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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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试读：

唐玄宗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阅兵。

阅兵式庄严而隆重。二十万受阅部队在骊山脚下沿着河流摆开阵势，旌旗相连长达五十多里。他们的金戈和铁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的军容威武雄壮。二十九岁的皇帝甚至身着戎装擂起战鼓，亲自[1]指挥了军队的进退出入。

三军将士山呼万岁。

随后，玄宗发布了嘉奖令。陛下不无忧虑地指出，帝国的状况不容乐观，就像快要坠落的珠串。因此他希望，全体官兵能够同心同德，令行禁止，以忠贞不渝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实力，誓死捍卫大唐的江[2]山社稷。

很难说这些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玄宗正式接管政权之时，大唐立国已近百年。这对于经历了四个世纪分裂动荡的中华大地堪称幸运，何况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还号称贞观之治，他本人也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之后半个世纪的高宗和武后时代，帝国仍然兴旺发达歌舞升平。尽管武则天称帝前后也曾乌云蔽日，但那黑暗是李唐皇室和部分官员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甚至不是庶族地主阶级的。相反，由于武则天清除了关陇勋贵的势力，也由于她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贫寒之士反倒有了出头之日。唯其如此，帝国的大厦才不会因为她的血洗和屠戮而坍塌。

实际上武则天是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更是它的守陵人甚至建设者。正如诸位在《女皇武则天》中读到的，唐太宗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长孙无忌等人撺掇下，选择了能力最弱的李治为接班人。在他看来，这样就能避免因祸起萧墙而导致帝国分裂，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一世英名也能得以保全。

可惜英明的太宗皇帝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能力掘墓的人往往也守不住陵。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治不但将帝国拱手相让，而且还是让给了一个女人。

这才真是天大的玩笑。

幸运的是，这个女人偏偏具有治国的能力。在她与高宗共同执政和独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武则天保证了帝国长期和持久的统一，并让它充满活力。就连改朝换代，较之以前的宋、齐、梁、陈、北周和隋，也是代价最小的。

更何况，她还把帝国交还给了李唐。

可惜，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武后的高宗政权是什么样，更无法设想李弘或李贤的王朝。因为没有武则天就没有李弘和李贤，哪怕李贤是私生子。但似乎可以肯定，她至少没有把国家弄得更糟，尽管鼓励告密、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对世道人心无疑有着破[3]坏作用。

那么，玄宗皇帝的危机感从何而来？

短暂而混乱的中宗和睿宗时期。无字碑位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武则天所立。有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此碑，有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的意思。

这是一段空洞无物和令人沮丧的岁月。当一群官员成功地将女皇武则天赶下台后，才突然发现她留下的空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填补，自己反倒在她的有生之年被夺权，后来又被彻底消灭。女皇交出的政权，则落入一伙既无德又无能的人手中，包括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唐中宗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女皇政敌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如此奇怪的联盟，当然只会胡作非为。这就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创造历史的机会，而他原本是与皇位无缘的。因为他的父亲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中宗李显的弟弟，他自己则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实在与九五之尊远隔重洋。这位王子后来能够成为大唐第六任皇帝，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仅仅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政变。

当然，也要拜韦皇后的愚蠢所赐。

韦皇后的愚蠢在于太想当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太想当皇太女。她们甚至等不到中宗寿终正寝，就提前把他送进了鬼门关。此案虽然扑朔迷离，韦皇后一伙不得人心则大约是实，因此毫无悬念地便被李隆基就地正法。

当时，李隆基才二十六岁，还很不起眼。

政变得到了太平公主的帮助，甚至干脆被认为就是武则天的这个小女儿所策划。因为事情进行得易如反掌，背后肯定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持。这两样东西李隆基都不多，太平公主却应有尽有。她在女皇的时代就很活跃，中宗即位之时又加封了“镇国”的头衔。唯其如此，事成之后她才会走到台前，蛮横傲慢地完成了把李旦变成皇帝的杰

