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坤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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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群众史观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试读：
前言
首先让我们来列出一张时间表，起点如果设置为改革开放肇始——20世纪80年代，终点则无论是以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最后一步的时间节点——“21世纪中叶”，还是依据两个“百年梦”中的第二个“百年梦”——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其时间跨度都大概为70年。因此，就所谓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域而言，从改革之初算起仅70年。如今，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到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70年已经过去了35年，恰好一半。而从当前时点至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则还只有短短五年时间。毋庸置疑，当前这五年正是承接前后两个35年，实现两个“百年梦”的关键五年。
理解了当前时点的重大时代意义和必将形成的历史意义，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下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20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会议上做出重要讲话，其中在“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部分，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要职还是身陷困苦，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努力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由这段话可以清晰地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时期，力图以小平精神来加油鼓劲，为全党全军全国进行精神“补钙”的深刻用意。联系起2013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之后升华为2015年的“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中央到底力图在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中补什么钙呢？答案当然是理想信念的钙，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便是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当然是群众史观思想。经笔者篦理，学术界对邓小平相关研究虽丰，但对其群众史观思想的研究却趋于零散化和碎片化，因此，当前重新梳理、提炼邓小平的相关理论思想便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基于此，我们不揣浅陋，申报并成功立项了四川省教育厅2014年重点思政课题“邓小平群众史观思想研究”，并在该课题的框架基础之上，力图以钩沉史实、史论结合之手法完成全书的写作。全书共分四章，其中第一章追根溯源，探究邓小平群众史观的孕育形成；第二、三章为本书主体部分，分析其主要内容和实践特色；第四章论述邓小平群众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后续发展，剖析其理论价值，并将其嵌入“中国梦”的时代视域中去解读实践价值。总体来看，全书力图以系统化视野全面研究邓小平群众史观，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同时还原小平精神的核心要义，与此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此书的付梓能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支持。第一章邓小平群众史观的孕育与形成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变革中人民群众是决定性力量。邓小平的群众史观是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群众史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紧密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新境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从历史整体性上去考察邓小平群众史观，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应有之义。一、孕育邓小平群众史观的理论源泉
邓小平群众史观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马克思群众史观、列宁群众史观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史观，不仅是孕育邓小平群众史观的理论源泉，更是邓小平群众史观丰富和发展的强大支撑。（一）马克思群众史观
了解群众史观，有必要先了解“群众”一词。“群众”德语为“die Masse”或“das Volk”，英语为“The masses”或“The crowd”，意为“在社会中没有权力和影响力，并且是被认为是缺乏教育的普通人”。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皆是在历史唯心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考察群众，认为意识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只承认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把群众当成一群乌合之众，甚至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马克思则对以往历史唯心主义的群众观点进行根本性和革命性的批判，他认识到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和进行社会实践的主体，确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群众史观，彻底地解决了谁创造历史的重大问题，使得“群众”以新的面目呈现在历史的舞台上。1．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群众史观经历了从理论上关注群众的萌芽阶段，到跳出理论研究、投身到群众实践活动的飞跃阶段，最终发展到肯定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意义的成熟阶段。（1）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群众史观的最初萌芽。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在文中，可感受到马克思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群众奉献的使命感，及其“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选择的出发点和人生的理想。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造福人类、为人类献身精神进行了赞美和讴歌，事实上表明自己愿做现实世界的普罗米修斯、甘愿为人类献身和牺牲。该篇博士论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者哲学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论证，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自我意识”与“自由”的关系，即“自我意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便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指的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人与人的交往之中的社会自由，并非潜藏于某个主体内心深处的个人自由。可见，马克思从抽象的意义上阐释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当时马克思尚未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其群众史观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未深入革命实践。（2）从《莱茵报》期间到《神圣家族》——马克思群众史观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阶段。
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开始关注群众的实际生活与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意识到脱离现实的理论是帮助不了群众的，只有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入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是逐渐摆脱理论的枷锁，投身于实践生活。马克思首先对人民无言论出版自由的现实展开批判。1842年初，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阐明人民是有出版和发言的权力的，并以独立、深沉和极具战斗力的笔触客观、公正地分析和抨击了限制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令”，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善良意志都被看做甚至对最简单的事业也是无能为力的东西。”从人类的精神本性出发，为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说话和争取权利。同年7月初，马克思在《第179号 〈科伦日报〉社论》中驳斥了海尔梅斯在报纸上谈论哲学和宗教是不能容忍的观点，他指出哲学和现实以及人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哲学来源于人民，“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自然，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但这时人类的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它们甚至想也不想：究竟是头脑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另一方面，哲学作用于现实，“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而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指出人类的活动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其后，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与《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站在群众的立场，批判了封建主将群众捡枯树枝定义为盗窃行为，对政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听从封建贵族、出台法律禁止群众的行为，提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公开地为“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进行辩护。可见，马克思进一步触及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
