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桂娟,吴小明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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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高试读：

中医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难经》，本草学探源于《神农本草经》，辨证论治及方剂学发轫于《伤寒杂病论》。在此基础上，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思考与实践，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知灼见，不断革故鼎新，充实完善，使得中医药学具有系统的知识体系结构、丰富的原创理论内涵、显著的临床诊治疗效、深邃的中国哲学背景和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历代医家本身就是“活”的学术载体，他们刻意研精，探微索隐，华叶递荣，日新其用。因此，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繁荣景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自2008年起相继依托2005年度国家“973”计划课题“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与内涵研究”、2009年度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子课题“古代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研究”、2013年度国家“973”计划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中医理论体系结构与内涵研究室”建设规划，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等16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选取历代具有代表性或学术特色突出的医家，系统地阐释与解析其代表性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旨在发掘与传承、丰富与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为提升中医师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和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本套丛书即是此系列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而成。

综观历史，凡能称之为“大医”者，大都博览群书，学问淹博赅洽，集百家之言，成一家之长。因此，我们以每位医家独立成书，尽可能尊重原著，进行总结、提炼和阐发。此外，本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医家特色学术观点与临床实践相印证，尽可能选择一些典型医案，用以说明理论的实践价值，便于临床施用。本丛书现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的“医药卫生”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将于“十三五”期间完成此项出版计划，拟收载历代102名中医名家，总字数约1600万。

丛书各分册作者，有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资深专家、国家及行业重点学科带头人，也有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师中的学术骨干，分别来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科研机构和临床单位。从学科分布来看，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史文献、中医经典及中医临床基础、中医临床各学科。全体作者以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历经数年成就了这份艰巨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了传承、运用、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重大使命。

在完成上述科研项目及丛书撰写、统稿与审订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暨编委会和审订委员会全体成员，精益求精之心始终如一。在上述科研项目负责人、丛书总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潘桂娟研究员主持下，由常务副主编张宇鹏副研究员、陈曦副研究员及各分题负责人——翟双庆教授、刘桂荣教授、郑洪新教授、邢玉瑞教授、钱会南教授、马淑然教授、文颖娟教授、陆翔教授、杨卫彬研究员、崔为教授、柳亚平副教授、江泳副教授、王静波博士等，以及医史文献专家张效霞副教授，分别承担或参与了团队的组织和协调，课题任务书和丛书编写体例的起草、修订和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课题研究任务的落实和分册文稿编写和审订等工作。编委会还多次组织工作会议和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组织审订委员会专家复审和修订；最终由总主编逐册复审、修订、统稿并组织作者再次修订各分册文稿。自2015年6月开始，编委会将丛书各分册文稿陆续提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拟于2019年12月之前按计划完成本套丛书的出版。

2016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对传承脉络清晰、理论特色鲜明的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深入研究中医对生命、健康与疾病认知理论，系统总结中医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理论精华，提升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和产品研发的能力，切实传承中医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预防治疗观”。上述项目研究及丛书的编写，是研究团队对国家层面“加强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号召的积极响应，体现了当代中医学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矢志不渝的追求！通过此项全国协作的系统工程，凝聚了中医医史、文献、理论、临床研究的专门人才，培育了一支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在此衷心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其所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究生院，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河北中医学院、贵阳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等16家科研、教学、医疗单位，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华中健编审、伊丽萦博士及全体编校人员对丛书编写及出版的大力支持！

本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百余名作者感慨万千！希望广大读者透过本丛书，能够概要纵览中医药学术发展之历史脉络，撷取中医理论之精华，传承千载临床之经验，为中医药学术的振兴和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促进本丛书不断修订和完善，共同推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扬！《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凡　例

一、本套丛书选取的医家，均为历代具有代表性或特色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名家，包括汉代至晋唐医家6名、宋金元医家18名、明代医家25名、清代医家46名、民国医家7名，总计102名。每位医家独立成册，旨在对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等内容进行较为详尽的总结阐发，并进行精要论述。

二、丛书的编写，本着历史、文献、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原则，全面解读、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医家原著，适当参考古今有关该医家的各类文献资料，对医家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加以发掘、梳理、提炼、升华、概括，将其中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价值的独特内容阐发出来。

三、丛书在总体框架上，要求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在内容阐述上，要求概念正确、表述规范，持论公允、论证充分，观点明确、言之有据；在分册体量上，鉴于每个医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总体要求控制在10万 ～ 20万字。

四、丛书每一分册的正文结构，分为“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与“后世影响”五个独立的内容范畴。各分册将拟论述的内容按照逻辑与次序，分门别类地纳入以上五个内容范畴之中。

五、“生平概述”部分,主要包括医家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籍贯等基本信息，时代背景、从医经历以及相关问题的考辨等。

六、“著作简介”部分，逐一介绍医家的著作名称（包括现存、已经亡佚又经后人辑复的著作）、卷数、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

七、“学术思想”部分，分为“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两部分进行论述。前者重在阐述医家之家传、师承、私淑（中医经典或前代医家思想对其影响）关系，重点发掘医家学术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学术渊源；后者主要从独特的学术见解、学术成就、学术特点等方面，总结医家的主要学术思想特色。

八、“临证经验”部分，重点考察和论述医家学术著作中的医案、医论、医话，并有选择地收集历代杂文笔记、地方志等材料，从中提炼整理医家临床诊疗的思路与特色，发掘、总结其独到的诊治方法。此外，还根据医家不同情况，以适当方式选录部分反映医家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的医案。

九、“后世影响”部分，主要包括“学术影响与历代评价”“学派传承（学术传承）”“后世发挥”和“国外流传”等内容。其中，对医家的总体评价，重视和体现学术界共识和主流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阐明新见解。

十、附以“参考文献”，标示引用著作名称及版本。同时，分册编写过程中涉及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以及未经引用但能体现一定研究水准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也一并列出，以充分体现对该医家研究的整体状况。

十一、附以丛书全部医家名录，依照年代时间先后排列，以便查检。

十二、丛书正文标点符号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医家原书中出现的俗字、异体字等一律改为简化正体字，个别不能对应简化字的繁体字酌予保留。《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中的一册。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介绍王旭高的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后世影响等。第一部分，生平概述包括王旭高生存的时代背景和从医经历等；第二部分对其主要著作的学术价值作了简要的概述；第三部分对王旭高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学术特色作了详尽的介绍；第四部分为临证经验，从内科、外科阐释了王旭高的临证经验，并另列医案赏析分科列举王旭高经典医案；第五部分从历代评价和学派传承介绍王旭高对后世的影响。

