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子善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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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试读：
鲁迅篇
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
一九六九年，西德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台北发现了一批给郁达夫的信件。翌年，马汉茂自费编辑出版了这批信件。今年一月十六日发行的香港《广角镜》第一一二期又全文重刊。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批共二十三通信件中，除了郁达夫、王映霞一九三八年七月发生家庭纠纷后重言和好的《协议书》和王映霞、徐志摩、戴望舒、陶亢德等人致郁达夫的信件外，还有两封鲁迅致郁达夫的信。其中一封，手迹制版又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笔汇》，且已分别收入一九七六年八月版《鲁迅书信集》和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即鲁迅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请郁达夫担任《太白》编辑委员的那封信。但是另外一封，却一直未引起海内外鲁迅研究者的注意，也未收入《鲁迅书信集》和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封信可以说是个新发现，有必要进行考释和介绍。
这封信落款“十二月十二夜”，查《鲁迅日记》，鲁迅在十二月十二日写信给郁达夫，只有唯一的一次，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该日《鲁迅日记》记云：“得达夫信。”十三日日记又记云：“午后寄达夫信。”显而易见，鲁迅在十二日收到达夫来信后，当晚就写了回信，次日付邮。再结合信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封信写于一九二八年。
信的内容是谈有关郁达夫所译《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几个问题。一九二八年，正是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的时候，已经退出创造社的郁达夫站在鲁迅这一边，他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奔流》，“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1]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该年是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鲁迅和郁达夫商议决定《奔流》第一卷第七期出版“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鲁迅从日译本转译苏联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著《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中的《托尔斯泰》一章，郁达夫则从英译本转译高尔基有名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2]
十二月六日（或十一日），郁达夫访问鲁迅交以《杂记》译稿并《译者附记》一篇。写译后记并略加发挥，这是达夫的一个习惯，鲁迅就曾指出：“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3]达夫在这篇《附记》中，除了向读者介绍高尔基《杂记》的文学价值、据以翻译的英译本版本情况和自己的感想外，也含蓄地批评了创造社。回家后，达夫觉得言犹未尽，又写信给鲁迅，要求在《附记》末尾，再加上一段话。这就是鲁迅在十二月十二日当晚写的这封回信开头所说的“来信今天收到，稿尚未发，末一段添上去了”。这段话不长，照录如下：
最后还有第三十二节里，高尔基似乎在对托尔斯泰发牢骚，说他有时候很自负而量小，像一个伏尔加宣教者。英译文是“Sometimes he seems to be conceited and into learnt like a Volga Preacher”，中国人也有译作“卑污的说教人”的，我因为“Volga”与“Vulgar”（粗鄙之意——注）两字弄不清楚，所以仍将头一字译成了音译。虽然我是看过《党人魂》那影片的，明知道Volga是一个Proper Noun（专有名词之意——注），但很不敢自信，所以特在此地声明，要请大家指教指教。
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高尔基《杂记》中批评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中国已有人误译为“卑污的说教人”（把Volga误作Vulgar），而达夫则从音译，译为“伏尔加宣教者”。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这看来不过是一个细节问题，何以达夫要如此郑重地提出，又何以鲁迅在这封回信中也要特意提及，说：“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实在关细非轻”呢？原来，误译高尔基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与鲁迅论战的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冯乃超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4]变作卑污的说教人。”这个批评无疑是片面的、错误的，理应受到鲁迅的反批评，鲁迅为此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文章。但鲁迅一直没有查到是谁在什么地方把托尔斯泰称作“卑污的说教人”的。直到将近一年之后，达夫在翻译高尔基这篇《杂记》时，才发现了这句话的出处，他怎么能不觉得“关细非轻”呢？后来，鲁迅在写这一期《奔流》的《编校后记》时，也就顺笔讽刺了“那以托尔斯泰为[5]‘卑污的说教者’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鲁迅这封信的另外两段，也都是谈的高尔基这篇《杂记》中具体名词的翻译问题。其中，英译本中的Nekassov，鲁迅疑有误，认为应作Nekrassov，即涅克拉索夫是也。这点他在这一期《奔流》的《编校后记》中也曾着重指出，正可复按。此外，韦素园在读了这一期《奔流》后，查对了高尔基这篇《杂记》的俄文原版，写信告诉鲁迅：Nekassov确系Nekrassov之误，而“伏尔加宣教者”中的“伏尔[6]加”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更为贴切，亦可复按。
鲁迅和郁达夫的友谊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封短简的发现，是一个新的证明。鲁迅感谢郁达夫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处，同时也改正了郁达夫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鲁迅和郁达夫初次见面到鲁迅逝世，鲁迅写给郁达夫的信将近三十封，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包括这一封新发现的在内，总共才只四封。马汉茂辑印的王映霞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致郁达夫的信中就曾提到郁达夫在福州的“房间内抽屉中尚遗有鲁迅旧信数封”，不知这些信件还尚在人间否。我们希望今后还有可能在海内外发现鲁迅致郁达夫的信，这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生活、思想、创作以及相互间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一九八二年一月于上海（原载一九八二年三月北京《鲁迅研究动态》第十三期）[附录]鲁迅致郁达夫书简
达夫先生：
来信今天收到，稿尚未发，末一段添上去了。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实在关细非轻。
