握和运用，又有对中西社会政治和文化内在差异的准确体悟和描绘。因此，郭沫若先生曾说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著名学者曹聚仁也说：“从写作技巧上说，李氏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

李劼人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他创造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好几个“第一”：第一个以史诗般的艺术气魄描写波澜壮阔辛亥革命的作家，填补了近代以来文学史上的这一空白；他第一次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内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革命，形式上打破了结构上的章回体例，内容上将我国长篇小说发展的两大类型历史传奇与世情小说融会在一起，创造了中国文学新的历史小说模式，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崭新的历史小说形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劼人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作品蕴藏着极高的美学成就，是我们发展当代文学的光辉典范。他的大量

散文

余慨

我之认识孙鸥，自然是他在成都大学文预科读书，我去教书的时候；然而我之晓得“以泊”这个别号，却在民国十五年春，创始主编《新川报》副刊的时候。

成都报纸之有副刊，可以说是创始于《新川报》。那时投稿的豪杰，并不像现在这样风起云涌，十几期以前，几乎是由主编者在唱独脚戏，只要有投稿的莫不视之为哥仑布、麦哲伦，而投稿者，确乎也带有几分冒险性来尝试。

在这般冒险家中，就有一个别号“以泊”的，作品虽然不甚成熟，但是颇有新趣，并且从笔误之多上，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胆大心粗的浪漫青年，也知道是成都大学的学生，却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

终于有一天，就是“以泊”因得罪于女性同学，将要引起风潮的前两日，偕同李翰荪来问计于我，然后我才知道他叫孙鸥。

嗣后，我们常在学校中会见，他受了一次打击，很是颓丧。我却乘势劝他少做东西，多读书，多休养，并鼓励他把世俗的无聊毁誉看轻些，凡事只反求之于自己就是了。然而他对于我前半段的话，倒首肯了，而于我后半段的话，却始终，没做到。

我去年暑期出游之前，还见着他一次，仍然是那样的固执。及至年初回来，方听说孙鸥死了。

孙鸥死了！——病死了！倒好！近几年来，正是中国青年倒霉的时候。青年本来就爱走直线，何况又当革命之时，大家都勇于走直线，业已造成了风习。（见雨果VictorHugo所著Quater-vingt treize）。授此都在直线上，自然是要流血的。

孙鸥病死了，恭喜他入世尚浅，到底还抱着天真以没！自己没有坏，也还未多多受着抵抗坏的苦痛。

我今日还能编审他的遗稿，他的同学，还能来请我做这件事。我看稿子时，仍然有几分主编《新川报》副刊看“以泊”投稿时的心情，这总算我与孙鸥在师弟交情上的一件幸事！我拿现在情形看来，不能不这样想：要是孙鸥不死，他的思想激进了，我呢，还是五年来的我，难免不与某某等一样，与我相去愈远，遂捏造事实来攻击我，虽然我们并无什么利害的冲突。

现在的青年，其危机尚不在走直线，端在学会了他们所不满意的中年人、老年人最不好的坏毛病——含沙射影。假令孙鸥因走直线而死，到底还是进化程途中一员战死之鬼，较之走入鬼鬼祟祟的死路上，自以为得计，其实早把自己人格卖与了撒旦的人们，已不知光明到何等，何况他还克葆天真以没呢！所以我编究他这小册子时，很是酸辛，也为的孙鸥，也为的现在许多的青年！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日志于成都（原载诗集《以泊》,1930年版）

悼念诗人吴芳吉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追悼的人，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也不是退居林泉的遗老，而是穷愁孤愤，抑郁牢骚的一位诗人。觉得我们今天到会的人们，都具了一副惨淡的面孔，热烈的衷肠，在这云淡风凄之中，来追悼这诗人，自然比别的追悼不同，而且很有意义的。至于，我们之必要追悼这位诗人的动机，就是因为他虽是一个诗人，但却不是通常那吟风弄月，抛撒点闲恨闲愁的诗匠，而是具有杜甫悲天悯人的思想，白香山平易近人的社会观念，逐处要想救国救民，逐处要想在民众悠悠的冤枉路上开一条直径，要想在森严黑暗中放一道明光，要想解除人民的烦恼，要想促进人类的幸福。这些惨淡经营的苦心，都一一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不用说，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不幸我们社会的警钟，民众的喉舌，一但赍志殁了，那末，今后一切的痛苦生活，黑暗状态，辽阳的烟火，海上的风云，还有哪个来替我们悲愤的描写，代鸣不平，或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追悼，形式上虽是一部分人的感情冲动，然而，实际上不啻是整个的四川和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父老昆季诸姑姐妹们应有的悲哀。这样说来，我们追悼吴先生，意义更为浓厚，悲痛更为深沉了！

诗人之孙

民国纪元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就在那时发行。不知在第几期上，看见了十首游戏诗，题名叫做《都门窑乐府》，不经意的一读，立刻就感觉到一种浓郁的趣味，于是读了又读，一直读到背得。

诗是那样的有味，当然要晓得作诗的是如何的人。但是题目之下，只简简单单印了三个字：王泽山。而于王泽山的身世来历，却无一点介绍。

事情不知过了好久，也实实记不起是什么人告诉我，使我忽然知道做《窑乐府》的王泽山，原是四川的诗人，并且是名士，死了多年了。又忽然知道同学中有一个怪人王光祈正是这位诗人和名士的孙子。

绝不是王光祈亲口告诉我的，他这个怪人，在那时节，除了读书作诗谈女人，是不说别事的，何况是自己的正经身世！何况是值得夸耀的祖德！但我终于从旁人口中，知道得很明白：诗人毕竟不离诗人的本色，除了吟哦推敲，规矩是不治生产，名士自然更有其潇洒出尘，用钱如水的派头的，以此，到诗人死在北京时，家产是说不上，而遗世的只有诗集一部，儿子一名。