在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针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即国家同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是由“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所规定的，“国家的理性对国家材料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间的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无意识地偶然地产生出来的”，批判地提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在同年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里所指的物质力量便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他提到无产阶级负有实现人类解放的使命，指出“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阐明了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解放物质的力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却发生了改变，借助异化劳动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社会财富是由工人生产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从人的本质角度提出了整个世界是由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对群众的实际生活与现实物质利益的关注，使马克思看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发现了群众在历史中的实践意义。
1844年《神圣家族》是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明朗化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当时占主流思想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进行颠覆性批判。针对鲍威尔等人污蔑“工人什么也没创造”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批判：“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批判家“尽管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还是宣告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提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其中“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指的便是被青年黑格尔派看作对立面的人民群众。针对鲍威尔等人的“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真理，对于群众说来似乎是这样一目了然，以至它们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证明的，不值得历史特地去证明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根本就不属于由历史来解决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马克思提出：“如果说真理一目了然是因为群众觉得它就是这样，如果说历史是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决定自己对真理的态度，那末在这种场合下，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无可争辩的，它对于历史就具有法律效力，而历史只证明群众不能一目了然因而群众需要证明的东西。所以说，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针对鲍威尔等人“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在历史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指出鲍威尔“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群众的关系搬出来”，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过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积极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里所指的历史活动便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所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首次较明确地提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原理。该原理曾被列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原理而特别强调。该书中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著作阐发群众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3）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群众史观进一步深化、理论化、系统化并走向成熟。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对费尔巴哈哲学体系进行批判性分析，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科学地说明了人的社会性本质，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正确地阐述了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考察现实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第一次系统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详细阐述，提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指出人类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革命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只把人民群众看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最终是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要“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支持一切反对当时落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成熟的标志，而马克思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标志着群众史观的成熟。2．马克思群众史观创立的客观条件和基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也不例外。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是创立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客观社会条件。“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17至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经济开始没落，在统治阶层的层层剥削下，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农业作为封建经济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受到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作为农民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被大量集中到少数的大地主和大官僚手中，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赋税越来越沉重，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长此以往，农民与封建专制的矛盾不断加深，封建专制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伴随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雇佣劳动关系出现，资本主义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18世纪早期，英国的手工业生产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市场作用的推动下，要求工厂不断改良和更新技术。到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开始用机器生产来代替手工劳动，逐步从手工业作坊过渡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惊人的社会物质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其短短几十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越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创造的，显示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封建主义经济快速瓦解，这场革命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积聚起大量的财富，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化的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统治的确立奠定基础。
