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发胜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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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试读：
前言
一个生命体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吸收消化外在的成分。一个人如此，一个文化也莫能外。所谓外在的成分，概言之包括物质和思想两部分。物质的东西一般可以直接拿来派上合适的用场，如中古时期中国移植西亚的植物，西方利用中国的四大发明，虽不免要适应水土，因地制宜，其功用往往会立竿见影。思想的引入却非如此，必须要跨越语言的障碍，翻译在其中不可或缺。季羡林曾形象地把中国文化比作一条长河，虽然有时水多，有时水少，但从未枯竭，这是因为大大小小的新水多次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翻译是中华文化长葆青春的“万应灵药”，因此季先生感叹：“翻译[1]之为用大矣哉”！[2]“从印度来的水”指的是“自晚汉迄盛唐约六百年间”佛典的翻译；而“从西方来的水”则主要是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来西学的[3]引进和翻译。如果以中国文化通过翻译接受佛教的历史进程为参照，一百多年来西学的持续引入还没有达到一种充分的状态。一个很显著的标志是，佛典的翻译促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而宋明理学则融摄了禅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圆顿法门，才得以赓续儒家重德厚生的传统。通过西学的引进和翻译，中国人建立了并正在建设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是尚没有在此基础上达到中学和西学的交融互摄，尚没有在理论上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地位，如宋明理学那样。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近年来，在国内传统文化逐渐走出故纸堆，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在国外，一座座孔子学院的建立掀起了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很显然中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拐点上。在这样的时期，人文学者的价值重要地体现于传统的梳理和话语的重建。所谓传统不仅指儒释道的传统，也应包括一百多年来引进和吸收的西学。我的问题是：翻译在西学的引进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具体而言，语言的重组过程对学术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目前翻译学界在探讨翻译理论的时候，一般以文学或大众媒体的翻译为研究内容，很少涉及人文社科领域。即使偶尔涉及诸如严复的翻译，研究者也只以“信达雅”和《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为止，并大而化之地加上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等标签，难能深入严复思想的堂奥。另一方面，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者们只简单地介绍或根本不介绍相关的翻译史实，径直叙述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脉络严整的思想体系的引进与发展，不提翻译对于思想本身和思想传播可能造成的影响。很显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语言是透明的，不会对思想的传播造成障碍，但是由此他们也就忽略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术中“以语言为进路”（linguistic turn）的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忽略了近三十年来翻译理论的发展。这种治学取向的潜台词是：翻译只是语言形式的转换，与思想内容无关；在深层次上，则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当然，这种现象可部分归因于学术修养的制约，即许多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只能通过翻译去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思想，把译作当成了原作，无法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诸种有意或无意的取舍选择。
由此可见，对于翻译学来讲，学术翻译是一个尚待发现和开垦的沃土；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翻译学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文本往往是内敛的、自足的（autotelic），可以成为社会实际生活之外独立自在的精神天地，比如说，我们一般不能将小说中的情节或诗歌中的意境与实际生活直[4]接联系起来。而学术文本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虽然也不能与社会实际生活直接对接，但是作为其基础的概念却并非独立于日常语言之外，即使脱离了具体的思想体系，概念也会随着语言的传播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学术文本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蔓延性。简言之，文学文本通过隐性浸润发挥作用，而学术文本一旦与某种社会现实相应就会表现为显性的扩散和蔓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显著效用。学术研究和学术翻译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第一节 主要概念
