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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今村昌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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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疯长试读：

前言

不上算的工作

拍电影实在是个不上算的工作。这是个混迹电影圈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二十多部作品（包括纪录片）的人的大实话。

先得求爷爷告奶奶，游说赞助商，抵押房屋筹措资金；好不容易要开拍了，又会赶上天公不作美；要是没拍出称心的镜头，还会连续几天夜不能寐；电影这玩意可不是绞尽脑汁洒尽汗水就一定能成功的。

赚钱更是不用提了。从日活辞职以后，我以导演费的名义领到钱的大概只有一两次。就是说，从三十八年前独自成立制片公司至今，不是吹牛，我几乎都是在靠借钱过日子。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我的债台已高筑到了八位数，不知自己死之前能不能把债还清。

所以一旦有人问我拍电影究竟有什么意思，我着实难以回答。硬要我回答的话，只能说我觉得世上的人很有意思。拍电影就是仔细观察分析“人”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有魅力的动物，进而构筑其银幕形象。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便必须全方位地深入探索人性，所以，这项工作具有无限的乐趣。

如何才能捕捉、揭示难以捉摸的、形式不定的生物？当你窥见这项工作的些许有趣之处时，就再也难以撒手不干了。之所以有许多不畏艰辛的年轻人接踵来到我设立的电影学校，又甘愿贫寒地毅然踏上这条道路，肯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开始对世人抱有无尽的兴趣，要追溯到“二战”后的黑市。日本战败时我十八岁，作为生长于东京一个富裕医生家庭的少爷，以往被培养的价值观此时完全被改变了。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我几乎有空就到池袋或新宿的黑市去。

那里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区域：满目充斥着争吵、械斗、卖淫之类种种恶行；不问年龄、阶层，任何人都能赤裸裸地直抒己欲。韧劲十足的精明女贩、邋遢懒散的退伍老兵、暗中索贿的巡逻警察……对三教九流的观察，为我日后在电影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无尽的素材。

电影中的主人公我基本上选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人士，尤其喜欢描写女性。就像《赤色杀机》和《日本昆虫记》中的女主角那样，这些被置于逆境中的女性不顾一切顽强生活的形象，展示出人不可估量的神奇潜能。

同时，我还一直关注着战地未返乡的士兵、下南洋的卖春女、无辜受歧视者……在战后日本追求富裕的背后，有许多被遗弃的人。即使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看看那些被朝鲜绑架后长期未受关注的人，我也忍不住想说：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但这个国家的基本状况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电影题材还有许多许多，如今我正每日强打精神着手准备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既然喜寿已过，就此回顾一下过往岁月也不错。说来，吾师小津安二郎、川岛雄三这两位导演已然辞世西归，挚友浦山桐郎，我的得力摄影师姬田真佐久、栃泽正夫亦皆名登鬼籍了

回忆，是将日渐淡漠的记忆断片连接起来的工作。既然通过讲述我自己的经历能够将电影的乐趣传递给读者，那我就斗胆一试吧。

早熟的大城市少爷

艺术家的血统

祖先，是了解人的重要线索。写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乐意凭借想象追溯到主人公的上三代，为他做一个家谱。譬如这个人的母亲是小妾啦，祖父会发酒疯啦……不把他的家谱做好，我是不会下笔写故事的。然而轮到自己的时候，探寻祖先就未必都是令人愉快的发现了。

我的曾祖父叫今村幸太夫，他在兵库县加东郡东条村（现在的加东市）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族长职务，可是太缺乏经营能力和办事能力，整天只会悠闲地画画，结果族里开会决定把族长职务转给他弟弟，让幸太夫自己去分家另过。

幸太夫的长子德治失去了本该由自己继承的财产后懊恼至极。德治接任了族长的叔叔在1889年参选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时，村里只有一个人投了白票表示反对。这件事全村马上都知道了，而那时可不是允许背叛本族的时代啊。这一来，德治在东条村无法待下去，只得带着三十岁的老婆鹤子和独生子半次郎跑到大阪去了。这个半次郎就是我的父亲。

然而，德治离开村子前卖掉房屋，带走了相当资产。他到大阪后当了警察，开始一边在各个镇子巡逻一边搜寻值得投资的地方。于是有一天，德治在玉造的一条小巷里邂逅了姓宫林的兄弟俩。宫林兄弟当时浑身黢黑，正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工厂里干活。他们说自己学过镀镍技术，于是德治拿出全部财产，把那个小工厂连同他们俩一起买了下来。不出所料，他们的事业发展迅速，以至后来在那里还留下了“宫林町”这地名。

可是德治自己在投资之后不久就死了，所以好像实际上并没能从投资给宫林兄弟的钱里获得回报。德治的老婆鹤子在大阪无依无靠，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她哭着去宫林家央求，总算让宫林兄弟同意设法为她支付儿子半次郎的学费和生活费。

半次郎是个成绩优秀的孩子，从上大阪的天王寺初中时起就是特优生。升入东京第一高中后，又以第一名毕业，考进东京帝国大学，矢志攻读医学。据说他的才华，当年兵库县的报纸曾经大幅报道过。

我手头有一本父亲留下的德语笔记，曾经使我对他的学习精神大吃一惊。那上面先用铅笔密密麻麻地记下笔记，然后把本子反过来用绿墨水写满字，最后又用黑墨水写了一遍。这让我清楚地看到，在贫困的生活中，他是何等锐意节俭，决不愿浪费一点贵重纸张啊。

父亲说自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本来不打算当临床医生，而是留在大学里继续研究的。还听说学校已经快要决定让他这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去美国留学了。可是由于宫林家的资助中断，他在经济上走投无路，只能在1914年的时候去东京的京桥木挽町开了一家耳鼻喉科诊所。

父亲自豪地说起过，当年新国剧的创始者泽田正二郎曾经到他这里来治疗过中耳炎。泽田正二郎后来由于中耳炎而去世，我有个说话刻薄的朋友到处胡说杀死他的是“今村的老爷子”。有一段时间坊间竟然相信这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认为泽田正二郎的死是因为我父亲的过失。

由于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震坏了诊所，父亲把家搬到了大塚。我就是在大塚出生的。

如此看来，在我们这个家族中，除了祖父德治之外，没有一个人有理财的才能。勤奋好学的父亲虽然是个优秀的医生，但缺乏经济头脑，加上战争的影响，最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不过，我可经常吹嘘自己有个好曾祖父。我虽然做买卖不在行，但还是继承了曾祖父艺术家的血统。四十五岁那年，为了确认这个艺术家血统，我走访了东条村。

父亲一直到1960年他七十六岁死去为止，都没想过回一次抛弃了自己和父母的故乡，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踏上过那块先祖生息的土地。我觉得难得回故乡一次，就带着当时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长子大介一起去了。

我对出租车司机说要去今村本家，司机告诉我：“今村本家的当家人现在正当着农协的会长。”路上看见有座航空母舰般巨大的房子，外边围着长长的白围墙，坐落在一块大约十公顷的田地正中央。司机说，那就是今村本家。