本书适合中医临床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阅读，对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编写说明

王旭高，名泰林，清代著名医家。王旭高对肝病的研究最为系统，代表著作为《西溪书屋夜话录》，其他著述有《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方证治汇编歌括》《医方歌括》《薛氏湿热论歌诀》《医学刍言》等。王旭高的学术思想，突出体现在对肝病的辨证论治方面，提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的论断，并立治肝三十法，王旭高是历代论治肝病最为系统而全面的医家。此外，王旭高还十分重视肝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治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现代以来有关王旭高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自1994年到2015年，共有期刊论文132篇，会议论文3篇，学位论文8篇。论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注重王旭高论治肝病的学术思想，从不同角度对王旭高的治肝三十法加以研究，但对王旭高肝病思想的形成过程研究较少。第二类，是王旭高治肝三十法的现代临床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者很多，但多数是基于各自的临床体会，总结临床应用的经验。还有一类，注重对王旭高《西溪书屋夜话录》条文的解读，多褒其所得，少贬其所误。此类论文对于评价王旭高著作的学术价值有所裨益，但难以全面展现王旭高的学术思想。

有鉴于此，笔者常思当继承先贤之志，为后世有志于岐黄之学者，开辟一条研读中医典籍之便捷门径，整理、提炼、总结王旭高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术闪光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书对王旭高现存著作中的学术内容进行深入的整理与研究，突出王旭高治疗肝病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的整理研究，并选择内科、疡科、妇科、儿科等相关病证的诊疗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

本次整理研究所依据的王旭高著作版本：学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王旭高医学遗书六种》，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王旭高临证医书合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旭高医案》。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朱美香老师，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朱月玲、陈迪、沈芬、沈利玲、屠倩倩等同学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在此衷心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及支持本项研究的各位同仁！浙江中医药大学 吴小明2015年6月生平概述

王旭高，名泰林，旭高乃其字；号九龙山人，晚号退思居士。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卒于清同治元年（1862）。江苏无锡人，清代著名医家。王旭高始为疡医，继精内科，对肝病研究最为系统。代表著作为《西溪书屋夜话录》，惜仅存治肝三十法。其他著述有《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方证治汇编》《医方歌括》《薛氏湿热论歌诀》《医学刍言》及门人搜集编辑的王旭高医案》。王旭高的学术思想，突出体现在对肝病的辨证论治方面。他在《内经》《难经》理论及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提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的论断。王旭高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立治肝三十法，是历代论治肝病最为系统而全面的医家。此外，王旭高还十分重视肝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一、时代背景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在与自然灾害、猛兽、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开始了医疗保健活动。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兴盛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也有各种衰败的时期，从而形成了一个个朝代的替换，历史的洪流带走了那些辉煌和衰落，也见证了一个个中医名家的成长与一部部医学著作的问世。

王旭高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清代鸦片战争前后。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衰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学派，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和“愚民政策”，并沿用科举考试制度。这一方面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如在整理、考订、辑复中医古代医籍文献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医学理论研究和医学著作编撰，同样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出现了门类繁多的古医籍注释本、医学全书、医学类书、医学丛书、方书以及入门书籍。临证各科也在此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并且产生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包括诸多名家的医案医话等，取得了许多新的学术成就。如在外科学方面，就有王旭高的舅父高秉钧所撰《疡科心得集》，高秉钧是外科心得派的代表人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它导致了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这时的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在医学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随之而来的西方医学与护理学借助数量可观的传教士、医生和护士，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传入我国。1840年前，仅限于澳门和广州两地，1844年扩展到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沿海城市，后逐渐深入内地，并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这之后的近百年时间，对我国传统医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和冲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名医生，王旭高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有机会很好地继承了中医的优秀文化。不幸的是，他处于由盛至衰的历史时期。王旭高尽力而为地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此乱世之际，医生虽不能解除人们心灵的痛苦，却能治愈广大人民身体的创伤，让他们能够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不断地追寻生的希望，不断地寻找新的出路。

清代时，专病专科论治进一步深入，其中在肝病方面，擅长论治肝病的医家很多，如傅山，把妇科病与肝的论治联系在一起，他根据“子母相生，乙癸同源”之意，在补养肝血方中，多加益肾之品；肝主疏泄，又于方中加入清芬流动之品以舒发肝气。如沈金鳌，他在《杂病源流犀烛》中提出“其性条达而不可郁，其气偏于急而激暴易怒，故其为病也多逆，逆则头痛耳聋、颊肿目嗅，两胁下痛引少腹善怒善痪，四肢满闷，虚则目无见，耳不聪，善恐，如人将捕之……种种诸症，其由肝之不足者，固可勿论，即属有余，亦由肝之阴不足，故有郁胜所生病也夫肝气之逆，因肝志之郁，然虽郁，不可用攻伐”。如叶桂，立“阳化内风”说，将肝阳亢盛与中风病证联系在一起，其治法主要有滋补肝肾法、养心息风法、清金平木法、培木息风法。王旭高的治肝三十法，即深受叶天士的影响。差不多与王旭高同一生活时代的费伯雄（1800—1879），也重视肝病的治疗，认为五脏惟肝最刚，而又于时为春，于行为木，具发生长养之机，一有怫郁，则其性怒张，不可复制，且为火旺则克金，木旺则克土，波及他脏，理固宜然”。（《医方论·和解之剂·逍遥散》）二、生平纪略

王旭高生于清嘉庆戊午年（1798）二月，自幼聪颖早慧，家中藏书甚多，王旭高过目成诵，弱冠时对经史子集已能贯通，亲戚乡里都认为必成大器（戚党均以大器目之）。及长，赴江阴南菁书院应乡试考，因试卷溅墨而未得第。乃慨然弃儒习医，从其舅父高秉钧学习。时高氏已年过花甲，由于王旭高孜孜好学，心无旁骛，穷究医典，故尽得其传，以疡科见长。清道光七年（1827），舅父高秉钧殁，王旭高逐渐开始转向内科，其间对温病关注尤多，当时名闻于江浙一带。1843年，即清道光二十三年，王旭高表兄高鼎汾开始著述《医学课儿策》（又名《医学问对》），王旭高“诊余过从，共相商榷”，并为作注。王旭高于年近不惑时，为了传道解惑，曾广设绛帐，门下士习业者，每年以十数计。他教学认真负责，亲自编写教材《医学刍言》《外科证治秘要》二书，以作内、外两科入门之阶梯。为指导学生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疫论》《瘟疫明辨》《湿热论》《十药神书》《外科正宗》以及运气学说，还将这些书的主要精神编为歌诀，以便诵习，要求学生精思而熟读之。清咸丰十年（1860）时，太平天国举兵与清军激战于江南，王旭高已六十三岁，因避战乱，移居于乡间寺头镇，行医济世。继又迁至常熟韩山头王家桥（今属张家港市），寓居门人顾灿卿家。王旭高寓居顾家约半年，至岁末即返故里。第二年，即同治元年（1862）八月，病故于家乡环溪草堂，享年六十五岁。

