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若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振鹤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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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事若觉试读：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怀念我的老师季龙先生

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许多老师，但要到研究生阶段，指导老师才是专一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授业师。我的授业师是谭季龙（其骧）先生。古人有名有字，名是让父母呼唤的，字是让他人称呼的。礼崩乐坏之后，字不见了，大家直呼其名。不过师母在世时称老师都是“季龙，季龙”，古意犹存。而老师与夏鼐先生在七八十年代通信时虽已互称同志，但“同志”前面仍以作铭、季龙相呼，绝不称名。如今既然风俗丕变，我们也应该从俗入流，至于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也不必深究了。1978年以前我与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并不知道谭其骧先生是谁，纯粹因为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误打误撞而入谭门。头一次见老师是在龙华医院，那是老师中风以后，正在康复之中，只能在医院对我们进行入学面试。最后与老师告别亦在医院里，1992年8月28日子夜在华东医院。首尾一十五年，耳提面命，一切犹历历在目。今年适逢老师百年冥诞，许多往事涌上心头，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文革后头几届研究生的教学因承大乱之后，并无一定之规，不像今天严格规定要上几门专业课，几门专业基础课，而基本上全凭导师个人的指导。我记得季龙师给我们几个人正式上过一些课，但并不算多，其余时间主要是与我们讨论闲谈，在不经意中教给我们学问之道。即使正式上课也非常专门，决不从ABC讲起。记得有一次借辞书出版社一个地方给我们讲《水经注》，一开始就讲“江水注”中的江、沱部分。这个课我印象极深，因为从此领悟了读书之道。不久后我自己在读《水经注》时，就发现其中“浊漳水注”里有部分文字错简，前人都没有注意到，以至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也错画了。而更重要的是这样读书让我明白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

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几年当中，其骧师对我们始终都以讨论对象相待，或者说，将我们当成会者来教，使我们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明显。他也不为我们预设硕士与博士论文题目，全凭我们的兴趣自行选择。影响到我们以后自己带研究生，也决不事先将他们的论文纳入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而是让他们有自由的选择的空间。除非他们没有特别的思路，才给他们提出适当的建议。老师将我们当成研究的同伴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他自己读书时就曾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平等地讨论两汉州制的问题，得到顾先生的鼓励。那次讨论显示了其骧师在这个论题上有超越他老师之处，说明了“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道理。同样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他的水平，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道。其骧师于我而言是一世之师，而不是一时之师。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有的老师只领你入门，有的老师则伴随你的一生。

学问之道十分专门，有些题目研究难度之高只能是冷暖自知，能够师生相得已是不易，至于要为行外所完全理解，恐怕不是较难的事。大家都知道谭先生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但并不一定了解地图上一条线、一个点的确定是经过怎样的艰辛。严格说来，其骧师并没有专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外，他的专门著述就是《长水集》及其续编，这是谭先生一生论文的结集。如果没有编纂历史地图集这个工作，谭先生个人的学术成果自然会更加丰富，但依我想来也未必会有许多专著行世。因为谭师的写作方式与别人不同，能用简单的文章说明的问题，决不将其拉为长篇，能用文章说明的问题也不一定要用专著的形式来发表。他在担任《历史地理》辑刊主编时，在所审阅的稿件上经常会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段话？”由于编纂历史地图集耗去他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他还有许多想要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甚至在老师最擅胜场的疆域政区方面，他都没有时间留下一部书稿，长使后人扼腕叹息。好在去世的前一年，他终于拨冗写出了四万多字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图说，才稍稍弥补了这一遗憾。他真正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集体事业。其实在历史地理之外，老师还有许多真知灼见来不及发表，譬如在民族史方面。因此我总在想，真正有学问的人正是带着一肚子学问离开的，而不是将墨水全倒光了而靠空谈度日的。

1980年，其骧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即今院士），我向他表示祝贺，不料他却出人意料地说，“中科院学部委员旧浙大的人多，所以认识我的人也多。”言下之意是认识我的人多，投我的票的人也多，我才成了学部委员。这话给我极深的震动，这是真正有学术底气的学者才说得出的话，而不止是一般的谦虚之语。同时也教育我，无论什么时候，对比起无涯的学术来，都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切勿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除了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以外，老师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侧重于技术史学方面，也就是以坚实的考证来建立自己的论点。在诠释史学方面他也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其中尤以如何定义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最为重要，现在依然是学术界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指导性原则。但是对于空头的理论，谭师却是不以为然。有一次在他家里，因为说到什么事，提及理论修养，他拱了拱手，显然是敬谢不敏。这个场面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文博系的一位先生。

求真存实一直是老师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即使是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学术求真的基础上。讲真话不但是做人也是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可能过去不大被重视，甚至不被重视，以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历史不妨迁就一点。老师求真存实的治史与不惧压力的态度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榜样。

老师认为自己不能诗，不善书法。所以几乎不做诗，也很少为人题字。但在我知天命之年，却主动提出要为我写一幅字，并征询我愿意写什么内容，让我喜出望外。我因为喜欢辛弃疾，就跟老师说，辛词我很爱读，但一般可能都欣赏他的雄浑豪迈的字句，我则钟情于“我见青山多妩媚”，我刚念到这里，老师就接着背下去：“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貎，略相似。”于是师生相对而笑，至今我还深深记得这个场景。老师是很重师生感情的。有一次我的文章里写了谭其骧教授这样的称呼，他看到了就马上纠正我说，我们有这个（即师生，但他没用师生这个词）关系，所以你不要用教授这个称呼。这句话让我感动至深，这是师视生犹子，则生视师当如何，做学生的自己心里真应该清楚。

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早就忝为人师，但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比起我的老师来，我们差了什么呢？学识？气概？还是情操？

2010年阅读记录片断

新伟兄来信询今年读了哪些有意思的书，竟一时语塞。书是读了一些，但若按要求只举两本书，则不知写哪两本好。我是一个愚钝的人，对新思潮、新理论、新方法一类书虽然心向往之，但看得并不多，或者就直白地说，我每年总是看旧书多过于看新书。但旧书也不全然旧，往往很热衷于看旧书或旧文献之中的新。其中一类是新出土的文献，另一类是从未印行或从未有人注意的旧文献。目的只有一个，冀其补充传世史料之不足。前一类先不讲，只举后一类，今年就读了两种颇有意思的书。第一种是《澳门番语杂字全本》。说实在，这本书读的不是真书，只是电子版。因为原书存于德国国家图书馆。这本书是存世的唯一一本中葡混合语的语汇书，而且还只是半本残书，但却珍贵无比——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史上的常事，十六世纪中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就在澳门及其附近形成了一种中葡混合语，这种语言至今没有学术定称，或称土生葡语，或称洋泾浜葡语，或称澳门葡语，而由此书可知当时民间称做澳门番语。葡萄牙的势力后来衰落，而英国人兴起，于是红毛番话，即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渐次流行，澳门番语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今天仍可看到世界上有些图书馆存有《红毛番话》一类书，而长久以来却不知世间尚有《澳门番语》的刻本。虽然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还见过广东佛山刊印的《澳门番语杂字全套》一书，但喜欢语言接触史研究的人，却百觅不得其踪影。一直到上一世纪末，才知道德国藏有一本（不过是广州印的），但当时因故没有看成。今年因了该馆的大度，拍照成像电传给我，于是得以止十数年之痒，其快岂是浮一大白可比。

第二本书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炉之《订顽日程》。版本页上写的是九月出版，其实才上市。因为看了预告，催出版社一出厂就送来，得以先睹为快。先得声明，此书琐碎饾饤，绝无可读性。但却值得一看，因为是少见的长达200万字的流水账。作者杨葆光是晚清道咸同光宣时候的人（恰死于清帝退位之1912年，已及见民国之肇始），官只做到知县，却有一点书画方面的名气。他有记日记的毅力，从同治六年一直记到光绪廿七年。日记从来为治史者所好，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一些与正式场合所发表言论之差异。当然有些名人日记写的时候就存心要给后人看，而且也知道后人必定要看，所以后人也千万不能以为日记必全是作者之心声，要与其他史料对读，否则要被日记的主人牵着鼻子走了。不过流水账式的日记却比较得真，虽然读起来乏味。晚清以降，西学再次东来，传统士人如何对待，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倒不想日记主人对此直接表态，而想从字里行间看出些端倪。果然随便一翻，便看到同治间，杨葆光有购买《中西闻见录》的记载，可见他对西洋人在中国所办杂志有兴趣。再一翻，则看见有人向他借过《西儒耳目资》，这是天主教传教士金尼阁在晚明所写的关于汉语的专著，足见杨氏好学多闻，且此书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影响。书才拿到两天，全部看完还要费许多辰光，不希望有大发现，只要能藉此而观见一位名气不大不小的松江人，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常的应对举措，此书则不枉出，保存稿本的松江博物馆以及整理者就值得我们感谢。

阿美利加、纽约库、阿塔库

昨天看网上新闻，突见拉登已经斃命，遂勾起十年前一段往事，不妨写出作为应景文字。

2001年9月11日那个世人都刻在脑海中的日子，使911成为各种语言中的一个固定词语。那一天，我正在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特藏部里看书。该特藏部调书只到中午为止，但阅览室实际上开放到下午六时，你只要不再请管理员往书库里取书，可以一直读到他们下班为止。但由于中午以后不再能调书，实际上许多人在下午两三点钟就已经看完书走人了。我因为知道这个规矩，就利用罗马大学马西尼教授的关系，借了特别多的书，慢慢地看。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整个阅览室除了两个管理员和我，已经空无一人。但恰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位女管理员却蹬着高跟鞋，笃笃笃，笃笃笃，从这一头走向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我心里觉得十分奇怪，身为管理员难道不知道阅览室讲究的就是一个“静”字，你怎么荡来荡去，算怎么回事？于是我抬头看了看她，她也看了看我，似乎有话讲，但又没有讲出来。于是我继续埋头看书。

