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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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侦破实录试读：
简介
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本书这些案件的成功侦破，振奋人心，令人鼓舞，集中展示了公安机关快速反应、攻坚克难的核心战斗力，生动诠释了忠诚、奉献、务实、创新的公安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第一章 作恶多端
监狱风暴骤起震荡山西
2004年5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开展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关于山西临汾监狱干警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举报材料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转来了相同内容的材料。举报的内容非常明确：以临汾监狱的政委、党委书记王勇民为首的干警收受贿赂，将没有疾病的原判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保外就医。
举报材料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的高度重视，该处决定利用专项检查之机，对临汾监狱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全面复查，秘密收集证据，寻找案件突破口。
6月21日，由省人民检察院监所处组成的初查小组，以指导“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工作的名义进驻临汾监狱，调取了该监狱2002年以来全部保外就医罪犯的档案资料进行审查。经过5天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发现了诸多疑点，初查小组当即封存了相关档案资料。
6月27日，在初查小组的严密组织和全程监控下，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临汾监狱联合对已收监的8名保外就医罪犯的疾病进行了异地复检，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在8名罪犯中有5人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其中两名竟然没有任何疾病——罪犯张勇，35岁，原判死缓，2003年1月以肝硬化（失代偿期）被保外一年，2003年12月以同样的疾病被续保一年。经复检仅为高血脂，无任何保外疾病；罪犯高喜生，26岁，原判死缓，2003年1月以肝肾综合症被保外一年，经复检无任何疾病。
罪犯的复检结果和初查结果，暴露出临汾监狱在罪犯保外就医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违法犯罪事实。7月30日，鉴于该案有犯罪事实存在，犯罪嫌疑人尚无确定的情况，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领导批准，监所检察处果断以事立案进行侦查，并从全省监所检察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7·30”专案组。
专案组确定了“通过审讯、外围调查，获取涉案干警犯罪证据”的侦查思路和“围绕监狱医务部门、狱政部门和分管领导三个环节尽快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方向，制定了具体的侦查计划，在对5名违法保外就医的罪犯和6名与案件有关的服刑人员异地秘密关押后，侦查工作全面展开。案件首先在罪犯的亲属和服刑人员陈某、吕某身上打开了缺口，证实了他们曾向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监区医院院长申小红及其前任张伟、狱政科科长赵卫东、山西省109医院医务科主任闫宝山等人送礼行贿的事实。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接着，通过对保外就医罪犯原始病历的司法鉴定、徇私舞弊大量书证物证的收集固定和犯罪嫌疑人的突破，王勇民、申小红、赵卫东、张伟、闫宝山收受贿赂，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为张勇、高喜生等6名罪犯办理保外就医的犯罪事实大白于天下。
至此，山西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监狱干警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违法为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办理保外就医的犯罪窝案全线告破。此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全国“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的一号案件。
健康的重刑犯要创造保外就医的“奇迹”
张勇，祖籍山西霍州，1993年因盗窃罪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
几年的监狱生活，张勇已度日如年，一想到还要在铁窗下度过漫漫余生，他更是痛不欲生。张勇知道要走出高墙的唯一办法就是保外就医，但他当时只有20多岁，又没有任何疾病，这种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但他和他的家人却决心不择一切手段创造人间“奇迹”。他们运作的第一步就是1999年通过关系把张勇从北京二监调到了临汾监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办理保外就医。
调到临汾监狱后不久，张勇就求之若渴地打听别人“获保”的成功秘诀，并请手眼通天、和临汾监狱的很多领导关系非同一般的“大油”吕有来指点迷津。吕有来虽然觉得他这是异想天开，还是给他出谋划策，让他在狱政部门、监区医院和分管保外就医的副政委王勇民身上“下工夫”。
这个信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张勇的全家立即召开了家庭会议，经过一番分析、讨论、研究后，一场精心策划、全家出动、分兵作战、各个击破“营救张勇”的闹剧就拉开了帷幕……
计划分为内、外两步，同时进行。张勇负责“内部”，要做的工作是装病和买通狱政科科长赵卫东。外围运作的任务是疏通关系、打通关节，和张勇里应外合。见过大世面、能说会道的二姐夫杨某某和三姐张某某受命担当此任。
不久，杨某某通过他在临汾的战友和时任临汾监狱副政委的王勇民拉上了关系。2000年年初，杨某某和张某某在临汾市区的一家高档酒店宴请王勇民全家。在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时，张某某小心地投石问路：小弟张勇患有重病，是否能办理保外就医？见王勇民笑而不答，杨某某不失时机地送上了5000元的“见面礼”。
此后，杨某某和张某某成了王勇民家的常客，请客吃饭、赠送礼物这些老套路在王勇民身上很是受用，杨某某随便地称王勇民为“老王”，张某某和王勇民的妻子更是“亲如姐妹”。从2000年10月到2004年1月间，杨某某先后以向王勇民的女儿考上大学表示祝贺、向王勇民在保定学习表示心意等方式，送给王勇民15000元。
为了攻下时任临汾监狱监区医院院长张伟这个山头，张某某除了请张伟夫妻吃饭外，她还在2000年11月亲自背着一个消毒柜送到张伟家中，令张伟一家大为感动。临走时，张某某还把5000元放在张伟家的茶几上面。
接着，张某某又大展金钱外交才能，通过闫某认识了临汾市人民医院的护士长田某，她请客送礼的杀手锏屡试不爽，临汾医院的一些大夫也跟着她的指挥棒跳起了“华尔兹”。
而在高墙内的张勇也是积极行动，2000年6、7月间，吕有来把他作为“在北京的哥们”介绍给了狱政科科长赵卫东，张勇在连声说“希望您多多关照”的时候，悄悄把一张3000元的存折塞到了他的手中。
2000年9月，张勇突然“病情严重”住进了监区医院。看见监狱干警来了，他就立即躺到病床上，干警一走，他就起来又打又闹。特别是他服用其“干姐”田某送来的“专用药品”后，便会出现脸色蜡黄，并伴有轻微浮肿的症状，张勇装病的种种假象使得这场戏演得越来越逼真。
钱送到了，接下来就该收钱的人“替人消灾”了……
监狱干警共同把重刑犯送出高墙
2000年10月，在时任分管副政委王勇民的明确授意下，张勇被张伟“特别关照”地送到临汾市人民医院进行保外就医的疾病鉴定，无奈一纸“轻度脂肪肝”的诊断结论给了这些“热心人”当头一棒。张伟向王勇民汇报后王勇民指示：过几天再去查一查。但第二次检查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
关键时刻，张某某出面宴请张伟了，席间张伟告诉张某某：必须达到“肝硬化失代偿期”才好保外就医。
有了张伟的热心指点，张某某茅塞顿开，在她和田某的一番“运筹帷幄”下，临汾市人民医院在对张勇第三次鉴定时开出了张勇“肝硬化并腹水、胸水”的诊断意见书，这样，张勇的“病情”便在一个月内由“轻度脂肪肝”成功地恶化成了“肝硬化并胸水、腹水”。
此后王勇民授意张伟尽快提出张勇的保外就医申请。2000年11月20日，张伟主持召开会议通过了临汾监狱监区医院关于张勇保外就医的合议，为了弥补其不符合保外就医刑期条件的不足，张伟指使他人伪造张勇病危的虚假材料，为张勇下发了“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病危通知书。
2000年11月22日，王勇民主持召开了张勇保外就医合议会，会上参会人员心照不宣。在明知张勇不符合保外的条件下，由王勇民决定，通过了张勇的保外就医并呈报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审查后未予批准，并要求带张勇到山西省109医院进行复查鉴定。
一听说张勇的呈报被“打”了下来，而且要到109医院重新鉴定，杨某某急忙来找张伟，张伟急人之所急，立即给他的大学同学、109医院医务科主任闫宝山打电话，“我有一个朋友要到你那鉴定，你给关照一下”。杨某某则火速赶到太原，在闫宝山的办公室里送给闫1万元。
2001年1月3日，张勇到109医院进行疾病鉴定。在特诊科与传染科会诊后做出的病情结论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闫宝山于2001年1月21日组织召开了张勇的疾病鉴定会，安排已经退休并且不具备鉴定资格的人员参加会议。在与会人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闫宝山伪造了两名鉴定医生的签名，为张勇出具了符合保外就医疾病的诊断建议书。
2001年2月26日，王勇民指示赵卫东：张勇的保外就医不用合议了，直接上报省监狱管理局，并在张勇保外就医呈报审批表上亲笔签署了“经合议，同意保外就医一年”的意见。张伟在明知张勇的刑期条件和疾病条件均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且未经合议的情况下，签字同意了这一呈报意见。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审查后，以条件不符再次退回。
2001年11月，已升任临汾监狱政委的王勇民，在明知张勇的刑期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安排时任临汾监狱监区医院院长的申小红和赵卫东重新呈报张勇的保外就医。申小红即安排监区医院大夫闫某填写了张勇的保外就医审批表。赵卫东在明知张勇的刑期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且无新的疾病鉴定资料的情况下，提交监狱于2001年11月15日召开了张勇保外就医合议会，之后张勇的保外就医第三次被呈报到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仍被以刑期条件不符退回。
2002年11月14日，在没有张勇任何病历资料的情况下，在政委王勇民的再次催促下，临汾监狱开会合议了张勇的保外就医。申小红在明知张勇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在会上明确提出张勇的病情符合保外就医第五条。赵卫东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签字同意了合议结果，使合议通过了张勇的保外就医。2002年12月25日，申小红安排闫某依据时任临汾监狱检察室主任张某拿来未经合议的一份由临汾市人民医院于2002年12月4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填写了张勇的保外就医审批表，向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作了呈报。2003年1月15日张勇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
就这样，在王勇民、申小红、赵卫东、张伟、闫宝山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两年时间，前后四次呈报，“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张勇终于气宇轩昂地迈出了临汾监狱的大门。
闹剧不停上演：保外就医权力成为狱警的“摇钱树”
保外就医是一种监外执行刑罚的法律制度，是对在服刑期间确有严重疾病的罪犯经批准取保在监所外医治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保外就医的适用，有非常严格的手续规定：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诊断证明，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
在临汾监狱，提请和呈报保外就医的权力被任意“出租”，成为监狱腐败的一大资源。当监狱干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的时候，他们就会耐不住清贫、守不住防线，金钱、人情就成了他们与服刑罪犯之间的润滑剂，他们“靠山吃山”，将眼睛盯住罪犯，将贪婪的手伸了出来。
于是，上到监狱政委，下到监区医院院长，在金钱和人情的驱使下，不惜违反规定、放弃原则、失职渎职，为重刑犯逃脱监管而亲自奔走呼号，他们配合之默契，手段之大胆，堪称奇迹。“左手拇指骨折畸形愈合、功能障碍”的原判死缓的罪犯杨高峰，被夸大升级成了“左手功能基本失去”，1994年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从1996年1月到2000年3月，在随后的五次续保中，杨高峰也是一路畅通无阻。
原判死缓的罪犯高喜生在临汾监狱是公认的腰包鼓、关系广的人物，在他的号子里，摆放着影碟机和饮水机，可谓是渴了就喝、烦了就看，好不悠哉！无任何疾病的高喜生被申小红安排患上了“肝肾综合症”，而在合议会议上赵卫东更是故意歪曲事实，将当时已满26岁的高喜生说成是少年犯，2003年1月，高喜生被批准保外一年。
2003年12月，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张鹏经109医院诊断，结论为“早期肝硬化”，在合议会上，赵卫东、申小红明知109医院的这一诊断建议书是张鹏疾病的最新诊断证明，且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仍故意隐瞒事实，采用2003年11月28日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通过了对张鹏的保外就医并呈报省监狱管理局。2004年4月，张鹏被保外就医后脱逃在外，至今未被抓获。
在临汾监狱，某些来头大的犯人私下里被称为“关系犯”，因贪污罪被判14年有期徒刑的张明德就是这样的“关系犯”。王勇民受人之托，安排申小红关照其的保外就医。2001年7月，张明德在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肥厚性心肌病”，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申小红安排田某在未带张明德到医院检查的情况下，找到给其看病的医生，在原来的诊断书上加上“心功能二级，老年性肺气肿”两句，并让田某在填写罪犯保外就医申请表时，捏造事实，夸大张明德的病情为“有心脏病无法活动，生活自理困难”。同年9月，张明德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
2005年9月21日，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勇民、申小红、赵卫东、张伟、闫宝山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受贿案。
10月24日，原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受贿罪分别判处王勇民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申小红有期徒刑五年；赵卫东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张伟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闫宝山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12月30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编写人员的上诉，维持原判。
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重刑犯走出了高墙，“放虎归山”的监狱干警却住进了监狱，是阴差阳错还是命运弄人？
同样的高墙电网，却是物是人非，“狱警”和“囚犯”原来只有一步之遥。
迷魂“人头汤”案
林宗秀听说用人头做“药引子”能治好女儿的“疯病”，便与丈夫罗天虎一道，叫颜桂宣找人头做“药引子”。颜桂宣决定杀人取人头，在绵阳市涪城区犯下了“12·4杀人分尸案“。昨日下午，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颜桂宣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林宗秀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昨天下午2时，被告人颜桂宣，林宗秀、罗天虎被押解到了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宣判。
2008年12月4日晚7时许，颜桂宣回到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老家后，携带菜刀、塑料口袋等工具，在杨家场镇上寻找目标。恰遇被害人（胡某某，男，时年76岁，涪城区杨家镇孤寡五保户）醉酒躺倒在街上，颜桂宣便守候并尾随醉酒的被害人，在途经杨家镇二村二社红星桥处时，趁其不备，用路边的砖块从身后猛击被害人的头部致其昏迷，然后用随身携带的菜刀，切割了老人的头颅，用塑料口袋包装好后，连夜徒步送到林宗秀家中。