王旭高临床审证用药甚为精当，其医案很值得学习，其学术代表著作为《西溪书屋夜话录》，书成后惜多散佚，仅存治肝三十法。王旭高著述甚丰，后世将其《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方证治汇编》《医方歌括》《薛氏湿热论歌诀》《增订医方歌诀》，连同《西溪书屋夜话录》，合刊为《王旭高遗书六种》，还著有《医学刍言》。其后，王旭高的门人方耕霞（仁渊）搜集编辑其师脉案，于1879年刊行《王旭高医案》4卷。三、从医经历

王旭高之始祖为宋王皋，为无锡望族，为迁锡第一始祖，王旭高为其二十五世裔孙，生于清嘉庆戊午年二月（1798），卒于同治壬戌年八月（1862），享年六十五岁。父名启贤，业儒未售，母为疡科名家高秉钧之妹，育子五人，旭昌、旭明、旭景、旭升，旭高其季也，故小字五官（无锡俗礼，尊人不呼名而称官）。王旭高世居西门外梁溪之坝桥下，故其居名环溪草堂、环溪西屋，书斋名西溪书屋。（一）号称“白马医生”，仁心仁术

清嘉庆、道光年间，王旭高在江南一带行医，被当时百姓称为“白马医生”。这是因为王旭高经常受病家邀请，为了减轻病人家属的经济负担，和尽快能到达病家，消除病人疾苦，他特意养了一匹白马，以供出诊奔驰之用。在当时，请名医出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王旭高这样的名医，病家要是请他出诊，按当时时行的做法，不用“八抬大轿”，也得用“青布小轿”来抬。官宦富贵人家自家有轿的不必说，普通人家也必须要到“轿行”雇一顶轿子，来请名医。王旭高认为，病家有人生病，已经够痛苦的了，请医买药，花费又多，有钱人家不用愁，贫苦人家是雪上加霜。“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故“先生家不备轿，饲白马一头，有园丁一人，既为司阍，兼以饲马，先生于城内出诊多步行，远者急者或租个轿子，如出诊至乡村，则驰马以赴，既可迅速，而又省费，其勤俭之风，尤为难得者”。

据文献记载：“先生诊病，有来请者，必先至贫家，而后及于富家，人不解其意。先生曰：贫者藜藿之体，类多实病与重病，急而相求，宜早为治，否则贻误病机。富者养尊处优，类属轻症与虚症，调理者居多，略迟无妨，故不得不有缓急先后也。”同时，王旭高对贫穷者来诊，往往不计诊金，或完璧还之，甚至如无力售药者，于药方上角，书“记帐月结”四字，加盖私章，病者持方到本城药店取药，可不付药资。如果是远道而来的病者，察其病之浅深，预为之计，自初疾至疾愈，复诊改方，不收分文。

王旭高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医，仁术也。其心仁，其术智。爱人好生为之仁，聪明权变为之智；仁者余而智不足，尚不失为诚厚之士；若智有余而仁不足，则流为期世虚妄之徒。”（《西溪书屋夜话录·医话》）又言“凡治一病，先须细心诊视，其病虽轻，亦不可轻许无事，恐其人因病轻而自忽，致生他变起也。其病虽重，亦不宜决裂回绝，恐病家闻而生怖，愈致慌张也”。王旭高临证时，既考虑到病，又考虑到人，体现了医生对病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二）因试卷溅墨落第，弃儒习医

王旭高秉资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弱冠时对经史子集已能贯通，戚党均以大器目之。弱冠赴江阴南菁书院乡试，因试卷溅墨而未得第，乃慨然弃儒习医，这是一条与中国许多由儒习医的名家类似的道路。王旭高初从其舅父高秉钧学医。高秉钧是清代江南的疡科名医，他对门下弟子要求极严，对外甥的教育更加严格。舅父要求王旭高白天诵读医书，中午练字，晚上学习古文词。治病时，则让王旭高随侍左右，教他如何运用医书原理，对证用药，辨证施治。王旭高由此心无旁骛，穷究医典，上自轩岐，下迄清代诸家，无不精心贯串，于古书则研求古训，于后人书则必分别疑似，取精去粕。诚如他所说：“医虽小道而义精，工贱而任重。余自习医以来，兢兢业业，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历经卅余年，成就此微事业，多从困苦勤慎中得之。”（《西溪书屋夜话录·医话》）（三）上自轩岐迄诸家，刻苦钻研

王旭高研习医理十分刻苦，加之他生性聪明，在舅父的严格教育下，年轻时就有了扎实的医术基础。先从《内经》《难经》两本经典医学著作入手，继而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不仅得经典之奥旨，还旁及疡科诸书、古今名医方案，勤学苦练，必求其所以然之故。诚如其所言，“读书须识正旨，眼光着纸，勿为纸上陈言所瞒，庶几有益”。王旭高自清道光初年悬壶问世，先以疡科行。道光七年（1827）舅父高秉钧殁后，渐浸及内科，求诊者日益增多，名闻江浙间。他对病人堪称极端负责，凡遇疑难之症，必沉思渺虑，然后书方与之。药后或效或否，或有无力再诊者，必追访令其再诊，贫者则免其诊金，力求治愈而后已。咸丰十年（1860），王旭高已六十三岁，为避兵灾，始移诊于乡间市头镇，继又迁至常熟韩山头王家桥（今属张家港市），寓居门人顾灿卿家。王旭高住顾家约半年，至岁末即返故里，越年病故于环溪草堂，享年六十五岁。（四）穷搜博采诸秘法，好用古方

王旭高于清道光初年，先以疡科悬壶问世。自其舅父高秉钧殁后，转向内科，尤其是在肝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对温病也多有关注。王旭高治病，好用古方。每病必先揣定一主方，然后随证加减变化。他曾经说：“古方贵在活用，触类旁通，医之能事毕矣。”他学习不仅仅靠书本，举凡同道学验、民间秘法，也都穷搜博采。如：曾将同道黄乐亭用资生丸加味治疗湿热牙漏方；无锡东门杨氏用瓜蒂末搐鼻治水肿、黄疸之秘法；友人陆觐扬论仲景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治心下悸宜用桂枝，脐下悸宜用肉桂；陈正阳认为《医方集解》如圣散中之白矾，不如易以月石等，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五）乱世奔波救疾厄，怀仁济世