我先到农协去，在一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了今村本家的当家人。他六十来岁，长得跟我父亲一点也不像。由于我父亲上过报纸，所以他知道我父亲当了医生，当然，见是一次也没见过。虽然我告诉他自己就是那个“当医生的今村”的儿子，但他不明白我来干什么。只见他一脸狐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似乎怀疑我们是骗子。

我小心翼翼地问：“对不起，贵宅是否还留有一个叫幸太夫的人的画？”“你问它干什么？”“干什么……我想看看曾祖父的画……”“哼，不知能不能马上找得出来啊。”他就是不站起来，看得出是嫌我们给他找麻烦。“我们这就去贵宅拜访。”我有点自说自话地带着大介径自朝田地中间的“航空母舰”走去。

在面对精巧园子的漂亮客厅里等了一会儿，高雅的夫人就把画给我们拿来了。我才望了一眼，就禁不住“啊”地惊叫出声来。那是些很糟糕的画，画的净是些蹩脚的龙和跟猪差不了多少的马，比路边摊子上卖的一笔画还糟糕。以前听说曾祖父当时还收过弟子教画，看来这话完全无法令人相信。

看了他的画一下子就明白了，幸太夫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不过是个无法操持本家事务的懒人。当然，这种画可不是我想带回去的玩意。

对自己血统的期待彻底破灭，我突然感到肚子饿极了。

父亲和母亲

我出生于1926年9月15日，是东京大塚的耳鼻喉科开业医生今村半次郎与妻子竹节生的孩子，是年父亲四十二岁，母亲三十二岁。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有洋一、哲郎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叫道代。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取自于汤岛的“昌平坂学问所”这个名字，意思是要我好好做学问。

母亲竹节出身于北海道的小樽，是一男三女中的长女。她从小樽女子高中（现在的小樽樱阳高中）毕业后，经过相亲与父亲在1915年结婚。听说她娘家姓山本，是原来住在仙台那一带的士族，明治初期才移居到小樽去的。相对于父亲的血统而言，我不太清楚母亲家的血统，但我知道山本家的墓地在东京的谷中陵园里竖着大大的石碑，紧挨在德川家的陵庙旁。由此看来，母亲的血统说不定是很显赫的。竹节自己的父亲好像是小樽公证人公所的职员。

竹节出生于明治中期，体形高大，身高有一米六多，与同时代的女性站在一起，看上去要高出一头。她性格有点像自己的体形，可以说很豪爽，或者说有时稍显粗暴。要是做饭时灼伤了手，虽然疼得直皱眉头，但她会把手上的同一个地方照样再灼烤一次。她解释说这样一来皮肤上就不会留下疤痕，不过这种说法我在别的地方可从来没听说过。当时屋子里飘逸的人肉焦灼味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气味难闻得无法形容。

小时候，母亲经常做咖喱饭给我们吃，记得那在昭和初期可是挺时髦的食物。她不愧是北海道长大的，用鱼做菜也很拿手。经常买来大大的一整条大马哈鱼，然后自己把它开膛破肚，分解成小块再做菜。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她的臂力。战争中为了激励出征的士兵，人们经常会把罐头和饭团投进士兵们乘坐的火车窗户里，同时接住士兵们从车窗里抛出来的写给家乡亲人的信。

大塚车站就在我家门前，当时那一带的铁路高架线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要从人行道上对准高架线上的火车窗户将东西投进去，就是一般的男子也得费很大气力。可是竹节轻巧地把东西一个个投进车窗，好像根本不费劲似的。虽然也有没投进车窗的时候，但母亲展示出的臂力，还有出征士兵们争先恐后从窗口探出身子抢着接大马哈鱼罐头的情景，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后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电影中刻画了生命力旺盛的健壮女性形象，不用说，她们的原型就是我的母亲。顺便提一笔，比我大九岁的姐姐臂力也不在母亲之下。我小时候有时不愿意洗澡，被她猛地一把就按进了浴桶里。

才华横溢的父亲苦尽甘来当了医生后，深得病人信任，对几个孩子也很严格，是一个难以通融的刻板父亲。据说他开业有了收入之后首先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把钱还给那些曾借给他学费和生活费的人。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他是个方方面面都无可指摘的老实人。然而真是如此吗？事实其实很出人意料。

半次郎从东京第一高中毕业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时，寄宿在本乡。有个大块头带着妻子住在隔壁，是与埃及做贸易的。他病怏怏的妻子不断咳嗽经常发烧，不久就被丈夫打发走了。

接着来伺候大块头的，是他妻子的妹妹冬子。大块头耐不住妻子走后的寂寞，酒后乱性，硬想占有小姨子。这一来冬子没法待下去了。为了独力生存，她到驹込吉祥寺院子里找了个地方，招了一群年轻姑娘来教她们裁缝。

半次郎同情冬子的处境，冬子大事小事也总找半次郎商量，看来两个人就是这么一来二去好上了。当时半次郎已从研究生院毕业，正在当实习医生。听说他经常工作一结束就坐人力车赶到吉祥寺去，一边帮忙纺线一边陪冬子到傍晚。就这么陪着陪着，冬子怀上了半次郎的孩子。

半次郎那时还是单身，但与他住在一起的母亲鹤子不同意这桩婚事，硬生生地棒打鸳鸯散，但却收留了冬子生下的儿子——我的大哥洋一。不过，得知自己跟洋一是同父异母时，我已经上中学了。当时大哥被征召去当兵，我看到他拿的户口簿才知道的。

那时洋一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我猜他也是长到很大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母亲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并没有怎么歧视他。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豪爽快活的母亲的另一个侧面。

关于父亲帮冬子纺线之类的事，是那以后过了很久才听一个亲戚说的。之前我一直很敬畏父亲，总感到他难以接近，所以他年轻时的这段浪漫史令我大感意外。他一边纺线的时候一边在对冬子说些什么？他的同情是在什么情况下转变成恋情的？想着想着，一股亲近感油然而起，我竟然觉得很开心：这个难以通融的古板老爷子真够潇洒的。

童心闻到的性爱气息

我小时候得到祖母鹤子的格外疼爱，这大概是因为她别的孙儿都已长大，我成了她唯一能够抱在怀里爱抚的心肝宝贝。不过，祖母与母亲竹节不睦，所以她单独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另一幢房子里，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做好后装在提盒里让女佣送过去的。

到了五六岁，祖母经常带我到杂司谷的鬼子母神堂去玩。我很喜欢坐从三轮经过大塚开到早稻田去的有轨电车，这条线路现在还在运行，以前是叫作王子电车。下了电车，沿着两旁都是店铺的鬼子母神堂参道走进去。到了寺庙院子里便是一座小庙堂，只见格子门窗上绑着许多结文。仔细一看，那上面都垂着长长的女子头发，有些头发上还带着头皮屑。小庙堂里墙上黑黢黢的地狱图本来就令人心惊胆战，两相映衬之下更使人觉得毛骨悚然。

