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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维熙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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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拾荒试读：

人文拾荒

文学百年悲与欢

预卜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有巫师的色彩——如果展望明天，作家唯一可以当作参照的，是文学的昨天和文学的今天。但是说到底文学是析梦和涂梦的工作，而梦又是生活的折光，因而它又有着它的共性——人人都会做梦，没有梦的人是木偶，只是人们生活的异同，梦也随之相异罢了。对文学来说，正是这种相异的梦境，组成了色彩斑斓又各自相异的画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梦的产婆是生活。无论你笔下涂鸦的梦是写实的，还是空灵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洋欧化的，都是作家生活感知所决定了的，而非空穴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写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战争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战争万象使他无法用抽象手法表达，所以他的小说是具象写实的。到了他儿子小伯尔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的写实主义，而成为一个德国的抽象派画家。小伯尔来北京举办画展时，我特意去看了他的画展。能不能如此认知：生活的经历不同，导致了梦境的不同，因而使作家涂梦的方式也产生了差异？

经历过战争烽火洗礼的作家，梦中多是铁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笔锋无可逃避地向战争倾斜，这大概不属巫言之例。我是历经二十年劳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说来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环绕于一个劳改驿站的金钟河。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冷土的原因。

当然，除了梦境的尾随之外，也还有一种反思历史与人的内在精神的探求，支撑着我去析梦写梦。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对我有极深的启迪，他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做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空空充填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我想，如果把帕斯卡“精神芦苇”的内涵延伸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自响应什么号召，甚至有时也不决定于作家自身的愿望，文学的个性化的遴选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的给予，并受作家自身的内在气质的梳理和匡正。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相互结合，便孕生了各自相异的文学产儿。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中国百年文学的得与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文学的世纪悲情

中国文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因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色彩纷呈的文学。我之所以赞美它的成就，是因为那些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以超越它的高度。但与此同时，笔者不无惊异地发现，那一批20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他们在前半个世纪，都有辉煌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史曲线。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今天的21世纪之初，一些文史学家都没有对这个严酷的问题给予解答。从年龄上讲，1949年后，他们正步入盛年，那么多走进成熟期的作家，正是出大作品的黄金期；但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大师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近期，我仔细地寻找了一下大师们后半生创作的衰落渊源，发现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

茅盾、夏衍、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场上为官的经历，他们之所以把文学的辉煌留在了前半个世纪，与文与仕的错位，耽误了他们可贵的创作时间不无关联（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或许无意进入官场，但是工作需要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笔者的凭空臆想，而是有据之说。仅以茅盾为例，不久前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的文章，他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时写道：“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在1955年的1月6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的中国常委……茅盾在信中委婉地道出他担任文化部长的内心痛苦。”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三个月的创作假期。文章继续写道：“三个月的创作假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这一段后人对先人的追述，如果还不足以表现写出过《子夜》等作品的大作家茅盾精神痛苦的话，那么在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中，便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他在文章中写道：“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在解放后，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当时市委派人讲，协和医院有‘崇美’‘想美’‘恐美’思想……我到协和医院待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为烦琐的引证了，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以及那几位文以成仕者，到了生命后期，都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反思。这是我们中国文学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伤痛悲情之一。

悲情之二，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了。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似乎也与前者没有差别，在下半个世纪几十年间，也没有再现他们世纪初的文学辉煌。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笔者审慎地统计了一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竟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期的形影之外，几乎别无可寻。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诗情小说《边城》的湘西才子，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突然转向研究服饰，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后来人，昔日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才算详知其内情。文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文学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发表的《论反动文艺》中，触及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中庸的公务员……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陈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文学再生的冷热观

当然，在这个世纪中，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忘却的作家和作品。如胡适、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等等。解放区来的作家们，也带来了一股文学的清香。这里不能不提及的首先是孙犁。他从延安给我们带来了清香四溢的《荷花淀》，后来又奉献出《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一批艺术造诣极深的纯情散文和评论文章。1979年之前，中国政治运动的季候风刮来刮去，不为其风声鹤唳所动并始终恪守文学规律的，可谓寥寥无几，孙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俱往矣！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摆脱羁绊，是从1979年开始的。1957年回归的作家，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中流砥柱。那时的文学坐标，只有写实主义——后续上来的知青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是勾勒生活给予他们的梦幻。当然我们今天再看那时的作品（包括我自己80年代初期的作品），都留有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胎记，但毕竟是文学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回归。由于文学的复位，使中国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进入了新时期的文苑。如刘心武、蒋子龙、贾平凹、莫言、张洁、张炜、张抗抗、韩少功、铁凝……接上来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池莉、方方、迟子建、苏童……这些作家的作品或侧重于哲理，或抒情于城市市井以及乡村的当今生态，但再难找到50年代过来人的那种文学硬伤。对比50年代文学来说，这是质的飞跃。

但文学嬗变期的真正到来，笔者认为始于80年代末期，以先锋手段写作的格非、余华等原来只属散兵游勇，因其后来女作家陈染、林白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入围其中，使先锋、前卫而为读者知。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先后读到了生活底蕴厚重的《白鹿原》《醉太平》和《羽蛇》《日光流年》《无字》《檀香刑》《受活》《张居正》《圣天门口》……绮丽博大之作，多少冲击了一点人们对20世纪中、后期的文学感伤。我想，更为精湛的博大之作，也许正在主流文学和文学门外孕育诞生。

文学是有情物，亦是无情物。它钟情于人文个性统一、心地真诚的作家，而疏离人文分裂、心猿意马的作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各种诱惑像魔方一般分化着文坛。这是文学热潮中的寒流。这一点，并不为所有的作家所体察。我想，当年曹雪芹面壁寒窗写《石头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死屋手记》时，心态大概是最纯净的。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独立的生存品格，是非常艰难的。唯其艰难，才激励文学弄潮儿浪里行舟之乐。

