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全鉴(典藏诵读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战国）墨翟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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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全鉴(典藏诵读版)试读：

前言

综观墨子一生的活动，可以发现其精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亲信弟子达数百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史料，收集其言论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并流传于世。《墨子》一书，原有71篇，现存53篇。《墨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军事等，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墨子》一书，由于年代久远、传抄错漏等原因，早已残缺不全。今本《墨子》为汉代刘向所校定，收录于《别录》中，刘歆的《七略》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均据此收录。晋惠帝时，鲁胜曾作《墨辩注》，可惜早已失传，现仅存其《叙》。清代以前以明嘉靖唐尧臣刻本为善本。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墨子》研究兴起，陆续涌现出许多注释或阐发墨学的著作，有清毕玩的《墨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閒诂》，近人吴毓江的《墨子校注》、梁启超的《墨子学案》、陈柱的《墨学十论》、方授楚的《墨学源流》等间世。《墨子全鉴》典藏版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加以精校精注精解。本书为《墨子全鉴》的典藏诵读版。本书将纸质图书和配乐诵读音频完美结合，以二维码的方式在内文和封面等相应位置呈现，读者扫一扫即可欣赏、诵读经典片段。诵读音频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业播音员，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播音系教师构成的实力精英回队录制完成，朗读中融进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声音感染力极强。衷心希望本书能成为您全方位感受和理解《墨子》这部传世名作的良师益友。编译者2018年8月  第一章 亲士——用贤亲士，才能成就霸业，治理好国家【原文】[1][2]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3]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4]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注释】

[1]入国：“入”疑为“乂”之形误，乂国即治国。

[2]士：贤士，指人才。

[3]抑：压抑，忍耐。

[4]内：当作“退”，指不得志。【译文】

治理国家如果不能优待贤士，那么国家就会灭亡。如果发现贤士而不立刻予以任用，那么贤能的人就会怠慢他们的君主。没有比任用贤士更为紧迫的事情了，因为如果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国君讨论国事。怠慢贤士、弃用贤士而又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事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而最终匡正天下；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于诸侯；越王勾践遭受过吴王的羞辱，最终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一代贤君。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而名扬天下，都是因为他们能忍辱负重。最成功的人是从不失败，其次是失败以后再想办法获得成功，这才叫善于用人。

我曾听说：“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所，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我不是没有丰厚的财富，而是自己有着无法满足的内心。”所以君子总是能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君子在前途顺利时要不改变他的志向，在不得意时就要仔细分析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一个人即使杂处于平凡人之中，也始终没有怨恨之心，这样的人就是有自信的人。所以说，一个人凡事如果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从来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避免他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原文】[1][2][3]

是故偪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4][5]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6]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7][8][9]，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注释】

[1]偪臣：“偪”同“嬖”，倖臣。

[2]弗：通“拂”，反对，矫正过失。

[3]詻（luó）詻：同“谔谔”直言，争辩。

[4]延延：纷纷。

[5]支苟：疑为“交苛”二字形误，指互相责难。

[6]错：同“厝”，磨刀石。

[7]殪（yì）：死。

[8]孟贲（bēn）：战国时期卫国人，是古代著名的武士，因为举鼎而获罪被诛九族。

[9]沈：通“沉”。【译文】

所以倖臣会损害到君主，谗佞之辈会有害于主上。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子，上级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讨论议事的人要敢于表达不同的观点，互相责难的人要敢于坚持己见，只有这样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全国家。如果臣子只以爵禄为重而不敢直言进谏，心腹大臣也都缄默不言，那些关系不好的大臣只是暗自感叹，那么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如果身边全是谄谀奉承之人，正确的建议就会被他们阻拦，那样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天下贤士，结果丧身亡国。所以说，与其赠送国宝，不如推举贤人、举荐能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为尖锐，那么这一把一定会最先被折断。有五把刀，其中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定最先被损坏。所以甘甜的水井最易干枯，挺拔的树木最易被砍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灼烧用于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来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刚强正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恃武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长得太美；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功劳太大。可见，这些人很少有不是死于他们的过人之处的。所以说：太兴盛了就难以保全。【原文】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不之源也；

[1]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2][3][4][5]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6]者速涸，逝浅者速竭，硗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注释】