王旭高的生活时期，清王朝各种“乱世”的表现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纷至沓来，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蒙受莫大的屈辱，社会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同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愈加激烈，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据载，正是咸丰时，因为太平军兴，王旭高不得不移居于北乡寺头镇。虽遭逢乱世，但王旭高依然设诊，而应者云集，远近闻之。（六）治病救人立身正，用药果敢

王旭高为病人治病，只要他认为自己诊断正确、用药恰当，就敢于坚持，承担风险，因此求诊者日益增多。他对病人堪称极端负责，凡遇疑难之症，必沉思渺虑，然后书方与之。他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记载了一个医案：患者某，三十二岁，多痰多湿，九月间因劳碌荤酒数日，遂著伏暑证。初起寒轻热重，后但热不寒，舌苔干黄，大便不通，热甚烦躁，脘腹硬痛，王旭高以寒药治疗，当晚即便泄三次，明日复诊，病情就好转了许多。这时王旭高也以为病人可以痊愈了。岂料傍晚时，患者心中难过，外不发热，手足不温，甚至三更时，昏厥数次。等天亮，立即请王旭高来治，王旭高认为这是“热病未已，寒病复起”，用附子、草果、干姜、半夏、茯苓、陈皮等热药，或可挽救。病人家属担心说：“先生昨日用寒，今日用热，有是理乎？”王旭高说：“医之心，仁心也。所以敢冒不韪，而随机应变，有是证，必有是药，昨热用寒，今寒用热，又何疑乎？”说完这番话，王旭高就告别回家了。第二天病家又来请治，并说昨日服了王旭高开的热药后，已经见效了。后来连用附子等药四帖，寒证终退，能食粥数盏。（七）育人写书重传承，造福后世

王旭高对于学生亦是严格教诲，昼则带领学生随诊抄方，夜则聚学生于书斋西溪书屋中，秉烛讲授，进行医德教育，强调医者要有“仁心”；指导学习方法，言“读书要识正旨”，且“勿为陈言所瞒”；分析讲解自己的临床心得治验以及教训，以示规矩而戒蹈覆辙，推心置腹，循循善诱，娓娓不倦，每至于深更半夜。

王旭高指导门人学习内科杂病，除另编《医学刍言》一书外，尚有《退思集》上题词二首，是其学医的格言。现将其录之如下，第一首：“退有余闲颇致思，轩岐家秘在于斯；知方然后堪求治，得诀回来好作医；明理必须遵古训，见机也要合时宜；莫嫌言浅无深意，下学工夫上达基。”第二首：“技巧多由规矩生，巧中规矩是精英；旁通曲畅从心悟，类聚群分本物情；术可传人原切近，文能寿世要归诚；学无少长争先达，笃志躬行事竟成。”从以上二首题词中，可以看出王旭高指示的学医方法，要在切问而近思。所谓“知方”“得诀”“明理”“见机”“规矩”“心悟”“旁通曲畅”“类聚群分”“归诚”“笃志躬行”等语，无一字不从实践而得。如能细玩这二首诗意，就可以知道王旭高毕生之精神了。

王旭高一生行医，曾将临床经验写成多种医案、医论、歌诀。他在中医人才培养教育方面，用力特勤，贡献极大，堪称医界之师表。著作简介

王旭高的医学著述，据《柳选四家医案》序言与其家谱所载，计有六种：《西溪书屋夜话录》、《医方歌诀串解》、《环溪草堂医案》（家谱作《退思斋医案》）、《医学入门》、《选方约注》、《伤寒一百一十三方歌诀》。已刊刻行世的著作如下：一、《王旭高医案》《王旭高医案》，共计4卷。最早于1898年，由常熟方仁渊据刘氏（王旭高侄婿）所赠藏本，在无锡以活字板选印。方氏序云：“原稿共十卷，此刻约十得五六。”1936年，又由裘吉生辑入《珍本医书集成》之医案类，由世界书局印行。新中国成立后，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重印。本书共分为4 卷26门，医案后由方仁渊加按语，每门后又加小结。26门中包括外感、内伤、杂病及妇、幼、外各科病证，以内科为主。其中很多医案都有连续复诊，从中可以看出病情的转变与治疗效果。二、《环溪草堂医案》《环溪草堂医案》，共计3卷。1900年，江阴柳宝诒据其抄录所得之七种王氏医案，再参考方氏刊本，选其精粹，定名《环溪草堂医案》，刻入柳选四家医案》中。此本后有石印，最为通行。新中国成立后，此书亦已重印。本书医案分内伤杂病、伏气、外伤、妇人、小儿等共4卷35门，所载医案证情详细，理法方法俱备，往往能从古法中化裁而生新意。于疑难案例又附有柳宝诒按语以阐明其意，对于研究王旭高临证用药特点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肝气、肝风、肝火”最能反映王旭高对肝病的辨证论治思路。三、《王旭高遗书六种》《王旭高遗书六种》，包括：①《退思集类方歌注》；②《医方证治汇编歌诀》；③《增订医方歌诀》（虞山曹仁伯增订）；④《医方歌括》；⑤《薛氏湿热论歌诀》；⑥《西溪书屋夜话录》（仅存肝病证治一篇）。周小农学医时，曾抄到以上所列③～⑥，计四种；至1916年，又于华松岩君处，得到上列①～②种残本。据华君所云：“东房桥（无锡北乡斗山附近）有王氏门徒，佚其姓名，因年老时卒发狂病，将所抄医书全部沉之河中，某只捞得此一束。”故已散佚不全。经周氏校对，并请吴县陆晋笙先生整理订正，于1922年同前抄之四种并交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此六种除《薛氏湿热论歌诀》完整外，其他五种，都有残缺。此六书为王旭高晚年亲自审定的定本，内容精湛，而多独到之处，文笔也深入浅出。四、《医门要诀》《医门要诀》，周小农在1938年得此书于陈士钧处，经订正加按后交千顷堂印行，列为“国医丛刊之九”，以单行本发售。1960年9月，北京中医学院诊断教研组，根据江阴许履和之传本整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名《医学刍言》。查此书和《医门要诀》为同书异名，不过编次稍异。《医门要诀》有周、陈二君之按语为不同耳。本书内容包括辨证概述、六淫治法、七情治法、劳倦、饮食、色欲伤，以及内科杂病、妇科病的辨证论治。其中对各证都有寒热、虚实等方面的论述，并十分注重气机升降在机体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医书，超过王旭高家谱所载书目，书名亦不一致。初步分析：王旭高医案较多，并有先后传抄之别。家谱所载《医方歌诀串解》《选方约注》，似即现印本之《医方证治汇编歌诀》；而《伤寒一百一十三方歌诀》，相当于现印本《退思集类方歌注》（注：某些附方不是伤寒方）；《医学入门》或为《医门要诀》之别名，如此归属，大致相近。

