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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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风：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历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关心文艺人士
●毛泽东在文代会致开幕词中说：“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梅兰芳说：“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和蔼可亲，令人敬佩。”
●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对济济一堂的作家们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回国。”
第一届文代会隆重举行
1949年7月2日至7月28日，第一届文代会在北平怀仁堂隆重举行。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兴高彩烈地走进会场，放眼看去，会场挤得满满的。
其实，在6月2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解放区戏曲改革党员领导干部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与会的有华东区的阿英、陆万美和马少波，西北区的有柯仲平、马健翎，中南区的有崔嵬，东北区有刘芝明，还有在北平的阳翰笙、田汉、周扬等同志。
座谈会开始，周恩来首先让年轻的马少波发言。
马少波于是谈了自己对中国戏曲独特的美学性质的想法，他还说了在山东进行戏曲改革的经验，以及他所了解的国统区在戏曲表演方面的情况。
马少波说：“现在很多曲种濒于灭绝，连京剧也很衰落。我建议周恩来同志在文代会报告中设专章谈对旧文艺的政策。”马少波还提出一项建议，就是成立戏曲改革领导机构和研究试验机构，在全国开展戏曲改革运动。
周恩来对马少波的提议很是赞同，在座的同志也很认可。
周恩来当时说：“少波同志的意见很好，前一个建议，我可以做到，第二个建议，我也很赞同，但是我做不了主，需要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6月29日，周恩来安排汽车，接马少波和周扬、田汉去见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住在北平郊外的香山双清别墅。到达那里时是深夜，马少波就把自己关于戏曲改革方面的建议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毛泽东对马少波的意见表示赞许，让马少波回去等待决定，他说还要和大家商量。
第一届文代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在致开幕词说：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他说：
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提议我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以及所有解放军代表同志，你们应当利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热烈招待没有看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家到部队里去参观，给他们调查和写作的便利。
在这次报告中，周恩来设了专章谈对旧文艺的改造，他还提出了文艺的走向问题。他说：
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一下我们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部队文艺工作者熟悉部队，部分地熟悉农村，但对工人和城市的情形就不熟悉。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熟悉农民，不完全熟悉部队，对城市情况也不熟悉。我们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总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
最后，周恩来还引用刘少奇的话说：
刘少奇同志常常说，我们每一级的党委应该交几个文艺界的朋友，以便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目标上共同努力。
在文代会期间，大家分组在中南海怀仁堂讨论。当时，怀仁堂有前厅、后厅和剧场。讨论进行得深入而热烈。
周恩来叮嘱马少波说，可以在开会期间参加些具体工作，以帮助周扬同志。
在当时，会议设会务组和文秘组等，周扬还兼任文秘组的领导工作。会务组负责的是解决大家衣食住行方面的事务性问题。马少波和阿英、冯乃超、张光年参加了文秘组。
文秘组的任务很繁重，天天都要写会议简报，发简报，排列会议日程，还要提供文联成立后的主席团候选人名单等。
尽管大家都很忙碌劳累，但是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对工作都非常投入，每天的精神都非常振奋。
在会议期间，还有丰富的戏剧、音乐等演出。梅兰芳表演了《霸王别姬》，周信芳表演了《四进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观看了他们的演出。
梅兰芳、周信芳虽然都是很著名的艺术家，但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南海演出，当时感到非常激动。
7月18日，在文代会闭幕前夕，中国文联宣布成立，同时，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欧阳予倩任主任，马少波任秘书长。
在当时，很多同志对文代会的召开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军事、政治、经济斗争还很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开文代会，还这么重视戏曲艺术的继承发展呢？由此可见党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大家都感到，文艺的春天到了！
所以，文代会的召开，让与会代表和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受鼓舞。
在文代会召开期间，周恩来每天在百忙中都要听大家汇报会议情况。
文联主席团的名单初步拟定之后，在向中央汇报之前，周扬却把自己的名字从上面勾掉了。后来，这份拟出来的名单送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又把周扬的名字填上了。
