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利平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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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我们周围的认同与分歧试读：
序言
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中心开始向亚洲转移，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呈现出新一轮高涨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由领土、海洋事件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各国国内政治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使然，但还有其他更深层次原因，比如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
本书从岛礁事件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现代化转型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结构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地区一体化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等角度入手，深入地探讨了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发展的趋势，试图揭示周边民族主义的真实面貌。
本书有选择地对周边12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情绪、运动，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国家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又有经济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本书认为，周边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刺激了岛礁事件，激化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不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振兴意识，有利于周边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重点地选择和分析了日本、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在与中国岛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在岛礁事件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与右翼势力合流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它们要与中国“硬碰硬”，不断撞击中国主权利益底线。其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阴魂不散”；二是美国因素，美国战略东移，要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纵容日本兴风作浪。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华民族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而在黄岩岛事件方面，美国因素一直是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做法造就了菲律宾民族主义，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利用民族主义在黄岩岛事件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书的研讨与论证过程，得到了北京大学杨保筠教授、国际关系学李春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凤岚副研究员、王晓玲副研究员等学者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同时，本书的结项和出版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院长、王灵桂书记、王荣军副院长，科研处的朴光姬处长等人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玉敏女士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许利平2016年12月1日于北京第一章[1]岛礁争端与日本民族主义[2]朱凤岚
日本是一个有诸多海洋邻国且资源贫乏的岛国。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再加上其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甚为活跃，该国与海上相邻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岛礁主权归属争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引发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海上圈地运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后迅速恢复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政治大国意识随之膨胀，“拓疆辟海”的海洋大国战略呼之欲出，由此，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既有的岛礁主权争端亦尖锐爆发。由于领土主权关涉国家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战略利益等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领土主权早已发展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形态，或者说，国家民族主义在思想上需要靠领土扩张来滋养。显然，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岛礁主权争端也没能超越这个窠臼。鉴于此，本书拟从日本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三大岛礁主权争端的起源与现状出发，分析日本民族主义在岛礁争端中扮演的角色，并预测岛礁争端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第一节/日本岛礁争端的历史与现状[3]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日本与韩国、俄罗斯、中国存在严重的岛礁主权争端（见表1-1）。这些领土主权争端时常在当事国之间爆发，严重阻碍双边关系的进展，也煎熬着视土地为生命的日本民族主义者。表1-1 日本三大岛礁主权争端情况之比较表1-1 日本三大岛礁主权争端情况之比较-续表一 韩日独岛/竹岛争端本质是日本欲延续其殖民统治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岛礁争端问题围绕着一座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之为竹岛的位于日本海（韩国称之为东海）中央的火山岛展开。韩国认为，独岛是郁陵岛的附属岛屿，早在6世纪初，独岛就是韩国的领土。根据韩国东北亚历史基金会以10种语言制作的题为《日本不知道的十项独岛的真相》的宣传材料称，日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独岛是韩国的领土，只是在1905年1月爆发日俄战争时，日本声称独岛[4]是“无主地”，于是以“无主地先占论”侵占了独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岛根县隐岐岛。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明确规定把独岛移交驻韩美军政府管辖。1952年1月，韩国发布《海洋权益宣言》，将独岛划入韩国领海。日本对此曾提出抗议，并于1953年5月趁朝鲜战争正酣之际，派遣自卫队占领了该岛且在岛上设立了宣示主权的标志牌。同年7月，韩国青年洪淳七率韩国义勇守备队开赴独岛，强行赶走了日本军人。1954年，韩国政府正式将独岛划归尚庆北道郁陵郡管辖。由此，拉开了日韩两国岛礁主权争端的序幕。
