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凤阳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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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上下册)试读：
绪论
第一章 汉字学和汉字改革
第一节 汉字学
开宗先要明义。
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1)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汉字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汉字。汉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除了和其他现象相互联系、彼此依存以外,它还有它自身的特殊的内在矛盾,专门研究这种矛盾,研究汉字发生、发展的特殊历史及其内在规律的学问就是汉字学。
汉字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它的研究远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清末以前,把研究汉字的学问称作“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是汉代叫起的。所以把研究汉字的学问称作“小学”,是因为文字是当时小学教学的主要科目的缘故。《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所谓“六书”就是文字。据上所说,从周代以来文字就是小学的重要学习科目,(2)所以后人就连带地把研究文字的学问也称作“小学”了。“小学”(后代有时也称“字学”),这个由学校引申出来的学科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末。直到章太炎等先生才革掉这个似是而非的名称,还了它本来面目,把“小学”更名为“文字学”。
因为传统的“小学”或“文字学”是从识字教学中得名的,而识字教学是要兼顾字形、字音、字义这三方面的,所以作为一门学问,“小学”“文字学”在历史上除字形研究之外,也兼容音韵和词义。直到民国时代,朱宗莱、钱玄同先生在北大讲文字学时,还分文字学为“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这种兼容并包,一方面是当时人不去分辨“字”和“词”的区别,受“字”本身有形、音、义三要素说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文字学没摆脱训诂学的羁绊而独立的反映。
把音韵和训诂请出“文字学”,使“文字学”的研究只限于“字”的形体,是唐兰先生的功劳。唐兰先生在1 9 3 4年写的《古文字学导论》里提出,文字学应该摆脱音韵、词义而独立;他在《中国文字学》里说得更清楚,他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3)言的。”这是汉字研究的一大进步,它虽然遗留下一些弱点,在当时却是汉字研究摆脱传统的文献学、训诂学的束缚,成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标志。对一门科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互相联系的对象,而是自身的专门特点和规律。把汉字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进行独立的研究,这是汉字学由浑沌到自觉的标志,是科学的汉字学的起点。“小学”这个名称固然不能反映文字科学的实质,“文字学”这个名称固然明确得多,但仔细推敲起来,仍有不妥。“文字”是个大类名,它不仅可以概括汉字,也可以囊括古今中外的所有书写的符号体系。就汉族自身讲,对汉字固然可以称文字,我们在书中也常常用文字指汉字,这是立足于汉族的习惯说法。但是,为了名实能够相副,还是径直称为“汉字”好,这样既可以区别于国外的埃及文字、玛雅文字……也可以区别于国内的蒙文、维吾尔文……中国的“文字学”不是普通文字学,不是比较文字学,也不是国内各族人民的文字学,为使面目清楚,不如也径直称作“汉字学”为好。我们的书中有时也称“汉字学”为“文字学”,这不过是为行文方便。
我们更换研究汉字的科学的名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仅仅是因为“汉字学”这一名称对所研究的内容来说更加切合实际。更换名称更重要的用意在于划清和传统的“小学”“文字学”的界限,说明“汉字学”与传统的文字学无论在观点、立场上,还是在方法、目的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学”从历史上说是对传统的文字学的批判的继承,在体系方面说,则是对传统文字学的根本改革。
第二节 汉字研究小史
在先秦,偶尔也可以看到对文字的解释,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到“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提到“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提到“于文,皿虫为蛊”;《韩非子·五蠹》也提到“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这些都算不得文字研究。首先,因为它是零碎的,无系统的;其次,这种解释是借助文字来阐发自己的见解或政治主张的,并非为研究文字的发展或文字的构造规则而发的。
先秦时代也曾有过字书,比如传说是周宣王时代作的《史籀篇》、秦代丞相李斯所撰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撰写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撰写的《博学篇》等。它们和汉代的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一样,都是用韵语编成的识字教材,是规范字体的课本,也同样算不得是文字的研究。
汉字的研究始于汉代。
任何科学的产生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要;任何科学的产生都是追溯它演变的轨迹的结果。
秦汉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汉字大变革的时代。战国时(4)期,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六国之后,虽然限于条件,无法使语同声,但却实行了严格的“书同文”的政策,用秦的小篆统一了六国文字。秦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官狱职务繁,初有(2)隶书,以趣约易”,其实,隶书作为小篆的简体是早已存在了的,只是在秦代有了大发展而已。西汉时代承袭、普及了秦的隶书,又出现了草隶。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文字一变再变,一简再简;加上秦始皇为加强思想上的统治,焚烧六国典籍以愚黔首,禁绝诸子百家之言以吏为师;再加上秦汉之交,战争频仍,用古代文字书写的书籍散失殆尽。这几方面的因素使汉代中期以后的一般读书人早已不知有古代文字存在,以至(3)“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汉兴之初,救死无暇,顾不上文化。惠帝时期,统治趋于稳定,才废秦“挟书之令”,开始注意搜罗散失的典籍。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巩固上层建筑、进行文化建设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继承先秦文化遗产的需要十分迫切,所以汉代统治者广泛搜求散落的典籍。当时所搜罗到的,比如鲁恭王扩大宫室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比如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都是用先秦六国文字写的。这些书籍里的文字,在隶书大流行、大普及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认得。当时人对偶尔发现的战国以前的铜器上的文字已经大加责难,以为是“好奇者(5)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在这种情况下,整理用先秦六国文字写成的书,第一步遇到的就是古文字的辨(6)认问题,于是古文经学家就成为古文字的研究者。文字构成规律、造字的条例的归纳与总结,就是这种今古文字比较、辨认的结果。没有汉代对当时的历史文字的比较研究,就不会有汉代的文字学。