岁尾年初，写此有悖时尚的话，大概还不算多余。因为文学的内核是个性的自由落体，这是前一辈大师们后期的创作悲情，留给我们的一部启示录。

2012年冬整理于书斋

重读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短促的一生，留下了几十部作品。而与我生命最为贴近的，莫过于《野性的呼唤》与《热爱生命》。

前者，作家叙述的是一条驯良的家犬在严酷生活的种种磨砺中，终于变成山林中狼群首领的故事。后者描写的是两个淘金者，历经难以言喻的困境，在逃亡于死谷冰川时一生一死的故事。那位生者曾与一条饿狼殊死决斗到奄奄一息，最后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到大海之涯，看见了正在大海中行驶的船桅，从而告别死亡，获得了新生。

我难以估量这两部中篇小说在我沉沦底层的漫长岁月中，对我究竟起到了多大的催生作用。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告别劳改生涯时，这两部作品书页翻卷、书角污黑，那是我从煤矿井下挖煤归来时留下的手纹印记。返京后，我仍把这两部书以及杰克·伦敦其他作品《马丁·伊登》《海狼》等包上书皮，收藏于我的生命档案之中。

无须多言，杰克·伦敦曾是我的生活教师，他笔锋下严酷生存竞争的一个个画面，曾铸造我在底层生活中的强者意识。我十分感谢并感叹这位四十岁就自戕了生命和他的文学才情的作家。他童年活得十分凄苦，十一岁就外出打工，喘息于生活的重轲之下，1897年——他当时年纪才二十一岁，就乘船前往美国淘金热的阿拉斯加，在雪谷深山参加了淘金者的队伍。这样一位历经冰雪里程而没有倒下的强者，何以会有他最后结束生命的一枪呢？

今春打扫书橱尘埃，翻出了我生命档案中的许多东西，其中牵动我思绪之一的，就是曾给了我生存意志的杰克·伦敦。世界上著名的文翁，以自杀结束自己生命的为数不少。对杰克·伦敦的死，我在困顿的日子里没有时间剖析。当时，我像一块汲水的海绵，只知道从一切有益于铸造灵肉的大书中吸取生存下去的汁液。

1997年初春之夜，我在灯下重读杰克·伦敦，终于找到了他的悲剧之源，就在于他获得文学成功之后的迷失。他的传记上记载着，他是从十九岁发表作品的，但真正在美国文坛上确立了他的地位，是在1899年之后，当年二十三岁的杰克·伦敦，作品遍及美国的《大陆月刊》《黑猫》以及《布法罗快报》《家庭》杂志等报刊。到了1903年他二十七岁时，由于《野性的呼唤》一书的出版，而轰动了美国；时至1911年他的《铁蹄》《马丁·伊登》《热爱生命》《毒日头》……一大批作品出版问世，可谓已经红得发紫。

杰克·伦敦此时已然不是淘金者的杰克·伦敦，随着他的声名鹊起，青少年时代被压抑于心底的各种欲求，便如地火岩浆喷发而出。金钱、美女、别墅、游轮代替了他昔日笔下苦难的“巴克”，成为他生活的新宠，且看他在1911年三十五岁“我写作就是为了钱”的自白性宣言，已然完全背离了他生活的初衷，而成了世俗中的花花阔富。

1913年杰氏耗资巨大、历时三年营造的“狼舍”别墅竣工，不幸当年豪华的“狼舍”起火，杰氏立即筹划建造一艘命名为“斯纳克”（一种怪兽的名称）的游艇，同时再建一所新的富丽堂皇的花园。此时，杰氏虽然在别墅及游艇的命名上，还带有生命搏击中的烙印，实际上野性呼唤的闪光灵肉已死，只剩下了他被金钱蛀蚀的外壳。出于感情上的渊源，我想拒绝这一严肃的审视，但理性告诉我，这是后期的杰克·伦敦自己写下的历史。

一个充满生命蛮力和生活底蕴的作家，如果能够正确地对待成功之后的一切，他或许能写出更好的惊世之作。然而从宣布“我写作就是为了金钱”时起，他虽然没有举起手中的枪，但已经开始了自戕文学生命的行为；沿着这条迷途越走越远，便有了那最后的一枪。

掩卷深思，感到金钱这种东西是个魔方，人生活在物质社会中，离开它寸步难行；占有得多了，与一无所有同样可怕。它能导致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转为轻蔑生命，自贱生命；如果走向极致，就会因滥性、滥情而全部失重！

壮哉！早期光彩夺目的杰克·伦敦！

哀哉！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的后期杰克·伦敦！

1997年4月18日于北京

从法捷耶夫之死说起

在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法捷耶夫开枪自杀了——距离20世纪末的1998年的夏天，已然有四十二年的光景。

记得，法捷耶夫自杀的新闻刚刚传到中国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把他的死说成是酒后自杀。那时我刚刚步入中国文坛，当真为写过《毁灭》的法捷耶夫惋惜。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读书》和《作家文摘》上的兰英年先生的文章中，才知道法捷耶夫并非死于酗酒。历史的真实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还原，当真感到历史谎言对人之欺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了英年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法捷耶夫的最后一枪，是他精神崩溃的一枪，也是良知上自我解脱的一枪。

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近二十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仅在作家中就有两千名被处决、关押和下放；而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46年又升为作协总书记），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在我的感悟中，能写出《毁灭》的法捷耶夫，不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冷冻成为冰坨，无可逃避地成为间接的“文字狱”制造者——尽管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这些铁血任务的。但是被迫害的作家自身，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为文化暴力的执行人。比如：在1938年被捕关进劳改营里劳改，后来得以释放的女作家安娜·别尔金，逢人便说她是法捷耶夫陷害的；在作协俱乐部彼此相遇的时候，她拒绝和法捷耶夫握手。而她不知道，她之所以能够从劳改营里回来，正是得力于法捷耶夫在斯大林辞世后，向内务部请求对众多被迫害作家的赦免。因而，我读了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后，感慨丛生。

感慨之一：法捷耶夫曾是个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只给后代留下了两部书，除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他没有担任苏联作协的领导，才情会不会也陪同他一起毁灭？