一、翻译
关于翻译有多种定义，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5]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目的。”“翻译”的英语对应词“translation”来自于拉丁文“translatio”，其前缀“trans-”意味着克服某种困难的
[6]跨越。在中文里，“翻译”一词中的“翻”字和“translation”的前缀“trans-”意思大致相近，表示某种形式上的跨越。据现有资料，“翻译”一词最早出现于梁代僧人慧皎的《高僧传》，到了唐代才慢慢[7]流行开来，在此之前单用一个“译”字，而在具体的语境中往往以“重译”一词出现。《礼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鞮，北方日译。”关于这段话，马祖毅根据孔颖达的注疏解释为：“凡翻译东方民族语言者，称之为‘寄’；凡翻译南方民族语言者，称之为‘象’；凡翻译西方民族语言者，称之为‘狄鞮’；凡翻译北方民族语言者，[8]称之为‘译’。”这四个称谓当中，“译”最终取得了通称的地位，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云：“昔唐以万国致时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飨共己之治。汤法三圣，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译来贺。是以内恕之君乐继绝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国。”颜师古注曰：[9]“重译谓越裳氏也。”《册府元龟•外臣部•鞮译》又云：
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蛮夷闽貉[10]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
这里，“象胥”不只是指南方的译官名，而统称向“蛮夷闽貉戎狄”四方之国传达周天子圣谕的官员，其活动称为“译”；又由于交通阻隔、风俗殊异，需要经过多种的中介，因之称为“重译”，形象地说，就是译者的接力赛（relay of interpreters）。“译”的这种语义显然和“驿”具有内在的关联。《说文解字•马部》云：“驿，置骑也”，即骑马以传递消息之意，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11]云：“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绎”是“译”的另一个同音近义字。《说文解字•系部》云：“绎，抽丝也。”《论语•子罕篇》：“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朱熹解释道：“法语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宛而导之也。绎，寻其绪也。法言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则面从而已。巽言无所乖忤，故必说；然不绎，则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12]也。”孔子善于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往往随机说法，在和颜悦色之中，为弟子指引端绪，而非不分对象地和盘端出；相应地，弟子须寻其端绪，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孔子尝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尔篇》）杨伯峻解[13]“绎”为“分析”，可备一说。我将“绎”解释为：在多维话语空间中，诠释并阐发话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述“译——驿——绎”三字在意义上的关联也反映于它们在古文献中的通用互训，现略举数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三释“越裳重译”：“译，亦作驿，同音亦。”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后汉书八十六解“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集解》惠栋曰：驿，《魏志》作译。案：通志文本范书仍作驿。”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下：“象、狄鞮、闲、、谍、置、行李、关、驿也，皆传驿之义也，方言。译，传也。郭璞注云：传宣语也。《尔雅》：驲遽，传也，注云：皆传车驿马之名。《玉篇》云：驿，译也，二者皆取传递之义，故皆谓之驿。”这些都是“译”与“驿”通用的例子。这种意义的关联有时也会导致“译”误作“驿”。宋《后汉书考正》对“使驿不绝”有这样的考证：“自前书皆言‘使译’，使即使者，译则译人，故合作‘使译’。此书内有自作‘使驿’处，明是后人不晓，改之。”清杭世骏《史记考证》卷七考“《大宛列传》为‘发导驿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导驿’二字，观后书‘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则此‘驿’亦当作‘译’。”宋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五：“驿，置驿，今之递马也。又往来不絶曰‘骆驿’，亦作‘络绎’。”这是较常见的“驿”与“绎”通用的例子。
宋朱熹《通鉴纲目》卷四下：“重九译，重复也，传四夷之言者曰译。译，绎也，如绎丝然，其语而译之。”同样的训解也见于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三。明卓明卿《卓氏藻林》卷六：“重九译，重传四夷之语者曰译重九译，谓叙绎其词语，经九重之国乃至此也。”另外，“翻译”一词亦作“翻绎”或“绎”，多见于宋代以来的典籍，于有清一代尤为多见，如宋袁说友《东塘集》卷二十：“君幼好内典，甫识字画已能翻绎句读，未笄通法华义。”此处“翻绎”当指语内翻译，也就是解释。清葛士浚《清经世文续编》卷一○六：“公使领事等官驻扎回回等国，应有翻绎官随从当差，而翻绎员缺向由总理大臣奏保请旨简放。公使大臣及总领事官公署皆派翻绎官数员，以资分布，内选一人兼理库务，其余领事等官公署，仅派翻绎官一员兼。”
通过以上文献疏解，译——驿——绎形成了一个音同义通且语用上相互关联的意义网络。对于本书来说，此三者则构成了翻译概念的语义谱系：外来思想经过翻译之后，通过研究者的传播，最终需要结合本土的话语资源，以创造性的诠释确立其合法性地位。