[4]作。

总之，太平公主认为现在轮到她大显身手。尽管当时她只能将李旦推上皇位，甚至无法阻止李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但她并不认为帝国就是那父子俩的。她的身上既然流着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帝的血，小哥哥睿宗李旦又是那样地与世无争，那么，平治天下，她当仁不让。

一心向往曾祖父“贞观之治”的太子和皇帝李隆基，也只好跟他那坚持则天路线的姑姑斗法。结果则一如我们在《女皇武则天》中所述，失败的太平公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一个时代。从此以后，直到晚清，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到中华帝国的政局。

获胜的唐玄宗却感到了危机。他清楚地记得，成败只有一天之差。如果不是由于得到线人通报，抢先一步在七月三日动手，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怕就是自己，大唐也弄不好会再出现一位女皇帝，尽管她姓李。

教训啊！

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必须集权，尤其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太平公主之所以比韦皇后一伙更难对付，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只知道买官卖官，手下尽是无能之辈；前者却不但控制了文官，而且收买了军队。

当时的形势确实严峻。政事堂会议成员七名，四个是太平公主的人；宫廷警卫部队四军，也有两军效忠公主。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则掌握在退居二线的太上皇手里。太平公主正是靠着这位和事佬哥哥，[5]一手遮住半边天的。

显然，这其实是三个人的博弈，睿宗李旦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或糊涂。他一生三让天下：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每次都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精打细算。当然，是为自己。

这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应该视为上天神秘的警示。太平公主便让人放出风来，声称还发现象征皇帝和太子的星辰也都有异变。言外之意很明显：只有废黜太子，皇帝才是安全的。

可惜公主机关算尽，却没有哥哥聪明。睿宗干脆宣布辞去皇位，那可就一了百了，彻底安全。他甚至对闻讯赶来匍匐在地的皇太子李隆基把话挑明：让位是为了避灾。你如果真是孝子，何必一定要等朕[6]死以后再即位？

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就连他保留帝国的最高仲裁权，也表面上是太平公主的阴谋诡计，实际上是睿宗皇帝的如意算盘。大事拍板，小事不管，这个太上皇当得游刃有余。可怜的儿皇帝却连自称朕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李旦的打工仔和挡箭牌。

看来，李隆基其实应该感谢太平公主的步步紧逼，否则他真是无法将自己变成帝国真正的当家人。尽管之前太上皇和他的关系很像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唐却不是公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稳定就要集权，而且必须集中在皇帝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家分红。

难怪唐玄宗在接管政权之后三个月就要阅兵了。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新时代已经开始。

因此他也要杀人，或假装要杀。

[1]见《唐会要》卷二十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

[2]见《唐大诏令集·骊山讲武赏慰将士诏》。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武则天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说，这一点可以争论。

[4]关于这种看法，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六月条。但该条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不确，应为“四出其门”。

[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七月条。姚崇拜相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7]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8]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9]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10]由宰相贬为刺史。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11]俗淳。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12]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13]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14]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15]要臣信口雌黄。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16]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17]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19]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20]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21]时之相”。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

[22]话。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23]情，对不起，国法无私。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24]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26]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27]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28]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29]神针。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30]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31]

玄宗很以为然。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32]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可惜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要用钱，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更要用钱。钱，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

[33]长。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34]不敢擅自行刑。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35]官的拒绝。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

[36]用。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37]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38]首相的独断专行。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

[28]宋璟于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拜相，开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罢相，担任宰相共三年一个月。

[29]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0]引文见柳芳《食货论》。

[3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2]以上据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同时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4]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5]张说由于宋璟的告诫而在出庭作证时说实话，见两《唐书》之宋璟传；要求修改《则天实录》历史记载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十二月条。

[36]这一观点引自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唐玄宗对张说的评语见《全唐文》卷二十二《命张说兼中书令制》。