在汉代,从事这种古今文字的历史比较研究的人是很多的。张敞、刘向、刘歆、爰礼、扬雄、杜林、杜邺、贾逵、班固、卫宏、郑众……都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也是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五经无双”的许慎是他们的研究的集大成者,《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可以看作是有汉一代的“古文字”研究的总汇。
无疑,许慎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文字学家。那个时代造就了许慎,许慎也总结了那个时代。许慎在前人归纳的汉字写词法的基础上(7)提出的“六书”定义,他首创的据形系联的部首字典编排法,他在《说文·叙》里对文字的创造和演变等所作的分析和说明,他搜罗汉代所见古字并在对字的本义进行详密分析的基础上写的奠基性的巨著《说文》:所有这些在汉字研究史上都是有划时代的价值的。在汉字史上我们高度评价许慎的贡献,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顶峰,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开拓者。
对许慎的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不等于对他的学说的顶礼膜拜。把许慎看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圣人,那是固步自封。
历史地看许慎,就可以看到许慎也是历史的产物。他是在汉代研究先秦典籍的潮流中被塑造出来的,他的文字学、文字学成就也都是从属于对古代文献的解释的。在同一潮流中产生的不仅有《说文》,还有《尔雅》《释名》之类的大著;不但有许慎这样的大文字学家,还有马融、郑玄那样的大注释家。他们都是在语言文字大变迁的时代去解释古代典籍的浪潮的产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说不能不打上文献学的烙印,他们的成就不能不受整理遗产的局限。
许慎之后,由于社会发展、文字演变的相对停滞,在汉字研究上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课题,也没有产生新的推动力。后世的文字学家没有突破许慎的视野;事实上,唐代兴起的是正文字的“字样学”也植根于《说文》。正因为如此,自汉至清,文字的研究都笼罩在许慎的成就之下,这就是造成长时期的以许学为标志的传统文字学的统治的原
(8)因。
冲击传统许学的巨流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古老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的发现,以及这一发现所激起的古文字研究的浪潮;一个是清末以来为图富强、为普及教育所掀起的改革汉字的浪潮。这两股浪潮从不同角度冲击动摇着盘根错节近两千年的《说文》学,给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动力。
许慎所能看到的古文字主要是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即所谓“籀文”“古文”“小篆”。虽然他也可能看到过汉时郡国山川出土的鼎彝,但数量也寥寥无几。所见范围的狭小,必然局限了他的眼界。许慎以后,各种铜器、石刻以及其他古物的出土虽然日益增多,但由于人们缺少新的理论指导,多数出土物都作为古董被鉴赏、被收藏。宋代以来的学者,像杨南仲、刘原父、欧阳修、吕大临、薛尚功……开始了古器物的著录,又由古器物的著录渐及于古文字的著录和辨识。这种著录工作开了古文字研究的先河,但他们多数没有摆脱许学的影响,成绩不大。1 9世纪末叶,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商故址发现了大量甲骨卜辞。这一发现震动中外,引起学者们广泛的搜集和研究。前后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一大批学者进行辨识、考释和多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一发现正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向东方的时代,所以有许多学者能用先进或较先进的思想、方法和在较开阔的视野上进行研究,所以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多方面的,有的重在考古,有的重在证史,有的重在文物制度,有的重在文献典籍,等等不一。
早于战国文字一千来年的古文字的发现,也给汉字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新思潮和上下三千多年的文字史料相结合,再加上世界上各种文字演变情况的参照,使人的文字视野空前开阔。这种新观点和新视野大大突破了为整理古籍去对比隶书和“古文”、小篆而建立起来的许慎的文字学。他们发现,许慎对文字的解说仅仅是汉代人研究文字的见解,并非天经地义。把“衣”解释作“象覆二人之形”,把“为”解作“母猴也”……和许慎所嘲笑过的根据隶书把“斗”解释作“人持十”、把“虫”解释作“屈中”相比,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同样是受时代局限的。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还告诉我们,“六书”也不是天造地设的造字规律;汉字学除了“六书”以外还有广阔天地需要探讨。这就大大破除了对许慎、对《说文》的迷信。
在汉字方面,企图根据甲骨、金文和清末以来大量发现的古陶文、古玺文、货币文……去总结上下三四千年的汉字发展规律的人,不以新的文字发现去解释《说文》而以新发现去破对《说文》的盲目崇拜的人不少,其中致力于汉字史研究而且成绩卓著的当推唐兰先生。他在1 9 3 4年写的《古文字学导论》和随后写的《中国文字学》里,不仅探讨了研究古文字的方法、途径,而且对汉字的产生、汉字的构成、汉字的演进、汉字的未来,都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独到的见解,为新的、历史的、发展的汉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当然,唐兰先生的文字学,由于草创,还有许多不完备或不完善之处,但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没的。这条路子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路子也走得越来越宽了。
冲击传统许学的另一个潮流来自改进、改革汉字的运动,它的来势之汹涌远远超过来自对汉字历史的新见解。因为这是千百万人的社会思潮,所以它来得更大、更广、更猛。