如果我们不把“翻译”与“translation”限定为汉语和英语中一对一的对等词，另一个英语单词“hermeneutics”或类似的德语单词“Hermeneutik”倒能更好地表示“翻译”概念中的三层涵义。“hermeneutics”源自古希腊语的“hermeneuein ”（ε＇ρμηνεv＇ειν），其词根是希腊信使之神赫尔默斯（Hermes）。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赫尔默斯“本是上帝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给人们传递上帝的消息。他的宣告显然不是单纯的报道，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且将[14]上帝的指令翻译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可以理解”。可以看出，“传递”是使命，“解释”是内容，“翻译”是形式，三者合而为一才构成了诠释学的完整内容。
翻译的三个侧面或功能可以在学术翻译实践中同时实现，也就是译者对译文进行诠释性干预，以创造多侧面、多维度的翻译文本，以达到有利于学术思想传播的目的。美国学者艾比阿（Appiah）提出的“厚译”（thick translation）概念包含了诠释和翻译两层意思。他认为，为了文学教学的目的，有必要进行一种学术性的翻译（“academic” translation），即通过“注解和伴随的解释，将文本置于一个丰富的文[15]化和语言的语境中” 。在学术翻译中，厚译的情形比比皆是，严复的翻译正是典型的厚译。与更强调语言形式本身的文学翻译不同，厚译提供的注解和解释可以实现外来思想的平稳过渡。学术思想是既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又具有对外开放性的整体。在经历了语言转换之后，外来学术思想首先要凭借着特征性的概念，在主方话语环境中确立自己存在的地位；通过反复的使用和协调，外来的概念逐步融入主方话语体系之中。当我们脱离具体的翻译文本，使用外来概念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学术思想的翻译。
翻译的三个侧面或功能可以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分别、部分或全部实现。从纯粹排列组合来看，翻译——传播——诠释三者共有七种可能形态：单项三种，二项组合三种，三项皆有一种。在二项及以上的复合功能中，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表现为多样化的学术活动。本书将探讨的五位学者都至少实现了翻译的两项功能。以此，才能的多样化就是现代学者的一个指标。
二、学术[16]
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其英语对应词“scholarship”有大致相似的涵义：“饱学之士具备的系统化知识，具有概念精确、分析严密与体系完备的特点”（the systematized knowledge of a learned person，exhibiting accuracy，critical ability，[17]and thoroughness）。《说文•教部》：“敩，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段玉裁注：“斆觉叠韵。《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学之古义含有主体内在的知解能动性，引申作学习、学问、学识、学说、学科等。《说文•行部》：“術，邑中道也。”段玉裁注：“邑，国也，引申为技术。”无论是道路，还是技术，“术”总与实践性的技艺、方法、办法等意义相关。学与术连用则可以表示学说与方法。
从分训单字到连属解释概念是现代学人的一般做法。梁启超在《学与术》中分析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18]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类似地，严复在《原富》按语中指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19]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在另一处，严复以类似的观点提醒听众道：“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20]呈。”在梁启超和严复的表述中，“学”与“术”表现为体与用或知与行的关系。在西学东渐之初，考虑到西方学术多半被传统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作实用化的理解，二人更重视“学”的层面。另外，历史上黄老之“术”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受的挫折，可能反过来对这种重“学”倾向有一定诱导作用。
据梁启超，“学”与“术”连用为一词见于《礼记•乡饮酒义》：“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张立文和冯天瑜在著作中分别沿用了这个用例。这里，“学”与“术”形式上虽然并列，但不可视为一[21]词。“学”是动词，所学的对象或内容是“术道”，也就是说，当“学”从动词转变为名词之后，其内容涵盖“术道”。《庄子•养生主》庖丁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古人为学不局限于现象界的原理及其应用，而以形而上的道体为终极目标。上引“道”、“学”、“术”三字连用标示了学术或人类理智努力的三个维度。“道”属于形而上的层次，是形而下万事万物的多样性规律的根本性统一[22]。“学”与“术”同属形而下的领域，“学”是万事万物的系统化知识，“术”则是知识的实际运用或效用。由于“学”既可表示对象化的知识系统，也表示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理智努力，特别是由于这种努力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总是试图贯通形而上与形而下领域，因此上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之间并无隔阂，“道”、“学”、“术”三维共同撑开融通互摄的学术话语空间。关于学术三维度的进一步描述留待第二章。