[37]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年八月条。

[38]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变化，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一年是岁条及胡三省注。张说下台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初四，中书令张说的府邸突然被禁卫军包围，他本人和家属也被捕下狱。原因是包括宇文融在内的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人联名弹劾张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和收受贿赂，并且生活奢靡。其中最为严重也最能刺激玄宗敏感神经的是：该犯竟然私聘[39]术士夜观星象。

皇帝陛下龙颜大怒。

其实，张说早就该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监察部这三个正副部长都是他的死对头。御史台被敌对势力控制，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而且当时就有人提醒他：宇文融理财有圣上支持，不可以太得罪。张说却不屑一顾地说：那种鼠辈干得了什么？于是依然故我地继续处处与[40]宇文融作对。

结果怎么样呢？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说起来张说也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得罪的并不单单是宇文融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几个月前，张说排除异己，包揽了封禅大典的所有事务，以至于得到封赏的全是他的人。这就犯了众怒，宇文融也才利用时机狠狠捅了他一刀。

幸运的是，一个宦官救了张说。

救张说的就是传说为李白捧靴的高力士。当时唐玄宗派高力士到狱中看个究竟，高力士回来禀告说：张说蓬头垢面坐在草上惶恐待罪，家人都用瓦罐吃饭喝水。

玄宗不禁心软。

高力士又说：张说是忠于陛下的，而且有功。

玄宗当然清楚这一点。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表明，私聘术士夜观星象确有其事，却是下属所为，张说并不知情，顶多负有领导责任。于是玄宗将张说从御史台放出，仅仅免去他担任了三年两个月的中书令[41]职务，其他待遇照旧。

宇文融的政治生命却更短。他在扳倒张说三年后的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在九月被贬为刺史，担任相职只有九十九天，史称“百日宰相”。

原因，当然也是犯了众怒。

宇文融离开朝廷，帝国的财政立马就成了问题。于是玄宗皇帝愤怒地问那些反对派：你们总说宇文融不好，朕依了诸位，结果没钱用了，请问卿等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或者说，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继续攻击宇文融，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宇文融的问题被不断揭发，先是受贿，后是贪污。这个倒霉的家伙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

[42]上。

一个异类就这样被干掉了，现在轮到另一个。

另一个异类叫王毛仲。他是高丽人，也是唐玄宗当王子时府上的家奴，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又由于治军有方，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与姚崇和宋璟的政治待遇相同。

那时的王毛仲真可谓备受恩宠。就连他嫁女儿，皇帝陛下都要亲自过问，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王毛仲说：万事齐备，只欠宾客。

唐玄宗问：张说之流，岂不是一叫就到吗？

王毛仲答：也有请不到的。

唐玄宗笑：你说的是宋璟吧？朕来请他。[43]

第二天，宋璟果然到场，尽管只喝了半杯酒。

王毛仲却赚足了面子。

小人得志便猖狂，王毛仲也不例外。他目空一切，尤其看不起宦官。也许在他看来，宦官男不男女不女，根本就不能算人，又岂能与他这大将军相提并论，平起平坐？

结果，王毛仲栽在了宦官手里。

开元十八年（730）某日，王毛仲生了儿子。唐玄宗派高力士前往祝贺，并且封那婴儿五品官衔。力士回宫后，皇帝陛下兴致勃勃地问：怎么样？毛仲很高兴吧？

高力士答：王毛仲说，这样的孩子不够三品吗？

玄宗大怒。

其实，王毛仲此言是要羞辱高力士，也是发泄对宦官受宠的不满，因为高力士的官阶正是三品。所以，他要把孩子抱出来给高力士看，意思是我这身体健全的儿子才五品，你这个连命根子都没了的家伙又凭什么三品？