然而，我又感到一种快意，似乎自己内心的阴暗部分同时都被兜底淘了上来，所以我反而对着地狱图和头发看个不停。祖母望着我这个纹丝不动站在那里的小孙子，说不定心里在想：“他瞧见怕人的东西了吧。”如今回想起来，或许当时自己的童心闻到了一种与死亡难以区分的性爱气息。那头发与昏暗的小庙堂后来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在《黄贩子的人类学入门》中再现了一个相似的场面。

我家和父亲诊所所在的大塚车站周边现在也还不算太冷清，但在明治初期的当时，那里是个非常繁华的去处。山手线大塚车站南面我家门前，是天祖神社前的商店街，周边包围着电影院、曲艺场、酒吧和餐馆，过往行人川流不息。每到晚上各种夜店营业时，辉煌的灯火亮得路人都能看报纸，走上三五分钟便可到达一片三流的花街柳巷。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了另一种与杂司谷鬼子母神不同的魅力。

我家右边有家牛肉餐馆，左边是家便宜的夜总会。夜总会的女招待常常会招呼我，把包香烟的锡纸捏成坚硬的小圆球给我，因为我要把它们拿到学校去献给军队。营业之前，夜总会昏暗的店堂里交织着酒精、尼古丁和化妆香粉的气味，这种味道我从小就喜欢得不得了，所以我愿意到夜总会去。可总是还没等我吸够那醉人的气味，就被夜总会的男服务员赶出来了。

我家里也很热闹。除了父母和三个哥哥姐姐外，还有母亲的弟弟和他的孩子，再加上两个女佣和两个寄宿学生，家里一共有十二个人。父亲说话时满口关西腔，母亲操的是北海道方言，再加上寄宿学生和女佣各自的家乡话，房子里南腔北调热闹非凡。

我长大一点后，父亲和那两个寄宿学生有时会带我到离家远一点的两国去看相扑。自己吃过寒窗之苦的父亲总是让几个寄宿学生住在家里，一直照顾他们到中学毕业。这些寄宿学生也是我的玩伴。

那时经常跟我玩的寄宿学生是个姓金的朝鲜人。虽然我们家对他一视同仁，可是其他寄宿学生和女佣却赤裸裸地歧视他，公然找他麻烦。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气愤，所以后来在根据在日朝鲜人少女日记改编的电影《二哥哥》中，我安排了一个也姓金的人物出场，权作为对他表示的敬意。

在父亲开的诊所里，他的助手不是护士，而是寄宿学生。我们这几个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都会被他叫来当助手。诊所一楼有手术台，二楼是诊疗室。在诊疗室里卷棉棍、配生理盐水、剪纱布都是我的活。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来就诊的多是夜总会的女招待和艺人。这些人每天夜晚又是抽烟喝酒又是唱歌，所以大多数是弄坏了嗓子才上门来的。父亲注射消炎针时她们看起来很疼，只见这些女人又动又叫，根本顾不得自己把和服下摆弄得乱七八糟。“按住她！”只要父亲一声令下，我虽然一脸不情愿，还是得伸出双手，使劲把病人伸出的两只脚按下去。

对孩子来说，医生助手的工作是很乏味的，但只有干这件差事时，我心里却很受用。它使我早早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夜里绽放的花朵未必都是美丽的。生长在这种环境里，当然会早熟。在上小学之前，我就觉得自己对世上的事情里里外外都已经通晓了。

我进小学是在1933年，是位于小石川竹早町的东京府女子师范（现在的东京学艺大学）附小。一般的学校在4月29日天皇诞辰，就是所谓天长节那天放假，可这所学校由于跟皇后渊源较深，所以是在3月6日皇后生日，也就是地久节那天休息。虽然当时我还是孩子，但总觉得男子汉在这一天放假休息挺难为情的。

在这所学校里，我邂逅了一位终身无法忘怀的良师益友。不过，进小学时我因为中耳炎久拖不愈，晚了一个月才到校。作为耳鼻喉科医生的儿子，这可不是件光荣的事。

农村情结

在东京府女子师范附小上学的六年间，山下正雄老师一直是我班主任。他是个年轻、知名的优秀日语教师，上公开课时教室里总是挤满了外校来听课的老师。他还在NHK教授标准语，曾经选中我和几个同学去广播电台朗读课文并灌成唱片。当时日本正好在满洲（现在的中国东北）建起了傀儡政权，这些唱片好像是作为日语教育的范本送到当地去的。

这位山下老师每天都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孩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不如农村的孩子坚强，到了紧急关头，能坚持胜利的总是农村的孩子。”

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都会觉得很丧气。我因为中耳炎比别人晚到校不说，还由于患有小儿哮喘，体质很差跑不快，碰上运动会赛跑就很费难。这使我不得不想到，自己虽然生在大城市里比较早熟，但光靠早熟是没用的，自己就是个老师说的那种弱不禁风的孩子。

老师出身于多摩的农家，是经过勤奋苦学才当上教师的。现在想来，我能理解老师的苦心，他对我们说的那些话背后其实有着很复杂的潜台词。然而小学时每天被无情地打上“弱不禁风”的标签，对我的影响不小。它使我不由得感到一种强烈的自卑，似乎觉得在大城市里长大是自己的一大缺陷。我认定只有在农村才会有真正的人与生活，这种观念跟随了我整整一生。之所以会如此，都是因为受了山下老师的影响。

我的电影中有着解不开的农村情结：藤原审尔的小说《赤色杀机》原本讲述的是大城市的故事，我把电影中的故事舞台搬到了农村；《日本昆虫记》中，我把来自农村、充满活力的女性设为主人公。甚至开设在横滨的电影学校的学习科目中，我也安排了农田实习。我自己则在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体验了农业劳动。说来，那也许谈不上是什么“农业”，当时只是在上石神井的学校农艺园里挖马铃薯，但对我的童心来说多少也是一种安慰。

在小学里，我还认识了北村和夫。他是此后与我一起走过漫长人生的朋友，也是我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演员。“你的名字是哪两个汉字？”

升到四年级后不久的一天，北村第一次就是这么跟我搭话的。由于到了四年级开始男女生分班，我和北村就此成了同班同学。那天预定下午要选举班长，所以他的话使我立刻醒悟到：噢，这家伙是打算投我的票啊。

北村言谈诙谐，很有人气，在学校里很出名，打起架来也不含糊，时常还会声称要“讨伐女生”，起劲地去撩女同学的裙子。“讨伐女生的人，都跟我来！”他一声号召，带着一帮男生把女孩子赶上屋顶，一起拥上去撩女生的裙子。“哎呀，黑衬裤？真晦气！”撩完他又撂下这么一句，然后这帮人就一哄而散逃走了。这就是北村常玩的不大不小的恶作剧。

乍一看，他跟我这个少言寡语、老老实实的优等生完全相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彼此开口之前都会下意识地为对方着想。成为朋友之后，我们之间结成了一种男子间颇为默契的关系。这种关系与那群一哄而上“讨伐女生”的淘气男孩之间的勾结是全然不同的。至今我还记得，四年级选举时我被选为班长，虽然北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可是他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为我在同学中进行了造势助选。