且不考虑“术”的成分，单以“学”而论，大致相当于英语的“science”、德语的“Wissenschaft”。不过，“science”被译为“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而“Wissenschaft”的语义内涵却相当宽泛，可以指一般的学问，并不限于狭义的自然科学。在英语中，为了明确“science”的内涵，须加上相关定语，如moral sciences，human sciences，political sciences等等，以与自然科学相对；类似的，德语中也有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与Kulturwissenschaft或[23]Humanwissenschaft（人文科学）的对立。本书将要探讨的学术话语主要指人文学者的学术话语，并且以其中科学观念与方法论的话语为中心。
三、话语和体系
本书将“话语”（discourse）和“体系”（system）放在一起解释，是为了突出二者的差异和一致性。一般来说，话语指“运用中的[24]语言”，包括表达方式和基本语汇两部分。鉴于汉语表达方式和基本词汇在现代学术领域经历的巨变，研究话语显然是进入现代学术之门的一把有效的钥匙。从深层次来讲，话语的转变实际上表征了学术范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型，而在这种转型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体制化或曰体系化的运作。也就是说，话语虽然看起来是直接附着在学术体制或体系之上的，但这是一种事后推定的静态观点；从话语的发生历程来看，一定需要有人通过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运作，把话语和体系联系起来。这样的人具有特别敏感的历史意识和把握时机的高超能力，可以得风气之先。在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话语的热潮已经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涌动，由此推动了思维方式的自觉转变。《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把“喜怒哀乐”这些心性的情感换成思维方式，这句话一样说得通。或生而为之，或学而为之，或困而为之，内在的思维通过主体的努力不断强化，终于发而为文，依靠着现代媒体的传播力量，不断扩大影响范围，经历种种复杂的扭曲、变形和强化之后，最终成为普遍接受的话语形式。
撇去上述话语叙述中具体的人的因素，话语研究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以语言为进路的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是西方学术继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的重要进展。在这方面，福柯的研究引人瞩目。只言片语是没有意义的，话语必须在某种结构或语境中才能体现自己的意义。福柯在研究初期更多使用的是“认识型”（episteme ）的概念，指某一历史时期认识论意义上的场域，包含“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认识型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25]想范型”。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阐述了“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三种认识型。
与认识型相类，话语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使用的主要概念。福柯所说的“话语”与语言学家们所说的“话语”意义有所不同。福柯的“话语”具有整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他指出：“如果说我能够指出话语的构成不是表达、句子和命题的扩散和分配原则，而是陈述（在我赋予此词的意义上）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的话，话语这个术语就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够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26]又“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27]置的网络。”关于话语的实践性，福柯认为：“话语也许与语言不同，它基本上是历史的，它不是由可拥有的成分构成，而是由人们不能在话语展开的时间范围以外对它进行分析的真实和连续的事件构[28]成。”另外，“话语实践也反过来改变着它将它们之间建立起关系的那些领域。这些话语实践虽然建立了那些只能在它们自己的层次上才可加以分析的特殊关系，这些关系却并不只在唯一一种话语中发挥[29]作用：这些关系也出现在它们加以连接的成分中”。也就是说，话语的整体性和实践性是密切相关的。
既然话语是一种整体性的实践，那么当知识系统转换之后，话语是否也会随之整体改变呢？福柯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称一种话语形成替代另一种话语形成并不意味着一个对象、陈述、概念完全新颖的理论选择的整体突然地装备完善、组织良好地出现在某一本文中，这个本文对它作出一劳永逸的安置，而是意味着会产生关系的整体转换，但是这种转换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也就是说陈述服从于一些新的形成规律，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对象或概念，所有陈述或所有理论[30]选择都消失了”。在这一点上，福柯的“话语”显然比库恩的不可通约的“范式”（paradigm）更为灵活，解释力更强。
第二节 学科界定与综述
辜正坤先生将翻译学划分为“玄翻译学—元翻译学—应用翻译[31]学—翻译批评—泛翻译学”。据此，本书的研究属于泛翻译学领域。在另一方面，霍尔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ATS）两大类，前者复分为“翻译理论”（TTh）和“描写性翻译研究”（DTS）两子类，各类下[32]面又分为若干个小类。据此，本书可归为描写翻译研究的范围。但是，根据我对翻译概念的扩展，描写翻译研究只能涵盖我所说的翻译的第一项意涵，即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的全部活动，其中包括了翻译规范（norms）、历史文化背景、翻译目的、翻译对目的语文[33]化的影响。可以看出，辜先生的分类涵盖更广，即使对“翻译”这一概念做了充分的扩展，本研究仍然可以在他的分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但是，本书并不囿于翻译学本身的分类，而要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在多学科的交叉中，确定研究性质与面向。