文代会闭幕后，各个艺术家协会也陆续成立了，较早成立的有剧协、影协、美协以及当时叫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作协等。来自各地的代表返回各自工作岗位后，各省市文联也陆续成立了。
10月2日，戏曲改革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田汉任主任，杨绍萱、马彦祥任副主任。当时的办公地点是北京饭店后的南夹道小红楼。
后来，周恩来让马少波与张凌青、夏义奎协助周扬筹建文化部。
戏曲改革委员会因为是行政机构，就改称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由田汉任局长，组织戏曲改革的工作。
关心梅兰芳生活与艺术
第一届文代会召开时，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应邀参加了会议。
梅兰芳那天回到招待所时，兴奋地告诉夫人福芝芳：“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了。”
梅兰芳还说：“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和蔼可亲，令人敬佩。周副主席对我说，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他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就说，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以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副主席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在文代会期间，梅兰芳演出了他的名作《霸王别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谢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大家一起起立鼓掌。
那天演出回家时，梅兰芳向家人激动地说：“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
其实，在第一届文代会召开之前，梅兰芳还住在上海马思南路87号，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主持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马思南路107号人称“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着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
周恩来十分关心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也很关心爱护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梅兰芳。他经常让他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先生，同他谈论国家大事。
后来，在朋友的安排下，梅兰芳有幸会见了周恩来。当时为了保护梅兰芳不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这次会见是被安排在一位朋友家里进行的。
周恩来非常热情而诚恳，他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离开上海，希望你留在上海，我们欢迎你。”
梅兰芳深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他明确表示：“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梅兰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5日，梅兰芳就接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邀请，出席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
6月下旬，梅兰芳又接到周恩来邀请，赴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梅兰芳在出发前几天，陈毅市长到梅公馆看望梅先生，他对梅兰芳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
梅兰芳欣然允诺。6月24日，梅兰芳登上北上的火车，还带了演出服装和几个配角演员一起赴京。
在文代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与会文艺界的代表。
周恩来在接见代表时，特意对梅兰芳说：“您离开北平很多年了，还是搬回北平住吧。梅先生原来住的房子我们会安排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希望您能到北平工作。”
梅兰芳非常感动，他说：“先回上海安置一下即回北平，但回去不能再住原来的房子了，因为那个宅院是我自己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卖了，再住进去不妥。政府只要给几间宿舍，能安置下足矣。”
周恩来十分赞赏理解梅兰芳的想法，并嘱咐有关方面做好适当的安排。
01949年9月下旬，梅兰芳与周信芳等应周恩来邀请，从上海赴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0月1日，梅兰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在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告诉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两院院长。周恩来还特别说明：
这是由我们政务院直接任命，而不是由文化部来任命的。
梅兰芳欣然答应。
1951年3月，梅兰芳奉命到北京筹建中国戏曲研究院。周恩来送来了亲笔题词：
重视与改进，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
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为副院长。
当天，在北京的大众剧场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成立典礼。
在这不久，梅兰芳又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国京剧院院长。从此，梅兰芳便调到北京工作了。
到京赴任后，梅兰芳被安排到护国寺街甲1号居住。不久，梅兰芳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要完婚，住房显得有些局促。