原稿上Streptococcus用音译，但此字除“连锁球菌”外，无第二义，我想不如译意，所以改转了。这菌能使乳糖变成乳酸，又人身化脓及病“丹毒”时，也有这菌，我疑心是在指他的夫人或其家属。
又第十一段上有“Nekassov的贫弱的诗”一句，不知那人名是否Nekrassov而漏写了一个r？或者竟是英译本也无（r）此字，则请一查日本译，因这人名不常见也。
密斯王均此致候迅 启上十二月十二夜[附记]
拙文发表后，张华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鲁迅研究动态》第六十六期上发表《关于“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一文，认为鲁迅和郁达夫认定“卑污的说教人”一语的出现是由于冯乃超误译高尔基回忆录的结果是一种臆测，此语应源自列宁的名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译引了列宁此文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假面；他方面却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张华先生认为“‘卑污的说教人’显然是‘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的简化”。特转录于此，以供参考。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1] 郁达夫：《回忆鲁迅》，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四期。
[2] 郁达夫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署“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译”，而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十二月十二日写这封回信前，郁达夫只在六日和十一日两天到过鲁迅家，所以郁达夫把这篇译稿交给鲁迅不在十二月六日就在十二月十一日。
[3] 鲁迅：《〈农夫〉译者附记》，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4]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第一号。
[5] 《〈奔流〉编校后记（七）》，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
[6] 《〈奔流〉编校后记（九）》，所载同上。
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考
鲁迅和郁达夫深厚的文字交，凡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不会感到陌生。单以两人的通信为例，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鲁迅致郁达夫函，据笔者统计，就有廿七通之多。但《鲁迅全集》所收录的鲁迅致郁达夫函，一九八一年版为四通（其中一通收信人为郁达夫和王映霞），二〇〇五年版增加了一通，总共只有五通而已。从鲁迅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致郁达夫第一通函至今，八十五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还有可能发现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吗？
二〇一三年十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黄世中先生编著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打开此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三通鲁迅致郁达夫函手迹照片（一通仅存最后一页），不禁又惊又喜。经核对，这三通书简《鲁迅全集》均未收录，是最新披露的鲁迅致郁达夫的佚简。
这三通鲁迅佚简的来历，编者在是书“附录三：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三封）”的最后有一句说明：“美国伊利诺伊州吴怀家先生收藏并提供”。再从书中“附录四：新发现的郁达夫、王映霞书简”的“黄按”：“这些信件是郁达夫1938年离开福州南下新加坡前，交给陈仪的秘书蒋受（应为授——笔者注）谦，蒋转交给吴怀家先生的父亲收藏。吴父去世以后，这些书信就由吴怀家先生收藏保存了”，应可推断这三通鲁迅佚简是循此路径，即郁达夫——蒋授谦——吴怀家父亲——吴怀家传承的，当可视作流传有绪。由于经过鲁迅研究界长期不懈的努力，鲁迅佚文佚简的发掘工作已几近于穷尽，这三通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公布，无疑是鲁迅和郁达夫研究在史料层面的重要收获。
但是，根据手迹可知，这三通鲁迅佚简均未署写作年份。编者在是书“附录三”中考定，这三通鲁迅佚简分别写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十月二日和十月十一日，而依据的理由仅短短几句话：“黄按：1928年6月20日，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第二年12月即停刊。据鲁迅‘五期希即集稿’云云，新发现致郁达夫三函，当为1928年所作。”史实果真如此么？
查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九月和十月整整两个月中，只有九月十二日有这样一句：“寄小峰信，附寄达夫函。”除此之外，均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而这唯一的一次寄函达夫，与第一通佚简落款“九月八夜”相差了四天，不可能是鲁迅笔误，或鲁迅写了四天之后才托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转交。虽然鲁迅已写信而日记未记之个案并非没有，如已收入《鲁迅全集》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致郑振铎函，日记就只有间接记载。但是接连三通佚简，日记中竟然全无记载，未免过于巧合，令人无法置信。也因此，断定这三通佚简均写于一九二八年，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一九二七年十月定居上海以后，他与郁达夫的交往日趋密切。达夫频频造访鲁迅，赠书借书，宴聚畅叙，特别是两人一九二八年六月合作创办《奔流》文艺月刊之后，讨论、交接稿件等更是经常，同年八月一个月里，两人见面就达七次之多。但一九二八年一年里，鲁迅致郁达夫函总共只有三通，而且，其中十二月十三日致达夫函已经收入《鲁迅全集》。而次年即一九二九年一年里，鲁迅致达夫函增至十四通，这也是两人交往史上鲁迅致函郁达夫最多的一年，占已知鲁迅致达夫函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查考这三通佚简的写作年份和月份，显然一九二九年的可能性最大。
第一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昨得小峰来信，其中有云：“《奔流》的稿费，拟于十六号奉上，五期希即集稿为盼。”
这也许是有些可靠的，所以现拟“集稿”。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不知道先生可能给与一篇译文，不拘种类及字数，期限至迟可以到九月底。
密斯王并此致候。迅上 九月八夜
鲁迅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日记并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但九月九日有“上午……寄达夫信”，应理解为“九月八夜”写，九日上午付邮。信中首句“昨得小峰来信”，鲁迅九月七日日记中果真有“得小峰信并书报等”句，完全吻合。此信告诉达夫，因出版《奔流》的北新老板李小峰答应支付稿费，《奔流》“五期”将续编“集稿”，这“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请达夫提供“一篇译文”。《奔流》共出二卷，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一卷第五期并非翻译专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第二卷第五期也即终刊号才是“译文专号”，郁达夫也超额交稿，发表了《阿河的艺术》和《一个败残的废人》两篇译文。鲁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所作的该期《编辑后记》中，开头就说：“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也正可与此信所述互相发明。因此，这通佚简的写作时间应为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