1956年，韩国政府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代替独自守岛的洪淳七，并于翌年开始在独岛修建永久性建筑物。1965年6月，韩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提出就该岛主权问题进行对话，韩国断然拒绝，并坚持“独岛自古以来就是韩国的领土，此问题不能作为两国纷争而进行对话”。此后，日本多次提议将该岛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双方各执一词。
2005年3月，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了将每年2月22日定为“竹岛日”的条例，引发了韩日领土主权争端的升级，并一度发展为海上对峙。2008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将在2012年度开始实施的中学社会教科书中首次写入有关竹岛是日本领土的内容。为抗议日本的挑衅，韩国历史教育研究会、独岛学会等民间团体宣布将每年的10月25日定为“独岛日”。
作为巩固实效占领、宣示主权的一环，2012年8月，韩国总统李明博率阁僚登上该岛，并在独岛守护标志石上写下“独岛”和“大韩民国”字样。是年，日本政府再次提议将竹岛争议提交国际法院处理，遭到韩方拒绝。韩日关系急剧降温。由是，独岛主权问题成为两国发展的重要障碍。二 日俄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成为日本的伤心地
南千岛群岛是指俄罗斯千岛群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岛、择捉岛、齿舞岛和色丹岛四大岛屿。从历史上看，日俄两国对南千岛群岛的争夺早在17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双方围绕这些岛礁主权问题展开过激烈交战。1855年，日俄两国签署《和亲通好条约》，规定整个千岛群岛以得抚岛为界，以南划归日本，以北划归俄罗斯，日本自此确认了对南千岛群岛的占有关系。日本坚持南千岛群岛是日本领土即是以此为依据。
俄罗斯所持立场则是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有约：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年8月，苏联出兵日本，并占领了千岛群岛。俄罗斯主张，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南千岛群岛划入苏联版图，这是战胜国的权利。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完全符合法理要件。而且，俄方认为，在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要否定《雅尔塔协定》、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安排、否定历史，这不仅影响两国关系，还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可。
对日本来说，千岛群岛可谓是其民族的“伤心地”，取回北方领土主权可以洗刷其战败国身份的“污点”。苏联与日本两国于1956年签订联合宣言时达成协议，双方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但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日方不再坚持这一立场。20世纪90年代，日俄曾几近达成归还协议，但命运有点捉弄日本，因经济困难和外交方针的改变，俄罗斯又改弦易张。
多年来，日本政府以及北海道地方政府对“北方领土”问题的宣传毫不放松。日本内阁和北海道地方政府分别设有“对策本部”，负责收集信息、开展宣传以及协调各部门对俄相关事务等工作。但是由于日俄有争议的岛礁现由俄罗斯实际控制，日本方面的应对办法并不多。无论是日本政府在“北方领土日”花费巨额费用在媒体上做“北方领土正被俄罗斯占领”的广告，还是外相以及部分议员从空中视察，抑或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给俄罗斯驻日使馆寄送子弹，这些手段总能让人感受到日本在解决与俄罗斯领土争端上的无奈。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和对争议岛屿的实际管控力度的加大，日本解决此领土问题的筹码也会越来越少。三 日中钓鱼岛争端的根源是日本想要窃盗领土
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不同立场由来已久。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的是中国人，而不是琉球[5][6]人或日本人。但是近代以来，钓鱼岛被日本窃取乃至非法占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其后，日方改变了立场，官方公开表态则强调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争议，并有计划、按步骤地图谋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为加强管控，2003年1月，日本政府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以及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2005年2月，小泉纯一郎政府宣布将“日本青年社”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由日本海上保安厅接管，同时把18名日本国民的户籍登记在钓鱼岛上。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年初之时，两国都拟定出了一系列庆典活动。然而在这一年，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却出现严重乱象。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39座离岛专属经济区基点名称。4月15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宣布东京都政府计划在年内购买钓鱼岛。4月26日，东京都政府设立“尖阁诸岛网站”并公布“东京都尖阁诸岛寄付金”账号，呼吁广大民众积极捐款[7]“购买”钓鱼岛。
在动员日本岛内民众积极参与捐款购买钓鱼岛的同时，石原慎太郎一方面积极与钓鱼岛的“私有主”商谈购买事宜，另一方面组织都议员等多次前往钓鱼岛实地考察，以向政府施加压力。7月2日，石原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称：“回首历史便知，改变历史的绝对力量，就是军事力量。……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屈服于中国的压力，[8]轻率地将日本的国土交给中国，这无异于国家的自杀。”7月7日，野田佳彦首相宣布日政府有意购买钓鱼岛，并立即开始了相关工作。9月10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以20.5亿日元的价格购买钓鱼岛、南小岛和北小岛。9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与钓鱼岛“土地所有者”签订“买卖合同”。当日，中国海监46和海监49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展开宣示主权行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第二节/岛礁争端凸显日本民族主义
岛礁主权问题的产生、发展贯穿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全过程，而民族主义则是岛屿主权争端爆发、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在日本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形成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各有侧重的民族主义，而无论哪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对领土主权的诉求都是首当其冲的。一 领土扩张是日本民族主义传统与核心诉求
基于日本民族的单一特性，日本民族主义属于典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与国家利益相吻合，通过国家的形式加以表现。在实践中，它以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为基本单位，以日本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甚至可以[9]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因素。
有西方学者认为，“民族主义的战略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领土战略，这就是说，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同，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显然[10]要靠领土滋养”。这一理论套用在近代日本国家发展历程上非常合适。