其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是马克思群众史观产生的阶级基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方式、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因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暂时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结合成了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大，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同时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使工人的生活极度艰难，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迫切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建立新的政权来维持自身的生活，于是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19世纪早期在欧洲爆发的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人民群众的重要历史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社会冲突和分裂形势严峻，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欧洲各国进入了社会革命时代。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影响和丰富了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形成，也使得马克思对群众史观的阐发从最开始的单纯逻辑推导逐渐走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在观察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他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群众史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3．马克思群众史观产生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群众史观的产生是具有深刻的理论来源的，它是在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在与布鲁诺·鲍威尔的辩论中群众史观思想明朗化，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中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
在柏林大学初期，马克思是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信仰者，但随着马克思越来越认为哲学只有当面向现实时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时，他发现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并不能架起“现有”与“应有”的桥梁，反而会将彼此对立，因而转向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把“绝对观念”作为辩证的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在近代第一次把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辩护、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精神和思维是占支配地位的本原，是第一性的；而自然界则是属于精神的创造物，是第二性的。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精神性的，而事物本身则只是概念的体现，而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是因为人的精神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能动性，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黑格尔的论述表明，人的劳动不仅使自己有所收获，同时也满足了他人的享受和取得，在这个获得与满足的过程中人们一起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青年时期的黑格尔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他推崇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精神，希望通过人民群众参与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德意志的民族复兴，因此，竭力强调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提出：“人们的行为……是作为 ‘历史’动力出现，并 ‘在历史中’作为主导作用出现。”罗素曾说在青年时代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信徒，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有涉及对青年黑格尔派有关思想的论证和批判。马克思关于群众的思想观点也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继承中逐渐形成的。
布鲁诺·鲍威尔是19世纪公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人物，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受到他的启蒙，但是对其英雄史观的思想始终持批判的态度。鲍威尔认为人民群众只是意识世界的傀儡，少数的杰出人物决定着历史的发展。他认为意识决定物质，人民群众是绝对精神进行创造的产物，忽视并间接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才是创造历史的主导力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人民群众则只是杰出人物的奴仆。他指出：“人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就是赋予历史以内容和意义的东西。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精神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又通过一种对立的发展而逐渐地抛弃这些虚假的偶像，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在鲍威尔看来，是人的观念创造了历史，马克思则不赞同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活动都是 ‘群众’的思想的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可见，马克思与鲍威尔在关于“人民群众”的观念的理解上存在重大的分歧。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鲍威尔则认为人民群众只是意识的承担者，只是意识世界的傀儡。马克思还提出：“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使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和人的意识一样，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在生产生活之中通过一定的方式创造的，人的意识是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受到人类肉体的约束。这不仅颠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形成的重要基调。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的认识，是其群众史观直接的理论来源。费尔巴哈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里，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重申对基督教的看法。他认为宗教确实揭露了人的本质，但是不能够把人的本质和其他混为一谈，一旦这样人就成为异化的人。他说：“我们已经将外在于世界的，超于自然与超于人的上帝的本质还原成为属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以作为其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在结束处又回到了开端处。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他认为自然界包括人在内是第一性的，排在第二的是精神，人以及人自己的思想不过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他当时的唯物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恩格斯在1886年所著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马克思都被费尔巴哈新颖的论点吸引，尤其是马克思受到的思想冲击更加强烈，因此，也对马克思之后发表的《神圣家族》一书具有重大的影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即他关于人民群众的认识，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认识到了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类本质，这与马克思对人民群众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深刻总结在于他认识到了国家的基础是人，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国家的前提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远离政治生活，并没有和劳动群众一起斗争生活，因此，并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最终他认为宗教的变迁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只要消除了宗教的异化，人的异化本质就会被恢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缺陷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阐述了自己的群众史观，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自己的历史观，即“（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形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4）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4．马克思群众史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
西方传统思想对群众的理解始终带着偏见，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到20世纪，思想家们认为群众是消极负面的，认为他们素质低下，容易被煽动，进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群众“没有推理能力，因此他们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判别真伪或是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到20世纪才开始出现对群众积极的评价，但对群众依旧表示出担忧，认为他们可能会转变为暴民。相反，马克思则认为群众并非没有理性，群众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认识是由其社会地位和对立面群体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了他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和创造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用自己的文化精髓奴役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 ‘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整个社会的历史是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在社会实践中他们是主体力量，正是在他们的作用下才有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的绝大多数是人民大众，杰出的人物只占据一小部分，“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我们”指的是群众，因为有群众的支撑，杰出人物才能“伟大”，但是真正在社会实践中占主体的、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是默默无闻的人民群众。