话语是由表达方式和基本概念组成的动态系统。以表达方式而言，白话文运动之前，文言文和白话文一直以隐性的双轨制存在于中国文化中，其中文言文借助制度的和传统的力量在书面语言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这种局势一方面保证了经典的延续和国家政令传达的畅通，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保护了各地方方言的多样性。但是，在白话文的现代倡导者看来，上述等级化的文白双轨制不只是要被打破，而要以绝对的白话一元论取而代之，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34]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可以说，白话文运动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了有史记载以来中文书面语的表达习惯。如何评价其得失不是本书的任务。在另一方面，基本概念并不等于表达概念的要素，如汉字，但是也并不能离开表达要素而存在。鲁迅和钱玄同等更为极端地主张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胡适和陈独秀那样的成功，这是本书尚可以谈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汉字没有被抛弃，那么几千年来汉字中积淀的文化语义必然会在新的表达方式白话文中发挥作用。这是旧材料和新思想的相互磨合过程，既考验着旧材料的强度和韧性，也磨练着新思想的适应性。福柯提出的认识型的转变和话语的连续性，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中得到了典型的印证，但是其中异乎寻常的复杂性，需要中国学人自己去分析总结。
以本书所涵盖的时间跨度而言，我注意到现代西方的科学话语如何被引进、传播、在新的概念体系中被创造性地界定和运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我对翻译内涵扩大化的理解相契合，也就是说，是“译——驿——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字使用的连续性显然比表达方式的转变更为重要，因为严复古奥的文体并没有妨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的传播。吴汝纶在《天演论》的序言中认为，[35]严复“文顾不重”，而使用了“可久之词”，其观点大致不错。本书要做的就是：以话语分析为手段，以重新界定的翻译概念承载一条中国现代学术史发展的脉络，彰显翻译在人文科学建构中的价值，进而反思话语在文化建构中的本体意义。
以这样的研究进向，本书将和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西学东渐史、学术翻译史、外来语研究、关键词研究等发生关联。除去那些比较泛的研究著作，把翻译和现代（甚或当代）学术话语结合得较为紧密的著作包括如下这些：刘禾《跨语际实践》，李博（Wolfgang Lippert）《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范祥涛《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韩江洪《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36]转型》。以关键词或关键概念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单继刚《作为意识形态的进步话语》，冯天瑜《“封建”考论》。与科学话语和实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脉络相关的著作有：胡伟希《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1988），王鉴平、胡伟希《传播与超越——中国近现代实证主义进程研究》（1989），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实证论与中国哲学》（1996），张耀南、陈鹏《实在论在中国》（2002）。上述论著，有的在研究方法上、有的在研究内容上与本书相关，也给本书作者以重要启示。但是以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论著在方法和内容之间难以兼顾，在探讨翻译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有量的平面铺展，没有质的深入揭示；或者，在思想史研究中，就理论谈理论，忽视了外来的思想与本土话语结合过程中可能包含的种种复杂关系。
注释
[1]季羡林：《“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载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第3页。
[2]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第169页。
[3]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了一些西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名理探》，乃是西学东渐的滥觞，不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小。
