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谁著史(全四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冷成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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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谁著史(全四册)试读：

据说，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此言不虚。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的经济以神话般的速度起飞的时候，中国的智慧典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商人、企业家、政治家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汲取了营养，获取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当代中国，应该说，传统智慧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介绍各种智谋韬略的“谋略热”，其来势之猛，真让人应接不暇。然而，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谋略典籍的确有“诲盗”之嫌，因为它们往往只注重教人如何行权使术，却忘了教人如何做人。于是，传统智慧仿佛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术”，人也就随之变成了权谋和利益的动物。这远远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实质，也不能让人有真正的智慧，不能助人成就真正的大业。

中国人似乎天生都是政治家，据说，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治人”，于是，人人也就都成了谋略家了。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不仅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更为严重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认同和称许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国人内在的处世哲学和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是由此而来的。

然而，中国的智慧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的智慧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中国智慧中的道与术也定型于这个时期，从那时开始，就决定了中国智谋型文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纵观上述主要学派，我们会发现，尽管各学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儿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学派都非常关心政治，有的学派甚至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政治上。儒家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理想的王道乐土，是一个典型的为政治而建立的学派；即使是标榜最不关心世事的道家，“无为而治”也是它思想的重要侧面。“无为”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在于“治”，这“治”就是社会的安定，就是政治，所以，道家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忘怀现实政治。其他的几个学派也是一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各自的角度来考察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尤其有意味的是，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而且学派政治观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都是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如果智谋在当时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而存在的话，那么，这还不能完全形成智谋型的文化，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系统化、社会化、规约化，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不论是学者、帝王还是平民，都没有对这种规范和原则提出怀疑。即使是在当时最为愤激的道家，实际上也是用反对一般谋略的方式来推行自己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谋略。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不同的组成部分。至此，中国的智谋型文化突破就形成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突破开始，中国的文化重镇是以帝王之学为恒久不变的中心的。这里不必列举那些以供“资治通鉴”之用的“经、史、子”类的典籍，就是在思想比较自由的“集”类典籍中，又何尝不是处处“载道”呢？各家的“治人”之术有显有隐，我们读《韩非子》，会感到惊心动魄，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有了这样发达的“治人”智慧，无怪乎它几乎成了数千年来封建帝王执政、“治人”的教材和手册，确实会令我们这些愚蠢的后人无颜面对先人；读《孙子兵法》我们会惊诧于我们的先人竟有那样的铁血理性；但读《论语》、《孟子》呢？难道看到的仅是温情脉脉吗？其实，那才是一种更深刻、更根本、更有效，当然也是更具合理性的“治人”学说。

然而，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成大事者，古今未有。”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不靠做人，只靠弄权而成功的人不得一见。无论是“圣人”还是小人，对于中国的智慧，如果一味地求其术而不求其道，最终会玩火自焚，这已为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无一例外。

实际上，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是道的实现方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内谋谋圣，外谋谋智，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了。

因此，中国的智慧是学不来的，要用生命来体味！只有熔铸了自己的整个情感与生命，才能得到中国智慧的活的灵魂，才能用中国智慧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格和杰出的功业！第一编仁德、政治、阳谋、阴谋

句句是谎话，便是平庸的骗子；半真半假，使人真假难辨，便是高明的骗子；多数是真话，关键时候说句假话，让原来的真话为这句假话服务，这便是谋略家。谋略家与骗子，实是一体两面。仁义与阴谋【引言】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让一个聪明的读书人读一辈子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世人喟然慨叹。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封建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事典】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确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了。《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而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被喜欢，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才，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了大儿子。寤生继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池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催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段。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再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做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做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已经焦虑不安了，而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一位最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还是大臣祭足耐不住性子。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又都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足去劝说庄公。祭足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对祭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过了不久，太叔段让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听从郑庄公的管辖。公子吕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跑去对郑庄公说：“国家是不能分成两个部分，不能有两个君主的，您对太叔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奉事他，给他做臣子算了，如果不愿把国家让给太叔，那就赶快把他除掉，可不要让老百姓生出二心来啊！如果百姓归附了太叔，那可就难办了。”郑庄公却十分沉着地对公子吕说：“您不用闲操这些心，太叔段是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叔段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划归己有，其势力范围一直扩大到廪延这个地方。子封感到很惊慌，急忙跑去对庄公说：“我们可以行动了，如果再任他吞并城镇和土地，那就会占有人口，扩大势力，可就更加难于对付了。”庄公仍是不动声色地说：“做不义的事情，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越是土广人多，就越是灭亡得快。”