其他尚有：①《温疫论歌诀》。王旭高曰：“《温疫论歌括》见于童梓村先生杂抄书中，未知何人所编。虽便习诵，而挂漏殊多，不无遗珠之憾！余将其原文一一对撰，重加校正。去其繁复，抉其精要，条论方法，悉编韵语，仍以旧诀者仅十之二，增改其句者十之五，补其缺者十之三，较诸旧诀，更为完备。”②《温疫明辨歌诀》。③《十药神书歌诀》，以葛可久所著《十药神书》编成歌诀。④《运气证治歌诀》，又名《退思集首集》，是王旭高论述运气学说之专辑。这四种书籍，现已编入《王旭高临证医书合编》（此书含：《西溪书屋夜话录》《薛氏湿热论歌诀》《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方证治汇编歌诀》《医方歌括》《增订医方歌诀》《环溪草堂医案》《医学要诀》《外科证治秘要》《吴又可温疫论歌括》《温疫明辨歌诀》《葛可久十药神书歌诀》《运气证治歌诀》，凡十三种，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有其名而未见其书者，有：①《古方余论》，据《退思集类方歌注》小青龙汤下注语；②《王旭高医方集录》，褚玄仁医师处有残本；③《杂说》，见《王旭高遗书六种》“退思集类方歌注·栀子汤类歌诀”中“清泄阳明是其要”句下注释。

王旭高的医学著述，除以上说明者外，恐还有遗漏。如上述《运气证治歌诀》，见到的抄本，名《退思集首集》，既有首集，或尚有二集、三集，惜已无查考。又如，高上池著《医学课儿策》（即《医学问对》），书中有王旭高批注多处，这也是遗作之一。由此可见，王旭高著述甚丰，但年久散佚不齐，亟待搜集整理，以免湮没不彰。学术思想一、学术渊源（一）《内经》对王旭高学术思想的影响

王旭高的学术思想，突出体现在对肝病的辨证论治。他的治肝思想，有着深刻的《内经》渊源。《内经》中对于肝的生理、病理特点以及治法的相关论述很多，至今仍对中医临床治疗肝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肝传脾”理论源于《内经》，并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如：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更明确指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其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王旭高在论肝时秉承张仲景上述思想，在其《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指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均有“侮脾乘胃”之虞。王旭高通过对《内经》理论的继承，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提出的肝气、肝风、肝火”理论，体现出他的治肝思想中继承并发扬了《内经》肝传脾”的理论。如其治一人肝气有余、肝血不足时说：“凡藏邪，惟虚者受之，而实者不受，惟实者能传，而虚则不传。仲景云：肝病实脾，治肝邪之盛也。《内经》云：肝病缓中。治肝体之虚也。”因此，方用当归、白芍、枸杞、沙苑养肝血，以青皮、陈皮、香附、金铃子疏肝气，以白术、茯苓、砂仁健脾，可见其用药深合经旨。另治一人呕吐泄泻，王旭高分析说：“泄为脾病，呕为胃病，脾胃属土居中，而司升降。脾宜升，不升则泄；胃宜降，不降则呕。土衰木横，木横而土益衰。”结合此患者年事已高，王旭高“颇虑土败木贼”。在治法上，认为“古人治肝，当先实脾，况兹土弱，尤当先补其中，稍佐平肝可也”。其方用理中汤以温中祛寒，补益脾胃，加茯苓健脾，橘饼疏脾理气，也是继承了张仲景的治疗原则。《内经》中论及胃为五脏之本的理论。王旭高虽以善治肝病闻名于世，但在《王旭高医案》中可以看出，其并非只是擅长治疗肝病，在脾胃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常能根据前人关于治脾胃病的理论和经验，博采众长，取得较理想的疗效。王旭高遵循《内经》“人以胃气为本”之旨，亦赞同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思想。他认为在生理上“胃为气血之乡，土为万物之母”，而在病理上则“胃气一虚，则百病丛生”。王旭高认为，胃气的盛衰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他在脾胃疾病的论治方面，亦有其独特的见解；从其治法方药之中，可看出其遣方用药的精妙恰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在脏为肝，在志为怒。”怒是人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一种情志反应。但若突然过怒，或经常发怒，就会伤肝，即“怒伤肝”。《素问·举痛论》中说：“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王旭高在《内经》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怒可导致肝气逆乱发为肝病，如在治疗张某案时（《珍本医书集成·王旭高临证医案》），其人“章门结块硬痛，寒热脉数，小便短少”，诊其“症属肝痈”，并嘱“防其内溃，咳吐脓血而剧”；分析其病因病机，乃“怒则肝气逆，而血菀于上”所致。王旭高还认为，怒可引动肝风、肝火。如治一人“不时头昏脚软”，病因病机为“营血内亏，不能涵木，加以恼怒，肝风暗动”，须“防其跌仆”，此乃怒动肝风。（二）张仲景治肝思想对王旭高的影响

王旭高在认真学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治肝思想的基础上，把自己遣方用药治疗肝病的方法，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进行归纳，创立了“治肝三十法”，从肝气、肝风、肝火以及肝虚肝寒等方面，提出了各种肝病所适合采纳的治疗方法，并且列出了每种方法的常用药物。

1.受张仲景五脏疾病相关的治肝思想影响

王旭高治肝三十法的治疗思想，深受张仲景治肝思想的影响。王旭高提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并指出“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夹寒夹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西溪书屋夜话录·治肝三十法》）。他认为五脏相关，肝脏之疾病可以影响其他四脏；相对而言，其他四脏有病时亦会影响肝脏，阐述了从调整五脏之间生克制化关系来治肝的方法。而调理肝脏以治四脏疾病，实质就是张仲景的主要治法之一。无论是外感六淫，或者七情失调等因素，皆可导致肝脏气机的失调。肝脏疏泄功能紊乱，气机升降功能失调，就会影响到其他脏腑功能的正常，从而产生各种疾病。针对病因病机的不同，分清主次，张仲景常采用调畅气机，疏肝解郁的方法来调治肝脏，以达到治疗其他各脏腑疾病的目的。对这一点，王旭高深有体会。