诗人之子王茂生，自然也免不了诗人气习，要是多活一些时，也必有一部诗集的。不幸死得太早，早到不及见他儿子——王光祈——的面。光祈是遗腹子，到底出世在他父亲死后两月？或三月？告诉我的人没说清楚，我那时也没排给他作行述，当然恍惚了。而记得清楚的，就只在他出世后，他的家产至多不过三四百两银子，而恒定的收入，仅仅温江县城外一个锅厂，每年可收二十几千文钱的租。寡母孤儿便靠了这菲薄的收入，以及叔伯一点帮助，以及老太太一双手爪，居然过活了下来。

王光祈的学历，据说是如此的：自幼是他母亲亲自教读，一直到九岁，才进本地的私塾。在这时节，他的生活是很苦的，大凡后来那种“打得粗”、“吃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齿连血吞”、“咬紧牙巴不求人”的精神，就在这时节养成的。

他十二岁时，诗人有一个受业弟子赵尔巽，不知如何想起，忽由北方寄了一封很恳切的信给他老太太，主张他须得到成都来进学堂。所以他十三岁，才由四十里外的故乡，偕同一个乡人何学章来成都来，进了胡雨岚办的第一小学堂。赵尔巽恰于是时调任四川总督，因为感报师恩，便命他每一周作文一篇交去，亲自给他改削，同时并给他报捐了一个同知前程。

第二年，是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王光祈考进了当时比较有名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的丙班，也与何学章一道。赵尔巽更于是时，于四十八家当商的罚款中，指拔银子一千两，交与东南门两个主脑当商存息，每年由王光祈使用息银四十余两。这一来，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他老太太方有了力量，给他讨了一位比他小一岁的妻子，而望他赶快生个孙儿。但是，王光祈的长子是宣统三年生的，数月中就殇了，辛亥年才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一岁半不到，也因出痘夭殇了。于是诗人之泽，便自此而斩。

我们的怪人可爱处就在此，在辛亥事变以前，我们何曾晓得他与四川总督有什么关系！而他本人又何曾稍为改过他那土样儿！发辫老是拇指粗一条，靴子、鞋子要穿顶大的，长衫、短褂照规矩是褦褦襶襶的，与同学们向是那样冷冷落落，在自习室里读他喜欢读的书，读得摇头播脑，不读时，便撑起高眉骨，鼓起圆眼睛，看着空际，那是怪人在作诗了。

我是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秋季考入分设中学堂的丁班，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同几个丁班同学被提升到丙班。只管同怪人在一个自习室里，就因为讨厌他那冷僻的样子，一直不大同他说话。宣统三年的春季吧？记不起因何原故，忽然发现他会做诗。以如此一个冷僻的人，居然能做诗，这真令我诧异极了！但是也因此，我们才算有了交情，有了吃茶喝酒的交情，而后也才从上天下地，往古来今，谈到女人。他已经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又快要当父亲的人了，只管小我一岁，谈到女人，却不能不让他逞强，这是他最得意的事。

诗人毕生潦倒，是有例可循的诗人之孙，却无例可说是应该受穷。只管无例，而我们的怪人终于因了辛亥兵变，当商遭劫，而立刻赤贫了。

所谓怪人就在于此，有钱吃饭读书时，是那样的土样，那样的冷僻，依然只剩下一个锅厂时，反倒肃然了，同我争看《西清散记》，或是围着火盆打诗钟。

只有一个时候顶无聊了。这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我们把五年的旧制中学住毕，眼睁睁看着别的同学，出省读书的，到高等学堂读书的，到社会上找着了事的，而怪人虽在一个无聊的报社里编稿子，但是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会都没有了。不久，报馆关门，他就挟起一个小包裹一迳跑回了温江。

他是民国三年春末，同曾琦一道由泸县启程出川的。那时，他的母亲，他的次子，俱先后死了。我也正找有个职业在泸县，并正在学填词。记得曾托他顺带几张小照去上海送魏嗣銮（时珍）、胡助（少襄），周无（太玄）。他说：“何不写几个字呢？”我一时骚性大发，便各填了一阕《丑奴儿》词，写在小照背后。事隔二十二年，《丑奴儿》词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走后，我填了十几阕《浣溪沙》，有半阕是忆他们的，词曰：

一水惹情牵远浦，

万山将意渡平芜，

计行人已过巴渝。

王光祈毕竟是诗人之孙，他的旧诗，在朋侪中实是最有工力的。他由北京写寄给我们几首过三峡律诗，做得真不错，可惜早已失去了！而他自到北京不久，也就大变，诗人之孙的气氛就磨灭了。虽然如此，他的命运，终不外乎是诗人的命运，你们说啦！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成都病榻前回忆的一段（原载1936年4月《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附 王光祈遗著《夔州杂诗》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蜀道仍荆棘，秦军自鼓鼙；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白帝城边树，春来处处深；征吴存大义，入蜀系天心；髀肉今难抚，夔巫日又沈；遍怜东逝水，终古尚阴阴。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中原还逐鹿，竖子竞成名！千载忧难已，深霄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不知云外路，已作峡中人；水落鼋鼉怒，风微日月真；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独有青城客，劳劳滞此身。两岩如壁立，一线漏青天，乔木临风倒，苍藤带雨悬；乾坤浮不老，云雾暗相连；只合同僧住，时携买酒钱。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四面奇峰乱，千年怪石尊；江湖如有托，舟楫漫招魂；无限浮生事，凄凉未忍论。

追念刘士志先生

于今将近四十年了，然而每每和几位中学老同学相聚处时，还不免要追念到当时的监督——即今日之所谓校长——刘士志先生。

至今我记忆犹新的，还是和刘先生初次见面的那一幕。时为光绪三十四年，我刚由华阳中学戊班，为了一个同班学生受欺辱，不惜大骂了丁班一个姓盛的学生一顿，而受了监督陆绎之，教务冯剑平不公道的降学处分——即是将我由华阳中学降到华阳小学去——我愤然自行退学出来，到暑假中去投考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丁班时，因了报名的太多，试场容不下，刘先生乃不能不在考试之前，作为一度甄别的面试，分批接见的那一幕，刘先生是时不过三十多岁，个儿很矮小，看上去绝不会比我高大。身上一件黄葛布长衫，袖口不算太小，衣领也不太高，以当时的款式而论，不算老，也不算新。脑瓜子是圆的，脸蛋子也近乎圆，只下颏微尖。薄薄的嘴唇上，有十几二十茎看不十分清楚的虾米胡，眉骨突起，眉毛也并不浓密。脑顶上的头发，已渐渐在脱落。光看穿着和样子，那就不如华阳中学的监督与教务远矣！他们不但衣履华贵，而且气派也十足。刘先生，只能算一位刚刚进城的乡学究罢了！不过在第二瞥上，你就懂得刘先生之所以异乎凡众的地方，端在他那一双清明、正直、以及严而不厉、威而不猛的眼光上。