太叔段终于巩固好了城郭，聚集完了百姓，修整好了刀枪等战争用具，也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而在这个时候，郑庄公偏偏到周天王那里去办事，不在郑国的都城。姜氏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就写信告诉太叔她将偷偷地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并约定好了日期。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一面写回信，一面对部下士兵说是奉命到都城去办事，并发动了步兵和兵车。

其实，郑庄公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并非到洛阳周天王那里去办事，而是带了两百辆兵车偷偷地绕了个弯儿就直接奔京城来了。庄公还派公子吕埋伏在太叔信使必经的道路上，截获了太叔写给姜氏的回信。这样，郑庄公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太叔刚带兵出发两天，郑庄公和公子吕就来到京城外，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公子吕看见火光，立刻带兵打进城去，一举攻占了京城。

太叔出兵不到两天，就听到京城失守，十分惊慌，就赶紧连夜返回，但士兵已经听说太叔是让他们去攻打国君，就乱哄哄地跑了近一半人。太叔见人心已不可用，京城是无法夺回来了，只好逃到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这个小城，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就又逃到共城这个更小的地方。郑庄公和公子吕两路大军一夹攻，一下子就把共城攻下来了。太叔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杀了。

郑庄公听到弟弟自杀的消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不该自杀，纵使有天大的错做哥哥的也会原谅的，哭得周围的人也忍不住流泪。郑庄公又一次赢得人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好哥哥。

郑庄公在弟弟身上搜出了姜氏给他的那封信，十分生气，就派祭足把信送给姜氏，并把姜氏安置到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

郑庄公除掉了弟弟，轰走了母亲，稳固了他的君主地位，心里当然十分踏实，也很高兴。可当时还是极其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至于母子之间的人伦大孝，尤其显得重要。姜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许多方面有亏于庄公，但她毕竟是庄公的母亲，所以社会舆论并不完全站在庄公这一边。人们议论庄公的做法是不孝，这使庄公很难堪。庄公是否出于母子之情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姑且不论，他极想挽回名誉上的损失，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他曾经发过誓，不死不见母亲，如果破了誓言，不仅为人耻笑，丧尽君主的威严，将来还会遭报应。这使他左右为难。

正在这时候，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颍考叔来给庄公进献一只鸟，庄公问他献的是什么鸟。他说是一只夜猫子，这鸟不是好东西，它白天看不见东西，专在晚上活动，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了它，它长大了却把父母吃掉了，这种不仁不义的鸟，请庄公惩办它。

庄公虽然知道他话里有话，但还是比较大度，任由他说。恰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庄公就请颍考叔和自己一起进餐。吃饭时，颍考叔把菜里的肉挑出放在一边，吃完后包好收藏起来。庄公很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颍考叔说，他的母亲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赐予的食物，他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非常感叹地说：“人家都有母亲好孝顺，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呢？我虽做了诸侯，却不能像你们平民百姓那样去孝顺父母。”

颍考叔故意装作很纳闷的样子说，太夫人好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孝顺呢？庄公就把将母亲放逐到城颍及发誓的事说了一遍。颍考叔说，你既然惦记着母亲，就说明你大孝。虽说是“黄泉相见”，不一定就是死了才相见，如果在地下挖一条大隧道，一直挖到泉水，也就是到了黄泉了，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你不孝呢？谁又能说你违背了誓言呢？庄公觉得这办法可以，就派颍考叔去办了。

颍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又像当初一样和睦亲爱。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如果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说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被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郑庄公不相信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人质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的儿子相互交换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扫地无存。臣下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

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来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王，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桓王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周桓王干脆免掉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十二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四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四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来讨伐。按照从商代以来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触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桓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桓王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评议】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陷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如果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为了权力，不顾手足之情，不顾母子之情，既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忍术。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这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为了利和权，争斗便成了历史中最为常见的画面。势力是什么？势比权大，权比位高。有了势力便有了一切，空有其名，空有其位，甚至有权无势，都是没有用的。对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中国人来讲，这种道理是老早就明白的！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人性，恐怕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课题。圣人也有骗子【引言】