早在16世纪中叶，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实现日本统一时，就曾构想过“大日本”的宏伟蓝图：首先要征服朝鲜，然后渡海占领中国，进而征服东南亚以及天竺，建立一个定都中国北京的“大日本帝国”[11][12]。并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将唐国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可以说，丰臣秀吉把日本的神国思想、把“大日本”的国家构想推向了一个顶峰。
明治维新继承了这一领土扩张思想，并在实践活动上开始掠夺和奴役邻近国家的领土和民族。1868年4月，明治天皇发布的《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汝等亿兆，当体认朕志，相率除去[13]私见，采纳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以慰列圣之神灵。”这种“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既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思想的延续，亦是近代日本国家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总动员。
此后，日本策划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地讨论一些岛屿的所有权问题。例如，1873年至1875年，日本与美国谈判并从其手中收回小笠原群岛所有权。而对于亚洲的邻国，日本则是采取了强行侵占或窃取的手段。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迈出了侵略台湾的第一步；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于1879年4月将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1875年9月，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侵略朝鲜。此外，明治政府还于1891年占领硫黄岛；1895年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1898年占领南鸟岛；1900年占领冲大东岛。这些被日本或以武力强行侵占或偷偷占领的岛屿，有的已成为日本的“四至点”，有的则成为日本与邻国间领土主权争端的根源。
可见，日本民族主义者策划和制造的岛礁主权争端和由此升级乃至演变成为的主权危机，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承袭领土扩张传统，并以之作为国家利益诉求的一种自然延伸而已。二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个人）在岛礁主权危机中发挥了助推器作用
生存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因其所居的客观地理环境和生存状况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感情习惯，从而积淀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日本民族当然也不例外。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如是描述日本民族的特点：“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14]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特点，实际上正是日本民族最真实、最具体的写照。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与构成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个体，既是相互关联的，又是有区别的，并非是对应的关系。某一个民族具有某种优点或者某种缺点，并不见得在这个民族的每个人身上都会找到。在日本，正是由于有像石原慎太郎这样掌握话语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才使得钓鱼岛主权争端被推到了危机的边缘。年逾八旬的石原慎太郎非常崇拜福泽谕吉，常引用福泽谕吉的话：立国需要个人精神，没有独立之心，就无法深切地为国家着想。这是他的个人信条，也是他的施政理念。他常说：对于国家的事，每个人都要有“我来做”的气概，每个日本人如果没有独立之心，国家就无法进步[15]。
石原非常喜欢海，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海的，比如1958年他出版过《海的地图》，还曾获得过日本海洋文学大奖的特别奖。对于海洋领土，他更是个急先锋。关于钓鱼岛，他率先带领一部分“青岚会”会员登上钓鱼岛，建立了灯塔。他还利用运输大臣的权力，不断用各种方式加固钓鱼岛上的灯塔，并一直想方设法将其标记在海洋图上。他甚至宣称：为了保卫钓鱼岛，日本可以打类似英法马岛战役那样的战争，并且多次扬言要把自卫队派到钓鱼岛上去。三 日本挑起的岛礁主权危机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谈到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时，日本学界、媒体动辄把争端升温的原因归咎于他国的民族主义，却没有看到或者是忽略了本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的现实。
一般而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主要依据两个指标：一个是民族自信心；另一个是爱国心。近些年来，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不断下降。据调查，1998年认为“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极其优秀的素质”的比率占51%，比1988年降低了11%。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比率占38%，比10年前降低了12%。认为“即使现在日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比率占13%，比10年前降低了2%。日本人民族自信心的发展轨迹与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是重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并没有因经济的衰落而有明显的减退。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此时的民族主义不是战前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承认日本仍有向先进诸国学习的地方。第二，谋求大国地位。第三，在历史问题上试图尽快翻过战败[16]这一页。第四，试图修改宪法，重建大规模武装力量。第三节/岛礁争端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日本主动挑起钓鱼岛主权争端并且不惜牺牲中日关系，任由钓鱼岛主权争端危机化，绝不仅仅在于这座岛屿本身，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国家发展战略上的考量。由于日本民族主义诉求与其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利益相吻合，所以岛礁主权争端的烈度依然会与日本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度成正比。一 日本民族主义的根基极为深厚，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妥协的可能性甚微
在岛国日本，滋养其国家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是业已植入日本国民骨髓的民族优越感。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这种优越感较多地体现为对本民族精神的夸饰，甚至是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度诉求。二 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势力合流，岛礁主权争端更趋复杂和难解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出现高涨势头之时，社会思潮的右倾化也会日益严重。在日本，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经常抨击政府外交软弱，要求政府在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争端中持强硬态度。上述两种社会思潮在相互渗透中，均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并影响、冲击到日本有关领土争端的政策制定和行为方式。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时曾宣称自己买岛的目的就是要在钓鱼岛建造建筑物、停船设施和灯塔，还要把灯塔记入日本的航海图，并计划长期采获钓鱼岛海域丰富的海洋生物，尤其是高级海产品。