其时，刘先生坐在一张铺有白布的长桌的横头，被接见的学生，一批一批的分坐两边。各人面前一张自己填写好的履历单子。刘先生依次取过履历单，先将他那逼人的眼光，把你注视一阵，然后或多或少问你几句话，要你投考哩，履历单子便收下，不哩，便退还你。有好些因为年龄大了点，被甄别掉了。有一位，好像是来见官府的乡绅，漂亮的春罗长衫，漂亮的铁线纱马褂不计外，捏在手上的，还有一副刚卸下的墨晶眼镜，还有一柄时兴的朝扇，松三把搭丝绦的发辫，不但梳得溜光，而且脑顶上还蓄有寸半长一道笔直的流海。刘先生甚至连履历单子都不取阅，便和霭的向他笑说：“老哥尽可去投考绅班法政学堂。”

这乡绅倒认真地说：“那面，我没有熟人。”“我兄弟可以当介绍人的。”

就这样，在初试时，还是占了四个讲堂。到复试结果，丁班正取四十名，备取六名，就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要数我了，是十七岁。其次如魏崇元（乾初）虽与我同岁，但月份较小。在榜上考取第一名，入学即提升到丙班，第二学期又升到乙班的李言蹊，或许比我大点。而顶年轻的如魏嗣銮（时珍）、谢盛钦、刘茂华、白敦庸、黄炳奎（幼甫，此人有数学天才，可惜早死。绰号叫老弟。）、杨荫堃（樾林）等，则为十三岁。周焯（朗轩，民国元年后改名无，改字太玄而以字行）虽然块头大些，其实也只十三岁。如以籍贯而言，倒是近水楼台的华阳县籍，只有两个人，我之外，第二个为胡嘉铨（选之）；成都县籍仅一个人雍克元。

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季开办的，第一任监督为徐子休（后来通称徐休老，又称霁园先生），招考的甲乙两班学生，大抵以成都、华阳两县籍居多，而大抵又以当时一般名士绅以及游宦世族的子弟为不少，个个聪明华贵，风致翩翩。丙班学生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季招考的，刘先生已经当了监督，如以下班学生为例，可以知道丙班学生也大抵外州县人居多，也大抵山野气要重些。刘先生对于甲、乙班学生的看法，起初的确不免怀有一种偏见——虽然他的儿子也在乙班肄业，总认为城市子弟难免近乎浮嚣，近乎油滑，所以每每训诫丙、丁班学生，一开头必曰：“诸君来自田间……”

刘先生对待学生的态度，在高等学堂那方面，大概也无二致，就我们这方面言，的确是光明、公正、热忱、谨严。学生有一善可纪，一长足称，总是随时挂在口上。大概顶喜欢的还是踏实而拙于言词的学生。至今我们犹然记得刘先生常常嗟叹说：“丙班之萧云，丁班之胡助（少襄，是时也才十三岁）吾深佩服！……”（胡助后来在陆绎之代理监督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因要拿几个学生来示威，遂没缘没故的同别的五个学生，一齐被悬牌斥退，大家都知道胡助是着了冤枉的好人，陆绎之之所以未能蝉联下去，大概于这件错误的处分上，也略有关系，因为学生们不太服了。）但是一般桀骜不驯，动辄犯规的学生，刘先生也一样的喜欢。这里，我且举几十例。

先说我自己。我是刘先生认为浮嚣、油滑的城市子弟之一，而且又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安分，曾被在中学处分过的学生，（大概是陆绎之告知的。那时，陆正任上班的经学教习——教《左传》，虽然是寻行数墨的教法，但对于今古地域的印证，却有见地。）于头一次上讲堂时，就望见了我，并立刻走到我的座位前，察看我的名字。我曾大不恭敬的回说：“还是这个名字，并没有改。”而且后来在斥退胡助的那事件时，他到丙班讲堂训话，头一名是点着我，大言曰：“这一回可没你在罢？”后来，尚起过两度纠纷，不在题内，可不必博引它了。平常到夜间巡视自习室，在我书案前勾留的时间，必较多些，问这样，问那样，还要翻翻抄本，查询一下所看的书，整整一学期，都如此。大概后来看见我被记的小过多了，从记过的行为上，看出了我并不怎么坏罢，方对我起了好感。直到有一次，因我和张新治（春如）开顽笑，互相发散四六文传单，彼此讥骂。而我用的是自己发明的复写纸，发得多些，因才被监学无意间查获了两张；正遇刘先生照例在空坝上公开教训学生时，他立即告发前去。于是把洪垂庸（秉忠）和人骂架的案子一结，立刻就点到李家祥这一案。

李家祥的过失太大，当然从头教训到脚，从小演说到大，其后论到本题：“看语气，自然是在对骂。那吗，张新治也不对，张新治呢？站过来！”

张新治站过来了。一件蓝洋布长衫满是油渍墨渍，而且从腰到衩三个钮扣，都宣告脱离。刘先生于是话头一转，从衣冠不整，则学不固，一直发挥到名士乃无用之物。然后才徐徐问到正案。张新治是绝口否认他也发过传单。取证到我时，且故意说：“两个人共犯，处分要轻些的。”但我决意不牵引张新治在内，并且概乎其言的顶回去道：“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不要人分过。请你处分我一个人好了。”

刘先生微微笑了笑：“那没别的说头，记两大过。”

教务在旁边说：“李家祥，我记得已记了十一个小过，倘再记二大过，就应该斥退的。”

刘先生不借思索的道：“那吗，暂时记一大过五小过再说。”