感慨之二：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旋涡之中，还是不失作家良知的一面，斯大林死后，他能主动向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已然是他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响在作家公寓中的枪声。我很敬重法捷耶夫最后的选择——虽然这过于残酷了一点，但这远比那些在历史中伤害过同类，而不知道脸红心跳的人，心灵要崇高得多。

笔者的感慨之三，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几十年的风雨文坛。以法捷耶夫的悲剧，演绎中国文坛的往事，与法捷耶夫雷同的人不少，但是不雷同之处似乎更多。其中最为可悲的是，有些人似乎没有法捷耶夫的良知复归。我们不想听到那自戕的枪声，但是连一点自我忏悔的微弱声音也听不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反常。倒是有过唯一的一位自悟者周扬，他又在文坛的一片礼赞声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便成了许多文化人的“中国感慨”！近读文学前辈韦君宜的《思痛录》，其中提及了许多文化界陌生而又熟悉的悲怆往事；另一文学的先行者黄秋耘，也在《新文学史料》中，谈了不少文学界中并非人人皆知的事情。

作家的职业，是以研究人为源本的，其中包括解析自身。为此，笔者想起了法捷耶夫之死的喻世意义。

1998年7月20日于北京

流杯池吊古

昔日，只知道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被贬黜官职后，曾经踯躅戎州(今四川宜宾)，却不知他在此长江源头第一城凿石穿洞营造了一座文人与酒的景观——流杯池。

1997年5月，四川省作协与宜宾五粮液酒厂联系，邀请中国二十多位作家、诗人访蜀。在五粮液酒厂豪华的日月宫宴罢之后，主人特意带上几瓶五粮液和一摞酒杯，带领我们一行，来到流杯池饮酒赋诗，并寻觅黄庭坚留下的历史足迹。

一巨大嶙峋怪石，仿佛被天神利斧一劈为二。在石缝中拾阶而上，耳闻泉水潺潺流动之声。待我们走上平台，见泉水在岩台之间九曲回肠，流成几个S形状。台边备有石凳数个，是供饮者从水中抓杯而饮的座位。此时主人已打开五粮液酒瓶，将一杯杯美酒置于流水之中，那小小酒杯便顺水漂流。按照酒戏规定，酒杯漂到哪个石凳之前停住，坐在石凳上的人则要捞杯而饮，并当场赋诗。

好一个黄庭坚，在遭朝廷贬黜之后，在这大山的夹缝之间，竟然享受此逍遥酒趣，使我们这些而今的来者，瞠目结舌之后无不感到黄庭坚心怀之豁达与洒脱。北宋诗人黄庭坚，江西修水县人，年幼聪慧过人，二十三岁中举。在为官期间，因修《神宗实录》不实，有损帝王形象而被贬官于四川涪陵。黄庭坚为求心静并避亲嫌，便从涪陵迁往宜宾。此时，黄庭坚已经五十三岁，对封建官场的大彻大悟，使他以闲云野鹤自居。在流杯池入口的石壁上，留有他书写在山崖上的石刻“南极老人无量寿佛”，这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足以代表他当时遁入空门的心迹。但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难以抵挡仕途的诱惑。在宋徽宗继承帝王的年代，一道圣旨飞到宜宾，召黄庭坚出任太平州知事；但很快又因其新作《荆国承天院塔记》犯有“幸灾谤国”罪，再次被贬，这次是广西宜山。黄庭坚历经又一次雷殛，再没有闲云野鹤的心境，因忧闷患病而死。是年，这位北宋才子年仅六十一岁。因而，留在宜宾山崖之间的流杯池，代表着他生命中没有羁绊、最为潇洒的一段岁月。

八百多年之后，作家、诗人们重演了他当年的潇洒。水流中的第一杯酒，漂到唐达成面前不动了，达成举杯吟诗曰：“好酒似玉液。”第二杯酒认定了诗人白桦，白桦只好捞起水中酒杯吟道：“良言是金石。”第三杯酒在流水中转了老半天，在骆文面前止步了，白发苍苍的骆文来了一句浪漫：“靓女来劝饮。”第四杯酒不偏不倚，正好漂到我的石凳之前，我只好沿着骆老的提示，胡诌了一句孟浪：“交杯情更痴。”其实，四句话串联到一起，只是一首歪诗，远远不能与当年的文人雅士对饮成诗的意境媲美。但是我们能在黄庭坚的酒戏中，自我亮丑一回，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好记忆之中。

对饮赋诗的欢悦过去，我的心境渐渐沉重起来。尽管流杯池的水浮着酒杯流了过去，那人文历史是无法流失的。因为流杯池四周崖壁上的石刻都在对后人示警。在黄庭坚作古之后，南宋叙州郡守黄申，将黄庭坚昔日的诗作刻于石壁之上：

挽士不能寸，推之辄数尺。

才难不其然，有亦未易识。

想来，黄申在当时不敢直面昏庸帝王扼杀人才，便借黄庭坚之诗句抒愤懑之情。南宋大诗人陆游，云游至宜宾流杯池时，见景生情，写下对黄庭坚遭遇的不平。诗曰：

文章何罪触雷霆，风雨南溪自醉醒。

八十年间遗老尽，坏堂无壁草青青。

不必仔细推敲其诗意，也能知晓当时的流杯池因失去黄庭坚而荒芜。

俱往矣！今日的流杯池周围，已修建起许多人文景观。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另有“涪翁”之号(此别号与他在涪陵为官时有关)，因而以涪翁命名的，有“涪翁岩”“涪翁壑”“涪翁洞”“涪翁亭”……其中，最引我动容的是地处流杯池峡谷西口的“涪翁楼”。楼匾为周建人先生所书，它是昔日黄庭坚读书、写诗之地。楼旁绿荷摇曳，荷塘之滨一尊涪翁塑像，神态怡然，面荷而坐。