周恩来找来有关负责人说：“梅兰芳先生来往的客人多，来人拜访连个客厅都没有怎么行？”
周恩来就嘱咐有关部门为梅家加盖了南房等10多间住房，成为典型的四合院，解决了梅兰芳的住房困难。
周恩来不仅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梅兰芳极大帮助和支持，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他。
在20世纪50年代时，梅兰芳曾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意愿，但认为自己离入党的条件和资格相差尚远。
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在《忆兰芳》一文中曾写道：
兰芳参加革命后，曾经对我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现在还不够条件，要进行思想改造，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兰芳赴西北演出，离京前，他表示，这次巡回演出归来，准备申请入党。回京后，兰芳就积极写入党申请书，写自传。
周恩来、陈毅等都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周恩来多次和梅兰芳谈心，提高他的思想认识。
有一次，周恩来邀请梅兰芳到西花厅吃饭，陈毅也在座。席间，周恩来对梅兰芳说：“这些年你各方面都走在前面，在文艺界起到了表率作用。我和陈老总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希望你能参加中国共产党。”
梅兰芳当场说：“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演员，还有许多方面不够条件，还需要努力。我不敢再给总理增添负担，我就请我单位的两个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吧，请他们平时对我多加帮助和监督。”
周恩来十分赞许，他说：“梅兰芳先生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
1959年3月16日，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睦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日本人民因为不了解新中国，存在着某些隔阂和误解，中、日关系成为一块难以化解的坚冰。
为了打破坚冰，周恩来安排梅兰芳到日本演出。当时梅兰芳思想上有些顾虑，他说：“自己为了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登舞台罢演多年，现在反而要去日本演戏，岂不被人耻笑？”
周恩来请梅兰芳一起吃饭。席间，他亲自做工作，特别指出：“发动侵华战争的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者，他们是历史的罪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受害的不止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受其害。但这次访日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正是为了发展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了，才能防止悲剧再度发生。”
周恩来还鼓励梅兰芳说：“你曾两次去日本都引起轰动，日本人民熟悉你，也十分喜欢你的表演艺术，有很好的基础，只有你去最合适。你这次访问演出一定会再次引起轰动的，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听了总理的一席话，梅兰芳终于心悦诚服了。
1956年5月，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代表团组成，这是梅兰芳第三次访日，阵容之强大，剧目之多彩，前所未有。
自5月26日至7月17日近两个月的时间，以梅兰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遍访了东京、大阪、奈良、京都、神户、冈山、广岛、福冈、八幡、爱知、岐阜、名古屋等地。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轰动东瀛。为后来的中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正如梅兰芳回国后周恩来所说：“此次访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桥梁！”
1961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梅兰芳胸部不适，被直接送到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抢救。
文化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得知后，立刻组织北京几家大医院的专家赶到阜外医院会诊，施行急救。
8月4日，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恩来闻讯后特地赶回北京，到阜外医院探视梅兰芳。
周恩来坐在梅兰芳的病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得了心脏急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
周恩来边说边给梅兰芳把了脉，他说：“我懂一点中医，你的脉象弱一点，要好好静养。好在你会画画，出院后，可以画画消遣。”
周恩来怕谈话太多累着梅兰芳，便起身告辞。
梅兰芳想撑着坐起身子，周恩来轻轻按住了他，说：“心脏病，就要躺在床上静养，不要起来。”
随后，周恩来对医生们说：“你们平时只注意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像梅院长的病，应当早就发现。这次经过抢救，希望能转危为安，你们要用心护理，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梅院长的生命。”
周恩来临走时又对梅兰芳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在8月8日清晨4时许，梅兰芳因心肌梗塞的范围太大，病况突然恶化，心脏停搏，呼吸停止，虽然全力抢救，终告无效，于清晨5时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周恩来闻讯便派陈毅一早赶到医院，陈毅代表周恩来总理慰问家属，并喟然叹道：“梅兰芳先生是一代完人！”
周恩来亲任梅兰芳治丧委员会主任，并让治丧委员会征求家属意见。
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提出“不解剖，不火葬”，要求葬在自家墓地，并说：“兰芳的原配王夫人已在那里等候40年了，我要给他们并葬完愿。”