[4]强调文本的独立与自足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英美“新批评”的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有些过时。到了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在法国，经过结构主义的规制与陶冶之后，一批后结构主义者们充满激情地为“文本”（text）松绑，彻底打破文本的疆界，将文本概念推扩到无所不包的地步，以至“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文学文本与别的文本——人类文化的一切符号化表征——不再有明确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文本事实上都是“互文本”（intertext，克里斯托娃语）。我认为，关于文本的概念，新批评者与后结构主义者并不矛盾，只是前者面对的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后者指的是广义的人类文化的符号化现象。概念内涵的变化显示了学术发展的踪迹，既有共时的互彰互抗，也有历时的辩证演替。问题是：如果一定要在广义上理解文本概念的话，狭义的文学文本将受到冷落。如今文学研究者纷纷向文化研究看齐，反而不知文学为何物，不知文学趣味为何物。这无疑是概念扩大化的后果。
[5]罗新璋：《翻译论集》，第1页。
[6]Eliane Escoubas在论述海德格尔的翻译观的时候，从德语构词法的角度提出了三种翻译形式：（1）Übertragung（转移），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渡；（2）Umschreibung（重新修辞），在同一语言中将语篇由直白变为形象丰富的语言，彰显“修辞的差异”（rhetorical difference）；（3）Umdeutung（重新解释），如从希腊语的λóγοs到拉丁语的ratio，显示了“体验境域”的根本差异，可称之为“解释学的差异”（hermeneutic difference），见John Sallis ed，Reading Heidegger：Commemorations，p.343。这是德语的情形。英语却很难为“translation”提供如此巧妙的构词法关联。
[7]慧皎《高僧传》卷一《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竺法兰……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见《高僧传》第3页。这是西域人到汉地翻译佛典的最早记录。“翻译”一词在《全唐诗》多次出现，如皇甫冉《送延陵陈法师赴上元》：“翻译推多学，坛场最少年”（《全唐诗》第四册，第2821页；简记为：四•2821，下同）；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六•3983）；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论涅槃经义》：“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翻译推南本，何人继谢公”（十二•9257）。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第2页。
[9]班固：《汉书》，第529-530页。
[10]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第2页。
[11]范晔：《后汉书》，第1441页。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5页。
[1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94页。
[1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册，第714页。黑体字是本书的标注。
[15]Kwame Anthony Appiah，“Thick Translation”，in Callaloo，16：4，p.17.
[16]《辞海》（1999）第3193页。
[17]见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p.1283.
[18]梁启超：《学与术》，载《梁启超全集》第八卷，第2351页。
[19]严复：《〈原富〉按语•五八》，载《严复集》第四册，第885页。
[20]严复：《政治讲义•第一会》，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248页。
[21]“术道”可解为“术与道”或“术之道”，此处从后者。孔颖达疏：“术者，艺也，言古之人学此才艺之道也。将以得身也，谓使身得成也。”见郑玄《礼记正义》卷六十一，第1683页上。
[22]《韩非子•解老》：“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47页。
[23]本段参考了关子尹《人文科学的逻辑》的“译者序”。顺便说一下，翻译界曾有“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其根本也许是对“科学”内涵的界定出现了分歧。翻译实践本身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但肯定不能归为科学，只有以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才与科学挂钩，至于将之称为“翻译科学”、“翻译研究”、还是“翻译学”，要看论者是在什么语义立场上理解这些术语了。德国人称翻译学为“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英语直译为“science of translation”或“translation science”。如果以狭义的自然科学的概念来理解“science”，那么翻译学很难被称作“翻译科学”，但是德国人是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Wissenschaft”的，所以“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本应译作英语的“translation studies”；而德国学者Wolfram Wilss按照德国人的习惯将自己的著作称为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我们就应该从广义理解他的真实意思。总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是一个假问题，或者说，并不构成一个问题。
[24]《辞海》（1999）第1125页。
[25]莫伟民：《译者引语：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载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4页。另见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Preface”，pp.xxiii-xxiv.