对于圣人，我们中国人是尊敬有加的，但有时圣人为了某种目的也可以进行欺骗。比如子贡，在孔子的门徒中，他的声望很高，已经接近圣人了，但他为了挽救鲁国而出使数国时，用尽了欺骗的招数，虽然十分高明，也十分成功，但毕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事典】

田常要在齐国作乱，但又惧怕齐国的权臣高固、国佐、鲍叔牙和晏婴等人，所以想调四人的兵马讨伐鲁国，借此削弱他们的兵力。孔子听到了这一消息后，就对他的学生们说：“鲁国是我的祖宗的坟墓所在之地，你们应该去制止他。”子贡请求前往。

他到了齐国，见到了田常，劝田常说：“你讨伐鲁国，实在是个极大的错误！鲁国是难以攻取的，它的城墙低矮且不坚固，它的土地狭小而不肥沃；鲁国的国君愚蠢而不仁义，它的大臣也虚伪而无用，它的士卒更加厌恶打仗。因此，你不能跟他们作战。你不如去讨伐吴国，吴国的城墙坚固高大，土地宽阔肥沃，兵甲坚利，士卒勇武，而且粮食充足，兵甲财富全部集中在吴国。再加上有贤明的大夫帮助守卫，因此，吴国是很容易攻下来的。”

田常一听，认为是对他的不恭和讥讽，脸色大变，愤怒地说：“你所认为困难的，正是人们认为容易的；你所认为容易的，正是人们认为困难的。你用这样颠倒是非的话来教训我，是为了什么呢？”

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内的，要攻击强者；忧患在外的，要进攻弱者。’如今，你想攻取鲁国而扩大齐国的势力和土地，当然容易取胜。然而打了胜仗，必然导致国君的骄横；攻城掠地，必然会导致大臣的妄自尊大。而进攻鲁国又没有你的功绩在内，这样，你会跟国君日益疏远。这样一来，你派兵进攻鲁国的结果是使君主骄横，使大臣放肆，你想成就大事，不就很难了吗？君主一旦骄横就会恣意妄为，大臣一旦放肆就会争权夺利，你上与国君有了嫌隙，下与大臣有了利害之争，你还想立足于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所以我说，你不如去讨伐吴国，讨伐吴国不能获胜，官员和士兵死在国外，国内空虚，这样，上边没有大臣是你的对手，下边没有百姓官员指责你的过失。这样一来，孤立国君，把持齐国大权的，恐怕就只有你了。”

田常听了以后，恍然大悟，说：“很好！你说得实在有道理。可是，齐国进攻鲁国的军队已经出发了。我如果让他们中途改变方向，去进攻吴国，恐怕大臣们会对我有所怀疑。”子贡说：“这个好办。你暂且按兵不动，让我去拜见吴王，让他救鲁伐齐，你再因此而派兵抵抗吴国。”田常同意了他的计策，于是派子贡去南方会见吴王。

子贡见到吴王，对他说：“我听说，王者有德，世代相延，想建立霸业，就不允许有强大的对手，千钧之重，如果加上一铢这样轻微的分量，秤砣就会倾斜。如今，拥有万乘之众的齐国，企图私自夺取有着千乘兵车的鲁国，与吴国争强。我私下为大王您担忧啊！况且，据我所知，解救鲁国，就会名扬天下；讨伐齐国，又有大利可图，可以帮助泗水流域的诸侯抵制和消灭残暴的齐国，使强大的晋国屈服，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名义上是保全了危在旦夕的鲁国，实际上是困住了强大的齐国，如果是一个聪明人，对此是不会犹豫不决的。”

吴王听了这番话后说：“很好！但是我曾经与越国作战，将他们围困在会稽。越王正在苦其心志，休养士卒，有对我报复之心。您等我讨伐完了越国之后再听从您的计策吧！”子贡说：“越国的力量不如鲁国，越国更不如齐国强大。大王放弃齐国而进攻越国，那么，齐国就会趁机把鲁国吞并。况且大王正好可以用保存将亡之国、接续将绝之嗣的做法来树立自己的名声，如果讨伐小小的越国而畏惧强大的齐国，这算不上勇敢。勇敢的人是不会逃避困难的；讲仁义的人不会使人因穷因而毁约背盟，聪明人不会坐失良机。如今，您应当保存越国以向诸侯显示您的仁义胸怀，解救鲁国，讨伐齐国，向诸侯各国施加压力，进行威胁，那么，各诸侯国就必然会竞相归顺吴国，您的霸业就可以成功了。如果大王真的仇恨越国，我请求东去，面见越王，让他出兵，跟随大王一起讨伐齐国。这样做实际上是使越国空虚，而名义上却是跟随诸侯国去讨伐齐国。”