周恩来听了梅夫人的要求后，立即指示国务院派专人陪同家属挑选棺木。
有一位管理人员介绍说，有一副茵陈木的棺木原是为孙中山准备的，因苏联赠送了水晶棺，就没用上，所以一直存放着。
周恩来亲自批示，给梅院长安息之用。
政府决定为梅兰芳举行国葬，天安门和新华门都降半旗致哀。按照周恩来指示，治丧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出梅兰芳舞台艺术纪念邮票；建梅兰芳纪念馆；举办梅兰芳生平展；举行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修缮梅兰芳墓地等。
梅夫人的生活费也由政府负担，每月400元，然而在当时，国家一级演员的工资才330元。
梅夫人福芝芳得知后感到极大的安慰，她说：“我们全家对周恩来总理细致周到的安排非常感激。”
关心程派艺术的发展
1949年3月27日，程砚秋接到当晚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演出的邀请，当他听说解放军首长们都将会去观看演出后，对演出很上心。午睡后，程砚秋就去理发。
程砚秋走后，他的爱人果素瑛在上房里屋料理家务。王吟秋是程砚秋的弟子，当天，他开始温习师傅刚刚教授的《文姬归汉》。除了王吟秋的吟唱外，院子里静悄悄的，别无他声。突然，小狗狂叫起来。
果素瑛和王吟秋一起透过玻璃窗向外看，只见垂花门旁走廊上站着六七个穿灰制服的人。
王吟秋脱口而出：“糟糕，又借房子来了。”
果素瑛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是来干什么的，就让王吟秋出去看看。王吟秋出去后，制止了狗叫，然后将他们一行人引到饭厅。
未及落座，一位首长模样的人问王吟秋：“程先生在家吗？”
王吟秋回答：“我师傅出去了。”
同时，王吟秋以极快的速度瞅了那人一眼。事后，他向师傅程砚秋详细描述这个人时，用了这样几个词：“浓眉大眼”、“身体魁梧”、“目光炯炯”。当时，他确实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对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给程先生留个条吧。”
年轻人打开手里的黑色公事包，取出一本64开的袖珍活页本，撕下一张横条白纸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俯身趴在饭桌上，很快地写了几行字，然后起身，扫视了一遍纸条上的字，递给王吟秋，说：“程先生回来，请把这条子交给他。”
王吟秋接过纸条，将他们送出大门。周恩来留给程砚秋的那张纸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砚秋先生：
特来拜访，值公出，不便留候驾归为歉。
周恩来
程砚秋回家后，妻子果素瑛和弟子王吟秋立即将周恩来来拜访的事告诉了他，并将周恩来留下的字条交给他。字条上短短的几个字，程砚秋看了很多遍，想了很多的人和事。
最初，他觉得不可思议，最后，程砚秋非常激动地对妻子说：“这几十年，我见过多少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大官，他们大多端着架子，不可一世，对咱们唱戏的表面客气，实际看不起咱们。其实我心眼里还看不起他们呢！像解放军这位大首长，如此礼贤下士，不惜屈尊来家看我，少见少见。可惜没能亲自会会这位周先生。”
程砚秋倍感遗憾，却又不知道如何弥补，他无法宣泄内心情绪，只能责备王吟秋：“你怎么连杯茶都没有招待招待呢。”
王吟秋也很后悔，他对师傅的责备丝毫没有怨气，只说：“我还以为他们到咱们家来借房子呢。”
程砚秋非常孤傲，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被人视为“戏子”遭到歧视而引起的。
如今，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未见后，还留下纸条，还有“拜访”，“为歉”等字样，不能不让程砚秋感慨万分。
如果说，之前他对共产党还有疑虑的话，那么，周恩来的拜访彻底打消了他的戒心，增加了他对共产党的好感。
当天晚上，周恩来登程门未遇之后数小时，在北京饭店，程砚秋终于见到了周恩来。晚宴未到结束时，程砚秋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因为他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还有一场演出。他赶回家，弟子王吟秋已经准备停当。
当程砚秋正在后台化妆时，周恩来由电影明星张瑞芳陪着到后台看望程砚秋。
程砚秋忙起身相迎，他说：“真对不起，我手脏（手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下午您屈尊到我家来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来笑着说：“哪里。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邓颖超，这位是张瑞芳，你们是大同行。你忙吧，我们到前台去看戏，等会儿再来看你。”
后来，程砚秋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这样写道：
后来在北京饭店和周恩来见面了，这是我又一件最愉快的事。
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程砚秋任副院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参加了首届政协会议，又被选为人大代表。他为抗美援朝参加义演，又赴朝鲜参加慰问志愿军演出。他到外地搞调研，搞教学，为观众演出，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4年秋，周恩来请吴祖光夫妇、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到家里做客，当周恩来得知吴祖光正在筹备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影片时，他为程砚秋高大的身材不能拍电影而叹息不已。
吴祖光告诉总理：“电影可以解决舞台上克服不了的问题，即把舞台布景放大，就可以显示出人物的瘦小，电影是最能弄虚作假的”。
吴祖光在导演完梅兰芳舞台艺术影片后，第二天，便接到新影厂兼北影厂厂长钱筱璋打来的电话，说周恩来请他导演程砚秋舞台艺术的影片。
周恩来对该片拍摄工作设想得非常细致周到，包括舞台的布景道具，配角演员的高矮选择等，都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期望通过影片，把程砚秋的唱、念、做各方面的长处都表现出来。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由吴祖光导演的程砚秋代表作《荒山泪》，仅用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剧本改写到排练的过程。
而后，程砚秋结合剧情，在影片中融汇了舞蹈、武术等艺术手段，展示了200多种水袖表演，充分展示了程派艺术的特征。