[26]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7页。
[27]福柯：《知识考古学》，第69页。
[28]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56页。
[29]福柯：《知识考古学》，第94页。
[30]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24页。
[31]辜正坤：《译学津源》“序”。
[32]见James Hol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in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
[33]见范祥涛《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第27页。
[34]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60-261页。
[35]引自《严复集》第五册，第1318-1319页。
[36]近年，以“关键词”命名的书籍层出不穷，如《关键词》、《当代文学关键词》、《翻译研究关键词》、《人类学关键词》、《文化理论关键词》、《文明的关键词》、《影响一生的60个关键词》、《政治哲学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等等，一方面反映了学者们对以话语为载体的基本概念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研究大众化、快餐式文化消费的社会倾向。第一章文化空间和学术维度第一节 传播与文化空间
翻译作为文化间传递信息的媒介总会伴随其他的交流形式，比如人员的往来、物品的交换。与“译”字声旁相同的“驿”很形象地表示了翻译的传递性，或者说信息凭借翻译做跨文化旅行的特性；而“译”字的形旁“言”则显示了最初的翻译应以口译（Interpreting）
[1]为主。至于“翻译”一词在中文里最初是与佛典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加上去的“翻”字与翻阅佛经的动作本身不无关系。相应地，英文中“Translate”一词，词根“late”本义为记载经文的石板，前缀“Trans-”意思是“跨越、超出”，与“翻”字在语义上相吻合；不过整个词却缺少“译”字在中文文化语境中内在具有的“传播和诠释”的含义。
在古代，口译者称为“重译”或“通译”。“重译”指偏远的少数民族为了向当时的周朝献礼，因言语障碍，须借助多个口译者的接力，如驿道那般向着一个中心程程相续。“重译”之名也反映了地方单方面向着中央的不对称关系。相比之下，“通译”概念的出现晚于“重译”，指在两个平等的或近于平等的文化主体之间执行传递信息功能的译者，如《后汉书•孝和帝纪》：“都护西指，则通译车万。”《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无论是“重译”还是“通译”，总不免要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作为文化的中介，他们不只是文化或政治信息的透明表征。他们既要完成使命，也须入乡随俗，具备随机应变的适应能力与相对独立的主体性。这些特点当然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译者、翻译、或经由翻译传播的信息与概念。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相遇，有形的旅途，自然存在的译者，译者的跨文化交往，不同媒介的翻译（口译、笔译），翻译话语传达的核心概念（如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个体等），这些无形的概念与本土文化的概念化合，新的观念附着于物质之上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展现出崭新的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跨文化交往，这一系列的运动构成了翻译话语传播的谱系。爱德华•萨义德在描述“理论的旅行”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首先，有一个原发点，或者似乎有这样一个东西，一组起始的外围条件，在那里观念得以诞生或进入话语之内。其次，有一段需要穿越的距离，一段经历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观念借此从原先的点到达另一时间和地点，以新的形态为人瞩目。第三，无论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显得多么另类，总有一组条件——称之为认同的条件或者必然与之伴随的抗拒条件——面临着它，使得引进或抵触成为可能。第四，现在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观念，在某种程度[2]上被它的新用法、它在时空中的新位置所转化。
在对理论旅行的一般过程作了粗略的描述之后，萨义德接着概述了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关于实体化（reification）现象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崇拜盛行的阶段，“有机的”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的机械组装，连续流动的、质的时间凝固为抽象的、破碎的、可精确度量的物理空间。在这样的生产体制和社会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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