2.治肝多采用张仲景方化裁用药

王旭高在其书中，将肝病概括为肝气、肝风、肝火三大类，其治疗多采用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使用的方剂，然后进行加减用药。王旭高在书中写到“肝风一证，虽多上冒巅顶，亦能旁走四肢。上冒者，阳亢居多。旁走者，血虚为多。然而内风多从火出，气有余便是火，余故曰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但为病不同，治法亦异耳”（《西溪书屋夜话录·肝风证治》）。从这里不难看出，王旭高之所指肝病的本虚标实，本虚是指肝肾阴虚，标实是指肝阳上亢。故王旭高对治疗肝风一证多采用平肝息风潜阳等方法，用药亦多效仿张仲景。如王旭高提出“一法曰：暖土以御寒风，如《金匮》近效白术附子汤，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西溪书屋夜话录·肝风证治》）。此为王旭高活用张仲景之方进行加减治疗肝病，并指出“此非治肝，实补中也”。对于肝火之证，王旭高指出“肝火燔灼，游行于三焦，一身上下内外皆能为病，难以枚举。如目红颧赤，痉厥狂躁，淋秘疮疡，善饥烦渴，呕吐不寐，上下血溢皆是”（《西溪书屋夜话录·肝火证治》）。可见肝火一证，在临床可以看到的证候多种多样。总的来看，此处之“肝火”可以概括为三种：一为虚火，一为实火，一为郁火。王旭高治疗肝火一证时，用“虚则补其母”的方法治疗虚火，用清泻肝胆来治疗实火，用清化肝胆来治疗郁火。另还有肝虚肝寒等证，用温补肝肾，滋养气血的方法来治疗，多运用吴茱萸、肉桂、枸杞、乌梅、白芍等药物加减（《西溪书屋夜话录·肝虚肝寒等证治》）。

3.治肝实脾思想

王旭高在治疗肝病的学术思想中，融入了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未病理论。他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一书中，曾经多次提及治肝病时治脾胃的重要性。如其中提到“是暖土以御寒风之法。此非治肝，实补中也”。又如“一法曰：培土宁风。肝风上逆，中虚纳少，宜滋阳明，泻厥阴，如人参、甘草、麦冬、白芍、甘菊、玉竹。即培土宁风，亦缓肝法也”；“一法曰：培土泻木。肝气乘脾，脘腹胀痛，六君子汤加吴茱萸、白芍、木香。即培土泻木之法也”；“一法曰：泻肝和胃。肝气乘胃，即肝木乘土，脘痛呕酸，二陈加左金丸，或白蔻、金铃子。即泻肝和胃之法也”等等，都体现出王旭高以调理脾土之法治疗肝病，将张仲景“治未病”的思想融入到了治肝理论中。王旭高尝治一“肝气、肝风、肝火”医案：薛某“中气不足，上冲为呕，上冒为眩。盖上冲者，肝之气也。上冒者，肝之风也。头面汗出偏左，亦属肝之阳有余，而肝之阴不足。经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久久防有肢麻不遂见证。调治之法，和中为主，平肝次之，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张仲景所谓肝病治脾，当先实脾是也。党参三钱、茯苓二钱、陈皮八分（盐水炒）、青盐制半夏一钱、白芍一钱五分、石决明五钱（煅）、甘菊炭一钱、蜜生姜一片、川连三分（吴萸汁炒）、青盐橄榄二个”《环溪草堂医案·肝气肝风肝火》）。此案充分体现了张仲景治肝病当先实脾的思想。

总而言之，王旭高的治肝思想中有许多方面，包括治肝三十法、具体病案等，都体现了张仲景治肝的精神。（三）叶天士对王旭高学术思想的影响

王旭高虽然受业于其舅父高秉钧，但其学术思想却深受叶天士的影响。

1.“肝气、肝风、肝火同出异名”之说，源于叶天士学说

后世医家每当提起“肝气、肝风、肝火同源异名”之说，皆认为是由王旭高首倡。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治肝三十法》一书中提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肝气失调，气机郁结则可变为肝气，郁而化热则为肝火，火热上延巅顶，热极动风则为肝风。由于以上的种种病理变化，从而产生各种疾病的复杂表现，因而谓之“肝病最杂”。而肝气、肝风、肝火，实际上都是肝病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形式，其起源皆在于肝经，故曰此三者为“同出”。但是肝气、肝风、肝火，又是肝病在不同诱因下或者不同发展程度，所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故曰“异名”。但有研究者指出：王旭高提出的“肝气、肝风、肝火同出异名”一说，是仿叶天士的门人邵新甫的“肝风、肝气、肝火异名同源”而得来。叶天士之门人邵新甫在《临证指南·医肝火门》按语中说：“古人虽分肝风、肝气、肝火之殊，其实是同一源。若过郁者宜辛宜凉，乘势达之为妥，过升者宜柔宜降，缓其旋扰为先，自竭者全属乎虚，当培子母之脏，至于犯上侮中乘下诸累，散见各门可考。”因此，也可以说，王旭高提出的“肝气、肝风、肝火同出异名”学说，是由于受到了叶天士《临证指南》中关于的肝风、肝气、肝火异名同源”思想的影响。

2.王旭高治肝之法也有受启于叶天士

王旭高以治肝病闻名于世，他所著的《西溪书屋夜话录》，记载了他临床治疗肝病的经验总结，即“治肝三十法”。但后世有研究者认为，王旭高治疗肝病所总结的三十法中的一部分，也是深受叶天士的影响。如王旭高“治肝三十法”中的疏肝通络法、泻肝和胃法、柔肝养肝法、息风和阳法、息风潜阳法、清肝泻火法等，都受到叶天士的影响。（1）王旭高之疏肝通络法和叶天士之辛润通络法