汉字改革的理想虽然还可以推得更远,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是在清末掀起的。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为切音字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改革者多主张用声韵两拼的字母去取代或补充汉字,注音字母是总结这一时期成就的最高成果。切音字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卢戆章、沈学、王照、劳乃宣等。“五四运动”以后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人,他们的改革主张更激进、更鲜明,一扫不敢触及方块汉字的躲躲闪闪的改良态度,为“汉字革命”大声疾呼。他们的改革方案就是主张采用罗马字母取代汉字来写国语,这就是“国语罗马字运动”。第三个时期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期。“拉丁化新文字”是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革命前辈1 9 2 9年前后旅居苏联时制订的,后来传入中国,得到鲁迅、郭沫若等文化界领袖人物的支持赞许,从而在国内发展了起来。这些汉字改革的提倡者,大部分也是改进现行汉字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一方面呼吁改革汉字,另一方面支持推行手头简字。全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历史上被门户之见分割了的文字改革工作者,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正确、切实的改革纲领,使文字改革工作基本上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了,这使文字的改进、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简化了一大批汉字,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了普通话,为文字的改进和改革作出很大的成绩,为今后的继续改革、改进奠定了基础。
在文字改革思潮的冲击之下,人们深入地探讨了现行汉字在各方面的弊病,探讨了改进和改造方块汉字的途径。为使汉字改革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输入和介绍了比较文字学的一些著作,介绍了世界文字的发展历史和改革情况,为使汉字改革有科学的依据,有不少学者从新的角度研究了汉字的历史。这一切都给汉字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动力,开阔了汉字研究的视野。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在探讨改进和改革汉字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各种偏颇、各种失误,但总的说来它大大推进了汉字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使少数人手中的文字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学科,开辟了汉字研究的新天地。
汉字历史的探讨和汉字改进、改革的思潮相结合,以及汉字使用范围的新扩大,必将在文字学领域中结出新的硕果。
第三节 汉字研究与汉字的改进和改革
历史上的汉字学实际上是方向相反的两种文字学。传统的许学是面向古代去解决已往的典籍所遗留下来的文字问题的文字学;历史的汉字学和改革的汉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发展和汉字的未来的汉字学。这两种对象相同、方向相反的汉字学虽然都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彼此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有些方面常常是互不相容的。
研究汉字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汉字学和根据汉字发展的历史探讨汉字的改进和改革的汉字学本来应该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改进、改革汉字的基本动力来自挽救民族危亡和普及教育、开发民智的要求,所以改革者们把拼音文字看成开民智、救危亡的武器,他们观察文字评价其劣书时,多从实用角度出发去对比,很少顾及汉字的历史研究。他们除批评方块汉字繁难,不利于应用新技术、不利于接受新知识外,往往感情用事,对方块汉字采取“骂倒”的态度。比如“五四”时代相当激进的傅斯年批评方块汉字时就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9)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2)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此外,说汉字是什么“有毒文字”啊,什么“愚民的工具”啊……都属此类。甚至有人主张不仅废汉字,而且废汉语,改用世界语或英语、法语。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张者,本来就把文字看成是阶级的产物,就更不屑于去探讨它的历史了。鲁迅先生写《门外文谈》,从历史上去分析汉字,只反映他个人的远见卓识。有一些眼光远大的汉字改进、改革的主张者,也曾向汉字历史去找寻汉字改进、改革的根据。比如钱玄同先生在《汉字革命》一文里就说:“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了一间。……假借字还只是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母。只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了。所以我说: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10)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这种历史的、发展的、为文字演进服务的观点,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成为当时推动汉字改革的理论基础。今天看来,这个说法究竟是太简单、太粗糙了,而且有许多非历史的成分,不足以成为汉字改进、改革的牢不可破的理论(11)基础。
另一方面,汉字史的研究,大部分还停滞在和汉字改进、改革格格不入的许学的基础上。少数先进者,如唐兰先生,如建国后的梁东汉先生,也还没有把为汉字改进、改革建立理论基础看作是汉字学的首要任务。因为历史的汉字学仍处于草创阶段,所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探讨。
我们认为,汉字史的研究必须和汉字的改进、改革结合,使汉字学成为汉字改进、改革的理论基础,使汉字改进、改革成为汉字学的实践部分。两者结合,相得益彰;两者分离,两败俱伤。
汉字学是汉字改进、改革的理论基础。
现代的汉字是历史上的汉字发展的结果,现代汉字存在的问题,同样是历史上的汉字累积起来的。要改进、改革今天的汉字,必须回溯它的历史、它的演进和演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最尊重事物发展的历史的,任何割断事物发展历史的作法,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对汉字的历史若明若暗,对汉字的现在也必然是一知半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过:“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的禁区。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那末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12)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恩格斯虽然说的是语言、语法,对文字来说也同样适用。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发展上分析了各种社会的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之后,才从空想变为现实的。任何其他科学也一样,没有对过去的科学的研究,就不会有对今天的正确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洞察力。