但那高跟鞋声音并不消停，又从这头响到那头，从那头响到这头。于是我又抬起了头，这回管理员终于走过来，很急促地跟我说了三句话，实际上是三个词，那就是：阿美利加、纽约库、阿塔库。我一时成了丈二金刚，不清楚她说什么。你知道，非英语民族说英语都免不了带有自己民族语言的腔调。她自然料定我是不会懂意大利语的，所以我确切知道她在跟我说的肯定是英语，只是无法破解她的意大利腔调。只有对第一个词还有点感觉，可能是指美国。另外两个词一点方向没有。她见我没有反应，更加着急，于是急中生智，小跑着去抱来了一部英—意大词典，然后翻开了指点给我看，第一个词我猜对了。然后是第二个词，天哪，原来是纽约。大家晓得，属于拉丁语族的意大利语与日耳曼语族的德语、英语不同，单词是不用辅音结尾的，因此有时要在以辅音结尾的外来语后面加上一个元音，以便读念。譬如film，据马西尼教授讲，意大利人其实都读成filme的。我们看现在中国商场中的许多意大利品牌后面都带一个“奴”字，大家都知道是该品牌名称最后一个音节-no的音译。所以难怪那个管理员要将纽约读成纽约库了。但第三个词我怎么也无法聆清，却原来就是attack！待我弄明白了这三个词后，她非常高兴。于是就接着一大堆话倾泻而下，并加上极其夸张的手势，我终于有点理解，大概是有什么东西冲击了某座纽约的大楼，然后是大楼垮塌了。于是我也夸张地大点其头，明白了这是美国新出品的一部大片。她看见我终于孺子可教，就笑了笑，合上词典，安心回到她的座位上去。高跟鞋再也不响了。我得以安静地读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但是出得图书馆的大门，走到繁华的街上，就立马感觉到气氛完全不对。原来熙熙攘攘的街头，怎么忽然安静得出奇。好高声喜笑谈而且大作手势的意大利人，怎么都面带严肃，三三两两立在街头，低声细语。百思不得其解。那时的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就是手机也相当原始（日本当时还一会儿称其为移动电话，一会儿又叫作携带电话），何况我还没有。一直到回到借住的朋友家里，打开电视，才知道，原来并非动作大片新登场，而是现实生活发生了大变故：两架飞机冲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子楼！这是比任何大片的想象力都要强的活生生的现实。尤其因为世贸中心我在1986年上去过，因而好像有更深一层的感受。那一年秋天，因为等英国的签证，在纽约的朋友家里呆了一个多月，经常到街上观光。有一次走过世贸中心楼下，正与朋友商议要不要上去看一看。恰好边上走过一位黑人姑娘，看到我们有要上去的意思，就自告奋勇为我们领路。我们知道上楼顶参观是不收费的（彼时囊中颇为羞涩，这一点非考虑不可），除非你喝咖啡，但你可以选择不喝。既然如此，何不叨光一次？于是就排队乘了电梯上去。但是有一点，虽然不收费，却有一个要求，要穿Jacket。可是我们两人都是衬衣打扮，怎么办？没有关系，可以借。那位姑娘早就跟管理人员说，借他们两件上衣。因为在楼顶喝咖啡的人都西装革履，若着短打则颇不相称，所以必须随俗。于是穿了上装之后，我们得以自最高处，从容眺望整个纽约城，连帝国大厦从这里望过去，也似乎黯然失色。从出生到当时，这是我登过的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建筑了，印象极深。可惜当时没有带相机，未能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不过我在许多地方也都没有这样的留念，因为有时景致很美，生把一个丑人摆进去，很煞风景的。我来了，我看到了，我知道了，就够了。

但是这样一座庞然大物，竟然说倒就倒，除非亲眼看到电视，我真是很难相信。所以电视正在反复播放当时的场景，我也反复地看，回忆着恰好整整十五年前登上那里的感受。现在又将近十年过去了，但阿美利加、纽约库与阿塔库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拉登已经斃命，反恐未见得就将结束。忽然想起了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脱亚入欧”的虚与实——对日本前近代社会的断想

日本的前近代社会或许可以从室町幕府的灭亡算起。与中国不同，英雄辈出并不是日本古代史的特征，但从室町幕府末期开始的战国时代却接连出了六个大“英雄”，其中的后三雄，即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相继创立了安土、桃山与江户时代。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曾戏拟此三人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安土、桃山时代虽短，但所制订的一些关键性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江户时代所延用，并且改订得更为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长达二百五十年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为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转型创造了历史的基础。由于日本紧邻中国，不但早就从中国接受了汉字文化与佛教文化，而且公元七世纪大化改新的核心内容是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从而使日本进入一个律令制时代。这就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日本的社会形态与中国相类似，一直要到明治维新以后才摆脱中国这个老师的影响，而迈入与中国传统社会完全相异的欧洲道路。其实这种看法正与事实相悖，深入理解日本的前近代社会，就会发现，日本无需脱亚早已入欧，或者换句话说，日本入欧早在江户时代初，而完全脱亚则在明治维新后。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脱亚入欧”，不但说明他对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进步表示钦佩，也表示他对于亚洲落后的绝望。这个口号表明，虽然日本地理上属于亚洲，但心中向往的却是欧洲。在福泽提出脱亚论一百年后，日本完全实现了入欧的梦想，成为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且是其中经济实力位居第二的成员。福泽的理想可以说是完全实现，今天日本之万元大钞，印上他的头像，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福泽谕吉的愿望就那么轻易地实现了吗？日本明明地处东方，可是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却被很自然地看成属于西方，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其他奥妙呢？其实这个奥妙是有的，那就是日本在前近代时期，其文明形态就偏像于欧洲，而不与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相同，更与作为汉字文化圈核心的中国有根本的不同，与同为此文化圈的朝鲜越南也不同。许多人的错觉，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内，总以为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的整个上层建筑，从制度到文字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怎么可能不像中国而像欧洲呢。尤其是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处处模仿中国，汉学极其发达，对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亦步亦趋，怎么可能不是中国式的文明形态而偏像于欧洲呢？如果说到底，这其实正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我过去曾有文章比喻日本将外来文化当衣服穿，即使是对中国文化的貎似全盘的接受也是如此，只是表面的皮毛的接受。其实在日本，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在安土、桃山时代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与欧洲实质一样的封建制，在江户时代前期，这种封建制完全定型，在政治方面这种制度可以称为幕藩体制，确定这一体制的法律条文是《武家诸法度》，与中国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称中国前近代为封建社会只是一种误译，此处不赘）完全是两码事。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土地制度上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与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根本不同。所以日本在前近代时期就形成一种身子在欧洲而脑子在亚洲的奇异现象。或者说，就是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完全匹配，甚至是完全不匹配的文明形态。

对于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相似之处，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是相一致的。在土地制度方面，日本学者北岛正元认为“十六世纪以后的日本，废除了以前居于土地所有体系之顶点的都市贵族的土地所有……，使土地所有形态变成一元化的领主的土地所有。”而这种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欧中世纪领主“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的领地，在形态上是近似的。江户初期所规定的《禁止田地永久买卖法令》与稍后的《分地制限令》就是形成这种“硬化”领地的法律保证。而在商业领域，美国学者Rhoads Murphey则以为，日本疆域较小，人口较少，而且中央权力较弱，因此容易发展出一个相对较强的全国性的国家商业体系，以及较强的并且半独立性质的商人集团，这一点与中国大不相同，而且日本的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也显然超过中国，而与欧洲近似。

其实就是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日本的城郭与城下町也与欧洲castle与downtown的对立比较相似，而与中国城市的围墙式结构完全不同。同时在技艺上、在经济上以及在教养文化方面，虽然还带有封建的标帜，但江户时期的日本在许多方面都与同时正在出现的欧洲的民族国家相类似。尽管江户时期也有类似中国的抑商措施，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的大名要履行参觐交代制度所规定的义务，经常负债累累，不得不向商人贷款，甚至与之联姻，致使商人在客观上的地位较高，与欧洲相似而与中国不同。

与不流动的土地领主所有制相匹配的是严格的身份制，日本表面学习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的分等制，但在中国这种身份并不硬化，而是可以垂直流动的，尤其通过科举考试由农而士是常见现象。经济上土地的流动，所谓田无常主，富不过三代；身份上地位的变动，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使中国的前近代社会至少维持了千年之久，而未发生根本性的变迁。而日本的根本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则使日本的封建时期相对稳定了两个多世纪，一直到明治时期向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转变。所以日本前近代社会本来就是与欧洲封建形态相对一致的封建社会，日本学者将feudality译为封建制度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们这样翻译的由头是因为幕藩制度的形态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封建形态很相像，尽管有实质的不同。但这一译语却是歪打正着，因为日本与欧洲的封建形态在实质上其实也相近的。

但与这样的经济制度不匹配的，却是日本的上层建筑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移植。江户时期的汉化程度很高，德川幕府的几代将军都醉心于中国文化，甚至行事都以中国古人为典范。作为德川将军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第三代藩主德川光圀，是一个《史记》迷，模仿伯夷叔齐的行为，将藩主的位置传给其侄儿而不是自己的子息，就是一个显例。我参观过水户藩家族的墓地，注意到其中所有的坟头都一色朝西，显然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对于中国的儒学日本自古以来就表示出高度的仰慕，但在室町时代以前，儒学的权威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从江户时期的藤原惺窝起，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藤原等江户时期的汉学家许多直接服务于德川幕府。藤原惺窝本人的学术虽以朱子学为主，但却也吸收陆象山与王阳明之说，甚至还不脱佛学的影响。藤原之后的林罗山则是更有名的大儒，连续为四位幕府将军服务，其子若孙继承家学，相继担任儒官，从林凤冈开始世代被任为大学头，掌管幕府学事。朱子学之外，阳明学在日本也一样有坚定的传人，说明中土学术对日本影响之深。江户时期的汉学家，数量多水平高，在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例如考据方面，山井鼎与荻生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就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赞扬，甚而进入四库全书总目中。即使是以西方知识见长，熟谙荷兰语的兰学家，也一般都先是汉学家，而后才兼治兰学。所以他们对荷兰输入的新词都能以典雅的汉文来对译，例如将电池的两极译为积极与消极，至今还为中国人所采用，只不过转变了意思。上层的汉学家甚至可以自如地用汉文写作，而鄙称日文为倭文俚语。林罗山之子林鵞峰，记其编纂日本国史经过的《国史馆日录》，就是用纯粹的汉语文言写成的。汉学在江户日本的兴盛一直维持到幕末，即使是福泽谕吉本人，也是汉学水平不错的士人，尤其娴熟于《春秋左氏传》一书。

