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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大卫·哈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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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逻辑试读：

大卫·哈维，这个名字中国的读者并不陌生。他是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西方左翼思想家。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大卫·哈维在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耕耘，在十几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中，以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严谨的学风和强大的洞察、分析、批判能力，展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到的见识，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空间—社会辩证法、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其理论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学者之一，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被视为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一，堪称学术“大牛”。《世界的逻辑》是大卫·哈维刚刚推出的一本文集，共十一章，内容来自他过去发表的论文或者著作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在大卫·哈维学术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在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都曾获得广泛关注和大量“点赞”。比如第一章《城市危机的起源》标志着大卫·哈维研究重点的转向，即“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问题。第六章《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发表后就大受欢迎，是大卫·哈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它强调了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趋势的宏观经济原因及其影响，说明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不过是维持和强化了不均衡地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第七章《环境的本质》代表哈维“对自然性质以及人类在世界上所处位置思考的重大转变”，是他“定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原则的最初起点”。第九章《“新型”帝国主义》则首次提出了“掠夺式积累”的概念，分析了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多种形式，等等。将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使得这本书“阵容豪华”，精彩纷呈。如果要把握大卫·哈维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他治学的心路历程，阅读这本书或许是最便捷的。

仅仅从目录来看，《世界的逻辑》的各章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后现代”等词语，标示出大卫·哈维在过去40多年里的学术探索。大卫·哈维坚持“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的认识，扬弃了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的笛卡儿式僵化方法，试图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的角度去分析世界地理发生的变化，说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及其深层次根源，构建起他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大卫·哈维建立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找到了空间、位置和环境变化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的需要，发现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这些基本观点：城市空间是资本的产物，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主要方式；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的地理面貌，导致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当前掠夺式积累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准配置”，通过“时空修复”（将大量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来换取资本积累的持续性。正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观点铺就了《世界的逻辑》的主线，使大卫·哈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组合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这样，这本书中无论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如第四章关于巴黎圣心堂建造的讨论、第八章关于牛津郡罗孚汽车工厂命运的讨论，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演化的宏观叙述，都在说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理景观的变迁实际遵循的是资本积累、谋利的逻辑，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掠夺采用的“套路”给出独特的解释。

大卫·哈维认为，“应该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世界的逻辑》一书彰显了这种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疑、批判资本积累推动下的城市化进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斥着暴力、破坏和不公。大卫·哈维一再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城市化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本积累的动机？如果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就应追问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放弃现行的以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哈维质疑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他认为，“城市始终是反资本主义的热土”。在掠夺式积累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应该放弃那种以控制工厂为目标的斗争。城市的各行业生产者应建立跨地域、跨产业的联合和联盟，争取“城市权利”，开展“社区革命”，由此孕育非帝国主义式的全球化。

大卫·哈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非常关注。他在多部著作和文章中都讨论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认为中国在城市化中遵循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例外”。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将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作为引言，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实践。应该说，哈维对于中国政府政策的理解未必准确，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可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郊区开发以及阳光工业带建设如出一辙。但是，他对“城市化进程也是各种运动、碰撞、冲突和政治斗争的过程”的分析，对“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的质疑，对在“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的审视，对“掠夺性积累”导致城市景观的变迁和大量使用价值浪费的批判，等等，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思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确有裨益。而他关于资本积累的需求造成社会冲突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分析、关于放弃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对于我国在发展中如何驾驭资本、合理利用资本，以实现社会公平、保护生态环境等可谓深刻警醒。

大卫·哈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努力地“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理解马克思”，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非完整、准确，他的分析研究与马克思有很多不同。比如，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而且在讨论空间问题中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脱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逻辑；他认为“巴黎公社运动实质更是对城市权利的争取，而不是要求变革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有明显差异。

尽管如此，应该感谢大卫·哈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批判能力，为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独特视角，带来了诸多启示。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会体会到其中的“营养”。序言约翰·大卫 牛津大学

我十分有幸能参与大卫·哈维多本著述的出版，从1969年的第一本书开始，一直到47年后的这本文集。前者就是《地理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Geography），他在该书中剖析了地理学者是如何收集、分类和解读地理数据的，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理论化。他在该书中也结合了哲学、统计学和数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以此来为地理学方法论和理论化提供“用以理性讨论的严肃知识标准”。该书堪称经典，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当哈维撰写完该书时，他还是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系的一位讲师。但在该书出版之日，他已经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和环境工程系的副教授。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看到了1968年城市骚乱所造成的影响，这深深改变了他的研究重点并开启了他对卡尔·马克思著述的长期研究。两年之后，他发表了《地理学理论之革新与反革新以及贫民区形成问题》一文，这标志着他的研究重点的转向，本文集的第一章即由此文而来。该文的内容与哈维此前研究的内容完全不同，但哈维对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及对用数据解释理论和实践的严谨态度一以贯之。

