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花草:占里人口文化的环境人类学解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03 1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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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洁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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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花草:占里人口文化的环境人类学解读

换花草:占里人口文化的环境人类学解读试读:

前言

“换花草”——南方少数民族传说中一种可以改变胎儿性别的草药,20世纪80年代经媒体宣传后而广为人知。特别是拥有“换花草”秘密的侗族村寨占里,数百年来,总人口基本保持零增长,且性别结构合理,被称作“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村”。这一个神奇的村落,曾经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大山深处,企图一窥“换花草”的真面目,甚至希望把这种草药推广到全国,以配合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换花草”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人们不禁开始对其存在与否产生了怀疑:毕竟在医学上早已证明,胎儿性别在精子、卵子相遇的那一刻已经被决定,“换”根本不可能。很多专家学者在实地的考察中也挖掘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换花草”背后隐藏的秘密进行了分析。本书将在此基础上,从环境人类学角度出发,进一步对占里的特殊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发现占里文化的实质不在于“换花草”,而在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人口文化。

占里属南部侗族文化区,[1]地处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侗民鲜少与外界接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汉族中心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天朝”显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传承并不关心,只要他们不“犯上作乱”,统治王朝基本上也不会对其稍加注意。所以,同其他从未登上统治宝座的少数民族一样,作为少数民族的占里人,在正史中的记载几乎见不到。要了解占里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材料。

与其他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村寨一样,占里的历史也是源于传说。作为一个迁入民族的聚居地,占里首先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是在合款的款词中。至今仍流传于今黎平、从江一带的侗族款词中还保留有“三十托里,五十占里”参加合款大会的记录(石开忠,2001:27)。这也是对占里人口比较早的记载。寥寥数语的记载,不仅说明了当时占里是一个人口数量比较少的村寨,也说明了占里与周边的村寨共荣共存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一度是和平乡政府所在地,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对这个“世外桃源”的了解并不多。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联合对生活在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做过一次大的调查。其时,石若屏、吴景秋、伍华谋三位研究员于1958年11月对占里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和生活习俗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在1964年5月完成了调查报告的撰写。

这次调查属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之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带有“抢救”性质的调研。最后撰写而成的调查资料虽然带有“社会经济”的字样,但是调查的内容却涉及了占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内容相对简单,缺少客位分析和主位解释,但是,作为一份历史性的记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占里人口问题,在这份资料中写道:“惟当地有扼婴的习俗,一对夫妻多半只有一男一女,因此常有绝嗣的情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1964:19)这种叙述将占里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简单地归结到了“扼婴”上,是一种主观化的表现。尽管存在各种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但这次调研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以其资料的翔实性和不可复制性而受到广泛重视和引用。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推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占里作为一个计生工作的“典型”而被树立起来,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其中石开忠和杨军昌两位教授都对“占里现象”及其启示有过专门的论述。

石开忠教授是较早研究占里人口的学者之一。他采用定点跟踪调查法[2]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在占里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翔实的田野资料。他在《鉴村[3]侗族计划生育的社会机制及方法》一书中对占里的生存环境、村寨社区、人口状况、信仰体系、生计方式、风俗制度及组织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描述。他分析了占里人口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原因,对节育的具体方法和草药知识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除此之外,他还在这本书的结尾处提到了占里人口目标实现对现代中国人口工作的启示,为政府今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石开忠,2001:154~157)。可以说,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为接触占里、认识占里、研究占里的“启蒙性”教材之一。

杨军昌教授也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侗寨占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与启示》一文。他在文中对侗寨占里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进行了总结,探析了该地实行计划生育、保持人口数量的社会机制和具体方法。他也认为占里侗族的人口意识、生育文化及其实践经验,对搞好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杨军昌,2001:62~67)。

我对占里的研究始于2006年。当时我正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导师陈长平教授要我对占里人口文化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也知道,这项工作将是极其困难的:我毫无侗语基础,对侗族文化所知甚少。但怀着对这个“世外桃源”的憧憬,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旅途。自此之后,我就和占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有10个年头。在这10年间,我三赴占里,竭尽所学,考察占里特殊的人口现象,期望能够揭开有关“换花草”的秘密。但由于个人能力所限,这种努力也只是管中窥豹。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1] 在侗族研究中,一般将侗族的聚居区划分为南部和北部两个区域。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五岭山脉从东南穿越侗族聚居区向西北延伸,把侗区分为南北两块;从社会文化上看,南北聚居区历史上曾分属不同行政区管辖,受外部文化干预、影响的规模和程度有别。其中,南部侗族地区的汉文化涵化程度相对薄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保存比较完整,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痕迹不明显,因此多受到民族文化研究学者的推崇和喜爱。

[2] 也有人称这种方法为“历史溯源法”,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一个群体进行间隔性的、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观察。

[3] 石开忠将占里称为“鉴村”有其特殊的意义:一是由于占里的侗族发音为“jien”,与“鉴”极为相似;二是取其对当代人满为患的地球村人口控制目标实现的直接借鉴作用。

第一章 桃源深处:占里概况

许多人类学家在自己的民族志或论述中,批评了那种以“环境”(setting)作为民族志开篇的做法,认为这或将村寨、社区描述成了一种封闭的容纳社会生物的“容器”,或将之视为社会生命展演的平台,其后果是将民族志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了一定的地方与时间段中(Mueggler,2001:10)。为避免这一局限性,我试图在此章节中,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和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在一种空间关系和时间脉络中呈现出侗寨占里的空间感和时间性,从其在历史上的经历和空间上的变动来呈现出它的历史遭遇。而经历了这一切的占里,今日又呈现出怎样的景象。不过,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同时使分析更为清晰,我还是得从今日占里的地理位置、村寨布局以及世居于此的吴氏家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小姓,不过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的基本情况开始介绍。

第一节 桃源人家

图1-1 占里位置示意

说明:本图在石开忠教授的《鉴村侗族计划生育的社会机制及方法》中绘制地图的基础上修改完成。

从从江县的县政府所在地丙妹镇出发,沿都柳江边的国道一路北行13公里到达四寨河口处,然后再沿从江—占里的村级公路[1]一路爬坡,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走约6.5公里,翻过一座山后,就到达了占里(见图1-1)。占里地处山间谷地,交通极为不便,这条村级公路是村里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此外便只有连接邻近几个村寨的山路了。

占里建在小溪旁边的平地和旁边紧挨着的缓坡上,形成了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的侗族传统聚落格局(见图1-2、1-3)。图1-2 占里住户分布