尽管江户幕府醉心于中国文化，但那只是停留在对高深的儒家文化的仰慕，而不是对中国所有现成制度的照搬，例如日本从未考虑采取中国的科举制，因为日本并不希望出现身份的阶层流动，也因此日本儒学者的著作究其实与乡下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町人，即城里人也没有太大关系，虽然儒家著作都是在城市里刊印的，尤其前近代的大阪是一个极重要的汉籍印刷出版中心。所以从形态上看，上层（或表层）的儒家文化与底层（或深层）的町人文化保持表面的和谐是日本江户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对中国文化的深究虽然只属于上层士人，但附庸风雅却可以下达略识之无的普通人。于是江户后期，汉学就有了庶民化的倾向，只要稍有点知识的人，就争相以做汉诗相炫耀。甚至就是讲笑话，也要夹上典故。这种风气一直要延续到明治时代的前期，甚至直到中日甲午之战前夕。

江户幕府是真情地倾心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这种倾心也并非单纯的对时髦的追求，而是有其实用的目的的。江户时期的幕府与各地大名的关系只是封建式的关系，幕府并不能直接管辖诸大名的领地，大名只要履行参觐交代以及进贡的义务，就是自己领地上的主人。而且根据与幕府将军的亲疏关系以及与幕府所在地江户的地缘远近关系，诸大名有亲藩大名、谱代大名与外样大名之别，许多外样大名更是趁着山高皇帝远，对幕府存有二心，幕末明治之际，倒幕运动的发起与四个著名的外藩，即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与土佐藩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江户幕府必然需要思想武器来对付存有贰心的大名，这一武器最合适的莫过于儒家学说，尤其是朱子学。尽管朱子学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产生的思想体系，而日本并非中央集权制国家，可是一样可以为幕府所利用，强调对君主的效忠被转用于大名对将军的输诚。而事实证明，这一提倡是有效的。许多大名竞相以对汉学的熟悉程度比高低，而幕府也收到加强相对集权之效。以至于在挟关原战役与大阪之役胜利之威后，江户幕府所制定的《武家诸法度》能保证得到很好的实施。幕府甚至有力量可以对大名实行更封（迁移到另外的封地上去）以及削减部分的领地，虽然这种权力与中央集权制下的皇权不能相比，却与中国西汉初年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制有点相似，颇有点处于封建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状态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例如土地已经开始变相买卖，商人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与庶民关系不大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慢慢不吃香了，而到了幕末，与欧洲文明率先接触的萨摩藩等外样大名，首先扯出王政复古的旗号，目的却是要以欧洲的文明为模式来改造日本，脱离幕府的压迫，他们已经看到了欧洲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的地方。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学习欧洲渐渐蔚为风气，因此福泽谕吉适时地提出了“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的脱亚的这个“亚”其实指的只是中国与朝鲜，也就是脱离落后的中国与朝鲜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即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那么脱亚之后去向何方呢？福泽断然而言：“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脱亚之后即是入欧，虽然福泽通篇文章没有“入欧”二字，意思却是明白的，所以后人总结其思想为“脱亚入欧”的口号。

有趣的是，福泽这篇语气严厉的文章却是以不署名的方式作为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的社论发表的（该文原来甚至也没有标题，《脱亚论》乃后人编辑福泽著作时所加）。此时去江户幕府的大政奉还已经十七年，下距甲午中日战争只有九年，日本国力已经大有长进，“入欧”已经由表及里，何以福泽还有点遮遮掩掩之态？原因恐怕还在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担心“脱亚论”一时还不能被广泛接受的缘故。甚至就是向西方学习而言，中国人一开始也走在日本前面，就连福泽本人学习英语也是通过中国人于咸丰年间所编的《华英通语》而开其端的（后来他将该书加上假名注音而重新出版，作为民众的英语启蒙读物）。上面也已经说到，汉学在江户时代后期有庶民化的倾向，而即使明治维新后，欧风已经东渐，许多人仍以懂汉文，做汉诗为时髦，如身为贵族的大河内辉声在明治初年还特意拜中国士人王漆园为师学汉文（更有意思的是，1943年日本留学德国的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在其回忆一生的《怀旧录》里，也还竟然不搬弄洋文以显示其水平，而是留下许多汉诗，以表明其修养）。甚至到甲午战争临近时，日本许多普通百姓还觉得政府必定是出了问题，否则怎么能跟中国开战呢？而这种状态正是福泽忧心之所在，也是“脱亚论”出炉之推力。未曾想，中国海陆军一触即溃，从此中国在日本的威信一落千丈，即普通百姓亦看不起大清帝国了。“脱亚论”收到了明显的实效。所以这个口号不但在日本是人人耳熟能详，而且连后来的土耳其民族复兴运动也用上了。

平心而论，根据上面浅薄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脱亚只是脱掉日本表层的儒家文化，入欧却是穿上与日本经济基础相配的欧式外衣。进一步而言，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本来就与欧洲相类，形式上的入欧极其便当，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入欧其实是虚的，实实在在的却是在于脱亚。而脱亚其实又只在脱离与中国朝鲜表面相似上层结构的特征，尤其是脱离中国思想意识的影响，政治制度的羁绊，以为日本完全接受欧洲政治思维与民主制度铺平道路，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当然这只是学习日本史之后一己之思路。至于福泽谕吉在提出“脱亚入欧”口号时，是否有脱亚是实而入欧是虚这样的自我意识，恐怕还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对江户时期政治体制的学术研究是到了昭和时期才深化的，甚至就是“幕藩体制”这样的用语也是昭和初期才提出来的。一件历史事实在发生的时候，无论当局者或者旁观者未必都能对其实质有清醒的意识，只有在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之后，才更容易看清其来龙去脉而对之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

求真存实还是经世致用——《中华文史论丛》与我

经世致用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无论庙堂之高或江湖之遥，国人做事最先想到的就是“有什么用”？有用即做，无用则乏人问津，直到最后甚至发展到“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地步。一心追求致用的恶果，大而言之是使中国终于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来，将先秦可能产生如几何学、逻辑学之类学问的苗头尽皆铲光，小而言之是数千年来使所有资源，包括人力与自然，都围着利益团团转。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人不以一心向往致用的思想为然，远如春秋时期的老子提出无用之为用，近如晚明徐光启所说之“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他们或许是真正看出无用学问的重要性来的，但仍要以无用的结果仍是有用来说服读者。真正彻底不以致用为然的，而且明确地将其昭示出来的，其实是近现代受了西方学说深刻影响的王国维。

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则》中曾说：“或曰：‘今日上之人日言奖励学术，下之人日言研究学术。子曷言其不悦学也？’曰：‘上之奖励者，以其名也，否则，以其可致用。其为学术自己故而尊之者几何？下之研究之者，亦以其名也。否则，以其可致用也，其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这话除了批评当时之学术气氛外，主要在于彰明昭著地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丝毫不顾及该项学术研究是有用或无用。章太炎也有类似的思路，但仍为致用留了一线生机。他在复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说到底，学术本身原无致用与否之疑问。致用只是客观存在的结果，如果做研究的先头就存着致用与否的疑问，那这学术恐怕难以做好，或者竟是做不好的。

当然，中国古代也未必完全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路。以史学而言，司马迁可以算得是一个。司马迁阐述其写史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原不在于什么“使乱臣贼子惧”。“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司马迁理解古今之变的途径，所以信信疑疑成为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求真存实是写史的基本道德。以这些原则去写史，则是为史学而史学的态度了。而除《史记》外，差不多全部的中国传统史学著作都是经世之作，《春秋》以道德的谴责代替史实的叙述（以是而被尊为经而非史），《通鉴》则明言是为了资治之用，《上金史表》称“善吾师恶亦吾师”，皆是同一个经世致用的思路。即使现代人写史，如钱穆之《国史大纲》，也还是要求读者在读该书之前要先具备四个信念，虽然这个要求是有其针对性的，也许是与虚无主义的对抗，但仍然不脱视史学为致用工具的轨道。只是史学的经世致用如果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以论代史，变成影射史学，以利益——不管是国家的或私人的，来作为写史的动力，甚至堕落到如魏收秽史的地步。

其实办一个学术刊物也存在同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是以学术为根本，还是以致用的目的为旨归（至于今天有将学术刊物变成赢利之地盘者，则不在此讨论之列）。以此标准来观察《中华文史论丛》出满百期的历程，我以为该刊是以求真存实为本，够得上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术刊物。当然该刊同人未必同意我这个判断，因为曾几何时，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大受批判的口号，于今天也未必能让所有学人认同。《论丛》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据钱伯诚先生回忆，原来第七辑已经编好，遇上“文革”，某文不但只好撤下，而且连整个杂志都停刊了，直到复刊号才又登出该文。现在我们看“文革”前出版的六期，真的是琳琅满目，全是硕学鸿儒之大作（这六期其实可以重印出版，我相信是会有许多读者的，我自己后来买到这六期时很兴奋了一阵）。之后，《论丛》其实还有过其他起伏跌宕，甚至于有一年之中只出一期的情况，有时则两期合而为一期行世。这些应该是该刊同人来回忆最为合适，在这里我只能以自己的经历谈一些感受。

我在《论丛》一共发过九篇稿子，在百期当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在我的学术论文中却占很重要的分量，一是数量比发在其他学术刊物多；二是发在《论丛》上的都是我最重要的论文。统观这些文章，可以一言以蔽之，均属于不致用之列。这倒不是我早就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高见，而是因为我从事的历史地理专业离致用相对要远一些，尤其是历史人文地理领域更是如此。加以先师谭季龙（其骧）先生一向就不以致用为然，而以求真存实作为耳提面命的基本原则，我们自然也就随之身体力行。记得我1983年完成《西汉政区地理》的博士论文之时，帮我打字的工人师傅（当时尚无今日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电脑）问我，你这个文章我打了几天，不知说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打过什么博士论文，你能告诉我里头写的是什么吗？我想了一会儿说，譬如我们现在全国有三十来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那么我研究的就是两千年前的汉朝有多少行政区及其变化情况。那位师傅接着问，那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我竟一时语塞。是的，有什么用？