事实上，人民群众是指一切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群体，他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人民群众的范畴较为广泛，它涵盖了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有促进作用的阶级和团体。人民群众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和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无论表述如何变化，社会实践的主体在实质上是从事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者。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历史范畴，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认同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范畴，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说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人民”的范畴从无产阶级最终将扩大到全人类。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在世界的历史中才能实现，所表达的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众多个体的共同性，与我们所说的“公民”“市民”的概念不相同，“人民”所要表达的是一种超越地域和国家范围的一种共同性，是对他们普遍带有的共同性的一种指代。总之，人民群众涵盖了所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
人民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物质生产实践因素决定的有一定规律的发展过程。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它们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一切形式的社会变革都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力不是单独构成的，是由人的现实活动构成，生产力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能力，要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独一无二的、最活跃的、最具能动性的主体。整个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群众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主角，他们是一切生产活动的主体，所有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人民群众；是物资资料的生产者，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由人民群众一手创造出来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和社会实践进行的主体，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进行无一能够离开人民群众。
第二，人民群众创造了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于他们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价值的主体。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创造了一切社会财富，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人民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活动，是一种具有价值倾向和价值追求的活动。从价值的关系来看，价值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客体对于主体的作用所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的是作为价值关系主体的人以及被改造了的自然物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人们对待能否满足其自身需要的东西的观点态度，人民群众通过自身的劳动对存在的所需物进行改造，进而获得被改造物的价值。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进行价值改造实施的主体，在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追求价值的实现、创造所需的价值、享受价值成果，成为价值的主体。
社会财富来源于人的劳动，包括了具体的劳动和抽象性质的劳动，是作为劳动者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是指进入人们生产过程和生活领域的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物质。社会财富作为劳动产品，说明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人民，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人民群众创造了一切社会财富。
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在《神圣家族》中提出“历史的发源地在于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的论断。物质生产是指物质生活所需的资料的谋取方式，它制约着整个人类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形式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意识，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首先要有人的存在。“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生活资料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人民群众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部力量，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整个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通过改善生产工具、改良生产技术，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进，促使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不论是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都是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创造者，也只有人才能创造出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在创造出相应的物质生产资料后，人的生命才能得以继续维持，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到各个领域，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体力劳动者的创造活动是基础，他们使得一切社会活动得以继续下去，而作为抽象劳动承担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凸显。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体力劳动者对社会发展所需物质财富的作用及影响，他指出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必须要有物质财富的存在。
人民群众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生产的实践不停地积累知识和相关经验，逐渐构建出社会精神财富的相关雏形，再经过相关领域内的人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整理和加工之后逐步形成了精神财富的成品。在人民群众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有时候人民群众还通过自身的劳动直接创造出成品，不需要相关人员进行加工和总结。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成果里，总凝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这种物质财富的成果实质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的成果，比如雕刻、绘画、文字等。创造社会精神财富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个别人物、杰出人物的专利，人民群众也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只会墨守成规、消极被动的“物质”，不是破坏社会文明的“野蛮人”。事实上，人民群众在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有的大量的发明和创造并不是职业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得出的，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由人民群众自己发现和创造的。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明确地说出，第一个发现火种并学会取火和使用火、第一个创造出生产工具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究竟是谁，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在不同需求下创造或发现的，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马克思指出：“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工人，他们显示出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社会精神财富的成果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不仅包括马克思提到的那些有教养的人，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生活中的人。社会精神财富通过人民的加工而不断得到发展，如果没有广大的劳动人民，没有他们的辛勤创造就没有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所需的精神财富。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使单调的历史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这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者的作用和地位。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不仅表现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者，而且是社会革命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到“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变丑”，指出历史是人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目的的活动，没有离开物质利益的活动，也没有离开物质目的的活动的群众；“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过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积极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里所指的历史活动便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所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 ‘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明确指出群众才是历史变革的真正主体。