第二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十一信当天收到。Tieck似乎中国也没有介绍过。倘你可以允许我分两期登完，那么，有二万字也不要紧的。
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但那“拟于十六”，改为“十五以后”了。虽然从本月十六起到地球末日，都可以算作“十五以后”，然而，也许不至于怎样辽远罢。迅上 十一下午
这通佚简与上一通在写作时间和内容上都是衔接的。写作时间应为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一日。信中说：“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九月十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晚得小峰信并《奔流》第四期”，可见《奔流》第二卷第四期已经出版，李小峰再次恳请鲁迅编选第二卷第五期即后来的“译文专号”稿，鲁迅在此信中也再次通知达夫。九月十一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下午得达夫信，即复”，此信第一句又谓“十一信当天收到”，两相对照，更是考定此信写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一日的确证。大概郁达夫接到鲁迅九月八日信后，拟翻译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的作品，供《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专号”之用。回信征询鲁迅意见，鲁迅才如此答复达夫，但此事后未能实现。
第三通佚简存文是：
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而稍稍驳杂一点，似于读者不无小补。因为《奔流》即使能出，亦必断断续续，毫无生气，至多不过出完第二卷也。
北新版税，第一期已履行；第二期是期票，须在十天之后，但当并非空票，所以归根结蒂，至延期十天而已。迅启上 十月二夜
这是一通残简，仅存最后一页。鲁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日记云：“晚得达夫信”，当时郁达夫刚到安庆安徽大学任教，据已公开的郁达夫日记，鲁迅收到的这封信，是郁达夫九月三十日在安庆付邮的。十月三日鲁迅日记又云：“晨复达夫信”，应即此信。此信虽落款“十月二夜”，因鲁迅经常当天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十月二夜”也可理解为十月三日“晨”。信中关于“北新版税”的一段话更强有力地证实了此信写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是年八月，鲁迅与北新书局因著作版税事发生严重纠纷，聘请律师提起法律诉讼，李小峰急电时在杭州的郁达夫赶到上海调解。八月二十五日，在郁达夫等人见证下，鲁迅与北新达成和解协议，鲁迅撤诉，北新则当年先分四期偿还拖欠鲁迅的版税，当日鲁迅日记有所记载。所以，鲁迅在此信中向调解人郁达夫报告北新偿还欠款的进度。鲁迅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日记云：“午杨律师来，交还诉讼费一百五十，并交北新书局版税二千二百元”，即为信中所说的“已履行”的“第一期”支付欠款：是年十月十四日日记又云：“午杨律师来，交北新书局第二期板税二千二百”，也正是信中所述将“延期十天”才支付的“第二期”欠款。至于起首残句鲁迅说“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也许郁达夫当时又起意创办新的文学杂志也未可知，但不会是编者所认为的郁达夫与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因为《大众文艺》一九二八年九月就已创刊，鲁迅也已为创刊号赐稿，似不必再“商量”也。
综上所述，这三通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写作时间应可确定为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九月十一日和十月二日，而决不可能是《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编者所说的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十月二日和十一日。纠正编者这一错误的判断，将有助于正确理解鲁迅这三通佚简和鲁迅与郁达夫的交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一九二〇年代末上海文坛的文事人事。事实上鲁迅这三通佚简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另一位人物，即出版鲁迅、郁达夫著作和所编刊物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但考察鲁迅、郁达夫和李小峰的关系，是另一篇研究文字的题目了。（原载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鲁迅佚文《草明女士启事》
[1]草明女士启事[2]草明女士启事：顷见《六艺》一卷三期上，有草明作的《赶夜路》一篇，笔名虽同，文字实非我作，深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
鲁迅佚文《草明女士启事》是根据草明先生提供的线索发现的。
草明先生曾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先生有过不少交往。鲁迅先生曾给草明写过两封信，一封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致欧阳山、草明信，此信已被发现；另一封信，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记：“得草明信，即复。”这封信一直没有发现。我们在注释《鲁迅书信集》的过程中，曾就此信走访了草明先生。草明先生说，这封信后来遗失了，但是，有一件事希望你们查一查，通过查找，或许能够发现鲁迅先生的一则佚文。
草明先生对这件事的回忆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五月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题为《赶夜路》，署名“草明”。这篇小说不是我写的，小说的内容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很无聊。当时，我年轻气盛，对这种冒名现象极为愤慨，立即写信告诉鲁迅先生，并草拟了一篇两百字左右的声明，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介绍，在大报上免费登广告，谴责这种冒名现象。鲁迅先生在复信中说：这种刊物本来是不被人注意的，销售量也极少，你这样一弄，反倒给它们做了义务广告，为它们进行了义务宣传，只能对它们有利。鲁迅先生在复信中亲笔为我拟了一则简短的启事，并嘱我下次发表小说时把这则启事附在后面。我后来这样做了。这则代拟的启事，记忆中有廿二个字，大概是：本人并非《赶夜路》作者，为了避免掠美之嫌，特此声明。草明先生还说，斗争，必须讲究艺术，鲁迅先生是深懂战斗艺术的，先生随时都在给我们以教育。
根据草明先生的回忆所提供的线索，我们查阅了当时的有关报刊，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作家》一卷三期上署名“草明女士”的短篇小说《阅历》之后发现了一则《草明女士启事》，共四十六字，全文是：“草明女士启事：顷见《六艺》一卷三期上，有草明作的《赶夜路》一篇，笔名虽同，文字实非我作，深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
另外还发现，一九三六年六月《文季月刊》创刊号上草明的短篇小说《和平的果园》标题与署名之间有“本文作者与《赶夜路》作者另为一人”的字样；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第一卷第四期上有《并非南洋少爷的草明启事》等。