说明:本图在占里村村民补挖的帮助下绘制而成。图1-3 占里的清晨

说明:本书中占里的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连接占里和外界的原本是一座风雨桥(当地也叫花桥),其用意原是为了挡住风水,实际上却方便了人们的进出。虽然这座风雨桥屡经大火,但占里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上进行了重建(见图1-4)。[2]寨子东、南、西、北靠山和近溪的地方分别建有六个寨门(见图1-5)。六个寨门充分利用了天然屏障,或用木头树立栅栏,或用泥巴夯就土墙而成。过去一旦有强敌来犯,关上寨门,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敌人概莫能入。现在,这六个寨门保寨卫家的责任已没有了现实意义,但它们存在的象征性大大增强。古有明训,寨民建的民居不得超出寨门。几百年来,寨子虽几经火灾,几次大修重建,但是每次增加的户数有限,始终控制在160户以内。六个寨门从四个方向严格限制了村寨的发展规模,减少了人口增加的可能性。图1-4 重建中的风雨桥(花桥)图1-5 水边寨门

沿小溪走入村寨,“干栏”式的两层木楼紧紧相依,房屋两头为偏厦,架有楼梯供人们上下(见图1-6)。木楼底层一般为全封闭式,仅有一门供人畜进出。过去,一层主要用来关养牲畜、放置农具、柴草、肥料及杂物等,现在则多将其辟为吃饭、休闲和娱乐场所。二层是主人的居住层。经由木梯上楼,进入一个宽约3米的走廊,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在这里吃饭、休闲、娱乐。走廊外面镶有短板可凭栏远眺,它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美人靠”(见图1-7)。走廊后部正中是堂屋(一间或两间的房子没有堂屋),前半部为火堂,后半部为主妇的卧室,儿女分住在两边的卧室。卧室仅有一个小窗户,由于玻璃并不普及,仅用一小块木板做开关遮挡。火堂正中为青石板铺就的正方形火塘,边长一般在1.2米左右,内填黄泥,中置撑架供架锅烹调之用(见图1-8)。火塘上方悬挂一个竹制或木制架子,供存放烘烤食物之用。火堂是做饭、用餐、休息和烤火的地方,也是冬天接待客人的场所。[3]图1-6 占里的吊脚楼图1-7 在“美人靠”旁休息的少女图1-8 火塘

徜徉在占里,尤其在靠近村寨外围的部分,有时会发现一些建在鱼塘上、规模较小、四方形吊脚式、上盖杉树皮的木质建筑。建筑物有门无锁,随便打开其中一间,发现里面堆满了尚未脱粒的、成把的糯禾[4]。原来这就是占里的粮仓——禾仓(见图1-9)。禾仓建筑地点的选择十分有讲究:一是要靠近水源;二是要远离村寨。靠近水源是为了防鼠,架得高高的禾仓,其下临水,偷吃的老鼠是怎么也进不去的;靠近水源还可以预防火灾,谷仓建在水塘之上,不仅可以阻碍火势的蔓延,还有利于人们直接从水塘中取水灭火。远离村寨则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村寨内全部是木质建筑,一旦失火,蔓延迅速,损失不可估量。在占里的历史上,曾有许多次全村被祝融付之一炬的经历。谷仓建在远离村寨的地域,可以保证家宅被焚后,还有粮食果腹,不至于使村民一无所有。图1-9 禾仓

在水塘上,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由几块木板组合而成的厕所,其简易程度简直匪夷所思(见图1-10)。虽然我时常怀疑这种毫无遮掩的厕所的安全系数和隐蔽系数,但是,只有这样的厕所才能和整个占里融为一色。设想在这样的类似桃花源的环境中,若是插入几个现代化的、砖瓦结构的“公厕”岂不是大煞风景?而且,这种纯天然的环保厕所,保证没有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味,在解决内急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在水塘中悠闲嬉戏的鱼。“上厕所”在占里绝不是一项令人难以忍受的糗事,简直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图1-10 简易的厕所

在鱼塘中和溪边还伫立着高高的禾晾。这是用竖两根横十一至十三根木棒互相穿插而成的木质构造,用以晾晒禾把。每逢收获的季节,当金黄的禾把晒满禾晾时,在周围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禾晾就像一幅美丽的油画(见图1-11)。这就是占里著名的美景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摄影名家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拍摄这一幅幅奇妙的美景,将神秘的占里呈现在世人面前。图1-11 禾晾