大过，小过的确记了。但刘先生从此就不再把李家祥当作一个浮嚣而油滑的城市子弟。

其次一件事，在当时实算是学堂内政上一件大事，若交给任何监督来办——自然更不要说陆绎之——当然无二无疑的挂牌斥退。而且风闻其它学堂，的确是照这样办法办的。

事情是两个年轻的学生，不知利害的犯了一件小孩子处在一处时所难免的不好行为。不知怎样，忽然被丙班三个学生义愤填膺的认为太不道德，太有关风化了；并认为刘先生不声不响的处理为不当。于是，挺身而出，扛着一面无形的正义大旗，攻向监督室里，要求解决，虽不肆诸市朝，亦应明白逐出学宫，与众弃之。否则，人欲横流，国家兴亡都似乎有点那个。

无形的正义大旗一举，不但那两个将被作为祭旗的牺牲骇得打抖，便是我们一般并非讲仁义说道德的学生，想到刘先生之嫉恶如仇，之行端表正，之烈火般的脾气，究不知将因这面旗子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而暴发出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可怕动作？然而才真正的不然，在星期六夜间，经刘先生出乎意外的，心平气和而且极尽情理的一解释，这旗子似乎就有点飘摇起来。刘先生谈话的大意是：小孩子不知道利害的胡涂行为，应该予以教训，使其明白这是不好的，并且有损于他们自己。但先要保存他们的耻，然后他们才能改。所以我们只能不动声色，慢慢指教，而绝不应该大鼓大擂，闹到人人皆晓，个个皆知。这样，他们一时的过失，岂不因为我们的不慎，而成为终身之玷，而弄到不能在社会上出头？不但损及他们的家庭声誉，甚而还可损及他们的子孙，这关系难道还小了吗？有许多人都是因了一点不要紧的小过，即因被多数的好人火上加油，弄到犯过者虽欲悔改而不能，因就被社会所指责，懦弱的只好终身受气，强梁的便逼上了梁山。这还说是真正犯了过的。至于某某两人的过失，尚未如你们所说的之甚，不过行为之间，有其可疑之点而已。我们从种种方面着想，只能好好的指教之，连挂牌记过都说不上，何能即便指实，从而渲染，将人置于不可复生的死地呢？

这种极尽情理的话，已将大多数学生的见解转移了。但那扛着无形的正义大旗的三位，却还顽强的不肯折服，不过来时是气势汹汹的攻势，去时已只能持着一张大盾来作守势。而这大盾，便是人生的道德，学堂的规则，与夫学生“大众”的舆论。

刘先生本来可以不再理会这三个道学者，但是他一定要说服他们，他不愿意随便利用他当监督的否决权，虽然那时还没有“德谟克拉西”的“意得约诺纪”，而刘先生又是著名的性情暴躁的正派人，曾经用下流话破口驾过徐子休，同时还拿茶碗掷过他。因此，到次日星期日的夜间，众学生都回到学堂之后，（当时的附属中学，并无走读制。甲乙两班学生，全住宿在本学堂，丙丁两班则住宿在隔一垛墙和隔一道穿堂的高等学堂——即从前王壬秋当过山长的尊经书院的原址——的北斋。借此，我再将我们那时所住的中学生活，略说一说。那时，我们每学期缴纳学费五元，食宿杂费二十元，我们每学年有学堂发给的蓝洋布长衫两件，青毛布对襟小袖马褂两件，铜钮扣，铜领章——甲乙两班在前一年发的，还是青宁绸作的哩——漂白洋布单操衣裤两身，墨青布夹操衣裤一身，长鞴密纳帮的皮底青布靴两双——甲乙两班在头一年还有青绒靴一双——平顶硬边草帽一顶，青绒阳帽一顶。寝室规定每间住四人至六人，每人有白木干净床一间，并无臭虫、虱子，白麻布蚊帐一顶，有铺床的新稻草和草垫，有铺在草垫上的白布卧单，有新式的白布枕头。每一寝室有衣柜一具至二具——别有储藏室，以搁箱笼等。有银样的菜油锡灯盏一只，每天由小工打抹干净后，上足菜油。每处寝室，有人工自来水盥洗所，冷热水全备，连脸盆都是学堂供给的。讲堂上不用说，每到寒天，照例是有四盆红火熊熊的大火盆。自习室到寒天也一样，不过且有一盆火。自然，每人一张书桌，但是看情形说话，如其你书籍堆得多，多安两张也可以。每桌有银样的菜油锡灯盏一只，有一个小工专司收灯、擦灯、放灯、上油。每人每学期有大小字毛笔若干枝，抄本二十五本，用完，还可补领，备科教科书全份。至于中西文书籍，可以开条子到高等学堂的藏书楼去借。一言蔽之，每学期二十元，除食之外——至于食，后面再补叙——还包括了这些。所以起居服饰，求得了整齐划一，而又并不每样都要学生出钱，或自备。故无可扰，亦无有意的但求形式一致，而实际则在排斥贫寒有志的学生。由此，学堂也才办到了全体住堂，而学生并不感觉像律监狱的制度。管理是严厉的，早晨依时起床点名，盥漱后不能再入寝室；晚间，摇铃下了自习后，才准鱼贯而入寝室。灭灯之后，强迫睡眠。星期日薄暮回堂迟则记过，也是严厉执行着的。记得那位秦稽查，人虽和蔼，但是对于学生名牌，却一点也不苟且，也一点不通融。）刘先生又叫小工将三位招呼到教务室，重为开导。这一次，刘先生却说得有点冒火了，大声武气的吵了一阵之后，忽然向着三人作了—个大揖道，“敬维觊，敬先生！梁元星，梁先生！蒙尔远（文通），蒙先生，三先生者，维持风化之先生也。如其他们家庭责问到学堂，我兄弟实无词以答，这只好请烦三先生代兄弟办理好了。……”