后来，我们将上述所有情况写信给草明先生，并在信中提了两个问题：
一、这段《启事》和原回忆的“启事”，主要文字是相同的。但两段“启事”之间却相差廿多字，是回忆中遗漏的，还是另外加上去？以便进一步确定“启事”的具体文字。
二、鲁迅先生代拟的这则“启事”，是写在信里面的，还是另外附的字条？如果是在信里面的，似可作为鲁迅书信残简处理，如果是另外附的字条，则可作为佚文处理了。
不久，草明先生在复信中对这件事做了明确的答复：
……
两信均收到。迟迟未复，是因我一人判断不了鲁迅先生代我拟的启事。我想等待开五届人代的机会，见到欧阳山同志时，共同回忆一下，可能会准确一些。
今早看见了欧阳山同志，共同回忆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信的内容。断定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信的内容是鲁迅先生给我拟的启事。文为：“《赶夜路》一篇，笔名虽同，文字实非我作，深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
至于上面那段（指“草明女士启事：顷见《六艺》一卷三期上，有草明作的”这廿个字——笔者注），是我们为了叫读者明了经过，加上去的。从“笔名虽同”到“掠美之嫌”，从文字上看，是鲁迅的刚劲和简洁的笔墨。
二、我记得这廿几个字，是鲁迅用字条另外写，附信寄来的，并不是在信中写的。可惜字条没有保存下来。
三、至于一九三六年《文季月刊》上标题署名和之间的十四个字，是我们自己拟的。至于《夜莺》一卷四期上的《并非南洋少爷的草明启事》的二百多字，就是我们原来拟的启事。
……草 明一九七八、三、六
首先，我们认为草明先生所回忆的这件事是完全可靠的。特别是草明先生回忆的鲁迅代拟的“启事”的内容和主要文字与我们查到的竟如此一致，更加说明草明先生对这件事印象极其深刻。而且，从草明先生的复信中，我们还知道此事也得到了欧阳山先生的证实。
其次，关于“启事”的字数问题，我们认为，整个《草明女士启事》都应该是鲁迅的笔墨。收在《集外集拾遗》（附录二）》里的《鲁迅启事》，可以作为确定这一问题的重要佐证。这篇《鲁迅启事》的全文是：
顷见十月十八曰《申报》上，有现代书局印行鲁迅等译《果树园》广告，末云：“鲁迅先生他从许多近代世界名作中，特地选出这样地六篇，印成第一辑，将来再印第二辑”云云。《果树园》系往年郁达夫先生编辑《大众文艺》时，译出揭载之作，又另有《农夫》一篇。此外我与现代书局毫无关系，更未曾为之选辑小说，而且也没有看过这“许多世界名作”。这一部书是別人选的。特此声明，以免掠美。
从《鲁迅启事》中可以看出，鲁迅不但写过这类文字，更重要的是《鲁迅启事》的开头、结尾和《草明女士启事》的开头、结尾在写法上是基本一致的，都使用了“顷见……上，有……”和“掠美”“声明”等字样。由此，似应肯定整个《草明女士启事》都是鲁迅的笔墨。这一点，草明先生的回忆可能是有误的。
一则声明，虽然只有短短四十多字，却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嫉恶如仇和战斗艺术，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先生对进步青年作家的关怀和爱护。（原载一九七九年二月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总第五期）
[1] 本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作家》一卷三期所载草明女士的短篇小说《阅历》之后。原题为《草明女士启事》。草明，广东顺德人，一九三三年加入左联，当时的青年女作家。
[2] 《六艺》，文艺月刊，邵洵美、穆时英等编辑。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创刊，出至第三期即停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遗泽永留 友情长存手稿和题跋发现记
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在北京《文艺报》第二十九期上发表《关于鲁迅先生旧体诗木刻事及其它》。对鲁迅作品版本研究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回忆录，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人注意。
在此文中，魏建功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七七事变”爆发，他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沦陷后的北平，过香港，迂道广西，到长沙，再迁昆明。虽然长途跋涉，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但他一直随身携带着鲁迅的三件手迹：一、《会稽郡故事杂集》手写本，二、《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三、为台静农书写的诗幅。次年三月，他自昆明把《会稽郡故事杂集》手写本辗转香港，寄交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在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特别提到她收到这份鲁迅手泽时，“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无言可喻”。
魏建功从危城中携出的另一份鲁迅手稿，即《娜拉走后怎样》的下落，则颇富戏剧性。且看魏建功的详细追忆：《娜拉走后怎样》是收在《坟》里的原稿，静农收藏，由维钧代为找裱工装潢成了一个手卷，并且已经请了马幼渔先生题跋，我也写过一点。静农八月初南行，虽然日本军队还没有进北京城，交通秩序已经很坏，只带了自己抄的诗卷（即台静农手录的鲁迅旧体诗卷——笔者注），把这手迹卷子跟诗幅都存在我身边。我好容易带到昆明，但是跟静农中间失去了联系。他扶老携幼，辗转流亡，到了四川。一九四〇年六月，我们在敌机空袭中聚首，当我交给他鲁迅先生两件手迹的时候，他也像景宋所谓“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无言可喻”。
文中所说的“静农”，即后来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台静农。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鲁迅一起发起成立新文学社团——未名社，是鲁迅肯定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查《鲁迅日记》，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他与鲁迅的交往多达一百零九次。其中有互通音问，互投文稿，互赠书物，互托办事，甚至向鲁迅借款等等。鲁迅那封有名的谈自己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就是写给台静农的。鲁迅曾先后三次书赠台静农字幅。直到临终前三天，鲁迅还给台静农写信并送他刚出版的《海上述林》。台静农也编选了第一部鲁迅研究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两人关系之密切，实在非同一般。
台静农与鲁迅既有如此深厚的友谊，他珍藏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也就不足为奇了。《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友会上的演讲稿，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鲁迅“五四”时期的社会观、妇女观和改革观，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此文虽然早已收入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脍炙人口，但人们一直不知道此文手稿的下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册宣纸影印线装、厚达一千四百八十二页的《鲁迅著作手稿全集》——这是鲁迅著作手稿最为完备的汇集。然而，《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并未包括在内。
魏建功把《娜拉走后怎样》手稿“物归原主”，至今已经五十一年过去了，他的回忆录发表至今也已有四十四年。沧海桑田，这份我们所知鲁迅早期著作中现存最为完整、价值最高的手稿（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尚有二页手稿存世，但因是残稿，不足与此份手稿相比），除了舒芜十年前在《忆台静农先生》中说到一九四六年夏曾在四川江津白沙拜观过并应台静农之命题跋之外，再也未被人提及。台静农晚年写有感人肺腑的《始经丧乱》，对此也只字未提。因此，当我今年夏天在美国发现这份手稿，亲见它仍完好无损地存于天壤之间时，也“欣喜之情，无言可喻”了。