石原的购岛行为，得到了日本舆论和民众的广泛支持，日本右翼势力更是认为“谁购岛谁英雄；谁强硬谁正确”。以前，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看重，但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以来，一些右翼分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狠话、爆猛料，舆论对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露骨言论也不再追究和谴责，友善的言论反而没有了市场，甚至受到攻击。日本国民被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言论鼓动或洗脑后，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国内社会背景下，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争端所持的主张很难出现松动和让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争端的持续，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会越来越冷淡和相互厌恶，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也会越来越难解和复杂化。三 日本民族主义与其海洋强国意识互为增强，岛礁主权争端定会出现长期化态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沿海国家纷纷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由于新的海洋法制度规定岛屿也享有与陆地相同的海洋权利，相关国家的岛屿主权争端进一步加剧。而恰在此节点上，日本国内出现经济泡沫崩溃等一系列问题，促使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崛起。在日本的学术界和舆论界，“海洋日本论”迅速抬头，日本有关主张海洋立国的著述纷纷出现。其中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影响甚大，此书把历史上出现的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中国台湾和美国联合，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17]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所谓日美协调为主的“海洋民主主义联邦”的观点曾甚嚣尘上。安倍晋三在第一次组阁时就曾推出过《致美丽的国家》，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强调以美国为首，构建“日美澳印四大海上强国同盟”。2013年1月，安倍首相在第二次组阁后发表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再次表示要联合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国家，开展以全球为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而安倍重新夺回政权后对东盟诸国的亲近和对中国的继续强硬，即可视为其所提出的“战略性外交”的实践，而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日本要走“海洋强国”之路，从海洋入手。基于对抗中国的需要，钓鱼岛主权争端无疑会继续成为日本民族主义最得力的抓手。[1] 本文所使用的“岛礁”概念，特指“岛屿+岩礁”。[2] 朱凤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3]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厅的统计，日本共有面积在0.1平方公里以上的岛礁数量为6852个，其中6426个为无人居住的岛礁。[4] 韩国东北亚财团网，http：//www.nahf.or.kr/Data/board_100/dokdo_Truth/Chinese.pdf。[5] 郑海麟：《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与国际法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6] 日本所谓先占钓鱼岛的主张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完全不具备国际法先占的必要条件。管建强：《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7] 截至2013年1月31日，东京都募集的资金总额达1485201967日元。『東京都尖閣諸島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chijihon.metro.tokyo.jp/senkaku/kifu-jyokyo.html。[8] 「残酷な歴史の原理」，『産経新聞』2012年7月2日。[9] 刘泓：《日本民族主义动态与走向》，《人民论坛》2012年第31期。[10] 〔西〕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8页。[11] 〔日〕箭内健次：《海外交涉史的视点》（第2卷），日本书籍出版社，1976，第58～59页。[12]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1），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291页。[13] 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第47页。[14]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2页。[15] 东京都知事的官方网，http：//www.metro.tokyo.jp/GOVERNOR/HATSUGEN/SHOUSAI/30m9j100.htm。[16] 唐永亮：《东京都“购岛”闹剧与日本国民情绪》，http：//ijs.cass.cn/2012/0825/638.html。[17]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央公论社，2000，第178～198页。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06，第160页。第二章黄岩岛事件与菲律宾民族主义[1]常飞 陈庆鸿
2012年4月，菲律宾军舰与中国海监船在黄岩岛海域陷入对峙，起因是菲律宾军舰企图抓捕在黄岩岛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民。对峙期间，菲律宾政府曾多次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对抗中国，但与中国国内的群情激愤相比，菲民众反应似乎并不强烈。本书试图就此入手，分析菲律宾民众对该事件反应较为温和的原因，并以此理清黄岩岛事件的实质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指向。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2012年4月10日，8艘（也有报道称12艘）中国渔船在中国黄岩岛潟湖内进行捕鱼作业时，菲律宾军舰“德尔皮拉尔号”（Gregorio del Pilar，美国退役“汉米尔顿级”巡逻舰）护卫舰对中国渔船进行检查，并以中国渔民“非法获得濒危珊瑚和巨蛤，违反国际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为由，扣留中国渔民和渔船。在接到渔民报告以后，中国海监船（海监75和海监84）赶到黄岩岛海域，阻止菲律宾海军抓捕中国渔民，并和菲律宾海军舰船在黄岩岛海域陷入对峙。
对峙发生后，菲律宾政府一度态度强硬，不仅增派船只前往对峙，还敦促东南亚其他南海争端国家“选边站队”，要求美国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条约义务，并诉诸国内民族主义，声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4月11日，菲外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黄岩岛是“菲律宾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强调菲律宾对该海域“拥有主权”。4月17日，菲前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发表声明，威胁“将把黄岩岛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中菲黄岩岛对峙”。4月21日，菲前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再次发表声明，“警告”那些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如未能像菲那样坦率表明立场，将会受到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影响”。4月23日，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前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又一次声称“中国是很多国家的巨大威胁”，企图拉美国介入。