我神往地凝视这位诗翁许久，忽然记起他被贬官后在宜宾所作的《晚饮锁江亭》中的几句：

锁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横。

经术貂裘续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鸣。

古来寒士但守节，夜夜抱笑听五更。

1998年7月于书斋

长安遗梦

已然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无法忘却古都西安。那里留下我人鬼转换时的悲欢，回首起来犹如南柯一梦。

第一次去西安时，我还只能算是半个公民。山西老一代作家知道我浪迹山西，千方百计把我这个囚徒从濒临黄河的一个劳改单位弄了出来；因为我有在劳改煤矿挖过几年黑炭的历史，让我去西影写一个煤矿娘子军的剧本。我匆匆走访了大同一个井下的娘子军采煤队之后，便被西影召往西安，重新开始了封笔近二十年的文墨生涯。

那是我一段十分凄凉的岁月，因为此题材并不是我急于倾吐的东西——二十年的劳改生活，给予我满腹悲情，抛开我个人辗转于十几个劳改驿站“三死而未死”的传奇经历不说，始自1957年后的政治运动不断，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初到古都西安时，正值1978年，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哪里会有吟唱颂歌的心情？写矿山娘子军是假，写大墙文学是真——我就是在西影完成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收尾的。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黄昏日落时的大雁塔，秦始皇那座高高的帝王坟茔；黄天厚土的古城围阁和点燃长城烽火台的古兵马俑……特别不能忘却的一笔是，在告别西安的火车站时，我匆匆跑进车站对面的邮局，把我劳改文学的首篇，掷进邮筒，寄往上海的《收获》。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写这种东西是犯忌的——尽管今天重读《大墙下的红玉兰》，不仅算不了什么佳品，并明显留有50年代的文学胎记，可是却轰动了当时的新时期文苑，一段时期之内给我带来很大压力。某省劳改局上书中央称我为“从犯”，说小说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大帽子真是吓死人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在那五更寒天，我何以会产生孤注一掷的勇敢，而这一笔偏偏又留在西安，我想也许是一种文学的缘分吧，因而在西安留下的悲喜情缘，我终生难以忘怀。可以这么说，我在西安写完第一部大墙文学的最后一笔，并像标枪运动员似的奋臂一掷，是我的一次精神突围，让我从鬼界重返人寰。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忆之一。B

第二次去西安，正处于乍暖还寒的时节。西安电影制片厂致函给我，言及他们想把我发表在《十月》上的中篇《第十个弹孔》搬上银幕，邀我迅速来厂。

这次虽然没有第一次来古都时的悲怆，但还是给我留下难以言语的感伤——那就是我丢在西安的一串串痴情的泪水。在写剧本期间，有一天西影小放映厅，回放经典电影《魂断蓝桥》。小时候，我曾看过这部影片，并没引起我的感情失控。历经了二十年劳改的我，按说应当变得更坚强。否！当天的我泪水横流，致使当时陪同我观看这部影片的导演艾水，在放映厅内不知所措。在放映厅内我流泪，回到住所我还泪落不止，悲情吞噬了我，让我连午饭都不想吃了。这可急坏了艾水。他询及我年轻时，是否有过类似《魂断蓝桥》刻骨铭心的情殇。我告诉他没有。他替我打来午餐，见我还在痴呆地垂泪不止，便一点主意也没有了，连连劝我说：“你是作家，怎么不知道那是编出来的？”

我自知他说得在理，但仍然像着了魔似的泪垂脸腮。“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你今天怎么当起傻瓜来了？”他说，“我们不是也在编《第十个弹孔》的戏吗？我希望将来咱们的戏上演时，有你这号的痴情观众呢！”

这仍然没有让我停止流泪。事后，仔细回想我在西影的失态，似乎找到了一点能自圆其说的缘故：那就是在人鬼的交替变换中，《魂断蓝桥》的悲情，当真把我还原成了一个人。在劳改队除了我母亲去探视我时，我流过眼泪之外，我的泪腺已然失去了流泪的功能。鬼大概是没有眼泪的，当我还原成人时，便有了这次悲情的恸哭。当然，首先《魂断蓝桥》是个艺术精品，没有震撼心魄的艺术，我在西安是不会留下这个痴情之梦的。

真有意思。近读2000年《时代文学》第三期，上面有一篇莫言写我的文章，他说，1987年我和几个中国作家在德国法兰克福分手时（因我还要在德国停留并从那儿去法国和奥地利），现场突然响起《魂断蓝桥》的主题歌《一路平安》，当时我流下了不少的眼泪。事隔多年，我已然忘了这个细节，经莫言文章提示，我记起来当时我确实哭了。这么多年，我是很喜欢、又很害怕听这支曲子的，无论在哪儿听到这支曲子，我都会在精神上产生条件反射。这是不是西安遗梦的回光返照？如果没有在西影被《魂断蓝桥》的艺术真情击倒，我想我是不会在法兰克福落泪的。

所以，西安不仅是我人鬼转换的风水宝地，还是让我的艺术神经死而后生的丰腴沃土！C

当然，古城西安也留给我一些十分美好的记忆。记得，在《第十个弹孔》开拍之后，艾水曾用一辆车子拉着我到处乱转，去参观陕西的文化古迹。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去华清池洗温泉澡。

劳改多年的我，对洗浴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平日一身汗，下雨一身泥。收工回来找盆冷水，胡乱擦擦就行了，因而晚上监号里充满汗臭。可是他对我说：“不行，你不去也得去。那儿是杨贵妃洗过澡的地方。”

我被他拖上了车，直奔目的地。在车上他见我没有什么兴趣，便又开导我说：“唐诗里怎么形容杨贵妃来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一代绝色洗过澡的地方，你这个劳改犯，理应去开开荤嘛！”

我开玩笑地说：“她只喜欢黄巢之类的武将，不欢迎小小文人。”“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和黄巢有共同点，那家伙谋过反；你不也有当过‘反革命’的历史吗？”“人家可以千里走马送荔枝，我的马在哪儿？”“这就是你小看自己了，你不是在田野里当过‘牛马’吗？”