侗谚有云:“未建寨门,先建萨坛;未立楼房,先立鼓楼。”其意思就是侗族把建萨坛和立鼓楼当作侗寨的两件大事。“萨”是侗语的汉字记侗音,意思是“奶奶”“祖母”。在南部方言区的每个侗族村寨都建有萨的住所——萨坛,供人们祭祀。占里的萨坛建在村寨的最高处,平时不允许人们随便出入,住在萨坛周边的人家也要小心维护萨坛周边的清洁和卫生(见图1-12)。只有在有斗牛活动或者春节“踩歌堂”的时候,才会在鬼师的主持下,打开萨坛的大门,献上茶水和酒肉,祈求萨的保佑。可以说,萨坛的存在比牢固的寨门还要重要,它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寨门。关于占里的萨坛(占里人称之为“得都”),鬼师公阳海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图1-12 萨坛(得都)“得都”(侗语表记汉字,即萨坛)里面供奉的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侗族女将,名字叫作萨玛铿希(侗语表记汉字,在侗语中是最大的意思)。据说,这位女将军十七八岁,她有两件宝物:一把刀和一把扇子。用刀去砍人,人倒;用扇子向人一挥,人倒。当时各村各寨要打仗的时候,都要请她去帮忙。要问她是哪里的人,我也都记不得了。不过,她最喜欢到平乐那边的一个小寨子里去,坐在那里的崖梁上,还把自己的刀和扇子藏在了那边一个谁也爬不上去的崖上。有人来请她去帮忙打仗的时候,她才会到那里取自己的武器。她帮哪个,哪个打仗就会得胜。当时,侗寨和苗寨都会请她,不过客家没请她。可是,后来一个叫凉郎的长得很漂亮的腊汉[5]把她给害死了。凉郎,就是凉薄、冷凉的意思。萨希(也就是萨玛铿希,“萨希”是大家对这个女将更通常的称呼)长得也很漂亮,在当时没有哪个人能够讨得到她去(做妻子)。可是,她喜欢上了这个凉郎,因为他长得漂亮。这个凉郎为了要萨希的那把刀,就假装跟她在一起,陪伴她,跟她一起玩耍。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凉郎就问萨希:“你那把刀搁在哪个地方呢?”萨希就告诉了他。这个凉郎就按照萨希告诉他的地方悄悄地去看,果然发现有一个刀把在那里,但是怎么扯也扯不动。凉郎就又去问她:“那把刀怎么拿不出来呢?”萨希就说:“要是谁去随便拿都拿得动,还算什么宝贝?什么武器呢?”“那怎么才可以拿得动呢?你告诉我吧。”“你当真要知道?那就把你的心头肉给我,成为我的人,我就告诉你。”凉郎答应了,于是萨希就告诉他,要把埋在地下三年的米酒拿来,然后一喷,就可以拿得动了。“当真?”看凉郎还是不相信,萨希就带他去看。萨希先让凉郎去拉那把刀,说道:“你是男的,力气一定很大,你先拉,使劲儿拉!”但刀就是不动;接着,萨希用酒一喷,轻轻一拉,刀就拔出来了。于是,凉郎也要试,结果,当然成功了。然后,两个人就回家了。之后,凉郎悄悄地把萨希埋在地下三年的米酒偷走,并骗萨希说:“我来这里也很久了,想回家看看,好不好?”萨希答应了。“我回家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说完这话,凉郎就走了。不过在回家之前,他去把萨希那把刀和扇子也拿走了。原来,这个凉郎姓李,萨希姓吴。李家和吴家之间曾有一桩冤案,但是李家从来都搞不过吴家。得了刀和扇子之后,李家就起义了,把这件陈年冤案又翻了出来,和吴家打了起来。因为刀和扇子都在李将军(李凉郎)手里,吴家就搞不赢了,萨希也死了。各村各寨听说萨希死了,大家都很可怜这个姑娘,都来拜祭她,请她的阴魂来保佑自己。(在村子里)搞了一个就像是墓一样的东西,算是给她安了一个位子在那里,喊她过来。还要给她摆酒肉啊,请她来吃。出战的时候,又去那里喊她,请她来帮助。我们现在牛打架也是打仗嘛,也去喊她来帮助。萨希死了以后,就上天变成神仙了。她本来就是仙人,下来做别个(别人)的姑娘(女儿),所以才有刀和扇子,才那么厉害。

——根据鬼师公阳海的讲述,在村民吴老有的帮助之下整理而成,并保留了讲述者的语言表达方式与遣词造句

从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占里人之所以这样看重萨坛,是因为里面供奉的“萨希”是一个聪明美丽却又境遇堪怜的姑娘:她善战,本领高强,又乐于助人,结果却被自己心爱的人所害。人们对这个姑娘报以极大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她曾经是别人家的女儿,却终究还是天上的神仙,她必然能够保佑占里阖村的安全和稳定,给人们带来繁荣和昌盛。对这一点,占里人深信不疑。

鼓楼是一个村寨中最重要的象征及聚会场所。当置于楼顶的木鼓被敲响时,人们就要立刻集中到鼓楼前,聆听寨老的吩咐。所以一般来说,鼓楼是一个侗寨最先立起和建得最高的建筑物。几乎每个较为古老的侗族村寨都建有形式不一、高矮不等的鼓楼。据有关部门统计,从江县有鼓楼92座,有楼阁式、门阙式、密檐式、干栏式等(贵州省从江县志编纂委员会,1999:115)。鼓楼产生的确切年代无文字可考,但有些村寨传承有“鼓楼是村寨遮阴树或遮雨伞”的观念,说明最早的鼓楼可能是侗族祖先原始简陋的集体住宅,其功用在于遮阳避雨。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的进化,人们逐渐在其周围加建干栏式吊脚楼,形成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寨。仍被保留下来的“遮阴树”的实际功能发生了转换,成为聚众活动、议事的场所。后来,它的功能进一步扩充,开始发挥“置鼓报警、传递信息”的作用(廖君湘,2007:197)。鼓楼曾经遍及整个侗族村寨,历史上侗族人民生活过的地方,都曾经存在过鼓楼(石开忠,2002:11~12)。

当接近占里之时,从远处的丛山密林中眺望村寨,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形似宝塔的高耸建筑(见图1-13)。这就是鼓楼。占里鼓楼呈斗拱结构,顶部攒尖,13层密檐收缩而上,高达20余米,好像一株巨杉屹立在寨子的中央。与周边的民居相比,犹如鹤立鸡群。鼓楼周边为鼓楼坪,底部为六边形,周边用木板封出半人高的女墙,西边留有一扇门。楼内四根主承柱用枋板连接成坐凳,中间为火堂,供人们冬天烤火所用。楼身为12层密檐,呈多边锥柱体,腰檐层层叠叠,由下而上一层比一层小,密檐的封檐板为白底并画有人物、斗牛、汽车、龙、虎、狮等,翼角翘起,鼓楼亭即楼顶是顶檐猛然升高达五至六尺而形成的,露出木柱安置透窗。顶庭六角翘起,盖以瓦片,檐用封板封住,同样画有许多装饰。亭顶用八个球状物串成一串直指天空。为何要在寨中建鼓楼呢?老人们说,远古时候,侗寨中心总要栽上一棵杉树,每当寨内有事发生,头人都要站在古杉树上召集大家到树下来议事。后来,就建造了鼓楼来代替杉树,并逐渐成为一种习俗。直到现在,每逢遇到火灾水患,寨内鼓楼房屋全部被毁,人们建房总要先建鼓楼,如果一时没有能力建鼓楼,则先立一棵杉木代替,然后才能建房立屋。1921年至今占里共被大火烧过3次,鼓楼也多次被付之一炬,最近一次被焚是在1952年。目前这座鼓楼建于1975年。图1-13 矗立占里中心的鼓楼

鼓楼是一种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象征图像。这种象征图像的寓意是希望村寨及人口像杉树一样蓬勃向上,一派生机。不仅如此,由“寨老”、“兜老”[6]、大家长和小家庭共同构成的网状、层次性的社会结构在鼓楼的宝塔形状中得以反映。它源于植物,却又寓意于社会及其结构,是社会及其结构的立体图像。同时,鼓楼还是社会情感的产物,同时也是维系社会情感并使情感持续下去的象征物。鼓楼上鼓声一响,人们无不立即动身前往集中;在鼓楼中宣布的一切,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在鼓楼中举行的社会活动主要有:聚众议事、执行规约、迎宾送客、欢庆节日等。