[1]镒：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

[2]昭昭：明亮，光明。

[3]潦（liáo）潦：雨大水流貌。

[4]燎燎：形容火势大。

[5]尧尧：道德高尚的样子。

[6]硗埆（qiāoquè）：土地坚硬而瘠薄。【译文】

因此，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会喜欢无功之臣；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无用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工作却占据那一位置的，就不是该居于此位的人；凡是不胜任其爵位却享受这一俸禄的，就不是该享用这些俸禄的人。良弓难以拉开，但能够射得高射得深；良马难以驾驭，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人才难以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就因为不嫌弃小的溪流灌注它里面，才能让自己变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成为盖世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并不是只有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白狐裘，也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采集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一统天下的君主该有的做法。

所以大地不以一点光线为光明，大水不以阴雨绵绵为盛大，大火不以火势猛烈为炎热，君王不以自己德行高尚而自大，才能成为千万人的首领。如果心像箭一样直，像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包容万物了。所以狭窄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硬贫瘠的土地不长五谷。如果君主的深恩厚泽只限于宫廷之内，就不能遍及全国。【解析】“亲士”，是《墨子》的第一篇。本篇的主题为用贤亲士，讲的是只有亲近和任用贤良的人，才能成就霸业，治理好国家。作者以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贤君与桀、纣等昏君对待贤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例，说明能否亲士用贤，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在墨子看来，任用贤人就要宽容地对待他们，允许他们直言进谏，绝不能因为他们说了逆耳的忠言而怪罪，只有这样才能广开言路，否则就会偏听偏信，受小人蒙蔽，最终招致杀身亡国的灾祸。

墨子在开篇说，如果不亲近贤士、与贤士共治天下，那么就不能保存邦国。作者认为晋文公、齐桓公、越王勾践在危难中仍然能得到贤士的帮助，这是达到了用贤的高境界。首先，墨子通过“严于律己，面对困难”的道理，告诉君王要防止“权臣、拍马”两类恶臣可能造成恶劣的后果，就必须任用贤士，让贤士指出君王的错误和明察臣子的违规。其次，墨子指出“自任其事”是危险的，君王不能出错，所以必须任用贤能去处理政务。再次，墨子指出，贤能的人虽然不好驾驭，但却能真正帮助君王，君王应该做到大度有容，放手让贤士去做事，如此则能获得“能大”的效果。最后，墨子批评“亲亲”违背“亲士”的道理，认为“亲亲”不能润泽天下。

文中以晋文公、齐桓公、越王勾践为例，说明一时亡国之辱并不可怕，只要能发现并任用国中的贤能之人，就一定能忍辱负重，重新建立霸业。相反地，即使建立了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现和使用贤人，那么这个国家也是不会长久的。

为了强调贤士的重要性，作者甚至认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也就是将贤士提到了至高的、最可宝贵的地位。所以，即使“良才难令”，也一定要想方设法招纳各种人才为己所用，从而实现民安国强。  第二章 修身——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君子必须以品德修养为重【原文】[1]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2]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3]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4]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5][6]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7]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注释】

[1]陈：通“阵”指作战陈形。

[2]末：根本。

[3]暗：不明事理。

[4]谮慝（zèntè）：恶意的诽谤。谮：说别人的坏话，诬陷。慝：奸邪，邪恶。

[5]批扞（hàn）：抨击。

[6]孩：为“刻”之误，残酷、残暴。

[7]设壮：疑作“饰壮”，品行端正。【译文】

君子作战时虽然要排兵布阵，但勇敢才是最根本的；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哀伤才是最根本的；士人虽有才学，但德行才是最根本的。因此，根基不牢的，就不要奢望枝叶繁盛；身边的人都不能亲近，就不要奢望能招徕远方的人才；连亲戚都不能使之归附的，就不要奢望能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奢望能从事多种事业；对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不必奢望做到见闻广博。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的人，招徕远方的贤人。君子能明察左右的人，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这样别人的怨言就减少了，而自己的品德也得到了修养。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喜欢诋毁别人的人，他们也就无从入手了。

所以，君子本身的能力会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会一天比一天远大，品行会一天比一天端正。【原文】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1]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2][3]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4]，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注释】