我终于被他逗笑了：“好！让我与杨贵妃的香魂共浴一回，留个美好的记忆吧！也算没白来西安一趟。”

当时，华清池洗温泉澡的地方，是一块块光洁的大理石，分割成一个个小小圆池。我和艾水光腚，各下了一个池。我是不怕光腚的，在炎阳似火的夏天，在劳改队我有过裸身挖沟的经历，因而并无异常的感觉；我不能适应的是，脚下的石头太光溜了，使我踩惯了泥浆的脚板，常常趔趔趄趄地打滑。尽管我的脚步已经小心翼翼了，还是在池边上滑了一跤。还算幸运，没有摔倒整个身子，但是一条腿被硬硬的池边石头，划破了一层表皮。艾水慌了，忙爬过来搀扶我，并光腚俯下身子，查看我腿上的伤情。我说：“小事一桩，在劳改队磕磕碰碰的是家常便饭。”

他看见我没伤筋动骨，便也轻松了许多，对我开玩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杨贵妃想留下你，不让你离开这儿！”

我说：“她要是香魂犹在，只会爱你不会爱我。”“为什么？”他支棱起两只耳朵，“我在洗耳恭听！”“我是劳改犯转世，而你是——”

他猛然打断了我的话，哈哈大笑道：“你低头看看，她‘吻’的是你的右腿，而不是左腿；这足以论证，杨贵妃喜欢你这个爱讲实话的‘右派’；不过由于她吻你心太急切了一点，咬破了一层皮。这是你身离苦海后的一大乐事。嘻嘻……”

说笑归说笑，我们穿好衣服后，艾水还是找到了华清池的医务人员，为我的右腿进行了消毒包扎。1979年至2000年，已然二十一个年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如昨日，使我永生难忘。至今，那条右腿在华清池留下的伤痕，还隐约可见，它是我在西安一段最为美好的记忆。

我怀念古都西安。因为它是我文学生命复苏时期，一个非同寻常的驿站。

2001年初春

在《思想者》面前

我想，一个人在踏上人生路之前，就该有《思想者》启迪我们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励的坚毅精神准备。《思想者》可以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让我们自审内心的霉斑；它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灵与肉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出我们自身的失重。

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用他的雕刻刀给人类留下了一尊《思想者》的青铜雕像。他微微弓着腰，用手背托着下颚，神态庄严肃穆，似在审视着宇宙中的一切。我每每走在这尊雕塑之前，都会感受到心灵之沉重、生命之轻飘；从而向往着臻美的成熟，成熟者的肖像酷似十月里的向日葵，低垂着它沉甸甸结满果实的头颅。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和奇思，大概源于我对生活观察后的感悟。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认同我的感知，我觉得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如果自身不去主动追求生命之重，精神就会成为随水而去的无根浮萍。浮萍虽然在水中风光一时，但可悲的是不知何处是自身最后的归宿。其实人类是可以在激流中寻觅自身之重的，生活中有无数的帆桨供勇者搏击风浪。灵魂失重的人，不愿意在风浪中“弄潮”，他不是生活中的懦夫，就是想躲避生活风浪，自寻捷径以构筑黄金宝塔的人。其中的捷径之一，就是像野浮萍那样寄生于东流之水。

在动物世界中，有一种名叫象虱的寄生虫，它是依附于大象皮毛中，随大象穿过热带密林而远行千里的。植物世界中，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家族，它自身不会跳舞，但是一旦风起云涌，它则会闻风起舞。无论是象虱依附于大象，还是风流草在风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只能获得临时的美丽潇洒——在《思想者》看来，这些来自瞬间的逍遥和辉煌，都是自卑、自轻的行径。我想，一个人在踏上人生路之前，就该有《思想者》启迪我们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励的坚毅精神准备。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的名字叫鲁迅，我们可以翻一翻他的著作，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他的肖像都没有一丝生命失重的奴颜婢膝；有的倒是一身铮铮硬骨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

之所以在前文提及象虱和风流草，并非“无的放矢”的孟浪之言。当今的年轻人中，扮演这种角色或准备进入这种角色的，也绝非没有。在报纸刊物上，屡见红颜少女(有些还是大学生，有着相当好的专业)自轻自贱地去当“三陪”，去傍大款而甘做“金屋藏娇”的临时宠物。本来她们是可以演绎出一幕青春年华中流光溢彩的壮丽戏剧来的，可是她们青春大幕的拉开就是人生最后的谢幕。她们与象虱及风流草的价值无异，只是造物主留给她们一具人的形骸罢了。细细品味起来，其心其志的早衰，何其悲哉！

凡此种种，《思想者》可以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让我们自审内心的霉斑；它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灵与肉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出我们自身的失重。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说，失重必轻，轻必倾斜；倾斜必倒，倒即灵与肉的死亡。当然，在时代中甘当寄生虫者，在形体上并没有变异，她们可能浓妆艳抹，香气袭人，看上去亭亭玉立。但这只是其形体的外壳，其内在的灵肉早已糜烂，就像俄国作家果戈理《死魂灵》中一具具活尸，还在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着行尸走肉的戏剧而已。这就是《思想者》留给我们，特别是留给年轻人的极其珍贵的精神启迪。

2004年年底于北京

上海往事

我生在北国，与上海相距千里之遥。从地域文化上寻根，找不到什么类同之处；可是从我的生命依存以及文学旅痕去回眸，却梳理出与上海有着“剪不断”的文化渊源。

今年冬日，因为要从书橱里淘汰一批书籍，小阿姨帮我清理书橱的时候，从书堆里翻出几本封面已发黄的旧书，她认为这是需要淘汰的处理品，便信手将其扔在纸箱中。多亏我检查了一下即将送往收购站的装满五个纸箱的旧书，不然的话我会遗憾终生，因为她把我的三本最开始发表的作品也当成文化垃圾装于纸箱之内。我立刻将其取出，擦净封面的浮土，重新放回书架上去。她颇为不解地问我：“书页上都有虫子屎了，留它还有用吗？”我没有回答她的质询，因为其中有她无法听懂的历史——它是半个世纪前的50年代，我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其中的散文集，是我的处女作《七月雨》。也许是这几本书差一点就变成废纸之故吧，我萌发了对上海悠长的思念。