1956年冬，程砚秋随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恰巧与周恩来同乘一列火车。闲谈之中，周恩来赞扬程砚秋在抗战时的民族气节，并鼓励他积极进步，表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春，全国电影工作者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十分高兴地对吴祖光说：“我看了《荒山泪》，改编得不错，比以前饱满得多，程砚秋的表演得到了全面的发挥。由于你们也发挥了电影镜头的作用，使观众看到了在剧场里看不到的角度。这部片子应当好好宣传一下，你应当写一些文章……好好介绍给观众。”
同年9月8日，程砚秋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周恩来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是这样填写他的意见的：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能够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1958年3月9日，中共文化部党委批准程砚秋为中共正式党员。
周恩来不但关心程砚秋的政治前途，也关心他的艺术前途。周恩来是一个程派爱好者，他希望程派艺术能够永久流传下去。
有一次，周恩来在招待完外宾时，把一些演员留了下来，他对程砚秋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徒弟吧，他指着江新蓉说，这是从解放区来的江新蓉同志。”
程砚秋当场欣然同意。江新蓉就要给程砚秋磕头。周恩来说磕头就免了吧。于是江新蓉给程砚秋鞠了三个躬。事后，程砚秋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的许多看家本事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江新蓉。江新蓉也刻苦认真地向老师学戏，成为程派艺术很有作为的弟子。
程砚秋去世后，周恩来非常关心程派艺术如何继承的问题。程砚秋逝世一周年之际，程派弟子传人举行了纪念演出，周恩来每晚必到剧场观看。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有关单位出版了《程砚秋文集》、《程砚秋舞台艺术》和《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并举办了纪念程砚秋艺术展览。
1960年1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有关部门把程门弟子抽调到一起，组建了程派剧团。
这年3月9日，在程砚秋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演出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观看了由赵荣琛、王吟秋主演的《玉堂春》和《火焰驹》，以纪念程先生逝世三周年。
关心齐白石的生活起居
著名绘画艺术大师齐白石，是湖南湘潭人。1863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解放前，齐白石经历的封建专制、军阀割据的各个时期，绘画、治印从未受到过政府的重视，他只能以此当作赖以谋生糊口的手段。
一天早饭过后，齐白石坐在躺椅上，正在构思做画。北平艺专校长、著名画家徐悲鸿带着一身寒气推门进来。白石看到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朋友，在这关键时刻来看自己，十分高兴。他连忙站起来，招呼悲鸿坐下。
徐悲鸿问了老人的生活起居，又看了挂在室内的新作，并悄悄说：周恩来及共产党对北平文艺界人士的关怀和期望，希望大家留在北平。徐悲鸿说：“我们全家不走，北平艺专的许多先生也不走，等待解放。”
悲鸿将要走时对白石说：“解放了，一切就好了，你的画会得到更多的人的喜爱。”
白石很感激徐悲鸿带来的消息，实在太好了，他留在北平的决心更坚定了。
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由国家领导人主持的招待会。
回到家里，齐白石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几次对家里人说：“我没想到我会参加这样盛大的招待会，比起旧社会来，真是太不一样了。”
1950年，齐白石居住的跨车胡同15号的房子年久失修，又破又漏，且有坍塌之虞。周恩来知道后，派人修理房屋，彻底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齐白石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1955年秋天，为了使齐白石有一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周恩来委托相关部门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送给齐白石。
齐白石从未受到过这样隆重的礼遇，但因家属没有随侍同去，日子长了，就难免有孤独的感觉，又想搬回跨车胡同。
1956年春，齐白石去中南海看望周恩来，把要搬回跨车胡同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满口答应说：“我现在就送您去。”
15时，周恩来和齐白石同车来到跨车胡同。周恩来和齐白石家人一一握手，并仔细观看和询问了住房情况，了解到齐白石本身的住房只有两明一暗三间北房，除卧室外，作画、会客、吃饭都在一间屋里，周恩来露出不安的神情，但没有说什么。
周恩来告辞时，一再语重心长地对齐白石家属说：“老人是国家的人才，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你们也要好好照顾他。你们不但要好好照顾老人，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
临出门时，又笑着对齐白石说：“您今天想回跨车胡同来，我就送您来，明日想要到雨儿胡同去，我再接您去。我不会怕麻烦的。”
齐白石回到跨车胡同以后，周恩来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饮食方面，特别嘱咐全国美术家协会和齐家商量，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为老人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老人想吃什么，便做什么，曲园记账，国家付钱。后来考虑到这样做有一定麻烦，又改成由国家每月发给老人生活费500元，交家属代办伙食。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还另送节礼500元，直到老人谢世为止。
1956年9月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为齐白石举行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授奖仪式。