吴王听了当然十分高兴，就派子贡前往越国。子贡见到越王之后说：“如今我劝说吴王助鲁伐齐，吴王虽然有想出兵的意思，但是又害怕越国趁其空虚而偷袭，声言说，‘等我讨伐完了越国再去。’如果这样，攻取越国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再说，没有报复别人之心，却让人产生怀疑，这是十分愚蠢的；有报复别人之心，而被人知道，这就太危险了；事情尚未成功，就走漏了消息，这就更危险了。这三种情形，对于图谋大事者来说，都是大忌呀！”

越王勾践向子贡叩拜说：“我曾经自不量力，跟吴国作战，被困在会稽，对此我痛之入骨。我只想和吴王先后死去，这就是我的心愿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残暴，大臣们都不堪忍受。吴国因为屡次发动战争而凋敝，士兵们无法忍耐，百姓也都怨声载道。吴国太宰做事，顺从吴王的过错，以图保住一己之利。这都是败亡之道啊！如今，大王您发兵去帮助他，以激起他称霸诸侯的野心；赠送重金使他高兴；用谦卑的词句表示对他的顺从，那么，他一定会去讨伐齐国。如果他讨伐齐国没有取得成功，那是大王您的福气。如果他战胜了齐国，必然发兵威逼晋国，到那时，我就请求到北面去见晋国国君，让他与诸侯一起攻打吴国，吴国必然被削弱。吴国的精锐部队都在讨伐齐国和晋国，这时大王趁机进攻吴国，那就一定会灭掉吴国了。”

越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子贡离开越国，回去向吴王报告说：“我恭敬地把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十分恐惧。他说，‘我十分不幸，从小便失去了父亲，又不自量，得罪了吴王，导致军队被打败，自己受辱，栖身于会稽，国家变成了荒原。靠吴王的恩赐，我才没有失去宗庙社稷。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不敢忘，哪里还敢图谋不轨呢？’”

五天后，越王派大夫文种到了吴国，文种磕头参拜以后，对吴王说：“东海卑贱臣子勾践的使臣文种，拜见大王，并问候各位大臣。如今，大王将兴大义，驱除强暴，解救弱者，讨伐残暴的齐国，安抚周天子的宗室。我请求国内士卒三十人全部随从大王出征，勾践请求亲自披坚执锐，作为先锋，首先迎受敌人的箭矢，因此，特派贱臣文种，供奉先人所缴获的盔甲二十套，还有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作为军中将士的装备之用。”吴王大喜，把这件事告诉了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随我去讨伐齐国，这样可以吗？”子贡说：“不行啊！让人家国内空虚，将人家的军队全部调出，还让人家的国君跟随您去作战，这太不仗义了。您可以接受他的礼物，答应他的军队随您出征，但要谢绝他的国君跟随您出征。”吴王答应了子贡，谢绝了越王跟随出征的要求，于是出兵讨伐齐国。

子贡随后离开吴国到了晋国，对晋国的国君说：“我听说吴国跟齐国就要交战了，如果齐国打败了吴国，越国必然会随之大乱；如果吴国打败了齐国，吴国必将进攻晋国。”晋国国君大惊，问道：“这怎么办呢？”子贡说：“修造武器，休养士卒，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晋国国君同意了。

子贡离开晋国，回到了鲁国。吴国果然与齐国军队在艾陵会战，大败齐军，然后果然兵临晋国，与晋国的军队在黄池相遇。晋国军队向吴军发动攻击，打败了吴军。越王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即发兵袭击吴国，离城七里扎下营寨。吴王离开晋国返回吴国，跟越国的军队在五湖交战，连打三仗，都没有取胜。很快吴国的城门失守，国家灭亡了。