12月5日，罗天虎、林宗秀夫妇将颜桂宣杀人沾血的衣裤洗干净、将沾血的鞋子烧掉。当晚9时，罗天虎买来鸭子等“药材”，煮“药”之后让25岁的女儿罗某喝下，以为已患“疯病”达7年之久的罗某喝了这“新鲜人头汤”就能病愈。同月7日，公安机关将颜桂宣、林宗秀和罗天虎抓获归案。
法院认为，颜桂宣的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林宗秀、罗天虎犯帮助毁灭证据罪，遂作出前述判决。
中国第一“咖啡因”大案
6月10日13时40分，从四川成都飞来的601次航班抵达哈尔滨飞机场，一名戴手铐的“旅客”被民警押下了舷梯。以此为标志，这起公安部直接督办、6个贩毒集团在全国10个省市30余个地区交叉贩卖咖啡因毒品93.85吨的惊天大案，经过哈铁公安局、齐铁公安处两级公安机关近两个月的昼夜奋战，大获全胜。共抓获42名疑犯，缴获咖啡因6.5吨。据公安部禁毒局介绍，本案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贩卖咖啡因毒品案。
铁警缉毒锁定“添加剂”外来三毒枭鹤乡折翼
案发北国重镇齐齐哈尔，这里因有扎龙丹顶鹤保护区而获“鹤乡”美誉。
4月中旬，齐铁公安处经工作获得线索：有人通过铁路快件往外地贩运毒品咖啡因，伪报品名为“添加剂”。咖啡因，又称咖啡碱，呈白色粉末状，是国家规定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已被公安部划为毒品系列。齐铁公安处处长安玉贵、副处长王淳毅立即组织警力成立专案组，对齐站两年以来上万张的发货记录进行全面检索，发现向包头、漯河两地以“添加剂”为品名发运的货物多达20余吨。根据判断，这些货物均可能是毒品咖啡因。可见毒贩胆大妄为，其背后一定隐藏着较大的贩毒集团，专案组深感案情重大。上报到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局长高涌泉当即批示：准备力量，设计方案，做好前期工作，要做“打大仗”的准备。副局长李永江安排经侦处全方位地指导侦破工作。
按指示，齐铁公安处立即抽调经侦、刑侦部门和齐站客运派出所30名警力，化装成铁路职工对行李房进行严密布控。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又沉闷的等待，敌情终于出现。5月18日，两辆三轮车拉来了20袋绿色编织袋包装的货物，发货人在货签上填写：（到站）包头，（品名）添加剂。化装成行李员的侦查员暗中取出样品，用毒品试剂快速化验，当即确认是高纯度的毒品咖啡因，共计半吨。经侦支队郑国义、赵伟强等人迅速封锁货场，将发货人及两名车夫抓获。经突审，发货人赵文倩是齐铁老干部部氧气厂冷库保管员，是受雇于一个叫孙伟民的人，多次为孙储存咖啡因、换包装和发货，孙在幕后指挥，轻易不露面。另知在其冷库中尚有两吨半的咖啡因正准备发往外地。由于案情紧急，齐铁警方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抓捕孙伟民，另一路将毒品全部缴回。
经工作得知，孙伟民是牡丹江市人，52岁，现正与内蒙来的两个买主在齐市进行交易谈判。警方经过巧妙侦查，在齐市佳音旅店发现了三个人的踪影。刑警赵伟强、吴洪涛等人化装成空调安装工人进入房间，出其不意地将三人按在地上。
孙伟民供认，他从1983年开始贩卖咖啡因，共计贩毒10多吨，其中从齐市第四制药厂供销科长刘庆华手中买过8吨，先后卖给包头的郝来喜、李毛女、李虎3吨，卖给河南漯河、焦作、山西高平的樊德生、张世军、刘文平等人5吨。进价每吨6.8万元，出手每吨在12万元以上，共牟取暴利近百万元。一个批、购、储、运、销、制一条龙、跨地区、分工明确、长期合作的特大贩毒集团在东北惊现，打破了南毒北运的惯例。
公安局长铁令如山缉毒三军浩荡出征
信息报到哈铁公安局，局长高涌泉不禁震怒：绝不能让贩毒集团逍遥法外，更不能让铁路成为毒品的通道，哈铁警方要不惜代价倾力摧毁贩毒集团。黑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立即赶到齐市指导侦破工作。公安部、铁道部公安局分别做了批示。
星期日，高涌泉局长办公室电话呼叫声不断，一条条指令发向各处：派副局长李永江率员驱车急赴齐市，与齐铁公安处安玉贵、王淳毅组成前沿指挥部；召集精干力量分成三路纵队，第一抓捕组在齐市周边开展调查抓捕工作；第二抓捕组由齐铁公安处经侦支队长郑国义等14人组成，开赴包头；派刑警支队支队长张志杰、大队长张长森等6人组成第三抓捕组奔赴河南漯河。召唤外出到广州的公安局经侦处处长徐柏清等人飞抵包头，公安局经侦处、刑侦处多员参战。同时要求参战民警要注意安全、加强保密，做到战果最大化。铁路警察星夜出征，以少有的强大阵容从北疆平原远征内蒙及中原腹地，拉开了纵横万里的缉毒战线。
齐市地区的工作组当夜即开展基础调查和抓捕工作。根据孙伟民的供述，毒源来自齐齐哈尔第四制药厂刘庆华处，但经进一步侦查得知，刘庆华购买咖啡因所用的审批手续多是本人私刻公章伪造的，贩毒数量惊人，疑点急剧上升。闫文弘等8名侦查员紧急前往克东县抓捕刘庆华，并对该厂咖啡因销售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扑进刘庆华的办公室，只见抽屉凌乱没有锁，人已不知去向。追捕组利用先进的侦查手段步步紧追，刘在逃跑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畏罪自杀，自缢在呼兰至哈尔滨公路旁的树林里，身边留下一份写给他妻子的遗书，上写：“对不起你，我先走了。孙大哥留给咱们的一笔钱你就留用吧。另外别人还欠咱们的钱你就不要去要了……”
刘庆华突然客死他乡，切断了很多重要的侦查线索，为案件下一步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警方迅速将侦查重心向外围扩展，于18日夜至19日凌晨，抓获了涉嫌向孙伟民提供毒品的第四制药厂退休职工董连军。之后原齐市化学制药厂厂长李新鹏、销售科长杜军，齐市嘉旭经贸公司经理申丽娟也先后到案。
5月20日夜，开赴到包头的第二抓捕组捷声先传：在呼铁警方的配合下，20余名警察进入李虎家中突袭搜查，当场将正在加工“白丸”的李虎及其妻子王桂珍抓获，缴获咖啡因溶成水剂65公斤、苯甲酸钠50公斤及压缩机、封口机、台秤等制毒工具。二嫌犯初步供述了用咖啡因加工“白丸”，或用咖啡因与苯钾酸钠混合加工安钠咖毒品，卖到固阳县等地的犯罪事实。根据突审线索抓捕组又连夜出击，将另两名毒贩王秀梅、王用喜抓获，在王秀梅家中缴获咖啡因1.5吨。
第三抓捕组昼夜兼程急赴河南，取得了郑州铁路公安处的支持。5月21日，在河南新乡市铁宿将张世军抓获，5月22日在焦作市博爱县月山镇将化名潜藏异地的刘文平抓获，两人供认在1995年前后，先后两次从孙伟民手中购买2吨毒品，转卖到山西高平。齐处刑警大队王威带队开赴山西高平，很快将另外两名下线邵云明和郭运海抓获。
江汉诱捕深水“白鲨”铁警扯碎中原毒网
侦查审讯过程中，专案组发现在郑州、武汉一带咖啡因毒品的交易量远远超出北方供应的毒源量，分析另有稳定的供毒渠道，黄河、长江两岸一定有“大鱼”。5月23日，李永江副局长与孟庆林、闫文弘飞抵郑州，坐阵中原现场指挥督战，要把“蛋糕”做大。
在郑州铁路警方的配合下，侦查的视角不断扩大，一个叫史丙忠的男子纳入了警方视线。史曾因贩毒早年被当地公安机关处罚过，近年又暗中操持毒业，交易量在当地最大，隐秘性很强，平时开一辆富康轿车。这可是重大发现，李永江立即将警力向武汉集结，决心捕获这条“大鲨鱼”。
走访工作艰苦而细致。5月26日，从一公路收费站传来信息：车号为“豫XXXXX”的富康轿车刚刚进入武汉路段。警方立即在武汉市高中档酒店、洗浴娱乐场所附近广布警力搜寻富康车。功夫不负民警心，在A酒店门前，民警惊喜地发现了这辆富康车。可是，酒店里并没有发现史的踪迹。保安人员想起，当天一大早，这名车主将车放在这里没有进酒店，却又打了个出租走了，当时他感觉很奇怪。警方分析，史很可能将车放在这里，而住在别处进行贩毒活动，目的是转移警方视线，便化装潜藏在附近守候。果然，当夜23时，一男子打开了汽车车门刚一落座，天降神兵就将其控制住，从其车上搜出毒资10万元及用打火机伪装的少量咖啡因样品。
当日夜，侦查员对这位中原大毒枭展开了凌厉的审讯攻势。凌晨5时，精神崩溃的史丙忠供述了他混迹中原毒市的历史。
41岁的史丙忠原是河南漯河市郾城县龙城镇钮王村人。他从1988年就开始贩卖咖啡因，1992年被地方公安机关处罚重金，险入牢笼。1996年他又入毒道，后与武汉“同济”制药厂供销部经理李禄荷挂上铁钩，找到稳定的货源后，开始大干，已累计贩毒26吨，大部分毒品卖给了河南焦作市的樊德生，其余的卖给郾城县的无业人员赵炳坤、漯河豫台工贸公司副经理蒋国强等多人，获取暴利150万元。至今“同济药业”还欠他毒资70万元。
樊德生不但是史丙忠最大的下线，也是孙伟民贩毒集团的重要成员，南北方两个特大贩毒集团在这里交织，以樊德生为交叉点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贩毒网络。抓获樊德生对侦破此案、获取证据、严惩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案组经研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利用史丙忠能够接近樊德生等3人的条件，让史配合警方进行抓捕。在办案人员的说教下，史丙忠得知带头办案的李永江是公安局副局长时，恳切地表示愿戴罪立功。
在史丙忠的配合下，专案组带着史赶到漯河，用史的驾驶证在B酒店开了一间房，拨通樊德生的电话，约他来酒店见面。电话那边传来了樊急切而又诡秘的声音：“听说东北出事儿了，你就别住那了！”史说：“东北不能这么快找到这儿。我太累了，想睡一觉，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趟？”十分钟后，樊德生进入酒店大厅走向电梯口，侦查员将其抓获。
虽然成功抓获了樊德生，但毒贩子闻到了“东北出事儿”的风，情况变得紧迫起来，必须快速行动争取把赵炳坤和蒋国强抓获。
专案组意识到，刚才在抓人时惊动了酒店的前厅服务员，如果继续在该酒店设伏，容易让抓捕对象从服务员的表情中看出破绽。专案组马上又换到C酒店，让史和赵炳坤和蒋国强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早8时，两名疑犯出现在酒店楼道，被张志杰、张长森等人上下夹击捕获。在事实面前，樊德生供认了他贩毒15吨的犯罪事实，另供认还有1.75吨咖啡因存货放在龙城镇商桥村其内弟张祥生家里。5月29日，赵伟强等人迅速找到张祥生，缴回全部毒品，随即以涉嫌包庇罪将张祥生捕获。
武汉“同济药业”暗筑毒巢“十佳青年”老总竟是毒枭
5月30日，专案组押解史丙忠到汉口，在汉口铁路刑警大队的支持下，全力缉捕史的上线李禄荷。
史介绍，李禄荷平时出入诡秘，有司机开一辆墨绿色丰田车，戒备心很强，从未告诉过他的住址单位，手里只有李的手机号码，平时单线联系，他现在不会知道警察在抓他。专案组便用史本人的身份证在D酒店开了630房间，在对面房间和其它地点设伏，只等李禄荷入瓮。在警方的指使下，史拨通了李的手机。李说他出差在外，很快就回来，准备给史再备1吨货，让史等等他，民警立即进入临战状态。31日中午时分，一中年、一青年男子走进酒店进了电梯间。守候在大厅内的侦查员孟庆林、马剑辉见符合疑犯特征，立即紧跟到六楼走廊，警觉的中年男子见身后有人，停止了脚步打起了手机。这时，孟庆林见走在前边的青年男子正在敲630的房门，确认中年男子就是李禄荷，当即与马剑辉将其捕获，青年司机也被李永江和赵鲲泳等人按在床上。
审讯直接进入主题。李禄荷供述，武汉同济药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武汉市第六制药厂，现正进行改制阶段，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现任总经理周小明正准备私人买断。2000年春，周小明从其公司保安口中得知，漯河的王振平想买咖啡因，价钱很高。周授意李禄荷可以试试，李便从厂里提出了50公斤咖啡因，5000元卖给王振平，合10万元一吨，过了几天又卖给王100公斤。周小明见确实能牟取暴利，便让李“往外成批卖一些，并再三嘱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李便告诉王准备100万，可提供给他10吨的咖啡因。平时总愁买不到货的王振平不禁惊喜万分，但苦于没有这么多毒资，便与许荣国、史丙忠3人合筹了40万元，李禄荷与公司副总经理艾国海、司机郭某专程开车到漯河取回，交给了公司财务主管、周小明之妹周劲松。之后，李禄荷用药厂的咖啡因购买证从四川乐山中西医制药厂以每吨5万元的价格购进4吨货，运到汉口放在临时在厂外租的仓库内，通知王振平开车来汉口，自己换掉带有“咖啡因”字样的包装，将货运回漯河。此后，李禄荷见史丙忠毒资充足，便只与史单独联系。先后4次从天津市河北第一制药厂供销部进货，卖给史毒品7吨。
此间，李禄荷又欺骗史丙忠说，公安机关发现了他们私卖咖啡因的事儿，公安机关要罚款，急需26万元现金，想向史借钱。史连夜送来了24万，李将款全部交给了周劲松。此后，李使尽欺瞒手段，总计从史手中借出资金166万元，与史说好用咖啡因抵偿借款。到被抓时李禄荷已经为史从四川乐山中西医药厂和天津河北第一制药厂购进10多吨的咖啡因。
李禄荷一口咬定，是公司总经理周小明指使他贩毒，毒资全部交到周劲松手中。幕后大毒枭周小明浮出水面。
年仅39岁的周小明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曾荣获武汉市“十佳青年”称号，是全国青联委员。头顶炫目光环的周小明竟然是毒市“老大”，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涉案的是企业法人，为稳妥起见，次日一大早，李永江专程到省公安厅进行汇报，公安厅立即表示支持，通知武汉市公安局协助，市局责成制药厂所在的黄陂区缉毒大队进行配合。上午9时许，专案组接到黄陂缉毒大队的通知说，他们以检查咖啡因使用情况的名义已经进入厂内，但经理周小明不在厂内。10时，专案组将涉案的药厂副总艾国海秘密抓获。
铁路拨专车千里押解深挖揭黑幕水落石出
5月30日，刑警支队长张志杰从河南驻马店传来喜讯，在新蔡县警方的配合下，终于将许荣国在某洗浴中心抓获。至此，铁警缉毒大军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8人，缴获咖啡因6.465吨，毒资40万元。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犯罪事实已经能够相互印证，证据形成了链条。缉毒大案已获得决定性胜利，5月31日，高局长命令各路人马汇集郑州，押解疑犯班师回营。
羁押在湖北、河南的15名嫌犯均是涉毒要犯，案中1至6号“重量级”疑犯全在其中，为保证万无一失，高局长派出哈铁直属公安处10名民警专程赶到郑州充实警力，并取得行车部门的支持，在汉口至哈尔滨的旅客列车中拨出一节硬座车厢，专用于封闭式押解。6月1日21时，列车抵达哈尔滨车站，局长高涌泉率领齐铁公安处15名荷枪实弹的防暴队员前来接应，连夜将疑犯用汽车押至齐齐哈尔。
因案情错综复杂，涉及地区、人员过多，为加强审讯力量，公安局长亲自点兵，由公安局法制处王群副处长牵头，从公安局和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海拉尔等铁路公安处抽调了方昭勇、舒文豹等8名具有丰富审讯经验的高手，与齐铁公安处的10多名侦查员组成审讯大兵团，吃住在看守所内，开展紧张的审理工作，扩大侦查范围，深挖余罪。
在缉毒的第二战场，战果不断扩大。在史丙忠的通讯录中，警方发现了齐齐哈尔嘉旭经贸公司申丽娟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查明，史丙忠除在南方贩毒25吨外，还曾在齐齐哈尔申丽娟、杜军等人手中买过10吨咖啡因，其中一次就多达6吨，史丙忠的交易量激增到40吨。李禄荷、孙伟民、樊德生、赵炳坤等主要疑犯的大宗交易量不断攀升，累计93.85吨。
发稿前，继续工作在外围的工作组战果又有扩展：齐齐哈尔化学制药厂的陈波、吉林舒兰制药厂的责任人落网。另赴四川乐山中西医制药厂的同志查明，近期内该厂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卖给武汉“同济药业”咖啡因多达38吨之多。6月10日，该厂销售部部长任光华被哈铁警方押回。
经过对错综复杂的案情进行梳理，警方从70名疑犯中认定了6个相对独立、具有稳定关系、分工明确的贩毒集团。
毒案惊曝药业管理黑洞警方破案敲警钟铲温床
此案的发生，内因固然是犯罪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但从社会的背景和大环境上看，医用精神药品原料市场的混乱无序，是滋生惊天毒案的温床。
按国家咖啡因管理规定，咖啡因销售单位必须对购买单位进行审核。接近于停产状态的“同济药业”每年生产所需咖啡因仅几百公斤，但该厂却办出了每季度购买15吨咖啡因的购买证明，不仅如此，“同济药业”用武汉地区的购买证明却在四川乐山中西医制药厂17次买回毒品咖啡因38.5吨之巨。齐齐哈尔第四制药厂每年生产所用咖啡因不到半吨，却批出了6.1吨的购买证，而销售科长刘庆华仅上半年就从省医药工业公司额外批购咖啡因13吨；按规定，咖啡因只能持购买证明原件正本购买，有的销售单位仅凭购买证明的复印件或传真来的购买证明就大批的销售。甚至有的销售单位只要购买单位有一张咖啡因购买证明，买多少都行；按规定，咖啡因不允许个人用现金交易，而仅犯罪嫌疑人孙伟民、史丙忠二人就曾直接在牡丹江化学制药厂、吉林舒兰市合成制药厂、齐齐哈尔嘉旭经济贸易公司多次用现金大量购买咖啡因。咖啡因生产销售单位经营销售量数量惊人，齐齐哈尔嘉旭经贸公司卖咖啡因搞兼营，仅一年就向国内转卖咖啡因数十吨。可见生产销售咖啡因的单位不能严格按照计划经营，管理部门根本无法控制购销总量。值得一提的是，当吉林舒兰制药厂发现一个体户购买6吨咖啡因，所用的购买证明的审批人与事实不符时，也没做彻底的追查。
从上述种种现象不难看出，涉案各地都不同程度显现出精神药品在审批、生产、销售诸多环节上缺少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警方希望通过此案能够引起医药管理部门的重视，从根本上改变精神药品管理混乱无序的状态，铲除利用管制药品贩毒的根源。
镇海凶杀案侦破纪实
2008年年9月30日下午1时05分，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招宝山派出所门口，现年46岁的杨某跳下三轮车，一路小跑进入办公楼，直奔民警值班窗口。
杨某是安徽人，现暂住宁波镇海区庄市。她带着哭腔告诉值班民警干炜，自己的独生女冯某失踪了。“从9月25日开始，我就没联系上她，手机关机，找她单位也说没来上班。”杨某认为，女儿肯定出事了。
经查，现年23岁的冯某，于今年8月来到镇海。她和丈夫鹿甲暂住招宝山街道，目前为镇海某酒店的服务员。
20分钟后，干炜带着杨某，凭着暂住证上登记的地址，找到了冯某位于辖区后大街396弄10号305室的住所。“门还没开，我就闻到尸体腐败的恶臭，我知道里头肯定有人出事了。”干炜事后对笔者说。他立即让房东打开房门，发现卧室地面上有大摊已干涸的血迹，一名女子衣着整齐，仰面倒在地上，右颈裸露处可见明显锐器切割伤。见状，杨某当即瘫倒在地。
死者正是冯某。
10分钟后，大批警力赶到现场。经过约3个小时的现场访问和勘验，案情逐渐明朗：冯某的丈夫鹿甲近期时常与妻子发生争吵。而冯某失踪多日，鹿甲非但没有报案，反而去向不明，无疑有重大作案嫌疑。“我们当时以为破案在望，没想到，一切才刚刚开始。”专案组成员龚建波说。
北京：一张火车票
鹿甲，安徽阜阳人，有故意伤害前科。今年3月他来到镇海，在庄市某模具厂工作。
据杨某说，鹿甲于2003年结识冯某，两人婚后育有一女，今年3岁，一直是她自己在带。她同时透露，鹿甲的哥哥鹿乙现在余姚打工。“鹿乙对警方找上门来并不感到意外。”民警王天成说。经再三做思想工作，鹿乙终于承认，9月26日早上7时，弟弟突然上门找他，神色慌张地说自己杀了人。在向他借了5000元钱后，鹿甲匆匆离开，说去赶火车，至于弟弟会逃往何方，鹿乙闭口不语。
王天成马上赶到余姚火车站，监控录像显示，鹿甲确于26日8时17分在窗口购买了火车票。售票记录显示，鹿甲购买的是9时20分途经余姚至包头的列车，终点是北京。