在第一章的结语中，哈维提到他对巴尔的摩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城市官员、土地所有者和金融人士的一致肯定。但他同时也承认，此时他在分析中还未明确提到马克思。但他继续深入开展对多变资本的本质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他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对象的肯定，例如2010年出版的《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就获得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等典型资本主义刊物的赞赏。在阅读本文集第十一章时，读者将体会到哈维对资本演化鞭辟入里的分析。正如马克思那样，哈维也对资本历史和适应性进行了尖锐深刻的分析，他还剖析了资本危机的发生原因以及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

在本文集的诸多精彩篇章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四章中对法国巴黎圣心堂建筑历史的描述，第五章中通过时空压缩概念对后现代性的分析，以及第八章中从牛津郡汽车工厂工人罢工谈起，从最初的本地工人运动和全球工人事业矛盾张力分析，到后来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小说解析的引入。当然，贯穿本书的主线依然是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如何表现为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

哈维的教学研究生涯漫长且成果丰硕，他在各个阶段都留下了精彩纷呈的作品，不论是对于那些已经熟悉其观点的老读者，还是初次接触其思想论述的新读者，阅读本文集都将大有裨益。引言

中国传来几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统计测算，中国在2011~2013年消耗了66.51亿吨水泥，竟超过美国在整个20世纪里44.05亿吨的水泥消费总量。美国曾在20世纪大兴土木，但中国在工程建设方面的铺张更加令人咋舌。中国如何用掉那么多水泥？中国为何要用掉那么多水泥？这又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本书希望探寻此类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看看是否能搭建起一般框架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出口贸易遭受重创。由于美国的消费者需求急剧萎缩（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导致数量庞大（估计有3 000万）的中国工人失业，而美国消费者不愿花钱的原因则是次贷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家庭失去或可能失去其居住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者显然无心在购物中心大肆采购。而2001~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繁荣和泡沫又是发生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的基础上。由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从股市撤出的资金大多投向了房地产市场，但最终美国房地产泡沫在2007年破灭。这就是资本所导致的危机的传导效应。2008年，美国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以及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2009年年初中国数千万制造业工人的下岗。

中国政府深知必须要为这些失业工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就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到2009年年底时，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开展的联合调研表明，这场危机在中国造成了大约300万人失业（而在美国造成的失业人数则是700万）。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当年创造了2 700万个就业岗位，这堪称历史罕见的就业扩张奇迹。

那么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又是怎么做的？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有些是连接发达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落后省份的交通项目，有些则加强了北部工业地区和南方消费市场的连通，因为中国还存在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匹配的现象。同时中国还大力推进城镇化改革，大量的新城、新区连片而起，老旧城区改造如火如荼。

这种应对经济危机之策并非中国的创举。1848年经济危机和革命暴动之后，巴黎一片萧瑟，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把建筑规划大师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请到巴黎，推动巴黎重建计划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美国在1945年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将剩余工业产能和大量剩余资本都投入到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郊区和城区建设上［主要是遵循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规划理念］。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这一阶段修建了州际高速公路网，带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融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两个案例中，法美两国的建设都是为了实现相对的充分就业，让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发挥的空间，由此保证社会安定。中国在2008年之后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但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实现了规模的飞跃。这样的规模飞跃在以前也有过：罗伯特·摩西规划的城区面积远远超过只负责巴黎一城的奥斯曼所做的规划。在2008年之后，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有1/4来自房地产建设，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基础设施（例如高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机场以及集装箱码头等），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就占了中国GDP的一半左右，并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不久之前还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这就是中国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状态的原因，也是中国的水泥消费创下令人震惊的天量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极为巨大的。在2008年之后，中国消费了全球60%的铜，同时还消耗了全球产量半数以上的铁矿石和水泥。中国对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意味着所有依靠售卖矿产、石油、农产品（木材、大豆、皮毛和棉花）等产品的资源型国家都能迅速摆脱2007~2008年的经济窘境，并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反弹（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向中国出口大量高端机械设备的德国的经济复苏也颇为强劲（与法国相比更为明显）。危机解决的传导速度之快丝毫不逊色于危机蔓延的速度。全球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加剧，但毫无疑问，2008年之后，中国在挽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方面居功至伟，正是中国的大规模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拯救了世界经济。