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所论“治肝三十法”之疏肝通络治法，在运用中提到“如疏肝不应，营气痹窒，络脉瘀阻，宜兼通血络，如旋覆花、新绛、归须、桃仁、泽兰叶等”。王旭高认为，当由于肝气郁结而致病的患者用疏肝理气法不能治愈时，主要是因为患者病机之中不仅包括了肝气郁结，还存在有“营气痹窒，络脉瘀阻”的因素，故治疗时宜兼通血络，采用疏肝合用通络之法，药用旋覆花、新绛、归须、桃仁、泽兰叶。而叶天士在《临证指南》中提出著名的“久病血伤入络”说，并在张仲景旋覆花汤（旋覆花、新绛、青葱管）的基础上创立了辛润通络法。其药物常用：归尾、桃仁、新绛、旋覆花、青葱管、柏子仁、泽兰等。王旭高疏肝通络法常用药，与叶天士辛润通络法常用药，都有旋覆花、新绛、桃仁、归须等，可见两者有着较为相同的治疗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2）王旭高之泻肝和胃法和叶天士之苦辛通降法

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治肝三十法”中，论及泻肝和胃法时说：“肝气乘胃，即肝木乘土，脘痛呕酸，二陈加左金丸，或白蔻、金铃子，即泻肝和胃之法也。”而叶天士《临证指南·呕吐门》高案中记载：“咽阻，吞酸、痞胀、食入呕吐，此肝阳犯胃，用苦辛泄降，吴萸、川连、川楝子、杏仁、茯苓、半夏、厚朴。”治疗肝气犯胃，则有“泄厥阴以舒其用，和阳明以利其腑”之说，多用苦辛通降法，其泻肝常用左金丸合金铃子散为主，和胃则常用二陈汤去甘草。从两位医家的遣方用药可以看出，王旭高的泻肝和胃法与叶天士治疗肝气犯胃时所用的苦辛通降法方药基本相似。

3.疏肝慎用柴胡

柴胡，《神农本草经》谓其“味苦平，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是疏肝解郁，和解少阳的要药。历代医家常用柴胡疏肝理气。如张仲景之大、小柴胡汤，四逆散，以及明·张景岳柴胡疏肝散等。但王旭高无论在《西溪书屋夜话录》，还是在他的医案中，疏肝都没有用到柴胡。叶天士在《三时伏气外感篇》中提到：“不知柴胡劫肝阴……致变屡矣。”叶天士无论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还是在《未刻本叶氏医案》中，都很少用到柴胡。而王旭高治疗“肝气、肝风、肝火”一类疾病时，也十分重视顾护肝阴。故有研究者认为，王旭高不用柴胡疏肝，大概是受叶天士的影响所致。

4.温病理论多遵循叶天士《外感温热篇》

王旭高在温病医案中，屡次提及叶天士所创温病理论，诊治温病也多遵循《外感温热篇》所论的方法。叶天士对温病学有着重大的贡献，其著作《外感温热篇》中，阐明了温邪为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温病的诊法和治则。王旭高对叶天士的温病学说推崇备至，无怪乎清代医家方仁渊在评价王旭高医案时说：“深得叶氏心传。”（1）诊治温病重舌诊

王旭高诊治温病非常重视舌诊。其在《王旭高医案·温邪门》宋案四诊中说：“大凡温邪时症，验舌为先。”验舌是温病的重要诊断方法之一，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就多次提及舌诊以及根据舌诊的加减用药，说明叶天士十分重视温病诊治时舌诊的重要性。如《外感温热篇》第19条：“若白干薄者，肺津伤也，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又说：“初病舌就干，神不昏者，宜急养正微加透邪之药，若神已昏，此内匾矣，不可救药。”对此，王旭高在《温邪门》严案中说：“然叶氏云：初起舌即干、神略糊者，宜急养正，微加透邪之药。若昏愤而后救里，有措手不及之虞矣。”（2）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王旭高在治疗“温邪入营”之蔡案时提到：“邪从外入，由气传营；热自内出，由营达气。”这也是遵循了叶天士提出的“入营犹可透热转气而解”的理论。另外，王旭高治宋案时，在其四诊中说：“叶氏云：邪乍入营，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如犀、羚、元、翘等是也。”此与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治疗营分证所用药物相同。（3）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

王旭高在蔡案三诊中提到：“养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叶氏之名言。”王旭高还在宋案中提出：“救阴不在肾，而在生胃津；去湿不可燥，而在通小便。盖汗生于津，津充汗出而热解；小肠为心之府，小便通利心火降而神自清。”而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第9条中提到：“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可见王旭高以上两个医案的治则治法，就是对叶天士这句名言的发挥。

5.辨治血证，仿效叶天士“血证治胃”

叶天士（1667—1746）、王旭高（1798—1862）同为清代著名医家。王旭高深受叶天士学术思想的影响，在辨治血证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而“血证治胃”，是王旭高从叶天士医案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可以说，在血证的辨证治疗方面，王旭高很好地继承和发挥了叶天士关于“血证治胃”的学术思想。如有研究者统计，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卷二《吐血》一卷中共记载了医案200例，多属“血证治胃”案例，而王旭高《王旭高医案》卷二《吐血》中共记载医案30例，其治疗经验和临证所运用方药多仿效叶天士。（1）吐血病机纷繁，但总不离乎胃

首先，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受纳腐熟水谷，故胃有“太仓”“水谷之海”之称。故“胃为多气多血之乡，土为万物之母”，“阳明胃络，气血皆多”，这也是叶天士“血证治胃”的理论依据。

其次，血证的病因多端，病机复杂，也就是说五脏病变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能导致血证，但根据五脏之间五行生克制化关系，血证的病机总不离乎胃。而在五脏生克制化关系中，以肝胃关系最为密切。叶天士不仅认为吐血病机与胃损有关，其他血证的病机也与胃相关。如《内经》中提出肾为胃关”，认为“肾虚嗽血”是因“年分已久，肾病延传脾胃”，“损于上中”所致；而咳血一证虽主系肺之病变，亦与胃相关。指出了血证治胃的辨治方向。（2）胃有不和，当先治胃

历代众多的医家在治疗疑难重症时，常着手于阳明脾胃，重视治胃。有人在分析叶天士治血诸案后，将叶天士治血之法的特色之一，概括为胃有不和，当先治胃”。据医案揣摩叶天士之意，一是因胃中失和每为出血之先兆，如胃脘不适，嘈杂恶心，故当先安抚和胃，以求胃安得和，有梅占先春、未病先防之义；二是吐血患者，多胃有宿疾（如溃疡、炎症），若在出血之前，积极治疗宿疾，调和胃气，可截断病势，有既病防变之要义。而王旭高治疗血证时，同样十分强调着手于治胃，使胃和以绝出血。如王旭高在《王旭高医案·吐血》之侯案中说：“古人谓见痰休止痰，见血休治血，血久不止，宜胃药收功。”同时王旭高善于观察胃与五脏的生理病理关系，临证治法亦独辟新径。如他在华案中说：“咳嗽内伤经络，吐血甚多。脉不数，身不热，口不渴，切勿见血投凉。法当益胃，拟理中加味。”（3）上下皆病，治在中焦