从前面简述的汉字改进、改革运动的发展和理论建树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从汉字改进、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之后,汉字改进、改革的根据以及对方块汉字的批评始终是围绕着应用进行的,也就是说,以往的汉字改进、改革的理论和宣传,大部分力量是放在是否“应该”改进、改革上,对汉字改进、改革是否是汉字发展的“必然”,则讨论得很不充分。正因为如此,宣传改进、改革的文章成千上万,中心离不开一个“难”字;而反对汉字改进或改革的理由也是常驳常新,始终那么几个,却总也不倒。甚至你说汉语拼音化毫无问题,他会说只有方块汉字才能较好地记录汉语;你说拼音文字最先进,他说表意的方块字将来可以充当世界性的文字;你说方块字难学,他说难是难点,但一劳永逸;你说汉字难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他说那是技术发展水平问题;你说拼音文字可以促进推广普通话,他说在方言分歧的现代离不开方块汉字……这种论辩可以是无休止的,因为没有历史的根据,现实会成为乘兴作说的地方。
汉字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汉字历史的研究,树立起汉字改进和改革的理论基础。它的任务是通过汉字在它的起源和发展当中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来说明汉字为什么要改进和改革,以及它应该向着哪个方向改进或改革,从而使汉字改进、改革的理论,不仅植根于“必要性”的基础上,而且植根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
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调查、实验是改进、改革汉字的不可分割的两条腿,是缺一不可的。
汉字改进和改革是汉字学研究的出发点。
新的汉字科学不仅是为汉字改进、改革服务的,同时它也是在汉字改进、改革的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汉字学不仅是传统文字学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是和传统文字学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处于对立地位的文字学。
如前所述,传统文字学是在整理古籍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读经”,是经学的奴婢。传统文字学在强调学习文字的必要性时,开宗明义总以读经必先识字为根据。许慎首先是一个经师,其次才是一个文字学家。他著《说文》也是把文字看成是读古书的工具的,用他的话说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
(13)古”。他侧重的是文字的通古今的作用。这个出发点就派生了传统文字学的一系列特点。首先,他希望使文字成为贯通古今的、一成不变的,因此传统文字学是以汉字不变,起码是只发生形体的变化,不发生本质的变化为前提的。他讥笑文字演进中形成的“马头人为长”之类“俗字源”,他要匡谬正误,建立永恒的标准文字。他研究文字的理论——如果有理论的话——那就是“六书”。“六书”本来是六种写词法和造字法的混合物,但在许慎手里,尤其是在后代的文字学家手里,“六书”成了衡量文字正误的标尺,字不合于六书就要遭受排斥。
传统文字学因为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在复古和确定永恒的标准文字的基础上,所以研究者们是向后看的。在他们看来,文字越古越好,文字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他们是汉字倒退论者。
以通向古代为目的的传统文字学,把《说文》当成贯通古今的枢纽,所以研究者们致力于《说文》的注释和研究,在这方面出了许多名家、名著,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在这方面他们是很有成绩的。这些以《说文》名家的学者,与其称他们为文字学家,不如称他们为“说文家”。“说文家”中一些走极端的,甚至认为《说文》是文字大全,不仅可以前赅古代,而且可以后统百代,用它不仅可以考古字,而且可以考今字、考方言、考俗语,凡《说文》所无的都是“俗字”。这样的“说文家”,是汉字历史研究中的极端保守派。
以复古为基点的传统文字学在应用方面发展了“字样学”。这种“字样学”固然在正字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因为它们大部分是以古为法、以《说文》为标尺的,所以在时间上是开倒车的。他们反对汉字的演进,扼制“俗字”。在他们眼目中,发展就是对完美的文字的破坏,正字就是堵塞汉字的演变。死守《说文》,反对变化的结果,就是使字僵化。《字学举隅》之类的正字著作就是这一支派的最高“成就”。这种“字样”之学虽然反映了社会对文字稳定的要求,但因为坚持的是倒退的正字法,所以和文字的发展趋势是抵触的。
传统文字学因为是逆文字潮流而进的,对一切新的现象、新的发展是排斥的,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新课题、没有新目标。因此在文字内在规律的探讨方面,他们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从无出路中找出路,传统文字学被迫走上了烦琐分类的歧途,走上用“六书”替汉字分类再分类的道路。大类分小类,小类分细类,各种各样的分类,各种角度的分类充斥了文字学。为分类而分类的结果,使原本简单适用的“六书”被弄得越来越复杂。这种以分类为研究的“六书学”是从郑樵开始的,到近代的朱宗莱先生、顾实先生的文字著作里,已近于恶性膨胀了,蒋善国先生的《汉字的组成和性质》中,可以说是集了这种烦琐分类的大成。因分类淹没文字学、用分类代替文字学的结果,使文字学变成了“六书”学。六书的次序、六书的定义、六书的分类……成了文字学的全部内容。这不仅将文字学引入歧途,而且将文字学引上绝路。
传统文字学是在“许学”的名义下发展的,“许学”也成为中国的汉字学的传统。
许慎这位文字上的“圣人”独占中国文字讲坛是够久的了,所以他的影响真是既深且远,他培养了许多文字学家带着许慎的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的习惯。即以我们当代的卓有声望的文字学家来说吧,他们的有些看法就很让人吃惊。比如,著名的文字学家、赞同汉字简化和拼音化的蒋善国先生,他竟然相信“用符号和笔画组成的方块汉字不能代表什么意义,它的表意是间接的,是通过隶书和真书,上溯大小篆(14)来实现的”。按照蒋先生的意思,就是隶变之后,汉字就不可认识了,要想认识,就得来一趟返回古代的识字旅行。按蒋先生的识字路线,今天的简化字的学习比真书、隶书还要多一层返回繁体的路程;A,B,C的认识要回溯到罗马、希腊、腓尼基、埃及文字才能认识;越进化、越简单的文字绕的圈子就越大。如果不是被许学搞昏了头,谁会想出这样曲折的返回古代的识字法?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某些汉字历史的专家常常成为反对汉字改进或改革的先锋了。传统文字学和汉字的改进和改革是不相容的。
以形而上学和复古为特征的传统文字学和汉字改进、改革不相容,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种传统文字学经过移花接木之后竟和近代的汉字的改进、改革挂上了钩。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文字改革家的眼睛只盯着汉字的“难”,只盯着“应用”,让出了历史这块阵地,于是就只好由反改革的传统文字学来为汉字的改进与改革作“理论基础”了,用许学家的嘴说,就是“旧瓶装新酒,有何不可呢”。于是以《说文叙》为纲,以“六书”为经,以真、草、隶、篆的字体变化为纬编织起来的传统文字学,又接上了一个“简化”“音化”的尾巴,就算“咸与维新”了。于是,这种以许学为“体”,以改革为“用”,骨子里守旧,口头上革新的“嫁接”的文字学就产生了,而且占领着文字学的大半的市场。这种把传统文字学和汉字的改进、改革调和起来的倾向,在蒋善国先生的《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汉字形体学》里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