而这个无用论文的前半部分，正是我前一年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将近八万字的一篇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那一年我是什么身份？还是一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论丛》肯用两期的篇幅刊发一位没有家学渊源，没有文科本科学历的人所写的长文，没有一点担当精神是不可能的。虽然答辩的时候该文得到较高的评价，三年后也被评为上海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但在《论丛》的历史上，恐怕迄今为止尚未有一篇文章长过这篇拙作。一想起这件事，我不能不心存感念。其实还在1981年，《论丛》就刊载过我的一篇《西汉献费考》，那时我还只是一名硕士生而已。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当时其他初出茅庐的学人身上，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说明除了求真存实之外，不拘一格，勇于担当也是该刊的一贯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一直保留至今，良可宝贵。

我的博士论文里还有一章，即《象郡考》也是首发在《论丛》上的。发表时是1984年中，季龙师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去看望，他很高兴地说，这期《论丛》有两篇文章很好，一是章巽先生的，一是你的。得到老师表扬，心里自然高兴，但嘴上不免谦让。谭师即严肃地说，的确是好，不是虚美。因为这个问题季龙师自己也考证过，深知其难。而这个问题又极其重要，关系到秦代的南部边疆到达何处，即到达今越南中部，还是与今中越边境相若？同时象郡在西汉是否还在，如果还在，则又是什么范围？这个问题不但中国学者众说纷纭，连法国汉学家也有两种对立意见。因为同一部《汉书》里就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在解放初期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秦代象郡一直画到越南中部。此图集是顾颉刚与章巽两先生所编，而由谭先生所审核，说明此时谭先生还不明确反对这个画法。但其实谭先生心里是偏向象郡南境大致与今中越边境相差不多的，所以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将这个意思画了出来。但这种倾向性一直没有论文予以证实。他知道我写西汉政区地理时这个问题绕不过，但也知道其难度，所以不强求我解决，建议可以两说的形式出现。因此等我写完《象郡考》以后，他觉得这个问题终于可以定谳，自然很高兴。这种情怀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恩师，什么叫师生相得。近三十年来，关于象郡的这个结论没有人提出商榷，大概可以成立。但发表当时，中越关系正是一度恶化的时候，其他学术期刊并不愿意刊用这种不适时的文章，而《论丛》却只以学术为唯一标准，毅然发排。其实我也并非有意为了要论证中国的疆域变迁而去考证象郡的始末，而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能把象郡的沿革弄清楚，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就会始终留下遗憾，当时更没有意识到这或许也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路。

第三篇值得一提的文章倒不是我自己投稿，而是《论丛》的约稿了。1987年时，《论丛》好像出得有点不大规律了，不是一年四期的常规。年初有一位编辑约请我随便选题写一篇稿子给他们，我答应了。至于写什么，我起初并没有想好。当时正在读《旧唐书·地理志》，发现其中有一句话是：“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至德是天宝以后的年号，至德前一年的天宝十四载发生了安禄山之乱。这段文字显然暗示着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向南方，在这里具体而言是向今江陵一带有明显的移民活动。那么这是不是一次上可以与西晋末永嘉丧乱之后，下可以与北宋靖康之难以后相比肩的北南方向的大移民呢？很有可能，但必须有证据。于是就以此条记载为始，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闲事不探，一门心思穷尽相关史料，排比求索，终于证明在安史之乱以后，确实发生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自北到南的大移民，不但向两湖而且向江西北中部，向江南都有大规模的移民。写完之后，《论丛》编辑部马上刊发，登在当年第2—3期合刊上。本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西晋末与两宋间的大移民早已分别由谭师与张家驹先生的文章所证实，并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安史之乱以后的这次移民活动的证成是否能为大家所公认呢？经过二十来年，看来也为大家所认可了。三个月写一篇文章在今人看来可能太奢侈，这是今天够写一部专著的时间了。我比较迟钝，只能做到这个速度。前述《象郡考》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也花了一个月，至今还觉得自己够快的。当然三个月也不枉花，后来由该文又引开了另一篇文章《客家源流异说》，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客家起源的见解。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论丛》一共发表过五篇文章，这是最密集的年代。到九十年代只有两篇，即《释江南》与《明代卫所屯田的典型实例》，前者解释“江南”一语的地理与文化概念，后者是给研究生上课时讲解如何正确释读史料的范例。2000年与2001年各一篇，这最后两篇已经与历史地理毫无关联。前一篇综论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办的期刊《六合丛谈》，后一篇则揭示为人所忽视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与雍正广训在清代社会所起的作用。这两篇文章也都很长，尤其是后面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论丛》也都容忍了。巧的是我的学术兴趣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部分地转向近代，转向中外文化关系史方面，也跟《论丛》从重视古代到古代与近代并重的转向不谋而合，因此虽然后来我未再向《论丛》投稿，但却始终是一位忠实的读者，对于《论丛》发表的文章多数都要认真拜读，因而对《论丛》数十年来所坚持的学术方向深有体会，并觉得这是一条正确的求真存实的学术道路，是值得其他学术期刊所效法的。当然国内许多学术刊物都有这样的坚持与担当，而这正是踏实求索于学术道路上的学人之福气。

一个学术期刊的追求是什么，本来不是问题，不就是追求学术之真吗？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学术期刊林林总总，现在还被分为权威、核心、一般等不同档次。学术职称要升迁，就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文章发表，权威数量多少，核心数量多少，一概明码定位。于是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可能就有刊物成了利益交易的地盘，与学术的缘分越来越浅，以至于有的权威刊物发表的未必是权威文章，有的甚至连一般文章的水平也够不上。这已被国人视为痼疾，不必多说。想要多说两句的是，即使是不愿随波逐流的正经学术刊物，对学术研究的水平如何衡量，是致用为先，还是求真第一，也不见得就不存在问题了。但依拙见，最高境界还应该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句话放在过去我不会讲，也不敢讲。因为不但有悖形势，与传统也并不合拍。但前哲既已明言，我以为极是，因此将其作为引子，写成这一篇祝贺《中华文史论丛》出满百期的小稿，合适不合适，希望《论丛》及其读者予以批评。

司马迁排行榜

如果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要说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话，那一定让人不服气。譬如将蹴踘说成足球的起源，将高尔夫的老祖宗追溯到捶丸，甚至说今天的机器人早在周代就已出现，肯定是要让人犯嘀咕的。但如果换个说法，比如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估计谁都会没意见的。现如今，排行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拥挤在各种各样的传媒里，只不过有些排行榜是没有人相信的，比如说香港大学排名在斯坦福大学前面之类。但有些排行榜却权威得很，历史也长得很，如福布斯排行榜，跟它较劲的就不多了。

不过再详细推敲一下，福布斯排行榜也早不过1917年去，因为该排行榜的母体福布斯杂志，就创建在那一年，至今不过九十岁出头而已。福布斯有好几种排行榜，其中最负盛名的自然是富豪排行榜了，每年都有新闻可做，每年都吸引许多人的眼光。极少数的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上榜，再决定是应该默认或否认，绝大多数的当然只是看热闹。这种排行榜的作用何在，因为我非经济学界人物，实在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因为我后半生是教历史的，倒真的容易将现代的东西与古代联想在一起。这一联想，也就觉得，富豪排行榜虽然吸引人，但也不见得就是史无前例的发明，要是翻翻司马迁的《史记》，似乎这榜也就透出不新鲜了。《史记》一百三十篇，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这一篇今人往往是放在书的最前面的。但斯时的人多自谦，就放在最后了。所以要按现在的看法，《史记》真正的最后一篇是哪一篇呢？那就是《货殖列传》。这一篇虽然放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相反，它还是司马迁历史哲学思维的典型代表。有人甚至说，读《史记》不读《货殖列传》，等于未读《史记》。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一篇列传所说明的道理与差不多两千年后的恩格斯的一段话可以说相去不远。恩格斯曾说过：“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与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没有人认为贪欲与权势欲是好东西，但你却不能不承认，恩格斯说的这话的确在理。那么《货殖列传》到底是为什么人立传呢？说白了，就是为有钱人立传。这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人做过，在司马迁之后，只有班固模仿着做了一篇，袭用司马迁的材料而有增删，目的是消除其“坏”影响。因为班固批判《史记》三大缺点之一，即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因此，再往后，廿二部正史里就再没有人敢为这些有钱人立传了。

司马迁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立传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他了解人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性如此，而如果善于赢利赚钱的人，只要他不祸国殃民，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又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聪明人何以不学学呢。更进一步，他还看不起那些高谈仁义主张越穷越光荣的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因此他在《货殖列传》中不但举了先秦时期许多富豪成功的例子，而且更将汉代建立以来发家致富的典型与他们的财富数量排列出来，作为表扬的典型。这种做法在言义不言利的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可谓惊世骇俗。所以班固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有三个大缺点，那第三点就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其实不但是两千年前的班固这样看，倒退四十年，我们不也还是这样看的吗？越穷越光荣成为一种症侯，成为一种情结，以至于将发家致富看成是万恶不赦的事。可是司马迁生在两千多年前，他就看出了有钱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还为这些人立传，这可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吗？货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货，就是钱。钱也是货，但它是通货，用它可以换来一切的货。殖是什么？就是生息，就是增值。所以货殖就是发财，就是致富的同义词。只不过前者雅后者俗就是了。闲话少说，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司马迁给汉代人所做的富豪排行榜吧：

一、“蜀卓氏”。即川西卓氏家族。这一家族的先世是赵人。秦灭赵，将卓氏迁到四川来。许多被迁之人都行贿官员，希望迁到近处，不要远谪。但卓氏夫妇有眼光，他们早就有信息，知道川西山区有铁矿，因此自愿远迁，到了临邛这个地方。其后“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具体财富多少，司马迁未明言，但有钱到与皇帝可比，那真是豪富了。我很怀疑那看上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冶铁能致富，今天依然如此，否则不会出现前一时期许多重复建设钢铁企业的弊病。与蜀卓氏同样在临邛以冶铁发家的还有所谓程郑者，这是从山东被迫迁来的富豪，财产与卓氏亦有得一比，司马迁将其附在卓氏之后。