失血一证，容易导致虚损，叶天士每遇复杂证候，如多窍出血，上下溢血，则主张“上下交病，治在中焦”，这是叶天士治胃的又一学术特点。如叶天士治疗钱某案，“前年吐血盈碗，随之吐逆，伴胃中饥虚，下损精血，上下交病于中”，治疗上“急以甘药益胃，中流砥柱”，否则“病至中不可缓也”（《临证指南医案·吐血》）。王旭高继承叶天士这一特色，认为血证无论是出现上部出血或是下部出血，均损伤人体气血之根本，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胃又多气多血，故血证必会影响及胃，从而损伤气血生化之本。对于吐血、鼻血、牙血、发斑、便血，七窍并出之证，王旭高独取治胃。如薛案，当多窍同时出血，病情较为复杂，辨证治疗时需从根本着手，顾护气血之本，即需要治疗中焦脾胃以保证气血生化有源，故王旭高在薛案复诊中写道：“血上下溢，责之中虚。”（《王旭高医案·吐血》）（4）血久不止，当以胃药收功

叶天士在“久病总以胃气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将“血久不止，宜以胃药收功”的原则，贯彻于血证治疗之中。他在治疗血证日久时，所用“胃药”，按不同虚损，区别选用。如胃气虚则多选用四君子、异功散之类，胃阳虚择用建中汤、理中汤之类，胃血亏虚常选用养营汤、四物汤之类，胃阴亏虚则多用益胃、复脉之剂。有研究者将王旭高从胃论治失血日久病人的选用胃药组方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因“血药皆属呆滞”，服药日久，苦寒沉降易伤胃，故用药须时时顾护胃口，“扶得胃口受纳，可商调理”；若胃口不好，宜醒宜开；而胃口好，则更要守方，准确投剂。否则“乱药杂投，胃口先伤”。二因病久失血，伤胃，不思饮食，须用药养胃。三是以谷食养胃。王旭高常在用药同时，辅以饮食调养或纯用谷食养胃。甚至在病人索食无味之时，嘱咐给予病人平素嗜好可口之物，认为“食物自适者，胃喜为补”。这一特点与叶天士“胃药收功”可谓一脉相承。二、学术特色（一）创肝病三纲论治

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一书中，将肝病分为肝气、肝火、肝风三大类，以此作为三纲来进行肝病辨治，用来治疗三纲为主的病证。而在三纲之中，又各依证遣方用药。

1.肝气

王旭高肝病三纲论治，以肝气为诸病之首，是因为人身自胁以下及阴器，皆属肝脉。肝以气为用，主疏泄，以条达为顺，肝又为多气易郁之脏，见证繁杂，难以枚举。（1）病因病机

主要与七情及六淫之邪有关。肝气肆横，不独本经自病，且能累及他脏，出现侮土乘胃、冲心、犯肺等。

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气以条达通畅为顺，若由情志、饮食等多种原因引起抑郁，则气机壅滞不利，肝气郁结而为病。《灵枢·本神》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素问·举痛论》云：“思则气结。”故肝病初起，首见气郁之证。始为气郁本脏，当升不升，当降不降，而见胸胁胀满。肝气郁结”之后，其病机有“热化”与“寒化”两种机转。“热化”者，多兼有“热证”；从“寒化”者，多兼有“寒证”。从“热化”而出现热证者，容易发展为“肝火”证；从“寒化”而出现寒证者，则容易发展为肝寒”证。由于气为血帅，气行血行，气郁则血瘀，肝病则可由气及血，致络脉瘀阻。肝疏通调畅全身气机，本脏气机失调则会致全身气机失衡而累及他脏病变。如：木能克土：脾胃与肝同处中焦，肝气首先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造成肝脾不和，肝气犯胃；金克木：肝升肺降，故肝气不利则肺气难平，形成肝气犯肺；肝气横逆于心，使心主血脉功能障碍，而致肝气冲心。（2）辨证特点

肝以气为用，主疏泄，性喜条达。失调，肝气横逆，疏泄无权，气机不畅，升降失常，可见犯胃之嗳气不食，胃脘疼痛，吞酸嘈杂，或攻痛连胁；乘脾则肠鸣，飧泄，腹痛；阻胁络则胁肋胀痛或刺痛。

肝气自郁主症：胸满，两胁胀痛，经常抑郁不乐，有时少腹部作痛，女子更有月经不调。舌苔如常，脉象小弦。

肝木乘上主症：脘腹胀痛，胃呆食少，神疲，肢乏无力，呕逆吞酸，嗳气频作。木来克土，脾失运化，乃生痰湿，舌苔腻，脉濡滑。

肝气上犯心肺主症：犯肺则气逆作咳，胸膈胀痛；冲心则气厥剧痛。肝气化火伤阴劫津，则舌红少津，脉弦细数。

2.肝风“肝为风木之脏”，“风善行而数变”，故肝多“风”病。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说：“肝风一证。虽多上冒巅顶，亦能旁走四肢。上冒者，阳亢居多。旁走者，血虚为多。然内风多从火出。气有余便是火，余故曰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但为病不同，治法亦异耳。”（1）病因病机

肝风的主要病因，其标多从火化而来，其本多由阴血亏损。大抵肝风上冒巅顶者，阳亢居多；旁走四肢者，血虚为甚。临床上，王旭高将肝风分为两类，一为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阳上亢，上冒巅顶；一为精血不足，不能濡养筋骨，络脉失养，风邪乘虚而旁走四肢，但以上冒者居多。临床上二者亦难截然分开，因“乙癸同源”“精血互生”。即“肝风”的病机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亢”；一种是“旁走”。肝火生风“上亢”者，多发生眩晕、中风、仆倒、昏迷等证。肝风“旁走”者，多发生偏瘫、肢体麻木、经络牵掣、颤震等证。“上亢”者，阳亢居多，“旁走”者，血虚为多。（2）辨证特点

阳气动变，气有余便是火；火极动风，故“内风多从火出”。肝为风木之脏，主升主动，主筋，故凡有振掉、强急、抽搐、眩晕欲仆等，均为肝风内动之象。肝风有虚、实之分，“上冒者，阳亢居多；旁走者，血虚为多”，即阳热亢盛，可亢极生风，为实；阴血亏虚也可出现生风之变，为虚。（《西溪书屋夜话录·肝风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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