经查，民警了解到鹿甲17岁时曾在北京打过工，目前他二叔在北京朝阳区。但考虑到鹿甲也有可能逃回安徽老家，专案组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组由追逃专家、刑侦大队教导员金国民带队去阜阳守候，另一组则赶往北京。
10月2日上午，专案组一行风尘仆仆来到北京，直奔朝阳区。可结果却令大家失望。“他二叔是开水果铺的，说已经有五六年没见过鹿甲了。”民警张磊说。民警通过侧面了解，证明他所言不假。
接下来的几天，专案民警跑遍北京的各个公安分局，可依旧一无所获。
阜阳：安插“棋子”
短短两周时间内，金国民两次带队前往阜阳颖泉。
金国民说，抓在逃人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摸清对方的社会关系。在当地派出所和村干部的配合下，专案民警很快列出了一份近百人的名单。“这份名单里包含了鹿甲父系、母系的亲属，也有他的同学、好友。”金国民说，所有名单上人的住址、外出务工的地点等信息都被警方一一掌握。
名单显示，除了鹿甲的父母尚在老家，其余与他关系较密切的人几乎都在外地打工，且分布地点主要在宁波周边。专案组民警在第一时间对这些关系人进行走访，但没发现鹿甲和他们有接触。
金国民知道，突破口就在于鹿甲的双亲。“我们经访问得知，鹿甲是个孝顺儿子，尤其和母亲胡某感情很深。”民警陈磊说。在知道儿子涉嫌杀妻后，胡某精神恍惚，且对民警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抵触情绪。
10月23日，布控完毕的阜阳追逃组返回宁波。
沈阳：3000张通缉令
整整20多天，没有鹿甲的任何信息。“干了这么多年追逃，我第一次感到悬了。”金国民告诉笔者。在他看来，专案组正在丧失布控追逃的最佳时机。“由于尸体发现得晚，使鹿甲有了充足的资金和时间来跑路，我们不得不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金国民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被警方寄予最大希望的北京、阜阳方面迟迟没有信息传来。“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也要尽全力。”镇海公安分局副局长柴泽跃说，在鹿甲的诸多社会关系中，他的前表姐夫张某是警方惟一还没有访问到的。
张某，2005年与鹿甲的表姐离婚，一直在沈阳打工。“鹿甲和张某关系不错，他有从北京逃向沈阳的可能性，因此我决定带一组人到那里去碰碰运气。”柴泽跃说。
一到沈阳，专案组民警一行四人就直奔张某所在的于洪区，可是结果再次让人失望，张某同样表示鹿甲没出现过。“既然来了，我们怎么也要做点工作再走。”龚建波说，他们紧急和当地一家印刷厂联系，印制了3000份悬赏通告。“那几天民警们没干别的，就是满大街贴告示，直到把3000张悬赏通告全部张贴完毕。”
10月31日中午，正在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联系布控的柴泽跃接到了金国民的电话，“第三次奔赴阜阳的工作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大概一周前，鹿母胡某显得很焦虑，曾问邻居，阿克苏在新疆什么地方。”
而据警方掌握的情况，鹿家并没有亲友在新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和鹿甲有关。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去印证一下。”柴泽跃说，当天晚上，他们赶赴机场，直接从沈阳飞往乌鲁木齐。
阿克苏：晚到一步
飞机抵达乌鲁木齐已是11月1日的凌晨，专案民警在飞机场候机大厅和衣睡了不到3个小时，马上转乘早上8点起飞的支线客机，赶往距乌市西南1300公里的阿克苏市。
为了支援追逃，曾在阿克苏工作过16年、有着丰富当地工作经验的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副支队长罗国安主动请缨，从宁波赶往阿克苏与专案人员会合。
阿克苏警方全力配合，当晚就开始对全市进行彻底的清查。
清查工作持续了6个昼夜。11月7日上午，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阿克苏栏杆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在清查中获得一条重要线索：据当地一青年反映，大约半个月前，他在当地一家小旅馆见过一名男子，很像警方通缉令上的鹿甲。
小旅馆位于阿克苏市郊，是座两层楼的土坯房，住一夜只要10元，进出人员很杂。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让当地民警假扮房客去侦查。“仅仅七八分钟，那位民警就出来了，我一看他的表情，知道没戏。”据龚建波介绍，向旅馆服务员再次求证后，对方表示这名男子大概半个多月前到了这里，就住在楼上的203室，可一周前就结账离开了，不知去向。
尽管大家都很沮丧，但是专案人员还是鼓起劲，对小旅馆工作人员展开了细致的访问。“我鼓励大家，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离最后的胜利应该不远了。”罗国安说。
考虑到白天小旅馆的很多房客都外出，专案组民警索性在旅馆安营扎寨，耐心等待每一位房客回来。
晚上7时，是旅馆服务员换班的时间，专案组民警张磊找到了刚上班的女服务员王某，打听情况。王某称进出旅馆的人很多，自己没有对鹿甲留下特别的印象。“正当我准备结束访问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什么，开始在收银台抽屉里翻找，不一会，她翻出一本笔记本，说是203室人退房时，落在床上的，被打扫卫生的阿姨发现了。”张磊说。
这本笔记本普通32开大小，约9成新。张磊翻开封面，发现除了第一页上记着一个区号为0996的7位数电话号码外，整本笔记本没有其他文字。
0996，是库尔勒市的电话区号，而后面那个7位数的电话号码，经库尔勒电信部门查询，是当地一家便利店的电话，店主为一名黄姓女子。
库尔勒：守在花园酒店工地
黄某在库尔勒市中心开了一家便利店，曾因传销被警方行政拘留。“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鹿甲和黄某有什么关系，但这无疑是我们的一根救命稻草。”龚建波说。
经过一个通宵的疾驰，天刚蒙蒙亮，专案民警抵达了库尔勒，并直接上黄某的便利店走访。
黄某就在店里，当民警向她说明来意后，黄某连称自己认识鹿甲。
黄某说，9月末，她去北京旅游了一趟，回新疆时，在北京火车南站的候车亭遇上了一名男子。“我们并排坐一块儿，他问我是不是去新疆旅游？我说，我回家，我家就在库尔勒。”黄某说，这名男子自称“胡飞”，饶有兴致地向她打听库尔勒的风土人情，并说要在那里找一份工作。“我看他人不错，就给他留了个电话，说有困难来找我，他从包里翻出一本笔记本，记在了上头。”黄某回忆，大约一周前，这个“胡飞”给她来电话了，说请她帮忙找工作，不要报酬，只要管饭管住就行。“我正好有个朋友在花园酒店建筑工地当工头，正缺人手，当下我就帮他们牵线搭桥。”黄某说。“我们听完，用惊喜来形容也远远不够，应该说是狂喜，曙光在眼前了。”柴泽跃说。事不宜迟，大家决定马上向库尔勒警方要求增援，赶赴花园酒店工地。
工地里正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专案组民警身着便服，首先找到了黄某那位当工头的朋友，在说明来意后，工头表示“胡飞”今天是晚班，22点后才来。“这12个小时是最难熬的，我们不敢走开，就在工地边上呆着，饿了啃啃馒头。”龚建波说，好不容易到了晚上10时，还好，“胡飞”出现了。“我们远远地看见他蹲在地上扎钢筋，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苦苦追寻了39天，他终于出现了！”柴泽跃说。民警们呈合围之势，从四个方向向“胡飞”靠拢，一直走到跟前，“胡飞”才抬起头。“我问他是不是叫鹿甲？他回答，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但看得出，他的表情突然僵硬起来。”柴泽跃说：“别装了，鹿甲，你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了吧。我索性用宁波话跟他讲，他一听，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口中喃喃道，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里来。”
历时39昼夜，行程1.2万公里的追逃，在库尔勒花园酒店工地，画上了句号。
据鹿甲交代，9月25日晚，他和冯某再次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他用匕首割断了对方的颈动脉。当晚，他在妻子尸体边坐了一夜，后悔不已。天刚亮，他决心逃跑，乔装打扮后，从家附近的银行ATM机上取出3500元积蓄，乘坐一辆“黑车”，抵达余姚的哥哥处。
在向哥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他又向哥哥借了5000元钱，去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车票，中途在天津下车，住宿一晚后，乘坐长途巴士，于9月27日抵达北京。
逃亡途中，他在火车站附近花300元办理了一张名叫“胡飞”的假身份证。并购得一张赴乌鲁木齐的火车票，期间结识了黄某。
9月29日，鹿甲抵达乌鲁木齐，然后开始为期近一个月的流亡生活，从乌市，到库尔勒，再到阿克苏、喀什、叶城、和田。在阿克苏期间，他曾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由于积蓄慢慢减少，他决定回到库尔勒，请黄某帮忙找工作，直至被宁波警方抓获。
第二章 神速破案
巨额银行诈骗案侦破纪实
1997年9月底，一张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从河南省周口农业银行营业部开出，用于周口丰雷工贸有限公司与辽宁中部宏大实业总公司之间的工矿购销合同。
1997年10月，4张总金额1560万元的承兑汇票再次从周口农行营业部开出，仍标明用于丰雷公司业务……
1997年9月至1998年3月，短短半年间，8笔共计8260万元与丰雷公司有关的承兑汇票从周口农行开出，并分别在全国各地贴现后流失。
一直到案发，人们才发现，丰雷公司竟是个没有经营过一笔业务的皮包公司，只有3人，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诈骗银行贷款。这就是震惊河南省的“周口丰雷公司巨额银行诈骗案”。
巨额案中案浮出水面
1999年5月9日，周口市公安局经侦科民警在例行提审时，“98·12·30”贷款诈骗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华治供述：周口凯笛莎大酒店经理郑磊曾帮他贴现承兑汇票2000万元，郑磊还用刘华治公司的名义，用假合同在周口农行营业部办理1150万元承兑汇票。
这一重大线索立即引起专案组的高度重视，全组民警遂即顺线追查，一个巨额案中案浮出水面。
经查证，1997年6月，郑磊通过周口农行原副行长王慧民（已判刑）结识刘华治，帮助刘华治贴现银行承兑汇票2000万元，并提成好处费62.6万元，为刘华治实施贷款诈骗提供了帮助。
钱到手后，郑磊与王慧民商议承包周口国宾大酒店（隶属农行，后更名为凯笛莎大酒店）。为满足攫取金钱的私欲，他们合谋由郑磊提供金额共计1150万元的定期存单4份，虚假经济购销合同一份，以刘华治公司的名义从周口农行营业部开出银行承兑汇票1150万元。郑磊拿着这笔承兑汇票到东北贴现后，一部分用于归还私人欠款，另一部分则高息转借给他人使用。现在，这1150万的银行承兑汇票早已到期，却本息未还。用于质押的4张定期存单，因郑磊在秦皇岛涉嫌贷款诈骗，被秦皇岛市公安局冻结。
专案组民警没有满足眼前的胜利，围绕郑磊在周口农行的资金活动，展开进一步地深挖细查。他们发现郑磊是一个利欲熏心、胆大妄为之徒，曾多次与银行内部人员勾结，诈骗巨款贷款。
1997年9月，河南省巩义市竹林汇发公司副总理牛国范经人介绍，认识了郑磊，希望郑磊帮忙为公司融借资金。
在郑磊的授意下，牛国范等人在巩义市竹林信用社办理了总计1000万元的两张假存单。郑磊拿着假存单到周口市农行营业部办理了相应数目的银行承兑汇票，随后赶到辽宁，在工商银行沈阳分行票据中心贴现出972.87万元，他把这笔钱分两次注入辽宁中部宏大实业总公司，汇往新郑市信宝食品公司，然后再分别从信宝食品公司汇到周口地区证券服务公司（法人代表郑磊）帐户上，完成一次成功的诈骗过程。
随后，郑磊与王慧民勾结，用牛国范的两张假存单重复质押，再次从周口农行开出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辽宁葫芦岛市银行贴现后挥霍一空，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万里追凶智者胜
由于案值金额巨大，作案地域广，涉案单位及人员多，案情极其复杂，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周口市公安局专案组迎难而上，沿着一笔笔承兑汇票开出的轨迹，先后出动警力300多人次，日夜辗转奔波于郑州、巩义、新郑、石家庄、沈阳、长春、吉林、秦皇岛、葫芦岛等地，行程数万公里，深入上百个厂矿、企业、工商、金融等部门，查阅了大量的银行帐目、会计帐单和工商资料，获取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
但郑磊也并非“等闲之辈”。他1955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市。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刚刚风起云涌时，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他就利用职务之便牟利，1985年曾因投机倒把罪被长春市检察院批准逮捕。随后，郑磊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先后注册了名目繁多的公司和企业，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法人代表”、“董事长”。为了掩盖自己诈骗的真相，他用假身份包装，出入乘坐高级轿车，吃喝奢侈，挥霍无度，给人以巨商大贾的假象。他以金钱开道，拉拢腐蚀银行工作人员，掩盖犯罪行为。一直到专案组开始调查时，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为郑磊讲情。
由于郑磊以金钱开道，布下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关系网，专案组的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2001年年底，当民警们终于完成全部证据收集工作，周口市检察分院决定对郑磊实施逮捕时，狡滑的郑磊早已携款外逃。
此案引起河南省、周口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半年多的追逃，2002年6月20日，化名“刘梓健”的郑磊在吉林省被抓获。
往事可鉴，警钟长鸣
为何郑磊多次诈骗都能畅通无阻，诈骗后又为何能长期逍遥法外？近日，记者在周口市公安局采访时，专案组负责人谈及此案时，神情凝重地说：此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至今仍有大量钱款未能追回，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
警示一：金融系统管理混乱，个别领导私欲膨胀，腐败堕落，擅权自专，无视监管，工作人员素质低下，违规操作，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给国有资产带来极大风险。郑磊半年间诈骗8260万元，主要有农业银行周口分行行长解文林、副行长王惠民为其出谋划策；相关工作人员在贷款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对其抵押物不核真伪，对公司有无还贷履约能力、合同是否真实有效、贷款是否用于合同所述等不予跟踪考察，存在明显的违规、渎职行为。
警示二：户政管理混乱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方便。在作案过程中，郑磊使用多个居民身份证，掩盖真实身份，并为其潜逃、藏匿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原籍吉林的郑磊在注册丰雷公司时，使用的是籍贯为周口的名为“郑胜元”的假居民身份证，逃跑时所持的身份证名为“刘梓健”。
警示三：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公司时审核把关不严。郑磊注册丰雷公司时，提供的身份证件是假的；没有办公场地；全公司只有3人；公司注册后，资金随即抽逃；从注册到案发，除了办理银行承兑外，从未做过一笔生意。这些都未引起工商管理部门的警觉。
警示四：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郑磊案件调查时，一些单位和负责人为掩盖本部门的失职行为，阻挠侦查办案工作，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和金钱至上的犯罪理念。
中国第一宗亿元冰毒案侦破纪实
特大制贩冰毒专案组成立
1992年1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接到一个极不寻常的电话，电话人说：有一伙香港和内地不法之徒，正在江门市新会杜阮镇从事非常制造“冰毒”活动。
这一重大案情，立即引起了广东省公安厅和江门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一个以广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朱明健为总指挥的“1·26”特大制贩“冰毒”专案组成立了。
1月27日，朱明健总队长来到江门市公安局，晚上，市公安局会议室灯火通明，市公安局副局长关位级向有关领导汇报了冰毒案线索的来源和经过一天摸查的初步情况。
会后，专案组决定，由市公安局副局长关位级负责，刑警大队长雷华带、教导员李晚成负责冰毒案件的具体侦查工作。55岁的副局长关位级，身高1.83米，戴一副金丝眼镜，办起案件来，老成稳重。刑警大队长雷华带，从部队侦察干部转业，干刑事侦察工作已经10个年头，参加过数以千计重特大案件的侦查工作，办起案来，认真严谨，是行家里手，追捕擒拿案犯，他打头阵，一马当先，刑警们都尊称他为“雷头”！
刑警大队教导员李晚成，专门分管反走私、反毒品、打黑、打假工作，对毒品案有独特的见解之处。因他的名字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相近，所以，公安局里的同事都戏称他为“总统”。
经过精心挑选组成的“1·26”专案组，接受任务后，朱明健总队长宣布了一条严密的纪律，务必严格做好保密工作，所有参与“1·26”案件的民警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为了工作方便，专案组白天不开会，凌晨6时才下班。
解开冰毒之谜
由于过去没接触过“冰毒”案，专案组专程到省公安厅找有关“冰毒”的资料，经过五昼夜的工作，在堆积如山的中外案件资料中，大队长雷华带终于解开了“冰毒”有关情况之谜。