这一来，三先生的旗、盾才一齐倒下了。两个可怜虫并未作牺牲，而三先生也大得刘先生的称许。

此外还有一件极小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的通达、机敏，和处理有才。

刘先生性情直率，喜怒爱恶，差不多毫无隐饰的摆在面上，待学生们如此，对教习们也如此。当时，学堂里有位英语的教习顾祖仁，不知道是国外什么地方的华侨侨生，年纪只二十多岁，长于西洋音乐，大概回国不久，除流利的英语外，说不上几句国语，至于中国文字，自然更属有限。这与另一位英语教习比起来，那自然有天渊之别了。所谓另一位英语教习者，杨庶堪（沧白）是也。杨先生是巴县秀才，中文成了家，而英文哩，据说是无师自通，文法很好，发音却有些古怪。（杨先生曾在丙班上大发牢骚说，甲班学生毁他连英文“水”字的音都发错了。当时，不知道是我的听觉不行吗，如是我闻，杨先生念了十几遍“水”字的英文音，的确不见得怎么对。）刘先生之与他，不但声气相投，而且在那时节，成都学界中加入同盟会敢于革命的，除了高等学堂少数学生外，（如张真如，萧仲伦，和已故的祝屺怀，刘公度都是。）在成都的教习班子里，恐怕只有刘、杨二先生了。因为再加此同志关系，刘先生之对于杨先生，较之对于顾祖仁，那自然两样。所以若干次在甲乙班二个讲堂之间的教习休息室中，我们常常看见杨先生含着一枝纸烟，吹得云雾腾腾的在说话，刘先生则老是亲切而诚恳的坐在对面，讲这样讲那样。如其顾祖仁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走来，刘先生只管同样起身延坐，但是谈起话来，口吻间却终于抹不了一种轻蔑的意思，老是问着：“你不怕冷吗？”“你不感觉冷吗？”这，绝不因为刘先生守旧，瞧不起西装。因为杨先生不也穿的是一双大英皮鞋吗？只管是中式棉裤，而裤管还是用丝带扎着的。我们心里明白，刘先生只管在讲革命、维新，毕竟他是下过科场，中过举人，又长于中国史学，先天中就对于中文没有根底，而过分洋化了的人，总有点瞧不上眼。这是四十年前的风气，虽进步的刘先生到底也不能免焉。

刘先生不许学生抽纸烟，（这倒是几十年来中外一律的中学校的禁例，却也是许多中学生永远要干犯的。）每每当众说：“我闻着烟子就头痛。”但我们在背后辄反唇相讥：“那只有杨沧白口里吹出的烟子，闻了才不头痛。”本来，他两位先生个儿都一样的矮小，不说心性志趣如彼的相投合，即以形体而论，也太感得一个半斤，一个恰恰八两。因此，一个丙班的不免过于混沌一点的学生王稽亚，有一夜在北斋寝室中，偶然说到刘先生之不讨厌杨先生吹出的烟子时，他才忽然提高了调门，忘乎其形的说了两句怪话。妙在适为刘先生巡查寝室，在窗子外听见了。我们整个北斋的学生，于是都如雷贯耳的，听见刘先生狮子般的声音在大吼：“王稽亚！……你胡说些啥？……明天出来，跟我跪在这里！”

我们当时都震惊了。但是一直到明晚灭灯安睡，并无什么事件发生。王稽亚虽是栗栗了一整天，却没有下过跪。其后我们把刘先生这一次的举动一研究，方深深感到刘先生之为通品。

其一，王稽亚原本是个浑小子，刘先生平日便曾与之开过玩笑。有一次，王稽亚为了失落一枝铅笔，去告诉监学，事为刘先生所闻，不由大声笑道：“连一枝铅笔都守不住，你还要稽持亚州？算了罢！”

其二，浑小子说浑话，任你如何批评，只能判他个“小儿家口没遮拦”。倘若真要认为存心毁谤，目无师长，甚至存一个此风不可长，而严办起来，照规矩讲，何尝不可。但是这不免官场化了，示威则可，而欲令学生心服，则未也。

其三，只管是没遮拦的浑话，毕竟难听，况又亲自在窗外听见。于时，尚未灭灯，寝室外面，来往尚众，如其假作不闻，悄然而逝，岂但师长的身份下不去，即巡视寝室的意义，又何在焉。

其四，像这样的浑小子，放口胡说，若不立刻予以纠正，则将来定还有不堪入耳之言。苟再包容，则为姑息，若给予惩罚，那又近乎授刀使杀然后绳之以法了。

从这四点着想，我们乃大为折服刘先生之处理，不惟坦白，抑且机敏。学生是信口开河，先生则虚声恫骇，结而不结，牛鼻绳始终牵在手里。看似容易，但是没有素养的人，每每就会从这些不相干的小事上，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敌。因此，我常以单是有才，或单是有德的先生们，为经师或有余，为人师便嫌不足。这其间大有道理，从刘先生的小动作上看去，思过半矣。

据我上来所说，刘先生之于管教学生，好像动静咸宜，无疵可举，是醇乎其醇的一位最理想的中学校长了。我敢于全称肯定的说：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再来一个全称否定说，自我身受中学教育以来，四十年间，为我所目击的中学校长中，能够像刘士志先生之为人的，确乎没有。这样说来，刘先生一定是超人了。其实又不然，刘先生仍然是寻常人中可能找得出的。他之对待学生，只不过公正、坦白、不存成见，同时又能通达人情而已。他的方法是，不摆师长的官架子，不在形式上要求学生的一切都适合于章程规则，更不打算罗罗唆唆的求全责备将学生造成一种乡愿。但他也绝不怎样过份的把学生当着亲密的子弟，从而姑息之，利用之，以冀强强勉勉灌输一些什么主义，什么学说，而结为将来以张声势的党徒，或竟作为争取什么的工具。不，不，刘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着想过。他看学生，只不过是一种璞，而且每个璞，各有其品德，各有其形式；他是手执琢具的工师，他要把每个璞琢之成器。但是，他理想中具储的模型极丰富，有圭，有，有环，有瑚琏，有楮叶，甚至有棘端的猴。因此，他才能默默的运用其心技，度量材料，将就材料，而未致像许多拙匠，老是本着师傅授予的一套本领，不管材料的千形百状，而模型只一个，只好拿着材料来迁就模型了。我们由古代的说法，刘先生之教育，只是因材施教四个大字。由现代的说法，他不过能契合于教育原则，尤其多懂得一些心理学而已。所以我说刘先生绝非超人也。