那么中国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答案很简单：债务融资。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机构发放大量贷款而暂时不计贷款风险，同时要求各地方政府充分发掘发展潜力大搞开发，而银行对消费者和投资客的住房信贷需求大开绿灯，无论买房自用还是投资都可获得贷款。为此中国债务开始急剧膨胀。自2008年以来，中国债务总量已将近翻番。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全球也属高位。但与希腊不同，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本币债务，而不是美元债或欧元债。中国央行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完全覆盖外债，如有需要，中国央行也可随时开机印钞。中国似乎接受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虽然有些令人意外）的观点，逆差和负债并不重要。但到2014年时，中国大部分城市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也不断接力，把银行信贷资金引向毫无回报的投资项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成为投机涌动的赌场。从2012年开始，房价下跌和建设项目过度积累资金的风险开始出现，在2015年风险达到顶点。简而言之，不出所料，中国出现了建设投资过剩问题（奥斯曼在1867年的巴黎以及罗伯特·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之间碰到的状况）。让GDP中的一半都依赖于投资回报递减的固定资产项目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出现严重的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开始急转直下。

那么，面对大量资金在建设项目中的过度积累以及负债程度急剧恶化的问题，中国打算怎么做呢？中国所给出的答案令人震惊，其惊人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首先，中国打算建设能容纳1.3亿人口（相当于英法两国人口的总和）的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带将以高速交通和通信设施为纽带（马克思所言的“以时间消灭空间”），在总面积与肯塔基州相似的区域内继续以债务融资方式开展大规模投资，由此吸引未来的资金和劳动力集中于此。京津冀建设究竟要耗费多少水泥尚无估算，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放眼世界，中国并不是唯一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国家。全球各地均可看到规模稍小的城市建设规划，近期海湾国家的迅速城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土耳其计划将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数量扩大到4 500万（目前大约是1 800万），现在已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端开展庞大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个新机场以及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已开工建设。但与中国不同，土耳其无法大量举借本币债务，国际债券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的风险也有所担忧。这个项目目前还存在停工的风险。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出现了房地产建设热潮以及房屋售价和租金上涨的情况。纽约更是如此。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也曾红火一时，但2008年一切戛然而止。只有当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后，人们才发现以前的投资建设规划是多么愚蠢和浪费。例如，西班牙在马德里南部的雷阿尔城修了一个新机场，投资额超过10亿欧元，但根本没有飞机去那个机场，机场投资运营公司也宣布破产，该公司在2015年破产拍卖时获得的竞价是1万欧元。

对于中国来说，搞好城市建设还远远不够。中国也希望能将自己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国外。现在中国正试图重振在历史上通过中亚连接中欧的“丝绸之路”。《金融时报》记者查尔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和韩碧如（Lucy Hornby）曾报道称（2015年10月12日）：“重振这条古老商道已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外交行动。”按中国的铁路网规划，从中国东部沿海开始的铁路将经内蒙古和蒙古国以及中亚抵达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随后继续深入欧洲，同时也有支线通往莫斯科。现在已有列车将货物从中国运至欧洲，铁路运输只需4天，而海运往往要一周。丝绸之路沿途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运输速度的提升，将使现在地广人稀的中亚地带涌现一批繁华都市，而且这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分析中国推行丝绸之路计划的动机时，两位记者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输出其过剩的资本以及钢铁、水泥等产品。中国在过去30年吸收并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资本，现在中国迫切需要为其剩余资本问题找到“空间解决”办法（详见本书第二章）。

此外，中国对其他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表示出兴趣。2000年，“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问世，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加强南美洲12个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资本和商品流动。横跨南美的基础设施可串联其10个增长极，其中最宏大的规划就是连接南美西海岸（秘鲁和厄瓜多尔）和东海岸（巴西）。但拉美国家缺乏资金。这时中国出现了，中国特别希望能减少中巴贸易之间的海上运输时间。2012年，中国与秘鲁签订协议，开始修建跨越安第斯山脉通往巴西的铁路。中国同时也对横穿尼加拉瓜的运河项目充满兴趣，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巴拿马运河。在非洲，中国正努力打造东非地区的交通网（依靠中国自己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计划修建横跨非洲大陆的铁路。

复述以上案例就是想要说明，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如何深入的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地理面貌，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地理面貌。这一切为何而发生？答案很简单：资本积累再生产的要求。这一答案为对这些进程开展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分析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金积累的动机。这是串联起本书各章的主旨，尽管各章标题看似毫无关联。