生活在占里的男男女女们,每一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颇有几分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宁静悠远。鸡啼三遍,旭日初生,占里的主妇们就早早起床,为全家准备一天的糯米饭:取头天晚上浸泡过的糯米放入木质蒸桶中;铁锅内加水,木柴烧开,利用水沸腾时产生的蒸汽将桶内的糯米蒸熟(见图1-14)。从小到大,我吃过无数次的糯米饭,甚至自己也曾在家里烹调过专门从占里带回来的糯米,但是,无论是哪里的糯米饭都比不上占里的香。图1-14 清晨煮饭的占里妇女

据说占里种植的是一种特殊的糯米——糯禾。这种糯禾不仅适应了当地冷、阴、烂、锈的土地条件和雾多、湿度大、光照少的气候条件,还是当地民族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侗家饮食,讲究“饭必食糯,菜必有鱼”,可见糯和鱼在其民俗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占里,种糯是男人们的工作。清晨起床后,抓一把刚刚蒸熟的糯米饭,不需再添加任何调味品,即可吃得津津有味。饭后,男人们三五成群,相互吆喝着,带着芭蕉叶包好的糯米饭,一起上山:春天耙田插秧,夏天割草喂牛,秋天折禾打谷,冬天烧炭养牛,间或扛枪打鸟、下水捉鱼,日子过得逍遥自在,罕见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仓促忙碌(见图1-15)。图1-15 在山中烧炭、挑炭回家的占里男子

男人们去山上做活路[7],村里只剩下女人和小孩。女人除了要照顾孩子、忙碌家务之外,还要照顾继承自母亲的棉花地,以及自己开辟的菜园。幸好,占里的棉花地和菜园大多距离村寨不远,分布在附近的山坡上,免除了女人们两头奔波之苦。日正当午,哄睡了孩子后,妇女们或者三五成群地聚在某家吊脚楼的“美人靠”,沐浴着阳光,一边裁衣刺绣,一边轻声合唱来自祖先的歌谣;或者将纺车搬到火塘旁边,借着浓浓的暖意,纺线织布,打发漫漫长日。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年轻姑娘加入这个行列中,或者学习纺线制衣的技巧,或者学习吟唱流传至今的古歌(见图1-16)。图1-16 纺线中的占里老婆婆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上山的男人们也回到家中。冲凉洗去一身的疲惫后,男人们多聚在鼓楼前抽烟聊天;女人们则纷纷返回家中,开始准备晚饭。占里人一般是一天两餐,主食当然是糯米饭,再佐以腌鱼、腌肉和水煮青菜。虽然简单,但是糯米饭天然的香味和较一般米饭为多的油性,也让简单的饭菜多了一些味道。

月上中天,占里的一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于青年男女来说,时间才刚刚开始。行歌坐月是占里青年男女交际的主要形式,也是单调生活中唯一的调剂品。所谓“行歌坐月”,就是侗族青年男女以歌互答,交流心情、表达爱慕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恋爱“预备期”。占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这样的交流中,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他们走入以后的恋爱和婚姻生活积累了深厚的感情基础(见图1-17)。图1-17 青年男女的“行歌坐月”

第二节 记忆中的迁移史

就像许多无文字社会一样,占里的历史也缺乏资料依据。在占里老人们的记忆中,祖先们由于原居地人满为患,不得不进行迁移,而在迁移的过程中,又遭遇了战乱、饥荒、欺辱等,记忆中的迁移史简直就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程。虽然,最后在占里定居,并开始幸福的生活,但是人们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可谓血泪斑斑。因此,安稳生活、避免迁徙是占里人所渴望和尽力维持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也是后来在人口与资源产生矛盾的时候,占里人不得不选择自觉控制人口数量的原因之一。控制人口是占里人面对有限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一种不得已的“策略”,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先前,我们的祖先居住在江西。那时候人多地少,仅有的土地根本养不活所有的人,地方真是太穷了,人们生活也特别恼火(穷困)。后来,我们的祖先只好开始迁移,先是到了广西梧州,生活了好一阵子。后来,因为战乱和饥荒,被迫在二月初一沿(都柳)江而上,却一直难以找到安身之处。最后,终于到了黎平一个叫那旦坡的地方住下来。在黎平,租种别个(别人)的田,收成是要对半的,生活依然很困难。而且,在黎平那里,田少人又多,大寨还欺负小寨,我们经常被人家欺负,没得办法。祖先们只好继续迁移。后来到了(四寨)河口那里,离付中不远的一个坡,总算是安稳了下来。但是,付中地势较高,祖先们总是掌握不了那里的天气情况,早晨起来,看到山间雾气蒙蒙,以为要下雨,上坡的时候就带上了雨具,结果山间出了大太阳;以为天气晴朗,不用带雨具的时候,却又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几次三番下来,祖先们觉得这地方不好。而且,当时付中是个很大的寨子,人口也很多,他们的田也不够。付中的人就对我们的祖先说,你们继续往里面走,里面有一大片田,我们都给你们去(种)。(为什么付中人那么大方?)因为里面有老虎啊,以前(占里)这里老虎好多嘞,付中人也怕哦!他们让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挡着老虎啊!(你们侗家不怕老虎吗?)我们不怕,老虎不吃我们的。说来也怪得很,老虎吃别个(别人),但就是不吃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五个兄弟,开始住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八月初一,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在鼓楼前面搞(祭祖仪式),那五家每家出两个人,再加上两个寨老,一共十二个人搞才搞得成。住下来之后,我们还动过一次。就是,我们一开始住在坟山[8]那个坡上,可是那时候,我们种什么都不得,做什么都不顺手,田也不多,还要租别人的田,生活十分困苦。后来就来了一个地理先生,不晓得是我们请来的还是他自己来的,反正他给我们看了后说那里风水太差,让我们再沿溪往下迁,就是现在建寨的地方,而且必须要在村口建一座桥,这样才好。按照地理先生的话做了之后,我们的生活真的慢慢地好了起来,又花银子从周边村寨买了很多田,就成了今天这种情况了。你不要看这里现在这样大,以前那条河是很大的,旁边都是一些塘塘(水塘),根本没有办法建房住人的。我们就把那些塘塘都填了,搞平了,然后在那上面建房子,慢慢发展起来的。——根据寨老公阳海和鬼师补太的讲述,结合公团、公超、公艳等寨老的补充,在村民吴老有和吴老捞的翻译之下整理而成,并保留了大部分讲述者的语言表达形式