子贡出使，使齐国混乱，使吴国灭亡，使晋国强盛，使越国称霸，最终保全了鲁国。【评议】

在这件事当中，当事人完全是用欺骗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的。这完全是阴谋家所做的事，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没有什么两样。子贡是圣人的高徒，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必定是战国时期的说客伪托，司马迁好奇，因此才把它写进了《史记》。苏东坡说：“我看《左传》，齐国讨伐鲁国，是由于季姬激怒了悼公，而不是田常引发的。吴国讨伐齐国，是由于悼公反复无常，而不是子贡从中引发的。司马迁的记载，都不真实。”明代文学家茅坤也认为，子贡救鲁一事，肯定是当时阴谋家杜撰的，《史记》中所记载的，已经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春秋记事本末》当中，有许多奇谋良策，至于是非真伪，也不必深究了。而这些话立论十分巧妙，入情入理，正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故事中的子贡也堪称能言善辩了。政治与道德【引言】

政治与道德是什么关系？也许有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事典】

春秋战国时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思想却十分“解放”，前无古人的各种做法和观点可谓层出不穷，独立高标者有之，以无耻为荣者亦有之。纵横家苏秦的言论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

苏秦对燕王说：“请您允许我今天借此机会与您谈话。如果我能够像曾参那样孝敬父母，像尾生那样严守信义，像伯夷那样清正廉洁，即使有人诽谤诬陷我，我是否可以问心无愧了呢？”燕王说：“可以了。”苏秦紧接着问道：“如果我仅凭着守信义、讲孝道、清正廉洁这三条替您做事，您看是否可以了呢？”燕王说：“足够了。”苏秦说：“如果您认为这就足够了，那我恐怕不能为您做事了。如果像曾参那样讲孝道，怎能离开父母呢？这对国家是没有用处的；如果像尾生那样守信义，就无法使用计谋，这同样对国家没有用处；如果像伯夷那样廉洁，就无法出任政事，这对国家也没用处。因此，我认为讲信义的人是不能飞黄腾达的，讲仁义的君主也不能称霸诸侯。”燕王听了苏秦的话觉得十分不理解，问道：“照你说来，难道不能讲信义吗？”苏秦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呢？当然要讲信义。人不讲信义就不能通达事理，国家不讲仁义就不能进行统治。但是，信义是用来修身养性的，而不能用来为别人做事。讲信义是一种保守复旧的方法，而不是进取向上的方法。三王之所以更替，五霸之所以变更，都是因为不墨守成规。我是一个敢于进取、积极有为的人，不愿替无所作为的君主做事。如果大王不愿听信我的话，我宁愿告辞回东周的家中耕种务农，也不愿同一般的人一样，不求进取，辱没了大王的宫廷。”

燕王对苏秦的话仍然感到疑惑不解，问道：“难道真的不能用你所说的古代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吗？”苏秦干脆地说：“如果可以的话，楚国的疆土就一定不会超出沮水和漳水，秦国的国土就不会超出那狭小的商于之地，齐国的疆域肯定不会超出吕隧，燕国国土也不会超出夏屋山与勾注山，晋国的疆域也不会超出太行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都是因为不墨守成规而积极进取的缘故。”【评议】

看了上面的事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掌握一国之权的燕王倒像个书生，而苏秦倒像一个政治家。苏秦不守成规，不用新规，一切以实用为准绳，正所谓有奶便是娘，是个十足的流氓无产者。以臣代君【引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它打破了人们思想中“君权神授”的迷信观念。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万年不变的江山。周朝再长也不过七百年，中间还有一多半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天子跟着诸侯的屁股转。至于别的朝代，就更不用说了，有的甚至几十年一换，十几年一换，走马灯一般，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天地玄黄，周而复始，这皇帝大运说不定哪天就会转到我家，别看今天我家寒族微贱，祖坟上连青草都不长，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就冒出一个文臣武将，乃至开国皇帝。

如果睁开眼看看历史，实在令那些想做皇帝的人心灰意冷，且不说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并无多少朝代，就是改朝换代，也多发生在封建贵族内部。以平民出身靠武装起义而做皇帝的人，屈指算来，也只有那么几个。看来，皇帝梦是无法圆的，也只是借此过过口头上的瘾，像鲁迅小说里的阿Q那样，大喊“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儿子将来也比人家阔多了，来吓唬一下老爷、太太或是王胡、小D们，过一把精神胜利的瘾而已。而实际上呢，现实的当权者似乎并不为这空洞的恫吓所吓倒，也不考虑那么长远，并不想为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还是一如既往地压迫百姓。百姓的口头瘾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不过，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是劳动人民对历史的总结也好，说是他们的革命理想也好，说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也好，或是说反映了小农意识中的平均主义幻想也好，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变动无方的朝代更迭，多少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历史依据，皇帝不多，官僚却是不少，因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是一种幻想，很多人都有实现的机会。皇帝当不上，退而求其次也满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探讨谁由平民当上了皇帝，当上了文臣武将，或是怎样当上了皇帝、文臣武将，以此去鼓动那些妄想狂们干蠢事，我们只想看看一些著名的由臣子取代君王的历史事件，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事典】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臣代君的历史事件有三个：一是鲁国的“三分公室”，一是晋国的三家分晋，一是齐国的田氏代齐。