在反改革的理论上是建立不起改革的学说的,它只能败坏改革,将汉字的改进、改革引向歧途。这种非驴非马的“理论”本身,也因为想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变得千疮百孔、捉襟见肘。
与传统文字学相反,汉字学是以汉字的改进、改革为出发点的。汉字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它承认汉字是变的,这种变不仅表现在字形上(这是传统文字学也不得不承认的),而且存在着体系上的、性质上的变革,这种变革是汉字的内在矛盾促成的。汉字的每一演进和变革都促使汉字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这种变革使汉字更进步、更适用、更完美。汉字作为一种工具是可以改进、改革的;汉字改进与改革的方向是更好地适应和表达汉语;汉字最终必将走上掌握容易、书写简单、表达记录汉语的能力无比丰富的道路。汉字的发展不是盲目的,它是受它的内在的规律制约的;这些规律是汉字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指导汉字改进、改革的路标。
汉字学是在汉字演进的启示下建立的,是汉字改进、改革的产物。汉字学是一种战斗的科学,它是和各种错误理论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在和各种错误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它是各个时期汉字改进、改革者研究成果的理论结晶。
新的汉字科学是新汉字历史科学和汉字改进、改革运动的结合。它从清末萌芽,在不断肃清传统文字学的影响中成长。它是汉字改进、改革的历史根据。
第二章 文字和文字的发生
第一节 对几种文字定义的检讨
什么是文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文字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贯穿全部研究过程的灵魂。因为你怎样去理解所研究的对象,你就会怎样去研究它;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立场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有一些文字著作不回答或不直接回答“文字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作者认为这是常识,不屑于浪费笔墨。但对一个前后一贯的、经过缜密思考的学说来说,这是不能回避的。
定义是对对象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是观察的窗口、研究的结晶。尤其当想从另外的立场去观察对象时,不能不对对象的本质属性来一个重新认识。
对文字定义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这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是各学术派别间区别点的最集中的反映。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15)也。”
许慎的文字定义是传统文字学的典型定义,它后来多被简化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这是把文字当成读古代典籍的工具的文献学家、经学家给文字下的定义。他们试图通过对文字结构的分析去帮助了解“文”和“字”的本义,从而达到解经、注经的目的。他们从解剖字形上去观察文字,所以研究对象集中于文字构造。胡朴安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史》里有一段话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影响深远的学派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何谓文?独体之谓;何谓字?合体之谓。何谓文字学?研究文字之制造与文字运用之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制造文字之法也;……转注、假借为运用文字之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谓六书,六书为后人整理文字所定之名称。将旧有之文字,整理之归于六书之条例;更本六书条例,制造文字而运用之。故研究六书之条例者,谓(16)之文字学。”文字学就是研究文字的构造,“六书”就是构造规律。把文字的组织和运用看成研究目标,就无怪乎把“六书之条例”当成文字研究的唯一课题了。
从许慎的定义出发归纳出造字、用字的规则——六书,这是很大的贡献;也从这一定义出发,把汉字研究局限于对“六书”的研究,这就使长处转化为短处。后世的文字学家的汉字研究就陷于“六书”的定义的争论和用“六书”为汉字分类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一定义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认为文字是与语言平行的表达思维的工具,即字有形、音、义三要素说;其影响所及是把语言的研究也归为“字”的研究,用文字学来代替了语言学。(17)“我们把文字了解为口语的词的符号”,“凡是视觉的符号,用(18)来代表语言的就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又是代表语言的符号,(19)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符号的符号”,“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
(20)系”。这是中外语言学家的定义,这类定义的精神也广泛地被文字学家所采用。
外国,主要是欧洲国家,使用的是拼音文字,文字就是有声语言的记录。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语言,在他们看来文字的作用不过是在书面上保存了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已。用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话说:“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给我们(21)观察。”
有史以来的文字没有不是记录语言的。分清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记录和被记录关系,主体和辅助关系,无疑,这会揭露文字的许多本质属性,有助于了解文字发展的许多基本规律。从这个窗口去观察文字,使观察者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单纯从字形无法看到的事实和现象,极大地促进了文字科学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不断地阐述。
但是,文字和语言究竟属于不同范畴,我们不能用从语言角度的观察代替从文字角度的观察。因为单纯从语言角度观察无法说明文字自身的许多问题。如此无法解释和语言结合前的史前文字,无法解释许多文字发展中的独特的道路,无法解释文字符号本身的变化规律……。(22)“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科学的文字观告诉我们:文字不过是一种文化工具。它是人们创造的,而且由于人们的不(23)断努力,它永远是在演进之中。”这种文字工具论,是文字改革工作者较普遍地采用的定义。