5月3日，菲律宾将黄岩岛赋以独具菲律宾特色的名字，改称为“帕纳塔格礁”（Kulumpol ng Panatag），试图以此激发民众的领土意识。5月11日，菲侨民组织鼓动民众前往中国驻菲使馆前举行反华示威活动，并号召海外所有菲律宾侨民加入抗议行动。5月17日，菲律宾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丹尼罗·苏亚雷斯、菲律宾阿尔拜省省长乔伊·萨尔塞达等官员先后鼓动菲律宾人抵制来自中国的产品，并称这样可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5月18日，菲律宾前海军军官尼坎诺·菲尔多纠集至少6名渔民计划前往黄岩岛捕鱼插旗。7月23日，菲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呼吁菲律宾国民在“帕纳塔格礁”（黄岩岛）争端上要保持团结并“以一个声音说话”。但是，菲律宾政府的这些煽动之举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例如，5月11日的“大规模游行”其实不到200人，且多为民间社团工作人员、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甚至都是些妇孺和十二三岁的儿童，远不及此前所称的“上千人”或“数万人”。现场警察和记者的总数甚至比参加游行[2]的人数还多。而抵制中国产品的倡议也引起菲律宾商界反弹，如菲律宾工商总会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耶稣·巴雷拉先生呼吁菲律宾民众[3]在抵制中国产品的问题上应三思而后行，不要草率行事。
菲律宾人性格温和，但面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在历史上也进行过激烈的抵抗，被称为是亚洲第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此，菲律宾人一直引以为豪。最近一次的民族主义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初迫使美国撤出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时至今日，每当美菲举行联合军演，菲律宾民众都要到美驻菲使馆或军事基地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对菲律宾政府的控制以及美国大兵在菲律宾国土上的作威作福。然而，反观中菲黄岩岛事件，为什么菲律宾民众反应相对漠然？为此，需要搞清两个问题：黄岩岛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又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第二节/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
菲律宾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归属感，而作为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菲律宾民族的概念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后期逐渐形成的，并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出现了民族主义。
历史上，菲律宾群岛上散落着诸多部落，也出现过吕宋、苏禄、麻逸、古麻剌朗等封建王国。1521年，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远征队到达菲律宾群岛后，菲律宾逐渐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西班牙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菲律宾人民备受剥削和折磨。19世纪后期，西班牙殖民帝国已经走向衰落，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其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对当地民众更加残暴。对于这段历史，一位菲律宾学者写道：“殖民地政府（西班牙）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无能而又贪污。本地人民则忍受着残暴的西班牙当局的压制和镇压。他们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教自由；他们也不能免于恐怖和穷困。殖民地的任何爱国人士凡敢于维护人民事业的，就立刻被杀掉，因为凡是反对政府官吏的神圣意旨或反复无常的人，死亡、流放或囚禁就是他们的命运。”[4]不过，正是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压迫、勒索、虐待和种族歧视，不断激起菲律宾人民的愤怒，使其超越部落的隔阂，而把自己团结成为一个民族。1872年1月20日晚，菲律宾甲米地兵工厂的士兵和工人为了反对取消他们长期拥有的权利（免纳贡税和免服强迫劳役等）展开了[5]一次武装起义，西班牙当局借机陷害“俗化运动”的领袖。1872年2月，菲律宾三位俗化运动的领袖——戈麦斯、布尔戈斯和萨莫拉教士以煽乱与叛国的罪名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以绞刑，一批仁人志士也被捕入狱。该事件引起了菲律宾民众的极大愤慨，他们认为，这几位教士并没有罪。这起在菲律宾历史上被称为“戈—布—萨殉难”的事件种下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种子，“在反对西班牙的穷凶极恶的怒吼声中，以及在他们极端悲痛之中，菲律宾人忘掉了往昔的地区分歧和种族成见，加强团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为着共同[6]的目的而斗争”。“戈—布—萨殉难”后，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菲律宾知识分子发挥了先头作用，特别是那些在殖民宗主国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承担了主要的思想动员工作，在菲律宾历史上被称为“宣传运动”。这次运动旨在实现的目标如下：一是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二是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三是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四是菲化或俗化菲律宾的教区；五是赋予菲律宾人以个人自由，例如出版自由、[7]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请求申冤的自由。从这五点诉求来看，被平等对待和个人自由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主要诉求，而所谓的民族独立却丝毫未被提及。这就奠定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并在未来的历史中一直引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而独立的诉求也只是在这两项目标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进入20世纪以后，菲律宾转而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发展大体经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但仍然以寻求地位的平等与个体的自由为主。