显然，人类对世界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每天人们都在亲眼看到、在报刊中读到、在新闻中听到这些破坏：底特律之类的城市从兴盛走向衰败，其他一些城市则在兴起；地球表面的冰层正在融化，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在缩小。但要想了解这一切，还需要掌握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知识，这就要求创设新的框架来理解事物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并对既有知识结构进行革新。例如，经济学家常常在其理论中假设地理条件是固定的，地理就是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永恒物理场所。确实，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能比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更加亘古长存？有什么能比世界各大洲的形状更加地老天荒？又还能有什么像地球上各气候带那样泾[1]渭分明？近期，《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的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2]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都在其畅销书中表示，地理是固定的，而不变的物理环境决定了各国命运。萨克斯指出，造成各国财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距离赤道的远近以及获得可灌溉用水的难易程度。而另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3]困的起源》的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兴亡跟地理条件无关，关键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制度框架。按照一方观点，欧洲之所以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诞生地并发展成富庶地区，是因为欧洲独特的降水分布、复杂海岸线以及多样物种；而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海岸线较为平整而难以发展航海，此外中国水利建设自然要求有中央集权和官僚式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天生厌恶自由市场和个人行动。但按照另一方的观点，欧洲出现强调私有产权以及国家权力制衡的制度创新或属偶然，随后造成了欧洲崛起，欧洲接下来对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中国和印度）采取了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方法，长期抑制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欧洲对美洲和澳洲等人口稀少地区则采取了开放式的殖民主义方法，由此催生并推动了那些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许多言之有理的历史叙述其实都[4]围绕着相似的议题：阿诺德·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指出，环境挑战和人类应对构成历史转型的基石，而在贾雷德·戴蒙德行销全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则强调了“环境决定论”。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的观点与上述理论都不相同，因为上述两派观点其实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并不在于细节，尽管许多细节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中国海岸线与欧洲相比是否平整完全要看所使用的地图的比例尺），而是因为其对地理的根本定义是错误的：两派观点都以笛卡儿式的僵化方法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但在现实世界的土地和街巷中却不可能找到自然与文化的分界点。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法就是重大的错误。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这种割裂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错误看法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灾难。

正如中国近些年的发展经历所表明的，世界地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例如，运输时间和成本的变化就重塑了全球经济的相对空间。如果没有出现改变世界经济时空分布的现代运输技术以及军事优势（尤其是铁路和蒸汽船的发明），18世纪之后东方财富向西方集中的大势就不会发生。真正重要的是相对空间，而不是绝对空间。古代汉尼拔将军难以让其战象翻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现代的辛普朗隧道却让欧洲大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人流、物流畅行无阻。

通过本书的这些论文，我试图找到一个框架来理解塑造和重塑地理环境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人类生活和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此要强调是“框架”而不是具体严谨的理论，因为地理总是在不断变化，不仅是因为人类始终在积极改造环境并使之服务于生产方式（例如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且世界生态系统也会在其他动因下发生同步转变。其中某些变化是人类行为造成的无意后果，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臭氧空洞、空气和水污染、海洋垃圾和海洋渔业资源枯竭，以及珍稀物种灭绝等。新的病原体和病毒（艾滋病毒、埃博拉以及西尼罗）开始出现，某些传统病原体（例如天花）被基本消灭，但也有像疟疾这样的病原体在人类的反复清剿之下依然存在。人类生存的自然世界自身也处在不断运动中，地壳板块运动造成了火山岩浆大量喷发，引发地震和海啸；太阳黑子也从太空影响地球的生态。

地理环境会以各种方式和原因发生变迁。奥斯曼所设计的巴黎大道最初是想要加强对动辄发动革命的城市人口的军事和社会管控，正如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修筑的一系列水坝，这些水坝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淹没库尔德人聚居区的良田，同时也构成土耳其东南犬牙交错的防线，由此来打击追求库尔德独立的游击队活动。修建这些大道和水坝当然也吸收了剩余资本和劳动，但这完全不是初衷。文化认知和习俗观点也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景观风貌，最后景观成了代表着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例如法国的圣心堂或勃朗峰）。同样是丘陵，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山顶小镇和峡谷常被认为是圣洁之地，而朝鲜光秃秃的丘陵则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要想将这些千差万别的文化识别归结到一个统一理论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表明地理学的形成会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这就是我为何要强调“框架”，由此来理解新地理学的形成，城镇化和地区发展失衡（为何有些地方能繁荣，而有些地方会衰退）的态势，对全世界人类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全球社区、城镇和区域网格之中的日常生活。

要创造这样的框架，就必须运用基于动态过程的哲学探索和辩证法，必须扬弃传统的笛卡儿式割裂法（例如将自然与文化割裂），转而采取整体视角研究历史和地理交互“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乍看上去难以掌握，但若能将事件与过程放置在整体框架中，必然有助于去探索未知领域和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地。当然，即使有了这样的框架，也难以保证求索之路不会遭遇暗礁或流沙，或许行至中途发现接下来无路可走，或许只能半途而废。相信不少研究中东现代关系的学者对此会有共鸣。

这样的认知地图提供了思考的切入点或抓手，由此可理解事物发生的缘由，甚至得以找到走出目前困境的路径。这自然是大胆的设想。然而在当前的艰难时世，必须要有相应的胆略与勇气才可闯出新路。在此过程中，跌倒与错误自然难免。因而，学习就意味着要延展和深化头脑中的认知地图。这些地图从未完整并始终变化，且变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40多年的研究思考以及讨论切磋令我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地图，但我深知这些地图依然不完整。然而或许这为批判性理解人类所生活和依赖的复杂地理提供了基础。