二、“宛孔氏”。豫西南阳孔氏家族。孔氏原是魏国人，秦伐魏，将孔氏迁到南阳。这一家族本来就是以冶铁为业，到南阳后，依然重操旧业，“家致富数千金”。

三、“曹邴氏”。鲁西邴氏家族。曹县在今山东西部。这里的人历来俭啬得很，曹氏家族尤其典型。他们也是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而后又投资商业金融，“贳贷行贾”徧天下。在曹氏家族的影响下，邹鲁一带的人都不好读书而喜下海了。要知这里可是孔圣人与孟亚圣的老家，过去读书的风气是一级浓的。

四、“齐刀氏”。山东刀氏家族。刀氏所在的齐地，即今山东半岛，那里的风俗是看不起奴仆的，尤其是蛮狠狡猾的奴仆，更让人担心。但有刀间其人，却招引了许多这样的奴仆，而且放心让他们去“逐渔盐商贾之利”，还让他们结交官府，结果是“起富数千万”。这是能利用人力资源而致富的典型。

五、“周师氏”。洛阳师氏家族。洛阳是东周天子之都，位于天下之中，最利于行商。师氏正是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广泛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以至资产达到“七千万”之巨。这一榜样为洛阳许多人所模仿，甚至为了做生意而至于过家门而不入，成为一种风气。

六、“宣曲任氏”。宣曲具体在今何地，已不可考，但一般以为是在当时的首都长安一带，也就是今陕西关中。任氏家族的祖先做过秦朝的管粮仓的官员。当着秦朝灭亡的时候，英雄豪杰所争的都是金银财宝，只有这位任氏老祖宗慧眼独具，专门收藏粮食。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天下纷纷攘攘，老百姓无法种田打粮食，一石米价暴涨至万数，于是那些豪杰的金银财宝自然而然都到了任家。任氏家族就是靠这个发起来的。发财之后，一般的富人都穷奢极侈，但任家却折节为俭，投资农业。一般人买田置地以及购买牲畜，都是捡便宜买。但任家却挑质优价贵的买，结果取得保证质量的优势，将财富保持了许多代。

借着农牧业起家致富的还有桥姚一家。他藉着边关的开放而得利，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粮食多至万钟。

七、“长安无盐氏”。此无盐氏不知其始末。他的发财只靠第一桶金，这一桶金是靠冒险而掘到的。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叛乱，住在首都长安的列侯封君必须从军平叛，因此个个需要借高利贷以“行从军旅”。其时叛军声势颇大，连皇帝都被吓得不轻。而这些列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还不知关东将来落在谁手。所以没有人敢借钱给这些列侯。偏偏无盐氏有眼光，看准了叛军必败的前景，出钱贷款给列侯，利息是以一还十。三个月后，叛乱平定。无盐氏获息十倍，成为关中的首富。

以上是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最重要的，有头有脸的富豪。在这些人之后，司马迁还一笔带过首都长安附近地区的其他富豪：“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你能说以上所列不是一个富豪排行榜吗？真正是不折不扣，一点附会的成份也没有的排行榜。但在《货殖列传》里这还只是一个核心排行榜而已。在此榜之前有先秦秦代的简明排行榜，在此榜之后还有汉代另一个排行榜，虽然比核心榜略有逊色，上榜者所从事的多是所谓拙业或为时人所看不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业，但因为他们是“用奇胜”，依然赚了大钱。这个排行榜可以简述如下：

种田是最难以发财的拙业，但秦扬其人却富盖一州；盗墓乃奸事，而田叔以此起家；赌博是恶业，而桓发以之发财；跑单帮是为人所看不起的贱业，但雍县的乐成以之富饶；贩卖牛羊油脂的人地位很低下，但雍伯以此致千金；卖淡酒实在只是小本生意，但某张氏却因此成为千万富豪；磨剪子镪菜刀更是薄技小道，而郅某人却能做到钟鸣鼎食；做腌腊生意实在容易，但某浊姓却驷马连骑；做兽医不过只开粗浅的药方，但张里其人却能因之而富贵。

至于先秦秦代，司马迁也列出了以下七名超级富豪（先秦五人，秦代二人）：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孔子门徒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周人白圭，乐观时变，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而发家。鲁国的猗顿用卤盐起家。邯郸郭纵则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秦代的乌氏倮靠畜牧发家，牲畜多到用山谷来衡量。而巴寡妇清，则靠着祖先所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产不訾。

这真是做什么都能发财，发了财都能客观地上司马迁的排行榜。当然司马迁并非鼓励奸业贱行，只是作为历史学家他敢于担当，要把这些事情如实地记载下来，可惜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能赏识到司马迁这种思虑过人之处。在西汉中期儒家已经被宣布为独尊的时代，司马迁还能独立特行，指出能发财致富的人也是“贤人”，而且将其罗列出来，虽也不明说是榜样，但目的却是公开的，那就是“令后世得以观择焉”。这意思就是你们后代的人看着办吧。两千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此起彼伏，比照起《货殖列传》来，还真是小儿科而已。

“百世可知”与“未必尽同”——孔子的历史观

这篇文字记载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张问道：“十世可知耶？”这位子张不是一般弟子，就是《韩非子·显学》篇里说到的“儒分为八”派之后，其中一派的“子张氏之儒”的领军人物。子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历史问题：我们到底能否预测到十代以后的天下如何？未承想，孔子的回答不但出于子张意外，也出于我们所有人的意外。他先说出我们能够预知后世的道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商朝乃承夏朝而来，其制度对于夏朝既有不变的继承——因，也有变革的一面——损益（简单地说即去掉一些，增加一些）。因此结论就是“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般人以为这句话只是在解释“周礼”的变化，其实没有说到底。礼在儒家那里就是制度，甚至是整个文化的代表，而不止是礼仪。孔子虽然生活在春秋末年，但在历史统绪上还在周代，在东周。他也料到周可能要亡，所以会有“继周者”出现。但没有关系，周即使灭亡，继承周的朝代即使经过百世，他也能推测到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百世是多少年？三千年！孔子说这话至今还只有两千多年，连我们之后的天下他也认为是可知的。有这么神吗？有。孔老夫子这句话正说出了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有变有不变”。我们日常对中华文明所引以为豪的正因这是世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我们肯定不是这世上最古老的文明，这已为目前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所证实，但我们却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延续四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为什么？正因为有这“损益”的机制在。如果文明发生全盘的变化，变得面目全非，这文明就已经中断，再也不是原来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全然不发生变化，那它必然不能适应历史的潮流与其他文明施加的影响，就必然会中断，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世界上许多古代文明的命运。全变已经不是“我”，不变则没有“我”。中华文明恰好是“有变有不变”：变其可变，即有损益，有去掉旧体制的一面，又有接受新事物的一面；不变其不可变，即仅是损益物质、制度层面而已，核心之价值本体仍存。于是中华文明得以长久持续，然面貌却日新又日新。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百世可知”！我们不能不佩服孔子的历史观。

孔子之后两千多年，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政乃秦政也。基本上没有说错。中央集权、农本思想与文化专制三大特征，从秦到清一点没有变。西哲黑格尔说得更绝对，他说中国没有历史。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却没有本质的变化，既无变化，即无历史。但是且慢，如果发生本质的变化的话，那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过去中国的延续了，中华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了。中国朝代的更替不只是一姓的更换，而往往伴随制度的更新。新建的王朝必然要吸取前朝的经验与教训，所谓“善吾师，恶亦吾师也”。而且在秦以前的未统一时期或秦以后的时不时出现的分裂时期以及异族入侵时期，这些时期的思想往往不定于一尊，变化更加明显，连核心价值也会接受外来的新观念而有所调整。例如儒学有玄学的变形与新儒学的产生，虽然结果仍是“吾道一以贯之”。例如宗教，则有因佛教刺激而产生的道教登场，并蔚为三教之一。正由于有不断的更新与调整，才使易姓的王朝更替不变其文明的本质。所谓“汉承秦制”，所谓“宋承唐制”，并非一成不变的承，而是在变化中的承，这变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但比学术比价值观更深层的心态文化，在中国就变化很小很小了。这一不变也是维持中华文明不变的最关键之处。

司马迁对自己期许甚高，说周公死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死后五百年有谁呢？就在我身上：“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司马迁没有明说是否同意《论语》里头孔子的这番话，但他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孔子“百世可知”的补充，强调的是古今的差异。他也许认为“百世可知”过分强调文明不变的一面，因为不变才可知，变了就不知所以。因此他实际上是在用“未必尽同”来强调文明的变迁。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收入《随无涯之旅》一书中），其实想引申的就是孔老夫子说过的道理。但“变与不变”到底太直白，太无味，不如子曰之“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那样的深切著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必须好好地学习《论语》，那里头的智慧真是大了去了。或者再说得明白点，所有的大智慧都在轴心时代被东西方的大哲人说尽了，我们至多只能老老实实地卖弄一点小聪明而已。

历史细部与现场——韩国汉籍史料价值略说

史料不等于史学，但无史料即无史学，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往往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历史学家的新贡献往往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原有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或作出新的阐释，二是以新发现与新开发的史料开辟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前者是史学界永远存在的过程，后者则端赖于客观条件的具备与主观识见的进步。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史料方面的四大重要发现与利用——殷墟甲骨文字、敦煌遗书、居延汉简与明清档案——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前三种史料可以算是新发现的出土文献（藏经洞虽在地上，其性质类同于地下出土），后一种其实是新开发的史料。发现与开发略有差异。发现是原来所无，开发则是原来就有，只是过去未意识到可以作为史料来利用。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史学研究对象的深化，许多原来被忽略或不被视为史料的文献、实物、传说被充分利用，这些情况或可视为是史料的开发。上一世纪在利用明清档案的同时，不少学者还注意到了域外史料的价值，尤其是研究蒙元史与北方民族史时对非汉语文献的利用。因此历史学家不但要时时关注地下文物的出土，还要关心传世史料的开发。出土文献受到客观的限制，不能随时出现，传世史料则可能近在眼前，有待高明见识去开发使用。