鲁国是孔子的故乡，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生活的这七十多年间，正是春秋的晚期，也是鲁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分公室”的时代。孔子的一生正与这一历史时期有关，所以孔子才会发出“礼崩乐坏”的慨叹，才会提出“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理想。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桓”的出现，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鲁桓公有许多儿子，他死后由儿子鲁庄公继位。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蓄谋已久，这次更认为良机已到。他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可正赶上庄公病危，也就暂缓行动了。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实是侦察情况。庄公也知道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说：“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你弟弟，才德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你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篡权阴谋，便立即召见了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就是公然地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但由于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也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继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看到无法再在鲁国待下去，就逃到了陈国。公子开继位后，国内的局势只过了一年多，竟又被急于做国君的庆父派人杀死了。

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位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就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伺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最后只好自杀。

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被称为“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自己的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突出，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栗”、“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看来，这三家新兴势力的兴起，既与他们相对没有鲁国公室那样多的传统束缚有关，也是他们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努力的结果。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鲁国的公室当然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因为这样国家的收入就会急剧减少。所以，他们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更是格外强盛了。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在军事力量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公元前537年，废掉了原来的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而行使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鲁国是由王室的本族“三桓”取而代之的，可以说是分封造成的后果，但晋国呢？它的情况恰好相反，却也被分裂成韩、赵、魏三国，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晋献公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在他平定晋国以后，就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二条规定是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实行的，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又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定地实行了这条规定。

显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未提供成熟的统治经验，还未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统治方式。晋国的做法虽然避免了王室之争，但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权旁落到异族卿大夫贵族手里。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持，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六家，称为“六卿”。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的贵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该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长盛不衰，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说：“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仲，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长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自讨无趣，但也表明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等四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这样，范氏、中行氏就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简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嗣后，知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知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知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不下，知氏就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都生长了虾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知氏，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了知氏的军队，杀死了知氏及知氏全族。

知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知氏的土地。后来干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周天子被迫承认后，这三国也就正式成立了。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鲁国的以臣代君使得鲁君名存实亡，晋国则更为彻底，干脆来个名亡实也亡，至于齐国的田氏代齐，就更有特点，由姜氏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鸠占鹊巢，不动声色地窃有了齐国。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田氏能在齐国得宠，也有其深长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出现的最早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做管理工匠的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但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经常施以刖刑，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残暴之一斑。但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往里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归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在田氏取得绝对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乞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想要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立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皇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由于田乞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就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但他逃跑时竟迷了路，进入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了。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就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

田常死后，其子襄子盘代立。襄子颇有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八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

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其中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编造出来的。【评议】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三次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真有意味深长之感。三次卿大夫夺权虽各有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却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老话。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晋国的赵氏倡行“仁政”，齐国的田氏煞费苦心地在百姓中树立威望，就更不待言了。尤其是田氏，其八代奋斗历史真值得好好地研究。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他起初因为力量薄弱，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并，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他们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他们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舆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相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臣代君，说是阴谋也好，说是篡权也罢，只是阴谋成功了也就成了阳谋，篡权符合民意也就成了改革。何况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正义的价值标准，必须像司马迁提倡的那样，“不以成败论英雄”。在看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权谋史，也不能把权谋者看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行不义之举，“窃钩”者是小偷，那“窃国”者就是大盗。近代史上的袁世凯曾做过几天“皇帝”，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庄子所说的“侯”，道理也就在这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骗子与谋略家【引言】

说谎是十分讲究艺术的，如果是句句说谎，肯定极易被人识破；如果在绝大部分的地方说的都是真话，只在关键的地方说上一句假话，不仅不易被识破，还会有取得别人信任的效果，甚至能让那些真话为谎话服务。苏秦以真实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为齐国服务，博得了齐王的信任，但正是这种信任才使得苏秦最终能够替燕国给了齐国最致命的一击。【事典】