江西现在没有侗家了,全部都是客家。不过我们是侗家,从江西迁过来的时候就是侗家。开始我们从下面上来,(虽然)没(不)懂侗话,但是还是侗家。后来搬到上面之后,周围都是侗家,讲侗话,(我们)跟这里的人家学,慢慢地就会说了,小娃崽们也都懂侗话了。——寨老公阳海对我质疑占里人族属时的回应

从上面关于村寨来源的传说来看,占里侗族的组成应该是由多元,最后发展到一体的。首先,占里是一个在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群体,也就是村民口中的“我们的祖先”。他们最初从江西到广西再到贵州,一路行来,吸收了不少沿途民族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有融合,有斗争:既有接受当地民族惠赐的时候(在梧州、付中),也有遭受当地民族欺压的时候(在黎平),不论是惠赐还是欺压,都增加了民族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其次,在首批到达占里的“祖先”定居之后,也有多次人员的迁入,其中既有侗族,也有苗族,当然也可能有汉族(尽管占里人极力否定这一点)。

在传说中,五个兄弟发展成为五个兜,实际上并不是五个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而是有拟制血缘的兄弟。这从占里的婚姻习惯法中就可以略窥一二。占里实行村内婚,男不外娶,女不外嫁;在婚姻圈上实行兜外婚,属于同一兜的青年男女不得婚配。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占里人习惯上只能从不属于自己所在兜的另外四个兜中去寻找。可见,允许婚配的这五兜之间,原则上来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本来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人们,通过结成拟制兄弟的关系,并使用同一姓氏“吴”,大大增加了当事者对归属同一亲属集团的认同。拟制亲族相互之间由于在心理上结成了同属的感情,作为兄弟,他们相互扶助,同心协力,共同履行血仇义务,坚守婚姻禁忌,当一方死亡时其他人要为他守孝(石川栄吉等,1994:112)。在村落初建,力量不足以对抗外力的时候,拟制血缘兄弟关系的结成,对促进村寨的共同认同感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拟制关系的结成需要一定的仪式,如同饮酒、共啖肉等。至今,在占里每年一度的纪念祖先到达占里的节日上,就有这么一项仪式:当初最先到达的五个兄弟的后人,每家委派两个代表,加上两个寨老,一共十二个人,在鼓楼前共同盟誓,共饮血酒,最后还要杀一头大肥猪,将其肉均分给全村每一家。这一仪式,应为当年曾经有过兄弟结义、歃血为盟的证据。

占里除了吴姓之外,还有一些小姓,其人口不多,影响不大。比如,潘、黄、石三姓各两户,彭、贾、伍、孟、蒋、杨六姓各一户,已分别加入了吴氏的五个兜中。

我们这里都是从五兄弟下来的吴家的。(姓吴的就没有后来的?)姓吴的里面也有后来的,不过比较少。别的那些人家(小姓)都是后来过来的,从托里、峦里、朝里那边过来的。他们那里很穷的,又没田;我们那时候田很多,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以后,开始也是给我们当长工,做活路,我们给他们一口饭吃,一个地方住。后来,(土改时期)我们也给他们分了田,让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下来。再后来,(“文革”时期)就不让我们吴家的人管事了,村长、支书只能是他们外面来的人,整天带我们革命。(跟小姓的人结婚要看他们是哪一兜的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随便他们,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用看。不过,他们死了,也不能进我们的坟山[9](见图1-18)。——根据吴姓村民们的讲述记录整理而来图1-18 占里的坟山

我们是从朝里过来的,到占里差不多有一百年了吧。最早,我们的祖先是被请过来做教书先生的。后来就跟这里的姑娘结婚,在这里成了家,落了户。攒了一些钱以后,我们的祖先也在占里买了一些田。解放后划成分的时候,我们家是贫农。我们也要遵守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能生一男一女,要是违反的话,就会被赶回(朝里)。八月初一的时候,我们不去鼓楼,那是他们吴家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跟他们吴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都爱吃酸的。虽然占里姓吴的最多,但是大家都住在一起,我家也没有被别人家欺负过。——根据一位杨姓占里人的讲述记录整理而来

现在占里的小姓们,迁入的时间还不太长,且因为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占里的吴姓人家对“我们”“他们”区别得很清楚。在一些禁忌仪式中,将“他们”排除在外;习俗过程中,也不强迫“他们”必须遵守。可见,这些人由于居住的时间尚短,和先迁入占里的人家尚未融合为一体:①仍旧保留自己的姓氏;②不需要遵守共同的生活禁忌;③没有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

由于侗语没有文字,关于占里的历史,除了古歌和传说之外,无从考究。唯一有确切纪念的标志,是村头的一口古井(见图1-19),上刻有“嘉庆三十二年”字样,可知占里的迁入史应当不晚于这个时间。占里的历史变迁与侗款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占里的最早记录“三十托里,五十占里”也是出现在款词中的。民国前后,占里受款组织约束,当时占里和付中(苗寨)、驮里二寨合为一个小款(约500户)(廖君湘,2007:142~143),属千三款。[10]新中国成立后仍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款是侗族村寨(有时也有个别外族村寨加入)之间为了共同防御外族或有敌人入侵时的一种自卫组织。图1-19 占里老井“山中无岁月”,随着时代的变迁,深山中的占里也逐渐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有建制记录之始,占里属黎平县,后属该县的第五区,即双江区管辖。1942年占里由黎平划归入从江县管辖,隶属该县第二区,即贯洞区,是该区高增乡第八保。1951年改为高增乡第六村,1953年改隶属丙梅区,即第一区,并建立乡级政府机构,定名为和平乡。1957年属银潭片区,1958年属丙妹公社和平工区,1960年和付中一起被并入小黄工区。1961年公社划小,以原乡范围建立公社,定名为和平公社,占里为公社所在地。和平之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命名的。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占里、托里、付中、三联、五一等村寨在旧社会经常因为闹纠纷而不和;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和平”,是希望这些村寨能够和平相处。1984年8月改社为乡,恢复和平乡之名,仍属丙梅区管辖。1990年撤区并乡,占里所在的和平乡被并入高增乡,占里被取消乡级建制,从而成为高增乡的一个行政村,直至今日。

[1] 公路在2005年通到占里。说是公路,但其实就是对路面基本的硬化,并未浇沥青。一遇阴天下雨,路面湿滑,且极易发生山体滑坡,车辆基本无法通行。不过,据县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再过两年,这条路上该滑坡的地段也都滑下来了,不会滑坡的地方也就那样了,到时候再浇沥青,路就会好走许多。