在汉字文化圏中，朝鲜、日本与越南都保留着大量的汉字文献未曾被充分利用，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有所留意。吴晗先生注意到《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极多，于是将其辑出，成就一部数百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于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历史大有裨益。同样，金毓黻先生编纂《辽东丛书》，也注意收纳朝鲜汉语文献，使该丛书显得更加充实。近年来我们得知，除了《李朝实录》这样的官方文献之外，在韩国还有一个更大的史料宝库，那就是用汉文写成的个人著作。先是大量的朝天录与燕行录被注意到，从而分别在韩国与日本被纂集为106册出版发行，继而是一个更大的典藏，即韩国文人学者的文集，被编辑为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出版。这些文集有三千余种之多，篇幅总数则达万卷以上。文集里所保存的有关中国史料，有关中韩日三国关系的史料触目皆是，使上述吴晗之书遽尔相形见小。仅以近日所浏览相当于中国明时期的百余种韩国文集而言，可以补充中国明代史料之处已经指不胜屈。大而言者，如众所周知的崔溥的《漂海录》对于明代弘治年间从东南到华北一路风俗记载资料的可贵。小而言之，例如明万历壬辰年间因为援朝抗倭，不少明朝官员入朝所引起的故事，皆可补中国传世文献的不足，从而使历史的细部更加清楚，使读史者有身历其境的现场感。以下略举两方面——一类是比较分散的，另一类是比较集中的——实例以说明之。一

明朝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在学术界逐渐进入主流地位，但这种地位形成过程中的细节未必都显示在中国的文献之中。有趣的是，在朝鲜文献中却可以窥见这种细节描述。袁黄其人是万历年间的兵部主事，在学术上则是王学之徒，到了朝鲜之后，戎事之余，硬要对朝鲜官员宣讲王学精髓。他先对崔兴源其人说：“中国昔时皆宗朱元晦，近来渐不宗朱矣。”而后，又以其所著书《为阐明学术事》示于朝鲜官员，并说：“自程朱之说行，而孔孟之道不复明于天下，天下贸贸焉聋瞽久矣。我明兴理，理学大畅，近日圣天子玄鉴朗悟，契心尧舜，当朝宰辅，皆是大圣大贤，相与揭千古不传之秘，尽扫宋儒支离之习，惜汝国僻在一隅，未得流布。”同时又摘示朱子《四书集注》十馀条，予以批评，最后说：“吾辈今日工夫，只学箇无求无着，便是圣人，至简至易，较之朱说，孰非孰是？”显示出他对宣传王阳明学说的执著。

但其时朝鲜仍奉朱子之道为正宗——这正是礼失求诸野的典型例子——虽欲对袁氏的进一步宣讲的打算敬谢不敏，然又碍于袁是天朝臣子，不敢当面拒绝，只能致书曲为之谢。有两个文集保存了对袁黄其人的介绍与婉辞听其宣讲的信件，很有些意思，其一载于成浑《牛溪集》（答袁黄书前还有一个小说明，尤为别致），引如下：《答　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书》袁书力排程朱之学，其书专主禅陆，行朝诸公议所以酬答而难以措辞，共推先生，辞不获，乃起草，袁见之默然。未几，以学术邪僻、左道惑众，逢科弹而去○癸巳春：“小邦僻在遐远，学术通方，常仰中国书籍以为口耳之资。伏遇　皇朝颁赐五经四书大全，表章先儒之说，列于学官，班行天下，小邦之人，无不诵习而服行，以为此说之外无他道理也。今兹小邦不天，妖贼椓丧，老爷下受命来讨，赞画军谋，军旅之外，旁及讲学之事，谆谆开导，第缘某等末学肤浅，思虑荒芜，其何能言下领悟，发微诣极，以仰承老爷之至恩乎！今者邦国垂亡，上下皇皇，凡在陪臣久困行间，平日所知，失亡殆尽，不得紬绎旧闻以求正于有道，伏愿老爷俯鉴微悰哀而怜之，讲学之事，请俟他日。”

这样直白的、不留情面的推辞，使得袁黄黯然神伤，不得不放弃宣讲的企图。袁黄即在中国，今天也不大会有人认识，但在明朝却有一定知名度。他于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曾任河北宝坻知县。二十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明廷派兵援朝，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划，袁遂入朝鲜，并在平壤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不过袁之有名主要还在于《袁了凡家训》与《袁了凡纲鉴》两部书，除此之外，知其为王学的忠实追随者并不算多，更不知他打算将王学推广到域外。其实袁在朝鲜的轶事并不止是有助谈资，而正是王学在晚明地位的反映。朝鲜人特别奇怪为何王阳明与其心学在中国能有那样大的影响，所以晚明来华的朝鲜使节无不以此作为了解中国文化新动向的重要问题，而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却是形形色色、褒贬互见的。在来华的朝鲜学者文集中，甚至还有人引述了中国学者告诉他们的故事，譬如说，连王阳明妻子也当着王氏门生的面，指斥王学是伪学。这样的故事是真是假，本身并不那么要紧，要紧的是说这个故事的中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王学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是王学发展过程中的细部描绘。因而，对于晚明学术与学风的变化，关于王学在朝鲜被接受的程度（或者说被拒斥的程度），在韩国文集中体现得很深刻，而不少内容是在中国典籍中看不到的，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除袁黄以外，从韩国汉籍中还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兵部左侍郎宋应昌以及赴朝鲜的使节如户科给事中魏时亮等人也都对王学输入朝鲜做过试探，但这些有关史料目前似尚未为中国思想史学者充分利用，令人不无遗憾。

关于袁黄在朝鲜的轶事，还不止于推广王学一端。在金宇颙的《东冈先生文集》还载有《请　许袁主事黄求书籍　启癸巳正月接伴使时》一文可资注意。文曰：“当日主事宿云兴馆，今朝在林畔时咨文一道，系是恳求书籍之事。以臣愚意，窃以为主事要看东国之史，非有他意，只是欲广异闻，要知海外风俗耳。原其主意，固无不善。…若欲固讳而不与，则迹涉猜阻，而其于接人之道，似欠诚实，恐非所以待王人之道也。或者以为郑梦周死节之事，不可示于上国，臣以为不然。自古国家兴亡之际，必有伏节死义之臣，此乃人纪之所以立，若无此等人，乃是无人纪之国耳。梦周之尽忠前朝，及　我朝之褒崇节义，两得其道，正是邦家之光，何必固讳于上国乎。臣意许看东史，似无不可云。”

金宇颙乃接待袁黄的接伴使，袁黄向朝鲜朝廷要求借阅朝鲜史。但朝鲜方面认为朝鲜史书中牵涉到前朝死义之士，不利于本朝的形象，不愿意答应其要求。金以是写此奏启，说明应该让袁黄阅读朝鲜史的道理。后来到底袁黄是否得遂其愿，还待检索更多史料，但我们却由此得知，袁黄对于历史有一种癖好，或曰追求，不但对于国史，而且对于外国史也同样热衷。不但要看朝鲜史书，而且还实地去察看过朝鲜历史上的名将盖苏文的墓，这种追求或许就是他之所以会写作《袁了凡纲鉴》的道理。二

袁黄之外，明代许多名气不是很大的人物往往在韩国文集里都有着比中国载籍详细得多的记载。尤其是对那些援朝抗倭的官员，记述尤详。这些人有的在《明史》里或许只有一句话的记录，有的甚至名不见经传，但在韩国文集中却有小传或行踪可觅。当然这些史料可能比较分散，需要我们认真阅读发现。与此同时，在韩国汉籍中还有许多有关中国史料的记述相当集中，这就是包含在个人文集中或者单刻出版的朝天录与燕行录中的大量史料。李氏朝鲜是明清两代的藩属国，每年要派各种使节出使北京。这些使节都有多位随行官员，其中质正官与书状官是少不了的。质正官的任务就是了解明朝的礼仪风俗，书状官则是正使的秘书，他们都要将出使过程详细记载下来，有时甚至是排日记事，巨细无遗，以便回国以后，呈给朝廷审阅。据说为了保证记载的客观性，书状官一般都不在日记里随意做出主观评论。这些记载有一个总名字，在明朝称朝天录（或朝天日记），在清朝称燕行录。这些朝天或燕行日记里触目皆是有关中国的史料，是研究历史细部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最好导引。更尤其他们所记是以域外的眼光进行观察，处处怀着与本国文化进行比较的心思，尤能记下中国人所司空见惯而不屑注意与记载的事物，使我们今天得以知晓在板着面孔的正经历史背后，还有许多为我们所不知的丰富内容。

例如万历二年，李氏朝鲜派往北京的贺节使闵希立所配备的两名官员——质正官赵宪与书状官许篈，都是有心之人，双双写了两部极为详细的朝天日记，收入各自的文集《重峰集》与《荷谷集》中。这两部日记不但可互为补充对照，而且还可与同时的只有简单记载的《李朝实录》、《明实录》、《万历起居注》以及时代略同的中国的文集与笔记散文作对照。日记中的许多材料是从细部或曰小历史方面来使大历史显得更为真实与丰满。就举一个很小的实例吧，有谁知道明代皇帝上朝是什么样子的？又有谁知道皇帝死后是如何哀悼的？继任的皇帝登极又有什么程式？今天的文学作品与影视节目在复原这类场景时，基本上都是凭空想象，无中生有。但来华的朝鲜官员却对这些事情有详详细细的记载，让读者顺着他们的眼光与行动自然而然地走入了历史现场。

先说上朝之礼。万历二年八月初九，朝鲜贺节使首次上朝陛见。我们暂且略去前面那些进入东长安门到达午门之间生动的铺陈，直接走到皇帝面前吧。当鸿胪寺官向万历皇帝秉报朝鲜使节叩见时，你猜万历皇帝会回答什么话？原来只一句：“与他酒饭喫！”有谁想得到吗？有哪一个作品这样记载吗？而这一天，《万历起居注》只有三个字的记载：“上视朝。”这时的皇帝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每天上朝，而只于逢三、六、九日才见群臣。《明神宗实录》此日并不记这一常规的上朝事，而只记载了三件官员任命的事情。而且还有接下来的趣事：这些使臣其实是吃不到酒饭的，摆在光禄寺的款待外国使节的宴席，还在使节到达桌边以前，就被无赖抢光了。尽管什么也没有吃到，这些使节还得再回到午门前，望阙谢恩。是不是绝好的历史镜头？