唐玄宗却理解为王毛仲泄愤，因为不久前王毛仲索要兵部尚书的职位被皇帝拒绝。于是高力士趁机说：北门奴才气焰太盛，又早就结成了团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北门就是玄武门，那可是经常发生政变的地方。唐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安排为北门禁军的将领，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呲牙咧嘴，则非杀不可。于是皇帝在剥夺了王毛仲的兵权[44]之后，又将他赐死。

张说却很乖巧。他在被免去中书令职务十个月后，就以尚书省副长官（尚书右丞相）的身份退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有《大衍历》和《开元礼》等等。宋璟也远离了是非中心，退休住在洛阳。他们两人都寿终正寝。

朝廷也变得安静起来。

实际上张说罢相之后，朝堂之上就乏善可陈。这固然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玄宗厌恶党争。因此他宁肯宰相的能力差一些，威望低一点，也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与否也无关乎能力。此后多年，宰相班子就像走马灯，却没有一个是团结的。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不胜其烦。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中书令萧嵩推荐韩休搭班子，大家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又错了。

萧嵩其实并不了解韩休。他推荐韩休，只不过认为韩休为人柔和，却没想到此人外柔内刚。当时，玄宗皇帝要流放一个县尉，新任宰相韩休却说：该犯并非大奸大恶，陛下应该抓大放小。金吾大将军某某贪赃枉法，民怨沸腾，问题更为严重。臣请先处分某将军，再处分那个县尉。

玄宗不同意。

韩休说：陛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臣不敢奉诏。

玄宗只好同意。

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韩休都刮目相看，就连退居二线的宋璟都说：[45]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此，这是仁者之勇啊！

玄宗也对韩休肃然起敬，甚至忌惮。据说，皇帝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就会左顾右盼说：韩休知道吗？更为夸张的说法是：话音刚落，韩休的意见书就送达了御前。

不能随心所欲的皇帝只好对着镜子叹气。

身边人说：自从韩休拜相，陛下就瘦了许多，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为什么不罢免他？

玄宗说：朕是瘦了，百姓可就胖了。萧嵩顺着朕，可是退朝之后朕睡不着。韩休虽然喜欢顶撞，可是朕睡得香。朕用韩休，不是为了[46]自己，是为了江山社稷啊！

这时的唐玄宗，还真不糊涂。

萧嵩却忍无可忍。他实在受不了韩休这刺儿头，也受不了他在朝堂上的得理不饶人，于是向皇帝申请退休。

玄宗说：朕又没烦你，为什么要走？

萧嵩说：现在走人，还来得及。等到陛下烦了，臣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皇帝明白了。他的办法跟以前一样：宰相不和就同时罢免。于是，萧嵩改任尚书省的副长官，韩休则改任工部尚书。新宰相一个是京兆尹裴耀卿，任门下省副长官；还有一个则是张说的接班人张九[47]龄，任中书省副长官。

新的一幕也即将开始，虽然需要前奏。

[39]见《新唐书·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0]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二月条。

[41]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2]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七年六月至十月条。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

[44]以上见《新唐书·王毛仲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八年是岁条、开元十九年正月条，同时参看《旧唐书·王毛仲传》。

[45]见两《唐书》之韩休传。

[46]见《新唐书·韩休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三月条。

[47]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条。第二部分潜在危机张九龄碰壁

张九龄是在居丧期间接到任命的。

这是莫大的信任和恩典。因为帝国以孝治天下，除非万不得已，官员在居丧期间都必须守在灵前。然而张九龄请求服丧期满以后再来就职，却被玄宗拒绝。非但如此，皇帝还在张九龄到京五个月后，将他和裴耀卿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建立起两省长官同时在位的宰相班子。

张九龄感恩戴德，决心以忠诚报效陛下。

玄宗皇帝也很满意。没错，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就连文坛领袖张说对他都赞不绝口。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张[1]九龄吗？

裴耀卿也不简单。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就是他担任转运使期间解决的，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将这一成绩上报朝廷，裴耀卿却回答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钱，[2]怎么能用来沽名钓誉？