刘先生在差不多的两年监督任内，还有三件比较大的事情，值得我们的纪念。

第一件，是把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招牌，改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

附属与分设这两个名词，从表面上看，好像分别并不甚大。但是按之实际，则大大不然。附属中学，好似高等学堂的预科，五年修业期满，可以不再经考试，直接升入高等学堂的正科一类或二类（即后来所称的文本科理本科）。平时，中学的教习，由高等学堂的教习兼任，即不得已而必须为中学专聘的教习，如每班的国文教习，英文教习等，也由高等学堂监督下聘，也由高等学堂开支。其它如中学的行政费用，学生食宿书籍等一切费用，也全由高等学堂监督下聘的庶务办理。中学监督，也由高等学堂监督或在教习中聘兼或者向学堂外另聘。虽然也名叫监督，其实等于后世各大学所设的预科或附中的主任。而且因为经费不划分，监督不能聘请教习和辞退教习，在实际上，还抵不住一个主任。刘先生本是高等学堂一个史学教习，由当时的高等学堂监督胡雨岚聘请兼任中学督监。在胡雨岚未死时，因为尊重刘先生之为人，中学这方面的用人行政，自然由刘先生全权作主，即一般高等学堂那边的同事，也能为了胡雨岚敬信之故，而处处与刘先生以便利。但是中国的事情，每每因人而变。及至高等学堂监督换了人后，虽然并不存心和刘先生为难，倒也同样的尊重，同样的敬信。或许由于才能差了一点罢，于是一般勉强能与刘先生合作的高等学堂的同事，尤其管银钱和管庶务的，便渐渐有意无意的自行划起界限来了。这中间一定还有许多文章，还有许多曲曲折折的花头，只是刘先生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在宣统二年夏，刘先生病故北京，我们为之开追悼会时，高等学堂好些学生送的挽联，却曾透露过为刘先生抱不平的话。可惜记性太差，只记得一只上联，是什么“世人皆欲杀，我知先生必先死”。连送挽联的名字都忘了。

因为如此，所以在宣统元年秋季运动会——距胡雨岚之死大概一年罢——之后，刘先生才借了下文就要说的几件事情，不知道努了多少力，费过多少唇舌，才争到了将附属中学从高等学堂那面，把经费和行政划了一部分出来，成为一种半独立的中学，而改名为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并不以损失了直升高等学堂正科的权益为憾。

后来，我们感到不足的，就是分设中学堂的地址太窄小了，仅有四个讲堂，十几间自习室，甲乙两班的寝室已很够挤，所以才把丙丁两班的寝室，挤到高等学堂的北斋。本身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后来因为修了一间阶梯式的理化大教室，连食堂都挤到前面过厅上了。因之，才仅仅办了四班。彼时中学是五年制，不分高初中，而且春秋两季开班。如其在徐子休开办时有永久的计划，那就应该划出地段，准备分期修建十个讲堂，和其余足用的房舍。当时，在石牛寺那一带，荒地很多，购置划拨，都不困难，何况左侧的梓潼宫相当大，很可以利用。我们不知道最初的计划如何，只是后来并无扩充的迹象，以致丁班之后，不能再招新班，而且待到民国纪元时，甲乙两班毕业后，高等学堂监督周紫庭竟独行独断，宣布分设学堂停办——此即由于当初只争到半独立，而后任监督都永和又完全以周紫庭之属员自恃，不但还原了附属性质，而且还进一步办成高等学堂的枝指——而以纹银八百两的贴补费，将丙丁两班移到成都府中学，合在新甲、新乙两班去毕业——当光绪年间，开办学堂，多以天干数定班次，于是甲乙丙丁戊己之下，庚班就不容开了。此缘“庚班”与“跟班”之声同。跟班者，奴才也。大家觉得不雅听，因从庚班起，改为新甲新乙。其后，还是不方便，才改订了以数目字来排列。但是，我想，将来还是要改的——因此，分设中学，便成绝响。但我相信，倘若刘先生不在改换名称之后，急急离去，或者不在宣统二年病故，而能回任，分设中学说不定可能继续办下来的。不过，也难说。以刘先生的性情和为人，又加以是老同盟会员之故，像从民国元年以来的世变，他哪能应付！分设中学，纵然形式上存留下来，其精神苟非甲乙丙丁四班时的原样，那又何足贵焉！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的“绝子绝孙”，还可以令我们回忆得津津有味，这或者不是李家祥一人的私见罢？

第二件，可以说就是促成第一件的直接原因之一。时为清宣统元年秋季，成都全体学堂——也有外州府县的学堂远远开来参加的，如自流井王氏私立的树人中学，即是一例——在南校场举办了一次运动大会。我们学堂排定的节目，有甲乙两班的枪操。甲乙两班枪操了一学期，所用的旧废的徒具形式的九子枪，自然是高等学堂各有的。而高等学堂的学生，也有枪操节目。这一来，自然就与平日轮流使用不同，非设法再增添八九十枝真正的废枪不可了。

我们是附属的学堂，事务上平日既没有分家，那吗，枪之够与不够，自然是高等学堂办事人的事情，也是他们的责任。大约事前，刘先生也的确向那面办事人提说过，或商量过的，因此，在运动会开幕的头二天，刘先生才很生气的告诉甲乙两班学生说：“今天你们下了操后，就顺便把枪带回来，放在各人寝室里。”

我们立刻就感觉这其间必有文章做了。果不其然，高等学堂的办事人遂一而再、再而三的前来要枪。起初还声势汹汹的怪甲乙两班学生不该擅动公用器物，刘先生老是笑嘻嘻的回答道，“只怪你们办事不力，为什么不早预备，我们的学生聪明，会见机而作。……至于你们那面够不够，有不有，那是你们的事，我不管。”