同月十七日，是万寿节，也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日，这一年他十二岁，还是一个少年。朝鲜贺节使此次来华的名义上最主要节目就是进贺万寿节。《万历起居注》这天只有短短两句话：“万寿圣节。　上御皇极殿受文武群臣朝贺。”《明神宗实录》记此事与起居注一字不差。此外记了一些日常政事而已，而对朝贺细节没有任何额外的记述。但赵宪朝天日记的记载如何呢？让我们看看：十七日，戊午晴。[皇上朝坐皇极殿，受圣节贺礼]……质明，班序既定，鸡鸣，官报时于文昭阁，唱曰：‘呵呵呵呵日出卯，呵呵呵呵光四表，呵呵呵呵照万邦。　皇帝乃坐于皇极殿，深远不可望。鸣鞭三振，千官班肃四拜，齐跪。鸣赞唱贺　表于　殿上讫。又有一鸣赞胪传于阶上。千官皆跪四拜，又唱搢笏舞蹈跪。搢笏三呼讫，俯伏兴。又四拜而出。老以下至于六部翰林官，则皆以次而出，眼不他及，行步整疾。杂官之流，不知其次，衮同而出。……是日参贺于西庭者，达子或剃头，留上发狗。西番剃头不棠。泹磨国人，僧形胡服也。

如此活灵活现的记载，在中国典籍中实未尝见。即使同时的许篈，对于报时官的唱词，也只记载为：“日出卯，光四表，照万方。”似比不得赵宪所记的绘声绘形，如音在耳。但许篈的记载另有长处，这里暂不作分析。当然两部朝天日记的史料价值远不是此例所能概括，要之，我们不得不感谢赵、许二人，为我们留下来的这两份表现历史现场的，共约十万字的宝贵记录。

四十多年后来华的朝鲜使节李廷龟所看到的则是另一种场面。他恰逢万历皇帝“宾天”，又接着观礼了泰昌皇帝的登极，所以记下了两篇文字，即《万历　皇帝大行仪》与《泰昌　皇帝登极仪》，又一次让我们有生动的历史现场感。

历史进入清代，虽然来华朝鲜使节更多，留下来的日记也更丰富，但日记的名目已从“朝天”改为“燕行”。因为此时中国的统治者已从汉族变成为朝鲜人看不起的“鞑子”，即后来的满族，所以朝鲜使节来华已经不是对天朝的朝拜，而只是不得已的燕京之行而已。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对中国进行缜密细致的观察，而且在观察中还包含着以“小中华”自居，而对清朝儒学进行的文化批判的基本心态。同样，对于所观察对象的细部与现场的描述不但不逊于明代时期，有些甚而更加深入，如牵涉到对中国民间信仰巨细靡遗的记载，对琉璃厂书铺的生动描绘，甚至对皇帝形容的不恭敬的记述，都使读者眼界大开。这里限于篇幅已无法细述。

这些文集中还有许多朝鲜官员的奏折、启状、经筵日记等，内容关系到中朝关系的方方面面，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此外，在朝天录与燕行录中多有感怀咏景之诗歌，这些诗歌与散文一道，对于研究朝鲜的汉文学史更是一个最重要的宝库，而这一研究在韩国与在中国，同样都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史料方面的重要发现造就了新一轮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新史料与新方法构成了上一世纪中国历史的新进展的最重要特点。而正在上世纪末，韩国汉籍的利用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本世纪之初，这种重视开始变为具体的研究行为，在韩国已经影印出版了包括《燕行录全集》与《韩国文集丛刊》等几大部汉籍丛刊，我有信心认为，充分利用这些汉文典籍——无异于域外的四库集部，将会产生与上世纪新史料发现后的同样的史学繁荣现象。同时我还更寄希望于比个人文集更加保持原来面目的来华朝鲜使节的原始记录的发现，我想对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会是比经过整理而收入文集的记述更为有用的材料。

历史学是科学吗？——读《剑桥科学史》第七卷

我并不推荐大家都去买一本虽然厚达七百页，但却贵到248元人民币的书，毕竟除了嗜书如命者以及专门家以外，没有一幅彩图（连黑白图也没有）没有一张插页，竟然要卖到一印张五元多钱高价的书，乏人问津也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我却强烈推荐大家——尤其是相关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去读读这本书，那就是《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

中国人向来重理轻文，自从上一世纪已是如此。除了其他种种实用非实用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文科的水平高低无有绝对标准。《儒林外史》里的周进文章那么好，考官都要看到第三遍才发现。要是遇上一位冬烘的考官呢，周进肯定永无出头之日了。寖假至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优劣的判断——既不称也不能量——已经不成为提职的主要依据，而改为以数量统计为标准了。因为数学是科学，而科学在中国就是正确的同义词。并且科学的概念仅限于自然科学，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样的称呼，那只是因为科学二字时髦，大家拿来点缀点缀罢了，谁也不会当真的。

不过《剑桥科学史》却当真了。它的当真就是从社会科学与科学的定义开始的。全书的《总编前言》最后写道：该书包含的所有论文是“勘定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研究，不管这些研究被称做什么（科学一词直到19世纪初期才获得它现在拥有的含义）”。所以社会科学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史探索的对象。第七卷更进一步在导论中分析说：“‘科学’这个词也有问题，长期以来，科学被认为包含了实验和概念的严谨性以及方法论的清晰性这样的标准。尤其在20世纪的英语中，具有科学地位就意味着要具有自然科学的某种基本相似性，这甚至通常被社会科学家看做‘真正’科学的内核，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和典范性。……特别在英语中，‘科学’概念模糊不清以致无法使用，直到1800年‘科学’被看做系统知识探求的标准名称。19世纪初期的社会科学具有同样的命运。”

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对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要倾心予以注意了。概念的澄清不但有助于我们名正言顺地将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归于科学之中，而且也不必着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模糊界限或混淆不清，还可以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大致正确的称呼——虽然其下属的研究所还包括了一般不被当成社会科学的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语言学等。在《剑桥科学史》这一卷中被列入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统计学，够宽泛的了。至于人文科学诸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范畴，该书则公开声明不去涉及，虽然也多少提及如语言学在德国是被看成最有科学性的学科这样的话。第七卷要详细论述的只是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当然这样定义，也不一定就能使舆论一律。如地理学在中国就算自然科学，而历史学难道不可以算是人文科学？这且按下不表。

历史学很想通过长时段事实的研究而得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使之看起来像是完全的“科学”。这种企图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历史事件也许如某哲人所说会重复出现两次，但马克思已经补充说，一次是以正剧形式出现，一次则是闹剧形式。最多只有两次重复而且还性质不一样。这与研究现象的普遍性而且能够提出明确规律的“抽象普遍科学”无论如何还是不同的。但在西方，自从兰克树立典范以来，历史学的科学性似乎少有人怀疑。照这样看，在中国则历史学地位更加特殊，早在两千多年前历史编纂学就有了严格的规范，纪传体的体裁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延续到民国所编的《清史稿》与《新元史》。信信疑疑的传统虽然未必贯穿两千年，但提出这一概念，已足以使历史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意味。

由于科学二字在中国的神圣性，所以过去即使在国人眼中远不属于科学的社会科学也总要强调自己学科的重要性。我自然也免不了有这种冲动。数年前我写了《历史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一文，当我在标题上质疑历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时候，文中暗含的结论却是历史学也可以算作一门科学，至少它是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的完美结合。其实我这是狗拿耗子。我的专门还不在纯粹的历史学，而是学科性质有点含混的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一个迄今为止还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知是历史还是地理的学科。简单说一句吧，这个专业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的。那么它应该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了？照理是这样。不过这一专业的研究方法又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这就跟熊猫一样，那是猫一样的熊，照理应该叫做猫熊的，如狗熊然。但却已经被叫成熊猫了，奈何（当然还有一个地方真是叫它猫熊的，那是台湾）。这虽然是个名称上的小问题，但却牵涉到一个文理分别的大主义。那就是学这专业的博士生，算是习文还是学理？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所授予的历史地理博士学位，是属于理学博士，而复旦大学所授的却属于历史学博士。地理学在中国算是理科，而历史学却是文科，这样，在重理轻文的社会里，两种博士的含金量似乎就有了差别。不过，没有多久，按照教育部的权威认定，历史地理学算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于是乎大家又归于一统，统统进入文科领域了。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奇怪，也不必焦虑，毕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被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提出来，不过数十年而已。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传统的学问，其学科归宿在十九世纪的西方都还经过变化，那就是历史学是应该外于社会科学，还是归入社会科学之中的争议。

其实历史地理学本身也有科学性的问题。研究黄河历史时期河道的变迁，研究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化，其科学性与研究秦始皇统一天下设置哪三十六郡，明代中国的文化地域差异如何，显然是不一样的。前一类课题明显与自然科学同道，后一类课题看着像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范畴。好在如果按《剑桥科学史》的宽泛定义，则两者都是“科学”，放在一起也很自然。

学科分类说到底有一点像是“主义”，研究对象则绝对属于“问题”，不妨在这个地方以问题为主，建立学科，宽泛定义，都称科学。但前提是你解决了问题，那就是科学。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无谓，但将一似为自然科学，一似为社会科学的学科捆绑成历史地理学，结果证明并无坏处，七八十年来已经使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不但在国内也在国际上取得了不错的声誉与地位。

说到底，不止是历史地理学的归属含混，就是地理学的归属本身也有变化，在西方它原本附属于地球科学，后来则被并入人文科学（自然，其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也当然属于人文科学）。地理学在西方一直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与之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本卷在《地球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这个小标题下说：“地理学通过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玩平衡游戏与现存的学科如地质学和历史学进行竞争，而且与较新的学科如生态学和社会学进行竞争。”将地理学的性质真是说得一针见血。也因为这样，所以比起历史学来，地理学显得更有用处——尽管史地从来常被联袂提及，而在中国，有用无用有时简直就是是与非的差异。学生要报考哪个专业，家长首先要问的就是学了有什么用？于是乎，大学本科的历史系与哲学系的生源就与其他系不能比。