文字工具论对文字神造说、文字神圣论来说,当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打破了文字的神秘性,打破了对文字的迷信,给改革者开拓了道路。清末以来的一浪高一浪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兴起的。
工具论者也有很大的弱点,这就是他们过分看重应用,把“方便”和“繁难”当成衡量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尺。比如,马体乾在《谈文字》里说:“文字之为器于国民,犹斧斤之于工师,贵易举,不贵繁重;其为不可少于人类,犹宫室衣服菽粟水火,恶其缺陋而不厌其简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24)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语矣。”这是太简单化了。文字这种工具是社会公器,究竟不同于宫室衣服之类是可以随时更新改换的。另外,忽视理论的探索,忽视规律,一味强调便利、适用,也很容易陷于盲目性,或者过分强调改革中的人的意志。这也是近年来文字改革的宣传千篇一律、重重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艺术、宗教、文学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25)上层建筑。”“文字和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一样,它在阶级社会里,(26)常常含有阶级的原素在里面。”这是文字阶级论的主张。“文字是有阶级性的”这一命题,显然是把文化的工具和文化本身混同起来的产物,是受十月革命后一度在苏联流行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的结果。拉丁化新文字虽然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但文字是上层建筑的理论不是帮助扩大其成果的理论,而是使这一运动走了不少弯路的理论。首先,当时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
(27)物”,在彻底扬弃之列,因而不把汉字的历史当成研究对象,这样就让出了汉字历史研究的阵地。把汉字看成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连带地把简化汉字看成延长汉字的寿命的措施而不予支持,这就更束缚了(28)自己的手脚。其次,把汉字拉丁化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文字运动,也就相应地把注音字母运动看成是对封建文字的“改良”,把国语统一运动和国语罗马字运动看成是“自由资产阶级”的语言、文字运动而予以排斥,这就使本来应该携手合作的同道陷于分裂。全国解放以来,正是因为清算了这种偏见,才使文改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进展。
关于文字的定义还可以列出一些,但影响大而广的是上述四种。它们各有所见,各有建树,但也受自己所画的“牢”的约束,产生各自的片面性。
还有些定义是把上述的各种或几种观点综合起来说明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节 文字是什么
文字是作为社会记录和交际工具用的和语言日益适应的书写的符号体系。
这是我们给文字下的定义。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个从文字本身出发的,既能反映文字本质、特征和职能,又能反映制约文字发展的诸主要因素的定义。这也是我们全书的纲领,是我们研究汉字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解释复杂的文字现象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在本书中,我们还会常常说“文字是社会性的符号体系”“文字是社会的记录、交际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是书写的符号系统”……这些说法都是为突出文字的某一个特征而发的,是上述定义在特定语言环境下的节略形式。
下面分别说明一下这个定义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
文字属于社会现象。
文字不是自然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来没有过天然的文字。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文字存在的基础。文字和自然界没有依存关系,只和人类社会存在依存关系。文字虽然不与社会同生,但它产生之后却和社会同在。
文字也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非常明显,经济基础相同的社会,文字尽可以不同;反之,使用同一文字的国家或民族,经济基础也不尽相同。大陆和台湾,社会制度不同,使用的是同一文字;日本和美国,经济基础相同,使用的是不同文字。自秦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我国经历了封建制、半封建半殖民地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汉字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先借用汉字后创造假名,都发生在封建制时期。所以从经济基础中去找文字变革的一切原因的观点不能成立。文字只是文化的工具,不是文化本身。
文字也不是语言现象。文字虽然和语言关系密切,但它不是语言的派生物。文字的产生和语言无关,语言的历史已经有若干万年,文字的历史最多也不超过万年。语言也不是文字的唯一决定因素,同一语系的民族有的有文字,有的没有文字,有的用这种文字,有的用那种文字,这都不完全取决于语言。
文字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阶级现象或语言现象,它是依存于社会的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现象,文字与语言不同。语言与社会同在,它是在人有相互协作的必要、有结成社会的必要、彼此间需要说点什么的时候产生的;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文字不同,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的范围扩大了,经验、传说以及各种各样需要记载的事情增多了,一句话,到了有把事记下来和向异地、异时传递信息的需要的阶段,有了这种传之异域、流之久远的要求时,文字才应运而生。文字是口的延长,是脑的延长,是为战胜时间、空间对人的禁锢而产生的发明。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制约条件;社会关于书面记录和交际的要求是文字发展的推动力。“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29)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同理,对文字的研究,也必须密切地联系产生它的社会关于书面记录和交际的要求来进行。脱离创造这种文字、使用这种文字、改进这种文字的社会要求和历史变化,文字的许多变化就会是不可理解的或者是被曲解了的。
如果说文字和语言所共同具有的交际工具的性质规定了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与语言的结合日益紧密,那么这种结合的快慢,结合的方式等等则受社会制约,具体一点说是受社会关于书面记录与交际的要求的制约。由表形到表音是世界上各种独立发展的文字所共同走过的道路,但每一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路线走向这共同的归宿的,这种特殊性除语言的特殊性之外,还取决于社会的特殊性。