原来，“冰毒”是一种无味透明结晶体，形状似“冰”，故称“冰毒”。冰毒是在1973年才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始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新型毒品，它是从中草药麻黄素中提炼，用化学名称为甲基苯丙胺，又名甲基安非他命、去氧麻黄碱，具有强烈的导致中枢神经兴奋作用。既可用于口服，又可以用于注射、吸食、吹龙和做饮料之用，是当今世界上诸多毒品中毒性较强的一种，很容易上瘾。一般来说，四号海洛因吸食三次就可以上瘾，而“冰毒”往往吸食一次就可以上瘾了。故此，“冰毒”的毒性效应，远比海洛因危害大、传道快。一次性致人死亡量为0.2克。西方国家大部分在色情服务业的女性中吸食。日本、南韩、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地常在桑拿、卡拉OK、酒吧内吸食。这类“冰毒”价值高、消量大，是大毒枭必争之“货”。
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侦查，专案组有了重大的发现，一个名叫黎志明的28岁广州青年，他经常将大量的麻黄素运到江门市制药厂加工。
麻黄素是一种常用药的原料。国内制药，多将麻黄素加工提炼成左旋麻黄素；而国外制药，则将麻黄素加工成右旋麻黄素。两者的差别在于左旋麻黄素的毒性副作用小，而右旋麻黄素的毒性和副作用大。
而黎志明常常以加工出口为名，将成吨成吨的麻黄素运到江门市制药厂内加厂，提炼成右旋麻黄素。
右旋麻黄素正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
以“运行贸易商行”为掩护
为掩人耳目，黎志明在江门开设了一家“运行贸易商行”，自任总经理，主要经营塑料生意。这个小小的商行铺面冷冷清清，所谓门庭冷落，苍蝇也找不到几只，可黎志明及身边一帮“马仔”却长期住在江门银晶四星级酒店，戴“劳力士”手表，挂钻石金项链，新朝“大哥大”，出入乘坐高级轿车，还多次到香港、澳门、东南亚和日本、南韩、欧洲、南美等旅游。
在江门市的北面山边，仅一河之隔的新会县杜阮镇贯溪管理区，河水沿镇边拐了一个又一个弯，形成半岛式，一个三面环水的猴子洲。洲上有一座座小矮山，山上小林木万余株，十分清静，山下有一块0.5平方公里的空地，盖着8间红砖平房，6间用来作小工厂。大队长雷华带经过侦查，发现黎志明在此处开了一间占地600多平方米的“富丽日用化工厂”，据称是生产洗发精的“化工厂”。工厂的大门用锁链锁着，门外挂着，“闲人免进，谢绝入内”字牌。可是工厂经常有手持“大哥大”、身穿西装革领、乘坐高级轿车的人出出入入。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化工厂呢？黎志明一伙是干什么的呢？经营塑料怎么会如此富有呢？
专案组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加以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家神秘的“化工厂”的工人放假了，大队长雷华带、教导员李晚成乔装成上猴子州打野兔，来到了“化工厂”，只见工厂四周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厂内有一个车间和一个仓库。雷华带大队长爬上围墙，从车间外一个排气扇的叶片缝隙窥望进去，只见里面并排放着许多黄色的洗脸盒，盒内盛着白色的结晶体。雷华带大队长从缝隙处伸进去一支小而长的树支竿，插到脸盒里取样，好啊，乖乖，全是“冰毒”。
遮盖着神秘“化工厂”的面纱终于揭开了。雷华带大队长马不停蹄地寻找线索，经调查得知：这是一个名叫李秋萍的香港女人，勾结黎志明等人在内地开设的“冰毒”加工工场。
揭开毒枭的面纱
李秋萍，女，37岁，原籍上海市虹桥区人，后随母移居香港，在一家私人诊所当护理员。在这期间，李秋萍结识了香港青红帮副总砣李金星，不久两人同居生活，对外互称“契爷”、“契女”。从此，在香港非法制造麻醉药品。1989年，香港警方在大屿山上侦破了一起“冰毒”案件时，牵涉到李秋萍，李秋萍为逃避打击，潜回大陆。风声过后不过，李秋萍又回香港开了一家汽车贸易公司。1989年8月，李秋萍在广州做汽车生意时，偶然认识了黎志明，李秋萍经过细心观察，觉得黎志明诚实可靠，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李秋萍全盘托出想在大陆选个地方，制造“冰毒”，二人一拍即合，详谈细节后马上开始准备工作。
1989年10月，李秋萍以港商的身份在黎志明的带领下来到了江门制药厂，与厂长黄如强洽谈来料加工的“生意”问题。“黄厂长，我们想请你们厂帮助加工麻黄素，准备出口所用，技术和设备由我们出，你们只要把左旋麻黄素加工成右旋麻黄素就成了。”
黄厂长想了想，心里盘算了起来，这点加工算不了什么，简单得很，而且每加工1吨可得到4万元的加工费，这算是一笔很好的生意了。于是，黄厂长满口答应了李秋萍的要求，进展如此顺利，李秋萍满意地笑了。
找到加工厂只是李秋萍所要实施的第一步。接下来，她又让黎志明找一个地点偏僻安全、很不起眼的地方，作为制造“冰毒”的第二道工序的加工点。
很快，黎志明等人就在江门市新会杜阮镇贯溪管理区找到了一个“冰毒”加工场。李秋萍亲自勘察，觉得达个三面环水的猴子洲最合适不过了。
1989年11月，由李秋萍出资500多万元港币，从香港购买了加工“冰毒”的所有设备和配剂的原料运送到江门市，李秋萍还指示黎志明以经营塑料贸易商行作掩护，在内地大量收购制造“冰毒”的原材料麻黄素。
加工点建成后，李秋萍又多次来到猴子洲，作制造“冰毒”的指导和试验工作。李秋萍把江门市制药厂加工过的麻黄素拿到杜阮猴子洲的加工场再次加工，但是，要从麻黄素中提取出“冰毒”，需要很高的技术。李秋萍专门从台湾请来了高级技术人员何得光、何得亮兄弟俩，谁知他们到猴子洲一连试验了两个月，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不行。李秋萍为此大发雷霆，把这兄弟俩给“炒了鱿鱼”。接着，李秋萍又到东南亚金三角以50万港元请来了“师爷”马马提制毒大师，终于提炼出无色透明的结晶体来。李秋萍双手捧着这些味精粒大小的结晶体，兴奋不已，对着夜间的月光，大声呼喊“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小批量的试验成功，使李秋萍雄心勃勃地进行大批量加工生产毒品。她让黎志明以年租8000元的租金，高价租下了猴子洲600平方米的小院子。
从1990年1月至5月，“冰毒”源源不断地从江门市新会杜阮的地下加工场流出，再由李秋萍通过香港贩毒集团头子李煌兴、“马仔”徐海东、卓伟起、李旭如从深圳偷运出境。
为偷运“冰毒”安全起见，李煌兴还购买了新会市杜阮镇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运送毒品，偷运出境的路线也不断改变，有时从深圳陆路偷运，有时从福建厦门海上偷运。他们从加工、贩运到境外接应都有明确的分工，形成了制造、贩运、销售一条龙服务。
心怀鬼胎另起炉灶
由于分赃不均，黎志明与李秋萍产生了矛盾。黎志明每加工1公斤的麻黄素得到李秋萍的150港币的报酬。
黎志明望着大捆大捆的港币落入李秋萍这个能干的女人手中，他很不甘心。这个李秋萍并非等闲之辈，黎志明有所不愤，她干脆撇开他。
1991年8月，李秋萍又出资500万港币联合香港的陈伟堂、赵文乐、黄伟培、陈永龙、袁得平，在广东省东莞石龙镇一家五金加工厂内，租用其中3个车间，雇请了10名民工，由李秋萍指定一名叫余欠朝的香港人，作为加工毒品的技术指导。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成功地制造出360公斤的“冰毒”。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李秋萍与陈伟堂、黄伟培在经济上又产生了矛盾，加上石龙这个加工点靠近民居，生产“冰毒”时会发出大量难闻的气味，被当地居民投诉五金加工厂污染环境。12月初，李秋萍担心露了制造“冰毒”的马脚，便将加工点迁移到福建省厦门市另起炉灶。根据警方后来调查，东莞石龙加工点共生产“冰毒”1480公斤，由赵文乐、袁得平分批偷运到深圳市后，再由李秋萍转运出境。陈伟堂等人利用加工毒品的机会，从中分得380公斤“冰毒”，陈伟堂又将这些“冰毒”以每公斤2万港币卖给香港贩毒分子李振华、陈丹生、林国中、高国伟等人。
由于加工点的搬迁，而断了财源的陈伟堂、黄伟培，心里痒痒的盘算着如何捞大钱。
经过深谋远虑，陈伟堂、黄伟培决定也要筹办制造“冰毒”的加工场。1991年他们出资100万港币，香港人李振华出资300万港币，又另起炉灶。
1991年11月的一天，广州市白云宾馆的咖啡阁内人头涌涌，黄伟培与广州的中年男子江嘉良谈及到制造“冰毒”的细节问题，江嘉良原来是广州市食品出口公司的职工，停薪留职后，到广东省清远市开设一间电池厂。一个小时后，两人消失在黑色夜幕之中。
原来，江嘉良带黄伟培到清远市郊区外20公里的石坎镇的南星电池厂察看，定下了秘密加工点。随后，黄伟培给江嘉良10万元人民币，让他把厂继续租下来。1991年12月，黄伟培又到东莞石龙镇，找到曾在“冰毒”秘密加工点做工的三名湖南民工，蔡庭辉、王国亮、李日波，声称要办一间洗发精厂，让他们三人去“帮工”，住食全包，月薪1200元。黄伟培接着又物色了一名机械工陈添华。黄伟培从广州市无业青年谭兆全处买了1000公斤麻黄素运到南星电池厂加工成半成品。
由于技术不过关，南星电池厂生产不出“冰毒”半成品，黄伟培便把生产原材料运到江门，交由黎志明找人加工后，再运回清远市电池厂加工点。随后，又把这批半成品分多次运到广州市横枝岗梁广大住宅和沙河“野味世界”酒家三楼的加工点进行深加工成冰毒产品，再由李振华偷运出境。
粤沪闽警方联手行动
1992年5月28日晚上，黄伟培在广州把一包重约10克的“冰毒”交给同伙王平均，让他到香港找销路。当晚，在一辆出租的士上，黄伟培落入了法网。参与清远南星电池厂制“冰毒”的另几名同伙也先后被抓获，省公安厅和清远市公安局在捣毁南星电池厂秘密制造“冰毒”加工点时，共查获“冰毒”半成品165公斤，以及制“冰毒”用的设备一批。
就在江门市公安局“1·26”专案组对黎志明等人进行进一步追踪摸查的同时，广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公安部之间的热线频传，初步调查表明，这是一个涉及国际上大毒枭的制贩“冰毒”团伙，其中在内地加工点有广东省江门市、清远市，福建省厦门市。
1992年7月至8月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香港、菲律宾警方也破获了6起“冰毒”案件。据三国警方分析，这些毒品很可能来自中国大陆。10月间，中国警方和海关又破获了8起台湾、菲律宾商人偷运“冰毒”出中国境外的案件。因此，公安部领导分析，除了已经破获的几起“冰毒”案件外，很可能还有一些境外犯罪分子混进大陆，秘密制造“冰毒”。
根据分析，江门市发现这个地下加工厂，只不过是境外不法分子混进大陆生产“冰毒”的加工场之一。
一个由公安部组织协调，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公安机关密切协助追捕大毒枭的行动开始了。国际刑警组织始终关注着中国大陆的追捕情况，并给予了密切的配合。
1992年11月9日，据“1·26”专案组循线摸查，终于发现在广东清远市、福建省厦门市和海南省海口市、上海市虹桥区共发现8个制造“冰毒”加工场，缴获“冰毒”2422.9公斤，半成品2155公斤，原材料麻黄素8510公斤，及制造“冰毒”设备，配剂和其他物资一批。抓获境内犯罪分子73名，香港人13名，澳门人6名，旅居美国的华侨2名。
正当广东江门、清远两市公安机关再次行动之时，美国缉毒署传来一份电报给公安部，由公安部转到了广东省公安厅，电报称：有一名身高1.72米，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国男子，手持南非和中非护照，年约40岁，15年前离开中国大陆，是个大毒枭，现此人很可能潜回中国大陆。
广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朱明健总队长根据情报处掌握的材料，发现电传上所说的人，很像近日出现在江门市的华侨肖浩华！
肖浩华原是广东省江门市自来水厂的一名化验员，1977年赴加拿大，成了加拿大华侨。近日，肖浩华返回广东，他一到江门就与黎志明一起出入于新会杜阮猴子洲加工点。
来自罗湖边境口岸的消息说，肖浩华于10月20日入境，11月15日离境。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张圣钦决定立即拘捕加拿大华侨肖浩华，并以此作为全省第三次搜捕制贩“冰毒”犯罪分子的开始。15日下午，珠海九洲港码头，一艘从珠海往深圳蛇口的飞翔船在码头待发，一名打扮时髦的中年男子准备上岸时，被便衣刑警请上警车，刑警们在肖浩华身上搜出一张制“冰毒”的工艺流程图资料。
此案涉及到国际贩毒集团
在广东多次行动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又根据广东省公安厅提供的线索，发现了由广东江门延伸到上海的另一伙贩毒分子。李秋萍团伙制成的毒品，除了一些经由深圳运到香港之外，另一条偷运的毒品路线是由广东、上海到日本、南韩的线路。那么，上海一定还有李秋萍的同党在。
在公安部的指导和协助下，发现了一名姓何的男子，就是由他专门从上海替李秋萍将“冰毒”运往日本、南韩等地。
经过深入调查，上海警方仍没有找到姓何的男子，但他们发现，一名绰号叫“小何”的男青年，1988年曾被日本警方追缉。当时，日本神户警视厅在侦破一起“冰毒”案件时，发现了“小何”就是此案的主犯，但“小何”却在日本警方抓他之前逃脱了。上海警方经过认真的查证，发现两个姓何的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此人从日本逃脱后，来到上海市，与李秋萍勾结在一起，重新做起了贩运毒品的买卖。广东警方开展缉捕行动后，姓何的男子已于5月10日用一张伪造的外国护照逃离了中国。警方抓获了一名叫张建成的上海男青年，他专门与姓何的男子接送毒品。张建成供认，毒品团伙在日本的代理人叫温俊达，此人正好在上海。凌晨6时，警方出动50多名刑警，将虹桥宾馆团团围住，在1188房将温俊达抓获。从他身上缴获港币38万元，以及一本伪造的台湾护照。温俊达承认，他曾多次到广州提取“冰毒”，带回上海交给一名叫周永清的人，由周永清将毒品交给日本姓何的男子，偷运到日本。周永清曾是一名船员，1991年已被上海虹桥远洋公司开除。上海警方又顺藤摸瓜，将经常利用远洋轮船带“冰毒”到日本、南韩的船员李洪真、周少日、何少智、吴成伟抓获。
香港警方根据中国刑警提供的犯罪情报，在香港同时采取行动，拘捕了涉及江门市“冰毒”案的陈文向、冯海山、蔡伟宾、朱少江、司徒韦德、林文球、陆少游、曾华堂、胡列得、张志耳、梅得国、陈土、吴礼士、高国豪、庄伟民等15人全部抓获。根据香港警方发言人透露，警方已经冻结嫌疑毒犯总值4200万港元，其中包括写字楼、商铺、股票、现金、物业等资产。
这宗特大“冰毒”案件侦破时，首犯李秋萍逃往加拿大，中国警方及时向加拿大警方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并通过国际刑警总部对李秋萍进行跟踪通缉。
1993年1月1日，广东警方发现了李振华仍在澳门活动，立即要求澳门警方协助缉拿李振华并移交广东省警方。原来，策划并出资建立清远石坎制毒工场的李振华1992年5月潜逃出境，李振华的同伙陈文生、刘富文、于少康于1993年12月在珠海市被抓获。
1994年1月2日，李振华在澳门落网后，澳门高等法院作出裁决，拒绝将李振华交广东警方审理。
1994年10月1日，国际刑警向加拿大警方发出通缉令后，加拿大警方采取行动，将李秋萍抓获，并冻结李秋萍在加拿大2亿多港币的资产。由于中国同加拿大没有签定互相引渡条例，李秋萍只能在加拿大地方法院受审。
联合国缉毒署对“1·26”冰毒案成功侦破给予高度评价
1995年6月，省公安厅刑警总朱明健总队长率领江门市公安局关位级副局长、雷华带大队长前往加拿大审讯李秋萍，进一步进行取证工作。
这个由境外毒枭渗入内地，制贩“冰毒”上万公斤，总价值4亿多港币，当时堪称新中国第一大“冰毒”案，终于彻底告破！
广东省江门市制贩“冰毒”案侦破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1995年联合国缉署召开的年会上，与会代表高度评价“1·26冰毒案”侦破的成功，要求中国代表详细介绍侦破此案的经过。香港、日本、南韩、法国、菲律宾警方代表还来广东省公安厅取经。
至1996年1月，历时5年的案件审理结束了，“1·26”案终于划上了句号，但在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人身上似乎还没有完。
周恩来调查廖仲恺被暗杀案始末
故事发生在1925年的广东省广州市。
出身金融之家早年投身革命活动
廖仲恺，名恩熙，字以行，广东省惠阳县人。1877年4月23日（光绪三年三月二十日）生于美国加洲的旧金山。父亲廖竹宾在香港长大，进入汇丰银行任职，1872年6月（同治八年五月）调到旧金山汇丰银行服务。1873年3月18日（同治九年二月）廖竹宾一家移居美国加洲。1883年9月（光绪九年八月）廖仲恺进入圣弗科西斯科市奥克兰小学读书。1889年9月（光绪十四年八月）廖仲恺进入圣何塞中学读书。1892年10月8日（光绪十七年九月）廖竹宾在旧金山病逝。不久，廖仲恺随母陈丽容、妹妹廖静仪回香港寄居于叔叔廖维杰的家里。廖仲恺转香港皇仁书院读书。1897年10月28日（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廖仲恺经叔叔廖维杰安排与香港“资产家和地产家”何炳桓之女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年12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廖仲恺启程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进修。1903年2月初（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何香凝亦离开家里追随丈夫廖仲恺东渡日本留学。同年8月，廖仲恺、何香凝同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担负了革命的筹款重大任务。1905年（光绪三十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加盟仪式多在廖仲恺广州狭小的家里举行。1906年3月（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廖仲恺任同盟会会计总长，擅长理财的廖仲恺被誉为革命的钱荷包。1907年2月（光绪三十二年一月），廖仲恺兼任《中国民报》的总编辑，经常发表尖锐泼辣的政论，与保皇派展开激烈的论战，为革命党人立下汗马功劳。1911年10月10日（民国元年），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廖仲恺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袖，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工人劳工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重要职务，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廖仲恺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私的一生，努力为民奋斗的一生。