顺便提一句，北村上小学时的绰号叫“油炸丸子”，因为他的脸形跟油炸丸子似的。那个时候同学给我起的绰号叫“今平”，这个称呼进入电影界后也没有变，一直用到现在。

北村的母亲是个很高明的产婆，我很多同班同学都是她接生的。北村的父亲到静冈县三岛市去给一个开业当中医的伯伯做助手，后来就接下了那家诊所。当时北村跟母亲两人一起生活，就住在小石川竹早町的学校附近，所以我放学后经常顺路到他家去。去的时候北村在不在家都没关系，因为我去那里的目的是听相扑的实况转播。

我随便拉开他们家的门，北村的母亲会迎出来说：“啊，和夫在家里呢。”“不，用不着叫他，我就是想听听收音机。”我说着就走进门去了。当时正是双叶山和玉锦这两位横纲的全盛期，而我则特别偏爱玉锦。如果回到自己家里去听转播的话，就赶不上这第一场比赛了。我这么一声不吭地听着转播，听完之后道声“谢谢”就立刻又走了。这家的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我来他家不跟他玩，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光是听完相扑就回家。在北村母亲看来，说不定会觉得我是个反常的古怪孩子。

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轰动了社会，连寄宿在我家的学生也出走到部队去了，但是我这个小学生的生活圈子那段时间还是很平稳的。尽管家里给我买了上学用的有轨电车月票，但放学的时候我不想从竹早町坐电车回大塚，而是喜欢从三业地溜达回来。三业地被大人们称作“烟花巷”，是不准我们小孩靠近的。

在现在还叫“大塚三业通”的那一带，烟花巷里偶尔传来三味线的悦耳琴声，能听得人心旷神怡。尽管我极其早熟，装出一副深谙世事的表情，但三业地里面究竟在干什么，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哥哥的阵亡

到了1939年，国家总动员法已经实施，街头巷尾的战时气氛越来越浓。然而我就读的东京高等师范（现在的筑波大学）附中一贯以自由主义的校风自诩，此时俨然成了与嘈杂外界隔开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的校服颇有水兵风格，无扣上衣的立领上带着波状饰带。夏天穿的是白裤子，而且裤缝必须用熨斗烫得笔挺。

虽然也算有军训，但缺乏紧张感，好像是在敷衍了事，或者说像是在做小孩玩的打仗游戏。军队派来两个准尉军衔的下级军官，学生都打着绑腿，拿着枪分散在校园里。训练时军官会命令：“接下来练习匍匐前进，去把席子拿来！”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趴在地上的时候泥土把制服弄脏，但它与军训的宗旨显然是矛盾的。就连那两个下级军官一本正经的表情，看上去都显得滑稽至极。

中学离家比原来上的小学近，可以步行来回。那时我学会了麻将，常在同学家里打个痛快，不过还没开始抽烟喝酒，也不曾在街上搭讪女性。大概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当年我过的是古板老套的生活吧。唯一想得起来的中学时代的冒险经历，是在三年级的那年夏天，我跟浅黄悳与川岛和郎这两个好朋友一起去群马县的宝山温泉住过。在那个时代，如果不与父兄同行，按理是不能出门旅行的，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家里怎么会让我跟他们一起去的了。

我们三人乘夜车从上野车站出发，第二天一早又从水上车站沿着昏暗的道路吃力地一步步朝旅馆走去。要了一间十平方米大的客房后，我们感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于是定了一桌饭菜让人送到房间里来。晚上一齐涌进露天浴池，还用带去的手电筒照一对正在入浴的新婚夫妇，结果被臭骂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又跳到附近的利根川里游了个痛快。尽管那是在军国主义猖獗的年代，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但我的青春时代还是挺美好的。

浅黄和川岛直到现在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浅黄先进了一家服装行业的公司，后来他担任了我创立的电影学校的理事。川岛在欧美生活了许多年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我当了电影导演后，也偶尔去他们两位家里玩玩，请他们对我正在写的剧本提意见。北村和夫虽然上中学时进了别的学校，但他母亲是为川岛接生的助产士，因为这个缘分，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包括北村在内的老同学每个月还会聚餐一次。

中学时我的班主任是汉文学家镰田正老师。他至今很健康，前一阵子还参与过为刚出生的爱子内亲王起名字的工作。在镰田老师写的回忆录里，我被写为一只大器晚成型的钝牛，因为当年我哪门功课都不曾特别出色过。

我虽然在学习上并不出类拔萃，却胆大包天地欺骗过镰田老师。有一次回家功课是写作文，我把一篇小说照抄一遍交了上去，镰田老师看后大加赞赏，说我写得非常出色，还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直到二十年后，老师才知道那篇作文是我抄袭的。那篇小说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我自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不过听说当年的老同学、科幻作家星新一读了杂志上披露的这件事后，却大为吃惊。

不管怎么说，当年那篇小说我倒是从头到尾好好读过一遍，当时并非刻意想要剽窃别人作品。从念小学时开始，我就会拿家里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作品来看。母亲说让孩子看这种作品有悖道德，把书都藏了起来，我就再把它们找出来。这种捉迷藏游戏我跟母亲玩过好多次。

进中学后，我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作品，还有因为有避讳字而开了天窗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的书。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是井伏鳟二，他笔下的市井百态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温暖与幽默，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对白，特别精彩。

家里的小说并不是父亲喜欢而买来的，它们大概都是大哥洋一的东西。洋一读上智大学时迷上了话剧，竟至退学参加了一个叫作金曜会的剧团。他说自己再也不回大学了，要走戏剧这条路。父亲不允许洋一这么不听话，终于把他逐出了家门。然而对于我这个跟他差十二岁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来说，洋一是个好哥哥。

洋一结婚以后住在涩谷区的幡谷，1944年上战场的时候已经有了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儿子。离别的场面很凄凉，去送行的只有洋一参加编辑的月刊杂志的几位同仁、我、嫂子及他的两个儿子。在京王线幡谷车站等早晨的轻轨时，他的小儿子哭喊要跟爸爸一起去；大儿子拼命忍着眼泪紧紧抱着嫂子。我也一直在咬紧牙关强忍住悲痛。

才过了三个月，他的讣告就寄到父亲这里来了。讣告上说他乘的船在开往前线途中，在渤海海域被美国潜水艇击沉了。父亲把通知嫂子这项重任交给了我。我知道将大哥逐出家门之后，父亲也曾悄悄地去看过他的戏剧，所以心里嘀咕：父亲明明可以自己去通知的嘛……但这话我说不出口来，只好迈着沉重的步伐去坐车、倒车到大哥家去。

一拉开他家的门，玄关里摆着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就映入了我的眼帘。“怎么了？”嫂子走出来问道。

我嗓子一下子哽住了，连声音都没发出来，好一会才勉强挤出来一句话：“阵亡了。”“哲郎他？”嫂子反问道。她以为肯定是先前去参加特攻队的我二哥死了。

见我摇了摇头，她睁大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嘟哝了一声：“真的？”说着便一屁股瘫坐在地。嫂子展开被我抓得皱皱巴巴的电报看了好几遍，还是一脸不相信。我心里害怕嫂子会一下子哭起来，只是一动不动地愣愣站着。