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30年代。与西班牙殖民统治不同，美国对菲律宾基督徒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扩大菲律宾人的自治权并培养其自治的能力，如允许两个菲律宾委员常驻美国国会、任命菲律宾[8]人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允许菲律宾人占据议会等。尽管这些做法并没有改变美菲之间实质性的不平等，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菲律宾人民要求平等的诉求。这一阶段，菲律宾精英基本接受了美国的殖民统治，并通过菲律宾议会出台了《西文簿记法案》、《内海航行菲化案》、《公共菜市菲化案》和《零售商菲化案》等一系列提高菲律宾人经济地位的法案。虽然这些方案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抗争中鲜有真正实施的，但仍可视为菲律宾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一种尝试。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在世界反殖民主义浪潮下走上了国家独立的道路，但是，美国仍然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牢牢控制菲律宾的经济命脉，并拥有干涉菲律宾的种种特权。例如，经济上，美菲签订了《美菲总关系条约》和《美菲关于菲律宾独立后过渡时期中的贸易和有关事项的决定》，要求双方执行美国众议院菲律宾商务委员会主席贝尔提出的《菲律宾贸易法案》，即美菲必须保持所谓“自由贸易”制度，优惠贸易权将延长28年，其实质是使美国能够继续控制菲律宾的对外贸易，并使菲律宾的关税徒有其名，继续充当美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军事上，美菲则签订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和《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协定》等，不仅使美国能够在菲律宾保留和占据全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而且使这些基地成为美国在菲律宾的“国中之国”，成为驻[9]菲美军违法乱纪、走私偷税、奸淫掠夺的中心和庇护所。实现国家独立的菲律宾民众对美菲在经济、军事上的不平等越发不满，要求美菲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菲律宾政府也逐渐顺应民意，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1958年，菲律宾加西亚总统（Carlos P.Garcia）提出了“菲人优先”政策（Filipino First Policy），强调菲律宾公民在菲律宾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政治运作中的主导作用。随后的马卡帕加尔总统也采取一系列淡化美国影响的措施，如单方面废除《美菲总关系条约》，提出“回归亚洲”的口号。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还将菲律宾独立纪念日从与美国独立日的同一天（7月4日）改为6月12日。后来马科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更是在经济实力提升的情况下，进一步采取措施取消美国特权。自1974年7月，菲律宾宣布美菲之间不平等的条约《劳雷尔—兰利协定》失效，取消美国人在菲律宾享有与菲律宾人同等权利的特权。1976年开始，菲律宾要求就美国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问题进行谈判，但最后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反而在政治上被美国所抛弃。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人民力量”运动之后，菲律宾社会凝聚力空前高涨，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表达。在打倒马科斯独裁统治之后，菲律宾人民再次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在菲律宾土地上作威作福的美国特权，尤其是美军在菲律宾的暴行。据资料显示，美国海军在1981年至1988年进驻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期间，曾发生了3000多次美军士兵性侵妇女的事件，[10]但没有一名被告被定罪。美国在菲律宾拥有的特权再次刺痛了菲律宾人民渴望平等与自由的民族主义创伤。在此背景下，菲律宾民众借国内“人民力量”运动带来的余威，在1991年1月的参议院投票中，一举废除了《菲美军事基地协议》，迫使美军全部从在菲基地撤出，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长达93年的驻军。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的民族主义集会要么反对美菲联合军演，要么抗议美国大兵又在菲律宾犯下暴行而得不到惩罚。最近影响较大的一次民族主义集会是2009年菲律宾民众抗议菲律宾高等法院“无罪释放”因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005年11月，24岁的美军士兵史密斯被控在菲律宾参加菲美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强奸菲律宾女子尼科尔。尼科尔称史密斯在一辆货车内强奸她，在场的其他美军则鼓噪怂恿。此事曾激起菲律宾民众强烈抗议。2006年12月，大马尼拉区地方法院裁定史密斯强奸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或入狱40年，并赔偿10万比索。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菲律宾高等法院在2009年做出了“无罪释[11]放”的判决。
通过以上对菲律宾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菲律宾民族主义是在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其主要内容是追求自由与平等，尤其是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菲律宾人“自尊心强”、“爱面子”的民族性格。历史上，在菲律宾人要求平等的呼声得到一定回应和满足的情况下，菲律宾精英的反抗意志就会得到部分缓解。否则，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运动便会越发激烈。第三节/黄岩岛事件的由来及其本质
黄岩岛，原名民主礁（1947年），国际上称为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发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将该岛礁正式定名为“黄岩岛”。该岛位于北纬15°07′，东经117°51′，距海南岛约500海里，距西沙群岛约340海里，距中沙环礁约160海里，距菲律宾苏比克港（Subic）约100海里，[12]是南海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黄岩岛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片周缘长55公里、围成面积150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区域。黄岩岛的主体部分是环形礁盘，环礁四周有星罗棋布的礁块，礁块露出水面的面积一般为1～4平方米。礁盘的内部形成一个面积为130平方公里、水深为10～20米的潟湖。潟湖东南端有一个宽400米的通道与外海相连，中型渔船和小型舰艇可由此进入。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里黄岩岛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行政管辖的一部分。
尽管黄岩岛距离菲律宾本土较近，但这不能成为菲律宾声索主权的依据。不管从历史上追根溯源，还是引用国际法，中国政府对黄岩[13]岛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第一，中国最早发现黄岩岛。据史料记载，1297年，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测验”，在南海的测量点就选在黄岩岛。这说明，至少在元朝中国就已发现黄岩岛并明文记载。
第二，中国对黄岩岛进行了长期的开发利用。自古以来，我国渔船经常赴黄岩岛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中国政府近年来多次派科学考察队到黄岩岛进行考察。197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人员登上黄岩岛考察。1978年6月，该所人员再次赴黄岩岛进行考察。1985年4月由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组织的综合考察队登上黄岩岛实施综合考察。1997年，中国南海科学考察队抵达黄岩岛进行考察，并在岛上建立了一块1米高的水泥纪念碑。
第三，中国政府最早将黄岩岛列入版图、实施主权管辖。1935年1月，当时的中国政府由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和教育部等官方机构派员组成水陆地区审查委员会，其公布的南海诸岛的132个岛礁沙滩中，黄岩岛以斯卡巴罗礁之名，作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列入中国版图。1947年，中国政府核定和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将斯卡巴罗礁改为民主礁，列在中沙群岛范围内。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地名》时，将黄岩岛作为标准名称，并以民主礁为副名。黄岩岛一直不间断地在中国广东省、海南省的管辖下。
第四，一系列国际条约表明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菲律宾领土组成和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其中无一涉及黄岩岛，无一将黄岩岛纳入菲律宾领土范围。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签署的《美西巴黎协议》（1898年）、《美西华盛顿协议》（1900年）和《英美条约》（1930年）都明确界定菲律宾的西部边界是东经118°线，而黄岩岛（东经117°51′）并不在菲律宾的国界线之内。从殖民统治下独立的菲律宾政府，也没有把黄岩岛列为其领土。可以说，在1997年之前，菲律宾政府从未对中国政府对黄岩岛行使主权管辖和开发利用提出过任何异议，还多次表示黄岩岛在菲领土范围之外。