参加国民会议在惠州会馆被人暗杀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廖仲恺偕同夫人何香凝用过早餐后，双双走出公馆，乘坐103号自备汽车赶赴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广东广州、惠州会馆旧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在车行的路上，廖仲恺遇见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陈秋霖，廖仲恺叫陈秋霖一同上车前往。9时50分，汽车在惠州会馆门前停下，廖仲恺等人下了汽车后，何香凝被妇女部的刘卫玲叫住，廖仲恺同陈秋霖即向会场走去，廖仲恺的3名卫士首先登上了台阶，廖仲恺刚迈步上头一个台阶时，突然遭到10多名凶手伏击，廖仲恺先被击中2枪倒地，他用右手撑住石级，欲想起身逃离现场，但凶手又连续向廖仲恺开了2枪，廖仲恺再也爬不起来了，陈秋霖也中了枪，倒在地上，廖仲恺的3名卫士发现有人行刺，立即举枪还击，一名暴徒被击伤，余下的暴徒迅速逃离了现场，卫士们立即保护廖仲恺。正在与妇女干部刘卫玲说话的何香凝听到枪声，急忙转过身来，看见丈夫廖仲恺已倒在血泊之中，何香凝即刻意识有人行刺自己的丈夫，她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俯下身子，抚摸着丈夫，悲痛地大喊着：“来人啦，快救命啊，快救命阿！快来抓刺客呀！”何香凝边喊边扶起丈夫，并小声问道：“你伤在哪里。”何香凝和妇女干部刘卫玲将廖仲恺架起来，只见廖仲恺满身是血，地板也血红一片，廖仲恺的衣服还不住地往下滴血，警卫和附近的人们马上跑过来将廖仲恺抬上汽车，叫司机刘永琪赶快将廖仲恺送往广东大学医科学院抢救。廖仲恺身中4枪，3枪打中要害，一枪打中大腿部，是左轮手枪和冲锋枪所为。当汽车到达广东大学医学院时，何香凝才发现丈夫廖仲恺已经身亡。
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周恩来全权负责侦查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廖仲恺遇刺殉国的消息。廖仲恺被暗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纷纷举行了集会，学生们进行了罢课斗争，要求国民政府彻底查明案件的真相，从重从严惩治凶手。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由国防部部长许崇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汪精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主持缉凶事宜。国民政府又授权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3人特别委员会，以政治、军事、保安全权应付时局的变化。22日上午，特别委员会又成立了以周恩来、吴铁城、陈树人、甘乃光、杨饱安、陈公博、朱培德、岳林、李福林等9人组成的廖仲恺案检察委员会。由周恩来全权负责侦查此案。
凶手很快被查清
周恩来从被击伤的凶手陈顺民身上，搜出红十字会会员证一个，枪照一张。得知是广东粤军南路第一军团司令梅光培属部所发，另有广州阜康典档行押票一张，存款单据存折一个。从搜出的证据可以看出，凶手陈顺民是被人收买的。按照日期顺序，陈顺民当衣服在先，存钱在后。陈顺民在昏迷中连声呼唤：“大声佬！大声佬，我不行了，我要见上帝了。”大声佬是广州政客朱卓文的浑名，此案与朱卓民有很大的关联。在一个星期的调查缉凶中，周恩来废寝忘食，认真调查，仔细分析案情，全力组织警方追捕凶手。在周恩来亲自组织和指挥下，先后捕押了凶手陈顺民、梁博及其他有关案件的关系人，林直勉、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和粤军中校梁鸿楷、杨锦龙、少校邵桂章、梁士锋、谭启秀、张国桢等50多人，广东省原省长胡汉民得知情况后，立即逃往汪精卫住处，适时汪精卫外出未回家，胡汉民便与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一起乘汽车去找国防部部长许崇智，后来被许崇智扣查。随后，许崇智将胡汉民解押到广州要塞司令部关押。周恩来又从凶手的口供和遗下的实物罪证中，很快查清了参加暗杀廖仲恺的人及案件有牵连的有关人员。凶手除在押的陈顺民和梁博外，其余的有冯灿、吴培、陈少细、黄少基、冯允财都已逃往香港、澳门等地，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前任中山县县长朱卓文，前任广州市市长胡毅生，前任番禺县县长魏邦平。胡汉民、胡毅生接受香港黑社会14K200万港元的贿赂，网罗粤军中右派将校及亡命之徒刺杀廖仲恺。胡汉民和香港黑社会14K组织，要拔掉廖仲恺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先找铁血团有名的枪手陈世来，不料陈世来不愿意干这件伤天害理之事，胡汉民改找前任中山县县长朱卓文，朱卓文找到胡毅生、魏邦平。通过胡毅生物色郭敏卿和冯允财行刺廖仲恺。事后，胡汉民为郭敏卿、冯允财办好护照，让他们逃往南洋的菲律宾。同谋刺杀廖仲恺的还有伍朝枢、吴铁城、傅秉常等人。
暗杀廖仲恺的主要动机
周恩来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最终发现谋杀廖仲恺的主要动机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孙中山执政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有黑社会组织和个别落选官员公报私仇，而引起的暗杀行动。
辛亥革命以后，广东进行了光复，廖仲恺出任都督府总参议长兼财政部部长。在广东省国库洗劫一空，财政状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廖仲恺走马上任。半年下来，广东省财政收支相抵，并逐渐盈余，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任非常大总统时，廖仲恺跟随在孙中山左右，全力整顿财政，筹借军费粮饷。1917年9月10日，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位。由于孙中山领导的政府只有一部分海军力量，其余的军队实力都掌握在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和莫荣新的手中，孙中山不但不能调动他们来护法，还时不时遭到陆荣廷的袭击。1918年5月4日，当国民政府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辞去大元帅职务。辞职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
1921年4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会两院非常会议。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
1922年6月15日上午9时，陈炯明以有要务商量，诱捕了廖仲恺。并将廖仲恺囚禁在广州石井兵工厂，陈炯明得意忘形地对廖仲恺说：“我今天可把孙大炮的‘钱荷包’给锁住了。”16日凌晨1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陈炯明叛变早有预谋。1921年4月，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以保境息兵为借口，抵制北伐，暗杀孙中山的粤军参谋总长邓铿，被孙中山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等职，保留陆军部长职务，这次政变是在英帝国主义怂勇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的。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洪兆伦、李云复带领叛军4600多人，强占广州石井兵工厂，包围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妄图杀害孙中山。孙中山在秘书伍志平和侍卫李文鉴、刘社海的帮助下，登上珠江海军司令部的永丰舰，驶入白鹅潭，幸免于难。廖仲恺在囚禁期间，写了许多诗词。其中名句有：“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国民党改组前后，廖仲恺主张最坚决，出力也最多，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早在1922年8月，列宁派特使越飞与孙中山商谈建军的问题，由于租界侦探的跟踪，会谈无法进行，廖仲恺就代表孙中山与列宁特使越飞一起飞往日本，举行会谈，这导致了当时世界著名的《孙越宣言》的发表。廖仲恺的府第，时时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一个基地。苏联顾问以及来广东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这里聚会。广东省的工运、农运领袖苏兆征、邓中夏、彭湃等都来这里畅谈。廖仲恺真诚地同共产党人合作，积极推动工农运动。廖仲恺穿上中式衣服，着起草鞋，深入工厂、农村、社区，受到人们的由衷信赖。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廖仲恺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为罢工工人筹款，同英帝国主义者交涉，争取各界社会人士的声援和支持。直到1925年8月16日，廖仲恺牺牲的前一周，还到过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工人们作了最后一次演讲。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实际上，廖仲恺已成为真正举起国民革命旗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首领。这样一个人，又怎么会不引起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忌恨呢？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早就因廖仲恺竭力奉行与悍卫孙中山的政策，而将廖仲恺视为死敌。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改组后，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廖仲恺任国民党中常委兼财政部部长，廖仲恺统一了财政、军政，招来了军阀政客们的痛恨，尤其是占有防地税收的军阀魏邦平、梁鸿楷等人的仇恨。失了官职的右派政客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人特别忌恨廖仲恺。朱卓文担任中山县县长时，因为办事不力，化公为私，受到廖仲恺省长的批评和处分，胡毅生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在参加广州市市长竞选时舞弊，贿赂个别议员，被廖仲恺省长奉命查办。朱卓文、胡毅生在失意之余，转靠包揽捐务、救济、自由市场税收等肥缺，牟取暴利，供自己吃喝玩乐。廖仲恺省长又取消了他们的的特权。朱卓文、胡毅生大为恼怒，决心除掉廖仲恺。
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胡汉民的私人寓所成为右派集会、策划谋杀廖仲恺的秘密据点。吴铁城、林直勉、朱卓文、胡毅生、邹鲁、邓泽如等人，常在胡汉民的住宅开会攻击，诬蔑廖仲恺，叫嚷要让廖仲恺倒台，让廖仲恺死无葬身之地。右派政客及军阀们认为，要推翻孙中山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共、亲苏的廖仲恺除掉，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中的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以及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人。胡汉民等人故意将暗杀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恐吓廖仲恺洗手不干，夫人何香凝听到风声，多次劝廖仲恺说：“既然有人谋算行刺你，你就应该多加二三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廖仲恺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到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的行凶。我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而且一天到晚都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我，完全可以装扮成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我防不胜防。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更没有对不起民众的地方，如果有人安心想来暗杀行刺我，预防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廖仲恺甚至对朋友开玩笑说：“听说来暗杀我的家伙，不是用手枪，而是用冲锋枪、机关枪，我倒想尝尝这种枪的滋味呢！”
有人向廖仲恺通报胡汉民等人暗杀他的消息。廖仲恺说：“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无负于人民，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行刺，随别人的便，余复何恤！”廖仲恺向汪精卫表示：“我们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
右派们加紧了谋杀廖仲恺的活动。朱卓文收买了一群亡命之徒，密勘东山区百子路苏联顾问鲍罗廷公馆的地形，计划趁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加理伦等在鲍罗廷家开会时，以人肉炸弹（在亡命之徒身上绑上多个炸弹，当目标出现时一个一个冲上去，同归于尽）、再用机关枪等重型武器袭击。此计不成，朱卓文等人便决定先行刺防卫不严的廖仲恺，而且定于8月20日上午下手，刺客们一路跟踪廖仲恺的汽车，个别刺客布置在整条街上，躲在巷子里。在惠州会馆门内，也有数名刺客在窥望，等待廖仲恺、何香凝的到来。
缉拿凶手不了了之
由于3人特别委员会中的许崇智，平时因统一财政的事对廖仲恺不满，而对缉凶的态度消极，汪精卫担心政局因缉凶而不稳定，危害到自己既得的利益与权位，有意走漏消息。蒋介石对缉凶漠不关心，他眼前所要做的是如何将军政大权揽到手里。特别委员会迟迟没有发出搜捕令。致使暗杀廖仲恺的主谋与大部分凶手逃出了广东省内。甚至连已捕获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等人也越狱潜匿，逍遥法外。检查委员会内又有吴铁城、陈树人等人，给办案以诸多阻碍。对涉及廖仲恺暗杀案的胡汉民等党政要员，汪精卫总是以说出去恐将动摇政府威信管治为辞词，不予究办。胡汉民也以养病为名得到释放。汪精卫叫胡汉民辞职离开广东拟派胡汉民为外交委员团主任委员，到北京接洽，广东驻北京外交事务。胡汉民表示不就职，汪精卫就派军舰护送胡汉民到苏联游历，胡汉民后来到了莫斯科逃避处理。
9月3日，国民政府为廖仲恺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送殡的群众多达30多万人，充分显示了革命派的团结和力量。
国民政府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一案中，分别解散收编了参与密谋的各部粤军，许崇智的老部下参与了廖仲恺暗杀密谋，许崇智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指责，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辞去总司令的职务，离开广东去了上海市。
蒋介石乘借廖仲恺被人暗杀之机，收编了许崇智、胡汉民的旧部部队，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为以后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从组织上、军事上做了准备。
1926年1月20日，国民党“二大“闭幕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重新抬头，轰动一时的廖仲恺谋杀案竟不了了之。
杨虎城将军被秘密杀害始末
故事发生在1949年的四川省重庆市。
1936年12月25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迫于全国的抗日形势，不敢撕毁协议，但蒋介石对国民党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一直怀恨在心。当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即遭囚禁，而对远在西北的杨虎城则先迫令他辞职，然后又以所谓“特派专员”的身份，将杨虎城将军逐放到欧洲、美洲去调查军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时，身在异国他乡的杨虎城将军心潮激荡，热血沸腾。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国，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当时，有外国朋友对杨虎城将军说，蒋介石反复无常，对西安事变怀恨在心，必然会暗算你，劝杨虎城不要回国，但杨虎城将军坦然地表示，宁使蒋介石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和民族，个人利害关系，我从来不计较，我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自上前线刺杀敌人。但是，如果别人不让我上前线，把我杀了，我也问心无愧，对得起家乡的父老。蒋介石得知杨虎城将军要回国的消息，立即电告军统特务头目戴笠赶到南昌市，当面指示戴笠逮捕杨虎城将军。戴笠又马上召集了一批特务，制定了截捕杨虎城将军的周密计划。至此，杨虎城将军从1937年12月2日在南京被囚禁到1949年9月17日，被秘密杀害，关押长达12年之久。是谁下命令杀害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小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桂以及随从宋绮云全家的。执行这个命令又是谁？1949年11月30日，重庆市解放后，第二野战军保卫处处长刘国部着手调查杨虎城将军的下落，从参与逮捕到当时在重庆市渣滓洞站岗放哨的11名特务警察中，了解到杨虎城将军被杀害的一些线索，即着手发掘，于12月1日发现了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当时遗体已经开始腐烂，经在重庆市的原十七路军官兵辨认证实是杨虎城将军的遗体。1950年3月18日，保卫处长刘国部又抓获了前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徐远举、少将副区长周养浩。
经过长达3年的审讯、调查、核实和取证，终于揭开了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秘密杀害过程的详细经过以及内幕。