洋一是父亲在与我母亲结婚之前跟一个叫冬子的女人生的孩子，想必洋一生前一次也没见过自己的生母。这件事我一直记挂在心，当了电影导演后，通过各种关系，我终于找到了住在关西的洋一的生母。

洋一去上战场的那天早晨，他的大儿子曾在幡谷车站抱着我嫂子拼命忍着眼中的泪水。这个侄子结婚时，我把洋一的生母冬子请到了婚礼上来，也算是对大哥的一点儿报答吧。

东京全毁了

东京是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1942年春天开始受到空袭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拉警报。有一次我去住在中野的朋友家打麻将，刚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就看到二楼窗外升起了两根大火柱。不过，这么近距离看到起火只有这一次，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和我家在大塚的房子被烧毁的五月那次空袭，我都没有经历过，因为1945年3月中学一毕业，为了逃避兵役，我就进了位于群马县桐生市的桐生高等工业学校（现在的群马大学工程系）。

我的专业是机械，就是用车床和铣床制造武器零件。但因为算是上课学习，所以没有产量定额，我对上课也没多大热情。那里拉响空袭警报的频度只有东京的十分之一，空闲的时候，我就窝在宿舍里埋头看书。

就是在那个时期，打从在宿舍联欢会出节目开始，我起劲地写起自成一体的戏剧来。不过，就缺乏食品的空腹之苦而言，在东京和桐生都是一样的。我跟同寝室的五六个同学曾经一起逮住房间里出没的老鼠烤着吃，那老鼠也饿得够瘦。

东京遭到空袭后燃起的冲天大火，从桐生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我家房子烧毁时的样子，是中学好友浅黄悳后来告诉我的。他说空袭过后感到不放心，就跑去我家一看，只见我母亲神情恍惚地挺着高大的身躯，面对一片瓦砾一动不动地站着。“怎么了？”“全烧光了，孩子他爸爸又不在家……”“您到我家来吧？”

母亲谢绝了浅黄的好意，因为她还没联系上去出诊的父亲。接着，她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包子请浅黄吃，劝他回家时还鼓励他说：“你也要挺住啊。”

本想去安慰我母亲，没想到反而受到了一番激励。浅黄一边对我说着，一边笑了。

我家惹人哑然失笑的事还有呢。母亲那天虽然谢绝了浅黄的邀请，可是等了不知多久，就是不见父亲回来，只好打消等他的念头，决定投奔到另一个朋友家去。然而，她觉得必须让父亲知道自己的去处，于是急忙找了一块比较大的房瓦作为留言板，用烧得碳化的木片把朋友家的地址写在上面，再把房瓦竖在自家房子的废墟上。

其实没过多久，父亲就从避难所安全地回家来了，可是那一带已经变成大堆大堆的瓦砾，一眼望上去都差不多，不可能看到母亲的“留言板”。话说回来，他也没想过母亲会给他留言。据说父亲凭猜想到处找了好几天，才总算又见到了母亲。战争真是能让人做出没法用道理解释的行动来啊。

家屋焚毁，无家可归，父母没有等到战争结束，不久就通过母亲娘家远亲的门路，到北海道的余市町去了。

8月15日的天皇广播讲话，我是在桐生的宿舍里听的。我由于太瘦，征兵体检只达到“乙种合格”，所以最终也没有收到过征召令。那天收音机喇叭里净是“噼……噼……”的杂音，天皇的讲话听不清楚，但我好歹明白日本已经战败，战争结束了。我没什么特别的感慨，只是很高兴这样一来晚上也可以打开电灯看文学全集了。

既然不需要逃避征兵了，我也就没必要继续留在桐生。第二天我就交了退学申请书，坐上火车直奔东京，因为我要带上独自留在东京的祖母鹤子到北海道去找父母。

火车开过荒川进入东京，到了赤羽那一带时，满目是一片烧焦的原野，此外什么都没有了。这异样的景象惊得我目瞪口呆，废土的赤红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些中学老同学曾频频写信告诉我“东京全毁了”，虽说眼见才为实，然而真的直面成为一片废墟的东京时，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他们说的这句恰如其分的大实话。

去北海道的余市花了整整两天。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时节，背着个老人多次换乘拥挤不堪的火车和轮渡，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趟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母亲来接我们，我终于又看到她了。见到母亲之后，祖母才像是真的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父亲母亲现在借住的地方，是母亲娘家——山本家原来的女佣的夫家。他们不仅仅是借住那家的客房，而是把那里布置成临时诊所——父亲已经开始给人看病了。

父亲在北海道也忙着到处给人看病。战后的日本刚引进健康保险医生制度，父亲立刻提出了注册申请。他要利用这个制度，让尽量多的患者获得医疗的机会。他把整理保险医疗的所需文件和向官厅送交这些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这种为了病人不惜粉身碎骨的精神，后来被我融汇到了电影《肝脏大夫》中的主人公身上。

不久以后，当过特攻队员的二哥哲郎也回国了。我这个哥哥原来是海军中尉，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一件事：在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所属的海军基地来了一个二百多人的陆军中队。这些陆军官兵都化装成美军打扮，扬言要以此骗过敌人，到塞班岛去反攻登陆。二哥说的这件事简直就像个笑话，不过我现在还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预定出发去特攻的三天前，哲郎在海军基地迎来了战争的结束。他是一个克服了极端恐惧后一心赴死的人，此时却突然被告知可以自由地活下去，如此骤然的变化使他的心理平衡崩溃了，来到北海道之后还继续郁闷了一年多。回到东京后，哲郎当了离老家不远的文京区立第三中学的教师，对升迁毫无兴趣的他以一介教员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在余市的生活不算太长，但那里鲱鱼的滋味经常引起我的怀念，因为那种美味在东京大概是无法品尝到的。四月的北国空气还带着凉意，但渔港已经因为报春鱼群的行情活跃起来了。开始捕捞鲱鱼后，海滩一下子变成了银色。我和哲郎都曾打过短工，帮渔民把大量鲱鱼扔进背上的篓子中，再把它们放进雪洞里。

运来的鲱鱼被一排排地吊在晾晒场上。刚捕捞上来的鲱鱼在火炉上烤着吃真是鲜美极了。我本来饭量就大，吃起鲱鱼来一次能吃四条。可是身高体壮的二哥上中学时就被人称作“今胖”，他的胃口比我更大，一次能吃六条。这一来我们在余市町成了出名的“大肚汉”：兄弟俩竟然能一次吃下十条鲱鱼！

截头去尾的鲱鱼干的正确做法，据说是得先在鲱鱼背上划一刀，然后再晾晒两三天。我至今也忘不了鲱鱼的鲜味，只可惜回到东京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正宗的味道。

早稻田的戏友

战争结束一年多后，二十岁的那年秋天，为了考大学，我离开余市的家第一个回了东京。我对当医生的父亲撒谎说是去考医学系，其实心里早就决定了要考早稻田大学的文学系，因为我想搞戏剧。