由此也提出了问题，人类未来世界将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们是否希望生活在人口规模超过1.3亿的超级城市？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是否合理？窃以为，中国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并不可取，无论是出于社会、环境、美学、人文还是政治角度。在这种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要想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会由此造成人性与环境之间最深层次的疏离。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接受、推动并规划这样的发展，但显然这世上还有不少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人士在为乌托邦式的城市建设煽风点火，还有不少严肃的媒体记者对这样的发展表示信服或惊叹而不惜笔墨去报道，当然还有那些掌握着剩余资本的金融掮客随时准备投入巨资来实现其宏伟蓝图。[5]

正如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所总结的，在当前时代，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如果在当今主导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至少现在是到了追问根本问题的时刻：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要么放弃现行资本主义体系，要么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卫道士能给出证明，资本再生产可以通过不那么暴力和破坏性的方式实现。我将翘首期盼早日看到这些证明。

[1] 　杰弗里·萨克斯. 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M]. 邹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 谢延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M]. 李增刚，译. 徐彬，校.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4]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郭小凌，杜挺广，梁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 　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 许瑞宋，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地理学理论如何革新？要探寻答案，不妨研究所有科学门类的革新与反革新。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对自然科学的革新过程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指出，大部分科学活动都是所谓的常规科学，即对某具体范式（指在某特定的时点上科研人员都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的综合）各方面的研究。但在常规科学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这些异常情况无法通过既有范式内的观察或知识来解决。这些异常情况会越来越成为研究焦点，科学会陷入危机，在此期间研究人员会尝试一切办法来解决异常情况提出的问题。总有某次尝试能最终得出解决异常问题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同时还吸收了旧有范式中的有用部分。由此，新的范式得以出现，然后又开始进入常规科学阶段。

库恩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在此简述其中两点。首先，库恩未能解释异常情况如何出现，以及当异常情况出现之后又是如何引发危机的。当然，对这样的批评意见，可以解释说，异常情况也有轻重大小之分。例如，多年以来人们都知道水星的运动轨迹并不符合牛顿力学的运算结果，但这样的异常情况无关紧要，因为牛顿力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顺畅运用。然而，如果在修建桥梁时出现异常情况，那么显然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解决。因此人们依然普遍接受并认同牛顿力学的范式，除非某些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相关作用的事情无法用牛顿力学加以解决。

其次，库恩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过“新范式如何被接受”这个问题。库恩自己也承认，人们是否接受某种理论有时并不符合逻辑。他认为，其中更关键的作用是信仰的飞跃。那么这种信仰的飞跃又是基于什么呢？在库恩的分析之下似乎潜藏着从未清楚解释过的引导力量。在他的叙述中，这种引导力量根植于人类必须要控制和操纵自然环境的根本信仰。信仰的飞跃显然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新的范式有助于拓展并深化人类在这方面的力量。但究竟是哪个方面呢？按常理，应该是在某特定历史时点对日常活动和生活都很重要的方面。

按照上面两点批评意见，对库恩的核心批判实际上是他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形而上的理解，即脱离了历史的物质条件。库恩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解释了科学质变，但科学思想从本质上讲显然是服务于物质活动的。J. D. 贝尔纳（J. D. Bernal）2对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物质基础进行了研究。自然操纵中的物质活动就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利益，科学理解也不能离开人的主观愿望进行独立阐释。但在这个节点上，还必须要增加新的一层视角，因为“人的利益”按照所考虑的社会阶层不同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贝尔纳指出，直到不久之前，西方世界的科学都是服务于中产阶级的，最近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知识精英”的提法，科学家在其科研职业生涯中也难免受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实际上是隐含地反映着这样的诉求，即要操纵和控制与中产阶级相关的自然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科研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金支持和资金配置的制约，而这些资金配置背后又往往体现着控制了生产方式和金融的集团的特殊利益。企业和政府联手主导了科研的方向。因此，“操纵和控制”最终意味着为社会中具体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业和金融阶层以及中产阶级）而不是社会整体开展“操纵和控制”。3通过这些分析视角，就可更好地理解库恩所观察到的科学革新中科学质变背后的动力。

对于库恩的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适用这一问题始终存有争论。库恩似乎认为社会科学属于某种“前科学”，因为没有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由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构成的统一范式。认为社会科学属于“前科学”的这种观点其实在科学哲学家中相当普遍。4但对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史的研究发现，思想革新在社科领域也会出现，而且也具有库恩所发现的自然领域思想革新的特征。毫无疑问，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经济学思想开辟了某种范式体系，随后李嘉图（Ricardo）等人加以完善。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凯恩斯（Keynes）的思想贡献可媲美亚当·斯密，其范式体系统治西方经济学界直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约翰逊（Johnson）5研究了经济学领域的思想革新。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与库恩类似，但相比库恩要多一些拓展。例如，约翰逊分析认为，凯恩斯思想革新的关键在于，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完全束手无策，由此经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失业就是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异常情况。约翰逊提出：迄今为止，最有利于革命性新理论传播的就是存在某种