社会对文字的需求不是一句空话,它体现在社会、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文字的需求上。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程度,文字在社会上使用的范围,文字的使用率……这一切无不和文字的变化有关。社会对文字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文字使用范围的急剧扩大,文字的社会应用量的空前增长……往往成为文字变革的原因。汉字由大篆演变为小篆,由小篆而隶书,由繁体字到简体字,都有它的社会根据;俄国的文字改革,土耳其的文字改革,朝鲜的文字改革……也都有着它们的社会背景。离开社会,这一切都不能解释,或者不能完满地进行解释。
文字是社会现象。文字的发展变化受社会诸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社会关于书面记录和交际的需求量和文字承载量的制约,这是文字发展的一个普遍的规律。
文字这种信息传递媒介的职能是记录和交际。记录和交际是文字的密切联系着的两个方面。
这里所谓的“记录职能”是广义的,它既指人们把思维的语言、传来的信息用各种符号体系记载下来,也指用记号、图像对思考、经历的事物的提示。这里所谓的“交际功能”既包括用文字符号来延长语言,也包括用记号、图像来传递信息。
文字的记录和交际功用是相互联系着的。不起记录作用的符号就无从发生交际作用,因为交际是沟通信息,这种沟通不能凭空进行。反之,不起交际作用的符号也同样不成其为文字,因为不对社会一视同仁,它就是小集团使用的或只对个人起助记忆作用的密码、暗号,丧失作为文字的资格。
文字的记录和交际职能虽然是相互联系的,但并不是等同的。“记录”是文字的基本作用,文字的交际作用是建筑在它的记录职能之上的。正因为如此,有记录作用的东西、符号虽然未必就是文字,但它可以发展为文字;而起交际作用的符号,必须以起记录作用为前提。
从文字的演进、演化史上看也是这样,先有助记忆的符号,后有供交际的符号,后者是由前者演化出来的,或者演进出来的。所以结绳、刻契之类的助记忆的行事的出现,就预示着文字的将要产生;所以我们把它们当作文字的前身。
早期的图画文字,固然有了交际作用,但更主要的在于它的提示作用。首先是提示自己,当它同时能够提示别人的时候,它的文字作用才完备。
文字的记录作用是第一位的。
把记录作用和交际作用区分开,对理解文字、理解文字的演进有重要意义。
作为记录工具的文字是为个人而存在的,只要应用者了解就可以。正因为如此,个人使用的符号、个人使用的文字常被赋予个人的特征。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文字则要求标准、规范,要求摈斥各种个人因素,维护文字对全社会的统一。
个人运用的文字越简易越好,越方便越好,因此,它是文字变易的源泉,是文字向前演进的动力之一;作为社会公器的文字则为政权所维护,社会和政府要求文字稳定、统一。
个人求简易,社会求标准,在这一对矛盾要求下,就产生了“正体”“俗体”之分,“规范体”“手写体”之别。
在求简易、求标准这一对矛盾中,求简易是主导方向。所以文字的记录作用不但在文字发生上说是基本的,就是在文字演进中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移,这就是流行的民间体突破政府支持的标准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民间体重新规范化成为新的标准体的现象,这就是文字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文字发展的螺旋上升的运动。
文字的记录作用与交际作用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转化,是解开字体演进中的许多问题的钥匙。文字的记录和交际这双重职能,也是解开字形个体演变之谜的答案之一。
如上节所述,文字的记录性是为个人的,个人使用的文字只要自己懂就可以,所以它求简易,求省时、省力、提高效率。文字顺应这一要求就尽量去掉可有可无的部分,就尽量去找可以替代的字,这就促进了文字的“简化”。我们把由文字的记录性引起的简化要求称作“简易律”。
作为交际工具的文字是为他人、为社会而存在的。社会的文字要求尽量避免模棱两可,尽量减少文字的混淆度,以利于交际的畅通无阻、准确无误。为此目的,易导致混淆的字,不论是字形相近的、字义相近的还是字音相近的,能区别开的就尽量在字形上予以区别。我们把由文字的交际工具性质引起的对文字的要求称为字的“区别律”。在区别律的作用下文字经常增加区别部分、区别标志,这就导致文字的“繁化”。“简化”与“繁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矛盾倾向,其中同样是由记录工具所决定的简化倾向占主导地位。
文字和语言的结合是个渐进的过程,是由相互游离到相互结合,由结合得不够紧密到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的过程。
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文字学中的首要问题,是区别许多学派的分水岭,也是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对关系的处理影响到对一系列的问题的观察与处理。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回答,其中把两者关系绝对化的只有两个答案:其一认为语言与文字是形影关系,两者不能相离;其二认为二者是平行关系,是在社会上并驾齐驱的两种交际工具。
形影不离论者——文字附庸论者——认为文字是语言的派生物,是书面上的语言,是符号的符号,文字自始至终都依附于语言,是有声语言的附庸。他们说“任何表意文字、任何音节文字以及任何拼音文字(30)都是表达口语的假定体系”;他们认为文字是绝对不能脱离用声音传达的口语的,文字从产生那天起就为语言——尤其是语音——所纠葛,所厮缠。
并驾齐驱论者——文字独立论者——认为“文字和语言的功用是同样的,不过语言是用嘴和耳朵,文字是用手和眼睛罢了,一个是表(31)声,一个是留形”。持这种意见者都认为“凡文字有义、有形、有(32)音……一字必兼三者”。他们认为文字本身既然兼具形、音、义三要素,因此它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系统,用不着依赖语言而存在,甚至认为“文字比语言更重要”。
我们认为这两种主张都走了极端。附庸论者是站在语言学和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的立场上立论的,他们过分强调了文字对语言(尤其语音)的依附性一面,否定了文字脱离口语或语言的可能性,甚至否定了不同体系的文字与语言间的结合程度上的差别性。独立论者则立足于传统文字学,他们过分强调了文字的独立性,以至否定了文字对语言的不断加深的依赖关系。
因为这是关系文字科学的第一位的重大问题,所以要多用些篇幅去分析。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社会上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记录工具,也是社会上异时异地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交际、交流思想的作用是它们的共性;作思维工具用和作记录工具用是它们各自的个性。
共性使它们相结合,个性使它们相区别。
前述的两种主张,都是在语言、文字间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上作了片面的理解的结果。
文字独立论过分强调了文字与语言的区别点,过分强调了文字的个性,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共性。
语言和文字虽然来源不一,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它们都是交际工具,都在社会中起交际和交流思想的作用,正是这种共性,使它们走上必然结合的道路。