[1]无：发语词，无实义。

[2]驯：通“训”，教导，教诲，雅言。

[3]支：通“肢”。

[4]隳（huī）颠：秃顶。隳：毁坏。颠：通“巅”，指头顶。【译文】

君子要能够做到以下几点：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好义，对生者表示出仁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能是虚情假意的，而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都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都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都是无上的雅言。能够让这些畅达于四肢，接触于肌肤，直到白发掉光之时仍不肯舍弃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原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1][2]友；守道不笃，徧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3]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4]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5][6]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7]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注释】

[1]徧：通“遍”。

[2]辩：通“辨”，辨明。

[3]耗：损坏。

[4]伐：夸耀。

[5]彼：借为“非”。

[6]情：应为“惰”。

[7]戴：通“载”。【译文】

意志不坚定的人，其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人，其行动一定不会有结果。有钱而不肯分给他人的人，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人，不值得和他交往。根基不牢固的人，必然危及枝节。光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人，最终必然会失败。源头混浊的河水必然不清澈，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名声不会无故产生，名誉也不会自己增长。建立了功业，名声也就有了。名誉不可虚假，必须要向自身寻求。只会说好听的话却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的，再劳苦也不可取。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自我炫耀，因此才能名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终于富有道理，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如果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再加上自身又懒惰，那就会背离正道而行了。善如果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持久，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是不会轻易形成的，声誉不会因投机取巧而树立，君子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的人。以利为重，忽视名节，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解析】

本篇主要讨论品行修养与君子人格问题，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君子必须以品德修养为重。

作者先以作战、守丧与学习为例，说明其根本不在于阵列、礼节与才学，而分别在于勇气、哀伤与德行。作者总结先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主要在于能够“察迩来远”，也就是明察左右的人，招徕远方的君子贤人，让他们互相影响，共同为国效力。

作者认为，“君子之道”应包括“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及明察是非、讲究信用、注重实际等方面的内容。作者指出对这四者都能很好实践的唯有圣人，所以，他提出了“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等切实可行的修身标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立虚名，成为真正扬名天下的高贤大士。  第三章 所染——影响的好坏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原文】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1]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2]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

[3]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4]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榖。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5]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注释】

[1]染：受到影响。

[2]仲虺（huǐ）：商汤时的大臣，曾担任左相。

[3]王（wàng）：称王。

[4]推哆（chǐ）：夏桀时的大臣。

[5]僇（lù）：通“戮”，杀戮。【译文】

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丝用青颜料染就变成青色，用黄颜料染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把五种颜色的染料都放进去，就成五色丝了。所以染色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君也有所“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感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感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感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感染。这四位君王因为受到的感染是得当的，所以能称王于天下，被拥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举这四位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熏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熏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熏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榖所熏染。这四位君王因为受到的熏染是不当的，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提起这四位君王。【原文】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1]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2][3]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4]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注释】

[1]阖闾（hélǘ）：春秋时吴国国君。

[2]王孙雒（luó）：吴王夫差的大臣。

[3]太宰嚭（pǐ）：原为晋国公族，本名伯嚭，后为吴王夫差的大臣。

[4]绝无后类：断子绝孙。【译文】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感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感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所感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感染，越王勾践被范蠡、文种所感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受到的感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感染，中行寅被藉秦、高强所感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太宰嚭所感染，智伯摇被智国、张武所感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感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感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受到的感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要列举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提起这六位君王。【原文】[1]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2]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3]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4]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注释】

[1]性：等同“于”。

[2]佚：通“逸”，轻松。

[3]创作：滋事。比周：结党营私。

[4]堪：当为“湛”，浸染。【译文】

大凡国君之所以能够保持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行事合理源于所受到的感染要恰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轻松地处理政务。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却更危险，自己受到的屈辱也更多。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正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感染不恰当。

不仅国君会受到感染，士人也会受到感染。如果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会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显著，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如果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喜欢骄傲炫耀，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会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刁等人即属此类。《诗经》上说：“必须谨慎地选好染料，必须谨慎地对待浸染”，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解析】

本篇以染丝为喻，说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即所谓“近朱赤，近墨黑”的道理，以此引出“染不可不慎”，说明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正确选择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以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然后，以舜、禹、汤、武王染于各贤士忠臣而国治，而桀、纣、幽、厉染于小人奸佞而国亡为例，另有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以及范吉射、中行寅、夫差、智伯摇、中山尚、宋康等人的例子，说明“国亦有染”。下文又论“士亦有染”，反复论证，极言“必谨所堪”的道理。