出身贫苦农民之家投身军旅生涯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清朝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小名长久，村里人称杨久娃。父亲杨怀福，农闲时帮乡里人做木工，帮补家计。母亲孙一莲，家庭主妇。1903年7月，杨长久在甘北村读了两年私塾。1911年10月22日，陕西辛亥革命爆发，杨长久参加了泰陇复汉军隶属于张云山部向枝山的向字营，驻扎地乾州城，杨长久改名杨忠祥。1916年3月，陕西省整编军队，杨忠祥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合团第一营任营长。1917年陕西靖国军成立。杨忠祥改名为杨虎城，任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
多次劝蒋介石抗日无效会同张学良实行兵谏
1936年秋冬之际，是蒋介石统治登峰造极的时候。在国际上，蒋介石取得了英、美等国巨额的经济援助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在国内，蒋介石以惯用的分化收买手段，很快解决了“两广事变”，同时，迫使政敌汪精卫出国。特别是在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之后，蒋介石感到红军和各地方反蒋势力已不能对他的统治形成直接的严重威胁。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尽管如此，蒋介石丝毫也没有放慢内战的步伐。在“两广事变”平息之后，蒋介石便立即将大军北调，竭尽全力地策划和准备进行新的“剿共”战争。11月11日，蒋介石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并发表了他的以《思亲报国》为题的文章。国民党借此机会，在全国各地大搞所谓“祝寿献礼”。与当年吴佩孚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的“八方风雨会中州”有过之而无不及。11月17日，蒋介石亲自飞往太原市安抚阎锡山。18日回洛阳。19日又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渠，并通过韩复渠向宋哲元转达他的“剿匪”方针。11月23日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个领导人，他们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历史上称七君子事件。11月25日，派陈诚到绥远安抚傅作仪，并指示傅作仪和汤恩伯、闵炳岳准备“剿匪”。在蒋介石作出这一套布置的同时，南京方面张群与日本外相田国次郎进行商谈。经过了这些对内对外布置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气焰达到了顶点。蒋介石看来，只剩下对红军进行最后一次围剿，所谓“安内”的大业就要完成了。蒋介石由各地调来西安的高级军政人员有：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等，加上在西安的晏道刚、曾扩情。蒋介石还调集了他的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共计40余万人，扩大了西安飞机场，集中了140多架刚刚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最新式的SAT战斗机，准备对红军展开全面的进攻。一时间，西安城挤满了国民党国府大员和高级将领。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职位驻前方指挥“督剿”，樊崧甫为总预备队司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任务是就地推进，蒋介石扬言在二个月之内，要全部歼灭红军。计划已定，蒋介石于12月4日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分别召见了张学衣、杨虎诚以及他们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并举行重要会议。蒋介石以欺骗愚弄的言词，严厉训斥的语气，分化利诱的手法，进行了多次讲话。蒋介石讲话的大意是：攘外必须先安内，他的政策如何如何的好，“共匪”如何如何的坏，不成功便成仁等一套孔孟之道的说教。
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婉转地劝告，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族抗日，但是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对张学良、杨虎诚大加训斥，甚至提出如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有困难，则将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用强硬手段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威胁，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就是用枪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主张。”
12月10日，张学良最后一次对蒋介石进行劝告，蒋介石一见张学良，就表示不愉快，特别对张学良在十里铺对学生们的讲话表示极端的不满，最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拍案谩骂，使张学良非常难堪。张学良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了杨虎诚，张学良让杨虎诚再去找一次蒋介石，看看情况的发展。杨虎诚对说服蒋介石不打内战已失去了信心，原不打算再去见蒋介石，但张学良坚持再让他去一次。杨虎城很认真地斟酌了措词之后，前往华清池。杨虎城对蒋介石说：“国家和民族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民众也都迫切要求抗日，对红军的问题可以商量着办，适宜采取政治方法来解决，而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极为傲慢，声称我有绝对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定用兵。红军现在已是穷途末路，他们必须交出武器，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遣散共产党，他们如果还顽强抵抗的话，我就用数十倍的兵力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下令马少云派骑兵堵截，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一举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的沙漠地区，在那里他们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剿匪”大业的成功就在此一举了。你是党内的老同志，应当知道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了共产党，我会领导你们积极抗日的。蒋介石还表示，十七路军如果兵力不足，我可以将你们担负的剿共战线缩短，如果部下中有不愿意剿共的军官，可以任意你撤换。蒋介石这次谈话中，虽然表面上的态度平和，而言词却十分严厉，口气也十分坚定。杨虎城感到对蒋介石已没有继续劝说的必要，便起身回西安了。张学良、杨虎城再次交换了意见，认为劝告乃至苦谏，都已无济于事，也不能再用了。
这种形势摆在张学良、杨虎城面前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屈从于蒋介石的淫威，参加剿共。第二，被迫把两军撤离西北、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第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迫使南京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动全民族的抗战运动，挽救中华民族的危难。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当时的形势也作了大致的分析。
第一、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是可靠的。四川刘相也会积极响应，但相距甚远，难以军事实力来表示。山西的阎锡山虽说得好听，但不一定靠得住，可能保持中立。
第二、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各部正陆续向陕西开进，准备“剿共”，在豫西一带行进中的部队约10万人，咸阳行进的部队约10万人。
第三、关键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阻住国民党中央军部队的西进。
第四、商请红军派一支部队进占商雄地区，确保潼关右翼安全。
第五、驻兰州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迅速解除兰州的中央军武装。
第六、预计扣留蒋介石后，南京政府会采取军事行动。
第七、事变爆发后，在政治上可以获得广大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政府的支持。
第八、张学良、杨虎城确定了扣留蒋介石的时间，出动部队的人数，统领的将军都做了具体安排。
12月11日晚上9时许，杨虎城将亲信孔从周、孙蔚如、赵寿山先后叫来办公室，杨虎城向他们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我和张学良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我们分头负责城关的军事行动，包括西安车站、西安飞机场，解除国民党中央系统军以及警队、宪兵，特务的武装，扣留西京招待所以及散住各处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政要官员等。临潼方面，由东北军负责执行。杨虎城接着命令，第一、十七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西附近集结的计划。第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执行任务。第三、由孔从周掌握第一旅的部队作为兵力机动。第四、必须在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4时开始行动，8时解决战斗，10时恢复秩序。
11日晚上11时许，张学良率领他的高级将领和15名亲信来到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室，开始进行具体指挥。张学良下令，临潼方面的东北军由刘多荃、白风翔指挥卫队团。孙铭九部执行捉拿蒋介石的任务。以华清池为中心设置包围圈。捉拿蒋介石的部队事前已弄清华清池的道路，建筑物位置的情况，蒋介石和其随从、卫士的住所，孙铭九团长带部队趁天未亮摸进去后，因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开枪制止，卫队团遂开枪还击，蒋介石的卫士听到枪声，正在集合中，被一阵轻机枪猛烈扫射而死，连尸体都成排成排地倒在地上。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就在这个时候被打伤腿部的。蒋介石一听到枪声，惊慌失措，没顾得穿衣服就向房外跑，在蒋介石住所的房子东边，经秘书肖乃华托扶着身子翻过围墙跑出去，由于围墙外有条深沟，蒋介石不知道翻过围墙时跌入一个满地荆棘的土坑，蒋介石摔伤了腰部，还掉了一只拖鞋，跟着爬起来再向前跑，恰好秘书肖乃华爬过围墙赶上来，便背着蒋介石向东南的山上跑去，一直跑了一公里，发现有一块大石头，很隐蔽，就藏在里面。孙铭九团长带着部队，闯进蒋介石的寝室，没有发现蒋介石，但他的衣服还在，被子还象刚睡过人的样子，伸手一摸，余温尚在，茶几上一个杯子里还泡着一副假牙，情况证明蒋介石确是在这里睡觉的，但是现在不知去向。此时张学良、杨虎城在住宅客厅里等候各方面的报告，白风翔的电话打来了，说我们完全占领了华清池，但没有找到蒋介石，这使张学良、杨虎城感到愕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异口同声的地说：“跑了吗？”张学良说：“会不会有人泄了密？”杨虎城自信地说：“不可能，我们都很保密。”因为华清池前边有个大水塘，他们怀疑蒋介石是否投入水塘中。但杨虎城说：“蒋介石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投水自尽的。”张学良用电话命令白凤翔，认真检查汽车。一刻钟后，白凤翔报告说，汽车数目，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座车也在。杨虎城说：“据我判断，蒋介石跑不了，扩大搜索圈，继续查找。”当搜查到大石头附近，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听见有人的脚步声接近，伸出头来观察，刚一露头就被孙铭九团长举枪打死了，蒋介石看见形势不妙，举起双手，颤颤抖抖地喊道：“不要开枪，我在这里呢？”孙铭九团长走上前去，看见蒋介石只穿一件睡衣、一只鞋，蜷伏在大石后面，面色苍白，全身哆嗦。孙铭九团长叫蒋介石起来跟着走，蒋介石起初以为是红军袭击华清池。便疑惑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团长答：“我们是东北军”。蒋介石骤然又神气起来，表示不愿走。看样子蒋介石走也有困难，孙铭九团长脱下自己的皮鞋和皮大衣给蒋介石穿上，由营长黎文巨背蒋介石下山，走到汽车边，让蒋介石上车，蒋介石死也不肯上，孙铭九团长和黎文巨营长强行把蒋介石塞进汽车内。蒋介石这时又怀疑是不是一部分东北军哗变，便问孙铭九团长：“张副司令在哪里？”孙铭九团长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孙铭九团长等人把蒋介石送往西安。
这时候，配合扣留蒋介石的整个行动全面展开了。蒋介石在西安的主要兵力，当时有几部分：第一、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震亚部驻西安市北桥梓山口，兵力1600人。第二、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领导的公安总队，辖下4个大队驻西关口，共2300人。第三、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所辖一个保安团，装备精良，全部使用美式12发驳枪，在西安市内从事秘密活动，1300人。此外，还有分散潜伏的小股特务武装，国民党中央各部队留守处，约7600人。
根据十七军赵寿山的具体部署，由警备第二旅一个团解决国民党中央宪兵二团，一个团解决保安团，一个团解决公安局和公安总队，炮兵团解决交警总队，省政府和机场、火车站，也由警备第二旅负责解决，并给以占领。教导团负责解决蒋介石其他部队及驻西安机构的零散武装。特务营负责包围西京招待所，扣留所有国民党军政大员。按照预定的时间，各部队同时行动，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12日上午7时许，各处战斗基本结束，国民党的各军政大员和西安的空军人员也都全部被扣留。
张学良、杨虎城得到临潼方面扣住蒋介石的报告之后，非常兴奋，立即召集双方高级将领。首先由张学良宣布：“我和杨虎城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被我们扣留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和杨虎城主任负责，你们也要负责。我们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的共产党，请他们派负责人来。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马上分头进行工作。”跟着张学良命令了机构的组成人员。
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12月12日上午9时许，临潼东北军指挥白凤翔和卫队团团长孙铭九等人将蒋介石押送到了西安。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前的时候，已一扫昔日的威风。因蒋介石跌伤，恐惧、惊慌和寒冷，加上满嘴没牙。简直像个乞讨的人。蒋介石本来就骨瘦如柴，仅披着一件棉袍和大衣。痛疼和惊恐使他身体缩成一团，已不能走下汽车，张学良的副官谭海平把蒋介石从车中拉出来，几个人一起搀扶着，才把蒋介石安排在事先准备好的房间里。
临潼扣留蒋介石之后，由洛阳调来了一架小型“北平”号飞机，是专程来营救蒋介石的，飞机降落在临潼西南的公路上，被杨虎城的卫士队长白志钧扣押，从而证实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黄念堂走漏了兵谏的风声。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出了号外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传遍西安和附近县市，大街上挤满了群众，他们一边走，一边欢呼，人们对南京政府统治的不满和久受压抑的抗日热情如同开闸后的流水，一下子迸发出来。这种热情激荡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晚上。
12日中午12时，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第一、改组南京国民党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第二、停止一切内战。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第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第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第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第七、确定遵行总理孙中山的遗嘱。第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在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庆龄谈判达成6项协议后。张学良决定尽快释放蒋介石。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上午11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后，就立即扣留了张学良。
被迫出国考察不久又积极要求回国抗日
1937年4月16日，蒋介石迫令杨虎城将军辞职，并以所谓“特派专员”的身份，将杨虎城逐到欧洲、美洲去“调查军事”。4月17日上午，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召集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讲了一次话，杨虎城宣布他辞职出国，并说明国家民族利益是大事，个人去留算不了什么，勉励十七路军将士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尽职尽责。杨虎城决定在5月7日上午11时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