出席仪式的有周恩来、郭沫若、周扬、茅盾、陈叔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数百人。
在会前，周恩来和齐白石亲切交谈。他笑容满面地紧握着齐白石的手说：“我代表党和政府热烈祝贺您为祖国赢得了光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希望您好好保重，健康长寿。”
仪式庄严隆重，郭沫若代表世界和平大会向齐白石颁发了奖金、奖状，并把一枚闪闪发光、绘有和平鸽的金质奖章佩戴在齐白石的胸前。
1957年5月，齐白石被选为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无论在生活上，经济上，还是在荣誉方面，齐白石都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7年9月13日，齐白石由于感冒，身体有些不适，当时即请中医诊治，服药后，无明显效果。9月15日，周恩来通知卫生部派一位中医顾问驻家治疗。经过两天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仍然无效。
9月17日17时左右，齐白石被送往北京医院抢救，终因年事已高，心力衰竭，与世长辞。
周恩来在百忙中闻讯赶来，他面色忧郁，步履沉重，先绕齐白石遗体一周，然后停了下来，用双手轻轻掀开覆盖的白布，默默地端详着。
周恩来随后和齐白石家人一一握手，慰勉有加，并问齐白石临终时有遗言没有？嘱咐他们：一切照老人的意思办。周恩来走时，已是午夜了。
出殡那天，周恩来因有要事，原定是不来参加葬礼的。追悼会刚要开始，忽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说他要来，嘱大会推迟一会儿。
在10时左右，周恩来驱车来到嘉兴寺，一直待到送走齐白石灵车以后才离去。
关心徐悲鸿的艺术创作
1949年春天，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徐悲鸿满面春风地来到宴会厅。
在宴会上，周恩来走到徐悲鸿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悲鸿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徐悲鸿兴奋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
周恩来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徐悲鸿身边，亲切询问徐悲鸿的身体情况，旧病是否治愈。
在听完徐悲鸿的叙述后，周恩来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很多地方都还没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胜利了，人民把建设祖国的新任务交给我们，假如把艺专改为美术学院，你就任院长好不好？”
宴会后，周恩来又专门留下徐悲鸿一起交谈。周恩来说：“你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也吸收了西画的技法，融汇中西，使它和民族绘画相结合，别出新意，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徐悲鸿说：“周副主席，在艺术问题上，我也是在学习、探索，离时代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呢。”
周恩来说：“我很喜欢你创作的国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它代表了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反映了时代的脉搏。”
这次欢宴之后，徐悲鸿兴奋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便精心绘制了一幅奔马图，并题诗言志：
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1949年3月，徐悲鸿应邀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前往布拉格，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同年5月，徐悲鸿回到北平后，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一幅记载着光辉历史的画卷，即《当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后》。
不久，徐悲鸿又参加了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在制定国歌的讨论会上，徐悲鸿提出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徐悲鸿当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不久，徐悲鸿被周恩来亲自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周恩来在3次面谈中要徐悲鸿“把北平艺专办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并对其创作给予许多亲切关怀和指导，这些成为鼓舞徐悲鸿的强大力量……
1951年7月21日凌晨，由于极度劳累，徐悲鸿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周恩来得知徐悲鸿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
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要尽最大努力抢救徐悲鸿。
周恩来在百忙中还时刻惦记着徐悲鸿的病情。
徐悲鸿住院3个月后，刚能下地走动就要急于出院，院长见劝阻无效，无奈请示总理同意后才让他出院。
1953年9月的一天，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开幕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那间朴素的会客室里同徐悲鸿亲切交谈。徐悲鸿谈了美术界的情况，谈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等问题。
周恩来说：“一切艺术都应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会更加丰富。”
当时，徐悲鸿的身体比较虚弱，告辞时，周恩来谆谆嘱咐他多保重，亲自送徐悲鸿出来，并搀扶徐悲鸿上汽车。
19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复发被送到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去医院督促治疗，但一切抢救已无济于事，9月26日晨逝世，享年58岁。