后来，演变到高等学堂的百数十个学生，被一般不满意刘先生的办事人鼓动起来，集体的侵入到我们的食堂上，非有了枪，不肯走。刘先生一面叫甲乙班学生将寝室门锁了，各自走开，不要理会；一面便亲自到高等学堂，找着那般办事人，很不客气的责备了一番。结果，还是高等学堂自己赶快去借不够用的枪枝，而索枪的集团也只得静静的坐了一会便散走了。但是，到运动会举行那天，专为他们高等学堂学生备办了午点，而我们没有。这虽是无聊的报复，却显然给了刘先生一个争取改换招牌的借口，而我们本无成见的学生也愤愤了。

第三件，这不仅是我们中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抑且是四川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再推广点说，也是清朝末季四川政学冲突史上一件大事。如其我不嫌离题太远，而将那一天的情形，以及事后官场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仔仔细细写出一篇纪实东西来时，人们必不会相信这是三十八年前的陈迹，人们必会爽然于近两年各地所有军学冲突，政学冲突，警学冲突的流血事件，原都是三十八年前的翻版文章，不但不算新奇，而且今日政府通讯社和政府报纸所报道所评论的口吻和手法，也不比三十八年前的官告和告示有好多差异。但是我不愿这样做，仅欲赤诚的建议于今日一般有志作“官方代言人”的朋友，近百年史可以不读，但近三四十年的官书却不可不熟，为的是题目一到手，你们准可振笔直抄，一切启承转合，全有，用不着再构思，甚至连调门都不必掉易。你们的主人还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主人。只不过以前老实点，称为民之父母，今日谦逊点，称为民之公仆而已。

宣统元年秋季运动会，本系成都学界发起，参加者限于文学堂，连当时堂堂的陆军也未参加。但是，临到开幕，忽有巡警教练所的一队大汉，却入了场，报了名。一般主办会事的人觉得不妥，即与教练所提调某官交涉，最好是请他的队伍自行退场，不要参加各种竞赛，以免引起学生们的误会，纵不然，即照幼孩工厂的办法，单独表演一番而去，作为助兴之举。后来，据说那提调本答应了的，不知如何又拒绝了。他的解释，巡警教练所也是学堂性质，如遭拒绝，不许加入学界，那是学界人员存心瞧不起巡警，也就是存心轻视宪办新政。大概正在一面交涉，会场里的竞赛业经举行，教练所的选手便不由分说的参加了几项。我那时充当了一名小队长，正领了一队选手，去作杠架竞赛、木马竞赛，而场子里忽然羼进一伙彪形大汉，运动衣上并无学堂标记，也无旗手领队，大家遂吵了起来：“我们不能同警察兵比赛！”一声唿哨，正在盘杠子的，正在跳木马的，便都中途收手，各各结队而散，声言“羞与为伍！”（这一点，我不能讳言，的确是学生们的不对，门户之见太深了。但也可以考见学生之与警察，实是从开始有了这两个名称起，就像是不能同在一个器内的薰莸。倘若探究其渊源，自不足怪，不过却是别一个题目的文章。）

及至我回到我们的学堂驻地时又亲眼看见场内正在举行障碍竞走。十几个少弱的学生们中间，也有两个彪形大汉。飞跑的时候很行，但一到障碍跟前，就糟糕了。我们正在笑他们像牛一样的笨，却绝料不到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竟举起钵大拳头，朝一个学生的背上擂了起来。被擂的学生好像不觉得，反而被他的腕力一下就送过障碍，抢到前面。倒是我们旁观者全都大喊起来，申斥那出手打人的大汉“野蛮！野蛮！”随后不到五分钟，会场的油印报纸，便将这不幸的消息送达全场。在场子四周的学生驻地上，业已发现了不安的情绪。此刻，在官府的看台前（即后世所谓司令台），正由四个藏文学堂的学生，戴着面罩，穿着胸甲，各人手上执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枪，在作日本式的劈刺。我们亲眼看见成都府中学堂——时任监督的为林思进（山腴）——学生驻地内，跑出十几二十来个学生，吵吵闹闹的直向巡警教练所驻地上奔去。我们只听见断断续续的人声：“去质问他们！……为啥打我们的人！……”

一转瞬间，委实是一转瞬间，距离我们的驻地三四十丈远的教练所队伍处，我亲眼望见有三四个大汉站在一张大方桌上，每人手中持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枪，向着跑过去的人群，一连猛刺了几下。立刻，人群像水样的倒流回来，立刻呼叫声像潮样的涌起。立刻，被戳倒的几个学生，血淋淋的被搀了几步，又默默的横倒在草地上，而杀伤了人的巡警也立刻集合起来，等不到排队报数，便匆匆的开拔出场，走了。

事情来得太快，也出得太意外。及至大家麻木的情绪一回复，乱嘈嘈的正待提起空枪去追赶巡警时，整个运动场已像出了窝的蜂子。各学堂的管理人都各自奔回驻地，极力阻拦学生，叫镇静，叫维持着秩序，叫大家继续运动，个个都在拍着胸膛，担保有善后办法。同时，四川总督赵尔巽也带着一大批文武官员，由看台上退下，而他那一队精壮的湖南亲兵，也个个挺着精良武器，摆着一副不惜为主子拼命的凶恶面目，在他身边结了个方阵。

当夜，几乎是成都全学界的负责人，不约而同的集合在石牛寺教育会里，商讨如何办法。大家都要看素负重望的会长徐子休是持的什么态度。后来，据闻，徐会长主张退让，认为学界力量决不是官场对手，假如一定要扩大行动，惹出了什么更大的乱子，那他断不能负责的。又据闻，即由于徐会长的态度软弱，大家很是惶恐，幸得刘士志先生、杨沧白先生，作了一场激烈的争执，然后才议决，各学堂自即日起，一律罢课，但须学生自行约束，不得在外生事，一面推举代表，禀见赵尔巽，要求严办出手巡警和教练所提调；一面将轻重伤学生送到四圣祠外国医院，希望取得外国医生证书，准备向北京大理院去控告；一面请求上海各报在成都的访员，用洋文电报把今天消息拍到上海去登报。又据闻，徐会长因为扑灭不了众人这股火似的热情，而又认为刘、杨二人这种言行，将来必免不了招出大祸，连累到教育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当夜就向众人辞去会长名义，洁身而退，以冷眼来等待刘、杨诸人的失败。