[2] 风雨桥最近一次被焚毁后,由于种种原因,新桥至今仍未被重建。

[3] 现在大部分人家都将火堂设在了一楼,并建有专门的厨房。因此火堂的功能仅剩取暖。

[4] 占里的主要粮食作物。

[5] 侗语中小伙子的意思。

[6] “兜”是侗语的汉字表记,即房族、家族、血族的意思。“兜老”就是族长。

[7] 在从江方言中,“做活路”即劳动、干活的意思。

[8] 离占里村不太远的一个小坡,现在已经成为村里吴姓家族的公共坟地。

[9] 占里主要有两座坟山,一座属于吴家,埋葬历代死去的吴氏祖先;另一座则是乱葬,非吴氏家族的人和暴毙的人大都葬在那里。两座坟山都在村寨附近,虽然位置相近,并行而立,却界限分明。在图1-18中,左侧较远处的是吴氏坟山,右侧较近处是乱葬坟山,即非吴姓家族的坟山。

[10] 范围包括银潭、谷洞、占里、邦土等寨以及黎平县的双江乡、四寨乡等一些村寨。集中议事的款场在弄树。

第二章 万物一体:生存环境

地域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的场所,也是文化形成、发展的必备条件。大多数民族都有一个比较稳固的生存环境作为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必要空间基础。自然环境是自然空间及其所附带的自然属性;社会环境是某一具体民族周边与其以不同方式共存的社会范畴内全部社会实体的总和,诸如民族、国家等。占里的生存环境也由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两部分构成。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生存环境中的占里人,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自然观。而在这种自然观之下,天、地、人“三者互为手足”,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

第一节 自然环境

一 环境条件

身处占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山高林密。

占里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08°52′~108°56′、北纬25°27′~25°55′,海拔380米,四周被鸡大、梁若、林冷、林今梁四座山包围,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将山体染成了苍翠的颜色;境内还有正溪、本溪、四寨河(又称双江)三条溪流(石开忠,2001:23),常年流淌不息,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水力资源;占里年平均气温16.6℃~17.8℃,其中元月份平均气温最低,为7.1℃,七月份平均气温最高,为27℃,元月份和七月份的平均气温相差不到20℃;一年中无霜期为304~320天,年降雨量1224.1毫米,年干燥度0.78,是一个雨量比较丰富的地区。占里四季分割不是太明显,一般来说,春季65~70天,夏季94~117天,秋季49~61天,冬季117~157天(贵州省从江县志编纂委员会,1999:57)。

占里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成百上千种热带、亚热带、温带、暖温带的药用植物、芳香植物、食用植物和菌类,提供了医治疾病的药物、美味的水果和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料;蜿蜒而下、流经村寨的小溪,不仅便于村民用水,还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鱼类资源;山野、森林、草地栖息有大量的野生禽类和兽类动物群,如野兔、野猫、田鼠、黄雀、斑鸠、野鸡等,提供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质。森林树种繁多,是国家重点林区之一。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林木资源极其富足,尤其盛产杉树。杉树生长迅速,材质优良,可“干千年(用作建筑房屋),湿千年(用作堰坝梁材),半干半湿几十年”(石开忠,2001a:6)。历史上杉树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占里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直到现在,杉树作为优质的建筑材料,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占里适宜生产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糯禾,其次是薯类和豆类等;经济作物有油菜、油桐、椪柑、烤烟、棉花、蓝靛等。

占里的自然环境特点是层峦叠嶂,峡谷幽深,道路崎岖,地形多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适宜农耕;孕育了茂盛的森林和各类草本植物,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占里雨热同季,适于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的生长,也适宜林木渔业的经营;同时由于地处山中低谷之地,加之日照偏少、春季回温迟、秋季降温早、降水集中、雨量季节分配不均等气候弊端,导致水旱、倒春寒等灾害性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生态环境,可说是利弊各半。有利条件是,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适宜农业发展和经济作物生长。不利条件则是,地形多变,平坝田少,难以灌溉;山高林密,日照不足,影响产量;山高路远,交流不畅,技术原始。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除了现有的,很难再开拓出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而要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源就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保证粮食作物的稳产和高产。二 人与自然

讲环境,不能离开人。人对自己生存其中的环境的认识,从侧面上也反映了当地环境的状况。占里人对周边的环境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在他们流传至今的古歌中,天地万物早于人出现,自然是主,人是客。

万年以前,天地混沌未开。既没有光,也没有动物,更没有人。后来,天上有了太阳。有了太阳的照耀,世上才有万物。莫高养[1]莫老,莫老养莫俊,莫俊养将活,将活养艾容,艾容养忒痛。[2]忒痛[3]养了五个崽,老大是将谷老,将谷老养里符王,里符王[4]是老虎的祖先;老二是龙;老三是鸟;老四是蛇;老五是人。这五个崽既是兄弟,又是朋友。后来,老虎归山,龙入海,鸟在天上,蛇进洞,人在地下。苗家在高坡,客家在河边,侗家到处有。苗家会射箭,客家擅拿笔,侗家什么都会。……

——根据歌师补噶讲述的故事整理而成,村民吴老朝担任了翻译工作。记录中,由于找不到对应的汉语,因而保留了大量的侗语词汇

占里人认为,在光和太阳的照耀下产生了万物,所以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不可以随便破坏,这样它才能够给所有的生物以活力。整个自然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由阳光照耀产生的,如树木、草、山川、河流、石头等,它们先于人类产生,在自然界中处于“主”的地位;另一类是在自然界的某一个环节中派生出来的(忒痛养五崽),如人、兽、虫、鱼等,它们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在自然界中处于“次”的地位。当地人有“山林树木是主,人是客人”的说法,而客人是不能随便动主人家里的物品的。这种思想,在客观上对生态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

占里人认为,不管是山林、树木,还是鸟、兽、虫、鱼,都是有灵性的,但是,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又各自构成生物链中的一环,存在砍与被砍、吃与被吃、杀与被杀等关系,这就有了许多禁忌及仪式。这些禁忌和仪式也说明了人对自然的一种态度。下面就以占里人的几个生活习惯为例加以说明。(一)吃肉先吃瘪[5]“瘪”是占里饮食中的一道最具有特色的菜肴。刚到侗家做客的人,可能不太习惯这种略带特殊气味的食物;看到瘪的烹调过程,可能会让更多的人难以下咽。但是,占里人感觉瘪甘之如饴,认为瘪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占里人为什么会吃瘪呢?老人们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以前,世上的动物原本都会说话,还能跟人交流。可是正因为动物们都会说话,人就不敢吃它们了。你想想,会说话,那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可是,不吃肉怎么行呢?不吃肉怎么会有力气上山做活路呢?于是,人就决定不让动物再说话了。可是,这样一来,牛很不甘心。它跟人说:“你们人又让我上山劳动,还要吃我的肉,这怎么可以呢?对我们牛太不公平了,我不同意(不开口说话)。”于是,人就答应牛,(为了公平起见)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吃瘪。瘪是什么啊?瘪就是屎啊!牛看到人虽然吃自己的肉,但是也吃自己的屎,这才甘心,同意以后不再开口说话了。——根据占里老人的讲述整理而成