全文以正论反论相结合，详细说明影响的好坏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国君对此必须谨慎。全文结构周密，说服力极强。  第四章 法仪——天下人做所有的事情都有必须遵循的法则【原文】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1]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2][3]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4]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注释】

[1]县：即“悬”的本字。

[2]中：符合。

[3]放：通“仿”，仿效。

[4]辩：通“辨”，明辨。【译文】

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没有法度而能把事情做好的，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士人做了将相，他也必须遵循法度。即使从事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要遵循法度。工匠们用矩来画方形，用规来画圆形，用绳墨来画直线，用水平器衡定平面，用悬锤定好偏正。不论是能工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度。能工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达不到这种水平，但模仿着去做，还是要超过自身原来的水平。所以当工匠们工作时，都有法度可循。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度可依，这是还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啊！【原文】[1]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2]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注释】

[1]奚：何，什么。

[2]不德：不自以为有功。【译文】

既然这样，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度才合适呢？假如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度会怎样呢？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有仁义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度，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作为法度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度会怎样呢？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有仁义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度，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作为法度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度会怎样呢？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有仁义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度，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作为法度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这三种人，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度。

既然这样，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度才合适呢？所以最好是以天为法度。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芒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度。既然以天为法度，行动做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不做。【原文】

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1]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2][3]以莫不犓羊，豢犬猪，絜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4]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5]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注释】

[1]贼：残害。

[2]犓（chú）：同“刍”，喂养。

[3]絜：通“洁”。醴（lǐ）：甜酒。粢（zī）：古代供祭祀用的谷物。

[4]邪：通“也”。

[5]诟：骂。【译文】

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们互爱互惠，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互爱互惠，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兼爱一切人、给所有人以利益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兼爱一切人、给所有人以利益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食物。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干干净净地准备好酒食和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表明上天拥有人类和供给人们食物吗？天既然拥有人类和供给人们食物，又怎能说天不希望人们互爱互惠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的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们互爱互惠，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爱护天下百姓，带领他们崇敬上天、敬奉鬼神。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所以上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侍奉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厌恶、憎恨天下的百姓，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上天降祸于他们，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国家，死了以后还要被戮尸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即是这类人；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即是这类人。可见，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解析】

所谓法仪，就是法规准则。作者认为，天下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情都有必须遵循的法则，将相百工都不例外。如果没有法则，就会一事无成，而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国家就更会无法可依。接着墨子进一步说明，天子、诸侯治理国家必须以天为法，以天意为归，因此要“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也就是“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所谓天意，其实就是墨家学派所主张的“兼爱兼利”原则。文中以古代圣王和暴君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指出“爱人利人”即可得福，“恶人贼人”必然招祸。

通过逐一论证，墨子认为父母、学者和国君都不足以作为“法”，可以为“法”的只有天，这也是墨子的一个核心思想。作者通过上天对人的一视同仁，平等地给予他们食物，所有人也都为上天准备酒食祭品，因此天下人都要遵循上天的意志，实行“兼爱”之道。在墨子看来，禹、汤、文、武正是这样的典范，而桀、纣、幽、厉则是兼恶而失天下、需要引以为戒的反面例子。  第五章 七患——仓之备粟、库之备兵、城之备全、心之备虑乃国之必“备”【原文】[1]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2]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

[3]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4]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注释】

[1]治：修建。

[2]边：“敌”字之误。

[3]佼：通“交”，结交。

[4]当：存在。【译文】

墨子说：国家存在七种祸患。是哪七种祸患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以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用尽百姓的力量去做无用的事情，财宝全部用来款待宾客，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朋友，国君修订法律以惩治臣下，臣下因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圣明而有智慧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定强盛而不做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却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诚，而忠诚的人却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储存的粮食不够吃，大臣不足以委以重任，赏赐不能使人高兴，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国家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当守城时若存在这七种祸患，敌人到来则国都必陷。这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将大祸临头。【原文】[1]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2]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3]

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4][5]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6][7]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