传统理论，该传统理论显然与现实中最重要的事实不符，但

传统理论的卫道士又极度自负，认为现有知识足以解释这些

事实，然而其尝试过程恰好以荒诞可笑的方式暴露了传统理

论的缺陷。

由此，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就超越了传统知识的范畴并暴露了其不足。在普遍困惑以及传统经济学显然与现实脱节之时，这就

为新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新的理论对现实问题提出了更

令人信服的解释并借此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张。

至此，约翰逊的提法跟库恩还是相当类似的。但约翰逊随后又开展了深入思考，而某些思考是真正源于社会学学科。他认为，新的理论要想被普遍接受必须具备如下5个特征：第一，新理论必须要挑战传统理论的核心论点……要以

全新的但在学术上成立的分析来推翻旧的论点……第二，理论在表面上必须要新，但也要尽量吸收现有传

统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或至少是无争议部分。在此过程中，最

好要给旧概念换上令人疑惑的新名称，并强调此前认为是离

经叛道的分析步骤其实是极其关键的……第三，新的理论必须有一定的理解难度……这样资深学

者就会认为其过于复杂且不值得研究，因此这些学者可能就

会把更多精力浪费在外围理论上，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他

们在外围理论上的成果很容易招致更加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

的抨击。与此同时，虽然新理论要有足够难度来吸引年轻学

者或学生的研究兴趣，但也不应过度艰深，年轻学者或学生

在投入充分的研究精力后应能充分掌握该新理论……第四，新理论必须给那些真正有天赋且踏实的学生提供

新的方法论，其吸引力必须要超过现有的方法论……第五，新理论必须有重要的实证关系……以供检验。

过去10年的地理学思想发展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脉络。传统地理学的核心部分是定性分析和特殊情况，但社会科学整体的趋势是向着社会操纵和控制工具的方向转变，这就要求有量化分析和对普遍情况的理解。在此转换过程中，旧的概念被赋予了令人疑惑的新名称，某些过时的假设也开始被严格剖析和验证。此外，不容否认的是，地理学领域所谓的数量化革命也使得新派学者可以嘲笑地理学科中的传统权威，尤其是当这些权威试图去解答新理论提出的相关命题时。显然，数量化革命提供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学术挑战，同时也为新方法论的出现打开了通道，从最后产生的各种新分析性结论来看，许多新方法论确实让研究人员获益颇多。最后，有待检验的事物也相当多；距离衰减函数、门槛理论、物体范围以及空间模型测量成为地理学家最关注的实证研究领域，地理学家对每个课题都可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因此，地理学中的数量化运动可看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有待回答的新观点，也可看作在某学科框架内对主导权和学术地位的争夺，还可看作在外界压力之下寻找操纵与控制意义的尝试，这一点从广义上说可定义为“规划领域”。为防止有人误读上述观点而去指责地理学中的某派，我要再次强调，其实所有地理学研究者都被裹挟于这场运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根本没有地理学者可以超脱于这场运动。

约翰逊还在其分析中纳入了“反革新”的概念。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并不那么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当他批判货币学派时，显然是存有私心的，尽管当时存在明显的异常（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存）在挑战凯恩斯传统理论，但他还是将货币学派视为学术反革新者。但“反革新”一词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值得探究。社会科学观念变化似乎从直觉上判断就是基于革新与反革新的运动，而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自然成立。

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构建来分析反革新现象。这基于人类对自然发生现象的操纵和控制。与此类似，我们也可将社会科学领域范式构建的动力看作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进行操纵和控制的愿望，这种操纵和控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利益。那么问题紧接着就来了：谁去控制谁？控制事实上是为了谁的利益？如果说控制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又由谁去界定公共利益？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要直接面对在自然科学领域只会间接出现的问题，即操纵与控制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基础是均衡分布在社会之中，那么我们就过于愚蠢了。历史显示，通常这些基础都会高度集中于若干个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具有剥削性的。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并不独立于现有的社会关系。因此，概念本身就是希望描绘的社会现象的产物。只有当代表新范式的革新理论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新理论才会被普遍接受；反革新理论则是指有意与革新理论对立的说法，本来社会接受革新理论后可能产生社会变化，但反革新理论通过吸纳或推翻的方式遏制了这种变化的发生。