作为交际工具,语言与文字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作用广狭之分以及功用大小之分。从产生次序上看,语言古老得多,它从社会存在那一天起就存在了;文字只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从主次、广狭上看,语言是基本的社会交际工具,它应用于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使用范围无限广阔;文字则仅用于异时异地的交际。从功用上看,语言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文字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文字是为弥补语言不能达于异地、不能留于异时而发明的工具。文字之延长语言,和弓箭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是一样的。正因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语言是主导的,文字是辅助的,所以文字必须和语言结合,必然和语言结合,结合得越好越能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辅助者和主体相并行、相脱离,这是难以想象的。
文字的历史也证明,文字是不断向语言靠拢的。一部文字演进史,就是文字向语言靠拢的历史;靠拢的程度越近,文字的表达力越强,准确度越高。准确、全面地表达语言,是文字发展的方向;准确、全面地表达语言的程度,是文字进步程度的标尺。相反,当文字满足不了记录语言的需要时,当文字和表达语言相矛盾时,文字自身就要发生变化或变革,以求和语言相适应。
传统文字学正因为错摆了语言和文字的主次关系,过分强调文字的独立性,所以在文字研究中迷失了方向,发现不了文字发展的规律。他们从字形变化着眼,于是把文字的进步看成文字的倒退,于是陷于六书之中不能自拔。
把文字和语言关系看成是如影随形、形影不离的附庸论者过分强调了文字与语言间的共性,忽略了文字的个性。见同而不见异,使附庸论者产生另一片面性,认为文字自始至终受语言支配,这同样走了极端。
语言是用声音来传播信息的,文字是通过书写来保存、传递信息的,二者不同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当然,传递语言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语言的声音记录下来。可是记音方法的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要认识语言,二要创制符号,而这两者都是漫漫数千年的认识、摸索、改进的成果。
在遥远的古代,要求蒙昧初开的原始人类去把语言分解为词,把词分解为音节,把音节分解为音素,为音素制订符号,显然这是幻想。这就像为延长手臂而要原始人去发明枪、炮一样荒唐。
历史证明,原始人在有了把信息记载下来传之远方、传之久远的要求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不断的探索。最初他们想不到记语言,也无法记语言。为向远方传递信息,人们曾经利用过实物,利用过篝火,利用过烽烟,利用过击鼓……为了把信息保留到异时,人们发明过结绳,发明过编贝,发明过刻契。为了使传递或保留的信息量增大,为了使传递、保留的信息准确,人们后来又找到了可以自我说明的图画,这就是图画文字。
从再现事物的图画文字到表达语言的文字,其中又几经改进,花去几千年的时间。文字的这个改进过程就是文字发展史。
附庸论者站在文字发展末端,站在文字发展的高级阶段去给文字下定义,这和站在文字的起点上去看文字的文字独立论者一样是错误的,他们从另一角度否定了文字的发展和改进的历史。他们把文字演进的过程简单化了,他们拒绝记录方法的多样性,拒绝除记音外记录方法还有一个很广阔的天地的事实,他们把不和语言结合的文字排斥出文字研究的范围,他们甚至用文字的传播史代替文字发展史。这同样(33)是割断文字的源流,同样达不到认识文字发展规律的目的。
另外,文字是口语的附庸论者还忘记了文字是一套符号体系,它可以人为地规定。这套符号体系可以记此一口语而脱离彼一口语;可以记古代口语而脱离现代口语;在特定的历史、地缘条件下,甚至可以用此一文字去记彼一民族的民族语。只看到语言文字相一致的一面,忽视语言与文字可以脱离的一面,这同样无助于阐发文字发展的规律。
附庸论者还教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思维不是赤裸裸地存在的,思维从一开始就被语言这一物质外壳所纠葛、缠绕着;思维是凭借语言来进行的,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被生硬地搬到文字学领域之后,就被变成文字不能直接和思维结合(这在一般情形下是完全对的),再进一步发展为文字不可能和词义结合,如果承认文字可以和词义结合就等于承认有赤裸裸的思维存在,承认思维不用语言也可以进行。这就过分了,真理超越界限也可以变成谬误的。马克思和斯大林谈的是思维,在文字领域里面对的是文字如何记录词,这纯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一个是存在形式问题,一个是记录方式问题,它们是不能类比的。
文字是口语的附庸的观念固然对文字史的研究带来不利影响,但在中国,文字独立论、字有形音义三要素论尤其根深蒂固,是汉字史研究中的主要错误倾向。对它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多说几句。
字有形音义的观念能在文字研究中扎下根来,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9 0%左右的词和记录它们的字在单位上是统一的;在汉字的早期,复音节词也是用单个的字记录的,词和字的单位更不好区别。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名”这个和“实”相对的表概念、表词的名称也同时表字;“字”这个表书写符号的用语也用来表词,此其一。其次,古汉字的造字特征是把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画下来,是图解词义的。对有文字修养的人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透过对构字图像的分析去了解所记的词义的。字和词的单位的重合使人没有必要去划分字与词的区别;通过字形分析可以了解词义,甚至了解分析者所在的时代已经消失了的“本义”,这就给人造成了假象,好像词义寓于文字之中。这样一来就在“字”和“义”之间建立了“必然联系”,形成字有字义的观念。另外,汉代以后是书面语和口语日益脱离的时代;书面语和口语脱离,给人造成文言与口语平行的假象,当时研究文字的人又是些古文经学家,他们研究文字的目的就是想透过字形分析去探求“字”的古义的,这更加固了字形有义的信念。汉以后文言形成,而且成为书面上的标准语;士大夫、读书人重文轻语,认为文言高贵,口语俚俗。在这种假象掩盖本质的情况下,在这种重文轻语的风气中,弄混字和词的界限,用字去顶替词,用字去吞并词的字有形音义的观念的出现和文字是独立表达系统的观念的产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时代和认识的局限。
字有形音义观念造成的恶果之一,是千百年来在中国只有文字学的研究,没有了语言学的研究,或者说把语言学的研究蒙上了文字学的研究的外衣;恶果之二,是把文字的研究孤立了出来,使文字研究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为单纯的字形变化的叙述和字形结构的分类,使文字学走进无法解脱的死胡同。混淆字词是一把双刃剑,既损伤了文字学,又戕害了语言学。
因此,科学的文字学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分清字与词的区别,物归原主,把被字篡夺来的“音”和“义”,归还给音义的结合物的词,仅仅把记词的字形留下作为文字学的专门研究对象。这种分家是双方有利的,这是给文字学建立新的基础。建立在假象和错误基础上的传统文字学的体系和方法论该到了彻底扬弃的时代了。
我们说的“字有形音义三要素”的观念,是指那些以此作为研究文字的出发点的人的观念说的,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要不得的。还有些人也常提到“字音”“字义”,我们在本书里也常这样说,这是为使行文简洁、为图方便所采取的习惯说法,我们说的“字音”“字义”是“字所反映的词的音”“字所反映的词的义”的简略说法,和“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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