[8]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注释】

[1]仰：依赖，依靠。

[2]馈：通“匮”，缺乏。

[3]馑：饥荒。

[4]彻：减少。

[5]县：通“悬”，指悬挂的乐器。

[6]雍：当作“饔”，指饭菜。

[7]骖騑（cānfēi）：指拉车时两边的马。

[8]涂：通“途”。芸：除草，此处指修整。【译文】

五谷是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也是国君得以供养的东西。所以，如果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五谷，国君也就没有供养；百姓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享用各种美味。若不能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情享用。一谷无收叫作馑，二谷无收叫作旱，三谷不收叫作凶，四谷不收叫作匮，五谷不收叫作饥。

遇到荒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就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遇到旱年，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遇到凶年，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遇到匮年，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遇到饥年，则要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如果遇到凶饥，国君就要撤掉鼎食，大夫不能听音乐，读书人不能上学而要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作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不能用丰盛的饭菜来款待，驷马要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整，马不以粮食喂养，婢妾不穿丝绸衣服，这都表明国家的用费已经严重不足了。【原文】[1][2]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3]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

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4]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5]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注释】

[1]队：通“坠”。

[2]道：当为“导”，引导，营救。

[3]疾：当作“寡”，少。

[4]离：通“罹”，遭受。

[5]卒：通“猝”，指突发事件。【译文】

现在假如有个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打水，不慎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他的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凶年，百姓挨饿，路上甚至有饿死的人，这种情况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怎么能毫无觉察呢？所以，当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当年成不好的时候，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从事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所以说：财用不足时就要注重农时，粮食不足时就要注意节约。

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创造财富，打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了。所以即使是上古的圣明君王，也不能保证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永不发生啊！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的百姓，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并且自己十分注重节俭。《夏书》上说：“禹在位时有七年水灾。”《殷书》上说：“汤在位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用起来却很节俭。所以，如果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如果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出于正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之人；内外城池若不完备，就不可能自我保全；若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发事件。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该轻易外出一样。【原文】[1]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2]；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3]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注释】

[1]放：流放。

[2]奇怪：指奇珍异宝。

[3]单：通“殚”，竭尽。【译文】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的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保障，这三者都是一个国家所必备的。

所以说，把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奇珍异宝；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制作厚重的棺椁，置办很多衣服；

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国库内的财宝也已耗尽，上面的君主仍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就会不堪其苦。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百姓一遭饥荒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准备的罪过。再说，粮食在圣人眼中也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周书》上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国家；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这就是国家的根本储备。【解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给国家造成危难的七种祸患，然后指出国家防治祸患的根本在于增加生产和节省财用，并对当时统治者竭尽民力和府库之财以追求享乐生活的做法提出了严正警告。

全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详细讲述了造成国家灾难的七种祸患，即边境不守、邻国不和、滥用民力、君主专断、臣子不忠、赏罚不明、国库空虚，认为主要有这七种情况存在，则国家面临危亡威胁，故将其称为“七患”。第二部分则具体论述了应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这七种祸患，也就是要加强生产、节约用度，分析了年岁饥馑、用度不足的种种表现，同时建议国君和士大夫也应有相应的措施来解救百姓的灾难，这样才能保全国家。反之，便如桀、纣一般，虽有富贵但不做准备，奢侈无度，刻薄百姓，结果只会招来杀身亡国之祸。

此外，本问还论述了“库之备兵、城之备全、心之备虑”在防患上的重要作用，加上前文论述的“仓之备粟”，四者共同构成了国之必“备”。  第六章 辞过——只有节制各自的欲望，才能使国家因“节俭”而昌盛【原文】[1]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2]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3]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4]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5]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6]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注释】

[1]陵阜：山丘。

[2]谨：通“仅”。

[3]役：上当有“以其常”三字。

[4]正：通“征”。

[5]辟：通“癖”，癖好。

[6]法象：效法模仿。【译文】

墨子说：古代的百姓在还不知道建造宫室之时，靠近山陵居住，或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损害人体，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营造宫室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免潮湿，四面的墙壁足以抵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是劳民伤财而不能带来更多好处的事情，是不会做的。按照常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百姓就虽劳苦但不至于伤害到根本；按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有所耗费但不至于困苦。因为百姓所困苦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和享乐；开始创制衣服、腰带、鞋子，只为便利身体，而不是为了特殊的癖好。所以，圣王自身很节俭，并且以此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