这种社会科学的革新与反革新正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出了深刻的解读。6有人指责马克思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明确承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确实都讨论过剩余价值，但他们两人对剩余价值的理解并不充分。恩格斯则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新，以及为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为了完成论述，恩格斯还引述了化学历史上的著名故事（巧合的是，这个故事也赋予库恩7灵感来说明自然科学革新的结构），即拉瓦锡和普里斯特利发现氧气的关系。这两位化学家都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并得出了相近的结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普里斯特利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其实验结果是支持了当时的“燃素说”，因此他声称自己发现了“火气”；拉瓦锡则认为自己的实验结果无法用“燃素说”加以解释，因此他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开辟了化学的理论框架。因此，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库恩都认为，拉瓦锡是真正的氧气的发现者，而其他人“只是析出了氧气，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恩格斯写道：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

拉瓦锡与普里斯特利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

们就已经确认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

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

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

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所有经济学家）

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

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

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

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

不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在于这种事实与永

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

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

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

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

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范畴一样。8

恩格斯的论述是精辟的，其实在库恩提出其有关科学进步的创新理论将近百年之前，恩格斯已经充分表述了这样的思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显然是危险的，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从不掌握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可以构成新范式的范畴、概念、关系和方法就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威胁。随后出现的价值边际理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门格尔）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许多基础内容（包括劳动价值理论），由此也不自觉地抵御了马克思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挑战。苏联在列宁去世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革新修正以及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反革新收编（现在某些社会学学者甚至说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没有采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播，也使马克思所设想的人本社会始终未能出现。这些改装后的概念以及概念所隐含的社会关系都是扭曲的。

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革新和反革新有着自身的特征，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思想的进步归根到底不能与实践的进步脱节。这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科学确实是处在前科学的状态。但其实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科学从未长期脱离某固定利益阶层的控制。正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自然科学性质本身，导致了自然科学领域不太容易出现反革新。换言之，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革新并不会直接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因为自然科学新思想在构建之时就大致体现了现有秩序的要求。当然，这不是说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不会带来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发现也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也会成为社会压力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是处在“社会前”的状态。

相应地，自然科学方法时常试图去解决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控制问题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事实上，现在有一种盲目认知，认为社会科学应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担心纳入社会科学有可能会给自然科学加上“偏见”，殊不知自然科学正是在现行社会秩序要求下开展的。这对那些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确实造成了道德上的困境。与普遍看法相反，现在的结论似乎是，社会科学哲学要高于自然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终融合可能不是通过“社会科学的自然化”，而是通过“自然科学的社会化”。9这就意味着，新的范式是否能被接受的根本准则不是看是否有利于对自然的操纵和控制，而是看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发展的潜能。若该准则被采纳，那么所有的科学领域都要经历与社会实践革新关系相关的、有关思想的革新与反革新。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革新地理学思想？为何要革新地理学思想？数量化革命方兴未艾，而边际回报递减理论也在向好，尽管分解生态学又有进步，尽管距离衰减理论又有新成果，尽管物体区间测量又有新进展，但这些研究的现实相关性越来越弱。此外，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地理学研究者，他们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地理定性研究者那样充满热忱，他们希望获得学术上的肯定，也急于找到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因此，虽然数理学派统治了地理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但不满之声也在地理学科内部增加。尽管地理学科的社会学条件不足以产生地理学思想的全面革新（也没有必要），但毕竟条件已经摆在那里。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地理学所采用的成熟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不足以让地理学者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地理巨变做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分析和评论。许多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和控制能力。现在的生态问题、城市发展问题以及国际贸易问题，地理学者几乎无法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任何深刻解释。当地理学家开口时，说的都是老生常谈或隔靴搔痒那套。总之，地理学范式不能与时俱进，而现实又需要新的范式。客观的社会条件要求地理学者合理、清晰地解释世界，否则就最好永远闭嘴（学者完全丧失公信力，或者更糟糕，客观社会条件恶化到说什么都没用的地步）。由于客观社会条件在发生变化，而地理学无力应对这些变化，所以地理思想才必须革新。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革新？有若干途径可供选择。一方面，如某些学者所言，放弃数理化运动的实证主义思想基础，转而采取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主义，并期盼理想主义思想下的观念能够最终获得足够的实质内容，由此来推动客观社会条件的创造性转变。但理想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注定要徒劳无功地去为空泛口号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放弃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来回归现象学阐释。这看上去要比理想主义的路径好一些，因为至少可以让我们始终强调“人”的概念，即人始终是在感知周边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但现象学方法很容易引向理想主义道路或回到幼稚的数理实证主义路径，也很容易转变成物质主义的某种社会认知形式。