但是，出于对海洋资源的觊觎，菲律宾利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黄岩岛位于其[14]专属经济区为由，宣称对黄岩岛拥有海洋管辖权。1997年，菲律宾开始宣称对黄岩岛拥有主权，并将其纳入三描礼士省（Zambales）的行政管辖。此后，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的冲突越来越频繁，黄岩岛事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民众所关注。1997年4月30日，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组织的中美日无线电探险队登上黄岩岛进行无线电探险活动，其间菲律宾多次出动军舰和军用飞机对活动进行跟踪、监视和干扰。5月20日，菲律宾海军巡逻艇在黄岩岛外11千米处拘捕了一艘准备前往马绍尔群岛的中国渔船，拘留了21位中国渔民。8月5日，菲律宾和美国联合在黄岩岛附近举行飞机和战舰的实战演习。1998年1月起，中国海南省4艘渔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在黄岩岛海域被菲海军拦截，51位渔民遭到非法入境的指控，被菲律宾关押近半年时间。1999年5月23日，中国一艘渔船在黄岩岛遭菲律宾军舰追击并被撞沉，导致11名渔民落水。2000年5月28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海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渔船，致使一名中国渔船船长遇害。最近的一次便是2012年4月10日爆发的中菲黄岩岛海上舰船对峙事件。
由此可见，黄岩岛事件其实是由菲律宾方面出于私利侵占中国主权领土造成的，与菲律宾民族主义追求自由、平等的内在含义并无关系。对此，很多菲律宾人士心知肚明，甚至在报章上公开发表文章澄清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例如，菲律宾学者维克托·阿奇斯于2012年4月28日在菲律宾一家主流媒体《马尼拉标准今日报》上发表文章，从[15]历史角度阐述黄岩岛确实属于中国。而从在菲律宾当地工作的中国记者的感受来看，菲律宾民众对黄岩岛事件也不是“很情绪化”。他们写道：“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对政治上的争端漠不关心，甚至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那个因为南海岛礁与中国争得不可开交的国家。”[16]第四节/处理黄岩岛事件的策略及思考
2012年的中菲黄岩岛对峙以菲律宾撤回船只而结束。在此次应对黄岩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丰富的策略选择。这既是对以往南海争端处理经验的全面运用，也是中国对菲律宾的了解逐渐深入的结果，特别是菲律宾政府令人捉摸不定的表现慢慢地为中国社会所了解。外交方面，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重申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谴责菲律宾违背了两国关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不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共识，并敦促菲律宾不要制造新的事端。中国前副外长傅莹两次约见前菲律宾驻华使馆代办蔡福炯，提出严正交涉，并向菲方传达中方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的立场没有变化，强烈敦促菲方回到正确轨道上。中国的渔政船和海监船常年在南海海域巡航，并以果断的行动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黄岩岛事件中，海监船和渔政船担当了主要角色。2012年5月6日，南海舰队“广州”号和“武汉”号导弹驱逐舰、“昆仑山”号两栖登陆舰及“巢湖”号和“玉林”号导弹护卫舰，进入南海海域进行训练，显示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实力[17]和决心。此外，民间力量也发挥着积极作用，2012年4月26日，5艘中国渔船在海监船的护卫下，进入黄岩岛海域捕鱼。4月30日，中国留学生在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口拉开横幅与国旗，就“捍卫黄岩岛主权”问题进行示威游行。相比较而言，菲律宾能够使用的策略比较单一，除了鼓动美国、东盟等第三方介入争端外，主要是通过言语和舆论刺激中国，实际的行动很小。
一直以来，中国倡议在南海问题上实行“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必要的贡献。其中，《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列举了一些合作领域，以作为信任措施建设。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菲律宾、越南等并没有严格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有关规定，私自扩大在南沙岛礁的存在，还划定油气开发区块，引进国际油气集团参与开发。近年来，菲、越的这种侵权动作更加明显，成为南海局势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然而，就中菲南海争端而言，局势并非没有降温的可能，合作其实也并不遥远。为此，中国政府除了加强海上维权，以严正态度打消菲律宾的侵权企图之外，还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与菲律宾都应该避开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外交途径[18]安静地解决问题。权威主流媒体对于南海问题的报道相对是比较客观的，但是网络媒体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媒体则更多地突出了事件的一个方面，淡化其他方面。例如，“中国南海有数千口油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这就是片面的，“海洋石油981”号就在南海海域。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钻井平台，大多都在中国的“断续线”之外，个别勘探区域和“断续线”有模糊的重叠。越来越多的中国海警船在南海地区巡视，对在“断续线”内的侵权活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又如，“南沙石油遭到疯狂盗挖”，其实南沙群岛属于深海，现在还没有钻井平台。在南海，台风频繁，风力强，海上石油的技术风险也比较大，石油开采的综合成本极高，特别是勘探成本和维护成本，现在对石油需求还没有迫切到去开采南沙石油的程度，这点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是一样的。东南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公司进行勘探和开发，[19]可能夸大了石油储量和实际产量的数据。再如，关于菲律宾民众准备在中国使馆游行示威，国内的媒体也是做了很多主观的评价，实际上马尼拉经常发生游行示威事件，这是菲律宾社会的一种常态。马尼拉还经常出现反美示威游行，但没有人据此会质疑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一次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当然，最终只是一场“闹剧”）就质疑中菲关系，是不全面的。媒体的片面报道极大地提升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成为处理黄岩岛事件不确定根源之一。还有，选举文化是菲律宾政治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政客就是希望通过极端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来刺激选民，达到吸引选民关注的目的。如果用一种平和、常态化的态度看待菲律宾政府或“前官员”的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可能无法形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媒体进行片面的报道，并加以放大和联想，那么菲律宾的言论反倒有可能形成实际的影响。任何诉诸民族主义情绪的举措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中国在处理与菲律宾的岛礁之争时，还应加大对菲律宾精英阶层和民众的公共外交。菲律宾政府虽然极力在南海争端中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企图对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制造舆论压力，但是效果并不见佳。