让我为难的是没有房子住，因为大塚的房子已经在空袭中烧毁了。我一开始是各处去找中学老同学，每个人家里住上两三天。不久，我在新宿百人町的资源科学诸学会联盟附属研究所找到了份临时工作，他们允许我住在那里的阁楼上。那是间有点来历的屋子，据说战时是清洗实验用毒气的淋浴房。它四面都是没有窗子的水泥墙，屋顶低得站起来就会撞到头，所以只能猫着腰走路。屋子里还没通煤气，做饭得用电热炉。

尽管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努力学习，终于在1947年顺利考进了文学系西洋史专业。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录取的电报也同时发到了余市的家里。父亲一直对我要考医学系信以为真，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后大发雷霆。

也难怪他如此生气，因为大哥洋一已经早早战死，从特攻队复员的二哥哲郎又还没从战争引起的精神性后遗症中完全康复过来，如今连寄托着他最后希望的我也背叛了他。当时，气头上的他说要像对大哥一样把我逐出家门，可是对我考进文学系这个既成事实他也没有办法。这场骚动好歹平息下来，最后他还是给了我学费。

我是因为从桐生那段生活开始喜欢上戏剧才考进早稻田的，所以可以说，是在学生时代就迷上了戏剧。我经常去看文学座、俳优座等剧团演出的话剧，连老远的浅草小戏棚也去过。我自己也在拼命写戏，还从借住的那个研究所旮旯里放着的一辆破坦克上获得灵感，写了一个叫作“坦克”的剧本。

过了不久，以我们文学系的几个同学为主，竖起了“学生剧场”的大旗，还参加了校外的地方公演。“学生剧场”的戏友中，有后来我拍电影的老搭档小泽昭一、加藤武，和我的幼时旧友北村和夫。我主要是写写本子导导戏，自己不怎么登台，而他们三人那时候起就演技高超，颇有专业范。

我仍然住在那间老淋浴房里。哲郎有段时间也跟我一起住过，他是从余市来东京找工作的。有一天，我们兄弟俩忽然意识到，原来的老房子虽然烧毁了，但是那块地应该还属于我们家。虽然明知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是晚了一点儿，但我们还是急忙去查了一下。不出所料，在战争结束时的混乱中，父亲诊所和我们家房子所在的大塚车站前那块地皮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好在祖母原来住的坂上那处房子的土地所有权还在，于是经过全家商量，决定在那块地皮上重新造一座房子。

造房子的资金只有父亲拿得出来。为了多少省点儿钱以充家用，我决定自己来打地基。我以每人一张外餐券的“工钱”把小泽、加藤这些剧团里的戏友找来，让他们从各处的瓦砾堆中为我收集大块的基石。现在想来，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总是自己不动手，差遣别人了。

我跟北村和夫分开过一段时间，进大学之后才又见面。他也是因为家里房子被烧毁，疏散到了父亲经营中医诊所的静冈县三岛市。那段时间，北村上的是日本大学三岛校区理工学系的预科。由于在那儿学习时他就立志要当话剧演员，所以预科毕业后，就找到文学座下属的研究所的门上去，同时又插班到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与我和小泽他们一起排戏。北村他们家好像一直在埋怨我，觉得北村当时已经入了理工科的门，都是因为我才又走错了路。

我们这些戏友不单单一起排戏，还一起玩耍，一起干过没品的傻事。北村在上日本大学预科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三岛去看他在文化节上演戏。结束后我们俩和几个朋友一起结伴去嫖暗娼，各自平安完事后又一起回到北村家去泡澡。我忽然发现北村的那玩意上头还套着避孕套似的东西，忍不住手指着“啊——”地叫了起来。北村自己终于也发现了，他嘟哝了一声“套子头上怎么都坏啦”，不慌不忙地伸手把它扯了下来。

战后有段时期所有人都吃不饱肚子。有天晚上，我、北村和另一个小学同学一起到小石川的外餐券餐馆去，吃完饭时餐馆已经关门。从后门一走出来，我们发现那里堆着许多红薯，于是谁都没有说话，每个人不约而同地偷了几个红薯。我偷偷抓了几个不太大的塞进兜里，走在后边的北村却双手捧了个大的，嘴里还嚷着：“这个个儿大！”谁知跑到大街上一看，原来他捧出来一块大石头。我们俩不顾北村有多懊恼，全都抱着肚子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我从池袋黑市买了七个又便宜又大的艾糕带到三岛的北村家。那个黑市老板告诉我，艾糕是用“散粉”做的，回去马上烤一烤会又香又好吃。可是，我刚咬了一口就吐了出来，因为满口都是沙子。看来，所谓“散粉”就是把磨粉时飞散在周围的粉末和沙子一起扫拢起来的东西吧。

吃这种艾糕等于是在嚼沙子，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啊！可是北村却不听我的劝阻，一口气吞下去三个，说什么“不吃怪可惜的”，还要把剩下的“带给爷爷吃”。北村的爷爷也满不在乎地把这些艾糕一个不留地装进了肚子里，吃完后满意地说：“好久没尝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啦。”我相信，只要有这种强大得令人生畏的胃，北村家族就永远不会凋零。

开中医诊所的北村父亲也是一个奇特的人。我、小泽和加藤一起在三岛的北村家里嬉闹时，从对面屋子的栏杆那边会突然有香烟或巧克力穿过窗子飞进来。这些在当时都属于贵重物品，可是北村父亲从来没从对面探出头来说过一句“你们抽烟吧”或是“你们吃吧”。

据说有一天，小泽对北村说：“我得向你父亲打个招呼。”因为他听北村说过父亲的兴趣爱好是赛马，所以就走进对面屋子，像在舞台上似的拿腔拿调地对北村父亲说道：“我叫小泽沼一，对于这次的中山赛马会，我压的是××取胜。”他满心以为自己的话能讨好，哪知北村父亲大喝一声“喜欢赛马的学生不是好东西！”，立刻把他赶了出来。这样的笑话还不少，后来我都把它们写在了给北村演的独角戏《东京梦幻图绘》里。

鬼今平

黑市的三船敏郎

好不容易在大塚的祖母旧宅地皮上造好了新房子，全家从北海道的余市回到了东京，我反倒连家也不怎么回了，因为一有空就泡在新宿、池袋的黑市里。

转手烧酒、香烟赚差价，倒卖占领军的汽油，再加上黑市大米，我挣到了相当于学费好几倍的钱。现在想来，那是我这辈子最有钱的时期。我有时到早稻田去把香烟卖给法语教授，有时不上课溜出去看戏，要不就是窝进同学租的便宜屋子里埋头看书。“那些年轻人毁灭了，但同样的他们生存下来变成了黑市商人。”“不是人改变了。人本来就是那样的，改变了的只是世相的表皮。”我对坂口安吾《堕落论》中的这些话大有同感，还是照样起劲地写我的戏剧。