地理学中的所谓行为学革新指向了两个方向。因此，在此节点上，最有效的策略就是看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和现象学交汇的领域，由此来实现对所处社会客观现实的充分阐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交叉领域[1]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两本著述中，马克思为其思想体系奠定了深厚的现象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有相似之处。两种思想都以物质主义为基础并采用分析学方法；但根本差别在于，实证主义仅仅满足于理解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要改造世界。换言之，实证主义从现存的客观世界静态得出范畴和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概念则基于对历史发展以及事件和行动的动态辩证分析基础之上。例如，实证主义方法采用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两分法逻辑来验证前提假设（不设前提的纯粹数据推导完全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产物）：前提假设要么对要么错，而且一旦对错确定后就不会变更。辩证法则认为理解是一个过程，要对对立两方面进行阐释，要纳入矛盾和冲突的视角并最终走向对立统一。在谈到真理与谬误时，真理总是在辩证过程中，而不是过程产生的结论。这些结论充其量只是在某特定的时点是“正确的”，而且总是还有与之相对的其他“正确结论”。辩证法可让我们随时逆转整个分析：解决办法有时就是问题，而问题也可能是解决办法。

现在终于要谈到贫民区形成这一现实问题了。读者可能会觉得，前面的详细论述仿佛跟理解贫民区的形成以及寻求贫民区解决之道没有太大关系。其实，前面提及的理论对于理解贫民区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自觉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探求建立全新的地理学理论，我们才有可能发表对解决问题真正有帮助的观点。在此还要指出，我们可以使用许多现有的工具来构建这样的理解，当然我们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工具。总之，我们要想到氧气而不是“不含燃素的气体”。

贫民区作为美国城市中重大的社会问题，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都是底特律、洛杉矶以及其他一系列美国城市中一次次社会骚乱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身亡之后的那段时间。这成为后来所谓美国“城市危机”的起源，当时许多人呼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在英国的一些城市，对两极分化和贫民区化的恐惧也在蔓延。人们通常认为，贫民区是不好的，最好把贫民区消除掉，当然最好不用对贫民区的居民实行人口消灭［爱德华·C. 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对最后一条似乎也有些模棱两可］。在此无意对有关贫民区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或讨论贫民区具体的定义；相反，在此应分析那些似乎有助于理解贫民区形成和贫民区保持的地理学理论，那么最为明显的当然是城市土地使用理论。

地理学中的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益于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罗伯特·埃兹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E. N. 伯吉斯（E. N. Burgess）和R. D. 麦肯齐（R. D. McKenzie）10等学者对城市进行了大量学术探析并详解了如何从生态角度理解城市。他们注意到了在城市之中的低收入聚集区或少数族裔聚集区，他们还发现城市总是表现出某种空间分布的规律。由此出发，伯吉斯后来提出了城市同心圆学说。帕克和伯吉斯似乎都把城市视为人造的生态综合体，社会适应、城市功能以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对生存空间的竞争等组成完整的空间结构，而让整体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源自某社会凝聚所产生的文化产物，帕克11将之称为道德秩序。城市系统中不同的团体和活动基本上都是通过道德秩序组合在一起的，然后在由道德秩序确定的边界内开展争夺（社会和空间）。问题的关键是找出谁最终到了城市的什么位置以及其所处位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基本上是描述性的。这一传统对地理学和社会学思考造成了深刻影响，虽然描述的技法有所改变（分解生态学基本上取代了描述性人类生态学），但这些研究的根本方向还是没有大的改变。

芝加哥学派中的城市地理学者完全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衣钵。12但有意思的是，帕克和伯吉斯都不曾高度关注由经济系统产生的社会凝聚以及源自经济动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当然，他们也并未完全忽略此问题，只是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次要问题。因此，他们所开创的城市土地使用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解释贫民区现象时这一缺陷就突显出来。其实早于帕克和伯吉斯大概80年前，恩格斯就注意到了城市同心圆的现象，但他是从经济阶层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的。以下就是恩格斯的原文，他对理解城市的空间结构给出了深刻的见解：[2]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

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这个区域几乎整个

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静无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

在狭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逻。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街

上非常热闹，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

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

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

姆的全部……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

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

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

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

得更远……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

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

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

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

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

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

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

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

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

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

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

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脏，这

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

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知道，零

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

也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的地价

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

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

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

来。然而，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设得更

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

来的。当我连带考虑到资产阶级那种热心的保证，说什么工

人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

特的大亨对该市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的。13

相比帕克和伯吉斯的文化–生态角度，恩格斯在1844年的城市分析更符合经济和社会现实。实际上，只要把恩格斯的描述略加修改，就可用来描述美国城市（同心圆空间分布，住在郊区的富人享受便利的交通，在其通勤路线上看不到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等）。因此很遗憾，现代的地理学者竟然都想跟随帕克和伯吉斯，而不是从恩格斯那里汲取营养。恩格斯所观察到的“社会凝聚”并非某种超然的“道德秩序”。相反，城市的悲惨是罪恶与贪婪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副产品。社会凝聚是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运作实现的。恩格斯还如此评价伦敦：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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