1937年6月29日上午11时，杨虎城偕同他的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随员亢心裁、樊雨农及翻译刘得卫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和欧洲“调查军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日驻丰台市日本军队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军事演习，扬言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防重地宛平城内搜查，中国军队表示可以代为查找，拒绝日本军队
入城，日本军队当晚炮击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在全国抗日救亡呼声的压力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江西省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到底。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杨虎城将军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0月22日，杨虎城给宋子文发出一封长电，简述了他在国外五个月的抗日宣传活动和调查军事的情况。并对宋子文关心和帮助他表示深切的感谢。23日，杨虎城又给蒋介石、于右任、孙蔚如各发了一电报，说明回国抗日的决心和行期。动身前，杨虎城将军也考虑到朋友们关心他个人安全的好意，于是派人先行一步，按船期要比杨虎城将军早5天。这样可以先期掌握国内的政治动向，并能迅速征询各方意见，随时电告联系，以缓冲和应变。10月29日，杨虎城将军偕同夫人、次子及随从人员，还有随同回国的杨明轩、陈家兴、刘美莲等16名留学生，从法国马赛市乘法国“哲利波”号启程东行。11月21日船抵越南西贡，杨虎城将军再次受到广大侨胞的热烈欢迎，并出席了华侨团体的聚餐会，作了历时一个小时的讲演。
蒋介石指示戴笠关押杨虎城将军
11月26日凌晨，轮船到达香港。特务头子戴笠派出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抚监视杨虎城将军的行动。27日，杨虎城被邀请出席了同济中学的欢迎会。在会上，杨虎城将军作了他一生最后一次讲演。28日，蒋介石从南昌来打电报给杨虎城将军，要他到南昌相见，并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30日，杨虎城一家便乘搭华航113客机飞往长沙，后来在武汉见到了戴笠。戴笠把杨虎城带到南昌软禁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当时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同次子杨拯中已去西安，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折返南昌。自此以后，他们一直陪在杨虎城将军身边，过着被囚禁的生活。
1938年2月，南京沦陷，蒋介石亲自命令戴笠把杨虎城将军转押往后方较为偏僻的地方，以便于看管。于是，杨虎城将军就先后被转押到湖南长沙、益阳、衡阳等地，而且始终都是由军统的特务看管，直到12月，国民党政府向武汉撤退时，杨虎城将军又被解往贵州。在贵州，杨虎城最初被监禁的地方是息烽县阳明坝的看守所。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也就是息烽监狱。这里关押着560人。1939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监禁的地方不够安全，离公路太近。于是，在息烽县城东12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就把洞中的一个道士赶跑，把杨虎城将军全家转押在这个玄天洞里。玄天洞终年不见天日，洞里非常潮湿，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面的所受的重重折磨，杨虎城的身体一天天衰弱，经常闹风湿病，后来不得已自己出钱在警戒圈里盖了一个简陋的石头房子。1941年3月，杨夫人谢葆真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出生，更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忧伤。1942年初，特务队长周养浩调到息烽监狱任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由于职权所在，周养浩狱长常到杨虎城将军的住处，陪杨虎城将军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后来，杨虎城将军对朋友陈海明说：“我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反感。但我对周养浩狱长就另有看法，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1943年杨虎城将军的母亲孙一莲在忧郁中病逝，终年69岁。当时，于右任、张继等人曾请求蒋介石放杨虎城将军回陕西蒲城县奔丧，而蒋介石却说：“现在他的安全，我负责任，放出去了谁来负责任。”
毛泽东向蒋介石交涉提出释放张杨二人
1945年8月中旬，杨虎城将军在狱中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连夜庆祝，除了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之外，杨虎城将军还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了。但是，事实很快把杨虎城将军的幻想粉碎了。
1945年12月，军统特务把息烽集中营结束，释放了260多人后，把杨虎城将军一家押到重庆市，更加严密地看管。1946年1月10日，根据《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史学家简称旧政协），在重庆市开幕。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东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了，但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政治犯。其中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政治犯，蒋介石命令秘密枪杀。杨虎城将军被移转到重庆市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庄”。在这段日子里，杨夫人谢葆真由于长期受到精神的折磨，不幸得了神经衰弱症。1947年6月18日在狱中逝世，年仅41岁。杨虎城将军悲痛万分，他日夜以夫人谢葆直的骨灰箱子为伴，连睡觉的时候，也要将谢葆真的骨灰放在枕边。人们知道杨虎城将军这种真诚都非常感动。
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将军
1949年1月初，蒋介石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告退回家乡浙江省溪口休养。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来承担责任和收拾国民党的烂摊子。但实际上，蒋介石仍然暗中控制着国民党的部门，尤其是军统特务系统。2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作出决议，国民政府南迁至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沈鸿烈、钟天心同日飞抵广州。2月5日，行政院正式于穗开始办公。2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财政、内政、粮食等12个部的首长和立法、监察院长到达广州。4月22日，南京解放，南京政府各院、部、会均迁至广州。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之后，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平一道释放杨虎城将军的命令。另一方面又派一架专机来重庆市要接走杨虎城将军。当时重庆《中央日报》也登出了释放场虎城将军的消息。杨虎城将军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切夜难眠，他觉得这一天终于熬到了尽头。市长杨森平接到李宗仁代总统的手令，想方设法通知军统头目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当时毛人凤的权力相当大，如果没有他的点头，一百道李宗仁的命令都无济于事。由于毛人凤住在上海市，市长杨森平拿不定主意，就只好一边给李宗仁复电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市，杨虎城将军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市长杨森平又命令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人凤。毛人凤和周养浩是世交，又是同乡。周养浩用家乡话同毛人凤商量有关释放杨虎城将军的事宜。毛人凤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告退在浙江省溪口的大老板蒋介石。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说：“杨虎城是否解送到台湾。”蒋介石毫不考虑地回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我们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不利，像杨虎城这些人留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蒋介石还亲自吩咐毛人凤将杨虎城解到重庆秘密杀害，不留痕迹，不走漏风声，做得干净利落。蒋介石还指示毛人凤将“重庆中美合作所内被关押的200多名革命人也干脆一起杀掉”。蒋介石反对释放杨虎城将军，并要秘密杀害，而代总统李宗仁又派专机来接走杨虎城将军，重庆的特务们怎么办呢？军统头子毛人凤和徐远举等人决定把杨虎城将军先转移到贵阳，当徐远举去找杨虎城将军劝说要转移到贵阳时，杨虎城将军曾向徐远举大发脾气说，李宗仁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不是10岁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宁可死都在这里。徐远举知道杨虎城将军对周养浩比较信任，就请周养浩劝说杨虎城将军转移到贵阳。周养浩对杨虎城将军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代总统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蒋总裁想把你暂时转移到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少帅一起释放。一则杨虎城对周养浩非常信任，二则周养浩也言之有理，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乘专机从重庆转移往贵阳，同去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丽芳，幼子宋振中和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杨虎城将军的次子杨拯中，女儿杨拯桂。
蒋介石秘密下令毛人凤具体执行谋杀杨虎城及随从
1949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又折返重庆，亲自主持以西南特区的破坏活动，并任命徐远举为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周养浩为少将副区长，领导西南特区的反共斗争。当时，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暗中筹划杀害杨虎城将军。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怎样处决杨虎城将军的问题，副区长周养浩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议上有人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杨虎城将军，但徐远举却极力反对，徐远举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露出风声，还是骗杨虎城将军及随从回重庆后再行事。徐远举是西南特区的区长，所以，特务们都听他的意见。但是，要怎样才能把杨虎城将军一行再骗到重庆呢？这个难题，还是由毛人凤、徐远举安排周养浩负责落实。周养浩接到这个命令时，脑子里所想到的只有“唯命是从”这四个字，这次秘密会议还决定，处决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地点在“中美合作所”内的松林坡“戴公祠”里。这所戴公祠是戴笠生前的别墅，四周有松林围绕着，非常僻静。1946年8月2日，戴笠飞机失事死后，军统的特务便把它改名为“戴公祠”，当周养浩离开重庆之后，毛人凤和徐远举召集六个刽子手开了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毛人凤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执行对几个重要人物的处决，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最好不用枪，以免有声音，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刽子们听了毛人凤的这一番话，都感到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向主子效力的机会了。他们集体宣誓，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绝对保守秘密，为蒋总裁效忠。六个刽子手包括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组长熊国祥，副组长刘伟佳，第三行动组组长陈帜伟，副组长郭新明，原息烽监狱中尉军官雷文琼。直接执行蒋介石命令处决杨虎城将军一行的是毛人凤，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人是徐远举。
9月11日，周养浩到了贵阳，见到杨虎城将军后，杨虎城将军很警惕地将周养浩带到房间问个究竟，为什么还不释放他。周养浩佯称蒋总裁要在重庆接见他，把他带到台湾去和张学良住在一起。杨虎城将军信以为真，但要求周养浩在贵阳住几天再走。于是，周养浩在贵阳住了几天，每天都陪着杨虎城将军上街，逛公园找朋友，令杨虎城将军心情很开朗。9月17日，杨虎城将军终于答应周养浩，和他一起回重庆。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立即秘密打了一个紧急电报，通知毛人凤什么时候他们的汽车到重庆，好让重庆的刽子手们准备渡轮及安排行刺的具体时间。就这样，杨虎城将军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场的军统特务队中校队长张小鹄的押送下，分乘三辆汽车驶向重庆。第一辆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次子杨拯中，还有负责看守杨虎城将军的军统特务中校队长张小鹄。第三辆汽车坐的人最多，他们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幼儿宋振中、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杨拯桂，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周养浩所乘的第一辆车开得特别快，傍晚6时抵达海棠溪县。这时候，由毛人凤派专人拦路转交一封亲笔信令周养浩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本人接洽。毛人凤并已准备好了渡轮。于是，杨虎城将军一行很快就过了嘉陵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晚上10时，杨虎城将军一行的汽车向乐山县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深夜11时40分。杨虎城将军走下汽车，张小鹄即告诉杨虎城将军说，我们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总裁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台湾方面的飞机，接着杨虎城将军在张小鹄的带引下，登上33级的石阶，进入戴公祠。杨虎城将军的次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杨夫人谢葆真的骨灰箱子迈进正房的第一间房子的同时，早监视着他的刽子手杨进兴、熊国祥、刘伟佳怕杨拯中反抗。杨进兴从后边将匕首刺入杨拯中的腰部，杨拯中惨叫了两声：“爸！爸！”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刽子手们按倒在地上，一阵匕首乱刺，杨拯中即时身亡，他死时才17岁。这时准备走进另一间房的杨虎城将军听到儿子杨拯中的喊声，正想转回头看一看，但是这时刽子手陈帜伟立即用匕首刺进杨虎城将军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本能地双手捂住腹部，紧接着刽子手郭新明和曾文球向杨虎城将军的胸部、背部各刺一刀。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在地上。年仅56岁。杨虎城将军倒下后不久，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山脚下，特务们将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放下，由第三辆汽车押送的特务看管，本来毛人凤和徐远举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一起杀掉的，但由于周养浩的极力反对，周养浩认为，阎继明、张醒民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和徐远举勉强同意了周养浩的意见，所以汽车到了“戴公祠“的山脚下，特务们就秘密地将阎继明、张醒民两位副官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两位副官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虎城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蒋总裁汇报，所以要见见你们两位。汽车继续向戴公祠行驶，还有200米就要到戴公祠了，特务们命令宋绮云夫妇及两个不足10岁的小孩子下了车，跟着刽子手熊国祥、郭新明将宋绮云夫妇及两个无知的小孩带进一间警卫里，一进门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是匕首，刽子手陈炽伟、刘伟佳先用匕首把宋绮云、徐丽芳逼上梁向墙角边，在宋绮云、徐丽芳刚明白这是要杀人灭口的时候，匕首已刺进了他们的躯体。这时候，两个本来正在玩得开心的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的场面吓住了。他们立即惊慌失措地往屋外跑，这时刽子手熊国祥左手抓住宋振中（即红岩小说描写的小萝卜头），右手用匕首朝他的背部狠狠地一刺，小孩啊地惨叫一声，往前扑倒在地上，小女孩杨拯桂听到叫声立即跑回来，扑到宋振中的身上，抱着自己的小伙伴，准备将他扶起，这时刽子手郭新明从后面向杨拯桂猛刺一刀，血从孩子的身上淌下，染红了地面，就这样，两个天真烂漫的小孩被刽子手结束了他们活泼短暂的生命。