把我领进黑市买卖的，是我当家庭教师那户人家的主妇。我进大学的时候一家人还住在北海道，在东京没有房子。光靠父亲寄来的钱是过不了日子的，所以大一的时候我找了份给初中二年级的Y君当家庭教师的工作。Y君的父亲在东京的王子町经营一家小工厂，听说战时生产武器零件赚了不少钱。可是从战争结束到1950年的那段时间从没景气过，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每况愈下。

大腹便便的主妇是老板的后妻，性格豪爽的她与谨小慎微的丈夫不同，别人问起没回家过夜的老板到哪儿去了时，她会大大咧咧地笑着回答：“到小妾那儿去了。”我去当家庭教师后的第二年，Y君家的小工厂发生火灾烧毁了。听说是Y君父亲为了骗取保险金自己放火烧的，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生意破产，工厂易主，只剩下工厂最里面的一间偏房还归他。

面对如此的不幸，Y君倒没有气馁，反而显得超脱了。我也想让他考上个好学校，所以继续到他们家仅剩下的那间房子里去拼命教他英语和数学。虽然老板的后妻说他们已经给不起我补课费，但我回答：“能管饭就行了。”后来，我连北村和夫与小泽沼一都带着一起去蹭饭，脸皮实在够厚的。第二年春天，Y君顺顺利利地考上了他想进的高中。

为了生活，那位老板的后妻不知从哪里采购到了黑市米、黑市大豆、黑市豆酱和木屐之类商品，把它们卖给附近的邻居。不久以后，她分给我一些烧酒，说是作为补课费。我把烧酒拿到黑市上去，躲开警察卖掉，能有不少赚头。虽然被警察看到也不会被抓走，但被警察喋喋不休地追问烧酒的来处也挺麻烦。

只要有货，不管多少都卖得掉。我开始得意忘形，不断扩大规模。拿到赚来的钱，我甚至会一星期到新宿的公开妓院去住一宿，早晨再带着女人一起走出妓院，回到黑市请她吃一顿咖喱饭。

新宿有家著名导演的情妇开的酒馆，那里也是我过夜的地方之一。那店前的小路总是泥泞不堪，店里店外满是跳蚤和虱子，苍蝇蚊子就更不用说了。最里面有个不到一坪的榻榻米房间，是给店里人待的。尽管屋里倒着吃剩的带焦煳味的动物内脏炖菜、劣质酒和爆米花，我进去后还是照样睡在里面。天将亮的时候会进来几个烂醉如泥的男女，他们肆无忌惮地搂抱着，几乎人摞着人地倒在我旁边。

在黑市里，所有人都把生的欲望赤裸裸地表露在外，无拘无束地活着，那里对于我来说是自由的小天地。不管是失恋的时候，还是写的蹩脚剧本被戏友们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我总会痛饮廉价劣质酒大醉一番，然后蒙头大睡，醒后又会重新打起精神来。

就在沉醉于那种生活的日子里，我在满座的新宿东宝会馆里看了《酩酊天使》。以前通过《美好的星期天》《姿三四郎》《我对青春无悔》我已经知道黑泽明，但对他并不怎么感兴趣。这次去看《酩酊天使》也纯属偶然，大概是实在无法打发时间才去看的。

本来我的兴趣在戏剧，对电影本身没什么热情。当时我怀着的对未来的理想，是只要能当个编剧或戏剧导演就行了。

然而三船敏郎一出场，我就被故事吸引住了。他操着浓重的方言，台词都听不大清楚，演技也一点儿不好，但我还是被三船本人表现出的强烈存在感与粗犷的震慑力折服了。上原谦与佐野周二这些以往典型的英俊小生只会一味温柔，缺乏生活气息，我没法喜欢他们。与他们相比，三船俨然一头野兽，其魅力在于他就像是个从散发着刺鼻臭味的黑市里直接蹿出来的、真实的黑社会人物。

看了三船的表演，我从心底被感动了：电影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前没有过，后来也没有过，只有那一次，我连续看了两遍。离开影院的时候，我已经决心要当个电影导演了。

第一个师傅——小津安二郎导演

看了《酩酊天使》这部电影，我被电影的魅力征服了，非常想到黑泽明导演的手下去工作。我想进黑泽导演所属的东宝影片公司，可是大学毕业的1951年，东宝没有招副导演。进不了东宝，我姑且只好去考早已通过朋友提交过申请书的松竹影片公司大船制片厂，结果考试合格了。

尽管考上了，却不能马上就进“松竹”，这使我毕业后无所事事地闲逛了三个多月。早稻田有个想当作家的同学心中不忍，便邀我去他父亲经营的船运公司工作。我对这份工作兴趣不大，但还是抱着暂时栖身的打算到隅田川边的筑地明石町去拜访了一下那家公司。

这家公司以前主营的是用小型船只进行横滨至筑地的钢材运输。我去的时候，他们已把老旧船只改装成游览船，正做着面向小学生的隅田川游览生意。游程是从筑地的鱼河岸出发，溯隅田川而上，开到浅草前边的白须桥再开回来。交给我的工作是推销兼船上导游。

美其名曰“社会课学习船”的游览船，实际上却是旧得眼看就快报废的船，这样超载儿童来赚钱是一种无视安全的商业欺诈行为。但是，正如我在黑市一直做的那样，哪怕再虚假再低劣，既然干了就得好好认真干。这是我的天性。一百所、两百所学校……我东奔西跑地去找小学校长推销，渐渐有了体悟，业绩也随之提高了。虽然我同学的父亲——公司老板很高兴来了个得力人手，但到了夏天进松竹影片公司工作的事确定后，我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松山善三和中平康他们考进松竹大船制片厂的那一年据说是超级难进的一年，几千个报名者中只通过了八个人。然而第二年我考进去的时候，由于公司刚接受过赤色分子清洗，正好人手不够，所以进去得就比较轻松了。一开始我的月薪是三千日元，光是买从我家所在的大塚到大船的月票，就得花掉工资的一半。

当时的大船制片厂，上有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涩谷实等泰斗称霸，下有小林正树、野村芳太郎、铃木清顺等这些日后成了第一流导演的副导演。副导演部有六十四名成员，实力极为雄厚，却也说明了要升为导演有多么艰难。

小津安二郎是我在那里的第一个师傅，当时他正在拍摄《麦秋》。摄制组从外景地回来后将要开始棚内拍摄时，我成了他的麾下，当了他五个副导演中垫底的一个。之前在分配我的工作时，制片厂厂长吓唬我说：“小津很粗暴，你得小心点儿。上次有个管小道具的人还被他打过呢。”我原来就听说过小津的名声，心想他真会是那么可怕的人吗？其实，制片厂长是对我撒了个不着边际的大谎。

小津先生是一位沉稳威严的中年绅士，即使在夏天也穿着上等英国衬衫，只不过袖子卷了起来。他的和蔼中带有一种难以接近的威严，在制片厂里就像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借他的光，我们这些他剧组里的手下人在制片厂也受到了特殊对待。