这份极可宝贵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装裱成长六十五英寸、宽八又四分之一英寸的精美长卷，首三页书于完整的对折白纸之上，后多接页装裱，难以准确分页。卷首题字：“豫才先生讲演手稿 一九三七年七月葛孚英题。”葛孚英者，常惠夫人是也。整份手稿字迹端正，一气呵成，几无修改斧削的痕迹。手抚简篇，足可想见鲁迅当年才思横溢、倚马可待的神情。
特别令人惊喜的是，手稿长卷之后还附有从不为人所知的六篇题跋，分别出自常惠（常维钧）、魏建功、马裕藻（马幼渔）、方管（舒芜）、许寿裳和李霁野之手。除了舒芜，其余五位都是鲁迅生前好友，或与鲁迅有同窗之谊，如许寿裳；或与鲁迅有同事之雅，如马幼渔；更多的是师生之情，如常惠、魏建功和李霁野。他们也都与台静农交谊甚笃，否则，台静农是不会请他们在如此珍贵的鲁迅手稿上题跋的。这些题跋重见天日，对研究鲁迅、台静农和当时文人学者的交往史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现按顺序照录如下：
右为静农兄所藏 豫才师十数年前之女师大讲演手稿。民国二十三年七月，静农兄厄于小人，一日霁野兄持此卷存于寒斋，而已三越寒暑。今夏静农兄北来，因以检还，回忆 豫才师已作古将十月矣。今适芦沟桥事件正烈之时，日军围城炮声时闻，静农兄匆匆又拟南下，强书数语，以作纪念，不觉感慨系之矣。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常惠识于北平
廿六年夏，静农自青岛来，小住寒斋，约为整理 鲁迅先生遗著。会日军作衅，景宋女士不克至，匆匆将归芜湖，示此卷，披诵摩挲，百感交集。曩 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小说史，指新思，箴砭旧痼，启愚发蒙，终身宝佩。闲尝偕静农诣门请益，又不以顽梗弃，每茶酒纵谈至于夜分，循循不倦。一九三（二）六年以后， 先生游教南檄，寄迹沪上，世道险巇，音书若绝。然师友问讯中，未尝不殷殷垂念。建功无似，十数年间，浮沉颠沛，实无以报慰。而静农坎砢（坷）奔走，乾乾惕厉，视 先生道愈弘，数若穷，泰然巍然无所动者，当更能有以恢扩。谨守 先生遗训。不敢作颓废想，愿静农共勉之。如皋魏建功敬书于北平独后来堂
右为亡友周豫材先生遗墨，静农兄所藏。豫材先生逝世后之次年夏，静农兄来北平小住，出是卷属书数语。藻因回忆十四年前与豫材、岂明昆仲及许君季巿、徐君耀辰、郑君介石，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事努力奋斗，卒使“女师”光复旧物，不禁神往。“女师”后虽不幸夭折，然此举固不无可资纪念之价值，余读豫材先生讲演遗稿，不仅恸念亡友，尤深为已亡之“女师”致慨也。豫材先生学行文章，功在民国。藻曾恭撰挽联曰：“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自愧未能表示其万一，附书于后，惟静农兄教之。马裕藻敬题
遗言寿世久弥新，况对遗文手迹真。一代苍生常入梦，千年故国赖回春。强刚不作中和圣，呵叱都参化育仁。展卷岂堪临永夜，极天光焰动星辰。
二十年前事可哀，坐看狐鼠又重回。仰企先烈真多愧，俯接来昆更乏才。空有高丘无女叹，未消芳蕙陨风灾。人间代代传薪火，火烬犹能剩劫灰。
一九四六年春，女子师范学院横被解散，撑拒数月，入夏而溃。白苍山既空废，管与 静农先生犹共羁居，晨夕过从，爰假所藏 鲁迅先生曩在女子师范大学讲演手稿卷子敬观，泰山梁木，方深感怆，且缘 马幼渔先生跋文，念狐鼠纵横，今昔如一，而力微莫御，复愧往哲。成二律以志此怀。静农先生命书卷末 方管敬题
此篇讲稿《娜拉走后怎样》是亡友鲁迅先生关于妇女之意见，犹之《随感录四十》是关于爱情之意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关于儿童教育之意见。以上三文发表时期在五四运动前后，是三十年来思想革命之先锋，其摧陷廓清之力甚大。孔子所谓“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解说道：“我们看看孔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他又申说道：所以一切女子必须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为真的解放而斗争。前途尚属辽远，鲁迅此言皆可与此讲演相参照。又鲁迅写字用毛笔，惟在学生时代记讲义用墨水笔，而且记得纯熟美观。此后则几全用毛笔，此讲稿如此，其它手稿亦然，亦是一件值得注意之事。其书法一笔不苟，饶有风趣。台君静农宝藏此卷有年，出示属题，因书数言，即希正之。弟二行妇女下夺解放二字。民国三十六年三月许寿裳敬题，时客台北
静农以鲁迅先生遗墨卷嘱题，敬书一绝
毛锥粒粒散珠玑，奠定文坛万载基；
墨泽犹新音容杳，怆然把卷徒嘘唏。一九四八年一月，霁野敬题于台北
常惠、马裕藻和魏建功的题跋作于北平。常惠的题跋与魏建功的题跋和魏建功一九五七年的回忆既相吻合又互相补充，如果没有常惠当年妥为保存，精心装裱手稿长卷，如果没有魏建功在连天炮火中把手稿长卷带到四川送还台静农，这份《娜拉走后怎样》手稿的命运实在难以逆料。马裕藻与魏建功深情地回忆了与鲁迅的交往。舒芜的题跋作于四川江津白沙。许寿裳和李霁野的题跋则作于台北，时许主持台湾省编译馆，李和台均在台湾大学任教。许寿裳的题跋除了阐发鲁迅妇女解放的思想（只不过他把《娜拉走后怎样》误记成“五四”之前的作品了），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书艺。题跋之后不到一年，许寿裳就在台北遇害，这篇题跋很可能是他关于鲁迅最后的文字。所有题跋不约而同地赞颂鲁迅的崇高人格和精湛文章，充分显示了题跋作者对鲁迅的亲敬和仰慕。
无论中外，著名作家的手稿一直受到重视。手稿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校勘家据以校书，研究家据以探索创作心路，写作者据以揣摩“不应该那么写”的技巧，书法爱好者可欣赏书艺，收藏家自把它作为文物，古董商则拿它倒卖换钱。尤其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电脑写作蔚然成风，作家手稿已愈来愈稀少。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及其题跋的价值就更不待言，更值得珍视了。
从台静农珍藏半个多世纪的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及其题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鲁迅思想的深邃、写作的一丝不苟和友人真挚情谊的凝聚。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台静农诞生一百周年，故特撰此文绍介，以为纪念。（原载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香港《明报月刊》第四三二期）“增田涉文库”鲁迅题词发现记
趁到大阪参加日本中国学会一九九七年年会之便，我于十月二十六日参观了关西大学图书馆“增田涉文库”。增田涉的大名，相信具有一定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的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他是日本的汉学权威，又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的学术名著《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种日译本就出自增田涉之手。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七月，鲁迅曾亲自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自己的其他作品。增田涉还是日本改造社一九三七年版《大鲁迅全集》（比中国首部《鲁迅全集》的出版还早了一年！）的主要译者之一。他所著的《鲁迅的印象》一书是研究鲁迅与日本友人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华东师大出版社还出版了伊藤漱平和中岛利郎教授合编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增田涉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逝世以后，家属将其日、中、英文藏书八千余种约一万六千余册全部捐赠增田涉生前最后任教的关西大学，关西大学图书馆为此专辟“增田涉文库”特藏之。