杨虎城将军和杨拯中被杀死后，刽子手们将尸体埋葬在戴公祠附近的花园花糟里，为了确保秘密。刽子手们还用镪水浇淋杨虎城和杨拯中的面部、手脚部位，并把扬虎城将军夫人谢葆真的骨灰箱子用干柴烧毁。刽子手们还将杨虎城将军出国回来时留下的美金、英镑、法郎和马克等财物瓜分一空。
宋绮云、徐丽芳以及宋振中、杨拯桂的尸体被埋在戴公祠的山脚下。这一天是正是1949年9月17日晚11时55分，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9月20日，毛人凤和徐远举分别对参与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军统特务刽子手给予奖励，并由毛人凤派专机将熊国祥、刘伟佳、陈帜伟、郭新明、雷文琼送往台湾澎湖县军统特务基地。
后来，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在蒋介石布置的渣滓洞大屠杀中，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
刽子手们的下场
至于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徐远举、少将副区长周养浩、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的下场是：
1949年11月30日，第二野战军在围剿白公馆军统特务时，杨进兴负隅顽抗，被野战军士兵打死，1950年3月18日上午8时，第二野战军清除在重庆市东面野猫溪山的小股蒋帮匪徒时将徐远举和周养浩抓获。并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监狱。1951年10月，徐远举和周养浩被转押到北京市战犯管理所关押。1973年10月10日，徐远举因胃癌病死在监狱中，终年67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1975年8月28日，周养浩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释放。经香港乘飞机回台湾与家人团聚。1980年3月10日，周养浩移居加拿大北部省维多利亚岛科林森堡。1996年8月12病死在西部怀特霍斯省罗斯里弗医院，终年86岁。
中央人民政府对杨虎城将军功绩的评价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给杨虎城将军的亲属发出唁电。指出：惊悉杨虎将军于本年9月17日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书杀害。杨将军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和幼女杨拯桂，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丽芳及小儿宋振中，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杨虎城将军由此而受到囚禁达12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虎城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势力而奋斗。大殓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党政负责同志亲临致祭，出席追悼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2500余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挽联写道：西安举义，振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
1950年1月16日，杨虎城将军的遗骸及随同死难者诸人的灵柩在嘉陵江畔磨儿石码头登上庄华轮运往汉口。25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以及武汉市党政负责人出席了送灵柩仪式。下午3时，杨虎城将军等人灵柩转运陕西。2月7日，杨虎城将军的灵柩在西安南郊杨虎城的故居——止园安葬。
中共中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主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黄炎培，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以及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下孙蔚如、李兴中、王炳南等各界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加了安葬仪式。杨虎城将军的二女儿杨拯美恭立致谢。叶剑英元帅为止园题了字：杨虎城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第三章 觅迹追踪
大陆第一宗人体藏毒案
乘警检查发现携带毒品海洛因的男青年
19786月2日晚上，广州到北京B159次列车在炎热的天气中，沿着崎岖的山间铁路在衡阳市奔驰着，列车上的旅客大多数都进入了梦乡，凌晨1时许，乘警陈盘古同往常一样开始了例行巡查，当他走到第8节车厢时，一个身穿白色的确凉衬衣、蓝色尼龙裤、宗色皮鞋，拿着黑色旅行袋的男青年进入了他的视线。职业的习惯，责任的敏感，陈盘古不得多看了男青年几眼，陈盘古很快发现，在自己目光的注视下，这个男青年显得十分紧张，明显地与一般乘客不同。当陈盘古走近那名男青年身旁时，出其不意地问道：“这个黑色旅行袋是谁的？”“黑色旅行袋是我的？”这个男青年回答道。陈盘古迅速追问：“旅行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男青年支支吾吾，“没、没、没有什么东西。”陈盘古顿觉可疑，当即要求这个男青年打开旅行袋检查，这个男青年很不情愿地将旅行袋交给乘警检查。这时，猛然间，从另一行坐位里钻出来一个男青年，他双手握着黑色的公文包，立即从陈盘古手中抢过旅行袋，并大声说：“这个黑色旅行袋是我的。”一个黑色旅行袋，出现了两个主人，陈盘古当即警觉起来，马上命令夺旅行袋的青年，立即将旅行袋交出来，并当着那两个男青年的面，清点了旅行袋的物品，查清旅行袋的真正主人。原本吵着的两个男青年眼瞪瞪地看着乘警检查。突然，6包用黄色塑料袋装着的约香烟大小的物品呈现在乘警陈盘古的面前，列车厢内的气氛随着可疑物品的露出，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手拿黑色公文包的男青年大叫一声，“这个旅行袋不是我的！”然后就往后面的车厢走去。想溜，没有那么容易！早有防备的陈盘古一把抓住拿黑色公文包的男青年，卡嚓一声将他铐上手铐。正在这时，乘警雷有巢从前面车列巡查过来，看见这般情景，两人合力将这两名男青年制服。乘警们马上开展审查，又从带黑色旅行袋的男青年身上搜出5包同样包装的可疑物品。“这是什么东西？”乘警雷有巢严肃认真地问道。面对乘警们的质问，两个男青年一口咬定，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黑色旅行袋是在广州火车站里偷来的。由于列车上的条件有限，乘警们只得将两人分开看管起来，并向衡阳市铁路公安乘警大队报告案件情况。大队长张采果要求他们将这两个青年带到衡阳市，继续审查。凌晨3时许，列车缓缓驶进了衡阳市火车站。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伏义和同事们早已等在站台上，两个犯罪嫌疑人迅速被押到乘警大队办公室审讯，可疑物品被怀疑是毒品海洛因，大队长张采果专门派人送往湖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乘警们对两个男青年分别审讯了8个小时，他们都不肯说。他们叫什么名字，那里人，从事那种职业，黑色旅行袋是谁的，这些可疑物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弄清。
嫌疑人交代乘警们顺腾摸瓜
第二天上午10时，手拿黑色公文包的男青年情绪有点波动，乘警们意识到这是突破案件的最佳时刻。在乘警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教育和政策的感染下，这个男青年终于打破了僵局。拿黑色旅行袋的男青年随着同伙的坦白交待，他也吐露了真相，交代了整个案件的过程。
原来，手拿黑色公文包的男青年叫黄熊南，拿黑色旅行袋的男青年叫王包陆。他们均为江苏省苏州市黄埭镇陆墓村农民，这次他们两人是从越南用身体内脏携带600克毒品海洛因，欲运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交货，不料中途被乘警们查获。这时，省公安厅刑侦处缉毒科鉴定也出来了。这些可疑物品是纯度极高的4号海洛因。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乘警大队领导立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张采果大队长认为，应该循线追踪，切断利用人体藏毒运输的通道。6月4日上午，衡阳市铁路公安处处长加神农听取了张采果大队长的汇报。当即批示，此案要尽快查清，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于是，乘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制定侦破案件方案，组织人员跟踪伏击等多种侦查手段，多管齐下。当晚，专案小组在张采果大队长的带领前往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省城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张采果大队长顾不上路途的辛苦，凌晨3时敲响了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大门。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好后，悄悄地住进了中山路金陵饭店404房，这里很快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案件的侦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犯罪嫌疑人黄熊南随即与接货人取得了联系，接货人告诉黄熊南等交货时间。张采果大队长布置好乘警们伏击、跟踪和监视的地点，接货人可能出现的地方，我方捉拿他们的时机都作了具体安排。
合力将贩毒分子抓获
6月6日凌晨5时，前来交易的接货人突然来电话说，交易的时间定在晚上10时，交货的地点定在秦淮河的江华门。张采果大队长立即指派乘警陶德晓化装成贩毒人和黄熊南一起前往交易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江华门前的童卫路人来人往，乘警们紧紧盯住来往的可疑人员，终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黄熊南的面前，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身走开了，又过了10分钟，这个年轻人又带了一个年约50岁左右的肥佬来到交易地点，要黄熊南跟着他们走。走到一个小巷子，按事先商定的方案，由化装成贩毒的乘警陶德晓提出，我们人生地不熟，怕有意外，只能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货。
肥佬看看四周，并觉得没有可疑，冷冷地问道：“你们带货来了吗？”乘警陶德晓用手指着自己的公文包，点点头。然后问道，“你们的钱带来了吗？”肥佬从塑料袋里拿出4捆10元面额的人民币，认真地说：“钱都在这里，你们点点吧！”乘警陶德晓见时机已到，接过4捆现钞往公文包一放，立即抓住这个年轻人。突然，年轻人奋力反抗，争脱了陶德晓的双手，拼命地往中和桥路方向跑。其他在外围伏击监视的乘警一齐冲上来，合力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制服。张采果大队长迅速把两人带上汽车上审查。经他们交代，年轻人叫陈尧说，23岁，无业游民，肥佬叫刘得舜，52岁，个体运输老板。
在附近监视的乘警黄帝国、刘地盘发现三名可疑人员，好象在交货毒品的样子，他们马上扑上去将这三名嫌疑人抓获，当场在他们身上搜出毒品海洛因1000克，毒资10000元。经审查得知，三人是另一条运输毒品线的接运人，他们分别叫刘里朋、陈都好、郭师州都是湖南省郴州市人。
艰难危险的贩毒之路
在我国体内藏毒案件比较罕见，它对藏毒者身心健康就有极大的伤害。一些毒贩分子为了利益，不顾藏毒者的身体安全，要求藏毒者拼命往体内塞。黄熊南、王包陆、刘里朋、陈都好就是体内藏毒者的缩影。衡阳市铁路公安处破获的体内藏毒案，是中国大陆发现的第一宗。
1978年3月初，做个体生意亏本的黄熊南正愁无处捞钱，一个在越南混过的老乡东少雄邀约他一起到越南运毒发大财，并要求他一起去熟悉路线。
5月25日，经过反复考虑，熟悉了运输毒品路线的黄熊南决定冒险走一趟，为了路上有个人照顾，他又找到同村的王包陆，并帮他借了300元路费，一起踏上了不归之路。经过几次转车，两人风风尘尘地来到广西东兴边境线，他们连夜翻山越过北仑河，进入越南边境在先安屯。黄熊南和上次见过面的毒贩“野猫”接上了头，“野猫”安排他们住了一天后，就派手下拿来用避孕套装好的中指大小的高纯度4号海洛因，叫他们吞下，能吞多少算多少，吞得越多越好。
这时，不明真相的王包陆偷偷问黄熊南：“要我们吞的是啥东西呀？”黄熊南贪婪地用饮料吞服着海洛因，一边责怪王包陆，“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反正你吞得越多钱就越多。”王包陆看见旁边凶神恶煞、满面黄肉，腰间别着黑星手枪的毒贩，终于明白了一切，他想既然走到了这一地步，只能豁出去搏一搏了。就这样，黄熊南吞了30包，约300克。王包陆吞了33包，约320克。毒贩给了他们的路费，交代好指定的路线，并留下了联系的电话号码，并声称，毒品送到目的地，一定有重重酬谢。交代完后，毒贩把他们从鸿基市芒街屯通过越南边境的北仑河进入广西的东兴、黄熊南、王包陆就消失在茫茫的山林中，黄熊南和王包陆趁着黑夜翻山越岭，经过4个多小时，两人的肚子开始涨痛，王包陆害怕地问道，“我们会不会丢掉命呀？”黄熊南安慰着说，“忍一忍，没有事的，很多人都这样干，他们一样平安无事。”
两人按毒贩指定的路线在广西省内晃了一大圈，路上，肚子实在受不了啦！纷纷将肚子里的毒品拉出来。刚开始，怕在路上警察查获，他们把拉出来的毒品用干净水洗一洗再强吞进去。如此折腾了好几次后，两人终于受不了这种痛苦和煎熬，决定冒险将毒品重新包装，装在裤袋和黑色旅行袋内，狡猾的黄熊南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偷偷地将自己带的30颗4号海洛因藏进了王包陆的黑色旅行袋内，他提着买来的黑色公文包悠悠自得地做着发财的美梦。
刘里朋、陈都好和黄熊南他们一样，吞下了50颗毒品4号海洛因，前往南京淮河边的江华门前交货，本来交易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有6颗毒品4号海洛因在体内没有排出，贪婪的接货人郭师州竟然不让他们离开，还买来泻药让他们吃下，就在接货人和运货人争执时，引起了乘警们的注意，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法网。
6月10日，7名贩毒分子被押回湖南省衡阳市，当天下午他们被铁路警方刑事拘留。刘里朋和陈都好体内的6颗毒品4号海洛因也被带进了看守所，虽然警方采取多种医疗措施，毒品在体内还没有排出。刘里朋和陈都好整天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这肚内的毒品会成为定时炸弹，结束自己的一生。果然，由于毒品海洛因在体内破裂，24小时后，刘里朋和陈都好死在看守所。
黄熊南等人后悔万分，流着眼泪，边哭边喊地对乘警们说：“这些日子虽然很短暂，但我们仿佛穿越了整个世界，好像死过返生的样子。这条贩毒的路千万不能再走了，不然的话，迟早会断送自己的性命。”
黄熊南等人虽然要受法律的严惩，但他们的经历告诉人们，那些想利用人体贩毒发财的不法之徒，最终没有好下场的。
网络诈骗第一案侦破纪实
听听声音会有什么危险吗？结论是肯定的——有危险。郭先生准备买车的89万余元巨款，被网络上的耳朵“听”走了。日前，香坊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将利用网络诈骗的团伙一网打尽。这个真实的案例再次提醒人们，一定要警惕来自网络的陷阱——
网络购车近九十万巨款被骗走
为了表示诚信交易，让对方在电话里听一听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什么不妥吗？郭先生没有料到，就是这简单的一听，银行卡里的89万余元巨款，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去报案的路上，郭先生依旧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让他的感觉像是在做梦。
2009年11月中旬，郭先生想要购买一台新车。浏览某著名交易网站时，不时蹦出的网络连接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网站宣称，他们那里出卖各种新款路虎。郭先生想买一款红色的路虎，对方的网站上恰好有红色路虎的图片。按照网上留下的电话，郭先生试探着联系对方。对方自称名叫赵文东，有新款路虎揽月准备出手。视频聊天时，对方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带着工牌儿，一看是正规的销售人员。经过电话与网上近十天的讨价还价，市场上的价格在160万元左右的路虎，以88万元的价格成交。双方约定，将车开到哈尔滨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车。
赵文东提出，最好是网上交易。赵文东建议，双方各办一张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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