很好！张九龄有道德文章，裴耀卿有管理能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没有个人恩怨，岂非最佳搭档？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同时罢免，分别改任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丞相。这时，他们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才两年半，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起也只有三年。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李林甫使坏。

以“奸相”之名载入史册的李林甫，是在张九龄和裴耀卿被任命为两省长官的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论职权，他并不能与那两位当然宰相分庭抗礼。论出身，作为皇室远亲而进入官场的他，也与大多数科举官员不同。但是，李林甫乖巧，懂得在张九龄面前装弱智，唐玄宗面前抖机灵，结果君臣二人都被他蒙蔽，放松了警惕。

其实李林甫并非等闲之辈。正如当年提醒张说防范宇文融的是张九龄，跟宇文融一起联名弹劾张说的监察部副部长也正是李林甫。可以说，李林甫继承了宇文融的衣钵，就像张九龄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说的传人。

只不过，李林甫更狡猾，张九龄更迂腐。

迂腐表现在张九龄刚刚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提案立即遭到裴耀卿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当然是胎死腹中，反倒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

案子倒也简单。有两个人谋杀了一位监察官员，原因是他们认为该官员应该对自己父亲的冤死负责。这样的血亲复仇有着悠久的传统，也被民间视为正当。因为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都是非报不可的，否则就不是男子汉。何况帝国既然以孝治天下，就没有判处孝子死刑的道理。

因此，张九龄主张免于追究。

裴耀卿和李林甫则认为王法无情，玄宗皇帝也认为此例决不可开。他在敕书中说：国家制定法律，原本就是要禁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私下复仇，请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是孝子？如此仇怨相报，恶性循环，又何时是个尽头？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将那二人杖杀，结果舆论哗然。民间人士集资安葬了那两位孝子，表示哀悼的诗文也传遍朝

[3]野。

很难说此事对张九龄的仕途影响如何，但他与玄宗理念不同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在一两个月前，张九龄便因为一项任命跟皇帝陛下大起冲突。

事情也很简单。有一位将领打败了契丹，并将契丹王的头颅传送京城，让皇帝郁积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因此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玄宗提出任命此人为宰相。

张九龄却说：宰相职位不是用来做奖品的。

唐玄宗说：给个名义，不管政务，行不？

张九龄说：名义也不能随便乱给。刚刚打败了契丹就要当宰相，将来消灭了突厥又赏他什么？[4]

唐玄宗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年多，张九龄与唐玄宗又起冲突，原因仍然是官员的任命。这次皇帝要奖励的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为他节约开支，勤于政事，让防区之内兵强马壮气象一新。玄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提出给他加封尚书的头衔。

张九龄照例反对。

其实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个人恩怨，反对的原因也仅仅由于在他看来，宰相和尚书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该是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的基层干部，更不该是军人。因此他极其傲慢地说：牛仙客当了尚书，朝廷会因之蒙羞。

玄宗只好让步：封个爵位总可以吧？

张九龄说：那也不行。爵位是用来奖励功臣的。牛仙客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哪有功劳可言？陛下如果一定要予以嘉奖，多赏些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变色说：天底下，难道什么事情都得由你说了才算吗？

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5]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6]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7]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8]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9]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窃窃私语说：[10]一雕挟两兔。

是的，李林甫笑了，笑得又阴又冷。

[1]见两《唐书》之张九龄传。

[2]见两《唐书》之裴耀卿传，《旧唐书·食货志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八月条。

[3]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三月条。

[4]见《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条。

[5]以上见《旧唐书·李林甫传》，《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6]以上均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7]见《新唐书·玄宗纪》。

[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之综述。

[9]见张九龄《归燕诗》。

[10]见《新唐书·李林甫传》，（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李林甫擅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11]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12]过，因此同样可疑。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13]堪称空前绝后。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14]

李隆基默然。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15]各取所长。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16]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

[17]担。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19]是溢于言表。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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