日本文化界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著名的作家、学者去世以后，其家属一般都会将其毕生搜集的因而往往也是十分珍贵的藏书捐赠大学图书馆或有关的纪念馆作为永久的纪念，受赠机构也一定会设立专门的文库，单独编目，集中保存，以惠泽后学。譬如创建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关西大学图书馆，除了“增田涉文库”之外，就还有“岩崎美隆文库”、“内藤文库”、“泊园文库”、“细江文库”、“矢口文库”、“宫岛文库”等三十多个个人文库，各具特色，其中有不少在日本汉学界和西学界享有盛名。而我们却缺乏这一种传统，一代学人谢世，其藏书也就很快散出。我来日本前夕，还在地摊上见到已故陈虞孙先生的藏书，其中有王元化先生和唐振常先生的题签本。即使后人识大体顾大局而捐赠图书馆，也会被“肢解”分编，不能集中保存，闻名海内外的西谛藏书的命运就是如此。这实在于学术研究不利，也是文化积累的一大缺失。因此，当我站在关西大学地下书库高达天花板长达十米左右的双面电动书架前，面对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文库”，顿生肃然起敬之感。
关西大学师生利用这些珍贵的“文库”是不受限制的，我在书库里就意外地邂逅一位正在查阅资料的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女留学生，他乡遇校友，自然备感亲切。但我能有幸进库自由浏览，全靠关西大学研究汉语和老舍的专家日下恒夫教授的热情引荐，他还馈赠了十六开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关西大学所藏增田涉文库目录》（一九八三年六月发行，以下简称《目录》）供我参考。“增田涉文库”在关西大学众多“文库”中虽然远非数量最多的，但也占了整整一又四分之三个电动书架，单中文书刊就有五千多册，要想在短短三四个小时里从从容容地翻阅，根本不可能，于是只能有重点地走马观花。果然，同去的千野拓政教授和平井博教授很快就发现了关于上海史的稀见书刊。千野教授搜集上海史资料多年，但当他在“增田涉文库”中见到张安世著《海上闲话》（章衣萍序）和胡寄尘编《上海小志》（胡适序）等书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知道这些书即使在上海也已很难寻觅了。
我的兴趣自然集中在“增田涉文库”中丰富的鲁迅著作上。增田涉和鲁迅一样，藏书讲究实用，不十分看重版本，他的藏书中也没有特别名贵的宋刊元椠。但他所藏的鲁迅著作在海外的个人藏书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这当然与他是鲁迅研究专家有关。鲁迅生前出版的著译单行本，鲁迅逝世以后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各种鲁迅全集和选集，增田涉基本搜集齐全。经我根据《目录》与原书核对，《两地书》、《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毁灭》、《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铁流》（曹靖华译，鲁迅编校）等都还是初版本，而且大部分都有两种以上版本，《中国小说史略》竟有七种之多。更难得的是，增田涉所藏的鲁迅赠书也是个人受赠存世最多的。十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先生已对“增田涉文库”中的鲁迅赠书作过简要介绍（见《鲁迅史实求真录•扶桑日记》，一九八七年九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我此次又据《目录》再作核实，计有：《唐宋传奇集》，一九三四年五月联华书局再版，环衬有鲁迅毛笔题词：“合本而已，毫无订正之处。出版者赠十册，无所用之，故以其一寄增田兄，借减自己行箧之重量也。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记于上海”。下钤镌有“鲁迅”两字的长形阳文印章。《北平笺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鲁迅、西谛辑刊，卷首有鲁迅毛笔题词：“增田同学兄清赏 鲁迅 一九三四年二月廿六日上海”。《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九三一年二月三闲书屋初版，扉页亦有鲁迅题词：“奉赠增田涉仁兄 鲁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上海”。
增田涉还藏有鲁迅赠送的《十竹斋笺谱》，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刊本，虽无鲁迅题字，但增田涉在卷首有亲笔说明。鲁迅当年在致增田涉信中曾多次提到此书的编印。
此外，还有一部重要的书也必须提到，即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一九〇九年六月“东京初印本”，此书当时在东京、上海两地总共只售出四十余本。余书后来全被烧毁，因而流传人间的已属凤毛麟角，现在国内收藏的不会超过二三册，但增田涉却藏有一部！
不料我在“文库”中仔细翻阅，却未见上述五种书的踪影，《域外小说集》则只有一本一九二四年上海群益书社增订版。再查《目录》，始知这五种书已被列为关西大学图书馆的“贵重书”而移至关大“贵重书库•准贵重书库”另行保存了。同时被列为“贵重书”而另行存放的还有增田涉翻译鲁迅小说时所用的底本《呐喊》（第十四版）和《彷徨》（第八版）两书。由于查阅“贵重书”需另办手续，限于时间已不可能，我不免有点失望。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增田涉文库”可供阅览的鲁迅著作中找出了连关大图书馆在整理编目时也未发现的新的鲁迅题赠本。当我翻开书，亲睹历时半个多世纪墨色仍然鲜浓的鲁迅亲笔手泽时，心情之激动真难以用笔墨形容。
这是鲁迅花费很多心血才编成的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一九三四年五月由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据作者手拓原本印造”。此书的序（苏联楷戈达耶夫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陈节即瞿秋白摘译）和跋（鲁迅作）先在上海排版，然后连同书中所选的五十九幅版画送往日本，由东京洪洋社用珂罗版精印成书再寄回国内。《引玉集》初版共印三百部，其中五十部为纪念本，不发卖，其余托内山书店代销。鲁迅寄赠增田涉的这部精装《引玉集》还有硬纸护套，显然是五十部纪念本之一。书的环衬上有鲁迅的毛笔题词：
呈
黄元工房主人
出版元三闲屋事隋洛文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
查《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记云：“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翌日日记又记云：“上午以《引玉集》分寄相识者。”增田涉正是这“相识者”之一，有幸得到《引玉集》纪念本。应加说明的是，“黄元工房”是增田涉的书斋名，鲁迅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致增田涉信中还专门提到过。增田涉另有一个书斋名是“黄幻堂”。“出版元三闲屋事”译成中文该是“出版者三闲书屋主人”。鲁迅赠书增田涉题词落款均署“鲁迅”，唯独这一本是“隋洛文”，别具一格。“隋洛文”的来历熟悉三十年代文网史的都知道，不必我再饶舌了。与在《唐宋传奇集》上的题词一样，这段《引玉集》题词也于略带幽默的文句之中寄托了鲁迅对增田涉的深厚情谊。按关大图书馆《目录》“凡例”所示，凡鲁迅题赠本都应从“文库”中提出作为“贵重书”专门保存，但这部《引玉集》却仍存放在“文库”之中，《目录》也未注明书中有鲁迅题词（前述《唐宋传奇集》等四种均已注明）。也许是《目录》编纂者一时失察，也许是《目录》编纂者并不明了“隋洛文”即鲁迅，总之是让我这次参观“增田涉文库”有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意外发现，为鲁迅与增田涉的师生之情增添一条新的佐证。