在这个故事中,虽然看起来是以人为主:为了吃牛肉而不让牛再像人一样说话,但是,实际上,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人并没有那么多的自主性。首先,吃肉并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体力从事劳动,从肉类中获取一定量的蛋白质是必需的;其次,人对自然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要通过与自然的协商来解决问题,即人要吃牛肉,牛不同意,那就要商量;最后,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必须要以牺牲自己部分的利益为前提,即要想吃牛肉,就要吃“牛屎”。从这项饮食习惯中可以看出,占里人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利用资源,但不任意妄为。(二)老虎不吃人

看到老虎,你会有什么想法?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老虎要吃人,快跑!”可是占里人却对猛虎加以保护,禁止人们猎捕老虎。为什么不准打老虎呢?因为老虎不吃占里人,因为老虎和占里的祖先有关。

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一个叫吴公里的老爷爷去打猎,在山坳里发现有一只小老虎冻死了。于是,公里打算把小老虎烤来吃。没想到烤了大半夜,小老虎又醒过来了。小老虎以为是公里救了自己的命,于是就跑回家去找它的妈妈,并且告诉妈妈说:“有个占里的老公公很善良,生火救了我。”那时候老虎都会说话,还能跟人沟通,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不会了。老虎们听说公里救小老虎的事情以后,就抬了一块白石头,跑来跟占里人达成了协议:谁要是想吃占里人,先得把这块白石头咬成粉(才可以)。你想啊,石头怎么可能咬成粉呢?不可能的啊!所以,别看这里以前老虎多得很,但是它们只吃猪、牛啊什么的,都不吃我们哩。——根据歌师补噶的讲述记录整理而成,村民吴老朝翻译

在占里的传说中,动物都是具有灵性的,而且都会说话,可以和人交流。可见,在占里人的观念中,动物跟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大家都是一家人,因此要友好相处,不能互相残杀。无论是上文故事中作为人类生产工具的牛,还是这个故事中作为人类生存威胁的老虎,在占里人那里,它们的存在跟人没有冲突,相反,可能还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助力。(三)长不高的马桑树

占里人认为,山林与人们的生存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山林是主人,而人只是匆匆过客。所以,占里人非常重视对树木的培育和利用。占里有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的优良传统。春耕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村不分男女老少上山植树造林。由此看来,占里人是把植树造林看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来完成。占里的主要燃料是木柴和木炭,每家都有自己的小片山林,而且每年要砍伐一次。在砍伐的前一年,要先种植新树,待树苗成活后才可以砍伐相当数目的大树,劈开晾干后用作柴火;冬天到来之前,还要上山烧炭,备足取暖用的木炭。要砍伐之前,就要先栽种,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不是自家的山林,绝对不允许随意砍伐。在占里人的观念中,只要是树木都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不以其是否能够作为优质燃料为标准,连马桑树这种不易燃烧的树种都被列入了保护的行列。关于马桑树,占里的老人还给我讲了一个传说。

马桑树以前长得好高,能高到天上去,够得着太阳哩。据说,顺着马桑树的树干往上爬,就能爬去天上。后来,洪水来了,天上的神仙派了12个太阳来晒干洪水以拯救人类。水是晒干了,人也快被热死了。有个人(他有名字的,不过我记不得了)就沿着马桑树的树干爬上去,射下了11个太阳。神仙就责怪马桑树长得太高了,就念咒语:“马桑树,不要高,长到3尺就弯腰。”从此,马桑树就长不高了。

——根据占里老人讲述,结合石开忠教授的记录整理而成(姚丽娟、石开忠,2005:178)

老人们经常告诫孩子们,大树都是有灵性、有知觉的,如果你砍它一刀,它也会哭泣。听着这样故事长大的占里人,哪里还忍心对大树乱动刀呢?占里六条村规民约中,也专门有一条,要求人们不得随意砍树。面对漫山遍野的大树,占里人唯有敬畏之心了。甚至在用猎枪打鸟的时候,占里人也考虑到鸟和树木的关系,不随意开枪。占里男人们热衷于打鸟,每每上坡做活路都要背枪而行。打中了鸟,一是可以体现自己的男子气概,二是可以为单调的午餐增加一道美味佳肴。但是,占里人打鸟也有三不准:一是不准打山林中“常驻”的鸟,它与山林相互依偎,谁也离不开谁;二是不准打春天的鸟,因为春天的时候,山林刚刚萌发嫩叶,尚需要鸟类的保护;三是不准打小鸟,因为小鸟还没有长大。

也许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占里森林资源丰富,两三人合围的大树比比皆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郁郁葱葱,将占里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但是,保护并不是禁用,而是有计划地充分利用。比如,占里人最主要的建筑用材和燃料用材就是杉树。在占里,杉树是修建吊脚楼、禾仓、禾晾、风雨桥、猪圈、牛圈等的主要原料。用来修建吊脚楼的杉树要笔直没有分杈,忌讳分杈多和立着死的。与其说是忌讳,不如说是让这两类树回归自然。死了的树,就让它腐烂变成肥料;分杈多的,就让它继续生长,长出更多的枝杈供人们作别用。杉树一经砍下将全部被利用,一点都不浪费:主干做柱子或板子,树皮用来盖房顶,靠树尖的一节锯成两半做禾晾柱子,树尖做禾晾横栏,剩下的皮板用来围猪圈、牛圈,刨木花儿用来烧火。总之,物尽其用。占里人认为,只有这样,人与山林才融为一体了,而且可以从山林中得到用之不竭的资源回报,从而达到人与山林的和谐共存。

占里人世代与山林共存,但在共存的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增长,有一个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即人口发展与自然承载间的矛盾。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树与雀的共存关系中,占里人总结出了人口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饿死”。简单朴素的话语中,浓缩了控制人口的思想。在占里人眼中,自然的容纳力不是无限制的,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适应环境,在考虑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发展人口。就像歌谣中唱到的,在一棵只能容纳一窝雀的树上生存,如果“雀口”超过了树的承载力,其结果只能是一起饿死。祖先留下的地是一定量的,好比那一棵再也容纳不下第二窝雀的树,在新的规模性开发无法进行的前提下,如果放任人口增长,其结果也只能是重蹈祖先四处漂泊、寻找新家园的覆辙。而这恰恰也是占里人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有限的资源空间中生存,人口控制被提上了日程。