反而，菲律宾某些知识分子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动向民众阐释黄岩岛主权归属的历史和法律依据，而菲律宾民众也似乎对政府在黄岩岛事件上与中国的争端并不关心。其实，菲律宾民众更加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近年来，菲律宾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有增长没发展”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发布报告称，该国贫困率在2012年上半年仍然高达27.9%，更有10%[20]的菲律宾家庭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菲律宾的失业率也一样居高不下。据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2013年3月，菲律宾失业人数已达1110万人，18岁以上劳动力人口中有25.4%的人失业。这一数据不仅高于去年第四季度末的24.6%，更[21]远高于菲律宾官方公布的7.1%。但阿基诺三世政府不时挑起包括黄岩岛事件在内的南海争端，其实对中菲两国经贸往来造成了负面的、不必要的冲击，不利于菲律宾增加国内就业、改善民生。菲律宾商界已经感受到中菲岛争升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指责政府与中国的[22]僵局或导致菲律宾失业率增加。黄岩岛事件影响了中菲渔民间的传统友谊，影响到了菲律宾沿海渔民在南海海域的捕鱼作业。中国应继续加强对菲律宾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积极向菲律宾各界精英和民众阐释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以及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政策等，争取菲律宾大众的理解，为两国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奠定民意基础。
第三，中国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全球航海能力的大国，只要保持海洋开放，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航行自由和资源开发权利。因此，必须以创新的思维和战略来处理南中国海的争端，有学者提出的“隔好篱笆，做好邻居”的理念就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处理海洋权益争端的眼光，需要走出地区，走向世界，而不成为[23]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发怒的狮子。南海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多的是战略上的，中国政府要解决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困难和问题，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则需要更大的耐心和长期的准备，并接受各种可能性。从黄岩岛事件的角度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的最好选择，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中国就需要在菲律宾建立深远的、具有渗透力的影响。中国在菲律宾建立影响，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的。美国和日本在寻求全球影响的过程中，也不是每一次尝试都很成功。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在处理争议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举措，两国的民众对彼此的看法存在对立的情况，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投资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不合适的操作方式，但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菲律宾对中国的形象产生负面的感觉，但菲律宾是一个乐观、开朗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向前看的民族，只要把今后的交流和渗透做得更好、更规范、更深入，中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菲律宾民众也会逐渐消除因黄岩岛事件而产生的排斥心理。第五节/结语
黄岩岛事件已告一段落。黄岩岛事件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在处理黄岩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外交、经济、军事和民间等各方面的力量，在新的形势下，在摸索中形成了解决岛礁争端的策略。而菲律宾政府试图诉诸民族主义的做法，除了恶化两国民众之间的传统友谊之外，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从该事件中也可以发现，菲律宾民意与菲律宾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菲律宾民众也没有随着政府的指挥棒起舞，有些人甚至表现出难得的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创造了条件，也将为两国开展南海共同开发奠定民意基础。
今后，中国政府还会遇到更多类似于黄岩岛事件的争议，这是中国国力提升，并越来越重视海洋权益的客观现实使然，也是外国政府处理与中国关系的立足点使然。外国政府一方面愿意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愿意利用个别争议事件，作为从中国获得可能的益处的条件。未来，中国不仅需要为争取海洋权益准备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调整大国心态。大国心态不仅要求别国具备一致的意见，而且要求中国勇于面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声音，需要具有更多的承受力和耐受力。为此，在处理争端时，中国政府应继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斗争，以理性的声音影响和引导菲律宾等声索国的国内民众，促其理性对待南海争端，寻求合作共赢的解决之道。[1] 常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庆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 《菲律宾反华游行不足两百人参加，菲政府否认鼓动》，光明网，http：//mil.gmw.cn/2012-05/12/content_4135558.htm。[3] 《菲律宾工商总会官员：抵制中国产品当三思而后行》，国际在线，http：//gb.cri.cn/27824/2012/05/18/5951s3689012.htm。[4] 〔菲〕格雷戈里奥·F.赛迪：《菲律宾革命》，林启森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第7页。[5] 19世纪，菲律宾人民忍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种族歧视。即便是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很大本领的教士也难逃种族歧视。因为他们的土著世系和天生肤色，就不让他们管辖富庶的教区，也不让他们担任教会的要职。在此背景下，菲律宾教士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发动“俗化运动”，这是一个和平改革运动，争取任命合格的菲律宾世俗教士在本国教区任职。[6] 〔菲〕格雷戈里奥·F.赛迪：《菲律宾革命》，林启森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第17～18页。[7] 〔菲〕格雷戈里奥·F.赛迪：《菲律宾革命》，林启森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第21页。[8] 马雁冰、黄莺编著《列国志·菲律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00页。[9] 马雁冰、黄莺编著《列国志·菲律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07页。[10] 《涉嫌强奸的美军士兵被判无罪菲律宾民众抗议》，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5/9193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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