参观“增田涉文库”的新发现还不仅于此，不妨再举几个例子。“文库”中另有鲁迅寄赠增田涉并有增田涉文字说明的著作两种，一为《故事新编》，一九三六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布面精装，环衬上有增田涉的钢笔说明：“一九三六年二月著者所赠”（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鲁迅日记有记载，《目录》中有注明）；另一为《小说旧闻钞》，一九三五年七月联华书局重排本，环衬上也有增田涉的钢笔说明：“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著者所赠”（据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应为九月十日寄赠，《目录》中未注明），均极为难得。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增田涉第二次到上海，其时鲁迅已患病，两人迟至七月六日才见面。但增田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颇多接触，这有“文库”现存的两册名家赠书为证。一是茅盾所赠《子夜》，一九三三年四月开明书店初版，布面“精本”，完好如新，扉页有茅盾钢笔题字：“增田先生惠存 茅盾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另一是夏丏尊所赠《平屋杂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初版，二十八开本，环衬有夏丏尊钢笔题字：“增田涉先生惠存 著者 一九三六、六。”两书均为这两位名家的代表作。有意思的是两位作家的题字基本一致，只是落款稍有区別，好像是互相商量好似的。除此之外，“文库”中还有颇为少见的内山完造《上海汗语》（一九四四年上海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发行）题赠本和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一九四四年东京光风馆发行）题赠本等书，也使我长了不少见识。
离开“增田涉文库”已近下午四时了，我们这才发觉尚未吃午饭。但我仍然兴奋不已。我强烈地感受到“增田涉文库”真是一所宝库，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本世纪中叶中日文学交流史。我还只匆匆翻阅了其中小小的一角，只要条件许可，我下次一定会再去，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意想不到的发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原载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
鲁迅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译坛的一件大事，《死魂灵》也是鲁迅翻译的唯一的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巨制”，这一切早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文学史家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时，鲁迅翻译《死魂灵》及其影响是必须提出并详加探讨的。
翻译《死魂灵》时，鲁迅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了。他是应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这一重大文化工程之邀开始翻译《死魂灵》的。俄罗斯文学那种压抑中的奔放、悲怆中的舒展，那种雄浑的气韵、沉郁的色泽，鲁迅一直心向往之。他早年与乃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时，选译的三篇作品就均出自俄罗斯作家之手。他与果戈理当然也神交已久，在一九〇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对这位讽刺大师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已有相当的把握，强调果戈理是“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他踏上文学征途之后，又一直把果戈理的作品引为自己“所仰仗的”思想和创作技巧的重要资源之一，鲁迅划时代的名作《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之间恐怕不仅是篇名的巧合那么简单。
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与茅盾、黎烈文合作，创刊《译文》月刊。他在创刊号上用“许遐”笔名译介了果戈理的短篇《鼻子》，并在“译者附记”中指出：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鲁迅后来又译为《死灵魂》，最后定译为《死魂灵》——笔者注），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多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大概是鲁迅译《死魂灵》最初的动因，既然“较为文明的国度”多已有了《死魂灵》的译本，以中国文明之悠久，理应也该有《死魂灵》的中译本，既然没有人愿意做，那就不妨见难而上，自己尝试。鲁迅精神在此又一次得到了清晰而光辉的体现。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开译《死魂灵》的，断断续续，至九月才译完第一部。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所投入的巨大热情和辛劳，在他给胡风、萧军、孟十还等人的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开玩笑地说“我实在怕果戈理”，因为“果戈理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很难译。在翻译中，鲁迅“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因而鲁迅不时发出感慨：“《死魂灵》真难译，……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难怪后来曹聚仁评价鲁迅晚年译《死魂灵》，“是一件艰苦的奇功”。《死魂灵》第一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之“果戈理选集五”。原来，按鲁迅当时的设想，拟陆续出版六卷本的“果戈理选集”，即：一《狄康卡近乡夜话》、二《密尔格拉得》、三《鼻子及其他》、四《巡按使及其他》、五《死魂灵》（第一部）、六《死魂灵》（第二部）。这是一项伟大的译书计划，堪与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相媲美，但前者是依赖财力雄厚的庚子赔款基金，鲁迅则是凭借一己的“傻劲”。可惜鲁迅生前只出版了《死魂灵》（第一部）和孟十还翻译的《密尔格拉得》，而未能竟其全功。
日前，一册《死魂灵》初版布面精装签名题赠本惊现沪上，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文坛交游鲜为人知的一面由此浮出地表。这部布面精装的《死魂灵》书品完好，封面左上角印有果戈理的签名式，环衬右上角钤有“孟氏藏书”长方蓝印，扉页反面有鲁迅的毛笔题字：
这是重译的书，以呈 十还先生，所谓“班门弄斧”者是也。鲁迅（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
鲁迅签名下钤有北京女篆刻家刘淑度篆刻的“鲁迅”阴文名印，这是鲁迅晚年喜爱和常用的名印之一，后来的《且介亭杂文》封面设计还使用过。鲁迅的细心从为防止名印印泥沾污书页而加盖其上的小衬纸也体现出来，这枚小衬纸也奇迹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另外，题签的落款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但查《鲁迅日记》，明明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吴朗西来并赠《死魂灵》布面装订本五本”，那么鲁迅怎么会提前一天把书送给“十还先生”呢，会不会是鲁迅的笔误？这是个谜。不过，题词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这部题签本的受赠人“十还先生”即孟十还，当时是鲁迅的合作者，与鲁迅合作翻译果戈理，现存鲁迅与他的通信就有三十二封之多。他原名孟斯根，曾留学苏联，为《论语》、《人间世》撰过稿，后为鲁迅、黄源主编的《译文》以及《太白》等刊物撰文时署新笔名“孟十还”。他在一九三六年主编《作家》月刊时也得到了鲁迅的鼎力支持。孟十还精通俄文，他翻译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不懂俄语，他为了翻译《死魂灵》比较了日、英、德各语种译本后，最终选定柏林普罗皮勒出版社一九二〇年出版、奥托•布克（Otto Buek）编译的《果戈理全集》中的《死魂灵》德译本作为自己翻译的底本，再参照日、英译本，择善而从。所以鲁迅在这则题词中说“这是重译的书”，以区别于从俄文“直译”，而且鲁迅认为对能从俄文“直译”的孟十还来说，他译的《死魂灵》只是“班门弄斧”，鲁迅的虚怀若谷由此足见一斑了。