禀见赵尔巽的代表当中，自然有刘士志先生、杨沧白先生。大家自可想象得到，那时交涉之困难，岂与今殊？我们曾经看见刘先生在那十几天里，脸色是非常沉郁，而态度，却每到南院（俗称总督衙门，即今督院街四川省政府所在地。）去过一次，就越是激越一点。同时谣言也流播出来，说那天的运动会里，有革命党在场鼓动煽惑，大有乘机刺杀四川全省官吏，因而有起事造反的趋向，希望大家不要受蒙蔽才好，或曰：巡警教练所的队伍之临时开来参加，是巡警道某某奉了总督密谕施行的。因为总督早得密告，说学生中有不少的乱党在内，深恐无知学子受其摇惑，在运动时难免轻举妄动，自干罪戾，特谕巡警参加，意在一面监视，一面保护。不料果然出了事，可见总督大人是有先见之明的，或曰：学界代表中就有不安本分，惟恐天下不乱的乱党，他们不惜鼓动学生，将无作有，而且每对总督大人说话，很不恭顺，其目无长上之态，随便什么人看见，都觉得不是真正读书守礼的君子。这样的分子，倘再容留他们去教导学生，岂非国家之福，抑且是四川学界之耻。总督大人已经有话传出了，倘大家再不知趣的安静下来，还要作什么无理要求，那吗，多多少少总要严办几个人，才能把这场风潮压得下去的。

不消说，这些流言，都是有所指，而谁也明白指的是什么人。事实上，赵尔巽的态度，的确很横，他根本就不最认学生是巡警用刺刀戳伤的。他说，巡警向有纪律，不奉谕，是不敢妄动的。又说，四川学风，向来就太嚣张，这都由于办学诸君，没有忠君爱国宗旨，所以养成。又说，所贵乎为人师长者，就是要能管束学生，使其循规蹈矩，像这样动辄罢课要挟，可见心目中早无本部堂矣。又说，诸君之意，学生全无过失，过皆在官厅，此乱党之言也，诸君何能出诸口端？又说，诸君不论事之真伪，只是处处为学生说话，只是处处责备官厅，岂非诸君真欲附和奸人作乱耶？赵尔巽如此的横蛮，所以消息也就越坏，绅界、中学界中稍为胆小一点的，遂都消极起来，采取了教育会徐前会长的明哲保身的态度。而一直不肯退让，一直迈往直前，一直不受谣言威胁的，已是很少数，而刘、杨两先生则为之中坚。后来得力于廖学章先生，从外国医生那里，取得了负责签名的证明书，证明受伤学生委系被刺刀戳伤，而并非如官厅之所倡言，是学生自己以小刀裁的轻伤。而后，赵尔巽才因了害怕外国人的张扬和批评，遂让了步，答应惩办凶手，撤换提调，切谕巡警道从严管束警察，不许再向学界生事。对于抚慰学生一层，坚执不许，认为过损官厅尊严，不免助长学生的骄风。

这事之后，刘先生虽隐然成为学界的柱石，但是却躲不过“秀出于林，风必摧之”的定律。官厅对于他，自然是侧目以视，一方面也怀疑他当真是乱党的头子，即同是学界里的同事们，也嫌他锋棱太甚，不但骂人不留余地，而且在许多事上还耿直得像一条棒，不通商量。大约定有许多使刘先生不堪再容忍的事罢，所以当他把我们学堂的招牌力争更换之后，不久，已是再两个月就要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忽然听闻刘先生已应了京师大学堂的史学教习的聘，很快的就要离开我们，到北京去啦。

我们那时不知道刘先生之所以不得不走的内情；我们那时都还是不通世故，不知情伪的孩子，也想不到要去探求那中间的曲折原因，以便设法解除，我们那时只是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种很不愉快的心情，我们那时只是凭着我们直率的孩子举动，自动的，一批一批的，去挽留刘先生，希望他不走。而留得最诚恳的，反是甲乙两班学生，反是平日受训斥最多的学生，反是一般为管理人所最头痛，认为是桀骜不驯的学生。而刘先生哩，只是安慰我们，叫我们好好的遵守学堂规则，好好的读书操学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好好的作一个有用的人，却绝口不言他为什么非走不可的理由。仅仅说，住一二年就回来的，本学期暂请陆绛之先生代理监督职务，陆先生是他佩服的朋友，学问人品都高，叫我们好好的听管教。我们那时也真没有想到像后世办法，举行一个什么欢送会，大家在会场上说些违背良心的话，或发点牢骚之类，热闹热闹。

刘先生一直到走，差不多在两年的监督任内，并没有挂牌斥退过学生——自行退学的当然有——他的理论是，人性本恶、而教师之责，就在如何使其去恶迁善。如你认他果恶，而又不能教之善，是教师之过，而不能诿过于他。况乎学堂本为教善之地，学堂不能容他，更叫他到何处去受教？再如他本不恶，因到学堂而习染为恶，其过更在教者。没有良心，理应碰头自责，以谢他之父兄，更何能诬为害马，以斥退了之？

刘先生又常能“观过知人”。（按：《论语》本为知仁，朱晦庵解为仁义之仁，我以为与殷有三仁之亡，和“并有仁焉”同解，即仁者人也，古字多通用，不若直写作人字为便。）他的理论，以为干犯学规的青年学生，正如泛驾之马，其所以泛驾，盖由精力超群。苟能羁勒有道，必致千里。故对青年学生之动辄犯规，他并不视为稀奇，他只处处提醒你，不要你重犯，不许你故犯。他希望你勉循规矩，出于自觉，而讨厌的是面从心违，尤其讨厌的是谬为恭顺，和假弸老成。

因此，刘先生才每每于相当时候，必将一般顽劣学生叫到身边，切实告以为人之道之后，必霭然曰：“凡人未违于道之先，孰能无过？要在自己知道是过，自己能改。圣人之过，如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稍仰之。我望你们在这一端上，人人学圣人。”于是凡记了过的，都在这一篇训诰之下，宣告取消，而大家也知道下次是不容再犯了。所以，在刘先生当监督的任内，我们学堂的学风，敢说是良好的，没有故意与管理人为过难，没有轰走过教习，没有聚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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