小津剧组的布景气味就与别的剧组不同。走进布景的瞬间，就闻到了青绿的榻榻米发出的灯芯草味，那榻榻米始终是光亮亮的。这种新榻榻米的气味，我在其他剧组从来没有闻到过。我一进去，一个老资格的副导演马上告诉我，要是榻榻米不干净，小津就会焦躁不安，所以拍摄前必须用干布擦干净。

不仅对榻榻米，只要是会拍到画面中的东西，哪怕是一口饭碗一双筷子，他也挑剔得厉害。《麦秋》拍摄中的一天，来了他的指示：“那张桌子我不喜欢。”他不要已经准备好的那张方桌，让我们换成一张圆的。我飞跑到放小道具的房间，刚传达完导演的话，就见年迈的道具员脸上陡然生出一团怒气。大概一开始他在想，你小子趾高气扬地瞎指挥什么呀！他理应对小津导演的脾性和意图了如指掌，却最终也没能找出让导演称心的桌子来。

我发挥在黑市里锻炼出来的体力，在摄制现场干得不错，记得一次也没有挨过导演的骂。但那个阶段我胖得体重已有八十公斤，行动起来周围都会晃悠，所以常被摄影师提醒“别摇摄影机呀”。《麦秋》结束后，小津又连续点名要我当《茶泡饭之味》《东京物语》的副导演。那是一段令人高兴的回忆，因为我得到了小津导演的认可。总之，作为大船制片厂的副导演，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东京物语》堪称小津导演的最高杰作。在尾道拍它的外景时恰逢七夕，从山上拍俯瞰村镇的景色，满镇吊着纸签的小竹子肯定都会拍到镜头里去，而剧本设定的这个场景是在秋天，实际景色与剧本要求相差很远。这时，只听小津导演轻巧地说道：“把那些竹子都给我弄倒。”我听了指示立刻朝山下跑去，可是镇子里竖着好几千根竹子呐！我只能一家家地分头打招呼、赔不是，当跑得两腿都发软时，只听到远处山上的麦克风传来喊声：“可以了！你待在那儿会破坏画面的，赶紧躲开！”

就在拍摄《东京物语》期间的1953年10月18日，我母亲竹节因脑溢血过世了。她虽然性格豪爽身体强健，却只活到五十九岁就死了。她第一次病倒，是在照顾我姐姐道代生孩子的时候，后来反复发作过几次，一直都在疗养。我得到病危通知后从摄制现场赶回大塚的家里时，她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办完丧事后休息了几天，一回到制片厂，《东京物语》已经到了最后加进音乐等内容的混录阶段。正巧银幕上反复放映着东山千荣子饰演的老母亲因脑溢血病倒死去的镜头，我感到母亲的面影与银幕上的东山重叠在了一起，结果实在看不下去，躲进了厕所。

我一边小便一边想着母亲，正好来到旁边的小津导演望着我红肿的眼睛说道：“怎么了？脑溢血死亡不就是那么回事嘛。”他似乎觉得我哭丧的表情印证了他电影的震撼力，显得满面春风。

我的脑子总算转过弯来，用他那种口气回答道：“对，就是那么回事嘛。”此时我心想，这个世上最无情、最可怕的人种就是电影导演了。

人人反对的婚姻

小津导演是不给演员留下自由发挥余地的，演员只能按照导演规定的动作，一字一句地照念剧本上写的台词。他还让演员反复排练，直到他满意为止。我觉得这会使演员逐渐丧失自然生动的临场发挥。《东京物语》里有一个孩子们横穿画面的短镜头，要我去辅导一下孩子们表演。我问参加演出的小学生他们每天怎么走路，他们回答说，都是拖拖拉拉慢慢走的。我想，既然如此，何不让他们像平时那样随随便便地走呢？于是就安排他们零零散散地随意走路了。不出所料，他不满意这种走法，生气地说：“让他们走得再整齐点！”

我从某个时期开始就拿定了主意，即使继续跟着小津导演当副导演，也不想受到他这种影响，所以我自己当了导演以后，一直拍的都是跟他完全不一样的电影。然而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从小津导演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即使仅仅是选择摄影机位置，他也要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执意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一旦选到了满意的位置就绝不变动。我偶尔心里会想：导演就应该这样。他的这种精神我铭记在心。

在大船制片厂，除了小津和野村芳太郎之外，我也在其他几个导演底下干过，如小林正树1952年的处女作、中篇电影《儿子的青春》和涩谷实的《本日休诊》。参与比较多的是野村导演、川岛雄三导演的团队。野村导演比我大七岁，因为年龄相差不多吧，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像是朋友间交往似的。有时候在从东京站到大船站的火车上，他会托付我说：“这个剧本不太有意思，你帮我改改吧。”在到达制片厂前的四十分钟里，我会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修改，因为我猜他这种托付大概是带有试试我实力的意思。

邂逅我的妻子昭子也是在大船那个时期。她在制片厂工作，从副导演部的日常打扫到财会业务，所有杂事都是她一手承担，工作很忙，经常看到她拉着装满消耗品的拖车在厂子里到处走。有一次我问她要不要帮忙，被她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习惯了，不要紧。”

那个时候我因为“吃喝嫖赌”在制片厂里已经臭名昭著，昭子就住在制片厂跟前，导演们经常到她家去；加上她两个姐姐以前也在制片厂工作，所以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一句从她耳边漏掉的。

当时摄影现场的体力活累得我够呛，为了解乏，我经常先在新桥喝酒，然后去新宿、池袋换地方喝，到了早晨就坐上山手线，也不在大塚下车，直接到东京站换车去大船上班。有一天早晨，我从吉原出发去上班，坐在都营电铁车厢里打瞌睡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抬起眼睛一看，小津剧组的摄影师厚田雄春正站在我跟前。“怎么？你家不是在大塚的吗？”被他冷不丁一问，我脱口答道：“我在浅草的婶子那儿住了一宿。”后来好一阵子，“吉原的婶子”这句话在小津剧组里成了数叨我的笑料。这样的传闻想必也传到了昭子的耳朵里。

副导演没事可干的时候不用去制片厂。如果到了发薪日没去领工资，昭子也负责保管副导演的工资袋。她有一个时期离开大船的自己家，为了照顾得了骨结核卧床不起的姐姐，每天从东京的御徒町到制片厂来上班。

我到御徒町去过几次，有时是去取工资袋，有时是去看看昭子。我们就这样开始交往了。尽管我被别人说得一塌糊涂，昭子本来也信以为真，可是跟我交往了一阵，她好像改变了看法，觉得我“也有好的地方”。于是，有一次在上野广小路穿过横道线的时候，我向她求婚了。

昭子在制片厂很吃香，所以那些嫉妒我的局外人都来插一杠子。涩谷导演好像也想让昭子嫁给自己班子里一个爱慕她的副导演，他好几次说我的坏话，劝昭子“还是跟今村分手好”；昭子家里也激烈地反对她跟我这个口碑奇差的人结婚，几乎使得我们俩都决心要私奔了。最后还是她通情达理的祖父发了话：“既然昭子喜欢，就随她去吧。”这才说服了昭子全家，终于允许我们结婚了。

那个时候，日活影片公司在中断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开始拍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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