记得，那是1954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刘金先生与另外两个编辑（其中有一位姓翟），走进我北京的住处，与我签订了处女作《七月雨》的出版合同。之后，我的长篇和短篇集也是经刘金先生的手，分别在1956年和1957年之前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之后，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生命中留下了二十多年的文学空白，因而那三本20世纪印刷于上海的书籍，是我青年时的文学履痕，我格外珍惜。这里，除去文学的情缘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这三本书我总共获得八千多元的稿酬，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刘绍棠当时用两千四百元，在中南海一侧购置了一所独门独户的三合院，院内有五棵大枣树），当我后来身陷囹圄为囚后，家中抛下的老母和幼子，在二十年沧桑岁月中，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支撑他们活下来的，主要是这笔数目可观的稿费。因而，当我复出文坛到上海时，虽然没能见到当年的刘金先生，我还是向当年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了我的文学谢意和赖以生存的生命谢意。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1977年，我还没有获得解放、属于“另册公民”的时候，出于对几年在劳改矿山挖煤生活的感悟，我伏案于山西临汾一间窑洞里的小桌上，写了一篇题为《女瓦斯员》的短篇，没经任何考虑就寄往《上海文学》。我在小说的附信中，道明了我当时“鬼非鬼人非人”的政治身份。当时我既不知刊物的主编是张三还是李四，也不知编辑部的确切地址，因而不存在发表的奢望，只是发泄一下心中炽热的创作欲望而已。真是鬼使神差，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上海文学编辑部”几个字的邮件，居然邮寄到了编辑部。不久，我接到当时《上海文学》赵自先生的一封复信，除了言明“小说即将发表”之外，他在信中还同时代表唐铁海对我始自1957年的驿路风尘，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记得，接到这封复信时，我百感交集，早已枯干了的泪腺，居然有几滴泪水夺眶而出。1957年至1978年，二十年光阴流逝过去了，原本就十分陌生的同时代人（只是在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见过面），居然还能记起有我这片随风而去的落叶，让人感到当时的社会虽然冰冻三尺，但春水仍然在冰层下流。

这篇东西问世于上海的时候，比《收获》发表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要早上一年的光景，在以阶级区分敌我的年代，上海的人文情怀让我一直记忆至今。面对过去，我曾问过自己：尽管那时百花凋零，北京也有那么少许几家刊物，还在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为什么舍故土而把文稿掷向上海呢？我梳理不出个头绪来，大概是故土留有我伤痛太多之故吧！记得，1957年北京的一本文学刊物上，一位大师级作家批判我时使用的词汇，令我毛骨悚然：“从维熙的反动小说意在煽动农民反对农业合作化……”因而，我的精神本能支使我，把小说寄往了上海。当1980年我应上影之邀去写剧本时，特意到赵自先生家里看望，并带上了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和一瓶茅台酒。历经苦难磨砺的人，更知人世间一个“情”字的分量。记得，那天在赵自先生家中聊天聊得忘记了时间，又因我多喝了几杯酒，因而下午赵自带我去探望长者吴强时，我神态有些迷糊，吴强以为我病了，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成为我留在上海滩的一个笑柄，其实这都是人间情感使然。

当然，《收获》编辑部在那个年代敢于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则更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一个标志，我曾有过如是的感悟：“如果我投胎错了，把它寄给别的刊物，很有可能延缓我文学再生的时间。一年、两年……常常是刊物主编的人文良心，决定着作家的命运。”这是我写在1979年的日记，事隔多年那日记的纸页虽然变黄，但我对巴老的尊敬之情，依然闪亮如初。因而，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我写了长长的祝贺文字，以示对“世纪良心”的敬意。

终生难忘的上海情愫之中，还有我难以忘却的一页。当《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在千余封读者来信中，有一封寄自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来信，写信者是大学医院的一名从事X光射线的军医。她在信中说，读了我的小说，像对我进行了一次心、胸透视一样，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和心脏功能良好，没有被“文化大革命”挤压得变成畸形。她说她读了小说，彻夜未眠，清晨提笔写这封长信。她在信中让我难忘的几句话，至今激励着我在文苑苦耕。她说：“但愿中国历史再没有反复。如果你再次身陷囹圄，就是一个军医变成民间‘郎中’之日，到时我将去监狱探视你。这是我读过小说后，一个军医的心誓……”由于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我驻留上海的时日，特意到城郊的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回访了这位身着橄榄绿的军医，并与她一起到王肇岐家里，与上海文化界的朋友欢聚畅饮。记得，当初出版我处女作的刘金先生似乎没能找到，后来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的江曾培先生，倒是来了——那是二十五年前，我难以忘怀的一段尘封往事。

整理书斋，由于几本最早出版的作品的失而复得，让我记起了上海以及上海的友人；与此同时，我还记起上海街道上成行的梧桐。在我的认知里，梧桐比性喜追风的杨柳，生命内核要显得端庄和凝重。这就是我整理书斋时，文海钩沉的人生感悟。

2007年初整理于书斋

恢复甲骨文如何

今年春日，在全国政协会上，一位名叫潘庆林的政协委员，提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改革提案。在简体汉字用了几十年之后，这位委员竟然提出逐渐恢复繁体字的使用，让简体字退出文化舞台。其理由是：繁体汉字中深藏着中国古老的文化底蕴，而简化了汉字之后，这部分文化精髓便遗失了。

不知国人如何评断这个提案，反正我读了这则新闻之后被吓了一跳：哎呀，都到了电子时代了，还有政协委员提出这样的提案。继而便把提案当成文胆，书写成文供国人思考评断。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国家曾组织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动用了一些文字专家，先讨论繁改简的利弊并权衡其得失之后，才步入简化繁体汉字的烦琐过程。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此举利国利民，是一个推动文化发展与世界文化逐步接轨之举。我之所以对此举记忆清晰如初，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在稿纸上开始涂鸦文学，那些繁体变简体的文字每天在我头脑里“过筛”多次，以免文稿邮到刊物和报纸，给文字编辑增加负担。