社会历史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来说就是社会存在的方式，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与动物是有区别的，而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不仅是本能地生存，而且是变革性地生活。社会变革及改革是根植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在两组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决定了上层建筑，相应地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再作用到生产力上面，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
人民群众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层建筑不能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就要对这两组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而这一切得靠人民群众来完成。
人民群众在人类活动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生产方式不断得到改进，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民所进行的活动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从一个低级的阶段逐渐发展过渡到高级阶段的过程，时代不同，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关系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各不同，他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不相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变革，使其协调发展。在奴隶社会，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奴隶所进行的反抗是推翻奴隶制度的根本力量；在阶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是反对统治阶级的主导力量，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支撑革命的进行，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革命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靠联合发动无产阶级同封建君主制的残余、地主及非工业资产者做斗争才取得胜利的。马克思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决定着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成败，人民群众发动的程度则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大小。（二）列宁群众史观
列宁的群众史观，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下，结合本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经历形成的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态度。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列宁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观点，突出强调群众的力量，始终坚持尊重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力量、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发扬民主的精神。他还主张在人民群众中选拔人才来为国家工作，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人民群众中，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心声，鼓励人民群众对国家进行管理和监督，强烈反对官僚主义。1．列宁群众史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要重视群众的力量。
列宁在其早期著作《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指出，作为自觉活动的人民群众正是历史创造者，“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怎么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民粹派关于人民群众是“群氓”，而“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力的观点，并指出那些以人民之友自居的人才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
人民群众创造了全部的财富。列宁指出：“资产者忘记了微不足道的人物，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可这些工人和农民却用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全部财富。”在列宁看来，是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全部的社会财富。人类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最必须最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只有在解决了维持自己生存下去的生活资料之后，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而创造这一切的正是人民群众自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众多的杰出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实践是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精神财富的载体，而人民群众则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承担者。
人民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产力是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正如列宁所说——“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不是单一的个体或小部分的群体能够完成的，需要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其他型的社会里，社会的发展始终不能脱离开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指出，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从无到有，从发展到衰落，这一切的变化是由于受到生产力的影响。列宁认同马克思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精神财富，无产阶级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认为，支撑现代文明发展的是且只有无产阶级，他说：“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石。”在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史上，有众多出色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杰出的艺术家、思想家或科学家的创造毕竟只是少量的一部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的大部分精神财富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任何形式的精神文化活动就无从谈起，更不会有现今丰富的社会精神财富。
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他们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根基。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 ‘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他认为，俄国革命最终成为伟大的革命，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发动了绝大多数的人民来参与到革命里，参与革命的实践，致力于历史的创造。列宁深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便是他领导工人阶级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行，“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把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推翻了，还建立起与临时政府性质截然相反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最关键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否则，在内外交困的条件下俄国革命是难以成功的。
列宁还十分重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对人民群众进行相应的宣传和教育引导，教育人民要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要求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前，工人和农民是沉睡的并没有清醒过来，是一小部分有特权的贵族和有知识水平的资产阶级创造了历史，因此，导致当时的历史的发展极端缓慢，现在资本主义提高了整个文化，千百万人正在创造历史，“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
第二，要相信并依靠人民群众，全身心为群众服务，密切联系群众。