当天下午，周恩来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遗体告别，极其沉痛地对大家说：“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
同年12月，全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徐悲鸿遗作展。周恩来亲临展览会，他指着挂在遗像两侧的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廖静文说：“徐悲鸿就有这种精神。”
他还嘱咐在出版徐悲鸿画集时，将这幅对联印在前面，并指示要筹建徐悲鸿纪念馆。当周恩来参观到一幅创作于30年代的巨幅油画《我后》时，对身边的同志讲解道：“我后”这句话出自于《书经》，意思是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渴望得到解放。“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人民受难，徐悲鸿针对反动统治，通过这幅画抒写了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954年，经周恩来批准，在徐悲鸿故居成立画家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为纪念馆亲笔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
关心老舍的文学创作
1949年，当北平和平解放、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周恩来首先想到了旅居海外的老舍。
老舍是一位蜚声文坛的现代小说家和戏剧家，北平人，他经历了北平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时代变迁，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大量反映北平社会生活的作品。他的语言通俗、幽默、醇厚有力，被誉为“语言大师”。
7月6日，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周恩来对济济一堂的作家们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回国。”
时隔3个月，身在纽约的老舍辗转收到周恩来诚邀他回国的亲笔信，这令老舍喜出望外。他不顾手术后病体虚弱，就悄悄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12月12日，老舍排除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日夜思念的祖国，开始了他人生崭新的一页。
第二天，老舍不顾旅途劳顿，在阳翰笙陪同下，拜会了周恩来。数年未见，两位重逢的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不肯松开。
回到北京后，面对一个全新的天地，老舍心中充满了喜悦，激情澎湃。他遵照周恩来的嘱咐，除了拜访过去的老朋友之外，就是埋头读书和写作。老舍后来在谈到这时期的感受时说：
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
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刚到老舍的小院，关切地问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老舍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当胡絜青告诉周恩来前些日子老舍得了一场严重的气管炎时，周恩来马上要她详细谈谈情况，并问：“老舍住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
听完胡絜青的回答后，周恩来说：“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胡絜青不好意思地承认没有想到这一点。
周恩来于是很严肃地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
随后，周恩来走进屋子和老舍畅谈起来。两人都是健谈的人，老舍还有一肚子掌故，说起来俏皮逗人。那一天，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到了晚饭时分还兴犹未尽。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喊胡絜青的名字，嚷着饿了，说着亲自下厨房找饭吃。老舍夫妇早就想请周恩来吃饭，可是他们一时没有准备，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款待，看到周恩来找饭吃，感到很尴尬。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连忙说：“你们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说完，他继续和老舍谈话。没过多久，胡絜青匆忙端上了一盘炒鸡蛋和一盘干鱼。周恩来一见就乐了，笑着对胡絜青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不太会炒菜。”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老舍在创作上硕果累累，取得了发表剧本21部的可喜成就。其中，《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以其独有的特色、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享誉中国近现代文坛。
周恩来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老舍写的戏，周恩来几乎全看过，不仅看，还帮着出主意，帮着修改，有的甚至从头至尾直接参与创作。
1950年5月，周恩来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老舍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老舍很熟悉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特别是老北京的阴暗面，他都了如指掌。
7月24日中午，周恩来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周恩来十分关心老舍的创作计划。
老舍告诉周恩来，他打算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当老舍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去龙须沟实地采访时，周恩来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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