苏秦派人对齐闵王说：我担心楚襄王为竖的死亡而悲伤。您不要认为竖是无辜被杀。我让苏厉转告楚王说：‘杀死竖这个人，并非是齐王的命令，而是别人私下里干的。竖杀了别人的母亲而不替人尽做儿子的礼节，他的死应该说是罪有应得。宋国以淮北之地与齐国讲和，您却进攻齐国，讨伐齐国将领赵信，而齐国并未因此怨恨楚国，反而为您诛杀了赵信，因为赵信对楚国的守边官吏有无礼的行为。所以您一定不要因为竖的被杀这一小小的私怨而忘掉齐国的恩德。’以前的事希望您全部加到竖这个人身上，不要涉及他人，以此安抚薛公之心。您曾对我说，要厚待薛公，让他愿意掌管楚国的政事，我非常赞同。如今和爽、强得二人都说齐王您不信薛公，我为此觉得很害怕，因为这就不便于薛公出任政事。如果没有薛公的信义，就无人能联合三晋进攻秦国，所以，希望您厚待他。我是肩负着齐、燕两国的重要使命来侍奉薛公的，薛公一定不会背叛您。薛公如有什么变化，我肯定会首先和他断绝关系。我还要请求您和我始终参与薛公之事，请您不要计较一些小事，希望能够善始善终支持我。进攻秦国的事要想成功，三晋的联合就得由齐国带头完成，不论怎样对齐国都是有利的。与宋国讲和，对齐国有利，长期围困宋国，对齐也有利，即使仿效赵国攻打中山国的办法，让百姓休息一下再来进攻，对齐国也有利。如果进攻秦国失败，韩国、赵国、魏国之间的合纵散了，各国就都要争着拉拢秦国，这样不论是依附秦国还是进攻秦国，对于求成来说都是有害的。所以我奉您的命令厚待薛公，约三晋，说服他们一致进攻秦国，一定可以攻破秦国。如果不攻秦国，就要他们和齐国一起与秦国讲和，如果要攻秦，就再进攻。这样一来，三晋就会认为齐国是爱护、忠于他们的。现在进攻秦国的军队刚开始，您又想抽出兵力去攻平陵，这就会妨碍攻秦计划的实施。各国军队就不会再进攻秦国而来与齐国争夺宋国土地，这就很容易造成祸害。希望您一定不要这样做，以免使三晋各国感到畏俱。特别要交好楚国，如果能这样，即使楚国不帮助齐国进攻宋国，宋国也一定会顺从齐国的。您已经联合三晋去进攻秦国了，秦国就必然不敢去救宋国，宋国被征服了，您的事业很快就会成功了。夏后一定要先为薛公得到宋国，您不要听从他的话，我本来打算让您把平陵送给薛公，但不想让您无缘无故地送给他。希望您能把陶地和平陵作为对薛公和奉阳君的奖励，谁办成了事再给他们。这样您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了。当然也会有人说，‘三晋联合而进攻秦国，同时也定会对齐王骄横。’希望您不要听这样的话。三晋攻秦，还来不及有什么成果，而您已经攻下宋国并安定了那里的百姓。再加上我代表着燕国而侍奉您，三晋一定不会对您有什么危害。如果三晋愿意侍奉您，您就使用他们，如果三晋不愿意侍奉齐国，您就结交秦国以切断其后路，三晋岂敢对您表现出骄横呢？如果三晋合在一起进攻秦国，或者三晋背叛您而与秦勾结，我一定会事先知道。您就结交燕国、联络楚国，而把晋国交给秦国去消灭，三晋必定会被打败。所以有我参与此事，三晋一定不敢背叛齐国。为防备不测，我已采取一百多种防范措施。您如果答应我安抚燕王之心而且不听信小人的谗毁之言，我以自己的性命担保，用不了三个月，您就会成就称王天下的大业。我不惜生命要干成这一番大业，并不只是为了您，也是为我自己。您把不算计燕国作为对我的宽容，使我对您感恩戴德，您为了成就霸王之业而委任我以三公之职，使我能在世人面前夸耀。所以，如果事业能够成功，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评议】

句句是谎话，便是平庸的骗子；半真半假，使人真假难辨，便是高明的骗子；多数是真话，关键时候说句假话，让原来的真话为这句假话服务，这便是谋略家。优秀的谋略家与骗子，都深谙厚黑学，都是左右逢源、随机应变的佼佼者，但实际上却是一体两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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