第二节 社会文化环境

占里的自然环境特点是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此间事“不足为外人道也”。固然,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可以让占里少受外敌侵扰,保护村寨安全,文化上也是自成一格,但同时也造成占里与外界接触中的障碍。自古以来,占里便少为外界所知。若不是20世纪80年代追捧“换花草”的热潮,也许这个遗世独立的村寨还在继续着自己原本的生活步调。一 进入国家体系的占里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在最早的“款”组织中,占里与付中、驮里组成一个小款,共同的对外防御活动比较多。建制之后,占里先是隶属黎平县,因为占里以北就是黎平县辖区,日常生活中与黎平县侗族接触也比较多。占里的田多,有些田实在距离村寨太远,就租种给黎平人,只等糯禾成熟的时候折禾即可;而黎平由于田少,为了多得些糯米,也乐于租种占里的水田。至今,占里还有一些老人说:“我们以前是黎平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从江的了。”1942年以后,占里开始划归从江县。虽然占里在建制之后,名称改来改去,时而“村”时而“乡”,时而“工区”时而“公社”,行政区划范围也时大时小,但终归是已经进入国家体系之中,日渐受到国家大环境的影响。

我还记得,土改的时候,我们划分成分,这里有两户地主,也有几户富农,还有中农和贫农。要说啥是地主、富农的,我们也都不清楚,好像主要是他们粮食多,别个没有粮了就跟他们借,然后他们就收利息。反正,干部就说那是什么剥削的。那时候,斗地主、斗富农是常有的事儿。只要是村里收成不好啦,生产上不去啦,就说是地主和富农在内部搞破坏,然后就让大家一起去开批斗(大会)。当时斗的大多是寨老和鬼师之类的。那时候,都不让我们村的姓吴的人当干部,都是那些外来的(当干部)。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到1962年,壮劳力都被抽调去修公路了,你看从江那条国道,就是我们修的,国家没花一分钱哩。村里没了劳力,只能是妇女跟老人做活路,又赶上自然灾害。交了12万公斤公粮后,村里就没剩下什么(粮食)了。那时候不是“大锅饭”嘛,每个人每天才得这么一坨坨(拳头大小)糯米(饭),饿死了好多人。“文革”的时候,大家都不搞生产了,天天搞斗争。像我们这里的鬼师,你要问我信不信,有的时候也是不信,但是,家里有人死了的时候,鬼师是肯定要请的;有病医了好久也不好的时候,你自然也就信了。反正,我们这里的人还是很迷信的。但是,那时候,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谁还管你是不是鬼师啊,该斗也得斗啊!没得办法。当时内部矛盾也是很尖锐的,要不为什么都不让我们吴家的人当村领导啊!(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6],我们重新恢复了鼓楼盟誓,希望能够恢复一些传统的东西。但是,你看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是出去上学就是出去打工了,村里懂那些东西的人又都年龄大了,以后占里会成什么样子,谁知道呢?

——记录来自一位占里村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占里历史的讲述

从这位村民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占里近代的命运已经和新中国的历史牢牢结合在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给占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带来的文化传承断层。占里,已经越来越被卷入国家体系之中,不管它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二 占里与周边村寨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占里北接黎平;西北靠谷坪乡的五一村,西南是付中苗寨;在东南有托里,东挨岜扒;西面和谷坪乡的银潭寨隔四寨河相望。除了距离最近的付中苗寨之外,从占里要到其他村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在地图上看起来,村寨与村寨之间的距离不是太远,但实际上,它们可能恰好位于两座山上,不仅要翻山,还要越谷。如果真的要走的话,即便是惯于走山路的占里人,没有个小半天也不可能到达。所以,若没有重大节日,占里人也很少去周围这些村寨访亲探友。

提到占里及其周边村寨的关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得不提。这就是“变婆”。有人说:“侗族,无村不‘变’。”意思就是,“变婆”在侗族村寨中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变婆”到底是什么呢?

变婆,用我们侗话来说就是“BIN”,就是变化的意思啦。它们大多都在山里,算是一种半人半鬼的东西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它们不算是人,也不算是鬼。鬼是看不见的嘛!那就应该说是一种死人吧!有“变婆血”家里的人死后都是要“变”的,就是“变婆”。从外表来看,“变婆”跟人(模样)差不多,面色苍白,唇色发灰,长相难看,也不会说话,只会胡乱吼叫;不过,它们不会轻易到人的家里去,大多会去看自己的亲戚。如果有(普通)人不小心撞见了它,轻者断子绝孙、没有后代,重者神经错乱、魂飞魄散。以前我外公就曾经见过变婆,因为他的堂弟娶了一个有变婆血的妻子。据说那是一个早晨,我外公他们还没有起床,却听到外面房间有咚咚的舂米声,正在疑惑是谁这么早就在舂米,外公起床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正是寨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我外公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变”了。正是因为看见了变婆,所以我外公那一家现在已经没有后人了,应验了断子绝孙的说法。

关于变婆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据说,从前有兄弟两个在山上做活路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一条蛇在蜕皮,想到家里的妈和爸都老了,早晚有一天会死,那这种蜕皮后“死而复生”的方法不错,就跟蛇商量——那个时候的蛇都会讲话的——拿到了可以“死而复生”的药。兄弟两个回到家里以后,把前因后果讲给了妈和爸听,两个老人家也很高兴,(认为)从此后就可以永远(和自己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就吃了这种药。但是后来,在哥哥的孩子降生的那个夜晚,妈却死去了。兄弟两个悲痛欲绝,去找蛇理论,为什么我的妈明明吃了药,却还是死了。蛇告诉他们,不用着急,你的妈还会回来的。果然,在几天以后,他们的妈回来了,只不过样子已经变了,而且也不会说话,只会哇哇怪叫。兄弟两个虽然伤心,却也没有办法。

我们占里大概有30户是变婆家(全寨一共160户)。变婆的“基因”是可以随着血传下去的,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中有一个是出自变婆家族,那么,他/她的孩子死后也都会“变”。这是丢死人的事情。你不要去问人家啦,要是正好问到一个“变婆家”的,人家会不高兴的。在村里吵架,“死变婆”也是极端恶毒的骂人的话,也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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