而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台榭曲折回转的景观，讲究色彩和雕刻的装饰。君王如此营造宫室，身边的人也都效仿这种做法，因此国家的钱财就不足以应付凶年饥馑、振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百姓也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能不注重节俭。【原文】[1]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2]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3]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4]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5]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6]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注释】

[1]茭：草绳。

[2]棞（kǔn）：当为“稇”，编织。

[3]絺绤（chīxì）：细葛布和粗葛布。

[4]凊（qìng）：清凉，凉爽。

[5]煗（nuǎn）：同“暖”。

[6]单：通“殚”，竭尽。【译文】

古代的百姓在还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系着草绳，冬天既不轻便又不暖和，夏天既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所以开始教女子生产丝麻、纺织布匹，用它们制作人们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衣服，只求其轻便而暖和；夏天穿葛制的衣服，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让老百姓觉得好看。此时，坚车良马没有人认为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君主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的衣食财用，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道理，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兵甲武器不损坏，士民百姓不劳苦，足以征伐不顺服的国家。所以可以称霸天下。

而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采华丽的衣服，拿黄金做成衣带钩，拿珠玉做成佩饰，让女工刺绣文采，让男工装饰雕刻，以此作为自己的衣服。这并非真的是为了更加暖和，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做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图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还希望国家不发生混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那么制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原文】[1]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2]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3]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4][5]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衺。奸衺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注释】

[1]素：当为“索”，索取，寻找。

[2]刍豢：指家畜家禽。

[3]饰饐（yì）：指食物变坏变味。

[4]衺（xié）：邪恶。

[5]深：深重，严厉。【译文】

古代的百姓在还不知道制作饮食时，为了寻找食物而分居各地，所以圣人教导男子耕耘种植，来作为百姓的食物。这些食物以供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我节俭，因而百姓富足，国家安定。而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要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几十种菜，面前摆放的食物达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都够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挨冻受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制。

古代的百姓在还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制造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得少，而好处很多，所以百姓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推行，民众不用劳苦而上面财用充足，所以百姓都来归顺他。而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却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便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采，在舟上加以雕刻。让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采，所以百姓受冻；让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百姓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都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做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苛重。刑罚一苛重，国家就会混乱。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能不节制。【原文】[1]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也。[2]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3]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注释】

[1]回：旋转，轮回。

[2]蓄私：蓄养妾媵。

[3]拘女：指宫女。【译文】

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万物之禀性，阴阳的调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最伟大的圣人也不能更改。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圣人传下的书记载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天地间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改。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侍妾，但却不因此损害他们的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被强留的宫女，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宫内没有被强留的宫女，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口众多。现在的国君蓄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也有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被留在宫中而没有丈夫。男女错失婚嫁的时机，所以人口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口增多而厌恶人少，蓄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以上所说的五个方面，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放纵的。节俭的就昌盛，奢侈放纵的就灭亡，在这五个方面上不可不节制。男女婚嫁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调雨顺，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舒适。【解析】

本篇主要通过对统治者为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的古今对照，批判当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篇题所谓辞过，即要求时君改正这五个方面的过失。

作者从为宫室、城郭、衣服、饮食、舟船和蓄私六个方面来说明财力必须使用有度，应有所节制。作者也并不是全盘反对做这些事情，只是认为如果君王追求奢华享受，那么远近之臣就会争相效仿，这样必将使百姓的负担加重，生活更加窘迫。所以墨子认为，在百姓生活还不能完全得到保障的当时，君主和士大夫应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使国家因节俭而昌盛，否则必将引起百姓的不满和反抗，从而使国家陷入混乱，严重的还会导致社稷不保，因此对此不能不有所节制。

通观全篇内容，此篇虽以《辞过》为名，但全篇所说的都是为宫室、城郭、衣服、饮食、舟船和蓄私均要注意节制，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与《节用》上篇、中篇内容十分相近，因而主张将此篇视为《节用》的下篇，读者可以据此加以理解。  第七章 三辩——追求音乐越繁复，治理天下的功绩就越少【原文】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1]，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2]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3]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注释】

[1]听治：处理政务。

[2]聆：通“瓴”，一种形如瓶子的容器。

[3]税：通“脱”，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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