有趣的是，鲁迅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致孟十还信中还特别提到他赠送的这部《死魂灵》，信不长，照录如下：
十还先生：从三朗太太（指萧红——笔者注）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能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尽管幽默风趣，鲁迅的自信还是溢于言表。鲁迅告诉我们，这部《死魂灵》精装本与他编印的苏俄版画集《引玉集》精印本，作为“孟氏藏书”（钤在《死魂灵》环衬上的“孟氏藏书”蓝印是不是孟十还根据鲁迅此信的提议而专门篆刻的呢？已无从查考）都将成为“希世之宝”。十分遗憾的是，孟十还后来去了台湾，先在台湾航运公司任职，后到成功大学教授俄语，并任东方语文系主任。这部鲁迅亲笔题赠的《死魂灵》却留在了大陆，不再是“孟氏藏书”了。
值此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之际，这部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在湮没半个多世纪以后重现于世，实在是适逢其时。鲁迅生平史料经过那么多年海内外鲁迅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已几乎搜集殆尽了，现在哪怕是一纸半字的发掘都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死魂灵》题签本的发现是特别令人欣喜的。从题词中我们得以再次领略鲁迅的博大和谦虚。按照《鲁迅全集》的编辑体例，这则有实质内容的题词应该题为“题《死魂灵》赠孟十还”，笔者期待二〇〇五年新版《鲁迅全集》重印时能够予以增补。（原载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五日上海《文汇报•文艺百家》）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七百十九期“鲁迅先生三年祭”特辑中，发表了一封鲁迅书信手迹，发表时收信人称呼被略去，收信人不详；信末落款署“十二月四日”，写信年份也不详。也许是因为手迹制版不够清晰，次日《文艺》第七百二十期又以《鲁迅先生一封新发现的遗书》为题，重新铅印发表这封信。重刊时收信人称呼以“囗囗先生”代之，并加了一段“编者按”：“此信是最近新发现，未见于鲁迅书信集。先生在信中答复一个朋友关于卢氏艺术论以及其他艺术论书籍的出版所。信中提到了出版一期即被停刊的艺术研究月刊。此刊现尚存在，是研究艺术的珍品之一，也是古董。函中论及市侩和蝙蝠的虐待，还有余恨呢。”
鲁迅这封信不是一封普通的应酬信，它反映了鲁迅对当时文坛丑恶现象的不满和愤慨，也体现了鲁迅对收信人的关怀和帮助。但发表后长期未引起人们重视，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书信集》，这封信才第一次被收入。由于此信收信人和写信年份不明，所以只能以“致××”为题列为《书信集》“附录”之二，《书信集》的编者只在“简注”中推测“写信年份似为一九三五年”。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此信手迹又被收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五册，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不过，《手稿全集》的编者认为此信写于一九三四年，因为他们把此信手迹编入了“一九三四年”部分。
这样，这封信就成了现存一千四百多封鲁迅书信中唯一的一封既不知道收信人、对写信时间又有争议的信，到底这封信写于何时，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还是别的哪一年？到底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就有必要来查考一番了。诚然，时隔四十二年，当时发表这封信的《大公报•文艺》编者杨刚女士早已去世，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困难，值得庆幸的是，笔者从信件本身找到了线索。
这封信除收信人称呼被略去外，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信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是谈的文艺理论书刊的事，从中还无法分析出这封信的写信年份。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此信第三段，鲁迅在这段中就收信人需要的《烟袋》和《第四十一》两书的有关情况作了具体解答。据查，苏联短篇小说集《烟袋》和拉甫列涅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均为曹靖华所译，未名社出版部发行，前者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一千册，两年后又再版了一千五百册，后者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版了一千五百册。书未售完，未名社就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宣告结束，次年十二月原未名社成员台静农在北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存放在他那里的两书存书全被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宣传品”而没收。这就是鲁迅在这段信中所说的两书“早在北平被官们收去，但好像并未禁，书可难以找到了”的由来。后来曹靖华把两书改编后交上海现代书局重印。众所周知，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现代书局与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并称出版新文学作品的三大书局，该店出版的《现代》月刊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从一九三三年五月，杜衡（苏汶）进入现代书局，参与《现代》编务起，该店就逐渐发生变化，原先打算出版的一些进步文艺书籍都被搁置起来。到了一九三五年初，该店第二次改组，国民党势力更直接打入了现代书局，当事人之一的殷作桢在三十四年后回忆到这件事时说：“现代书局因财务上的困难，周转困难，实行改组，我和冯白桦兄……进了现代书局，主持编辑部的编务。戴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迁出现代书局编辑部，《现代出版界》由我接任编辑。已经收购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律不予付印，已在印刷中[1]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停止印刷。”在这种情况下，曹靖华的《烟袋》和《第四十一》当然也未能幸免。只要查一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鲁迅致曹靖华的信，就不难看出鲁迅为取回这两部被现代书局“搁起来”的书稿所费去的精力，鲁迅“托朋友去商量”，“又托茅兄（即茅盾——笔者注）写信去催”，“函索数次，他们均置之不[2]理”，“真是可恶之至”。然而，正如曾任现代书局门市部主任的卢芳最近所回忆的，国民党的“这批党棍不是真正从事文艺工作的，他[3]们拿到了书店也没办法，只好把‘现代’关门了结”。事实确是如此，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上海《立报》，第四版上刊有题为《现代书局被封——因债务关系被控告 昨由法院执行查封》的消息一则，文中说：“现代书局，创办多年，近来因为市面不景气，营业不振，负债四万余元，经各债主于九月间向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起诉在案，后来判决查封，昨日法院派法警会同中央捕房，执行查封。”这就清楚地显示，苟延残喘的现代书局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宣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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