在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地位更高，一直与地球科学同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地理研究所设在科学院，而不在社会科学院里，因此人文地理学家也自然是科学院院士的人选，全国仅有的两名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院士也是因为列于地理学科之中而产生的。

如果按照《剑桥科学史》的定义，则历史学与地理学都属于社会科学，不分轩轾。按中国的通俗的学科话语来说，那就都是文科，地理不比历史神气，不但不神气，还要落后于历史学的历史。因为无论在西方在东方，地理学都是由历史学所孕育出来的。如果外国有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那地理研究所必定进于此院，而不能像在中国一样进入科学院。而中国的历史学则相反，即使再有高人，也当不成院士，而当不当院士并非个人之得失，实乃关系全民教育的走向，直白地说，也就是重理轻文的现象能否改变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是中国的最高学术荣誉，一当院士便如天人，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有可能他自己不这样看，别人却要这样看他。人文地理学家也就傍着自然地理学家升天了。而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哪怕你再享有国际声誉，你解决了人生的最大困惑或世界的终极问题，那也还是一个普通的教授，甚至连一级教授都很难评上，因为据说许多高校里的一级教授天然地都是院士，不是科学的，就是工程的。《剑桥科学史》第七卷分为四大部分，内容丰赡。时间不充裕的人，可各自寻寻自己的行当看看。我连着读了两天，亦未看全，只重点看了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及人类学有关的内容。同时还看了第三部分《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的有关部分。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情况，自然以我们自己的认识为主。但第三部分有一章是专讲这个主题的，却也值得我们参考，人家所写的那样，与我们实际的这样自然不会完全一致。但为什么人家会那样看，却与我们何以会这样做有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此前没有这个机构。再往前，只有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个学部的存在倒是符合将社会科学当成科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剑桥科学史》的学科框架的。只不过后来的科学院变成纯粹的自然科学院了（除了地理学还有一半是非自然的），科学家也自然都是自然科学家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呢？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科学家的。从学部而变为单独建制的社会科学院看似地位的提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并不尽然，在科学院里有成为人人歆羡的院士的可能，而在社会科学院里至多却只有孤芳自赏的学部委员的现实。

最后要提醒诸位的，本书仍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更尤其是西欧）与北美的学术发展理路为主来进行论述的，这就是第一、二两部分的内容。这一点也不奇怪，五四以后来中国访问的两位西洋人，一位不就是赛先生吗？还在他来访之前，在晚清为了富国强兵所引进的新学问不都是西学吗？学科的框架结构也都按照西学来建立。直到今天，我们强调要接轨的国际，其实还是西方。第三部分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就是除了欧洲北美外，各国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简史。即从侧面来说，为什么全世界的博士学位都叫Ph.D也是同样道理，原来欧洲的学问只有神学一门独大，后来才分出哲学，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绝地天通了。以后的其他文理学科统统都由哲学分化出来，于是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也都一致成为哲学博士了。那个哲学可不是现在的不以平常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包罗万象的学问，所以我们无论理科文科，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只好大家都Ph.D了。

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有另一部科学史？也能。但要重建范式。不过在重建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读读这部《剑桥科学史》。

历史资料的出口转内销

近承嘉定科举博物馆赠送一册《科举学论丛（第一辑）》，读到其中有一篇文章在研究科举考试中的策问，甚有兴趣，就认真拜读下去，不料却看到以下内容，不得不先以征引的方式摘列如下，再谈自己的一些感想：到清末最后几科，科举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1903年，江南乡试的考题不仅不再用八股文体而改试策论，甚至采用西学问题发问。英文刊物《东亚杂志》1903年第2卷中刊载一篇题为《中国的三年大比》的文章，谈到该科江南乡试的具体情况，并提到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西式题目：1.编书、出版报纸、杂志时，文章应平和、真实。如果文章攻击政府政策，就是在阻碍国家和平，那么就是在煽动反叛。请提出一条法律建议以阻止这一状况发生，稳定民众思想，以建立国家秩序。2.邮政服务正在极大发展。有多少邮路，就要多少官员吗？是否应该扩展和改进管理来保证邮政活力。这应该是江南乡试第二场或第三场的题目，与传统的科举试题完全不同。

先说上面两个考题，这是光绪癸卯年（1903年）江南乡试的题目。但这两个题目在中国常见的文献上就有，不知为何要从外文再转译回来，更何况译了以后还要走样离谱？今查两个策问题的原文如下：1.书籍报章持论贵乎平正，若诬及朝廷有碍治安者，实为煽惑之根，试详言一律严禁之法，以正人心而维风俗策。2.中国邮政逐渐扩充，现邮路纵横若干里，各项局所共若干处，应否再事推广并变通办法以保邮权策。

第一道勉强相似，但已觉别扭。第二道题显然与前面从英文回译的内容有出入，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原英译者之误，二是作者回译之误，总之都不应该。作者又猜测这两个题目是第二场或第三场的题目，可见作者对清末科举的改革浑然不知。这种试题自然是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里的题目，不会是第三场的，因为第三场应该考四书五经义。清廷于辛丑年（1901）颁布改革科举办法，规定翌年，即壬寅年起就实行新的考试内容，改第一场为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第三场试四书五经义。并且废去八股文程式。

因此上面引文中的“1903年江南乡试不仅不再用八股文体而改试策论，甚至采用西学问题发问”这句话虽然不长，但已存在几处小问题。首先，1903年时不止江南乡试不考八股文，直隶各省乡试都不考八股文，作者这样讲易使人误会只有江南才实行科举改革。其次，不考八股文不自1903年始，1902年已经如此。第三，并不是因为不考八股文才改试策论。过去考八股文，也同样试策论，只不过策论不摆在重要的地位，放在二三场里进行，后来废第二场的论，但第三场仍考策。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并不是考试的内容。考试内容改革前第一场是考四书，第二场考五经，试卷必须用八股文体来作。改革后仍要考四书五经，但放在第三场，而且不准用八股文体。

之所以要这么顶真地讲这些，乃因为该文并不是一篇习作，而是作者2006年12月在日本参加一个科举史研讨会的主题发言。而且作者是科举学的倡导者，两年前已经出过一本科举学的专著。研究历史而不熟悉历史文献，甚至不知到哪里去找资料，而要依靠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去引用中文文献，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中文文献佚失，从外文文献中回译，那自然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也是应该的。但若中文文献具在，这样做就令人不解了。难道我们现在引《史记》文本，还从沙畹的法文译本中去回译？更进一步而言，即使引用中文资料也应该用第一手，非不得已不应利用转引的材料。该文在另一处注里引用了甲辰会试的论题，其第五题作“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乃引自《清秘述闻》一书，不知是作者自己引错了，还是《清秘述闻》原本就错了，其实该题的上一句是“北宋结金以图燕”，后面没有“赵”字。差这一字关系非细，史实全错了。北宋结金为的是从辽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燕”即指此，与“赵”有何干系？奇怪的是，甲辰会试题目并非机密文件，随处可见，又何必转引他书？

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

中国人常讲“福无双至”，但在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显然是福有双至的。1899年殷墟甲骨发现，1900年敦煌遗书出世。只可惜这两个年份都是事后人们的追溯，一开始，许多人怀疑甲骨文。一开始，敦煌卷子只是王道士有时拿来赠给有权势的人的礼品。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官员与学者关心过这个不可思议的藏经洞以及其中的大量宝贝。敦煌遗书实际上是在伯希和把藏经洞翻了个遍以后才引起轰动的。

去年是伯希和到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保罗·伯希和《旅途笔记：1906—1908》（Carnets de route:1906-1908）以资纪念。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中国已经算得是家喻户晓，不必多作介绍。从1906年到1908年，他由负责自然科学事宜的医生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以及摄影师查理·诺威特（Charles Nouette）陪同，进行了一次穿越中亚以及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探索之旅，当时正值法国和德国、英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竞争的年代，而其时法国人已经落后了，所以急起直追。伯希和在这次旅行中每天所做的笔记一百年来始终没有整理出版过，现在公开面世，颇有点出土文献的味道，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笔记手稿的整理难度不小，由于使用了好几种语言，所以仅在输入方面就动用了三个专门家，分别担任法语、汉语与俄语部分的输入工作，再由一名专家进行校订，一名进行统筹协调，才得以顺利出版。伯希和在中亚的科学考察笔记过去经人整理，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但是他本人排日记事的原始笔记，亦即今天看起来很“原始粗糙”的文本却是首次与大众见面，友人谢海涛年初从法国带来一部，让我们深有先睹为快的感觉。

据编者介绍，伯希和的整段旅程写在了不同的笔记本中。文本从1906年7月15日的撒马尔罕开始，结束于1908年10月1日的河南郑州。当然其中还有或长或短的缺失。

虽然伯希和的这些笔记跨度是两年有余，但今天的人拿到这些笔记时，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想必定是他在进入敦煌藏经洞前后这段时间的记事。这样想也许并非君子之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是这样做的。其实当伯希和本人在乌鲁木齐听到有关藏经洞的信息时，也迫不及待地缩短了在新疆的考察过程，急急忙忙跑到敦煌去。这个心态与我们今天一拿到这本书，马上就想看敦煌藏经洞的事是一样的。

伯希和花了二十来天的功夫细致地清理完藏经洞，之后就立马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派遣他到中国考察的法国亚洲协会会长塞纳（Sénart），详细介绍他的工作过程与感受。信的前半段说的是考察石窟的情况，讲完后，接着就说道：“我最终要讲最大的新闻了。”接下来就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历数其在洞里的发现。他真没有理由不激动。想想看，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石洞里竟然堆满了一两万卷千年以上的写本，会是什么感觉？芝麻开门后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此信后来发表在当年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已被耿昇先生译为中文。虽然该信内容十分详尽，但到底是事后所写，如果有每天的笔记存在，当然我们更想读读这些笔记。人类共有的窥秘心理，让我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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