这里笔者要说的是，“过筛”虽然花费时间，但精神上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从宏观意义上去解析，我认为那是中国文化改革的先声。一些老先生虽然对此感到某些失意，长袍马褂虽然内含祖宗文化，但历史的车轮毕竟转到21世纪了，数典忘祖固然不可取，但“辫子情结”则会让历史倒退。在我的记忆中，那些老先生反对繁体字改简体字的主旨，与今天潘先生提出的简改繁的意见，大体相同。不外是繁体字中，深藏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抛弃古老文化云云。这里潘先生至少忘记了两点：中国今天所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大飞腾，全然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文字的繁改简，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此为其一。其二，那位改革开放的老人，留给后代的警世名言是：“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要发展，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躺在古老的土炕上，鼾声如雷地打呼噜。今天的世界，已然进入电子时代，一按键盘上的鼠标，整个世界都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了，我们不能舍弃康庄大道和时代立体交叉桥，而去拆毁时代楼宇，而去觅古地建造羊肠小路。然否？

近日，在报刊和电视媒体上，出现了台湾当局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力挺汉字简化的报道。我想只要是积极进取的中国人，不分地域、民族以及志趣和信仰，都对汉字简化举双手赞成。我在访问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曾接触过一些汉学家和华语教授，虽然简化了的汉字给他们的工作一度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当他们适应了简体字之后，都认为汉字简化方便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记得，当年墨尔本汉语教授张再贤先生（他是从台湾大学去澳洲的），前两年从澳洲飞回北京探亲时，我们见了面。他说了一句触动我中枢神经的话。他说：“文化人中的低能弱智，常以弘扬老祖宗的文化为名，而不思进取；只有真正的文化精英，才具有才能和智商，在中华的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用于开拓中国的未来。”

最有意思的是，我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有两位来自故乡河北的青年作家，光临寒舍家访。他们问我在写什么，我把文章内容说给他俩听，并征求两位青年人的意见。他俩笑了好一阵子，才吐出两句黑色幽默来：“都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啃老族’，其实这话并不准确；国人中不分年龄和职业，‘啃老老族’的人，比年轻人多多了。”

我说：“人家的理由是，简体字把中华文化的内在魂魄给‘简’没了，要让汉字魂归故里。按着这个逻辑推理如能存在，我还有个更好的建议，你俩想听听吗？”“您说说看，我们洗耳恭听。”“恢复甲骨文的使用，岂不是更有中华文化底蕴？”我说，“甲骨文字，由一个个龟形和弓形笔画组成，内藏中国佛学、道学和易经，还有阴阳八卦中的风水蕴藏于其中呢！”“好——好——太好了。”两位青年作家哈哈大笑，“那么一来，中国人都要沿着时间的隧道倒行，个个都成了电子时代返古的木乃伊了。哈哈……哈哈……”

2009年7月1日于书斋

刍议“完美”与“残缺”

天上的月亮有圆有缺。当月圆时，有“花好月圆”之美词；当月残时，又有“一镰钩月”之雅说。笔者常想，如果地球上没有月残，而只有月圆，或只有月残，而无一轮圆月，那将失去多少风景？如果把这一美学概念，引申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宏观话题上，那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审美情趣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民族心态的大问题了。

几年前，一位台湾的摄影家要拍一幅圆明园的夜色写真，我只能选择月圆之夜陪他前往。但是到了圆明园之后，面对那断垣残壁的历史沧桑，我们忽然意识到圆月下的圆明园拍出来虽然好看，但不如一钩残月下的圆明园更富有含金量。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令人开心的风景，而是中国百年国耻。虽然这比在圆月下拍摄要艰难许多，最终他还是等到了乱云遮月——圆月被吞噬到只剩下一弯残月的更深时分，才重新开动了摄影机。

笔者所以要重温这段往事，实因重新修复圆明园与保留其历史原貎之争，既是关联到建筑的问题，又是超出了建筑学本身，关联到民族心态建筑的一个大问题。我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珍惜历史的完美，是人之常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面对历史残缺，并珍惜这种残缺，却始终是个没有解决好的大课题。重建圆明园的历史辉煌与反对重建圆明园之争，典型地反映出我们民族心灵上的顽疾。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充分依据的：本来圆明园是国耻的标本，留下这个活标本的原貎，使国人牢记“火烧圆明园”的悲凉往事，不仅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有利于民族发愤图强；但是偏偏有一些清史学者，难以割舍中华民族的“圆月情结”，慷慨激昂地反对保留历史残缺，倡导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再现圆明园昔日的风华。这里，姑且不说“克隆”出来的圆明园其本身就是赝品，就是再现圆明园的全部辉煌，也无助于中华民族的明天——正好相反，它将让子孙后代淡化国耻，并瓦解民族务实的心灵建筑。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仅以德国科学严谨之风与国人中假凤虚凰的心态做一个对比：在德国西部莱茵河和美因河的汇合口，有个科布伦茨小城，这儿曾经耸立着威廉大帝的雕像。威廉大帝为何许人也？他是将德意志统一成为一个国家的大帝，被德国人称为德意志之祖。人们为了缅怀他将东西南北中的日耳曼人缔造成一个强大的德国，在科布伦茨两条美丽河流的汇合口，铸成了一座崇高的青铜纪念碑，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苏联从德国西部强渡莱茵河、围歼希特勒军团时，一发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这尊青铜雕像上，从此这位德意志之祖策马张弓的肖像消失了。待我去那块圣地朝圣时，那儿只留下一座空空的墩台。当时正是深秋，墩台上飘满了黄色的落叶和白色的鸟粪，让每个来这儿的游者，无不感到凄切和悲凉。这是其一。其二，在德国柏林最热闹的裤裆大街，昔日曾经耸立着一座著名的尖顶教堂，苏联红军攻打柏林时，那座教堂的顶部正好被炮火自上而下地劈去了一半，多少年过去了，那教堂也没有重建和修复，赤裸地站在繁华的大街上，向世界展示着它的历史沧桑。对此，我曾以中国人的心态垂询过德国友人和德国民众，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我们必须精心地保存这些历史残缺，让子孙后代不忘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