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稳固执政的根本。列宁在继承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将其群众史观思想侧重点投射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他指出：“一个能够通过联系群众而得到巩固以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的党，一个能够组织本阶级先锋队的先进阶级的党，一个努力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影响无产阶级每一现实表现的先进阶级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在和平发展的时期，仍然必须与人民群众坚定地站在同一战线上，继续争取人民的支持。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争取人民群众的斗争并没有伴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胜利而结束，反而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列宁在面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软弱时指出，作为组织的领袖，他们最大的罪过在于他们怀疑人民群众，害怕发挥人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们在面对人民群众的伟大毅力时发抖。因此，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列宁提出在新形势下，党必须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来巩固无产阶级性质的苏维埃政权，更要处理好这种关系：一方面，要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放在第一位，维护好党内团结，使意志和步调一致前进；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要切实做到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要组织和领导被剥削那部分工农群众。
列宁指出党要使政权得到维持和稳固就必须要信任人民，必须要真正做到相信人民，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如果不相信他们，没有让工人在政党中担任重要的职务，这样的政党就应该被打倒。正如初生婴儿的苏维埃政权正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支撑起来的，它不加限制、最大限度地吸引着人民群众来进行维持。苏维埃政权在取得内战的胜利后，列宁总结了其胜利的经验，他说一个国家在遭到如此严重的经济破坏之后竟然还支撑着这场战争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巨大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发生正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股伟大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这也证明了列宁的观点：“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在大多数工农群众已被革命唤醒的人民革命时期，只有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依靠大多数居民的政权，才能成为稳固的政权。”可见，列宁十分强调群众的力量，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处理好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革命获得胜利并使政权得以稳固，因此提出了著名的群众阶级政党论。
全身心地为群众服务。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概括了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历史观的两大缺陷：“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更加注重群众的利益在发动群众力量中的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发展的过程中就曾出现过忽略人民群众利益而危及国家政权的事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赢得帝国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国内反动阶级发动的战争，苏俄政府实施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的实行、对中小工业的国有化管理、对商品采取国家分配的政策，大范围地限制商品交易，对所有的成年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等，通过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来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企图，保护俄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对保卫新生的苏俄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实施，尤其是余粮收集制的实施，使当时的国内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由于部分地区的方式过于粗暴最终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在1921年苏俄发生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就与这些政策的实行密切相关。虽然各地的暴乱和喀琅斯塔得水兵的兵变很快消退，但是这些事件使列宁意识到必须要对当前关系进行调整，他指出：“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让我们来修改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无产阶级政党办事要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要求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政策、开展国家各项工作时都要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认为只有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着眼，才能制定出与现实相符的政策。
密切联系群众，要教育引导好群众。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队伍，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必须“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并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人民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具备其事业发展所需的能力素养，但是需要党的进一步启发和教育，正确的引导和组织。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人民群众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对象，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为生存所累，他们身上蕴含的伟大创造力量被剥削阶级所压制，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在长时间的压制下变得麻木，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教育引导群众，激发人民群众身上的伟大创造力。列宁认为，我们应当赶紧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和动用一切有效的力量来说服不是党员的农民群众，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通过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精神，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利用一切手段把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通过教育引导让人民群众了解科学的理论，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认为人民群众在经正确的指引之后，就会引发出巨大的力量来支持和参与社会建设。列宁指出如果只是正义的力量，只有人民群众对剥削的愤恨力量，是永远也不会把人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的。他要求党员以理论家和宣传员的身份去教育人们，即以鼓励动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到民众中间去引导人们，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让人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国家的相关决策，自觉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为实现国家的顺利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奠定思想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还要组织领导群众。“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只有把众多单个的愿望聚集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团结的力量，才能实现众人所想的愿望。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做的就是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让人民从“个体”变成“群众”，并通过对群众的力量进行组织和领导，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才能完成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中列宁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在革命斗争中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凝聚作用，只有把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才会获得胜利。他还指出，苏俄的工人政党身上肩负着重任，他们要负责把人民组织起来，领导人民前进，同时还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的关系。他强调：“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只有保持了同民众的密切联系，加强组织和领导工作，才能使政权得以巩固，实现长久的执政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能不能长久地维持政权，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组成强大的组织，能不能很好地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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