当年，德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还在千方百计地保留历史残缺；而我们在近代史中是被弱肉强食的民族，倒反而不惜花费重金，克隆往日的历史辉煌，这种南辕北辙的心态，距离究竟有多远？恐怕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量器，能丈量出这种距离。但是这两种思维模式，到底哪个更符合民族自强的内在逻辑？哪个更富有时代的前瞻性？哪个更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德国今天的经济实力而论，不要说再建起一座青铜雕像，就是在科布伦茨再竖起十尊百尊威廉大帝的金像，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们知道那是遮盖民族的耻辱，是万万不能做的事情。难道我们这个不断被列强肢解和侵略的民族，就能遮盖自家之丑，重新修建圆明园（实质为“克隆”），来淡化昔日被列强瓜分的国耻？在前不久闭幕的党代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求真务实”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更让笔者感到投入大量资金全面修建圆明园之举有待商榷。且不说我们还有几千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水平线上，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全面富足的国家行列，我们也不能淡忘昔日之国耻。

中国有两句古话，似可当作此文的结论：

假凤虚凰者误国，卧薪尝胆者兴邦！

2009年11月8日

当一回汉学家的“郎中”——为洋教授顾彬号脉

近一年的时间，南北各地文化报刊披露出多篇有关德国汉学家顾彬来华讲学的信息。其中，有将其言视为“洋图腾”的，也有视若“西洋镜”的；也有认为其言论虽太多离谱，但也不无小补之类的评说。我则想起了中国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古训。之所以对顾彬先生下了如是的结论，绝非空穴来风，而有过硬的历史库存。

二十三年之前的1987年，中国作家应德国民间人氏赛德尔夫人之邀，由玛拉沁夫和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德国访问。作家中有高晓声、张承志、莫言、王安忆、张炜、叶文玲……可谓是中国文学“梦之队”的组合。在穿越德意志版图的行程中，有一个文化项目就是与顾彬任教的波恩大学开展“波恩文学周”活动，与汉语系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文学交流。归国后，笔者曾以《德意志思考》为题，在《花城》上刊发了一万多字的访德文字纪实——其中之一节，就是专门描述顾彬先生的。

该怎么描写顾彬先生的形象呢？他眉毛很浓、眼睛很亮，谈话不失温文尔雅。因而初见时留给中国作家的印象，还很不错。他家中还有一位儒雅的中国妻子，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何况顾彬先生在波恩大学还是教汉学的呢！可是在波恩大学与汉语系学生的一场文学聚会，顾彬留给中国作家的形象，一下子从“天狼星”坠落为“扫帚星”了。之所以如此，实因此人温柔的仪态中深藏着洋人的专横和霸气，视中国作家为浮萍草芥和手上玩偶。现在笔者将二十三年前“波恩文学周”上顾彬教授的情况，再现给中国读者，以供中国文化人品味；然后切入近一年来顾彬教授对中国文学的信口开河，读者便可以看清其浊了。A

文学周开幕之际正值德国的初夏。身为团长的玛拉沁夫在开幕之前就曾对顾彬提出：来的作家都是生活雕塑出来的作家，不是学院出身的作家，大家都不懂外语，会上评说中国作家作品时，希望配上中文翻译。应当说这是人人都懂的外交礼仪；就是出访的作家都懂外语，也不能不顾及国际礼仪而失其文化交流之方圆。当时，顾彬点头答应下来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是，开会当天却发生了令中国作家十分尴尬的一幕：会议由顾彬亲自主持，首先由汉语系的学生朗读与会每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可笑的是他们只用中文报告一下作品题目，然后就用德文朗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究竟朗读了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记得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学生朗读我作品的片断时，只说了中篇小说《方太阳》的名字。朗读用德文似乎还能理解，因为德国学生的汉语还没熟练到口语化的程度。问题出在朗读每个作家的作品之后，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知是教授还是研究生），登台开始评说中国文学时，用外语评说却又不配翻译。作为主持会议的顾彬，忘了起码礼仪和承诺，让他们在讲坛上喋喋不休地用洋文论道，下边坐着的中国作家似乎成了聋子耳朵——虚摆设了。文学周文学交流的主题一下变了味道，好像我们中国作家一行是顾彬教授权威形象下的文学木偶。对不起，中国作家不那么低贱，我立刻向玛拉沁夫言明我的立场，说我想带着作家退场。玛表示支持我维护中国作家尊严的提议，我立刻带着几位小兄弟、小姐妹离位退场，只留下玛和代表团里的翻译坐在那儿支撑局面。

在我们离开会场，奔往旅居德国的黄凤祝博士为我们准备好的下榻旅馆的路上，作家们对顾彬傲慢的失礼行为群情激愤。张承志首先质疑顾彬是不是合格的汉学家，他的论据是顾彬连起码的西方礼仪都不尊重，又何以声言通达汉学；汉学中礼、义、廉、耻，礼居其首，他连这个都不懂，凭什么还戴汉学家的高帽？高晓声、王安忆、莫言、张炜、叶文玲也都愤愤不平，他们在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回忆，但是到了晚餐时间我们一行到了黄凤祝博士订的餐馆后，他的反应我却记忆犹新。他听说我们中途退会的缘由后，连连摇头说：“没配备翻译，这怎么可能呢？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作家也不可能都精通外语呀，这不是国际笑谈吗？”

到了傍晚，玛拉沁夫和随团翻译回来了——想不到的是，顾彬也随他们一起走进了餐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历经这场中途退会风波之后，顾彬脸上毫无尴尬表情，依然是面带微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见他这副神态，我们也只好“太平无事”那般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平日沉默少语的高晓声，在吃饭时却向顾彬提出了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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